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弘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年1月
【导读】西方画报以“他者”视角保存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多元面向，被视为补充本土历史书写的重要视觉史料。国内研究多集中于西方画报的“中国形象”的再现和构建问题，致力于透视其背后的殖民话语和权力结构。研究路径大体经历了从早期的史料整理与图像汇编，转向内容细读与“语图互文”等意义生成机制的探讨。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将研究延伸到跨媒介、跨文化流动现象，讨论图像再现中的技术机制及其背后观看的遮蔽等问题，从而拓宽了该领域的理论视野。以此为启发，未来研究应进一步突破静态文本分析局限，深化多元媒介比较以及动态机制分析，为理解近代中国形象参与视觉现代性建构与跨文化认知打开新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西方画报 中国形象 语图互文 图像叙事 媒介流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像逐步从艺术史或者风格分析为中心的研究路径松动出来，转向历史学、传播学和社会学等跨学科领域。进入21世纪，“图像证史”作为一种强调图像之于历史理解的生产性和能动性方法，成为研究讨论的重点之一。[1]在这个背景下，一类独特的视觉史料——西方新闻画报，它们因保存相对丰富的中国近代视觉历史记录，而被研究者反复回望，并确立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当前国内学界围绕西方画报中的“中国形象”，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积累。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中国形象”如何从“再现”到“构建”，如何在跨文化传播中生成意义的核心问题，并以此探讨图像背后殖民话语和权力机制。但整体而言，多数研究局限于静态的文本解读和视觉语言的分析，对画报作为传播媒介的运作范式，以及研究范式的自身演进缺乏系统梳理和反思。本文试图透过核心议题与研究方向的变化——从史料描述到叙事分析，再到动态网络的考察，揭示其内在的递进轨迹。在此视野之下，可能为丰富相关领域的理论探讨以及理解中国形象在视觉现代性构建和跨文化认知中能动作用，提供若干新的思路与研究路径。
视角补遗：
图像文本与中国史的再叙述
（一）他者图像中的本土历史多元呈现
围绕西方画报与中国形象的研究，最早形成规模的成果，多从史料层面的系统整理展开。以沈弘、赵省伟等人策划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西洋镜》系列为代表，以及张文献主编的《美国画报上的中国（1840—1911）》、张建斌对《〈伦敦新闻画报〉中的中国人（1842—1912）》的专题编纂，相关工作持续将散见于不同国家、刊物中的中国相关画报图像加以汇聚，当中包括英国《伦敦新闻画报》《笨拙》，法国《小日报》及多种彩色画报，美国《哈泼斯周报》《顽童杂志》以及日本《风俗画报》等。这些著作均以文献汇编形式展开，主要收录了画报图像、对应原文标题及相关报道译文。在编排逻辑上，或顺着时间顺序逐年成编，或按主题分别设章立目。无论是哪种形式，首要意义在于凸显了这部分史料的研究基础性价值，它使得分散的、碎片化的西方画报图像资料获得一个整体性结构，为后来研究者搭建起一个可供研究进入、比较和分析的视觉材料资料库。经过中国学者的梳理和编排，这些史料“讲述历史”的方式也相当契合本土逻辑和议题关切，读者得以沿着这条既熟悉又带有异域视角的脉络，目睹一个在“他者”视觉文本中不断显影的中国，并由此获得解读中国近代历史的一种直观而独特的视觉经验。
