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和刻本《事林广记》辛集卷八《岛夷杂志》系宋代广南市舶司所编海外地理志书《广舶官本》的孑遗之篇，其成书时间至迟应在13世纪初。《岛夷杂志》收录了与宋代广南市舶司往来的21个海外蕃国，诸条目描述了海外列国的风土佚闻，经对勘可知，《岛夷杂志》部分条目为《诸蕃志》《岛夷志略》等志书所引用。考志中所载6条广州发舶航路，移居佛啰安国的唐人与毗沙门信仰，大阇婆国与莆家龙地望，单马令国庆元二年入贡南宋等诸多轶事皆未见于他本史籍。
《事林广记》是研究宋元时期社会生活的重要百科类书，为南宋末年陈元靓编,元人增补诸家图志而成。该书宋季初名《博闻录》，入元后因犯成吉思汗名讳，多有图谶与蒙元宗王世系等违禁内容，至元三十一年（1294）至泰定二年（1325）间被反复禁刊，后坊间又以《事林广记》为名多次增删改订篇目流通于世[1]。据存世版本辑考，元明时期以及海外抄本刻本共计21种，目前公开的版本仅有椿庄书院本、西园精舍本、积诚堂本、和刻本4种[2]。其中，和刻本是指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据元泰定二年（1325）本的翻刻本（以下简称和刻本）。
与元刊《事林广记》的诸多传本相比，和刻本差异甚大，因其依据底本较早，保存宋代史料最多而备受学界关注。此版《事林广记》辛集卷八“岛夷杂志”就是有别于其他传世诸本的一个独特篇目[3]。这一保存在域外汉籍中的海外地理志书，载录的内容为宋代广舶司对外往来的史实，记述了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洋以及西亚至非洲阿拉伯诸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与见闻，保留了南宋时期广舶出海远航与留居海外华人等诸多轶闻故事。
上世纪中期日本学者最早开始关注和考察和刻本《岛夷杂志》。和田久德在释读《事林广记岛夷杂志》的基础上，1954年撰文将此篇目判定为宋代文献，并肯定其材料源出南宋广南市舶司的《广舶官本》，认为这一文本对研究宋代南海贸易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4]。1965年，中原道子分析《岛夷杂志》的特征，认为其与《诸蕃志》内容相近，系后者成书五十年后的因袭之作[5]。两位日本学者对《岛夷杂志》的研究与探讨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因为忽略了《事林广记》前身为宋代《博闻录》的史实，和田久德误认为《岛夷杂志》成书于13世纪下半叶，进而推测该志于元泰定二年（1325）才收录到《事林广记》中；中原道子在肯定和田观点的同时，又认为《岛夷杂志》系抄录《诸蕃志》而成，将前者的时代定的更晚，也未探究两者区别之处的原因。
本世纪初，随着日本学界对《事林广记》与宋代海外贸易的研究，部分涉及《岛夷杂志》的探讨，也与前人观点不谋而合。森田宪司再次肯定《岛夷杂志》系宋代文献[6]。宫纪子关于对马宗家文库本《事林广记》的研究中，也推测这一版《事林广记》的“方国篇”来自广舶司官本[7]。鉴于前人研究的结论，森田宪司与宫纪子在整理元明诸本《事林广记》时，对《岛夷杂志》仅一笔带过，未再详探。土肥祐子也遵循和田久德、中原道子之说,其研究依托《诸蕃志》与泉州市舶司史料[8]，忽略了源出宋代《广舶官本》的《岛夷杂志》。
与此同时，由于宋本《广舶官本》的亡佚，以及对海外此领域研究成果的关注不足，国内学界至今对《岛夷杂志》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此篇目亦未正本溯源，如《元代史料丛刊初编》依旧将此志书列入元代地理方志[9]。
因此，重新探讨《岛夷杂志》的成书年代，梳理其版本流传状况，考辨《岛夷杂志》与《诸蕃志》《岛夷志略》的关系，既可以为后两者纠讹补新，亦可为学界提供一部详实而可信的关于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交往史文献。
一、《岛夷杂志》成书时间与版本流传
前述日本学人对和刻本《事林广记岛夷杂志》的年代判断，主要借助《事林广记》刊行于元代的事实，认为《岛夷杂志》被收录的时间即泰定二年（1325）该版《事林广记》重刊之时，又缘该志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 赵汝适所撰《诸蕃志》多有类似，进而认为《岛夷杂志》系抄录自《诸蕃志》。现今看来，上述研究尚不足以判定《岛夷杂志》成书于十三世纪下半叶，遑论陈元靓辑采赵汝适著作之说。
和刻本《事林广记·岛夷杂志》与其他元刊本《事林广记·方国杂志》显著的内容差异已为和田久德所考察，但就版本沿革而言，依旧值得重新发覆。森田宪司曾据和刻本《事林广记》所保留的部分宋刊本特征，将其部分篇目追溯至南宋，认为和刻本系存世诸本的祖本[10]；宫纪子继而发现他书引用的《博闻录》佚文与现存各种版本不符，却与和刻本相合，且和刻本《事林广记》篇目结构与他本迥异，却与《博闻录》结构相同，判断《事林广记》前身就是元初被禁刊的《博闻录》，而和刻本又系最为接近《博闻录》原书之刊本[11]。
宋末陈元靓所编类书《博闻录》在元代至元二十三年（1286）前，曾以《新编分门纂图博闻录》为名刊行，分甲至癸十集[12]。此后因被禁刊而改头换面传世的《事林广记》诸本中，唯有和刻本依旧分甲至癸十集，《岛夷杂志》收录于和刻本《重编事林广记》辛集卷八，且该集尾目也作“重编分门纂图事林广记”。该卷未纂补元代条目内容，且卷中对宋代年号冠以“国朝”，则和刻本《事林广记》辛集卷八可能整卷就是翻刻自元初被禁刊的《博闻录》。职是之故，《岛夷杂志》正是《博闻录》载存的宋代《广舶官本》原始篇目。
《博闻录》的成书时代，编者陈元靓的另一著作《岁时广记》篇首朱熹长孙朱鉴的序文曾言及，节录如下：
仰以稽诸天时，俯以验之人事，题其篇端曰《岁时广记》，求予文而序之。予惟陈君尝编《博闻》三录，盛行于世。况此书赅而不冗，雅而不俚，自当与并传于无穷云。[13]
据王珂考察，时朱鉴迁居建安，与建阳陈氏修通家之好，故陈元靓请其作序[14]。依朱鉴序文可知，在《岁时广记》成书之前，陈元靓已先有著作《博闻录》“盛行于世”。《岁时广记》成书在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则《博闻录》成书又当在此之前[15]，其时间约在十三世纪初。
