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丨19世纪20—50年代中国新名词的生成与传播

黄兴涛

（中国人民大学特聘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19世纪20—50年代是近代中国新名词形成和传播的发端期。同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挑战与变化相伴随，语言文字领域出现相应变动，各种新名词、新概念明显增多，流通、传播和影响的范围亦颇为广泛。这些新名词，具有“承上启下”的转折特点，既是传统中国社会近代转型在语言上的最初反映，也可以说是这一转型直接或间接的历史见证。

关键词：近代；新名词；19世纪20—50年代

原文出处：黄兴涛.19世纪20—50年代中国新名词的生成与传播[J].求索,2026(2):19-36.

回溯近代中国新名词形成和传播的历史过程，19世纪20—50年代是一段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随着西人来华数量的增多，中西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多个领域出现变动，反映在语言文字方面，即是各种新名词新概念明显增多、流通加快、传播和影响的范围亦变得更广。

一方面，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等西方新教传教士纷纷来华，他们很快掌握中国语文和明末至清前期的天主教汉文遗册，尤其是各种西学译语，通过大量使用使其“重生”，创译新词。鸦片战争后，合信（Benjamin Hobson）、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等人还与管嗣复、李善兰、王韬等中国士人合作，翻译出版多部科技名著，创译出一批重要的汉语科技新词。另一方面，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开眼看世界”，组织编译《四洲志》，编撰《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介绍西方史地和其他新知，成为使用和传播新名词的重要力量，几方合力掀起了近代中国新名词创生和流播的第一个高潮。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出现并频繁使用的新名词，既有反映中西关系新变化的外交与政治新词，也有译介近代西方政法体制、经济情况的新词，还包括世界史地新知和国家译称，以及反映西方新兴物质文明成果和近代自然科学新知的新词，既是传统中国社会近代转型在语言上的最初反映，也可以说是这一转型直接或间接的历史见证。

一、反映中西关系变化的外交与政治新词

19世纪20—50年代，反映新的中西关系的“领事（官）”“公使”“照会”和“条约”等外交新词，在清廷官方文书中得到较多传播，原有的“买办”“通事”“汉奸”等词也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些具有鲜明时代性的词语，与这一时期政治、经济领域的其他新名词相互联动，成为近代中国逐步进入半殖民地社会的词汇表征。

“领事”原指“所管之事”或“统领某事”。作为一国政府派驻外国城市或地区管理各类事务的官员这一新含义的生成，是在19世纪20—50年代。鸦片战争前，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在与中国官员的交涉中自称“领事”。林则徐在给清廷的奏报中，也称义律等外国官员为“领事”。不过此时“领事”仍泛指“管事者”。中英《南京条约》汉文本中有“领事、管事等官”“领事官”等词，大体对应“superintendents or consular officers”。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中，较多使用了“管事官”“领事官”，但到次年中美、中法再签署《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时，“管事官”却被弃用，统称为“领事”或“领事官”。1844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编辑的《英华韵府历阶》中，将consul对译为“领事”，且是唯一译词。1847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华字典》卷1中，也将consul译为“管事官”“领事官”，说明含义为“住在外邦管理本国事务之官员”。此后，现代意义的“领事”“领事官”等词，不断出现在各种英华词典和中国外交文书中，但至今仍有学者认为“领事官”为来自日本的“日语借词”，不知是否有什么可靠证据。

“公使”一词用来泛称西方来华外交代表，起源也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东西洋每月统记传》中，已有传教士用“公使”称呼西方使节，如1833年，该刊称荷兰出使清廷的使节为“荷兰公使”。鸦片战争后，该词被英国官方用来称呼同清廷交涉的国家代表，以表明其作为外交官的正式身份。由于此前清廷更愿意称这些来华西人为“贡使”，因此这时西人自称“公使”，实有挑战清廷权威、自张声势的意图。战后，“公使”一词被《南京条约》等条约采用，得到广泛传播，尤其是在《天津条约》签订、英法等国公使得以进驻北京之后。不过晚清时期，“公使”常常是作为“外交使节的集合名词”来使用的，包括第一等级的ambassador（大使），第二等级的minister（公使）等各级外交官在内。

