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于明朝与朝鲜关系的研究，学者聚焦于“朝贡秩序”“事大字小”等宏观结构，多侧重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层面对其进行阐释，而对于使行这一具体外交实践的考察相对不足。2025年出版的《朝鲜与明朝的使行外交史》作为补充，以使行作为切入点，从运作机制、路线选择、边境互动到礼仪规范、诗文交流与贸易活动等多个方面，细致分析了明朝-朝鲜互动关系的具体运行过程。
本书特别强调，使行并非单向度的权力体现，而是双方围绕信息获取、利益协调与秩序建构展开的互动实践。通过多个具体案例分析，书中揭示了朝鲜在对明关系中的能动性，即通过礼仪、辞令与制度操作争取外交空间，从而在既有秩序中实现策略性调适。这一研究不仅拓宽了对明朝-朝鲜关系相关研究的范围，也回应了近年来学界对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中“弱势主体能动性”的关注。
在戴琳剑看来，本书在比较视野与整体结构上仍有拓展空间，但其中的扎实史料与问题意识——将使行从附属议题提升为分析重心——对于理解前现代东亚地区的外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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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조선과 명나라의 사행 외교사1 : 전환, 운영, 노정, 접경』
《朝鲜与明朝的使行外交史1：转换、运营、路线，接壤》
조영헌/구도영/김경태/김지현/남민구/노경희/박정민/이규철/이성형/장정수/정동훈/정은주(지은이)/권내현(기획)：푸른역사，2025
权乃铉 主编、曹永宪等 著，首尔：青史出版，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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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조선과 명나라의 사행 외교사2 : 의례, 인식, 교류, 주변』
《朝鲜与明朝的使行外交史2：仪式、认识、交流、周边》
조영헌/구도영/김경태/김지현/남민구/노경희/박정민/이규철/이성형/장정수/정동훈/정은주(지은이)/권내현(기획)：푸른역사，2025
权乃铉 主编、曹永宪等 著，首尔：青史出版，2025
使行是前现代时期东亚地区代表性的外交行为。在以中国为政治中心的所谓“朝贡秩序”中，朝贡国遣使赍外交文书与贡物前来朝觐并获赐品，中国遣使赴朝贡国传达册封敕令，使行往来成为朝贡行为的具体呈现方式。十四世纪末朝鲜王朝建国前后，其与明朝的关系历经曲折与磨合，双方的使行往来性质也愈发复杂。关于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前叶明朝和朝鲜之间的关系，学界已积累相当的研究成果，基本认同该时期是双方形成典型封贡关系的重要时期，但或从纵向维度梳理关系动态演变过程，或从政治联系、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层面展现具体往来景象，对使行这一外交行为本身的系统性考察尚待加强。
2025年年末出版的《朝鲜与明朝的使行外交史（조선과 명나라의 사행 외교사）》（首尔：青史出版，2025年）一书则弥补了上述短板。是书共分两册：第一册副标题为“转换、运作、路程、交界”，主要从实证角度展现朝鲜使节团的派遣细节、不同时期的使行逻辑、边境地区的实际人员往来情况等；第二册副标题为“仪礼、认识、交流、周边”，从诗文交流、相互认识、礼仪程序、贸易活动以及对周边地区的态度等不同侧面切实展现双方通过情报、商贸和文化交流来谋求各自安全、确保各自利益的过程。该书由高丽大学历史教育系权乃铉教授企划、同系曹永宪教授牵头，汇集当代韩国学界十三位中青年学者——研究方向涵盖高丽史、朝鲜史、明清史、美术史、汉文学、古典文学等等——历时四年共同打造而成，可以说代表了目前该领域最新的研究旨趣。鉴于国内同样关注这一时期的中朝关系，兹简要介绍该书，以期促进中韩学界的交流与对话。
使行的时代性转换
