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汤志波、赵颖洁编《中国分省公藏古籍书目总录（1949—2024）》出版

林振岳

书目文献过去多以稿抄本流传，至清末日益受到重视，为藏书家勤加蒐集并汇编刊行，如叶德辉刊有《观古堂书目丛刻》丛书，张鉴祥有“千目庐”之专藏，皆一时之盛。而汇辑目录类文献的专科目录，即“书目之目”，也出现在晚近。此类著作有周贞亮《书目举要》（1920）、王杨滨《簿录通考》稿、陈钟凡《书目举要》、袁同礼《书目总目》（卡片）、邵瑞彭《书目长编》（1928）、刘纪泽《书目考》《书目举要补正》（1930）、余嘉锡《目录要籍提要》（1930）、朱中翰《中国书目要籍解题》（1933）、萧璋《北京图书馆书目·书目类》（1934）、孙毓修《书目考》稿、项士元《中国簿录考》、张鉴祥《古籍书目考略》、王海珊《书目目录解题》稿、台湾梁子涵《中国历代书目总录》（1953），近年又有严佐之先生《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2008），郝润华、侯富芳《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籍目录提要》（2011）等新著。日本学者亦有此类著述，如长泽规矩也《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天野敬太郎《日本書誌の書誌》等。此类书目之目，或著录古今目录，或择其中要籍解题叙录，各有所长，但由于书目文献本身就较为零散，目前尚未有著录十分完备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私家藏书大规模归公，又有院系调整、馆藏调拨的变革，各地古籍收藏情况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馆藏目录更迭频繁，其编目沿革或散见于馆史记载，或载于专题研究，未经系统整理。20世纪80年代，杨宝华、韩德昌先生编有《中国省市图书馆概况1919—1949》一书，介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各地图书馆概况，也包括部分古籍藏书情况。21世纪之初，潘美月、沈津先生主编《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一书，邀请学者撰写了馆藏古籍情况的简介，主要以公共图书馆与高校图书馆为主。所邀请的学者皆为各大图书馆负责专家，如上海图书馆陈先行先生、北京大学图书馆沈乃文先生、复旦大学图书馆已故潘继安先生，皆对本馆藏书历史如数家珍。但由于篇幅所限，仅收录了全国主要50家图书馆。该书出版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是了解各馆馆藏及编目情况的重要“手册”。此后数十年间，未见有对1949年以后图书馆古籍编目工作系统梳理与总结的著作。

志波兄执教华东师范大学，开设“中文工具书”等课程，寓教学于实践，与同学精诚合作，先后出版《明人年谱知见录》《明别集整理总目》《明人碑传索引》各编，艺林有声。近又编成目录丛刊数种，首先推出《中国分省公藏古籍书目总录》一书（以下简称《总录》），系统收录了各地1348家公藏单位1949—2024年间编目成果1532种，蔚为大观。笔者与志波兄相识有年，同求学于复旦大学古籍所，到日本访学又恰为同期，工作后两校仅一路之隔，时相过从。笔者平时喜搜集书目数据，志波兄团队编纂此书之初，曾勉力为之搜集古籍书目电子文献，更深知此项工作开展之不易。今乐观其成，故不揣鄙陋，略赘数语以代序。

在计算机检索尚未普及之前，图书馆主要依靠卡片目录实现馆藏管理。这种传统方式虽便于馆内动态更新与检索，但需到馆查阅，不大方便读者。因此图书馆定期汇印成册，编成目录。卡片目录在管理、检索上很便利，但实时跟随馆藏情况变动，无法将某一时期的馆藏面貌“定格”。而定期汇编成册之书目，可反映该馆某一时期古籍收藏概貌，这类书目可称为馆藏旧目或馆藏历史书目。这些目录一部分公开出版，但更多是内部使用的抄写、油印、复写纸抄印等方式制作的草稿未定本，供读者临时查阅之用。对其逐一加以调查、搜集，极为不易。《总录》搜集到1500多种，足见用力之勤。

这些看似陈旧的馆藏记录，是古籍传藏的重要见证。它们不仅记载着书籍的旧藏来源以及配补、改装等物质形态变迁，也记录了著录条目（书名、卷数、撰人、版本等）的修改、善本提级的变动，生动呈现对每一部古籍认知的深化过程。每一部历史书目，都是特定时期馆藏面貌的珍贵定格。