“照会”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原意为“会同照阅”。作为公文名称的“照会”用法，始于明代。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对华文书中偶有使用，但“照会”成为正式外交文书的名称，还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其所对译的英文词，主要是note等。《南京条约》规定，英国驻华大员与中国大臣文书平行往来，须一律使用“照会”字样；两国属员文书平行往来，也需如此。此后，这一使用遂成惯例。

“买办”一词，原指宫廷和官府采买物品的商人，明朝后期开始被用来对译葡萄牙语comprador，专指那些为外国商船采购伙食和其他用品的人。清前中期实行公行制度，买办作为中西贸易居间人，基本上不由外商选择。1822年，马礼逊编《英华字典》收录该词，释义为“指那些特许在广州和澳门从事采购事宜的本国人”。鸦片战争前后，其音译词“康八度”“康白度”或“刚巴度”等成为时髦新词，广为人知，且内涵与地位已有新变化。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凡合众国民人“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书手，……均属事所必需，例所不禁，应各听其便，所有工价若干，由该商民等自行定议，或请各领事官酌办，中国地方官毋庸经理”。这批人，成为直接服务于殖民者的特殊势力，其中一部分后来转化为民族资本家。20世纪20—40年代，“买办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等概念陆续出现。

“汉奸”是19世纪20—50年代引人注目的一个新名词。据研究，“汉奸”一词初现于康熙朝，雍正时使用频率增加，但鸦片战争之前主要被官方用来谴责与“生苗”“野番”“逆夷”等交往勾结的汉人，使用范围有限。鸦片战争后，“汉奸”一词开始较多出现，早期主要被琦善、奕山等用来指称那些同英人勾结，出卖清廷利益的汉人，意在为己开脱。稍后，含义逐渐扩大，用来指称所有出卖国家利益的中国人。如1841年，广东三元里发布《广东义民斥告夷说帖》，谴责英军“勾通无父无君之徒，作为汉奸，从中作乱”“用我国人为汉奸，非尔狗之能”。类似的例子，还见于耆英、伊里布等奏请道光帝批准《南京条约》第九条时所作的辩解。这一条款，包括“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释放”等内容——也就是时人所谓“汉奸条款”。耆英等为之“求释”说，该条款中的“中国人”，“专指犯顺以来，被诱被胁之民人而言。臣等窃以此等莠民，即属汉奸，与夷匪相为表里，夷匪既散，汉奸亦不能复聚”，主张对他们“宥以宽典”“予以自新”，并将当时为英国侵略者所用的“中国人”或“华民”，通称为“汉奸”。《南京条约》汉文本中，使用“中国人”“华民”和“华商”等词很多，且不限于汉人，实为后来超越汉族、专指卖国贼的“汉奸”一词的广泛流通，积累了社会语言条件。

19世纪20—50年代，反映欧美国家近代政法制度的一些新名词也得到传播，特别是“议会”“国会”和“议院”等词。据笔者考证，1821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连载《全地万国纪略》时，就在《论亚默利加之朝政》一文中较早介绍了美国（称“花旗国”）的议会制度，还可能最早使用了“议会”一词。该文强调，“花旗国朝政”与他国有别，“盖其无王，乃为国内大富大才之人所治。其有两个大议会。属其第一会者，有一位尚书或曰总理者，……属其第二会者，有大官二百位，即全国内每四万人中出一人以入此会”。这里，作者将参议院、众议院分别译为“第一会”和“第二会”，还介绍了两大“议会”官员的民选性质与任期规定。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较早使用“公会”“国政公会”“国会”等词，用来对译“英国议会”（Parliament）、“美国国会”（Congress）的新式媒体。该刊的主纂者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F.A.Gützlaff），是较早将英国议会和美国国会译成“公会”的人。1834年，他出版首部中文英国史著《大英国统志（燕京）》，其中将英国上院译为“爵公会”，下院译为“缙绅公会”。1837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称美国总统为“首领主”，认为其“统理国会列邦首领之主，而治国纲纪”。这里的“国会”一词，很可能是该词的最早使用。1838年，该刊连载的《英吉利国政公会》一文中，除使用“公会”外，还多次使用“国会”一词，可视为“国政公会”的简称。该文同时还译上院为“爵房”，下院为“乡绅房”。这一译法，后来被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等吸收。