《岛夷杂志》篇首文曰“此符广舶官本”，此题注显然掲橥《杂志》并非源出《诸蕃志》。宋元之际，陈元靓故乡建阳以刻书而盛名于世，《博闻录》至《事林广记》的再版刊印者在增删海外蕃国篇目时似不应忽视赵汝适的《诸蕃志》。此题注其实再次暗示，《岛夷杂志》被《博闻录》收录时，《诸蕃志》可能尚未成书。否则难以理解被朱鉴称誉“搜猎经传，以至野史异书” [16]的陈元靓，不取本路泉州市舶司之《诸蕃志》，反而舍近求远辑采广南市舶司的《广舶官本》。可见，源出《广舶官本》的《岛夷杂志》应系陈元靓在宋嘉定年间之前初编《博闻录》时就被收录。也正因此，元代《博闻录》改名为《事林广记》再次刊行时，重刊者依旧保留出自官本而非私家的《岛夷杂志》篇目及题注以彰其信[17]。
关于《岛夷杂志》与《广舶官本》的关系，又如和刻本《事林广记》辛集卷六题注“系许氏本草新纂”的《药忌总论》[18]，对这些已亡佚，且无从辑考的古籍，因未知其原貌，仅能据和刻本《事林广记》所保留部分原始篇目对其管窥一二。但毋容置疑的是，《岛夷杂志》与存世诸志书显著的内容差异，足以证明其祖本《广舶官本》确曾刊行于世，其成书年代又应早于陈元靓的《博闻录》。
就《岛夷杂志》条目内容而言，和刻本中收录“岛夷”21国，分别为占城、宾童龙、登流眉、真腊国、三佛齐国、单马令、佛啰安、晏沱蛮、大阇婆国、大食弼琶啰国、大食勿拔国、大食勿斯离国、麻啰奴、昆仑层期国、西天南尼华罗国、天竺国、默伽国、勿斯里国、斯伽里野国、默伽腊国、茶弼沙国。其他诸本《方国类·方国杂志》中除上述“岛夷”21国外，又添列都播国、奇肱国、顿逊国、骨利国、大食国、干陀国、堕波登国、诃陵国、孝亿国、悬渡国、乌苌国、缴濮国、拨力国、于阗国、女人国、诃条国、道明国、义渠国、贯胸国、长臂国、丁灵国、聂耳国、无月国、一臂国、三身国、二首国、无腹国、柔利国、交胫国、小人国等30方国[19]，两相合计共51国。改换篇目的《方国杂志》新增30国中，“都播”等前18国杂录自《太平广记·蛮夷》篇[20]，“贯胸”等后12国也与和刻本《事林广记》辛集卷九《山海云异》篇[21]同源。
元初禁刊《博闻录》后，缘于该类书丰富的百科知识与不可替代的实效性，民间书坊为规避查禁敕令，一些书商将《博闻录》违禁篇目标题更改、条目串编与增补后以《事林广记》之名重新付梓刊行，故而现今所见元中期以后的诸本《事林广记》出现了与和刻本差异较大的篇目。如日本五山僧留学元朝时，曾自行拆分一部《事林广记》并携带回国，此即近年新见对马宗家文库本《事林广记》，据陈广恩研究，该版约刊行于元成宗大德八年至十一年间（1304-1307）[22]。宫纪子认为，从至元刊本《博闻录》到对马宗家文库本《事林广记》的编纂过程中，许多原始篇目标题被更改，其中就包括《方国类》[23]。现经考察可知，将《岛夷杂志》与《山海云异》两篇杂糅混编，并添加《太平广记·蛮夷》篇内容，增易为《方国杂志》的变化就是从此版开始。自此以后元代诸版本如睿山文库本、至顺建安椿庄书院本、西园精舍本、后至元积诚堂本等皆沿袭这一变化。
由此可见，对于《岛夷杂志》的版本流变，应是先有《广舶官本》成书，后有南宋宁宗嘉定前期刊行于世的《博闻录》；陈元靓辑录《广舶官本》为《岛夷杂志》，并收入《博闻录》的时间至迟也应在南宋嘉定初期（约1210年左右）。元代《博闻录》改名为《事林广记》继续刊行，自对马宗家文库本起始，元刊诸本《事林广记》改易《岛夷杂志》为《方国杂志》，惟有泰定本《事林广记》辛集卷八所依底本依旧为《博闻录》，从而载存了《岛夷杂志》原貌，这一特征又被翻刻自泰定本的和刻本《事林广记》保留下来。正因如此，存世诸本《事林广记》才会出现这两种内容条目部分类似，结构篇题又畛域分明的地理篇目。
二、《岛夷杂志》与宋元诸本地志校正
南宋赵汝适《诸蕃志》与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是研究宋元时期中外交往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理学著作，相较于众所周知的前两部著作，《广舶官本》却长期湮没无闻。《岛夷杂志》作为《广舶官本》的遗存之篇，虽此前已被日本学者发现并判定为涉及宋代南海史料的重要文献，但至今业内对其重视犹显不足。现据其载文，对勘他本，核前人之作，依旧不乏新意。
（一）《岛夷杂志》与《诸蕃志》条目勘正
上世纪中叶，和田久德与中原道子曾就《岛夷杂志》与《诸蕃志》的“晏陀蛮”“麻啰奴”等条目作校对释读，就其内容相同的特征判断《岛夷杂志》为因袭《诸蕃志》之作，且成书在宋亡前后，即公元1276年左右。现今重新将两者对勘，不惟再探两志孰先孰后，而且就《诸蕃志》而言亦有部分条目内容可经《岛夷杂志》再行校正。
《诸蕃志》系南宋宗室赵汝适初任泉州市舶司提举时，“阅诸蕃图”“询诸贾胡”后，在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所成之书。其“注辇国”条，关于海路航程、地理方位描述为：“南至罗兰二千五百里，北至顿田三千里，自古不通商，水行至泉州约四十一万一千四百余里。”[24]原文最早出自《续资治通鉴长编》[25]，黄纯艳认为此节系赵汝适从南宋国史中抄录，唯独将原文“广州”改为“泉州”[26]。
经核校，可发现赵氏撰作中引载自官方记录的情景也存在于《诸蕃志》的其他条目。如“占城国”条：
若民入山为虎所噬，或水行被鳄鱼之厄，其家指其状诣王，王命国师作法，诵咒书符，投民死所，虎、鳄即自投赴请命，杀之。若有欺诈诬害之讼，官不能明，令竞主同过鳄鱼潭，其负理者鱼即出食之；理直者虽过十馀次，鳄自避去。……商舶到其国，即差官折黑皮为策，书白字，抄物数，监盘上岸，十取其二，外听交易，如有隐漏，籍没入官[27]。
《岛夷杂志》“占城国”则载文作：
……广舶到其国，即差蕃官折鱼皮[28]为策，书白字，抄物数，监盘上岸，十取其二，外听交易，如有隐漏，籍没入官。若民入山为虎所噬，或舟行被鳄鱼之厄，其家指其状诣王，命国师作法，诵咒书符，投民死所，虎、鳄即自投赴请命，杀之。若有欺诈诬害之讼，官不能明，令竞主过鳄鱼潭，其负理者鳄鱼即出食之；理直者虽过十馀次，鳄鱼自避去[29]。
上述两志对占城国描述如出一辙，显然系前后抄录，或有同源可能。考其内容差异之处，惟“商舶”与“广舶”两处最为显著。如前文所述，已知《诸蕃志》成书在《广舶官本》与《博闻录》之后，即便不察两志成书先后，“占城”条此段史源也必然来自广舶司，亦或《博闻录·岛夷杂志》篇目，盖缘于《广舶官本》之故。
