此外，我在留学美国时期感受到当时西方有种新的史学趋势。后来，我在台大教“英文史学名著选读”课程时，便经常加以讨论。接下来我要举例性地谈谈种种趋势。
首先是政治思想史。因为我的本行是思想史，所以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的著作很快地进入我的视野。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政治思想史界似乎隐然分成两派：一派是对文献思想内部精读，做最深入诠释与精细的发挥，以芝加哥大学的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及其学生为代表，他们奉行的研究方式，如研究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的《君主论》（The Prince），会就文献中的每个字眼、内容、思想做最精细的推敲发挥；另一派以斯金纳（Quentin Skinner）、邓恩（John Dunn）等人为代表，认为思想史要放在历史的脉络里面，两派中以此派站上风。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著作在西方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其两大册《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影响很大。斯金纳在二十八岁时曾写过一篇文章痛批施特劳斯等思想文献内部学派，影响亦大。
两派各有优缺点，他们都做过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研究。施特劳斯写成六百页的书，包括章节安排、任何细微思想均有发挥；可是斯金纳讲马基雅维利，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联经“西方思想家译丛”有翻译，其中有许多殊胜之处，让我们觉得这些思想不是在空中飘浮，而是放进社会政治脉络中的，马基雅维利的话不单只是思想的话，而是有所指的，如马基雅维利提到君王须知道在适当时候不道德。照施特劳斯的解释，可能纯从思想去讲思想体系概念意义，但斯金纳则会说这句话是有所指的，针对当时意大利的政治环境，配合其思想而提出的。两种诠释方法相当不同，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斯金纳的新政治思想史对政治思想诠释虽然掀起这么大的波澜，但思想的丰富性消失了，他要把每一概念放到社会政治脉络上看，使《君主论》本身思想的丰富性消失了。因为能放在政治社会脉络的部分并不很多，我们反而要看施特劳斯对《君主论》的阐释才能了解思想家思想的丰富、多彩多姿与变化万端。所以斯金纳的新政治思想史虽然席卷了政治思想界，但也失去一些东西，如果这些思想家不是因为他思想的丰富与深刻，为什么还要研究他呢？
新政治思想史学派还因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一套丛书“在脉络中的思想”（“Ideas in Context”）而扩大了影响。斯金纳曾说，如果要研究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地位，你不能只看他讲什么，你还要把当时时代的语言约定（language convention）找出来，因为他们都受后期的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的影响。后期维特根斯坦有一重要概念——语言本身并没有它超越的、不变的意义，语言是在日常使用中产生它的意义，语言产生的是语言约定，一个时代共认的、约定俗成的概念。斯金纳受这影响，认为要找出思想家在其时代的地位，必须看在语言约定下的《君主论》某些思想到底在哪里。要研究一个时代的思想，他们会先把二流三流的书或手册找出来看，找出语言约定后，再把思想家放在里面，看出有多少部分是与那时代的约定相同的，有多少是他迈越同时代其他人而展现独特性的部分，如此才能评估时代的思想状况和思想的特殊性。
小历史（micro history）在当时的西方史学界也相当有影响力（我的同事林富士〔1960-2021〕即著有《小历史》一书），小历史的几位代表性学者多是出自意大利，如金茨堡（Carlo Ginzburg）的《乳酪与蛆》（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他们基本上是对美国过去十年受社会科学影响的历史、或年鉴学派动辄处理几百年的反扑。他们认为历史研究不能再像以前，有如从十二楼高看下来的世界，看不到什么，美国社会科学要找出规律量化曲线，需要用到多少电脑，累积多少材料，再得出其结论。他们认为人类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和精彩性无法从高处俯瞰到，而应该在适当时间把史学规模缩小，所能看到的意义和丰富性有时是其他从宏观角度讲整体的几百年历史所看不到的。
