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苦力与美利坚：对华贸易对早期美国的影响》：美国早期史学家的近代中美早期贸易及其对美影响史研究前沿新著！

美国与中国的商贸往来

在阔别广州57年之后，广州水道中的船舶依然深深印刻在托马斯·汉达赛德·珀金斯的脑海之中。珠江沿岸的国际大都市——广州——的水道熙熙攘攘，挤满了“大小各异的船只，小到独木舟”，大到可乘坐“50人甚至更多人”的大船，这幅景象既令这位年轻的波士顿商人（指珀金斯）惊叹不已，又让他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珀金斯抵达广州时年仅２５岁，他一生几乎都穿梭于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城市，早已看惯了桅杆林立的港口风景。然而，珀金斯表示，广州水道中的中式帆船、驳船和舢板船数量多到不可胜数。珀金斯对自己的孩子们说：“船舶各式各样，‘不计其数’——数量实在太多了。”

1789—1790年，珀金斯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他担任塞勒姆商船“阿斯特雷亚”号（Astrea）的大班；此后，他再未到过中国。然而，广州水道的情景仍萦绕在暮年珀金斯的脑海之中——这并非毫无缘由。像珀金斯一样，外国商人的中国之行本质上是在珠江蜿蜒曲折的河道、地方习俗与贸易管制中“穿行的过程”。从广州到公海的内河航道长约60英里，广州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外国船舶仅可在每年的贸易季（夏末至冬初）进出广州，而且必须成功穿越航道的天然障碍并完成烦琐的官方通关手续后才能抵达广州。外国人将清政府组织和管理对外贸易的方式称为“广州制度”，这种制度安排导致外国人（至少是美国人）会通过一种特有的“沿河视角”来认知中国。

当时美国刚刚独立，尽管美国人第一次抵达广州时正值广州制度的鼎盛时期，但该制度实为18世纪初经多方博弈的产物——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中国本土商人和清政府官员长期博弈过程中逐渐成形。尽管广州制度从设计到运行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它却灵活地运转了近一个半世纪之久，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的战火才将其摧毁，代之以“通商口岸”制度，后者因西方列强强迫中国向外商“开放”数十个口岸而得名。尽管晚年的珀金斯在推动广州制度走向瓦解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在1789年他抵达广州时，广州制度仍处于鼎盛时期。

像珀金斯乘坐的“阿斯特雷亚”号一样，外国商船须从珠江三角洲河口西南端的葡据澳门进入中国内地。外国商船聘请引水员并完成入境文书手续之后，沿江而上驶往黄埔（广州地区专供大型外国船舶停泊的锚地）。除返航外，水手的活动范围一般都会被限制在锚地，但是商人和船长须继续前行，之后沿珠江上溯十余英里，直至抵达珠江两岸的“商馆”（factory），即位于广州城西南的外国人居住区。这些被租下来的商馆（即“商行”集货栈、办公场所和寓所于一体，对华贸易即在此处完成。同样重要的是，商馆也是清政府监视外国商人并为他们提供补给的商业官僚体系终点站（其空间狭小逼仄）。华人驾驶的各式船舶在水道上往来穿梭，费用因船舶航速不同而有所差异，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管辖的炮台和税馆组成监管体系，通过巡逻、设置关卡及签发盖章文书制度（“照票”）管控澳门、黄埔和广州之间的往来船舶。

广州制度旨在促进并管理对外贸易，将外国人的活动范围限定在特定区域，并要求外国人通过政府特别授权的代办开展贸易。引水员负责引导船舶抛锚靠岸，通事（linguist）协助与海关官员交涉，买办则负责供应日常物资。其中，行商（隶属于公行）的地位最为重要，政府授权行商为外国商人缴税作担保。作为大规模贸易的中间人，行商周旋于外国商人与粤海关监督官员之间，出租商馆和码头，参与货物买卖活动。行商是外国商人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兼具外国商人的客户、供货商和同行竞争对手的身份，有时行商（至少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也被外国商人视为朋友。

1789年，珀金斯曾在“水上之城”广州暂住。广州制度为他提供了人脉、营商条件和货源，他便以此为基础开展贸易。后来，他利用广州制度的复杂性，与中国本地商人勾结，走私牟利。地理环境同样重要。一位美国领事官员曾解释道，珠江三角洲地区“河道沟汊纵横交错，如蜘蛛网一般密集”。“拥挤的河道”意味着，只要“精明的冒险者”备妥合适的船舶并打点好关系，就可以“从任意方向”绕开税馆进入中国市场。可能对于像珀金斯这样的商人而言，广州制度虽然将其拒于中国的大门之外，但也为他们提供了走私的可乘之机和手段，引诱着他们规避清政府的税务监管。作为一个把“要善于钻空子”作为座右铭的人，珀金斯后来成功利用清政府监管的漏洞牟利，由此他对中国法律和清政府官员也愈加蔑视——这种心态在商馆里的外国商人群体中根深蒂固。就像珀金斯带回美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一样，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也是贸易的产物。