关于出海商舶与市舶司的关系，南宋之初两浙、福建、广南三路市舶司沿用元丰旧法：“给（船）公凭起发，回日缴纳，仍各归发舶处抽解”[30]，即市舶有司施行发舶时给船公凭，限期回港依货抽税的条例。但当时商舶贪利，多逾期回返，又因诸市舶司之间相互争利，多有商舶回返他港变卖商货之事发生。时称：“三方唯广最盛，官吏或侵渔，则商人就易处，故三方亦迭盛衰。朝廷尝并泉州舶船令就广，商人或不便之。”[31]有鉴于此，乾道三年（1167），朝廷诏曰：“有别路市舶司所发船前来泉州，亦不得拘截，即委官押发离岸，回元来请公验去抽解。”[32]可见，当时各港发舶与回返情景已是泾渭分明，此制正如藤田丰八所称：南宋后期各市舶司已执行约束本舶船队按期往返贸易与发放执照的严格条例[33]。
在此情形下，广州市舶司纂作《广舶官本》，必然据实编修，又怎会罔顾朝廷条例，将泉州“商舶”改作“广舶”，行移花接木之举？又，据《岛夷杂志》“占城”条曰：“自广州发舶至诸蕃，惟占城为近。”可见广舶司于诸蕃中最为熟知占城，又商舶往来络绎，本舶编纂官修志书若弃易求难，抄录赵汝适在泉州编成的《诸蕃志》，岂不怪哉。故两志中“占城”条“广舶”与“商舶”的区别，只有赵汝适采《广舶官本》之“广舶”易作“商舶”辑入《诸蕃志》一种可能。且赵汝适撰《诸蕃志》“故临国”（不见于《岛夷杂志》）谓“泉舶”[34]，而“占城国”反称“商舶”，或许亦自证此条原系引用广舶之故。
推定赵汝适《诸蕃志》部分内容辑采自《广舶官本》，是因彼时在泉州亦有耆老可资访求。嘉定十七年（1224）九月赵汝适迁任泉州市舶司提举，筹编《诸蕃志》之时，其同宗名宦赵汝倣恰在此时归籍泉州。按，赵汝倣先于嘉定十四年提举广东市舶，后又于嘉定十六年八月迁广东提举常平茶盐[35]。嘉定十七年六月致仕还乡[36]。则赵汝适经由赵汝倣知晓《广舶官本》所记，也是极有可能的。
如上所述：《岛夷杂志》与《诸蕃志》载文高度相同的“三佛齐”“佛啰安”“晏陀蛮”“大食勿拔国”“勿斯离国”“麻啰奴”“昆仑层期国”“天竺国”“勿斯里国”“斯伽里野国”“茶弼沙国”等条目应当也与“占城”条情形同例，不排除是赵氏征引《广舶官本》，此不逐一赘述。
《岛夷杂志》《诸蕃志》两相对勘中，同样也有可纠讹误之处，如《诸蕃志》“三佛齐”条：
在泉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经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国。[37]
该条中“经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国”的记述，令人有不知所云之惑，杨博文即称“此处疑有脱讹，致无法理解”[38]。此疑惑可参《岛夷杂志》“三佛齐”条予以解读：
自广州发舡，取正南去，冬日乘北风半月连夜至凌牙门，五日方入三佛齐国。[39]
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三佛齐”条同载：
自龙牙门去五昼夜至其国。[40]
可见《诸蕃志》“三佛齐”条此处系描述航程，以出自《广舶官本》的《岛夷杂志》为证，可理解为“自凌牙门（发舶），五日始入其国”。
（二）《岛夷杂志》与《岛夷志略》补证
前引作旁证的《岛夷志略》系元人汪大渊经由泉州两度远航列国后，追述海外见闻，在至正十年（1350）节录刊行的航海志书。该志作为研究元代中外交往的重要著作，历来备受世人青睐，元人张翥誉称“西江汪君焕章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赉用之所宜，非其亲见不书，则信乎其可征也”[41]，《四库全书总目》亦曰：“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42]但本世纪初，廖大珂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汪大渊之《岛夷志略》系在宋代文献《岛夷志》的基础上，补充其海外游历所见所闻而作[43]。此后，杨晓春对廖文持保留意见，认为宋元时期各有一部《岛夷志》，汪氏《岛夷志》与宋本《岛夷志》沿袭之说缺乏证据[44]。
由于南宋泉州人所撰《岛夷志》已亡佚，宋之《岛夷志》与元之《岛夷志略》是否存在联系尚难遽断。但基于宋代《广舶官本》存留的《岛夷杂志》与汪大渊《岛夷志略》的比较，可知“宾童龙”“真腊”以及“异闻类聚”之“茶弼沙国”等条[45]，均存在《岛夷志略》与《岛夷杂志》高度类同的情况，这一相似情景最早为藤田丰八所关注[46]，但囿于当时对《事林广记》版本沿革研究不足，藤田将《事林广记》视为元人著作，并未深入考察两者彼此间的史源关系。现经本文前述对《岛夷杂志》《博闻录》《广舶官本》成书时代的考察，可知汪大渊《岛夷志略》应当也有沿袭自《岛夷杂志》的条目内容。
关于《岛夷杂志》与《岛夷志略》的比较，亦有个别值得关注的问题。两志时代远隔宋元，所载风土却相同，元人汪大渊途经诸国，发现当地律令悉如宋时。如两志“真腊国”条同载：“蕃杀害唐人即依蕃法偿死，如唐又杀蕃人至死，即重罚金，如无金，则卖身取金赎。”[47]由此可知，至迟南宋时期华人已留居真腊国，并被当地领主给予刑律优待。入元后，若汪大渊至顺元年（1330）及后至元三年（1337）两度出海，亲历其国并据实撰作；何以大德元年（1297）成书的《真腊风土记》对此却毫无记载？何以留居当地一年有余的周达观反不如航海途经的汪大渊所记真腊风土见闻详实？可见，汪氏自称其《岛夷志略》“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48]亦未必不可置疑。
（三）《异域志》与广舶航路再探
《四库全书总目》称：“《异域志》，不著撰人名氏。篇首胡惟庸序曰：‘《臝虫录》者，予自吴元年丁未，出镇江陵，有处士周致中者，前元之知院也，持是录献于军门。’ 则此书初名《臝虫录》，为周致中所作。”[49]该书曾盛行于明代，且域外方国大多抄录自《事林广记方国杂志》，可知其“岛夷”诸蕃祖本来源也是《岛夷杂志》。