第一册第一章从宏观层面探讨不同时期使行的背景和逻辑。近来学界普遍意识到，朝鲜的对外关系逻辑承自前朝高丽。郑东勳教授首先指出，高丽在元明鼎革阶段能够果断转事明朝，其本质乃出于国家安危下的局势考量而非经济、文化等方面利益的追求。不过，由于双方在遣使频率、辽东居民归属、济州马匹所有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明朝并不完全信任高丽的“至诚”之心。高丽与明朝的这种关系一直延续至朝鲜时期。郑教授提醒我们，如果没有发生“威化岛回军”一事，等待高丽与明朝的就是一场战争。因此，朝鲜与明朝关系的开局并不美妙。
那为何中朝关系常被比喻成“唇亡齿寒”呢？曹永宪教授指出，促使朝鲜在明朝心目中地位发生变化的一大因素便是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中国首都历来重视“强干弱枝”防御策略，迁都导致朝鲜首都汉阳与中国首都的距离被拉近，故朝鲜在地政学和军事防御层面的战略意义从“枝”变成了“干”。曹教授认为这一点影响了明朝对朝鲜态度的转变。另就朝鲜而言，陆路使行较之此前的海路使行更加便利，这令朝鲜在外交行为运作上拥有更多操作空间，使双方关系能进一步向着稳固方向发展。“唇亡齿寒”的关系认知由此产生，并在壬辰战争爆发之时迎来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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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부산진순절도 (釜山鎭殉節圖)』
변박(卞璞)，96×145cm，1760
육군박물관（陆军博物馆）藏
明朝在壬辰战争当中派兵朝鲜的一大重要原因，乃因日本如果占据朝鲜，那么“在数百里之内，实为腹心之忧”（《海防纂要》卷二）。在国家存亡的现实问题面前，明朝与朝鲜之间的仪礼外交也遭遇挫折。金囧泰教授向我们展现了战时使行的性质变化：从礼仪至上转向实利为先。在战时敏感期，外交文书上的每个字句都有可能关乎国家生死，故文书成为双方激烈交锋之地。使行的内涵也更多地凸显出现实利益上中朝两国的矛盾与冲突。
除了壬辰战争以外，明清鼎革是另一个深刻影响朝鲜对外关系的地区事件。张正洙研究员指出既有研究当中将朝鲜的对中国关系二分为对明关系和对清关系的错误倾向，强调对清关系乃由对后金关系转换而来，而且后者亦不宜简单视作对明关系向对清关系的过渡。丁卯之役后，朝鲜与后金正式结为兄弟之国，建立国交关系。朝鲜基于“交邻以信”原则（借鉴日本）向后金派遣信使，同时以接待东江镇差官（所谓“唐差”）标准来接待后金使节，由此凸显后金与明朝的差别，可谓煞费苦心。丙子之役后，清廷要求朝鲜在使节派遣与接待、外交文书格式等方面一依明朝旧例，维持了表面上的事大礼仪；但性质上无法直接与对明关系相连，这一点从最初朝鲜对后金使节的定位当中亦能管窥一二。
使行的展开与路线
第一册第二章主要揭示使行的具体情况。具都暎研究员首先介绍了使行基本信息：使节团通常由“三使”（正使、副使、书状官）、从事官、通事、从人、护送军等构成，人员数平均在四十名上下，与清代燕行使节团动辄上百人形成鲜明对比；使行类型分为定期与非定期，前者指正朝使（冬至使）、圣节使、千秋使以及四年一次的管押使，后者指奏闻、谢恩、进献等各种名目的临时遣使；使行任务包括上呈外交文书与贡物、讨论外交积案、搜集情报、开展贸易活动等。同时指出，明廷自十五世纪中叶以降对于频繁造访的外国使臣态度暧昧，但朝鲜在双方关系维系期间从未中断遣使，且从不怠慢外交礼仪和文书规范，这一点值得关注。
这种遣使的效果尤其体现在朝鲜太宗与世宗国王在位期间。李圭哲教授以靖难之役为例，认为朝鲜通过频繁遣使积累起与明朝相关的大量情报，借此来掌握和“预测”明廷政治动向，并针对相应情况迅速派遣使节——朝鲜是最早遣使恭贺永乐帝登基的朝贡国——以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这种方式实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能博得皇帝好感，一方面也将隐藏在“事大至诚”之下窥探明廷动态的动机暴露无遗。但无论如何，由于永乐帝对于朝鲜的遣使行为持认可态度，这成为了朝鲜贯彻遣使的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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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贡图卷』（局部）
仇英，580.3×29.5cm，1872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使行的路线分为陆路和海路。既有研究对于各条路线都已有详细考证，如黄海南路、辽东陆路、登州海路等。郑恩主研究员在此基础上提出，使行路线的选择除了便利以外，更反映出朝鲜对当下国际局势的判断。不仅如此，陆路使行可能面临来自女真势力的威胁，海路使行则可能面临恶劣天气的考验，这需要国家在军事、行政、财政等方面投入大量资源予以准备。所以对朝鲜而言，使行已然超出例行外交礼仪范畴，是一项需要动员各级力量的大型事务。
