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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宋上上博士
摘要
明代边镇粮饷存在本色实物、折色银不同的收支方式，为了保证统计口径一致，明代中后期边镇岁报册会将粮饷全部折银会计。明代督抚奏议、户部政书中记载了嘉靖至崇祯朝（1531—1631）边镇粮饷的系统数据，经过考证数据史源及产生时间，选取不同时空粮料时估为折价，同时注意到主、客兵饷的不同，可以得出明中后期边镇粮饷折银数量。万历以前，九边粮饷的供应以民运为主，万历以后，京运超过民运成为边镇粮饷的首要来源，同时开中和京运作为户部财政，存在互补关系。边镇粮饷折银总额从嘉靖初约480万两，至明末增至约890万两，以嘉靖朝增长最为明显，主要源于“庚戌之变”后蓟镇地位的上升，以及嘉靖末户部财政的“定经制”。考虑到民屯拖欠、京运愆期、盐引不售，边镇粮饷的实际收入会有所降低。
关键词
边镇粮饷；折银；粮价；开中法；户部财政
边镇粮饷在明代国家财政支出中占有重要地位，历来备受学界关注。寺田隆信、赖建诚、王尊旺、张松梅等学者皆有专著讨论，用力颇深。具体到边镇粮饷收支各项，以京运年例银的研究最为清楚。黄阿明、范传南、王尊旺等学者就年例银制度沿革和数量变化加以研究，厘清了诸多问题，尤其是王氏将考证结果制成《明代九边京运年例变化表》，为学者查阅和引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寺田隆信著《山西商人研究》
相比之下，学界关于民运、屯田、开中的研究稍显薄弱，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屯等项名色繁杂，包括粮米、料豆、草束、布匹、绵花、银两等，分为本色实物和折色银两不同的征解方式，计量单位各异。部分史籍采用“复合单位”的做法，并不能准确反映边饷的实际情况，那么在会计边镇钱粮时该如何保证统计口径一致？
明代中后期，在货币白银化的趋势下，民运税粮和屯田籽粒大部分折银征解，加上京运银的派发，大量白银的涌入刺激了边镇市场的发展，白银也成为边镇军士唯一认可的货币，如大同巡抚史道指出：“自来钱法未行，易买百货，止知用银。”因此最合理的方式便是将边镇钱粮全部按照白银折算，实际上明代户部会计册和边镇督抚岁报册中也常是如此统计。
学界最早进行边饷折银研究的是梁淼泰，氏著《明代“九边”的饷数并估银》分别按照民、屯、漕粮折价，对于九边粮饷折银数量进行了估算。这一研究思路值得借鉴，在研究方法上，赖建诚指出有两方面不足：一是没有充分考虑边镇折价时空上的不同；二是对于数据的处理过程和意义缺少说明。万明、徐英凯以《万历会计录》为基础，整理出《边镇粮饷货币化统计》一章，指出九边各镇粮饷的货币化程度均在半数以上，数据翔实，具有说服力。但研究反映的是万历九年（1581）静态时间剖面下的情况，缺少动态变化。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长时段内边饷折银数量的演变。
梁淼泰著《拾贝集》
正如赖建诚所质疑，量化分析得到边饷的折银数据，有什么意义？能够说明什么问题？本文认为，较为准确的边饷折银数据，一是可以对边镇粮饷的各项占比作出定量分析。学界关于边镇粮饷结构，存在屯粮为主、开中为主、屯盐并重、民运为主等诸多观点，解决上述分歧的关键就在于量化各项粮饷的占比。张松梅在分析民运占各边镇粮饷总额比例时，就遇到了这样的困难，即民运因与开中盐粮、屯粮混在一起，不便统计。当民运、屯田、开中各项折银会计时，上述困难便不复存在。二是对于明代财政结构和状况的认识会更为准确。赖建诚根据明末京运年例银占太仓银库岁入的90%以上，便得出“明亡于边防”的结论。这一观点遭到王尊旺驳斥，王氏一针见血地指出，明代太仓财政和国家财政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同样道理，京运年例银也只是边镇粮饷的一部分。要说明明末财政危机的问题，核算边镇粮饷折银总数在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占比，会更有说服力。