邓端本曾自《异域志》中辑出三条有关元代广州的远洋航线：一曰广州至占城“顺风八日可到”，二曰广州至三佛齐“自广州发舶，取正南半月可到”，三曰广州至莆家龙“顺风一月可到”[50]。这一考证虽然补充了元代广舶司的海外贸易路线，但上述三条航线并非开创于元季，而是至迟在南宋就已被广舶船队所熟知。《岛夷杂志》“占城国”条载：“占城国，在海西南，自广州发舶至诸蕃，惟占城为近，顺风八日可达。”又“三佛齐国”条：“三佛齐，自广州发舡，取正南去，冬日乘北风半月连夜至凌牙门，五日方入三佛齐国。”《岭外代答》“阇婆国”条：“阇婆国，又名莆家龙，在海东南，势下，故曰下岸。广州自十一月、十二月发舶，顺风连昏旦，一月可到。”[51]由此可见，上述三条航路的初始记载皆出自宋人见闻，而非元末周致中所撰《异域志》。
不惟如此，《异域志》所载广州至三佛齐航程亦可商榷：《异域志》称自广州到三佛齐国“半月可到”[52]，而《岛夷杂志》记广舶自广州南行半月所至之处实为“凌牙门”[53]，再行五日方可至三佛齐。
周致中本元末明初人，其所著《异域志》杂录荒诞逸闻、不谙地理史实，后世多有指摘。对《异域志》及其增图而成的《异域图志》，《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为“其书中杂论诸国风俗物产土地，语甚简略，颇与金铣所刻相似，无足采录”，“摭拾诸史及诸小说而成，颇多疏舛”[54]。仅据今人研究可知，《异域志》已至少被勘误14条[55]。有鉴于此，对于宋代广州至三佛齐的航路记载，当以出自《广舶官本》的《岛夷杂志》为准，《异域志》的差异应系周氏抄录讹误所致（上文所言此处同样存在错误的《诸蕃志》可为旁证）。
除为《异域志》所载广州海外航路正本溯源、考订讹误外，辑自《广舶官本》的《岛夷杂志》另载有《岭外代答》《诸蕃志》《岛夷志略》诸本未提及的广舶海上航线3条。具体阐释如下：
真腊，“舟行北风十日可到”[56]。据《岛夷杂志》“占城”条知，“广州发舶，顺风八日可达（占城）”，真腊系占城南邻，此处记作北风十日可到，显然同为“广州发舶”。对此海路航程，《真腊风土记》亦载“（真腊）南距番禺十日程”[57]，恰与《岛夷杂志》所记契合。
单马令，“唐舡自真腊风帆十昼夜，方到其国”。如依《岛夷杂志》所记，广州发舶，舟行北风十日可到真腊，又自真腊风帆十昼夜方到单马令。则广州至单马令航程应为二十日。
大阇婆国，“名重迦卢，离莆家龙风帆八日乃至”。据上引《岭外代答》已知广州至莆家龙“顺风连昏旦，一月可到”，再按《岛夷杂志》所载，莆家龙（阇婆国）至大阇婆国风帆八日乃至，则宋代广州发舶经由莆家龙至大阇婆国应需三十八日。
三、《岛夷杂志》的史料补遗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盛极一时，宋人赵彦卫作《云麓漫钞》曰：“诸国多不见史传，惟市舶司有之。”[58]且“市舶司若遇未曾入贡过的蕃国入贡时，市舶司对于其使臣有问明其国之远近大小强弱，已经入贡于何国等，上奏朝廷之责。”[59]可见当时各港口市舶司是掌握海外知识最集中的官方机构。传世所见宋元时期的海外风土见闻，多以泉州市舶司记录为主，《诸蕃志》与《岛夷志略》皆以泉州港为中心记载中外贸易，《真腊风土记》所记航海路线又以温州港为起点，《大德南海志》残损简略，诸本志略中惟缺宋季诸舶之翘楚广舶司的作品。
正如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提及宋人曾远至印度半岛东岸建有“咸淳三年八月毕工”的中国式砖塔[60]，可知南宋时期，宋人在南亚、西亚海路上应当非常活跃。出自《广舶官本》的《岛夷杂志》正是记载南宋广舶司发舶海外与出入诸国史实的文献，可补前阙之憾。
遗世之作《岛夷杂志》虽然仅保留了《广舶官本》中的21个蕃国，但发覆其版本与文献价值，依旧可以补证宋代广南市舶司交通海外蕃国的部分佚史，其基于广舶出海入洋，辗转诸国的亲历见闻，又较“耳目所治”或“询诸贾胡”撰作而成的《岭外代答》与《诸蕃志》等志书更具真实性。经爬梳其文，检录史籍，可知其篇中多有未见史籍载乘的海外轶事。
（一）南宋庆元二年单马令入贡
单马令，见于《诸蕃志》《大德南海志》与《异域志》等，《岛夷志略》作“丹马令”，故地或在今泰国马来半岛洛坤府，系宋时三佛齐国之属国[61]。
《岛夷杂志》载：“国朝庆元二年，进金三埕、金伞一柄”。庆元二年（1196）为南宋宁宗在位。考诸史籍，是年单马令之贡皆阙如不载。《岛夷杂志》源出宋代《广舶官本》，庆元二年单马令国入贡南宋事件可补遗宋代与南洋诸国的交往史。此佚史广南市舶司纂修《广舶官本》收录，而宋代国史不载，可证单马令贡使已至广州，亦或未曾北行赴阙，其缘故尚待稽考。
（二）宋代佛啰安华侨的毗沙门天王信仰
佛啰安，《岭外代答》作“佛罗安”，《诸蕃志》与《大德南海志》中作“佛啰安”，《岛夷志略》中又作“佛来安”，宋元时为三佛齐之属国，约在今泰国所属马来半岛高头廊一带[62]。
《诸蕃志》“佛啰安国”条，记曰：
其国有飞来佛二尊，一有六臂、一有四臂。贼舟欲入其境，必为风挽回，俗谓佛之灵也。佛殿以铜为瓦，饰之以金。每年以六月望日为佛生日，动乐铙钹，迎导甚都；番商亦预焉。[63]
赵汝适所载此段风土轶事并未阐明供奉佛像的族群，却又指出“番商亦预”，似有言之未尽、望文生疑之惑。而在《岛夷杂志》“佛啰安国”条对此记述则清晰明了，文曰：
有飞来铜佛二尊，名毗沙门王佛，内一尊有六臂，一尊有四臂，每年六月十五日系佛生日，地人并唐人迎引佛六尊出殿，至三日复回，其佛甚灵。
“毗沙门王佛”，又称北方多闻天王，系北传大乘佛教文化中的护国守护之神。古代中国的毗沙天王信仰始创于中唐，肇极于两宋，式微于蒙元。毗沙天王作为融合了汉地守护神形象的信仰，11-13世纪，无论偏居东南的南宋，还是远据西北的西夏，城邑山野到处都可发现毗沙门天王供奉踪迹[64]。上述《岛夷杂志》“佛啰安国”条关于毗沙门王信仰的记载，阐释清楚了《诸蕃志》中言语不明之处，不仅证实南宋时佛啰安国已有中国人留居，形成华人社区，而且移居该国的宋人还参与建庙迎佛，为当地带去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毗沙门信仰。这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南宋时期流寓南洋的华人移民数量之众与故土信仰之盛。
（三）阇婆国与大阇婆国