林则徐组织编译《四洲志》时，曾音译过不少政法名词，其中将Parliament译为“巴厘满衙门”就很著名。Parliament的另一个著名音译词为“巴力门”。从目前研究来看，“议院”一词最早于1854年初，出现在香港的近代中文期刊《遐迩贯珍》里。上述这些关于议会制度的系列新名词很快传至日本，并被进一步演绎，接续产生“议员”“参议院”“众议院”等相关新名词。

这一时期的新名词，还包含了一些经济方面的重要词汇，如“进口（税）”“出口（税）”“银行”和“公司”等。“进口”和“出口”清初已有，此时使用尤多，并被赋予更明确的近代国际贸易内涵。马礼逊在其《英华字典》里，已将import和export准确对译为“进口”和“出口”。据考证，早在17世纪80年代末，东南亚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华语世界已产生“公司”一词，或指称海上贸易的船主、货主集团，或指称涉及冢地和葬事管理、带有股份划分功能的组织，包括宗族组织；甚至还有秘密会社号称“公司”者（如由南洋天地会改称的“义兴公司”）。这些“公司”用法，最初可能都与荷兰东来有一定关系，是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compagnie之对译或取法，又音译为“公班衙”。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中西贸易，“公司”或“公班衙”又在与company的接续对译中得到强化。1822年，马礼逊在《华英字典》里将company译为“公司”，并说明“英国公司有时又叫‘公班衙’”。《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曾刊载《公班衙》一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荷兰公班衙和英国公班衙东来，以及后者取代前者的发展历程。

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30—40年代，作为经济组织的“公司”一词之现代含义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与这一时期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的扩张有直接关系，也是《海国图志》等著述载体扩大传播的结果。进入19世纪70—80年代后，在中外华人社会里，“公司”已开始成为中外商业组织的代名词，民营企业以“公司”相称者已较为常见。

“银行”作为英文bank的对译词，大约产生于1854—1856年之间。此前中国所谓“银行”，一是指从宋代开始就有的“制作银器的行业”，二是指从康熙开始出现的“银号行业”。后者虽为金融机构名称，但与现代意义的“银行”一词不同。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人们谈论西方的bank时，一般使用“银店”“银铺”。1854年初，《遐迩贯珍》曾报道几家福建“银店”和“银铺”的金融挤兑事件，称“数家大银行关闭歇业”——这里的“银行”已突破传统“银号行业”的内涵局囿。1856年，理雅各（James Legge）在《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中，用“银行”对译bank。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更明确地提出了“兴银行”的主张。至此，现代“银行”一词正式诞生。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银行”一词为日本发明，直到最近20多年来，这一结论才逐步得到修正。

“资本”（赀本）一词，虽不算全新名词（宋代即出现工商业本钱意义的“资本”语词），但已在自然对译capital等词的过程中，被赋予一种“本钱”之外的新意义。《海国图志》等书中有多处转用传教士关于“资本”的用法，如“方其通商他国之始，造船炮，修河渠，……费辄巨万，非一二商所能独任，故必众力易擎，甚至借国王赀本以图之，故非公司不为功。……其公司赀本银三千万元，主事二十四商，首领二人，专司机密”；“方荷兰之立公班衙于南洋，英吉利商慕之，于万历二十七年，纠国人合资本，且禀求国王设立公司”等等。这里的“资本”，均属capital这类词的对译。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时期马礼逊等传教士的英汉词典中只译capital为“本钱”，就对非词典文本里的其他capital对译现象视而不见。洋务运动时期，“资本”的这种对译使用一直未曾中断。日本的现代“资本”一词，很可能是从中国传入或受到中国早期使用的影响。

19世纪20—50年代，一些全球地理新词和世界国家名称词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值得特别重视。一方面，随着现代天文地理知识的进一步传播，“赤道”“南北极”“经纬线（或度）”“天球”“地球”“月球”等明末清初就已使用的地理词汇更加流行；另一方面，“太平洋”“印度洋”“南冰洋”和“北冰洋”等以“洋”代“海”的地理新词频繁出现，至今仍流行的“五大洋”之称，也于这一时期逐渐形成。