以中国国家图书馆为例，其前身为清末学部筹办之京师图书馆，当时尚未流行西方的卡片目录，在1909—1928年间先后有缪荃孙、王懋镕、江瀚、夏曾佑、张宗祥、史锡永编纂过6部善本书目。这些旧目记录了馆藏善本整理历程，尤其是1921年历史博物馆移来内阁大库残书残卷的配补记录，直至今日犹为利用这些古籍善本的重要参考。1928年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分为甲乙两库，甲库有赵万里编《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乙库有赵录绰编《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乙编》及《续目》（甲库善本在1936年也编有一部《续目》，著录有善本700余种，但没有印行，现下落不明）。这些不同时期编纂的书目，反映了馆藏结构之变化。清末京师图书馆创立之初，善本以清宫新发现之内阁大库藏书为主，兼以端方在江南收购的归安姚氏咫进斋、南陵徐文达藏书，及海虞铁琴铜剑楼进呈本。京师图书馆设立后，陆续有本馆购进及捐赠之书，但古籍藏书整体情况变化不大。1928年赵万里先生接手善本书库，将善本划分甲乙两库。其后因抗战全面爆发，善本南迁，随后又运美国寄存，甲库善本一分为二，运美部分战后移交到了台湾地区。新中国成立以后，北平图书馆改名北京图书馆，1959年，赵万里、冀淑英先生编纂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但这个目录主要著录1949年新入藏的书籍，兼有部分1937—1948年新收古籍。也就是说，原来《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的善本不见于此目。这在当时给远在台湾的昌彼得先生造成了误会，以为这些书已经不存了，昌先生在清点完台湾接收的甲库善本后，于1970年编纂了《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阙书目》。后来林世田、刘波先生撰文对此做出了回应，解除了对岸的疑虑。1987年新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才把原来甲库善本留存大陆的部分收录到了目录之中。不同学者主持编纂的书目，也会带有较强的个人风格。如前所举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历史书目编者中，张宗祥先生喜好抄书，自号“手抄八千卷楼”，就任之时，以抄手跟随，其所编善本书目，即增加本馆新抄之本多种。赵万里先生精研戏曲，所编善本首次著录戏曲类文献，这在当时为创举。《总录》将各馆不同时期书目汇于一编，大致按时间先后次序排列，并作解题，简要介绍各目的著录数量、收录范围、藏书特色，读者可以快速了解不同时期书目的特点。

《总录》不仅详录书目内容，更对各馆沿革历史进行系统梳理。过去藏书家有言“书去目留”，近百年公私藏书的急剧变化，从中可以窥见时代的沧桑。如清末盛宣怀的愚斋藏书，与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皆有渊源。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盛宣怀赴日本治疗肺病，参观日本公共图书馆，因有在上海创办一新式图书馆的念头，即后来的“愚斋图书馆”。在盛宣怀去世以后，愚斋图书馆即不能维持，分归圣约翰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及山西铭贤学校（今山西农业大学），而以圣约翰大学所得最多。新中国成立后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所得愚斋遗书6万余册，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设立“愚斋书库”特藏。而愚斋藏书中精本，则为中国书店购去，部分售入日本天理图书馆。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印行的首部古籍书目《华东师范大学古籍书目（第一种）》，即为愚斋藏书6600余种。《总录》在介绍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馆藏情况时，都对藏书源流进行了深入的考述，既可追溯近代藏书家的旧藏去向，亦能厘清各大图书馆的收藏脉络。

又如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清朝末年端方想将其收购作为京师图书馆馆藏，但彼时瞿家尚未衰落，因而未果，仅改为进呈书百种，其藏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以半捐半售的形式收归公藏。1959年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部分条目标有“瞿捐”二字，即瞿家捐赠之书，但售归北京图书馆的书在目中并无标记。当时陪同赵万里先生到瞿家收书的助手高熙曾先生，留有一部批校本《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在上面详细批注了经手藏书情况。此外，还有一部分藏书收归上海图书馆、常熟图书馆。将这些私家旧藏书目与馆藏历史书目对读，可获悉瞿氏藏书去向情况。由《总录》著录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图书馆有不少捐赠书目，如顾颉刚藏书、李盛铎木犀轩藏书、郑振铎西谛藏书等。在历史的长河中，藏书的流动就如鱼群的流动，由一条鱼观察到一个鱼群，由鱼群的流动观察到时代洋流的动向，这是藏书史研究者观察历史的独特视角。