大阇婆国，约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东部泗水一带，号“戎牙路”，又作“重迦卢”或“重迦罗”[65]。阇婆国自南朝刘宋入贡中国以来，《宋书》《南史》《旧唐书》与《新唐书》皆有记载，一般认为旧阇婆国（又名莆家龙）在今爪哇岛中部北加浪岸[66]，但《岛夷杂志》中却仅在“大阇婆国”条提及“莆家龙”，并无“阇婆国”专条记录。关于从阇婆到大阇婆的变化，经对比还可发现：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皆有“阇婆国”条（又名莆家龙），而无“大阇婆国”条；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有“重迦罗”条，而无“阇婆国”条[67]。由此推断南宋后期《广舶官本》按华夷商舶描述所记载的“大阇婆国”已并非此前旧史所载的“阇婆国”，其地理位置也同时有所变迁。
可兹佐证的还有《诸蕃志》中出现关于阇婆国自相矛盾的一处记载，其“阇婆国”之后，又记“苏吉丹”国，曰：
苏吉丹，即阇婆之支国……民间贸易，用杂白银凿为币……其它贸易悉用是，名曰阇婆金；可见此国即阇婆也[68]。
关于《岭外代答》与《诸蕃志》对海外诸国记载的可信度问题，杨武泉曾评论“由于种种原因，《代答》所记，不免有误，也不如《诸蕃志》《岛夷志略》等书所记外国之多与内容之详”[69]，又冯承钧曰：“盖汝适所记，非亲历目击之词，或采摭旧文，或寻访贾胡，与三百年前波斯驿长霍达白撰《郡国道里志》之情形相同，既凭耳食，益以臆测，自难免附会混淆。”[70]可见上述两志的诸国见闻也难以做到完全信而有征。
从上述情况来看，赵汝适可能并不了解阇婆国具体情况，故而在《诸蕃志》中既杂糅了前朝旧史所载“古阇婆国”，又在“苏吉丹”条新辑入询诸贾胡所获的“大阇婆国”部分轶事，故而载文自相抵牾。对此情况的释证亦可参“苏吉丹”条其他描述：
地之所产，大率于阇婆无异……其地连百花园、麻东、打板……打板国东连大阇婆，号戎牙路（或作重迦卢）……产青盐、绵羊、鹦鹉之属。[71]
对勘《岛夷杂志》中所载“大阇婆国”情况则正如此言：
人物举措一如莆家龙。产青盐，系海潮入田曝成颗粒，及产绵羊、鹦鹉及真珠、宝物之类”。
盖因《岛夷杂志》所辑录的《广舶官本》系直接采自亲临大阇婆国的广舶与华夷商贾见闻，故而其说更为详实。可见，至迟南宋时期，爪哇岛的贸易与政治中心已由古阇婆国（莆家龙）转移至大阇婆国（重迦卢），因而《岛夷杂志》只收录“大阇婆国”条，而无“阇婆国”专条。
（四）《岛夷杂志》对宋元诸本海外地理志书的补遗
以《岭外代答》《诸蕃志》及《岛夷志略》为对照，列表移录诸条目部分内容，补遗其中不载（或有差异）的海外轶事如下：
地主出即骑象或马，打红伞，从者百人，执盾赞唱曰：“中打仆”[番语也]。以叶承饮食，椰子酒与米酒。（“宾童龙”条）
按，《岭外代答》《诸蕃志》无，《岛夷志略》有。
每朝蕃主出座，名曰：登场，众蕃皆拜罢同座，交手抱两膊为礼，如中国叉手也。（“登流眉”条）
按，《岭外代答》《诸蕃志》《岛夷志略》均无。
每嫁娶则男归女舍。最可笑一事：国人生女至九岁，即请僧诵经作梵法，以手指挑损童身，取其红点女额，其母亦用点额，唤为利市，云如此则其女他日嫁人谐好欢洽，宜其室家。凡女满十岁即嫁。若其妻与客合，夫即喜，自姹云：我妻有姿色且巧慧，故人昵。云国人犯盗，则斩手、断脚，烧火印胸背、黥额，犯罪至死则斩，或削木椓其尻死令众，以当绞罪。蕃杀害唐人即依蕃法偿死，如唐又杀蕃人至死，即重罚金，如无金，则卖身取金赎。（“真腊”条）
按，《岭外代答》《诸蕃志》无，《岛夷志略》有。
近世有一王，见所积金器颇多，窃之则罪至死，储之则不敢开，尽载之舟至大海沉之。（“三佛齐”条）
按，《岭外代答》《诸蕃志》《岛夷志略》均无。
其国王系始因雷震石裂,有一人出,后立为王,其子孙尚存。（“闍婆国”条）
按，《岭外代答》《诸蕃志》《岛夷志略》均无。
1.有飞来铜佛二尊，名毗沙门王佛，内一尊有六臂，一尊有四臂，每年六月十五日系佛生日，地人并唐人迎引佛六尊出殿，至三日复回，其佛甚灵，如有外国贼舡欲来刼夺佛殿珠宝，至港口即风发，舡不得前。
2.地主亦系三佛齐差来其国；如国内民妻与人有奸，即罚所奸人金四五两还本人夫，即以妻嫁与之。（以上两段出“佛啰安”条）
按，《岭外代答》《岛夷志略》无。《诸蕃志》第1段载文略有出入，第2段无。
遇婚娶时，女家报约取牝牛一只有孕者，断其尾为信。从断牛尾日为许婚之期，候牛生犊时始还男亲，须要男家割人尾来女家，还元割牛尾期信。人尾盖男子阳物也，以为聘币至，则女家喜，以鼓乐迎导，徇于街者七日，男乃入女舍婚合。是一家还亲，则使男子绝命也。盖风俗相尚，欲显其婿之雄杰，如无此物，女家永不还亲。其国俗自古而然，大抵无君长，各以豪强相尚。（“大食弼琶啰国”条）
按，《岭外代答》《诸蕃志》《岛夷志略》均无。
1. 出乳香树，他国皆无，其树逐日用刀斫树皮取乳，或在树上或在地下。在树自结透者为明乳，蕃人用琉璃瓶盛之，名曰瓶香；在地者名塌香。
2. 在地者名塌香。每岁春末有一等飞禽自天而降，不知出没，白如丝鹩，大如家雀，肥甚而味极佳，每旦天明即四散飞泊，日出则绝不见影，国人张罗杀食之，惟春暮一月有之，交夏则绝。每岁常有大鱼死，飘近岸，身长十余丈、高二丈余，国人不食，但刳其膏为油，多者至二三百斤。肋骨作屋桁，脊骨作门肩，骨节可为臼。又有龙涎，全不知所出，忽见成块，飘泊岸下，地人竞争货买。（以上两段出“大食勿拔国”条）
按，《岭外代答》《岛夷志略》无。《诸蕃志》第1段无，第2段记入“中理国”条。
产麦，每粒长三寸；甜瓜，每个围五六尺；石榴，每个重五六斤；桃子，每个重二斤；香椽，每个重二十斤；菜，每根可重十余斤，叶长三四尺。米麦皆开地窖之，经三四十年不坏。穿井百余丈乃见水。又产胡羊，高三尺余，其尾如扇，每岁春时割取脂二十余斤，再缝合，仍生，不取则胀死。（“大食勿厮离国”条）
按，《岭外代答》《诸蕃志》列入“木兰皮国”。《岛夷志略》无。
父母死，则召亲戚槌鼓共食其尸肉，盖非人类也。（“麻啰奴”条）
按，《岭外代答》《诸蕃志》《岛夷志略》均无。
古系荒郊，无人烟，因大食国祖师名蒲啰吽，自幼有异状。长娶妻，在荒野生一男子，无水可洗，弃之地，母走寻水不获，及回，见其子以脚擦地，涌出一泉，甚清耳。此子立名司麻烟，砌成大井，逢旱不干，泛海遇风涛，以此水洒之，应手而止。（“默伽国”条）
按，《岭外代答》《诸蕃志》《岛夷志略》均无。
相传古有圣人徂葛尼建塔，顶上有镜，如他国有兵舡来，其镜先照见。（“勿斯里国”条）
按，《岭外代答》《岛夷志略》无。《诸蕃志》单辟“遏根陀国”条，载入此见闻（原文亦有：遏根陀国，勿斯里之属也）。