《瀛寰志略》，沿袭此前传教士的“四海”译法，又受《万国地理全集》影响，称太平洋为“大洋海”或“太平海”，称印度洋为“印度海”，称大西洋为“大西洋海”，称南冰洋、北冰洋为“南冰海”“北冰海”等，这样“四海”实际变成“五海”。作者又在全书开篇的《地球平圆全图》中，使用了“大东洋”“大西洋”“南冰洋”“北冰洋”等词，“大东洋”还被分为两部分，明确以“南太平洋”和“北太平洋”加以标示；内文《北亚美利加南境各国图》中，“大东洋”更被直接改称为“太平洋”。这种不统一的地理名词使用情形，自属《瀛寰志略》的缺陷所在，但“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南冰洋”和“北冰洋”这些后来固定下来的“五大洋”名词同时被使用，或正以《瀛寰志略》为嚆矢。

由于“大西洋”一词在中国较早形成，其英文晚出的对应词Atlantic Ocean中的ocean，作为五洋中的共有词，在进入近代后的中国逐渐被统一对译为汉字“洋”；sea则逐渐被对译为汉字“海”，这与古汉语里的“洋”原指某个具体海域，“海”指大面积海域正好相反。这一变化，从19世纪初至洋务运动时期英华辞典中关于两词的翻译可以得到证实。以近代来华西人所编三部最早的英华辞典为例：关于ocean，马礼逊《英华字典》译为“洋、大洋、洋海”；sea则译为“海、洋”，其他由sea组成的词组如sea horse、sea water和sea weet，分别被对译为“海马”“海水”和“海带”。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译ocean为“洋海”，译sea为“海、洋”。麦都思《英华字典》译ocean为“大洋、洋海、外洋”，译sea为“海、洋、沧海、大海”，其他由sea组成的复合译词还有“海风”“海浪”“海蛇”“海盐”等。可见，将sea更趋向于对译为“海”，ocean更趋向于对译成“洋”的翻译定式，正在形成之中。

具体到Pacific Ocean（太平洋）一词。前述马礼逊和卫三畏的词典里均未收录，麦都思和罗存德（Wilhelm Lobsccheid）的《英华字典》译为“平洋”。稍晚至1868年，邝其照所编《字典集成》（中国人所编首部英汉词典）中，已正式将其译为“太平洋”了。词典之外的使用，其实还要更早。1838年，《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已出现“太平洋海”一词；1853—1854年，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译编的《地理全志》，以及1856年美国传教士袆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等编《地球说略》中，都出现过“太平洋”一词，且后者还明确说明了“大东洋”与“太平洋”的关系：较他洋“风少浪缺，故又名太平洋”。关于“五带”的译法，已有学者注意到此期西学译著曾一度出现以“道”代“带”的转向。在这方面，1844年卫三畏编《英华韵府历阶》译zone为“道”，将torrid zone，temperate zone和frigid zone分别译为“热道”“温道”与“寒道”，具有发端意义。一些著名地理学译著，如郭实猎的《万国地理全集》，玛吉士（Jose Martins–Marquez）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袆理哲的《地球图说》和《地球说略》，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都采用了“热道”“温道”和“寒道”的译法。沈国威对此曾有敏锐而精彩的部分揭示，给笔者以启发，不过他认为在此问题上“耶稣会士的地理学遗产”并未被“新教传教士”所继承的结论，或不免过于绝对。

笔者认为，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译出“五带”系列词的同时，为照顾中国传统天文学习惯，不仅将拉丁文aequātor（昼夜等分线）译为“赤道”，还将表示南、北回归线的拉丁文语词译为“南道”和“北道”。如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开篇里明确写道：“天中有赤道，自赤道而南二十三度半为南道；赤道而北二十三度半为北道。按，中国在北道之北，日行赤道则昼夜平；行〔南〕道则昼短；行北道则昼长。”可见，关于“南道”“北道”译法早已出现，以往论者似有疏忽。