由于西方画报的外部视角，它们可能再现了本土历史叙事中被忽视或遮蔽的侧面，因此，当中的中国图像被学者重点指认为具有“补遗”价值。张文献特别指出跨文化观看的重要意义，西方人无时无刻不在以“文化比较的角度观察中国，因而能够注意到不少中国人习以为常或者不屑一顾的现象，发掘出中国人自己未曾发现的事物内涵和观点，提出不同而又十分重要的观点，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视野。”[2]赵省伟则强调这些图像“用艺术的手法记录了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和民众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俗人俗事，填补了近代中国早期影像的诸多空白。”[3]值得注意的是。“遗失”等系列的编者并非在既定框架内为历史图像材料寻找合适的位置。他们对费正清“冲击—回应”、柯文“中国中心观”等成熟的中西研究范式持有审慎的态度。他们强调的是“超越性的立场”，将图像文本置于复杂多元的中西“双向运动”的历史轨迹中予以考察。在此层面上，西方画报确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切口，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处于全球语境中的历史经验，提供了一种更为直观而生动的材料。图像媒介所具有的“再现”的能力，是画报证史作用的独特依据所在。新闻图画在艺术风格上奉行“高度的写实性”，来服务于新闻报道的客观记录。“通过画面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和场景经验，这些图像可能还原一个虚拟的‘真实’空间。”当读者在图像与文字之间来回切换时，视觉与叙述相互叠加，历史事件也因此获得了一种近似立体的感知效果。[4]6另外，观众对新闻图像的信任，来源于记者作为“在场者”的视角。根据画报内容，大部分图像为画家进入中国的现场的第一手资料[4]11，“刻画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现实镜像”。图像材料相比于文字的官方叙事，“对于社会、风情、民意的体验，又往往超越冷冰冰的档案，显得更具生活气息”[5]。基于此，画家个人的技艺水准与艺术表现，同样是衡量此类图像证史价值的关键维度。沈弘、季念等学者较早对《伦敦新闻画报》聘请的几位特派画家及其在华经历、作品展开研究。他们均为绘画技巧高超者。在外交事件中，相关的作品因现场速写及对人物的细致刻画，成为“还原历史情形的重要依据”[6]。画面效果能达到“运笔极其细致，正如同黑白的照片”，“人物毫无做作之感，表情神态自然”的逼真效果。新闻画的类型“不仅有考究的大制作画面，亦有严谨的写实画风，精美密集的线条，丰富的明暗色调，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情趣。”[7]100-106研究者也注意到“艺术性”和“新闻性”之间的张力。《伦敦新闻画报》中的图像有一些是来自间接材料，或出自中国画家之手，或来自中国画册、讽刺画、外销画等，它们均经过高水平的转绘和制版印刷，保留了原有题材的部分艺术特征，并创作成为新的新闻图像。[8]张文献、沈弘等学者也指出，西方人对中国认知缺乏深度，画报中常见一些错误的记载和见解。然而误读、偏见和艺术趣味本身，指向了图像生产和传播的某种过程，保留了西方观看、理解和再现中国的历史痕迹。权力的视觉化：
中国形象的再现与构建
一系列画报原始材料的编著陆续出版，国内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显著增多。其中，《伦敦新闻画报》因数量庞大，题材覆盖广泛，率先成为学界反复介入的核心对象。研究的焦点问题包括：它呈现了怎样的中国形象？如何被构建出来？以及它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发挥作用等。“人物形象”在具体的分析中首先成为最集中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清代皇帝、官员以及女性群体三类对象。研究普遍揭示，这些图像不只是对现实形象的再现，还深度嵌入了帝国政治和文化想象当中，成为多种力量主体交汇、协商和碰撞的场域。