接壤之地：平安道与辽东
第一册第三章重点关注陆路使行时必然经过的边境：朝鲜的平安道和中国的辽东地区。权乃铉教授关注平安道在两国使行往来中所起到的作用，指出平安道作为朝鲜北部的国门与边防重地在使行方面担负着重要职责：对于本国使节团，平安道主要负责护送军的配备和物资运输；对于明朝使节团，平安道主要负责迎送以及管理明使护送军在义州的贸易活动。同时平安道还肩负着防御女真势力的军事任务。三者叠加，使得平安道地区在财政与人役上负担加重，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精英共同调适。权教授强调，平安道的使行支援体系受到内部社会运转和外部对明、对女真关系的双重影响；尤其当来自女真的军事压力减轻后，朝鲜内部的需求开始倾向经济，这也导致平安道的使行支援体系逐渐向贸易方向强化。
如果说平安道的作用是保障使行顺利开展，那么辽东地区——确切地说是辽东都司——的作用就是在中朝两国的外交问题上扮演切实的“缓冲带”角色。李圭哲教授指出，在朝鲜与明朝对双方关系的认识未达一致时，为了提前避免误会或做好应对，两边都需要一个“中间地带”来实现双方直接见面之前的沟通。辽东都司正好提供了双方交换立场的场所。特别地，朝鲜为了第一时间获取明廷政治情报，与辽东都司往来愈发密切，这使得后者在朝鲜使行展开过程中的重要性不断升高。迨至双方“事大字小”关系逐渐稳定后，辽东都司还承担了使节派遣、军务调整等任务。
壬辰战争进一步放大了朝鲜与辽东地区的密切关联。张正洙研究员认为，战争使得朝鲜与明朝的关系发展方向从仪礼转向实务，而实际的军务运作与包括辽东都司在内的“辽东衙门”关联甚密，这令后者地位提升的同时有机会干涉朝鲜内部事务，如在朝鲜上报“虏情”时从中作梗、私下向朝鲜收取礼物等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后金占领辽东地区。此后东江镇短暂扮演过“中间地带”角色，但由于其位于朝鲜境内，弊端更甚，反而衍生出其他问题。张研究员进一步强调，使行往来中的实务交涉隐藏在“事大”“再造之恩”等意识形态表述背后，是决定使行性质的重要变量。
明使的赴朝之行
如果说第一册的考察重点是朝鲜本国及其使节，那么第二册则将部分视线转向了明廷与明使。第二册第一章首先讨论明朝使节团的相关情况。曹永宪教授借用美国汉学家易劳逸（Lloyd E.Eastman）所提出的“中介人”（brokerage）概念，将明使比喻为“帝国的中介者”。该中介性质在不同群体间有不同体现。初期的赴朝明使主要由宦官组成，大凡涉及向朝鲜索要贡女、火者等事务，且这类宦官往往出身于朝鲜，这体现出明使作为“斡旋者”的媒介作用。十五世纪中叶以降，凡涉及册封朝鲜国王、宣告新帝登基等事务，明廷则遣文官作为使节前往，此时明使体现出皇帝权威的“代言人”作用。另外，宦官群体本身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倚仗皇威，在使行朝鲜期间贪得无厌；一方面作为朝鲜人，又敢冒险向朝鲜传递情报或在皇帝面前为朝鲜美言。不过随着明朝的对朝鲜外交逐渐以文官为中心，宦官外交最终被诗赋外交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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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朝鲜而言，若仅考虑外交礼仪和文学交流，无疑文官群体是更受欢迎的。文官使节在朝鲜境内与朝鲜文人进行诗文唱和，有不少作品存世。朝鲜曾将这些作品汇集刊行，是为《皇华集》；2003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使朝鲜录》两册，收录数种朝鲜使行记录。李圣炯教授将这两种资料进行对比，认为明使赴朝频率不高，且每次滞留时间不长，故诗文作品中体现更多的是直观“印象”。李教授给出几个关键词——一是“外国”，体现在华夷认知、朝鲜“异音”等方面；二是“文教”，即对朝鲜境内箕子庙和文庙的感慨；三是“咨询”，重在发现前人未发现的朝鲜风俗或景观——并主张，诗赋外交是“人臣无外交”原则下的特殊往来形态，文化交流实乃使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互认识与理解