当然，珀金斯的经历也受珠江之外的因素影响。与许多第一批来华的美国商人一样，珀金斯将“阿斯特雷亚”号长达16个月的航程视为自己既往商业生涯的延伸——这是他收集海外市场情报、拓展商业网络并积累资本的一系列冒险之一。珀金斯十几岁时曾在波士顿一家会计公司做过文员学徒，后来他和哥哥詹姆斯来到加勒比海法属圣多明各的法兰西角港口（今天的海地角），从事向大西洋其他港口运输面粉、糖和奴隶的生意。珀金斯在“阿斯特雷亚”号上担任大班，即负责处理船上贸易事务的货主代理人，这说明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利用社会关系的手腕也越来越娴熟。经验丰富的詹姆斯·马吉担任“阿斯特雷亚”号船长，此时他任命自己的女婿珀金斯责备货和管理船舶业务。后来，珀金斯回忆指出，1788年结婚之后，他与马吉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姻亲关系，由此“决定了我之后的商业生涯”——正如同年美国宪法的批准决定了美国的历史进程。

尽管珀金斯筹划对华贸易的方式与筹划其他生意并没有不同，但是对其本人乃至对美国而言，对华贸易有着更深远的意义。“阿斯特雷亚”号载重360吨，船东是塞勒姆航运巨头伊莱亚斯·哈斯克特·德比（Elias Hasket Derby）。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德比一直希望利用美国独立的机遇大赚一笔，试图将美国商船开往英国从未允许它们（合法）抵达的地区。当时前往所谓“东印度地区”（泛指好望角以东所有海上目的地）的航行，是18世纪末最吸引美国人眼球的新冒险活动之一。与美国商人熟悉的大西洋航线相比，前往东印度地区的距离和难度都非比寻常，但是潜在回报亦非比寻常。尤其是赴华航行，因其将新生共和国与公认的世界最古老、最富有的中国联系在一起，而备受官方关注和公众议论。中国也是茶叶的产地，而茶叶被视为绅士风度的象征，并且在鼓舞美国人反抗大英帝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茶叶在美国这个刚刚建立的国家的政治想象中占据了特殊地位。在美国建国初期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文化氛围中，人们非常关注从世界另一端返航的船舶带回的信息。在人们的想象中，船舶运回的商品就蕴藏着上述信息。例如，在“阿斯特雷亚”号船长从广州返回美国之后，他因向剑桥城的大学博物馆捐赠一批从中国带回的商品而名声大噪。有人曾在报纸上撰文指出，这些贸易活动鼓励那些“热衷研究自然规律的人士”去“了解世界各地人民的创造力以及工业领域的进步”。

与“阿斯特雷亚”号返航时带回的某些新奇商品形成对比的是，启航准备工作的推进则按部就班。与18世纪后期美国商业冒险家的惯常做法并无不同，珀金斯、马吉和德比组建临时投资财团，为航行筹集资金并分担风险。1789年2月，“阿斯特雷亚”号驶离塞勒姆港，船上装载的产品来自20个美国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实际上，投资人通过动员亲朋好友才筹集到流动资金。尽管投资者来自不同的行业，“阿斯特雷亚”号装载的货物却以两类商品为主，均是美国商人公认适合在华销售的商品：一是总重量为88674磅的花旗参（一种野生植物的根系，因其药用特性在亚洲地区广受欢迎）；二是价值为30710比索（西班牙银圆）的银币，数百年来白银一直是东西方贸易的通用货币。

根据航行计划，“阿斯特雷亚”号遵循了早期美国对华贸易模式，即效仿在东印度地区从事商贸活动的欧洲（尤其是英国）商人的先例。“阿斯特雷亚”号绕过好望角，驶往荷兰殖民地港口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阿斯特雷亚”号在巴达维亚将货物（最赚钱的货物）售出，确保德比本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后船上装载糖、咖啡和香料，继续航行至广州，用船上的花旗参和白银换取茶叶、丝绸、棉布和瓷器，然后返航回到美国。在这些港口之间的穿梭过程中，珀金斯基本上无事可做，他写下了详细的航行日志，参照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长们编制并在伦敦出版的航行指南手册所示路线，判断“阿斯特雷亚”号的航行情况。“阿斯特雷亚”号沿欧洲航海家之前的航线航行，并按照欧洲人的贸易习惯决定装载货物品类，珀金斯的航行日志也参照了欧洲印制的航海日志格式：珀金斯在英式标准航海日志本的空白处记录了印度洋和中国海域的人文风物，美国本土航线测量员据此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千里之外的天气和船舶航速情况。