当前讨论的方向，又明显分化出两条相互对应的路径。一方面，从宏观角度展开，聚焦地缘政治与权力秩序对视觉表征的根本塑造作用。季念全面梳理并分析了1842—1876年《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指出这些图像“承载的英中关系以及它所折射的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的民族优越与文化心理”[9]7，根本逻辑是服务于帝国话语对中国政治和文明状态的评判。最为典型的是清廷皇帝形象，季念选取鸦片战争前后几个关键历史阶段的道光、咸丰、同治几位皇帝形象进行分析，发现他们既保留了皇权的传统符号，又在复杂的外交危机的历史语境中，被刻画为充满犹疑、被动与焦虑的矛盾体，展现出动态而具象的历史面貌。曹可婧对《伦敦新闻画报》皇帝形象的研究，更侧重于视觉生产的解构分析，探究画报如何通过符号隐喻、挪用和形象改写承载政治象征意义。[10]这些图像反映统治者罕见的“真实”侧面，“立体动态地展示的中国皇帝形象，颠覆了中外读者对中国皇帝形象的模式化认知和刻板印象”[11]。另一方面，研究转向微观视角，剖析多方力量和因素互动下图像的具体再现。彭敏哲通过西方画报中慈禧太后形象“美丑之争”，显示了记者、画师和政客等多方人员怎样把图像当成政治意图的对抗之地。[12]慈禧主动寻求西方画报来塑造自身形象，然而，在话语权不对等的情况下，以她为代表的中国形象不再是自由表达思想和行为的主体。[13]季念在叶名琛形象的研究中，进一步展现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叶名琛“三重面孔”的交织呈现、灵活切换，“处于文本间性与图像间性的合力之下，体现了该报与《泰晤士报》及政治语境中声音的回响与共振呼应。”[14]叶名琛的“污名化”深受英国政客的话语导向，也成为他身为外交官处理对英事务及评论的一种折射。[15]总体而言，宏观的权力结构为中国形象划定了边界与方向，而微观的视觉生产机制则持续推动视觉表征的生成和变动。相关的研究因此揭示，西方画报“呈现的中国镜像是多面的，并且不断变化的”，“其变动的价值观也反映了复杂互动的新闻话语建构过程，主流意识形态、组织规范、国际新闻发展规律等多方面影响了其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7]109,119除了从高度可见的人物形象，研究者也将视野延伸到社会场景、文化现象等“对象”上。典型的有“茶文化”“体育运动”等题材，它们本身携带鲜明的“他者”或民族志符号色彩，被置于文明差异的叙事框架当中，作为近代中西文明碰撞交流的重要视觉证据。吴悦围绕着《伦敦新闻画报》当中的“中国美术图像”，探讨了文化对象在传播过程中意义层次的变化。中国美术图像最早“绝大部分是文字报道的附带物”，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现象。随着西方对中国艺术兴趣的提高，它们被赋予历史、艺术价值等标签，“看作一个独立的、有价值的选题进行报道。”真正的传播始于商业需求之后，画报专设栏目，“中国艺术这一概念清晰独立地呈现出来”[16]1这一转向并不只是题材扩展的问题，更意味着中国文化资本进入国际流动体系后被话语重构的过程。相关研究实际上也指向了中国形象观念效应的动态过程。画报图像迎合了西方读者对中国的接受观念，也反过来塑造并引导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和判断。《伦敦新闻画报》报道中国人物的负面形象，“引导民众对中国的讽刺、谴责和愤怒，从而影响其态度和情感，为发动对华战争寻找合理性依据。”[17]在英国内部推行禁止鸦片与文明建设的历史时期，《伦敦新闻画报》报道吸食鸦片和“野蛮”的中国人形象，导致本土公众陷入鸦片回流的道德恐慌。[18]这个角度看，西方画报中的中国形象问题不仅在于形象的具体变化，还在于变化本身所揭示的状态：中国形象从未被赋予一个稳定和自足的形象，而是始终基于西方自身需求甚至是焦虑的想象当中，被不断构建、修正与再阐释。这种“尚待解释”的位置，构成西方画报再现中国形象得以运行的结构性条件。图像如何叙事：
意义生成的视觉机制