国家对古籍保护事业的重视，直接推动了各地馆藏书目的编纂工作，《总录》的调查统计数据生动印证了这一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书目编纂工作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一是1949年后，百废待兴，战后藏书清查、机构重组及大量私家藏书充公，馆藏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摸清家底，各地纷纷开展古籍编目工作，形成了一批重要书目成果。二是1978—1998年间国家组织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及1992年启动的《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工作，带动了全国馆藏单位对古籍资源的系统整理。特别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过程中提出的“三性九条”原则，对各地图书馆的古籍定级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三是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随着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全面展开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选，各地图书馆相继出版了馆藏普查目录和珍贵古籍名录，极大地丰富了当代古籍书目的种类和数量。《总录》所著录的1500余种书目，凝聚了近70年来无数馆员的心血。这些出版目录大多不署个人之名，仅署以馆名、单位名，实则是数代人默默耕耘的成果。这些书目的编撰历程，正是我国古籍保护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生动见证。

根据《总录》的调查结果，也可以看到一些观念的变化。比如古籍书目的书名，除了“古籍”的称法以外，早年会使用“古书”“旧书”的称法，这是相对“平装新书”而言，2000年以前喜用“线装书”“古书”等名称，其后则多用“古籍”这一名称，各地还有很多非汉文的古籍，所以部分书目又标明“中文古籍”。图书馆实际工作中对“古籍书库”的划分，多是以装帧形式，即将传统装帧形式（线装为主）的书籍划归古籍书库，这是实际操作中最具有可行性的方法。比如近年新影印本（如《再造善本》等）、线装形式的新编家谱，图书馆一般都将这类图书归入古籍部收藏管理。此外，古籍书目的分类法，传统为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民国以后根据古籍丛书众多的情况，分列丛部，这是沿用至今的五分法。1949年后，有部分古籍书目采用新的分类法，包括一些馆藏卡片也是如此，实际对习惯了四部分类的古籍读者并不方便，反而不容易找到相应的书籍。书目最重要的两个功能是“记录”与“查找”，编目重要原则是“因书设类”，分类的目的是为了反映藏书特点及方便查找，因此2000年以后新编古籍书目大多还是采用传统的分类法。

从《总录》收录情况来看，当前馆藏古籍编目工作仍有可持续完善与深化之处。其一是隶属文物系统的各地博物馆机构也收藏大量古籍，但公开出版的书目数量明显偏少。其二是作为“简目”的古籍书目已较为完善，但作为“详目”的书志编纂工作还有待推进。民国时期张宗祥、史锡永已为京师图书馆编纂了两部书志式详目《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其后赵万里先生编纂过馆中明别集的善本书志，并拟编纂全馆善本书志，但最终未果。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了北平图书馆寄存美国的甲库善本，以及部分留存在北京的善本和北大图书馆藏书，堪称典范。近年来，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推进，各地开展了书志编纂培训工作，但据《总录》统计，已公开出版的馆藏书志仅有40余种，数量不多。在古籍数字化工作取得显著进展的当下，我们完全可以实现两部分工作的结合，利用技术手段处理印章识别、序跋录入等基础性工作，并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编纂任务的分工协作。众擎易举，这种分工的模式，必将大大推动书志编纂工作的进程。

