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东兰丨唐宋是何世：东洋史学中的中国史分期争论

黄东兰

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外国语学部·大学院国际文化研究科教授、东洋文库客员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近代中日关系史、东亚学术史，学术著作『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获第31届东京市政调查会藤田奖（奖励奖）、第1届樫山纯三奖。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9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翻译高桥哲哉著《靖国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018年），发表中、日、英期刊论文数十篇。

文丨黄东兰

日本学界一般认为，战后围绕中国史分期的争论是京都学派和历研派之间的争论，这一说法最早来自内藤湖南之子内藤戊申。按照内藤戊申的定义，京都学派研究者赞同内藤的“宋代以后近世说”，历研派研究者赞成前田直典的“宋代以后中世说”。为避免与西田几多郎、田边元等哲学领域之“京都学派”相混淆，本书称宫崎市定等继承内藤“宋代近世说”的研究者为“京都派”。

下表是京都派和历研派中国史分期的主要论点。

如表5所示，京都派和历研派的分歧主要在以下两点。第一，秦汉与六朝隋唐是否属于两个不同时期？京都派继承内藤的分期法，主张东汉以前为“古代”统一帝国；六朝隋唐时期贵族（亦称“豪族”）势力大于皇权势力，是“中世”分裂时期，对应于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制。与此不同，历研派继承前田直典的分期法，将秦汉和六朝隋唐时期皆归入“古代”，其理由是二者在生产关系上具有连续性，即拥有土地的豪族驱使奴隶进行大土地经营，对应欧洲历史上的“古代”奴隶制。第二，如何认识“唐宋变革”的历史意义？京都派和历研派都认为，唐代均田制解体后，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引发了唐宋之间一系列重大变革。然而，二者在如何认识“唐宋变革”的历史意义上出现了分歧。京都派认为，“唐宋变革”后佃农以自由人身份与地主订立土地耕作契约。宫崎强调，唐代实行两税法后，国家允许民间自由买卖土地，土地私有制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北宋时进入了“近世”；历研派认为，“唐宋变革”后农民虽然从奴隶变成了隶农，但依然没有人身自由。因此，唐末以前是“古代”奴隶制，北宋以后是“中世”封建制。后文所述仁井田陞和宫崎市定之间的争论，主要围绕如何认识宋代的地主-佃户关系而展开。

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学界围绕中国史分期中的“奴隶制”“封建制”等问题展开的争论，并非都在京都派和历研派之间进行。例如，1950年代初秦汉史学界围绕西嶋定生“秦汉奴隶制说”的争论，宫崎等京都派学者并没有参与。西嶋继承前田直典的“唐末古代终结说”，强调刘邦集团中家主对涓、舍人、卒等非血缘成员进行奴隶式的支配，刘邦集团的这一性质决定秦汉时期中国的社会形态是“父权家长式家内奴隶制”（史称“西嶋旧说”）。对此，增渊龙夫反对以奴隶制、封建制等欧洲史研究中使用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历史。他从《史记·游侠列传》的相关记述中发现，在战国时期氏族制解体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任侠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这种人情式的结合是民间固有的社会秩序，它既不同于生产关系，也有别于国家权力，增渊称之为“任侠式结合”。守屋美都雄和滨口重国分别依据刘邦集团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结合、春秋战国后自耕农多于奴隶和佃农之具体事实，对西嶋的“秦汉奴隶制论”提出了批评。其后，西嶋出版《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一书，放弃“秦汉奴隶制说”，认为秦汉帝国的统治特点是皇帝对农民的“个别人身支配”（史称“西嶋新说”）。

另一场争论是1960年代重田德、五井直弘等历研派研究者对京都派谷川道雄“豪族共同体论”展开的批判。谷川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人社会中，豪族发挥其人格和道德力量，以宗族、乡党等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与自耕农结成了新型的共同体——“豪族共同体”。他强调，共同体原理贯穿于家族、乡党社会、王朝和国家，是人类社会应有的理想状态。对此，重田德、五井直弘等历研派研究者批评谷川的“共同体论”忽视经济基础，弱化了阶级间的对立。