（一）图文互构中意义的互补与偏移
西方画报既然刊登中国图像必须考虑表意和观者的接受。相关研究由此展开了关于中国图像“如何具体地、准确地叙事”的问题讨论，并试图把握画报的图像叙事机制。画报与审美性的绘画作品不同，它是一种新闻实践，需要承载明确的对象和内容。西方读者对中国缺乏直接经验，难以对异域题材产生明确的联想和理解。画意需要被清晰呈现和有效传播，此过程看似技术性，实则也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问题。研究普遍确认，“语图互文”是图像新闻叙事的基本风貌，围绕这条主线才能确立图像符号与文字符号在叙述过程中的系统化参照，[19]“锚定意义”则是互文关系中凸显能动性与建构性的关键环节之一。画报的新闻图像的表达方法，通常是以“切片式”截取的高潮一瞬间的视觉场景，脱离了完整的时间脉络和历史背景，图像的意义多处于一种漂浮的、不确定的状态。即便是西方画报当中的摄影图片，也不是现实的直接反映，“更接近于理念传播”[20]以符合西方受众对中国图像阅读的视觉期待。
因此，无论是“图文关系”“语图叙事”，还是相关图像理论的探讨，它们共同指向的都是新闻画报中图像与文字相互模仿、补充、共同叙事的模式。研究结论大致揭示了两个方向：一方面是关于文字作用于图像表达的显性叙事层面。陶红提出，语图互文包括以语言逆仿图像的“因文生图”，以及利用文字预叙与议程设置的“图内增文”两种途径，它们共同的作用为强化图像的可阅读性。季念的研究更侧重于图像、语言两种媒介的异质性，它们可以在感官和理性、空间叙事和实践叙事两方面的“互释”和“互补”，由此总结出“文字为图像重建语境、锚定意义”，“阻止内涵意义扩散到过于个体化的领域，限制图像的投射力”的突出功能。[21]另一方面是图像表达的隐性层面，文字引导图像符号的转译和意义建构。陶红与李萌的文章引入皮尔士符号学理论来分析新闻画报图像。新闻图像作为初始“代表项”，其意义在理解的过程中生成“解释项”。记者能动地运用文字形式对“解释项”进行引导，文字文本实质上是“解释项”的语词化。如陈阳考察了《伦敦新闻画报》对中国的长城、明孝陵等历史遗迹的符号化表达，它们作为解读中国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视觉隐喻。[22]季念论及《中国的鸦片鬼》图像，画面包含对称构图中的动势、人的暧昧姿态、女子疏离的神情等开放性符号。英国在鸦片文字报道的介入实际上规训了图像的意义空间，将其收束为一个关于国家、文明或者道德的特定论断——只画中国人吸，不画英国人卖；只骂吸食者堕落，不骂帝国贩毒。据此，将英国从鸦片贸易的加害者转化为批判者、拯救者，掩盖其殖民侵略本质；同时将中国描绘为病态社会，为英国殖民扩张与对华政策提供道德借口。由于文字和图像的异质性，《伦敦新闻画报》的中国叙事有时出现“语图缝隙”的现象，例如“文”对“图”的溢出，部分源于文字对图像转译所造成的刻意为之，属于“是一种基于主体价值表达”[19]。更有甚时，也会出现“在意义或旨趣上的明显差异甚至矛盾对立”的“图文背离”情况。[21]画报的编者也常常灵活地利用图文之间的张力，将其巧妙应用于编辑策略和审美风格的调适。当文字报道充满血腥与暴力时，画报常配以优美的“如画”的风景图像来缓和残酷色彩，形成图文氛围的“扞格”，来维持“家庭报纸”的温和定位，及迎合中产阶级读者的审美习惯。总体来看，无论是图像与文字互文、错位还是背离，在这种看似松动、实则被精心调控的图文关系中，西方画报已经以更为精巧的方式完成了对中国叙事的意义规训。与此同时，研究者也自觉深入图像的内部表意机制，试图从其视觉语法出发，解析图像自身的意义建构方式。在西方版画艺术发展历程当中，《伦敦新闻画报》有着重要的节点意义，它以密集的图像生产与传播，推动了图像进入社会知识普及的核心位置。图像作为一种感官化、直观化的媒介，“新闻图像借助图像的即时性及其对知识的浓缩化、具体化能力，为读者提供了解不可知世界的特权”[23]，这一能力在跨文化表达的层面也显著有效。从现有的“案例”研究中，相关的论述虽未成体系，可梳理出若干值得探索的方向。首先，画报可以通过控制再现对象的“可见性”，决定应该进入读者视野的中国形象，从而规限关于“他者”的识别范围和认知逻辑。例如“茶”是中国文化的最主要象征之一，《伦敦新闻画报》在论及中国话题时，纳入相关插图。