欧洲商人在亚洲的贸易历史十分悠久，因此珀金斯对亚洲商业文化极为熟悉也就不足为奇。在珀金斯抵达的港口，从当地仅供外国人居住的社区，到广泛使用的通用语言——皮钦英语，再到定期举办用以构建关系网并促成交易的宴会活动，当地大量的设施和规矩习惯提供了更多便利。广州港和巴达维亚港均是适合西方商人开展海上贸易的港口，这两处港口是当地对外交往的最前沿，当地中央政府为了获得稳定的税收而向商人团体让渡了一定的权力：在巴达维亚，当地中央政府授权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和雇员开展贸易；在广州，清朝中央政府授权公行开展贸易。虽然外国商人几乎人人抱怨政府贸易监管机构课征的苛捐杂税，但是这基本上并不会导致贸易彻底中断，经协商后，基本上会完成交易，因为开放这些港口本就是为了方便开展贸易。

即便珀金斯在开始亚测冒险之旅前未曾察觉，1790年5月下旬“阿斯特雷亚”号返回美国后发生的种种事端也使他确信，新政府在也采取这种方式开展对华贸易。只要有钱可赚，美国商人就能够而且确实可以与美国政府协商缴税的方式，最终实现双赢。“阿斯特雷亚”号驶回美国后，美国国内市场的茶叶就像广州市场的花旗参一样出现大量积压。在“阿斯特雷亚”号出海期间，美国建立了全新的宪政秩序。随后，美国政府开始实施新的联邦《关税法案》，由此导致茶叶贸易利润受到严重影响。德比人脉甚广，他以其本人及投资伙伴的名义请求国会施以援手。德比解释说，他本人对此状况“没有任何预期”，押上“几乎全部家当”买入茶叶，而当时市场上茶叶的库存积压量“足以满足美国三年的消费需求”，他恳请国会“汇集诸位议员的智慧，出台最佳的纾困政策”。尽管德比提出请求时态度温和谦恭，言语谄媚卑微，但是他开门见山地提出，希望“新崛起的美利坚帝国国内公民自由和贸易的守护者”减轻他按时缴税的“沉重负担”，请求国会允许他在售出茶叶后再行缴纳进口关税，而不是在进口茶叶入关之时就缴纳关税。这样一来他既可以维持自己的信用，又能最终偿还自己欠财政部的税款，并且不会过度消耗商人或国家的硬通货储备。

最终，德比如愿以偿。1790年和1791年修订的美国关税法允许延长“所有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的仓储期限（自最初进口日起算，最长可达两年），并按照其销售额比例缴税，但前提条件是进口商需提供纳税担保债券作为担保。就像在巴达维亚和广州负责管理国际贸易的官员一样，美国政府海关最初制度的设计者虽然对给予某些个人以“特别宽大处理”一事持谨慎态度，但是他们愿意满足商人的需求。这在当时并非权宜之计。美国联邦政府早期政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通过设置短期内灵活征缴关税的制度促进贸易的长远发展（并获得更多税收），为直接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商人提供特殊保护也是出于这一理由。

与美国海关官员一样，鉴于对华贸易带来的实际利益和政治现实情况，珀金斯将经营贸易的眼光放得更长远。驻留广州期间，珀金斯从与其他贸易商的交流中掌握了“西北贸易的大量细节”，太平洋地区是海洋动物毛皮贸易的集中地。珀金斯据此认为派船前往采购海獭皮并在广州市场出售将有利可图。在经历了刚开始的数次挫败之后，该项业务巩固了珀金斯与中国的商业联系，成为他构建自身全球贸易网络的首个里程碑——这一网络不仅决定了他的职业生涯，更为19世纪规模最大、持续经营时间最长的在华美国企业旗昌洋行奠定了基础。广州之行彻底改变了珀金斯及其合作伙伴的商业策略：从经营北美大陆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航线，转而采用更宏大的国际套利模式；他通过向关键港口派驻值得信赖的同事，协调太平洋皮毛、中国茶叶、土耳其鸦片、墨西哥白银和西印度群岛糖等数十种商品的全球流通，构建其跨国贸易网络。珀金斯的广州之行以及从事的对华贸易促使他形成了自己的全球视野；广义而言，所谓的“对华贸易”是在世界其他地区销售中国商品并将世界其他地区的产品带到中国的过程。