基于以上研究目的和意义，本文深入发掘明代政书和边镇督抚奏议的记载，对于边镇粮饷的折银数量展开量化分析。
王尊旺著《明代九边军费考论》
一、边镇粮饷记载的考辨及取舍
高寿仙指出，在整理解读明代边镇粮饷数据时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必须准确判断财政数字的年代；二是必须辨清各项数据之间的分合关系；三是必须以数据性质相同、统计口径一致为原则。按照上述原则，有必要重新审视明代史料记载和学界已有研究。以下分为三个方面展开考辨。
（一）数据来源及产生时间
关于边镇粮饷的数据，赖建诚书中使用了五项系统性史料，但由于没有对史源进行考辨，以至于对于数据产生时间的判断，多有不当。如赖氏认为户部尚书杨俊民《杨司农奏疏》记载了万历二十一年九边军马钱粮，茅元仪《武备志》记载了万历三十年前后九边军马钱粮。但王尊旺指出，杨俊民基本上照抄万历七年《太仓考》中的数据，不足为凭。高寿仙指出，《武备志》中的“见额”，直接录自万历《大明会典》或《万历会计录》。实际上《杨司农奏疏》和《武备志》两组钱粮数额反映的都是万历初年的情况。
赖氏又根据魏焕《皇明九边考》的刊刻时间，断定所载粮饷数据为嘉靖十八年（1539）前后。按《皇明九边考》中钱粮数据主要取材自嘉靖初期“户部各司手本”，并不能将刊刻时间视为数据产生时间。那么《皇明九边考》究竟记载的是哪一年的钱粮数据？解答这一问题，需要对比嘉靖初户部奏议。首先，梁材《户部题稿》记载：“该巡抚大同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天祜题称……（岁入）通共银七十七万五千一百八十八两七钱零……嘉靖十年四月二十四日（题）。”蔡天祜题本记载大同镇岁入钱粮的总额和细目，与《皇明九边考》完全一致，说明数据产生时间不晚于嘉靖十年。其次，《皇明九边考》记载宣府镇开中盐引分为额派客兵引盐和补岁用不敷引盐，这一划分始于嘉靖九年，由户部尚书梁材题准。说明数据产生时间是在嘉靖九年之后。综合以上两点，可以断定《皇明九边考》中钱粮数据的产生时间正是嘉靖十年，经由九边督抚题报，户部尚书梁材覆议，奉圣旨批允，载入官册。嘉靖二十一年，户部尚书王杲在《户部题稿》中，对于这些数据再次加以引用，反映的亦是嘉靖十年的情况。
魏焕撰《皇明九边考》
厘清史源会发现，赖氏所引用的数据，实则皆是万历十年以前，晚明的边镇粮饷记载则付之阙如，有待于进一步补充。《皇明经世实用编》抄录了万历二十九年户部岁报预览文册，《皇明世法录》抄录了天启三年（1623）户科勘定钱粮文册。二书虽非数据原始出处，但是时间记载明确，可资参考。又《崇祯存实疏抄》中收录九边开报崇祯三、四年（1630—1631）及补报崇祯元、二年主客兵钱粮册，系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不见于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度支奏议》，弥足珍贵。
根据上述考证，现将明代边镇粮饷记载的系统性史料，总结如表1所示：
表1 九边钱粮数额记载史料
数据从嘉靖十年至崇祯四年，恰好一百年，能够反映明代中后期长时段内边镇粮饷的变化。本文就以表1史籍所载数据为基础，对于边镇粮饷折银数量展开计算和分析。
陈仁锡撰《皇明世法录》
（二）粮料的折价的选择