事实上，与其笼统说这一时期“新教传教士们并没有继承耶稣会士对‘带’的理解”，还不如说他们最初是不满意于耶稣会士“对‘道’的理解与翻译”更为准确。因为无论是马礼逊还是米怜，他们感到不满意的并不是耶稣会士关于“五带”的译法（未见其直接加以改译），而是此前耶稣会士关于“南道”“北道”乃至“赤道”的翻译。1816年，米怜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里刊载《天文地理论》，尝试将“赤道”改译为“地中带”或“地之中带”。1820年，他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连载《全地万国纪略》，更以“中带”“南带”和“北带”取代了“赤道”“南道”和“北道”旧译。1822年，马礼逊的《英华字典》也采纳了“南带”和“北带”的新译词，并将equator译为“赤道、中带”。在这里，“中带”一词虽被采用，但“赤道”保持了首译词地位，相关派生词也都使用“赤道”——可见其最终鉴于该词在中国已得到较多认可而放弃改译的企图。与此同时，他还在“南带”和“北带”译词后面特别注明，“这里的‘带’，也用作‘道’”。“带”和“道”实彼此相通，均既可表示线状物，也可表示地带区，并没有将两者对立起来的意思，不过认为译为“带”比“道”更好而已。不仅如此，马礼逊还将zone直接译成“带子”和“围带”，以凸显该词本就内在的“环带”之义，这亦能表明他根本没有将“五带”改译为“五道”的意图。麦都思的《英华字典》把南北回归线分别译为“南带、南道、冬至道”和“北带、北道、夏至道”，其态度与马礼逊基本上一致。

接续马礼逊上述转译却走向“偏至”的，是卫三畏、郭实猎、玛吉士、袆理哲和慕维廉等稍后来华的西方人（以新教传教士为主）。他们接续马礼逊、米怜将南北回归线从“南道”“北道”改译为“南带”“北带”的做法，由此入手将“带”和“道”根本对立起来，进而直接把“道”和“带”加以对调，以“五道”取代“五带”之译法。如果注意到以上两种情形，便不难发现，即便是关于“道”“带”的翻译问题，新教传教士们对耶稣会士的成果，其实也是继承与反思改造两面并存的。

值得注意的是，大约从19世纪50年代末起，在“五带”译法上，新教传教士内部已开始自觉回归到前述马礼逊立场。1857—1858年，慕维廉在《六合丛谈》中撮要或节录发表其《地理全志》上篇关于自然地理部分内容时，特将“热道”“温道”和“寒道”恢复为“热带”“温带”和“寒带”，是更为典型的例证。1861年，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在《（大美）联邦志略》一书中，郑重而统一补充使用“五带”并插绘《地球五带气候图》，是一个重要信号。稍后几年，罗存德编《英华字典》时，译zone为“带、道”，有时还偶尔译“寒带”为“冰道”，虽不废“道”的译法，但显然更重视保持“五带”旧译，故在zone的词条下，他集中而明确地写道：

thefivezones       五带

thetorridzone      热带

thetemperatezone    温带

thefrigidzone      寒带

不仅如此，罗存德还将zoned和zoneless译为“有带”和“无带”，并把南北回归线分别改译为“热带南限、冬至道”、“热带北限、夏至道”，以同上述旧译相配套。由此可见罗存德保持“五带”旧译、试图调整南北回归线译法的明确态度。这一选择，为此后的在华传教士所继承。魏源等中国士人的使用也与此类似。沈国威曾指出，《海国图志》50卷首版本（1842）和60卷再版本（1847），就传播了来自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关于“五带”的语词；而1852年的100卷本则同时引录传播了玛吉士关于“五道”的译词，不过从使用频率来看，还是“五带”译词要占据优势。《海国图志》和罗存德《英华字典》都曾在日本广为传播，对日人采用“五带”译名产生过直接影响。

19世纪20—50年代，一些使用至今的世界族名、国名、地名，特别是西方的国名、地名得以定型和传播开来。英吉利（或称不列颠）、法（佛）兰西、米（弥、美）利坚、俄罗斯、日耳曼、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统一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亚）、奥地利、瑞士、瑞典、挪威、希腊、秘鲁、土耳其、叙利亚、智利、新加坡、巴西、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或传播更广，或开始形成。总体说来，在明末清初既有音译词的基础上，它们译得更为成熟稳定。个别新兴国家如美国此时虽还有多个译称，或称“米国”“合众国”“合省国”“花旗国”，或音译为“米利坚”“美利坚”“美理哥”“亚美利加”“育奈士迭”等，但国人对其了解日益增多，不会同他国混淆，此后也逐渐统一于“美国”或“美利坚合众国”两词。除“俄国”外，西方主要国家的简称形式如“英国”“法国”和“美国”等词开始使用，是这一时期汉译世界国家名称体系趋于成熟的重要体现。与此相关，诸如“英文”和“英语”，“法文”和“法语”等与国名紧密联系的新构成词，也连带得到传播。国人对这些国名及其相关名词逐渐熟练的使用，反映了外国史地知识开始受到重视的时代氛围。