在围绕中国历史分期展开的诸多争论中，持续时间最长、在学界关注度最高的是仁井田陞和宫崎市定围绕宋代“封建制”问题展开的争论。仁井田陞于1925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师从日本法制史大家中田熏，1933年以《唐令拾遗》一书震惊学界，1934年被授予学界最高荣誉——帝国学士院恩赐奖。宫崎市定于1922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和羽田亨，1958年以《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一书获得日本学士院奖。

〔日〕宫崎市定 《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前田直典去世后，仁井田陞继承前田的“宋代中世说”，并对“封建制”概念做了重新界定。学界通常认为，秦统一后实行中央集权之郡县制，标志着西周宗法封建制的终结。因此，中国历史上不存在欧洲领主式的封建制。对此，仁井田认为没有必要按照欧洲封建社会的标准来定义“封建”，决定中国“中世”是否存在封建制，关键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封建式的生产关系。他指出：“欧洲的封建主义、日本的封建主义都只不过是封建主义的类型之一，广义地说，中国也构成了一个类型。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地主对农民的支配。”

仁井田关于宋代为“封建制”的另一个论点是，宋代地主与佃户之间为“主仆关系”，而非自由人之间的对等关系。依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周藤吉之的唐宋土地制度研究。周藤指出，北宋史料中频繁出现“随田佃客”，即佃户随土地买卖而移转，他称之为“土地紧缚”。周藤认为，这意味着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地主和佃户的关系近乎主奴关系，而非平等的契约关系。另一个论据是他本人关于唐宋时期身份制度的研究。仁井田在1942年出版的《支那身份法史》一书中指出，奴隶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中被视为“半人半物”，奴隶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主人，无偿地为主人劳动。战后，他进一步研究农奴的法律身份问题，指出10世纪末至11世纪（即唐宋之交），尤其在南宋以后，法律条文中出现了地主和农奴之间的“主仆之分”观念，这意味着中国历史从奴隶制转向了封建制。

南宋杨威 《耕织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对此，宫崎针锋相对地指出，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在唐宋之际发生了重大变化。唐代均田制解体后，庄园式经营逐渐瓦解，隶民（部曲）获得解放，成为佃农。地主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地租收益，往往选择承诺支付最高额地租的佃农，与之订立土地租赁契约。地主和佃农基于各自的利益自由订立契约，这是北宋之所以是“近世”的重要标志。这一观点的核心在于强调佃户与地主之间是平等的契约关系。宫崎指出，宋代的大土地所有者以佃户为主要劳动力，从事资本主义式的经营，佃户根据自己的意志与地主订立契约，因此，佃户是自由民而非贱民。佃户虽然在法律上地位低于地主，但二者的差异只相当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尊卑之别，对地主之外的第三者而言，佃户与地主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宫崎市定（1901-1995）

宫崎还根据宋代以后中国土地所有形态的变化，对仁井田的“宋代封建说”提出批评。他指出，由于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等原因，北宋以后，即使是大地主，也只拥有许多小块的零星土地，而非整块的大面积土地。地主将零星土地分租给多名佃户，这不仅意味着地主难以对农民进行领主式的支配，也意味着农民从封建式的人身束缚中获得了解放。

1962年，仁井田发表长文《中国社会农奴解放的阶段》，列举宫崎关于唐宋变革和宋代地主-佃户制的十三个论点，逐一进行批驳。他认为，宋代不但没有出现宫崎所谓“资本主义”式经营，甚至还停留在农奴制阶段。宋代的佃农不构成法律上的主体，因此，其法律地位不可能与地主相同。1971年，仁井田离世五年之后，宫崎发表长文《从部曲到佃户》，重申唐代的部曲是没有人身自由的贱民，到北宋以后才获得解放。对于周藤引用的南宋户部、刑部禁止佃户自由迁徙的法律条文，宫崎进行了相反的解读。他指出，这些条文与其说是为了禁止佃户移居，毋宁说意味着佃户只要办理必要的手续，便可自由迁徙。宫崎强调，宋代法律规定，对辱骂、殴打地主的佃户必须施以严刑，其前提是将佃户视为与地主相同的自由人。不应将中国的“主仆之分”与封建制度下的“主从关系”混为一谈。至此，仁井田和宫崎之间的争论告一段落。

