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国栋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将清初海外贸易政策定性为 “开放政策”，对此我表示认同。在针对郑氏集团及其后继者的海禁解除之后，本书所论时段内中国始终对外开放口岸，允许商人往来，只是会根据情势有所调整与变通。
作者反驳那些认为清初 “开放” 海洋政策十分有限的观点，他正确地指出：除外商贸易外，还有中国商人自主开展的贸易。许多中国学者在讨论清代海外贸易政策时，往往强调 1757年后外贸限广州一口及所谓 “广州体系” 的发展。然而，仅聚焦外商贸易，并不足以理解清代前半期的海上贸易史。
1567 年明朝开放福建漳州月港、允许本国百姓出海贸易之前，仅允许外国开展朝贡贸易。月港开放后，外商仍需依例完成朝贡礼仪方可通商。作者强调 “私商贸易” 是与朝贡贸易相对的形态：朝贡贸易主要由 “藩属” 国承担，私商贸易则由本国百姓经营。但事实上，合法贸易始终存在三种形态：外国（主要是欧洲人）来华自由贸易、中国百姓出海贸易、中国周边国家开展的朝贡贸易。作者对前两种形态的判断无误，但对清代朝贡体系的理解不够清晰。清朝承袭明制，要求琉球、朝鲜、越南、暹罗等传统朝贡国，以履行朝贡义务作为与中国通商的附带条件。欧洲人通商虽不必履行朝贡礼仪，但试图与清廷进行外交对话时，朝贡礼仪便成为必要条件，马戛尔尼使团与阿美士德使团便是典型案例。
清代盛世君主将贸易作为 “控驭” 外国的工具。例如，中俄发生冲突时禁止大黄出口俄国；与缅甸交战时禁止棉花进口。在统治者眼中，“贸易” 从属于政治，与经济、财政考量相分离。
《清实录》记载，康熙曾明确阐述开放沿海地区从事渔盐、贸易、运输等海洋活动的理由，其重心落在通商上：“开海贸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 康熙帝又说，富家才有能力置办船只出海贸易，向他们征税合情合理；这些税收可用于补助闽粤两省军备，减轻其他省份的负担。显然，康熙帝推行 “开放” 政策，既出于改善国家财政的考虑，也为了体恤民生。值得一提的是，在攻取台湾后最初的开海讨论中，部分地方官员持不同意见，最终由康熙帝乾纲独断。
1708 年，御史劳之辩为应对粮食大量外流提议再次海禁，康熙帝当即以自己的理由予以驳斥。即便 1717 年禁止中国船只前往东南亚的禁令，也是康熙帝本人的决定。尽管官员会提出海洋政策建议，皇帝也会咨询各地督抚与朝中大臣，但最终往往由皇帝自主形成判断。他之所以有这份自信，是因为始终密切关注海洋事务。在其统治期间，我们可见他反复斟酌海盗、粮食与战略物资非法外流、沿海防御与水师备战、航线、海船建造以及沿海岛屿管理等问题。
他还数次派遣使臣前往日本与东南亚，调查国际情势。有一点作者未提及，值得补充：康熙四十二年九月十五日（1703 年 10 月 25 日），康熙帝对大臣说：“朕欲知晓海洋航路，曾派人搭乘商船随行，绘制所经之地地图呈览，因此朕对航路十分熟悉。” 康熙帝敢于开海，是因为他心中有底；但他也预判到欧洲的威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1716 年 12 月 9 日）宣布禁令意向（正式颁布于康熙五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1717 年 3 月 7 日）的谕旨中写道：“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译文依据赵刚所引《实录》相关条目）
赵刚还引述同一条目中紧随其后的文字，大意是 “汉人身躯，不如满蒙之坚固”，并据此提出：族群矛盾是康熙决定推行 1717 年禁令的原因之一。然而，若检视最接近康熙帝原话的史料 ——《起居注》，便会发现他实际说的是：“外国人心齐，不似中国之人。尔等汉人，凡事犹豫不决，自然不能同心。” 换言之，康熙帝是将外国人与汉人对比，而非将满蒙与汉人对比。因此，所谓康熙帝在海洋事务上深受国内族群问题影响的看法，尚需更充分的证据。
本书涵盖议题众多、时间跨度长，难免出现简化处理，进而造成一些缺陷。
关于史料，作者表示：“本书主要利用中文史料，上至官方文献，下至私家著述与地方志。理由显而易见：唯有这些材料能告诉我们中国统治者、精英与商人如何认知并应对新兴的全球经济。”（第 15 页）他承认，仅为掌握船只数量与规模时，才会使用欧洲史料。用他的话说：“西方商人留下的记录，往往将其所见当作中国海洋政策的全部，并以极具偏见的言辞加以概括。” 在我看来，这完全忽视了同时代欧洲观察记录的价值。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便密切关注中国外贸政策，即便是普通职员，在细致研究相关问题后，也能精准把握局势。该公司茶叶检验员塞缪尔·鲍尔，曾专门撰写《关于在中国增开口岸之便利的观察》，供阿美士德使团进京前参考；作者本人在 1841 年重印本中标注，此文写于 1816 年 7 月 2 日。阿美士德勋爵于 7 月初抵达广州，鲍尔此文恰在其抵达之前写成，详细记述了外国（主要是英国）商人处境，也评述了清代海洋政策。怎能说西方观察记录毫无价值？