以“英国”一词为例，其出现就远比今天许多学者认为的要早。在1820年前后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里，“英吉利国”的简称形式“英国”，就已经被英、美来华传教士使用得相当频繁。1823年，第一个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出版了第一本传播英文语法的中文书，题为《英国文语凡例传》。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英国”一词已相当流行。相比之下，“法国”“美国”和“德国”等词的出现和固定使用则要略晚一些。据初步查考，在1857—1858年的《六合丛谈》中，“法国”一词已开始使用；“美国”一词的较早使用出现在1854年的《遐迩贯珍》里。其中，中英、中法和中美《天津条约》及其《海关税则》对“法国”和“美国”两词的正式使用，具有导向意义。“德国”一词的出现，则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1872年夏，恭亲王奕奏请朝廷，“德国即布鲁斯国，前准该使臣照会，以布国现改称德国，以后一切交涉事件，即书写德国字样”，得到允准。较早使用“德国”一词的中文著作，当属1873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出版的《（大）德国学校论略》。

有研究指出，明清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的中文译名，其最终定型阶段呈现一种译名“褒化”现象，像“英”“法”“德”“美”等褒扬性词汇，全都“慷慨”用于西方国家的国名上，这一点实非偶然。其出现大体为以下四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一与中国人日益了解到西方各国富强和近代文明发展的实际有关；二与近代中国人逐渐规范外国名称有关；三与西方列强自鸣得意、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文明优越感有关；四与那些在华传教士、外交官和仕清洋人积极主动、热心地率先进行自我国名“褒化”实践有关。

“美国”一词的形成，首先得益于裨治文等在华美国人主动将其国名音译为“美理哥”和“美利坚”；其次得益于中国人喜欢使用简化音译词的语言习惯。该词较为正式的使用，还存在不容忽视的具体历史契机——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中西交涉。中英、中法《天津条约》正文已较多使用“英国”“法国”两词，但中美《天津条约》先于英法两国签署，正文里却没有使用“美国”一词，而是使用“（大）亚美理驾合众国”。不过在几个月后的1858年11月8日，中英、中美签署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里，可能为了与英国、法国等国名简称对应的缘故，（大）亚美理驾合众国被正式改换成“美国”这一简称。

具体负责《天津条约》谈判、中文条约草拟和有关翻译工作的美方人员，为美国传教士改任外交官的卫三畏及其助理丁韪良（W. A. P. Martin）。以往，人们提及他们对《天津条约》的影响时，大多会强调其将传教合法条款塞进条约的大胆“作为”，尚未见论及二人正式使用“美国”简称的情况。当然，“美国”一词广泛流行开来，还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其中，1864年丁韪良主持翻译的《万国公法》发挥了较大作用。该书正文凡提到美国时，均规范使用“美国”一词，且反复出现、数量众多，这是“美国”一词在中国开始流行开来的典型表征。1872年，卢公明（J. Doolittle）编《英华萃林韵府》所收“国家和政府”术语部分，“United States”的首译词即为“美国”，次译词为“合众国”；1874年，卫三畏在《汉英韵府》中也收录汉文“美国”一词，并明确解释其为“亚美利加合众国”的简称，从而扩大了该词的传播。众所周知，中英《天津条约》里有一条不准中国人称英国人为“夷”的规定。其实汉语中关于美国、法国这样的正式“褒化”简称，尤其是“美国”一词的正式使用，亦与《天津条约》有着特殊关联。

上述这些新名词的成批出现，可以说在以往全球观念传播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一些遥远但实实在在存在的近代国家名称、世界地理名称，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名称刻印在中国士人的头脑里。这对于近代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形成和民族国家观念在中国的兴起，起到了直接的知识铺垫和概念凝聚作用。

19世纪20—50年代，更具时代性、反映近代新兴物质文明成果和物理、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新名词被广泛译播。以新型物质文明成果名词而论，就有“烰机”“火（蒸）机”“汽机”（steam engine后译为蒸汽机），“火轮车”“火轮船”“铁路”“电气（通标）”“新闻纸”“医生馆”“施医院”“医药局”“医学院”“博物院”“博物馆”“大书馆”“印书馆”“大学馆”“中学馆”“（造）船厂”“铸炮局”“战舰”“洋枪”“洋炮”“洋艘”“手枪”等新名词，得以问世和初步传播。