但小历史也面临“零碎化”的批评，因为要处理某世纪某个小乡村的某个人的世界观，与整体的历史图像似乎没有什么关联，要运用很多过去所不用的材料。但下阶层的小规模的材料如村庄史料很少，例如前进的史学家也希望在中国历史材料找到非常具意义的小历史材料。几部小历史有名的书所根据的材料除非偶然得到，不然就是教会审判的材料。因为西方在中世纪以来对异端的审判，所问的问题非常细微，从外表生活到内心世界，因此留下了许多很好的历史材料。像拉杜里（Le Roy Ladurie, 1929-2023）在《蒙大犹：1296-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Montaillou: The Promised Land of Error）一书中所使用的史料，1930年教廷已将它们公布，但不大有人敢用。用过去的观点来看这些史料，看到的是一群人被迫害的历史，就审判材料来讲，这些材料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人在审判时，说的并不一定代表其真实想法。1960、1970年代以后，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材料，就像田野调查报告，很多小历史的史家都用这类材料来重建小规模或下阶层的某个人的思想、世界观或生活世界等，基本上有零碎化历史之缺失，但也帮助了我们在一个时代大规模过度通论化（generalize）叙述下，去了解细部历史如何运作。
几十年来西方史学界非常流行的重要趋势，是对过去无名的、没有纪录的下层民众的历史做一些研究，这是过去史学家比较不注意的层次，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劳工运动对下层历史影响很大。沃尔夫（Eric R. Wolf, 1923-1999）写有一部很著名的英文书《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犹记得我刚到普林斯顿前不久，娜塔莉·戴维斯教授（Natalie Davis, 1928-2023）的《马丁·盖尔归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被拍成电影，引起极大的注意，这也是一部下层民众史的代表作。
日常生活史研究也是重要的一支，后期有些一流的年鉴学派史家转向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像杜比、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 1914–1984）编了一大套西方《私人生活史》（Historia de la vida privada），即是一例。同时也有一些过去默默无闻的书籍被重新挖掘出来，最好的例子是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所写的《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此书在几十年前已出版，但在当时学术风气之下，感觉太平凡、没变化而且没有意义，所以不受重视；可是这书随着大家对日常生活史的重视和兴趣而复活，里面讨论西方文明礼仪（如现在那套正襟危坐的表现、餐桌礼仪等）如何形成等。其实中国历史文人的日常生活史我们也了解很少，彰显一个我们过去不重视的面，士大夫或者士大夫社群的史料是无数的，可是过去史学眼光和角度很少去注意，这方面的书寥寥可数，即便有《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然而其中生活史的部分很少。其实这方面材料很多，要等史学的眼光改变了，才会从这些史料中看到意义。
接着是阅读的历史，过去史学界较少人研究阅读和书籍印刷的历史。以前这是图书馆系的范围，但二十世纪最后二、三十年，西方的印刷史（history of printing）成为十分热闹的一支，并已大幅影响到中国史的研究，有些未受到相当重视的书都与印刷史有关，或至少在背景部分大量运用古代的印刷和书本流通，说明文化与学术的关系。普林斯顿大学的丹顿教授（Robert Darnton）一生均从此题目入手。他发现一个十七世纪的出版社档案，有五万多封通信，钻研久了之后，看出一些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对整个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诠释都有帮助。法国史家夏提埃（Roger Chartier）《法国大革命的文化根源》（Cultural Origins of French Revolution）一书研究书籍历史，包括印刷材料、传单、阅读的历史。从这个角度回头看中国古代经典的阅读诠释发展史，是很有意思的，看诠释如何形成，如何改变人们对经书的诠释，形成支配力量。如乾嘉考证形成过程可看其阅读变化、立下的标准与限制。过去的人不会以这种方式来研究。
妇女史方面，在1960年代妇女运动的盛行影响下，妇女史先是流行女性主义（feminism），接着是妇女史研究，后来又流行性别（gender）历史的研究，一波接着一波而来。人们在妇女史研究之后认为“history”应改为“herstory”，因为过去妇女没有历史，认为如果从妇女史的角度来看历史，文艺复兴、宗教革命都不会有，而以妇女为中心的历史分期也完全不同。