与明使的诗文交流影响着朝鲜国内的文坛。在第二册第二章当中，卢京姬教授强调朝鲜汉诗到十七世纪后叶能发展出自身特性，这不仅仅是朝鲜文坛内部的问题，更应该看到与明使的交流所带来的影响。首先，当朝鲜文人与明使的诗文唱和成为惯例后，培养相关人才即成朝鲜头等大事，在此过程中以律诗为主体的“馆阁体”诗歌受到追捧，并伴随集贤殿、弘文馆等机构的设置得到制度化支持。由此培养出的“馆阁文人”在朝鲜中宗国王年间一时风头无两。其次，壬辰战争后，包括朱之蕃在内的明使连续造访朝鲜，欣赏到了朝鲜一般文人的汉诗作品，成为中韩文学交流史上的一大分水岭。卢教授认为，朝鲜的“馆阁文学”能转向“道文一致”并最终发展成具有朝鲜特性的作品，与明使的交流功不可没。
反过来，前往明朝的朝鲜使臣又对彼时的中国有着何种认识？金智铉教授整理了“朝天录”式的使行记录并指出，使行记录的作者通过实际体验过往只在观念中所理解的中国进而更新认知并加以记录，这些文字既反映出作者本人的认知变化，也对读者群体产生影响。十六世纪的朝鲜使臣逐渐以士林派当道，后者乃朱子学拥趸，故在朱子学理念下对中国展开想象。但在使行过程中，他们看到明代商业的繁荣以及“祈福”风俗、丧礼、阳明学的发展等景象，切身感受到朱子学理念与现实的背离，笔下自然多了些许批判色彩。金教授认为，这一割裂感最终内化为朝鲜使臣对本国文化的自豪感以及对朱子学进一步的深究欲望。
使行礼仪与物的交流
第二册第三章聚焦使行的外交礼仪与贸易活动。郑恩主研究员按照使行路线的顺序逐一梳理了朝鲜使臣在途经辽东都司、山海关、北京时所行之礼。这些仪式或宴享的参与在郑研究员看来对双方而言都意义重大：对朝鲜来说，能够参与礼仪活动便说明自身已融入了这一秩序当中，其正统性得到肯定；对明朝来说，朝贡国遵守礼仪规范一事更加彰显明朝的权威。郑研究员强调，使行礼仪既是权力的外在表现，又是两国之间理念交换的重要实践。而朝鲜作为“模范”朝贡国的标志，便是在礼仪活动过程中能够受到比其他朝贡国更优厚的待遇。
使行过程往往伴随着贸易活动的展开。关于明代与朝鲜的贸易活动，相关研究成果已是汗牛充栋，但具都暎教授提醒我们，目前与贸易相关的若干概念存在混淆或模糊之处，亟待厘清。具教授将朝鲜的对明贸易分为使行贸易和非使行贸易两大类。使行贸易属于“合法交易”，其中包括贡赐、公贸易和私贸易。尤其是私贸易，既往学界容易误认其为“非法”贸易。但具教授指出，朝鲜朝廷只是限制了私贸易的交易品范围，并未明令禁止该贸易本身。另外，关于水牛角这一特殊的军需物资的贸易，在具教授看来是被伪装成私贸易形式的公贸易，因为公私贸易的区分标准在于是否动用政府资金来采买。非使行贸易属于“非法交易”，其中包括越境贸易和海上贸易。非使行贸易有时亦被称作民间贸易，主要发生在靠近边境的义州地区，这对后来该地区的商人群体发展起到了一定影响。除此以外还有“密贸易”（走私贸易），具教授强调该概念泛指一种贸易形态而非贸易类型，因此它普遍存在于使行贸易和非使行贸易当中。
朝鲜与明朝的周边地区
第二册第四章将视线转向除两国以外周边国家地区的使行情况以形成对照。先看朝鲜的周边。朴正珉教授首先揭示了女真在该时期的动向：朝鲜自建国伊始便积极怀柔女真，女真则在两百余年期间进行了上千次的“来朝”——使行的一种——活动。面对女真人的“来朝”，朝鲜方面给予礼遇并在反复实践中形成制度化的同时保留一定弹性空间。最终，双方围绕“来朝”的一系列行动构成一场外交实践：对女真而言，“来朝”是获取实利的途径之一，可以得到赐品、开展私贸易甚至除授官职；对朝鲜而言，借助制度化的“来朝”仪式可以彰显朝鲜王权威严，将女真纳入以朝鲜为中心的秩序当中，同时降低他们来犯的可能性。朴教授强调，尽管双方在“以朝鲜为中心的秩序”的相关认知上并不完全契合，但朝鲜始终坚持维持这一关系，体现了朝鲜在更大的天下秩序之下构建自我主体秩序的努力。
另一个对象是日本。众所周知，朝鲜前期对日本采取交邻政策，但由于室町幕府的态度冷淡、“伪使”横行等因素而屡屡受挫。壬辰战争爆发之后，交邻关系性质发生变化，对马岛成为朝日关系的“中介”，双方关系也开始向着以条约制度为基础的体系发展。金囧泰教授认为，朝鲜在对日关系的考量中并未将明朝作为顾虑因素，因为鲜有事例表明明朝与日本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朝鲜的对日关系。所以，朝鲜与日本的关系不宜置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框架下来解读。另外，单从通信使角度来观察朝鲜与日本的关系同样存在不足，容易忽略不同时期使行的特殊性以及双方关系的多重复杂性。反而从使行的不同接待、面对具体外交问题时对“前例”的参考等方面入手，更能观察到朝鲜对日本的定位。