仁井田陞（1904-1966）

综上所述，仁井田和宫崎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认识“唐宋变革”对其后地主-佃户关系的影响。仁井田认为宋代的地主-佃户关系是封建农奴制下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宫崎则认为地主-佃户关系是自由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其后，围绕宋代的地主-佃户关系、地主经营类型、农民地位等问题，草野靖、丹乔二、柳田节子、高桥芳郎、宫泽知之、渡边信一郎等研究者或进一步发掘史料，或对既有史料进行重新解读，提出了诸多新论点。直到1980年代中国史分期争论沉寂之时，两派意见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仁井田和宫崎的争论吸引了众多学者加入。1966年，他们的后辈学者、中国法制史研究者滋贺秀三发表长文，批评仁井田对“农奴”概念缺乏严格的界定，对宫崎“资本主义说”的指责也是罔顾事实的“无理攻击”。反之，他认为宫崎对“隶农”“契约”“不法行为”等概念的使用均符合法学常识，“无懈可击”。与滋贺不同，田中正俊在“资本主义”问题上支持仁井田的观点，认为宫崎所言宋代社会已出现“资本主义倾向”，是对“资本主义”概念的误用。不过，田中认为，宫崎关于宋代土地所有状态之分散性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相关论点值得关注。柳田节子认为，宫崎的“宋代近世说”强调宋代的先进性，这一观点反衬出宫崎对明清中国的认识与内藤一致，皆强调中国社会的“停滞性”。

回望仁井田陞和宫崎市定的争论，二人除了在如何理解“唐宋变革”意义问题上意见相左之外，在史观和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分歧。仁井田的中国史分期有着明显的“战后史学”色彩，其目的是批判中国社会“停滞论”，揭示中国革命通过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制，迈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仁井田认为，只有正确地设定中国史中的“中世”，明确封建制对应的具体历史时期，并进行“科学论证”，才能否定孟德斯鸠以来关于中国社会的“停滞论”观点，理解近代中国革命“反封建斗争”的意义。仁井田将中国历史视为解放奴隶、解放农奴的历史，他讴歌20世纪中国的土地改革，认为这一变革实现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彻底解放了农奴（农民）。可见，理解“当下”中国发生的变革，是战后仁井田中国史研究、中国史分期的原点。

与仁井田不同，宫崎市定与现实中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强调：“历史学不能按照某种事先预备好的情节来启发社会，只能以纯粹客观的方式为社会作贡献。”和仁井田等历研派研究者一样，宫崎也认为中国历史将遵循与欧洲历史相同的“发展”法则。不同的是，宫崎批评唯物史观仅仅以阶级关系（即生产关系）来区分古代、中世和近代，忽视制度、技术、文化等经济以外的层面。他指出，中国在北宋时就已形成高度发达的官僚制度，在工艺技术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历研派机械地将宋代中国与欧洲中世纪（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15世纪文艺复兴）相比拟，乃是以落后的欧洲为尺度衡量先进的中国，有违史学研究的常识。因此，宫崎主张采用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在“中世”和“近代”（宫崎的“近代”即“最近世”）之间加入“近世”。

内藤湖南（1866-1934）

仁井田、宫崎的争论在明清史学界引发了另一场“封建制”争论。研究明清赋役制度的小山正明和重田德都是历研派研究者，但是，二人对前田和仁井田的“宋代中世（封建）说”均持否定态度。小山认为，秦汉以来“一君万民”的皇权对农民实行“个别人身支配”，直到明代实施一条鞭法后，税粮征收的对象才从人户转为田土。他认为，这不仅意味着国家放弃了对农民的人身统治，也意味着地主阶级“奴隶制经营”的终结。一条鞭法实施后，国家通过优免制度将乡绅吸收到体制之内，依靠乡绅征收税粮。乡绅通过包揽税粮征收，与佃户之间形成政治上的支配和隶属关系，小山称之为“中国特殊的封建土地所有”形态。重田德的观点与小山基本一致，不过他认为小山所说的上述变化发生在清初实施地丁银制度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乡绅支配”。重田认为，清代的乡绅不仅把持地方税收，在司法和地方政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称之为“自下而上的封建”。