估算边镇折银数量的关键在于粮米、料豆、草束、布花等（以下简称“粮料”）军需的价格（以银两计）。需要注意的是，所谓价格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边镇本地粮料等物的市场价，称为“时估”或“市价”。二是地方州县起解边镇税粮的折征银价，称为“民运折价”。三是边镇发放军兵月粮的折银比价，简称“月粮折价”。因此在讨论粮价折价时，首先需要明确选取的对象和逻辑，考虑因素有两点：
一是大小关系。理论上边镇粮饷在收支时皆按照粮料时估折算，但是由于时估存在波动，丰歉年份粮料时估极为悬殊，就算是同一年内，春季青黄不接和秋季丰收时节，时估亦相迥异。相比之下，民运折价和月粮折价涉及赋税征解、造册奏报，都具有明显的“原额主义”倾向，不会随时调整。如胡铁球指出九边月粮的折价与各边镇粮料时估保持一致。宋上上进一步补充道，当边镇整体军事压力增大，粮米时估上涨到每石一两以上，月粮折价并未相应增长，由此导致月粮折价低于粮米常价。
关于民运折价，明初山陕等五省民运税粮按照本色输送边镇，由于运费（即“脚价”）高昂，明中期后逐渐改为折银征解。如弘治时，陕西布政使文贵将西安、延安、庆阳府起运延绥镇本色税粮改为折色，“照当年时估，每米一石并脚价折征银一两二钱”，而同时期延绥镇秋成粮米时估仅为“每石直银五钱、六钱”。也就是说，民运折价包含时估、脚价等费用在内，一般要高于时估。又如梁淼泰指出嘉靖中蓟州民运折价每石约八九钱。同一时期，蓟辽总督刘焘记载：“（蓟镇）往岁每米一石值银三钱五分。”蓟镇粮米时估亦远低于民运折价。州县将运费等花费也纳入折价的考虑范围，成为嘉、万时期地方制定民运本色税粮“领价”的基本原则。
刘焘像
民运改折导致九边本色粮料供应减少，白银通货量增多，粮价自然相应增长。在民运折价保持原额的情况下，亦会出现民运折价小于时估的情况。如万明、徐英凯将万历初延绥、大同镇民运本色、折色粮，统一按照民运折价0.788 8两/石会计。但同时期三边总督石茂华记载：“今考以各路往年时估，无论岁入、岁出，俱酌以米九升、豆一斗二升、草伍束，各算银一钱。”即粮米时估约1.11两/石、料豆时估约0.83两/石，已然高出民运折价。
二是收支关系。计算边镇粮料折银数量，究竟是为了分析边镇获得的财赋资源，还是国家为了供给边镇粮饷而从地方征收的赋税资源。如果前者的话，则应选取时估，后者则应考虑民运折价。由此会进一步影响到本文的问题关心，即究竟是核算边镇粮饷折银总数，在国家财政总收入还是总支出的占比。从州县民运、卫所屯田供应边镇粮饷的角度而言，地方支出对口边镇收入，因此户部和督抚在会计边镇钱粮收入总额时，就是按照时估折算，如三边总督石茂华酌以“往年时估”。考虑到时估的波动，边镇督抚一般将以往若干年的粮料估折中取平均值，也就所谓的“粮米常价”。
综上所述，根据粮米时估与折价的大小关系，以及收支客体的不同，本文在计算边镇粮饷折银数量时，首选粮料、草束的时估。但如果史籍缺少记载，时估难以考定，则根据研究对象，选取月粮折价或民运折价。需要注意的是，民运折价存在大于或小于时估，以及折色粮折价和本色粮领价的复杂情况，在使用时需要谨慎考辨。
石茂华像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开中盐引价银。明初开中法召商纳米中盐，户部以粮米数衡量盐引价值，称为“价米”。明中期以降，在货币白银化的趋势下，纳银中盐兴盛，盐引价格以银计，称为“价银”，边镇盐价的统计方式经历了从“价米”到“价银”的转变。目前所见北边盐引价银的最早记载，始于天顺八年，此后户部屡屡开中盐银，盐价不一。至嘉靖六年，盐引价银经由户部题准，固定下来，称为“钦定价”。嘉靖十年，户部尚书许讃重新制定引价，规定两淮盐每引0.5两、两浙盐每引0.35两、长芦盐每引0.2两、山东盐每引0.15两，自此之后保持不变。商人按照既定盐引价银，在边仓上纳相应价值的粮料，换取盐引勘合，称为“开中盐粮”。