诚然，学者受时间所限无法穷尽所有相关史料，但这不足以成为轻率断言西文史料 “对考察中国应对早期全球化作用有限” 的借口。赵刚声称耶稣会士的大量著述对海洋政策着墨不多，他仅提及宋君荣对 1717 年海禁谕旨的翻译，并在第 155 页间接转引劳拉·霍斯特勒的英译本，而非查阅宋君荣原文。而霍斯特勒的译文仅为宋君荣 1752 年信件的一部分，信中宋君荣详细阐述了他对康、雍、乾三朝对外政策的理解。令人遗憾的是，作者未能完整研读宋君荣的看法。
此外还有《耶稣会士书简集》，作者未曾查阅，便断言西方史料无助于讨论中国海洋政策，这一做法并不妥当。所谓耶稣会士对中国海洋政策记载不多的说法，也缺乏依据。至少，冯秉正就曾全文翻译陈昴主张禁止南洋贸易的奏折，并附上长篇反驳文字。顺带一提，作者似乎并未厘清陈昴在 1717 年禁令决策中的实际角色，甚至未注意到部分文献中将陈昴误写为 “陈昂”；他在第 159 页提及陈昴，仅四页后又将 “陈昂” 列为 1717 年禁南洋政策的批评者。事实上，伯希和早在 1930 年就已精准解决了不同文献中陈昴姓名的考订问题。
作者在导论中称，1684 年开海谕旨的颁布，“解除了长达三百年的中国民间海上贸易禁令”。这一 “三百年” 的说法令人费解。史实是，明朝政府于 1567 年开放月港，允许百姓前往东南亚贸易，换言之，明代最后八十年存在合法的民间贸易。此外，清朝在入主中原数年后才推行海禁，且直到 1661 年郑氏退守台湾后，海禁才得以严格执行。
作者还引用马士的记载称，英国人在 1684 年得知中国开放外贸。但他显然没有查阅这段文字之前的内容。事实上，1671—1685 年东印度公司已在台湾设立商馆，1676—1681 年又在厦门设立商馆，当时郑经（郑氏之子）参与三藩之乱，在厦门一带作战。1678 年，厦门商馆成为中国区总部，台湾商馆隶属其下。施琅（全书均误写为 “施良”）率军攻取台湾受降时，也曾会见东印度公司代表。东印度公司对中国政策的了解，并非仅通过 “喜悦号” 造访厦门，还有其他渠道。
本书其他一些论点也缺乏充分依据。例如，赵刚提到汪大渊曾抵达东非部分地区，并据此得出结论：郑和下西洋前七十年、达·伽马远航印度前一个半世纪，中国私商已活跃于东非。但事实上，汪大渊搭乘的是非中国籍的亚洲商船。即便他真的抵达东非，也未在当地见到其他中国人，当时中国人怎能在如此遥远的地区频繁活动？
赵刚试图将全球化纳入研究范畴，他认为早期全球化伴随葡萄牙人发现亚洲航线而到来，并强调中国对全球化的回应与西方截然不同（第 14 页）。在我看来，全球化是人类历史上的漫长进程，各国都以自身方式为之贡献力量。海上交通是商品、思想交流与人员流动最便捷的方式，海洋活动的扩张显然对全球化程度有显著推动作用。尽管中国航海历史悠久，但其发展高峰多少受到16世纪及以后欧洲人东来的影响。换言之，中国对全球化的贡献真实存在，但并非在孤立、完全自主的状态下实现。
关于赵刚所用史料、译文与音译，尚可做进一步评述。作者参考的二手文献清单不够全面，质量也不尽如人意。例如，詹妮弗·库什曼《来自海洋的田野：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中国与暹罗的帆船贸易》、吴振强《贸易与社会：1683—1735 年中国沿海的厦门网络》等极具价值的著作，均未被列入。讨论白银问题时，作者提及艾维四，却未关注丹尼斯·弗林的大量研究，以及万志英《财富之源：1000—1700 年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
赵刚称，最早讨论莫森使团的是松浦章 1978 年发表于《东方学》的论文（参考书目中年份误写为 1999 年）。但史景迁早在 1966 年《曹寅与康熙》一书中便已探讨过这一案例。近期安·斯科特汉默也撰文讨论过此事，尽管其 2008 年著作列入参考文献，这篇有趣的论文却似乎未被参考。
此外，赵刚对细节的关注也时常不足。仅举一例：书中所引文献提及的王志，是时任浙江总督的前任，而非现任。赵刚对中文文献的翻译通常不严格贴合原文，译文较为随意，还会自行调整句序。因此，建议读者务必核对原始文献。
最后，书中音译错误过多，略举数例：
Wang Lian 应为 Wang Zhi 王骘（第 141—142 页） Huizhou 应为 Huzhou 湖州（第 141 页） Zhu Leizhang 应为 Zhu Peizhang 朱佩章（第 148 页） 康熙帝第八子之名作 Yunyi，正确应为 Yunsi 允禩（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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