默伽腊国有国王，海出珊瑚树，国人采之，用索缚十字木，将麻缘乱绞在十字上，用石坠入水中，棹舡拖索，刮取其树。古云铁网取珊瑚，盖此类也。（“默伽腊国”条）
按，《岭外代答》《诸蕃志》《岛夷志略》均无。
茶弼沙国前后并无人到，惟古来有圣人名“徂葛尼”曾到其国，遂立文字。（“茶弼沙国”条）
按，《岭外代答》《诸蕃志》《岛夷志略》均无。
四、结语
基于宋时广舶出海见闻汇编而成的《广舶官本》，被大约成书于13世纪初的陈元靓《博闻录》所收入；和刻本《事林广记岛夷杂志》系这部宋代广南市舶司所编航海见闻与海外地志的孑遗之篇。其中载录的海外轶事相较同时期采编诸史、访求蕃客而成的《岭外代答》《诸蕃志》等更为详实可靠，部分条目也为《诸蕃志》《岛夷志略》所沿用。囿于《广舶官本》的亡佚，以及宋元鼎革后元廷的查禁，《博闻录》在经由书坊翻刻嬗变为《事林广记》的过程中未能保留原著足本条目，但《岛夷杂志》依旧为今人进一步认识宋代广舶远航异域与通商诸国的历史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成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交往史的文献确证。
注 释
[1]〔日〕宫纪子撰，乔晓飞译：《新发现的两种〈事林广记〉》，《版本目录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80页。
[2]陈广恩：《〈事林广记〉诸版本考述》，《色目（回回）人与元代多元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2019年中国元史研究会年会论文集》，2019年，第100页；《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元至顺建安椿庄书院本，见《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第12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后至元积诚堂本，见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第10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西园精舍本，见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会编：《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5辑，子部第12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和刻本，1976年首次收入日本汲古书院出版长泽规矩也所编《和刻本类书集成》第一辑，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予以影印。中华书局（1999年）和凤凰出版社（2012年）也分别出版过和刻本《事林广记》的影印本。
[3]〔日〕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类书集成》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91-393页。
[4]〔日〕和田久徳：《宋代南海史料としての岛夷杂志》，お茶の水女子大学编：《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人文科学纪要》(通号5)，1954年，第27-63页。
[5]〔日〕中原道子：《岛夷杂志の性格》，早稻田大学史学会编：《史观》 (通号71)，1965年，第22-33页。
[6]〔日〕森田宪司：《王朝交代と出版：和刻本事林広记から见たモンゴル支配下中国の出版》，《奈良史学》第20号，2002年，第58页。
[7]〔日〕宫纪子：《对马宗家旧藏の元刊本〈事林広记〉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第67卷（2008年）第1号，第46页。
[8]〔日〕土肥祐子：《宋代南海贸易史の研究》，关西大学博士论文，34416乙第473号，2014年3月，第207页。
[9] 元代史料丛刊编委会编：《元代史料丛刊初编·元代地理方志》上卷第2册，黄山书社，2012年，第421-438页。
[10]〔日〕森田宪司：《和刻本〈事林広记〉にっぃて》，《第六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93年，第501-520页。
[11]〔日〕宫纪子撰，乔晓飞译：《新发现的两种〈事林广记〉》，《版本目录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81页。
[12]〔日〕宫纪子撰，乔晓飞译：《新发现的两种〈事林广记〉》，《版本目录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80页。
[13]陈元靓：《岁时广记》，《丛书集成初编》史部第179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14]王珂：《陈元靓家世生平新证》，《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1年第3期，第58-61页。
[15]王珂：《〈博闻录〉探佚》，《四川图书馆学报》2011年第6期，第97-100页。
[16]陈元靓：《岁时广记》，《丛书集成初编》史部第179册，第1页。
[17]就海外见闻而言，读者与受众应当更信任官修志书，而非私家野史。《诸蕃志》抄录《广舶官本》的情形可能在宋末元初已被编书者以及书坊书商所知悉。两志的对勘见后文。
[18]〔日〕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类书集成》第1辑，第386页。