根据开中法运作，可以得到如下换算关系：盐粮数量=（盐引官价×盐引额数）/粮料时估。对于商人而言，将上纳粮料按照九边时估，换算成银额，再除以盐引官价，便可以得出应得各运司盐引数量。对于边镇而言，无需将盐粮再按照时估换算回价银，而是根据额派盐引的种类和数量，然后按照诸色盐引既定官价，相乘求和，便可得到开中盐引价银总数。例如万历时大同镇开中主兵盐引包括两淮盐31 428引、长芦盐12 376引，盐引价银共计31 428×0.5+12 376×0.2=18 189两。
王士琦辑《三云筹俎考》
（三）主、客兵饷的区分
边镇粮饷根据来源不同，可以分为民运、屯田、开中和京运四项，用于支付主兵月粮和客兵行粮，从收支角度而言，四项与主客兵之间有何对应关系？王尊旺指出：“主兵费用由屯田和民运开支，客兵费用由开中支付。”然而开中盐引亦有主、客之分，即上文所述的额派引盐（客兵盐）和补岁用不敷引盐（主兵盐），《万历会计录》就记载：“（宣府镇）嘉靖间始有主引、客引之额。”
根据《万历会计录》所云，主、客兵饷之分始于嘉靖年间。寺田隆信注意到：“拨给主兵和客兵的银两之间似乎一开始并未加以区别。”王尊旺认为嘉靖四十五年之前客兵银尚未形成定制，故四十五年之前仅列主兵年例银，四十五年后则主、客合计。但像延绥镇，嘉靖四十五年前后均有客兵年例银8万两。王氏所言不尽准确。那么客兵粮饷什么时候形成定制？需要从两个方面思考，首先是客兵粮饷的拨付何时固定下来成为每年常例（即“年例”）？其次是客兵粮饷的数量何时定为经制（即“定额”）？
京运银和开中盐引皆有主、客之分，其中部分供应客兵粮饷。如嘉靖时户部尚书梁材云：“臣窃观各镇每年常有客兵之调，粮草动至缺乏，则出内帑、开盐利。”万历时直隶巡按御史沈涵云：“各边腹仓场，如银、盐粮料则专备客兵支用，民、屯粮料则专备主兵支用。”其中“银、盐粮料”指的正是京运银和开中盐粮。至于民运税粮和屯田子粒，全部供应主兵粮饷。正如宣大总督郑汝璧所云：“（主兵）其饷宜尽派之民间……客兵系一时调遣之卒，事宁即行遣归，若复重派民间，创痍疲困之日，又何以堪？”地方有司无力承担客饷，只能由户部承担接济。无论是京运银还是盐引，均属于中央户部财政。
郑汝璧撰《由庚堂集》
九边客兵年例盐开中，始于嘉靖九年，户部尚书王杲云：“自嘉靖九年为始，于内以四分派边，六分存积。甘肃一十五万引，延绥、宁夏、大同、宣府、辽东各七万引。”甘肃等六镇开中客兵年例盐共计50万引，此外蓟镇、山西、固原三镇因相对地处腹里，并无客兵盐引开中。
九边各镇客兵年例银的形成，时间不一，整体上始于嘉靖中期。最早是大同镇，《万历会计录》记载：“弘治十三年、嘉靖二年，始间发客饷。皆事宁即止，或通融兼支，不为额也……（嘉靖）十九年而主、客分额，岁以为常。”虽然弘治时户部曾向大同派发京运银，但是事完即止，不为常例，尚不能称为年例银。至嘉靖十九年，京运银制度固定下来，每年派发，始称为年例银。同样道理，根据《万历会计录》记载，宁夏镇客兵年例银始于嘉靖二十四年，延绥镇客兵年例银不晚于嘉靖三十四年。
宣府镇客兵京运银最早见于正德时，与大同镇类似，只是偶尔运发，不为常例。那么宣府客兵京运银什么时候制度化成为年例银？根据宣大总督翁万达记载：“宣府二十六年会计沿边紧要城堡客兵年例银两”，可知宣府镇客兵年例银形成于嘉靖二十六年之前。嘉靖中，宣、大、山西三镇边饷的增加，与嘉靖二十年以后俺答部落举兵南下有关。《两镇三关通志》记载：“（嘉靖二十一年）五月，客兵大至。时边警屡报，总督侍郎翟鹏调辽东、延绥、宁夏及真、保定客兵，凡十营，至分布宣、大隘塞，率过秋乃还。”为了应对前一年“虏骑南牧”，宣府镇开始调客兵入卫。自此之后，每年夏季五、六月，客兵入卫成为常例。客兵京运银自然也随之派发，成为岁例。因此宣府镇客兵年例银应当始于嘉靖二十一年。山西镇客兵年例银亦始于该年。兵部给事中樊深题准：“自嘉靖二十一年为始，每年于太仓库银内动支三万两，差官运送巡抚山西都御史处交割，转发岢岚、宁武等处贮库，专备有事之时，调集客兵、招募人马之用……永为定规。”根据“永为定规”可见，山西镇客兵京运银从请发之初，就成为年例。庚戌之变后，拱卫京师右翼的蓟镇，地位开始提高，客兵年例银亦开始形成。如《万历会计录》记载蓟镇客兵年例银“自嘉靖二十九年始”。