然而，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对各地收藏单位所编目录的全面调查，断不是可一蹴而就的工作。作为一项民间自发开展的调查工作，《总录》取得的成就已十分可观，但各馆馆藏目除已刊布者外，犹有不少未刊稿抄本及内部资料尚待发掘和整理。这类资料十分零散，并且有一部分可能已流入民间，如笔者收有一部上海图书馆的复写纸抄印本《特藏目录》，著录古籍937种6582册、碑帖75种119册、尺牍47种212册。又一部1950年复写纸抄印本《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图书室藏书目录》，北京历史博物馆为现今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著录藏书2743种23200余册，当中一部分为古籍，这部书目使用的是日本陆军“奥古纳”“大桥纳”稿纸，大约是日军投降后收缴的物资。这些充满时代特征的书目文献存量巨大，亟待进一步深入发掘与整理。志波兄团队也有志于此，《总录》出版以后，必将引发业界对此类旧目的重视，促使相关信息的不断汇总、增补，使得本书更进一步完善。笔者曾倡言建设“珍贵古籍历史档案”，对于重要的善本古籍，应建立一套动态的历史著录信息系统，以了解这些重要典籍在不同时期的著录情况，详细记录其各历史时期的著录信息，包括修复、配补、改装、版本考订演变，以及残卷、残叶分藏情况。《总录》的编纂为此项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期待未来能将这些馆藏历史书目数字化，构建与当下馆藏系统相互联通的数据库，使其价值得到更充分的开发利用。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一、本书著录1949—2024年间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出版的馆藏古籍书目1532种（联合目录计1种，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数馆合并为1册者计1种，均不重复计算），涉及馆藏单位1348家。馆藏目录包括馆藏普通古籍目录、善本目录、线装书目、专科目录、古籍图录、古籍提要（解题、叙录）等形式，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字合璧图书之目录酌情收录，个人著述目录及少数民族文字目录不收。地域性馆藏古籍联合目录（如《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酌情收录，但全国性古籍目录（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全国性专科目录（如《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不收。部分私家目录所著录藏书绝大部分已归公（如《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本书亦酌情收录。古籍拍卖图录、古籍书店价格目录、馆藏古籍交换目录不收。

二、本书中“古籍”指传统意义（狭义）上的书籍，馆藏甲骨简帛、敦煌文献、碑帖拓片、鱼鳞图册、契约文书、奏折档案、舆图书画等文献之目录不收。古籍下限为1912年，若书目中兼收近代文献，则视具体情况取舍，古籍出版目录、影印古籍目录不收。“古籍书目”仅指纸质书本目录（包括自印本），卡片目录、网页目录及数据库形式的目录不收。

三、本书省、市顺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行政区划简册》（中国社会出版社2024）。各省内分为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三类。公共图书馆主要指省、市、县各级公立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主要指省内各高等院校的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则包括科研机构、博物馆、档案馆、文史馆、方志馆、文管所、文物局、出版社、党校、医院、寺庙、中学等单位的附属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与专业图书馆均按所在城市的行政区划代码排列，高校图书馆按教育部公布的院校代码排序。多家馆藏单位的联合目录，视具体情况系于其中某一图书馆之下，不重复著录，可据书末索引检索相关信息。

四、本书对各省古籍收藏概况，重要图书馆的历史沿革、古籍来源、馆藏特色、珍贵藏本、影印大型丛书及1949年前出版的馆藏目录等略做介绍。撰写时参考了各书目前言、图书馆网站介绍，或进行电话采访，馆藏古籍数量尽量采用最新数据，不再一一注明来源。

五、馆藏目录按出版时间先后排序。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天一阁博物院、福建省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台湾省图书馆、东海大学图书馆等12家单位因馆藏目录出版较多，酌分古籍目录、古籍图录、赠书目录（旧藏来源目录）、专科目录4类，同一类下再按出版时间先后排列。类目设置若有交叉（如《西谛藏书善本图录》既属古籍图录又属赠书目录）则酌情归类，不重复著录。

六、本书著录古籍书目的书名、编者、出版社与出版时间，概叙该书所收古籍数量、著录体例、分类标准等内容。一般古籍目录均会包括书名及卷数（存缺卷数）、作者、版本三项基本信息，因此介绍从略；在此之外著录的信息则关注提及，如“版框”“开本”均是指两者的尺寸，“行款”指半叶多少行行多少字，“版式”指鱼尾、边栏、黑白口等。著录均依据原书目前言或凡例。1975年至2010年所编五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本书统称“《中图法》”，各版本书名之变化，不加区分。部分书目暂未目验，故仅著录书名、作者、出版时间等简略信息，俟后续增补。

七、本书附录馆藏单位音序索引。因行政区划调整（市、县、区变更）、院校升格（学院更名为大学）等原因，部分单位现行名称与目录或有差异，若不影响辨识，均归入同一条目，不做额外说明；若名称差异较大（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曾名“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图书馆”），则括注说明，以便寻检。如馆藏单位名称相同或相近，则前加上级行政区划，如“[北京市]西城区第一图书馆”与“[成都市]西城区图书馆”，以示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