其次是明朝的周边。除了朝鲜以外，尚有不少周边国家向明朝朝贡以求册封，但往往不定期，与朝鲜形成对比。因此，朝鲜常被称为“恭顺”之国，但这一表述是否是真实的反映？南玟玖教授以吕宋为例进行观察：吕宋在明初有过几次朝贡，此后一度销声匿迹，迨至十六世纪被西班牙人占领后突然向明朝派遣使节团。南教授发现《明实录》中记录此行为“慕义来王”，但通过其他材料可佐证此次使行不过是西班牙人寻求贸易的尝试而已，却在中国的记录当中被营造出“恭顺”的假象。南教授借此提醒我们，“恭顺”可能是朝贡双方共同营造的一种表象。但它之所以能成立，恰恰是因为它同时满足了朝贡双方的某种需求。从这个角度重新观察朝鲜与明朝的关系，或许能对表象之下的政治逻辑有更深刻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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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항해조천도·연경도』（《航海朝天图》之《燕京图》）
이덕형（李德泂），1624
국립중앙박물관(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本书的最大特征在于抛开结构性的宏大叙事，聚焦使行这一具体实践的展开过程、行为逻辑、现实挫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其他问题。借助使行，朝鲜在建国初期努力缓和与明朝的紧张关系的同时构建起自己的周边秩序。本书强调，使行不是封贡秩序下国家力量强弱的体现，而是展现各方共同实践的综合产物。由于使行需要双方共同参与，任何一方都能够借助使行来实现自身目的，同时也都受到集体默认规则的约束。如此语境下，传统叙事中大国的中心地位不再具有意义，因为小国同样能够利用使行来影响双方关系。这一逻辑亦符合近来学界的叙事方向。例如Sixiang Wang便认为朝鲜对明朝的“事大至诚”是一场巧妙的外交辞令，目的在于让明朝相信只有按照朝鲜的方式行事才能成为“道德大国”，借此主导双方关系的发展（Boundless Winds of Empire: Rhetoric and Ritual in Early Chosŏn Diplomacy with Ming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3）；Cho Ilsoo则明确指出，朝鲜并不惧怕明朝的强盛，因为通过礼仪、外交辞令等手段可以实现应对甚至调适（“Bracing for Disorder: The Red Turbans and Chosŏn-Ming Relations,”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30(1), 2025）。质言之，借助使行中的礼仪规范、文书格式等要素，朝鲜反而成为了中朝关系当中的主导一方。本书亦吸收了如上观点，在剖析使行过程时凸显了朝鲜方面的能动性，这一点对于习惯中国视角的国内学界而言颇有参考价值。
不过对笔者来说，书中仍有若干未尽之处，主要集中在第二册第四章“朝鲜与明朝的周边地区”。首先对于朝鲜周边的探讨，没有将女真与日本放置一处进行讨论。在《经国大典》当中，女真人与日本的“巨酋”所受到的礼遇是同等级的，这一点能否说明羁縻关系（女真）与交邻关系（日本）之间存在交集？特别是，对马岛的地位与日本的地位是否一致？关于这一点，郑多菡、程永超等学者都有不同程度的阐发，遗憾的是本书当中未能提及。再如，明朝的周边地区只提到吕宋，没有关照到更为典型的安南与琉球。如果说朝鲜能利用使行来实现对明关系的调适，那么安南与琉球是否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所谓朝贡国对使行的利用是普遍现象还是朝鲜所独有的？若能究明这一点，对于理解使行性质而言必将更有助益。另外，由于本书是多名作者共著，在连贯性与整体性上稍显逊色，许多表述存在重复累赘的现象，亦缺少一个概括性的总结。期待再版时能有所完善。
当然，笔者个人的意见不应影响本书的卓越价值。本书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吸收最新观点，揭示使行的多重性质的同时提出若干新主张，为朝鲜初期的对明关系研究开辟新的视野，值得成为相关领域研究者的案头必读书目。
作者简介
戴琳剑，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讲师。代表作包括：《《조선시대 표류 중국인 정책 변화 추이에 대한 연구》（2024），《1687年朝鲜人金泰璜漂流事件再探》（2024），《조선시대 한중 표류 연구의 동향과 과제》（2024）等。
零通丨编辑
夏生丨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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