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崧杰，叶阳，周子露｜《澳门档案》的学术价值

《澳门档案》（Arquivo de Macau）自1929年创刊，收录了涵盖澳门历史、葡萄牙殖民活动、东南亚贸易及中葡关系等多个领域的丰富档案文献。这部重要的葡文档案文献累计出版了212期，共收录2325件档案，总字数超过300万字，是最早系统记录澳门历史的档案之一，也是研究澳门历史的宝贵一手资料。作为澳门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澳门档案》揭示了澳门在全球贸易网络与多元文化交汇中的独特地位。然而，《澳门档案》在编印过程中未能按照时间或主题进行系统分类，加之葡文资料的语言门槛，学者们在利用和研究这些珍贵资料时面临诸多困难。尽管澳门回归后档案整理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已陆续出版了多部史料，但葡文档案的系统化整理与研究工作仍显滞后。为弥补这一薄弱之处，有必要对《澳门档案》进行全面整理与翻译。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提升该档案在澳门史研究中的可用性和学术影响力，还将为研究者提供更加便捷的史料支持，进一步推动学界对澳门历史的深入研究。

一、《澳门档案》的编印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直接决定了研究的质量与深度。在澳门当地的葡文档案中，《澳门档案》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该文献收录了17—20世纪关于澳门历史的葡文档案，其中许多档案是澳门档案馆未收录的珍贵资料，堪称 “澳门历史档案中的精华”，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1929年6月，澳门政府通过了第268号训令，决定创办《澳门档案》作为《澳门宪报》的附属刊物，专门刊登涉及澳门事务的档案文献。该刊首任编辑由澳门利宵中学教师高美士(Telo de Azevedo Gomes）担任，其出版和发行工作由印务局负责。由于许多文件原本存放于政府各部门的文件柜中，为了便于查阅，澳门政府要求所有公务员积极配合档案的收集和核验工作。《澳门档案》旨在“公布澳门地区档案中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其收录的档案经过精心筛选。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时澳门尚末设立历史档案馆，许多档案的储存环境较为恶劣，因此《澳门档案》的编印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还将这些档案整理并公之于众，为后来的澳门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1929年创刊以来，《澳门档案》的出版历经坎坷，几度中断。该刊第一阶段的整理与出版工作持续了两年，至1931年7月停刊，期间共出版了3卷15期。这一时期，该刊共收录 300份档案，涵盖了1622—1841 年的重要历史事件。其中，大多数档案来自澳门议事会。此外，还包括部分选自财政档案、法院档案及转录的其他相关文件。

1941年1月，《澳门档案》复刊，由安东尼奥·沙明度(António de Morais Sarmento）神父主持编辑工作。然而，由于当时正值太平洋战争时期，物资极度匮之，该刊出版工作仅维持了一年，至当年12 月即停刊，共出版1卷6期。在这一阶段，除了继续辑录澳门议事会的档案文书，该刊还刊载了葡萄牙阿儒达图书馆所藏《耶稣会士在亚洲》 的相关文件，以及数十份由白乐嘉 (José Maria Braga）提供、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与澳门有关的文书。此外，该刊还刊登了博克塞 (C.R. Boxer）、白乐嘉和沙明度神父撰写的专题论文。这些学者不仅是澳门史研究的杰出人物，也对澳门史文献的发掘与整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他们的推动下，20世纪30—60年代，《澳门教区简报》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马赛克》(Mosaico)、《贾梅士学院简报》 (Boletim do Instituto Luis de Camões）等期刊也为澳门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原始且珍贵的资料。

1964年2月，在时任澳门图书馆馆长路易斯·贡萨加·戈麦斯 (Luís Gonzaga Gomes）的主持下，《澳门档案》进入了第三阶段的整理与出版工作。此阶段的出版工作持续至1979年，共计出版了32卷191期。这一时期，《澳门档案》不仅继续收录了大量有关澳门历史的珍贵档案，还对档案的编排和整理方式作出重要改进，逐步形成了系统化的档案出版模式。1981年，《澳门档案》更名为《澳门历史档案馆简报》(Boletim do Arguivo Historicode Macau），并继续出版至1988年。