还有身体的历史（history of body），譬如研究为什么“灵”和“肉”相比，“肉”一文不值，而“灵”就那么重要？为什么精神永远比物质好？这种历史是如何形成的？又如研究发疯这个问题，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以前和以后解释有何不同？弗洛伊德之前解释为撒旦附身或生理某方面的疾病，弗洛伊德以后认为这是精神问题。这些部分在过去很少人注意，但在近几十年来成为相当重要的一股潮流。与身体史有关的生命医疗史也是一个重要的史学潮流，现在台湾史学界，尤其是中研院，早已形成了一支很强大的医疗史研究队伍。
接着要谈“叙述的复返”。在1970年代有人开始反省，二十世纪追求的新史学竟然如此玄妙，写出来的书没人读，里面没有故事。从希罗多德以来大家均认为史学家的基本任务为讲故事，但是不管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或新经济史学派等等都没有吸引人的故事在其中。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史东在1979年11月的《过去与现代》上发表〈叙事的复兴〉（“The Revival of Narrative”），震动西方史学界。文章其实并没有太多创见，但它说中大家心中的一件事——专业的历史著作已经没人读了。他批评三派史学：一是年鉴学派的“整体史”，布罗代尔建构那么大的七宝楼台——菲利普二世与地中海世界，但是除了最后几十页外，几乎没有“人”在里面，他的“整体史”与人没有产生直接联系；二是批评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史，也很少“人”在内；三为批评美国新经济史学派，1993年诺贝尔奖得主的新经济史派学者（福格尔〔Robert Fogel, 1926-2013〕与诺斯〔Douglass North, 1920-2015〕）被他严厉批判。因为他们花几十年请了许多助理做许多计量工作，但他们的书没有人看得下去。曾任法国国家档案馆馆长的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拉杜里在1970年代出版了《史学家的领域》（The Territory of the Historian），书中提到，至迟到1980年代，如果没法设计电脑程式，就不能成为史学家。史东即针对这点批评说，做了这么多问卷统计，但最后所得的答案常常没有意义。史东写这篇文章与他个人的研究经验有关，他从牛津大学到普林斯顿，受当时流行的计量史学影响，请了大量助理，统计大量电脑资料，大费周章地研究英国中产阶级开放性或者封闭性的问题。结果大病一场，只写成一本小书。当他在医院养病时看一些十六世纪的小说、日记、书信集消遣，后来写了《英国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家庭、性与婚姻》（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反而成为很重要的书。他之所以写〈叙事的复兴〉一文，基本上也是他个人的反省。
最后，新文化史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最后二、三十年来最当令的史学派别，对新文化史有兴趣者可以看亨特（Lynn Hunt）所写的《历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一书，解释为何会有新文化史。新文化史基本上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种种现象都是文化建构（cultural construction），许多我们研究的经典在当时都不是经典。莎士比亚的戏剧在开始时不是经典，它们有一个被经典化的过程，一个文化选择建构的过程。包括男女性别也是文化建构，西方对女人的要求期望与东方不同，对性别态度也受到文化的建构。所有的界域（boundary）随时代社会变迁而变化，包括性别、身体、疯狂或正常、有罪或无罪看法，都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任何约定俗成或以前为不变的东西，在他们看来都是流动的和建构的，由此而开启的史学问题很多。新文化史处理的许多体裁，其实年鉴学派已经处理过，但方式不同，前者重视文化和社会的建构性力量，甚至如疼痛、某些紧张感觉也都是文化建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都是经济决定的，新文化史则认为一切都是文化社会建构的，既是建构的，就不是永恒不变的，也不是被社会经济所决定的。
以上种种流派，势力有消长，但大多仍占重要的地位，属于“现在进行式”。除上述之外，就我所知，近年来全球史似乎成为史学的新趋势，但是因为我没有涉猎，所以只在本文最末稍作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