尹耕撰《两镇三关通志》
甘肃镇因地处西陲，路途险远，客兵往来不便，调遣不多，客兵年例银最晚形成。隆庆五年（1571），甘肃巡抚杨锦云：“本镇客饷原无旧例，与八镇事体不同。”可见截至隆庆末，甘肃镇尚未形成客兵年例银制度。至万历十二年，甘肃巡抚董尧封题准：“增发客兵银二万两，原议十三年为始，增入年例。”甘肃镇客兵年例银始于万历十三年。
由此可见，九边客兵年例银制度普遍形成于嘉靖二十年后，但具体数量并不固定，不同年份甚至极为悬殊。这自然是由军情缓急所决定，遇有军情紧急，边镇调遣京营以及其他边镇客兵入卫，导致客兵粮饷激增。如大同镇承平时期客兵年例银仅数万两，庚戌之变后客兵年例银高达70余万两。京运年例银一般在前一年秋季预发，以便边镇趁秋收籴买粮料，但由于数量多变，并不便于户部会计和边镇预支。因此到了嘉靖末，户部将九边钱粮的数额固定下来。万历《大明会典》记载：“至（嘉靖）四十五年，始定经制。”所谓“经制”，即经常的制度，户部制定边镇粮饷定额。至此之后，九边客兵粮饷的数量固定下来，载万历《大明会典》《万历会计录》等政书。
综上所述，在分析边镇粮饷时，一方面要注意到嘉靖中九边各镇客兵年例盐、银的有无，另一方面还需明确嘉靖四十五年后主、客兵粮饷的经制定额。
《大明会典》
二、边镇粮饷折银计算——以宣府镇为例
根据上述原则和注意事项，本文结合表1中史料，对于九边粮饷折银数量展开分析。鉴于篇幅所限，本文谨选取边饷数额最多的宣府镇为例，其他边镇的会计方式与之基本相同，可资参照。现将表1中史料所载嘉靖十年至崇祯四年间宣府镇主、客兵粮饷折银数量，统计如表2至表7所示：
表2 嘉靖十年（1531）宣府镇粮饷数量（单位：万两）
表3 嘉靖二十九年（1550）宣府镇粮饷数量（单位：万两）
表4 万历九年（1581）宣府镇粮饷数量（单位：万两）
表5 万历二十九年（1601）宣府镇钱粮岁额（单位：万两）
表6 天启三年（1623）宣府镇粮饷岁额（单位：万两）
表7 崇祯元年（1628）宣府镇粮饷岁额（单位：万两）
《崇祯存实疏钞》
根据表2—表7，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1. 宣府镇粮饷呈现出缓慢增长的趋势，从嘉靖十年约94万两，至崇祯元年约154万两，年增长量约为0.6万两。具体而言，又有主、客兵饷的不同。宣府镇开中客兵盐引始于嘉靖九年、客兵年例银始于嘉靖二十一年。自嘉靖末“定经制”后，宣府镇客兵粮饷总额维持在19.76万两，延至明末不变。这主要与隆庆和议为北边带来长期的和平有关，客兵免于紧急调发，边镇只需维持春防、秋防旧额。相比之下，宣府镇粮饷的增长主要源于主兵粮饷的增加，这是由粮价的上涨所致。宣府镇粮料常价从嘉靖初1两/石，增至崇祯时2两/石。一方面使得屯田本色粮料的折银数量增长，另一方面民运折价也照依时估有所增加，导致民运银数量上升。明确区分主、客兵饷，便可以解释梁淼泰在计算万历初年宣府镇粮饷折银数量时，为何会有120余万两和约140万两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数据？原因正是在于前者单指主兵粮饷，后者则包括主、客兵饷。
赖建诚著《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
2. 宣府镇粮饷来源四项中，民运和屯田源于本地产出或临省转输，京运和开中是由户部分派盐引或银两，从央地关系的视角来看，民运和屯田属于地方财政，而京运和开中则属于户部或中央财政。宣府镇民运税粮源自山东、山西、河南、北直隶四省直，名色包括粮料、布花、户口食盐钞等，至嘉靖时已经全部折银征解。屯田子粒除了小部分粮料、屯草折银外，其余屯粮仍征收本色，结合宣府镇粮料时估予以折银计算。