在近60年的时间里，《澳门档案》累计收录了2325份葡文档案，内容涵盖了澳门历史、葡萄牙殖民帝国、东南亚贸易以及中葡关系等多个领域。这些档案内容翔实、系统，且由葡萄牙官方记录整理而成。值得注意的是，《澳门档案》不仅收录了澳门档案馆尚未公开的珍贵资料，还包含了许多无法在其他渠道找到的独特文献。由于《澳门档案》编印时澳门档案馆尚未成立，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问保存条件恶劣，许多档案的原件未能妥善保存，因此《澳门档案》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澳门档案》是历史研究者能够接触到的唯一系统出版的澳门历史档案文献。

二、《澳门档案》的史料价值

从时间维度来看，《澳门档案》中收录了 370 份17世纪的档案，主要聚焦于早期澳门的治理、贸易和外交关系。这些文献涵盖了官员任命、澳门与其他地区的贸易情况等重要记录，如涉及澳门与葡萄牙之间的外交通信以及与东亚地区的贸易往来等内容。18世纪的档案共计1878份，主要涉及澳门的行政管理、海上贸易路线以及与其他殖民势力的关系，包括澳门议会与印度总督之间的通信，以及有关澳门税收和军事事务的讨论。19世纪的档案有69份，主要为具体的行政文件、贸易许可及本地治理变革的记录，反映了澳门逐步适应全球贸易条件变化的过程。20世纪的档案仅有11份，主要涉及澳门城市治理及中葡关系。

《澳门档案》收录的档案主要集中于17—18世纪，对17世纪前期澳门史的研究尤其重要。在澳门档案馆开放查阅的馆藏中，年份最早的文献为1630年。然而，《澳门档案》 还收录了大量早于1630 年的珍贵文献，共计278份。这些早期文献多数已不见于澳门档案馆馆藏，因而其历史价值愈加突出。这些文献不仅为研究澳门的早期历史提供了关键线索，也弥补了现有馆藏的空白。

《澳门档案》中包含了丰富的葡萄牙帝国在亚洲的扩张的相关资料。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 成立，试图打破葡萄牙在亚洲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并构建荷兰自己的亚洲贸易网络。1614年，荷兰舰队对葡萄牙占领的马六甲发起进攻，试图打开进人亚洲的通道。虽然行动未能成功，但极大削弱了葡萄牙的影响力。《澳门档案》详细记录了1622年澳门应对荷兰人侵的情况。例如，当年2月25日，葡萄牙国王致信葡属印度总督，命令其阻止荷兰人在中国台湾地区修建防御工事，并认为此举将对中国海的航运构成巨大威胁。6月24日的档案记录了澳门成功击退荷兰入侵的经过。同年11月30日，葡萄牙国王再次致信葡属印度总督，要求澳门、霍尔木兹和果阿等地为可能的冲突做好准备。这些档案不仅体现了葡萄牙对荷兰扩张的高度警觉，也展现了澳门如何在1622 年抵御入侵并加强防御力量。通过这些信件，可以清晰地看到葡萄牙在澳门、果阿和霍尔木兹等战略地点实施的统一防御策略，充分体现了其在亚洲的殖民布局。

此外，《澳门档案》中还详细记载了葡萄牙加强澳门军事力量的相关举措。例如，1626年4月15日的信中提到，葡萄牙王室指示澳门方面派遣军官前往果阿学习铸造铸铁炮的技术，以提升本地防御能力。信中还提到，澳门方面已选拔了一批合适的官员，将派往果阿接受培训。这些资料为探讨葡萄牙在亚洲的各定居点之间的军事联动提供了珍贵的线索与细节。

在宗教活动方面，1627年的档案记载了澳门天主教会的运作情况，反映了宗教在澳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例如，1622年2月8日的一封信提到圣保禄学院的建设，可见葡萄牙当局试图通过加强宗教教育来巩固对澳门的控制。这表明宗教不仅在精神领域发挥作用，同时也是葡萄牙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

这些资料对于还原澳门早期历史的真实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超越“欧洲中心” 叙事、探索更全面的澳门历史层面提供了关键支持。比如，葡萄牙学者叶士朋 （António Manuel Hespanha）的《澳门法制史概论》利用了大量《澳门档案》中关于中葡两国在司法案件处理上的往来记录，揭示了中葡双方在澳门事务中的复杂博弈。这些记录不仅反映了殖民地治理体系的特点，也展现了澳门作为中西交汇点在法律实践中的独特地位。尽管《澳门档案》的整理与翻泽工作尚未全部完成，但相关史料已成为澳门史研究的重要资源。例如，澳门大学历史系汤开建教授撰写的《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深入引用了《澳门档案》收录的 17—18世纪的文献，为研究澳门在全球贸易网络和多元文化交织中的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研究瓶颈与未来工作