[19]《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第1218册，第252-255页。《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第104册，第529-539页。《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5辑子部第12册，第394-397页。
[20]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八〇至四八三，中华书局，1961年，第3950-3984页。
[21]〔日〕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类书集成》第1辑，第395-396页。
[22]陈广恩：《日本宗家文库所藏〈事林广记〉的版本问题》，《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02页。
[23]〔日〕宫纪子：《对马宗家旧藏の元刊本〈事林广记〉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第67卷（2008年）第1号，第46页。
[24]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第74-75页。
[2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己酉”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1948页。
[26]黄纯艳：《宋代海洋知识的传播与海洋意象的构建》，《学术月刊》2015年第11期，第160页。
[27]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9页。
[28] 和刻本原文作“鱼皮”。源出元成宗大德间的对马宗家文库本，以及元至顺建安椿庄书院本、西园精舍本，后至元郑氏积诚堂本《事林广记方国杂志》均为“黑皮”，疑该处异文为翻刻漫漶之误。依杨博文、苏继庼结合元人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明人马欢《瀛涯胜览》与费信《星槎胜览》考察，“黑皮”当为占城人以鹿皮羊皮染黑，蘸白灰书字之用（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13页；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58-59页）。
[29]〔日〕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类书集成》第1辑，第391页。
[30]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86册《职官四四》，中华书局，1957年，第3377页。
[31]朱彧撰：《萍洲可谈》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第18页。
[32]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86册《职官四四》，第3378页。
[33]〔日〕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の研究 南海篇》，荻原星文馆，1943年，第377-378页。
[34]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68页。
[35]黄佐撰：《广东通志》卷九《职官表中》，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謄印，1997年，第179页。
[36]怀荫布修，黄任、郭赓武纂：《泉州府志》（乾隆）卷四六《宋循绩十七》，泉山书社，1927年，第499页
[37]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34-35页。
[38]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38页。
[39]〔日〕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类书集成》第1辑，第392页。
[40]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141页。
[41]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1页。
[42]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史部地理类四》，中华书局，1965年，第632页。
[43]廖大珂：《〈岛夷志〉非汪大渊撰〈岛夷志略〉辨》，《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5-142页。
[44]杨晓春：《再论汪大渊与〈岛夷志〉》，《色目（回回）人与元代多元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2019年中国元史研究会年会论文集》，2019年，第1148-1180页。
[45]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63、69-70、379-384页。
[46]〔日〕藤田丰八：《岛夷志略校注》，罗振玉：《雪堂丛刻》第10册，1915年，第18、20、115-116页。
[47]〔日〕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类书集成》第1辑，第391-392页；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69-70页。
[48]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385页。
[49]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78《史部地理类存目七》，第678页。