3. 户部京运银和开中盐引，并称为“年例盐、银”，二者存在互补关系。如万历二十九年客兵盐价银增加的同时，京运年例银相应降低，客兵粮饷仍维持19.76万两不变。需要说明的是，为何各表中将“运司盐价银”计入京运而非开中项下？正如高寿仙指出，明代盐课有“岁解”和“岁派”的不同。其中两淮、两浙、长芦、山东运司正盐“岁派”九边，招商开中纳粮；余盐运司纳银，“岁解”太仓，以京运年例银的形式，分发各边。除此之外，其他盐运司（河东、福建）和七提举司盐课，全部变卖价银，岁解太仓或径解边镇，用于抵补京运年例银。因此像径解宣府镇的河东运司盐价银，属于“岁解”的京运，而非“岁派”的开中。天启时宣府镇新增了山东和长芦运司盐价银，源于万历十七年户部将本属于河东行盐疆界的开封、归德二府，改食山东、长芦盐，河东运司解送宣府镇盐课银减少的4.8万两盐价银，由长芦、山东二运司分认。其中山东运司1.776万两、长芦运司3.024万两，作为“二运司经解太仓转发宣镇盐课”，自然属于京运。
毕自严撰《度支奏议》
三、九边粮饷折银数量统计分析
根据上述计算原则，现将1531年—1631年间九边粮饷折银数量统计如下表8所示：
表8 明代中后期边镇粮饷折银数量（单位：万两）
根据表8可见，九边兵饷总数不断增长，从嘉靖初约480万两，至天启时约890万两，增加了约400万两，但是这种增长并非匀速的。从嘉靖十年至嘉靖二十九年（1531—1550），蒙古俺答部落崛起，随着北边军事压力的增大，九边各镇的主、客兵饷皆有所增长，客兵年例银制度也在此期间形成。从嘉靖二十九年至万历九年（1550—1581），九边粮饷的增长，主要源于蓟镇粮饷的激增。蓟镇粮饷折银从约40万两，增至约167万两，增幅高达127万两。嘉靖四十四年“蓟、永分镇”之举，正是为了便于军马钱粮细化管理。
得益于嘉靖末边镇粮饷的定经制，万历时期边镇粮饷数量变化不大，尤其是客兵粮饷，源于京运年例银和开中盐引价银，不受粮料时估影响，因此在明后期保持高度稳定，几乎没有变化。同时期九边主兵粮饷中本色粮料由于受到时估的影响，折银略有上升。同样道理，天启三年至崇祯四年，边镇额派粮饷数额不变，折银数量的变动亦是粮料时估的变化。
如果从九边粮饷四项来源角度分析，可以将表8中数据统计作如下排列组合：
表9 明中后期九边粮饷来源及其占比（单位：万两）
根据表9，便可以解释为何学界对于边镇粮饷的四项来源，即民运、屯田、京运、开中的地位，存在认识的分歧，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万明、徐英凯著《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
一是不同时期边饷各项来源的数量和占比在变化。明代中后期民运和屯田占比不断降低，京运占比不断提高。万历以前，九边粮饷的供应以民运为主，如嘉靖十三年户科给事中菅怀理云：“大约民运常十之七八”，虽然有所夸大，但民运占比大半应当属实。万历以后，京运超过民运成为边镇粮饷的首要来源。1531年—1631年间，京运银（不止是户部年例银，还有运司盐价银等）增加了350万两，占据九边粮饷增量的87.5%左右，学界将这一现象总结为“白银北流”。
二是明代开中法制度复杂，导致数据之间的分合关系模糊。明代两淮等四运司正盐“岁派”九边开中，以及余盐运司纳银，“岁解”太仓，由此导致开中和京运存在互补关系。从“岁派”或“岁解”不同角度出发，都会对开中法地位得出不同的认识。或是认为开中法占主要地位，如户部尚书李起元云：“国家财赋半资盐课，九边额饷全赖灌输。”或是认为开中法微不足道，如总理盐屯都御史庞尚鹏云：“盖九边额供之数，以各省民运为主，屯粮次之，此定例也，而盐粮乃补其所不足，亦千百十一耳。”明人的说法不一也导致了学界对于开中法评价的混乱。事实上，李起元和庞尚鹏的说法并不矛盾。庞尚鹏所说的“盐粮”仅指的是“岁派”九边的正盐，即表9中“开中”一项，两淮等四运司正盐引价银约55万两，在边镇粮饷的占比仅不足十分之一。按照边镇1两/石的粮料常价，每年开中盐粮数量约为55万石，不足九边军士一月之需，故庞尚鹏认为微不足道。