美国建国伊始就将中国视为商贸伙伴。美国人通过多种方式与中国接触，例如派遣外交官、传教士、雇佣兵和文化教育人员等，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像珀金斯所采用的方式一样，美国人通过开展贸易与中国建立联系。这种关系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在国内畅销商品缺乏和国外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对华贸易的需求促使美国人从世界各地寻找银币和稀有商品，足迹遍及从波士顿到巴达维亚、伦敦到利马、上海到旧金山的复杂贸易网络。贸易并非政治绝缘体：贸易既需要驾驭船舶和风帆，也需要依赖信用网络和国际外交的周旋。正是因为对华贸易，美国商人和海员才得以直接接触众多新的民族和不同的地区，美国决策者和政治家才能在关键时刻从全球视野来审视国家规划和国内争端。鉴于对华贸易涉及的商品、资本和人员范围极为广泛，对华贸易深刻塑造了美国人对自身、他们的政府以及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所处地位的认知。进而，贸易也塑造了美国的制度和政治。

本书回顾了美国对华贸易第一个百年的历史，旨在解读对华贸易如何催生、塑造并不断修正美国人对政治经济学的全球性认知。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决定18世纪至19世纪美国政治与治国之道的冲突——包括国家主权、奴隶制、自由劳动力和移民、工业发展以及美国的扩张——均深受对华贸易的影响。正如珀金斯个人的经历一样，美国对华贸易改变了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对美国全球地位的认知，并使其注意到美国对世界开放的可能性。本书以1784年美国人第一次前往广州的贸易航行为起点，以一个世纪之后美国通过《排华法案》以及在华美资大商行的破产为终点，这些事件分别标志着美国与中国之间货物和人员自由流动的开启和终止，以及美国政治想象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贸易”（不同于“中国市场”）——的兴衰。

在详细阐述上述研究路径的价值之前，或许有必要明确说明本书的研究范围。本书既不是研究中美双边外交关系的著作，也不是研究中美商贸往来历史或研究特定商人及贸易商行的著作。虽然本书与上述已得到充分研究的领域存在交叉关系，但是本书本质上是对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探讨——对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联系及构成这种联系的个体展开的详细研究。就像前往中国的海员为探知海水深度和绘制海底地形而将铅垂扔进海里一样，本书也可以作为一把标尺，以此测算和衡量美国政治经济的全球影响力。

回溯美国与中国建立贸易联系的策略，我们可以就当下的学术讨论提出新视角。本书揭示了美国将对华贸易视为国际关系、经济增长与国家治理的关键要素，由此重构了国家认同与政治文化互动的讨论框架。本书提出以“漫长的19世纪”为历史分水岭，探讨美国人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多元认知如何影响国家权力理论和实践既体现在对外扩张方面，也反映在国内治理方面。例如，美国建国初期将强化联邦政府以促进全球贸易（尤其是对华贸易）视为治国方略；而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奴隶制政治则引发了美国人对中国商品流动的区别对待和对华人移民的严重关切。处于镀金时代的美国人日益笃信中国主要是作为美国出口倾销的目的地，这既与投资涌入推动本土工业、农业与矿业的发展相关，亦与在华美资大商行的衰亡息息相关。

通过聚焦中美贸易关系，既可以揭示美国全球化策略的重要演变，亦可以展现美国国内政治辩论与美国人海外商业冒险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对华贸易拓宽了我们对英美关系如何在全球市场以及外交渠道中演进的认识。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美国人与英国资本合力推进英国的帝国计划，而国内对这些计划的反对声浪却往往主导了政策的走向。同样，作为货币流动的驱动力，对华贸易既深刻影响了19世纪金融恐慌与银行危机的客观现实，也塑造了美国人对其后果的认知与应对策略。最后，本书介绍了中国商品自由贸易是如何影响美国与清政府的相互排斥关系，助力了史学界研究资本主义的范式转变——这种路径旨在更全面地揭示在商品交换（即商贸活动）中的政治经济互动，这种互动也发生在生产和消费领域。全球贸易深刻影响了美国的文化演进、经济模式和民族国家的建构。美国对华贸易所涉及的商品、人员和思想碰撞，为追溯美国人如何融入世界以及世界如何影响美国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讨论。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美国从邦联时期迈入镀金时代，对华自由贸易从被美国人视为国家战略而着力推进的宏伟大业，逐渐沦为担心损及国本而亟须管制的对象。我将这种转变概括为从“对华贸易”到“中国市场”的认知转向——前者是借中美商贸活动融入全球体系的路径，后者则是仅仅将中国视为新消费者、劳动力或商品的来源。我的研究始终遵循一条主线：梳理商界、政府和媒体的多重史料，聚焦那些对中美商贸关系的政治经济格局发挥基础性或颠覆性作用的人物、机构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