小山和重田认为中国在明清之际才出现封建制，这意味着秦统一后建立的“一君万民”体制是国家对农民进行“个别人身支配”的奴隶制。设定如此漫长的“奴隶制”，无疑动摇了“世界史基本法则”的出发点——批判战前的中国社会“停滞论”。小山和重田的观点引来了学界的批评。仁井田指出，宋代以后的抗租，明末清初的抗租、奴变，都说明佃农是农奴而非奴隶。从奴隶到佃户，是历史的进步，小山将佃户等同于奴隶，“在历史认识上存在严重问题”。森正夫批评重田和小山的研究“观念先行”，指出乡绅拥有特权这一现象并不限于明末清初，宋代、明末亦存在类似现象。森氏虽然没有直接否定“农奴制”“封建制”等概念的有效性，但认为既有的概念难以从整体上认识中国历史。他指出，研究者应该从“远早于唐宋变革时期”的中国历史中捕捉“民族的固有特性”。

历研派和京都派均将唐代均田制解体所引发的一系列变化视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唐宋变革”一词即由此而来。然而，小山和重田将明清之际视为中国“封建制”的开端，他们的批评者森正夫则主张不应拘泥于“唐宋变革”，应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探究中国历史的固有特性。这些观点削弱乃至否定了“唐宋变革”的重要性，预示了中国史分期争论的落幕。

何处是“中州”？

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历史与观念变局

江 湄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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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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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3月

本书从思想史出发，聚焦宋、金、元三代士人对“中国”与“天下”的观念重构，揭示“天下-中国”观如何在剧变中被重新激活并赋予新义——两宋士人以“华夷之辨”自守正统，而金元之际的“中州士”则以“公天下”为理想，赋予“中国”文化性与精神性的内涵。在“夷夏错位”的乱世中，“何处是中州”的追问促使“大一统”理念焕发新生，使元朝的统一不再是单一的征服，而开启了“合天下于中国”的历史新篇，奠定多民族中国的思想根基与整合逻辑。

祖宗之法

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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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口雄三著作集

作为方法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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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军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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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2月

《作为方法的中国》包括了：考察“中国近代”的视角、关于近代中国像的重新探讨、中国的“封建”与近代、天下与国家、生民与国民、作为方法的中国、津田支那学和今后的中国学、法国支那学、日本汉学和中国哲学、写在“儒教复兴”之际等内容。

近代日本的亚洲观

〔日〕子安宣邦 著 

赵京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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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8月

在《近代日本的亚洲观》中，子安宣邦集中考察了东洋、亚洲和东亚这三个概念的历史发生轨迹。特别是对其中的“东亚”概念如何在20世纪初的日本，从作为文化上的概念逐渐转化为帝国地缘政治上的话语，而由日本首先提出并流通于该地区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知识考古学式的清理和解构分析。这是本书要讨论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宗旨，表明它不仅是有关“东亚”的思想观念史，同时也是密切关注当下知识生产并与对话和辩驳的著作。

基于学理考据而积极参与话语实践，是本书最突出的特色。通过阅读本书，中国读者可以了解近年来的日本思想界、知识界，乃至日本社会对于“东亚”这一曾经具有特定历史、思想和政治内涵的概念有着怎样的理解？这个概念又有什么样的思想史传承？战后七十年的今天，这些问题已经得到彻底思考，还是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这些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也是可以通过本书得到一个脉络清晰的基本认识的问题。

东亚世界形成史论

新版

韩 昇  著 

精装，488页，98元

ISBN：978-7-108-07449-2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11月

该书对中国广大读者了解东亚世界的形成历史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勾勒了中国文化经由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后两者在接受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其自身的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等诸方面的脉络，而且阐明了古代东亚世界的基本原则和结构，廓清了坊间流传的许多似是而非的“东亚知识”。全书内容建立在专业学者严谨研究的基础上，又由作者在复旦大学通识课程上多次讲授，还两度出版，博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是值得认真阅读和努力传播的一部严肃的有质量的通识类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