既然盐粮占比不高，那么是否意味着开中法对于边镇粮饷无足轻重？显然不是。除了正盐在边镇召商纳粮外，余盐运司纳银，“岁解”太仓，为户部带来丰富的盐课银收入，如户部尚书毕自严云：“国家财赋半资盐策，在边镇则纳粮草以充年例，在运司则征余课以解太仓，其关系綦重矣。”苏新红研究指出，万历末“岁解”太仓盐课银为140余万两，加上“岁派”正盐引价约55万两，合计约200万两，占太仓岁入约400万两的一半，也就是李起元所说的“半资盐课”。盐课银经户部转发九边，是京运年例银的重要来源。天启初户科给事中赵时用指出：“（盐课银）共纳百万有奇，以供九边京运之半。”考虑到京运部分源自开中，明代开中法地位有所提高，盐粮、盐银共占边镇粮饷的1/4左右。
苏新红著《太仓库与明代财政制度演变研究》
四、余论
经过边镇粮饷折银的量化分析，对于九边主、客兵饷数量的变化，以及民运、屯田、京运、开中地位的认识，会更加清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表格所列边镇粮饷折银数量，是出于定量研究的需要，估算得到的账面近似值，与明代边饷实际收支情况存在偏差。一方面是由于不同年份粮料时估的波动，折银数量亦有所变化，表格中未能全面反映，具体各项数据计算，仍存在可以指摘和修正之处。
另一方面，由于地方蠲免、逋负钱粮，导致边镇实际收入要低于额定的“经制收入”。那么二者的差距具体有多少呢？可以从边镇督抚岁报钱粮册中寻求答案。册式首列边镇岁额，继而按照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式开列款项，其中“新收”一项便可反映边镇的实际收入。延绥巡抚涂宗濬的《抚延疏草》中，就收录了万历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两年的岁报钱粮册，为我们分析边镇实际收入情况提供了参考，现总结如表10所示：
表10 万历三十三、四年延绥镇岁报钱粮册
本文作者著《明代贡运制度研究》
可见延绥镇两年盐粮数量略有参差，主要是时估变动所致，盐引全部足额开中，未见短少亏欠。京运年例银缺额不多，仅万余两，而民运和屯田则存在明显拖欠，民运本色粮料逋负高达1/3。由此反映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实际支付能力大相径庭。岁派地方的民运税粮和屯田子粒，账面虚数较高，而户部解送的年例银和开中盐引，基本足额。至于地方上因灾伤蠲免的起运税粮，缺口部分还需户部补足。这也使得边镇愈发依赖于户部的财政供应，因此边镇粮饷中户部财政支出的占比越来越高。
万历《朔方新志》
整体而言，万历三十年代延绥镇实收钱粮可达岁额八分（80%）以上，逋负尚不严重。某些年份京运、开中亦有缺额，如万历三十六年涂宗濬就声称：“近岁屡年灾沴，盐引不售，京运愆期。”其中“盐引不售”的情况较为普遍，源于嘉靖时余盐兴盛、万历时内监税使变卖积盐，导致商人“困守支”，无人报中正盐引目。为了招徕商人，户部不得不减轻边商纳粮数量，称为“盐引轻估”。如万历三十八年，宁夏巡抚崔景荣云：“盐粮亏折一节，因盐法壅滞，边商领得勘合，卖无受主，日就消乏，开派斗头，名虽四六，实止一半。”宁夏镇将盐引轻估定为40%，但实际上高达50%，即边商实际上纳粮料的价值，只有额派盐引价银的一半。由此可见，相比于边镇钱粮的“经制收入”，实际收入要更为复杂多变。在充分挖掘政书和边镇督抚奏议的基础上，能够将边镇实收情况进一步厘清。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作者：宋上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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