澳门本土的葡文档案蕴含着大量极具学术价值的历史资料，对于深入研究澳门历史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角色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阶段的澳门史研究依然面临不少瓶颈和现实挑战。

葡萄牙学者对17世纪以来澳门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进行了大量记录，留下了丰富的葡文史料。这些文献通常由葡萄牙政府、传教士和殖民官员整理，形成了以葡萄牙帝国扩张、海上贸易和传教活动为主的研究框架。这种以葡萄牙视角出发的研究集中体现了葡萄牙作为全球海上强国的地位，常常将澳门视为葡萄牙帝国扩张的一部分，忽视了澳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例如，博克塞的《远东的贵族》 (Fidalgas in the Far East)、《葡萄牙热带社区》( Portuguese Sociey in the Tropics）等著作，强调了葡萄牙在全球扩张中的作用以及澳门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但事实上，澳门作为中国的一个沿海城市，长期以来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汇的桥梁，特别是在明清时代的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葡萄牙学者对澳门史的研究多聚焦于西方视角，未能充分揭示这一双向文化交流，导致澳门在中国历史中的独特地位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澳门回归之前，澳门史学术研究的话语主导权几乎完全掌握在葡萄牙学者手中，缺乏中国学者的参与，这直接导致澳门史叙事的单一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澳门史研究的多元化视野。自澳门回归以来，中国学者在澳门史研究中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阐释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的多元地位，以及其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性方面，作出了诸多开创性的贡献。在史料方面，《中葡关系史资料集》《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葡萄牙驻广州领事馆档案》《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等重要文献的陆续出版为澳门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丰富的资料基础。不过，澳门本土的葡文档案整理工作仍然比较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澳门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长期以来，澳门史的研究主要由本地高校和研究机构推动。然而，受限于团队规模和专业人才的不足，现有研究力量难以应对数以万计的葡文档案资料的整理与翻译任务。尤其是对古葡语、专有名词的翻译，要求学者具备较高的语言能力和历史背景知识。此外，葡文资料涉及的殖民历史、宗教影响、法律及社会结构等多学科的知识，进一步提高了研究的门槛。尽管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曾集中力量进行过《澳门档案》的整理与翻译工作，但经过数年的努力，翻译工作仍尚未全部完成。同时，尽管有部分学者对《澳门宪报》中的中文公告进行了整理，但其中大量的葡文内容仍未得到系统性整理和研究。此外，由于澳门档案中许多重要文件的原件已遭损毀或丢失，学者们无法进行核对，因此研究难度也进一步增加。

要突破当前的研究瓶颈，应加大对澳门本士葡文档案的整理与数字化加工工作。随着技术的进步，数字化手段为档案的整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现代技术手段，能够大大提高档案整理的效率和准确性。特别是深度学习技术，如基于变换器的双向编码器表示

(Bidirectional Encodl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 BERT）等新型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在葡文档案的翻译和分类工作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BERT能够通过语义深度理解，自动识别文档的核心主题（如贸易、外交或宗教），并对档案进行分类归档，从而显著提升档案整理的效率。此外，BERT 还能够处理葡文文献中的古语、地方用语和历史术语，并通过预训练(pre-learning）和微调（fine-tuning）不断优化其对澳门本士葡文档案的处理能力。

在此基础上，澳门本土葡文档案的研究还需要跨学科的协作，包括语言学、法学、宗教学等领域。澳门史的研究不仅仅是语言翻译的工作，还需要深入理解其中的社会结构、法律体系以及宗教影响等多重维度的内容。因此，需要推动跨学科合作与国际学术网络建设，吸引更多学者参与，从而丰富澳门史的研究维度。

综上所述，澳门葡文档案的整理与研究面临诸多挑战，但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学术潜力。加速档案整理、突破学科与语言瓶领、加强国际合作，不仅能够拓展澳门史研究的文献基础，解决现有研究中本土葡文文献的短缺问题，为深入探讨澳门在中外关系、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关键作用提供更加可靠的史料支持，还能够全面挖掘澳门与祖国深厚的历史联系，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和文化纽带。这不仅是对澳门史研究的突破，也对加强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