这些插图自然与西方的观看经验中“烈酒”文化对立，携带节制、勤劳的道德训诫色彩。[24]在描绘中国人“体育运动”图像时，“苦力长跑比赛被西方画家特意速写，既是对中国劳动者身体的记录，也隐含对‘体力’与‘种族’的殖民话语建构”。[25]《伦敦新闻画报》中国女性形象的“可见性”受到其社会身份的制约，常规叙事倾向于具有政治色彩和社会地位的女性“精英群体”，在战争、灾难等大叙事背景下，画报会切换到“人道主义”或“社会影响”框架，允许普通女性甚至是底层女性进入画面。[26]关于新闻图像的视觉选择机制，有学者给出了精准的概括，“新闻图像对一种场景和事实的选择与呈现，同时也意味着对另一种场景和事实的过滤与遮蔽，即新闻图像更容易制造一个‘不可见的’世界，而这恰恰体现为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框架’方式视觉。”[27]其次，图像可以利用自身的空间语法结构、情节，形成叙事。既有研究受到“空间叙事学”理论指导，认为叙事的本质为“空间的时间化”，主要有两种途径：利用图像制造“错觉”或“期待视野”，或利用图像系列叙事。[28]就前者而言，陶红、李萌着眼于新闻图像“顷刻”的叙事特征，区分《伦敦新闻画报》的中国时事类新闻的“高潮瞬间”，以及新知类新闻的“一般性瞬间”两种形式。在后一种路径中，研究者提出利用多幅图像组合，形成线性和主题性的叙事结构，使得读者在翻阅的过程中逐步达成对事件的整体性理解。[29]季念则聚焦于“顷刻”叙事在具体新闻图像中的实施，分析如何通过构图与动势聚集，捕捉最具有视觉张力的一幕，增强表现力并以文字来补充叙事，引起读者想象。再者，当分析深入到艺术表现层面时，取景视角、比例构图、色彩与明暗等具体技法，能够通过传递情感、构建立场，表现出明确的叙事倾向。《伦敦新闻画报》偏爱“从海洋眺望陆地”的取景角度，[16]57这正是英国海洋帝国征服经验的视觉化映现。在色彩与美学呈现上，《伦敦新闻画报》刊登的中国写生画作多聚焦于城门、宝塔、江南水乡等符号化建筑，并强化鲜明的红、蓝色调，使得“画面的美感与题材内容的特别满足了西方世界的‘东方幻想’”。相比精美、引人注目的大幅图像，画家本人的报道却常常被弱化，[30]意味着画报的兴趣在于为观众提供可消费的东方符号，中国图像视觉消费品的属性也因此被强化。在构图逻辑上，画报擅长通过“对比”来凸显中西等级秩序和力量差异。例如把踌躇的清帝肖像，与劈波斩浪的英帝国蒸汽轮船并置在同一页，来暗示封闭落后的遥远东方与工业革命后蓬勃发展的英国之碰撞。在后期编辑与符号运用上，版画艺术利用媒介的可编辑性，主动增删摄影图像的内容，例如通过隐去主体、添加隐喻符号或重组画面，来强化符合其叙事的隐喻与意义。[31]西方画报也不乏朴素、自然的写实作品。《伦敦新闻画报》存在大量描写中国普通百姓的形象和生活的图像，多基于画家在场观察而成，呈现出真实而多样的中国人形象。然而，相关研究提醒我们，“特征当意义被成功固定时，意识形态属性能够通过日常化的叙事变得自然”[23]。画面中“吃苦耐劳”和“礼貌友善”的中国群体，与清廷官方形象相比，显得更易接近且对英友好。[9]89,171这种自然主义的叙事策略，使得记者“在场”的殖民凝视隐退到背景之中，同时可能将西方进入与控制的逻辑，自然地编织进观看结构当中。 由此反观图像叙事的特性，其优势在于能够使得殖民话语转化为可感知的、可理解的视觉经验，并在观看中显得自然甚至隐蔽。在日常化的图像叙事中，殖民权力被不断重复、内化，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有力的维系与强化。全球性跨界流动：
技术网络与视觉认知重构