[50]邓端本：《宋末元初广州对外贸易地位的变化》，《开放时代》1984年第3期，第65-68页。
[51]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99年，第88页。
[52]周致中著，陆峻岭校注：《异域志》，中华书局，2000年，第41页。
[53]凌牙门，《岛夷志略》称“龙牙门”，约今新加坡至寥内群岛附近。参见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
《诸蕃志校释》，第38页；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213-217页。
[54]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八《史部地理类存目》，第678页。
[55]康冰瑶：《〈异域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92-95页。
[56]〔日〕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类书集成》第1辑，第391页。
[57]周达观撰，夏鼐校注：《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3页。
[58]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第89页。
[59]〔日〕藤田丰八著，魏重庆译：《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7-118页；又见〔日〕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の研究 南海篇》，第384页。
[60]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285-287页。
[61] 参见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43-44页；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79-82页。
[62]参见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第87页；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47-48页；陈大震、吕桂孙撰，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元大德南海志残本》（附辑佚），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6页；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82-83页；黎道纲：《〈岭外代答〉佛罗安方位考》，《海交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34-44页。
[63]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47页。
[64]参见公维章：《唐宋间敦煌的城隍与毗沙门天王》，《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3-119页；夏广兴：《毗沙门天王信仰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流播与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6期，第135-142页；王涛：《唐宋时期城市保护神研究——以毗沙门天王和城隍神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陈育宁、汤晓芳著：《西夏艺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97页。
[65]参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第88-90页；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54-59、60-66页；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168-172页。
[66]参见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第89页；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56页。
[67] 参见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第88-89页；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54-59、60-66页；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168-172页。
[68]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60页。
[69]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第10页。
[70] 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5页。
[71]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第60页、第61页。
文 / 李晓明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文载《文献》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