当研究进一步深入到跨文化互动网络时，静态的文本分析往往显现出解释力的局限。随着思路的打开，西方画报的中国形象研究向聚焦“全球流动”和“媒介反思”的新方向演进。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动态环境中，西方画报对中国画报产生了确切的影响。研究指出，“西方画报的兴盛在办刊方针、画报内容、经营策略和媒介理念等多方面为晚清画报的创办提供了有益的借鉴。”[32]特别是在“画报内容”方面，中国第一份最大的画报《点石斋画报》由英国人美查仿照“泰西”画报所办，且其前20集大约1920幅图画中，得之于西方画报图像的数量是145幅或7%。不仅中国本土官员的形象挪用了《伦敦新闻画报》的画像，中国画报也会从西方画报当中提取不同的素材加入绘画当中。[33]在印刷技术革新的有利条件下，图像的跨区域流动具备高度的可行性，并逐渐形成一种全球性的视觉传播网络。唐宏峰指出《点石斋画报》利用照相石印，挪用了《哈帕斯周刊》上的一幅“白象图”。该图原本为摄影照片，从西方到中国的游移过程中，它经过了一个从实物、摄影、西方版画转绘的“多层媒介的套叠”[34]过程。然而，在技术的中介下，不同图片几乎消解了媒介差异，保持高度相似的视觉连续性，最终呈现“如实再现”的表象。唐宏峰进一步指出，进入中国的阅读语境，看似“透明”的视觉再现其背后的殖民视觉机制却未被同步识别和反思。由此观之，西方画报的中国形象的“建构性”研究仍有很多值得展开的空间。画报的“媒介属性”往往以一种隐性却有力的“在场”方式左右着图像意义的生成和传播。研究因此不应局限于单纯语言文本或图像意义的解码，也不应只遵循文化批评或者话语分析的简单路径。若将视野进一步转移到技术条件或媒介本体，问题的方向也随之发生新的位移。例如，西方画报的中国图像如何在新的技术、新的制度结构中被生产、流通？绘画与摄影、石印与照相铜版的媒介技术的差异，是否重塑了中国形象的视觉语法和叙事中心？研究可更多聚焦“媒介间性”，把画报图像放到一个复杂的传播生态系统里去研究，在对比之下更精确地判断画报图像的历史角色、传播功效与内在弱项。 受众端的研究意义也因此而凸显。19世纪后期，西方画报在上海、广州等地比较流行。研究发现，广州女性对《伦敦新闻画报》有着明确的阅读实践。[35]具有革命立场的广州《时事画报》，也有意识地挪用西方画报有关政治革命议题的图像，将其转化为自身政治宣传的视觉语言。[36]以此为启发，未来的研究或应打破将西方画报的中国图像置于西方读者“单向凝视”的既有视角，积极展开图像传播“再网络化”维度的探讨。唯有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结合媒介实践和观看经验的双重维度，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图像复杂的文化意义和视觉政治特征。结语
西方画报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始终以“图像证史”的史料意义为核心锚点，不断向多元研究方向和理论场域拓展。这些来自“他者”的视觉记录，凝结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切面，构成了可供观看的历史“镜像”，实现了对本土历史叙事的重要“补遗”。同时，它们又是一个动态的意义场。当前研究的相关图像的文本分析充分显示，中国形象在西方画报中的书写从未固定，而是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与跨文化接触的实际情况而不断变化，显示出中西方及不同实践主体对话、碰撞甚至冲突的痕迹。西方画报的中国叙事，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对华策略的舆论构建，本质上属于殖民主义全球扩张背景下的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研究路径上看，当前研究视野逐渐从静态的文本解读和叙事机制分析，迈向探寻图像的动态实践的方向。围绕制像技术与图像的跨区域流动，研究者提示我们，在讨论画报所涉政治与文化实践的复杂性时，应回归其自身的媒介属性与内在局限，更精细地把握图像在跨文化流通过程中发生的意义变异与权力运作逻辑。这不仅是图像证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有助于推动西方画报与中国形象研究向纵深发展，同时也为理解全球化进程中跨文化视觉传播的内在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1]邓菲.图像与思想的互动——谈跨学科研究中的图像艺术[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9-39.
[2]张文献.美国画报上的中国1840—191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9.[3]赵省伟,李小玉.法国彩色画报记录的中国1850—1937（上）[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5:1.[4]沈弘.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上）[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5]赵省伟.西洋镜：海外史料看甲午[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5:1.[6]马勇.读图时代的阅读时尚（序言）[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1.[7]张露.《伦敦新闻画报》的近代中国镜像研究（1842—1873）[D].安徽大学,2016.[8]吴悦.特定媒介技术状况下的纪实性新闻版画——纪实性版画与早期新闻图像之间的关系[J].艺术传播研究,2022(1):79.[9]季念.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D].湘潭大学,2019.[10]曹可婧.《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清代帝王形象——19世纪英国图像新闻媒介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J].美术学报,2024(4):65-71.[11]季念.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皇帝形象[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77-184.[12]彭敏哲.想象中国与凝视东方：近代西方画报中的中国女性书写[J].社会科学,2023(12):91-94.[13]危文瀚.清末慈禧视觉形象在西方的建构与传播[J].明清论丛,2023(2):173-183.[14]季念.政治想象的三副面孔:19世纪中叶《伦敦新闻画报》中的叶名琛形象[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124-132.[15]季念.论《伦敦新闻画报》对两广总督叶名琛的污名化[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22(4):123-124.[16]吴悦.《伦敦新闻画报》与近现代中国图像[D].中国美术学院,2021.[17]李明月.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D].曲阜师范大学,2021:53.[18]郑宇丹.19世纪的英国：鸦片观念变迁、大众传播与帝国话语建构[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23-37+198.[19]陶红,李萌.近代新闻画报中的“语图互文”[J].编辑之友,2018(6):91-97.[20]赵昊.游击战与窑洞大学——《伦敦新闻画报》1938—1939年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图像传播[J].传媒论坛,2024(12):21-25.[21]季念.《伦敦新闻画报》中晚清中国人形象的图文表现艺术[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141-146.[22]陈阳.《真相画报》与“视觉现代性”[D].复旦大学,2014:98-99,108-109.[23]季念.《伦敦新闻画报》国外研究述论[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156-161.[24]刘章才.《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茶文化[J].农业考古,2018(5):25-28.[25]罗时铭,陈新华.晚清时期西方社会对中国体育的关注——以《伦敦新闻画报》为研究基础[J].体育文化导刊,2016(9):167-172.[26]罗旻.《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民国女性形象[J].青年记者,2019(30):83-84.[27]刘涛.视觉框架分析：图像研究的框架视角及其理论范式[J].新闻大学,2022(3):1-21+117.[28]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425-426.[29]李萌,陶红.《伦敦新闻画报》对晚清中国的图像叙事[J].青年记者,2017(33):103-104.[30]吴悦.《东方之窗》：伊丽莎白·基思远东图文叙事的多重语境[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24(3):87-94.[31]吴悦.从摄影到版画的图像叙事：费利斯·中国影像的变迁[A].杨志,谭人殊,孔翠婷主编.多元世界与实践智慧2023当代艺术设计评论与研究论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294-298.[32]郑建丽.晚清画报的图像新闻学研究(1884—1912)：《点石斋画报》为中心[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3.[33][德]瓦格纳.进入全球想象：上海的《点石斋画报》[A].刘东.中国学术（总第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63.[34]唐宏峰.透明：中国视觉现代性1872—1911[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91.[35]蒋建国.中国报刊阅读史1815—1949第1卷晚清时期1815—1911[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34.[36]黄铭瑶.清末民初广东画家冯润芝（1851—1942）之时事画研究[D].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大学,2022:49-56.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6年03期“学术书评”栏目。
投稿邮箱：chinabookreview@163.com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中国图书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