早在1820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刊载《烰舟论》一文，译称蒸汽机为“烰机”，将被蒸汽机驱动之船称为“烰舟”。1834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载文称其为“火蒸水气所感动之机关”，并配图说明其“水气蒸激”、引发“机关”连动之原理。1835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又刊《火蒸车》一文，译蒸汽机为“火蒸机”，称其所带动之机车和轮船分别为“火蒸车”和“火蒸船”。这离1825年英国建成并投入运营世界首条使用蒸汽机车牵引列车的铁路线路不到10年。1840年，郭实猎《贸易通志》将蒸汽机译为“火机”或“火轮机”。1855年，合信著《博物新编》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其“初集”的《热论》部分不仅沿用“火轮机”一词，还新创“汽机”一词，并较详细地绘图介绍了瓦特发明的双作用冷凝式蒸汽机的主要结构和工作原理，同时翻译出一系列名词如“汽柜”（今称汽缸），“铁键”（今称活塞），“活压”（今称安全阀）等新词与之配套。至迟于1868—1869年，“蒸汽机”一词已在中国问世，这是蒸汽动力全球化时代来临的产物。

“火轮船”和“火轮车”是鸦片战争时期开始出现，且受到当时“开眼看世界”的国人较多关注的新兴物质文明成果新名词。“火轮船”即蒸汽机驱动之船，较早见之于1834年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记略》，《海国图志》里使用很多，该词当时又作“火轮舟”“火轮”“火船”“炊气船”“水蒸船”“蒸汽船”“汽船”等。“火轮车”则较早见于郭实猎1840年的《贸易通志》，1843年丁拱辰的《演炮图说辑要》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等书中，也都有使用。

以往，学界多称“火船”和“轮船”为“火轮船”的简称、“火车”为“火轮车”的简称，其实此类笼统说法未必靠得住。据考证，“火船”一词的出现比“火轮船”要早，1820年出版的《海录》一书中即有使用。在介绍美国情况时，曾称“其国出入多用火船，船内外俱用轮轴，中置火盆，火盛冲轮，轮转拨水，无烦人力，而船行自驶”。而“火车”一词，则早在1838年刊行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里已几次使用，如所谓“河内运货，则有火船。陆路运货，则有火车。火车火船，若速行，每点余钟可行五六十里，慢行每点可行三四十里”，又云“其外更有火车，不用马匹，内以火力旋绕，日可行千余里”等。“轮船”一词出现相对较晚，确有可能是“火轮船”的简称。据笔者所知，1858年前后，《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等文献中已明确使用该词。

“铁路”一词，约在1840年前后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中就已出现。《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和《六合丛谈》等均有转用。该词最初又译称为“铁轨辙”和“铁轣辘路”等。后来，“铁路”和“铁道”两词以简洁明了取胜，逐渐传开。不过这一时期，无论是“轮船”“火车”还是“铁路”一词，使用均不多，它们流行开来是在洋务运动时期。

“电气”和“电气通标”等新词的出现，成为近代电报、电学知识正式传入中国的语言标识。1851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D. J. Macgowan）编写的《博物通书》在宁波出版。该书最早介绍了有线电报（称为“电气通标”）原理，并赞美其神奇的远距离通信功能。《电气通标序》中写道：“西洋新法，凡通信移文，虽数千里，一刻可至。此宝贵之要法也。无论国政民事，皆所必需。今欲详明其理，先从电气立论。高明者即此细究，自能知之。”这在近代中国有关“电”的新知传播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在古代中国，“电”来源于“雷电”，《说文解字》曰：“电，阴阳激耀也”；“气，云气也，象形”。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通常指一种极细微的不灭物质。汉代王充在《论衡》里已经初步使用气论来解释电、磁的吸引现象，但用“电气”来意译electricity，还是由《博物通书》发其端。1847年，麦都思在《英华字典》中将electricity译为“琥珀磨玻璃发火之法”。合信《博物新编》第一集有《电气论》一节，对电气形成、传导和功能有所叙述，指出“大地之体，有气曰电，杂赋于流形之内，无物不有，无时不然，与生气绝不同类，聚动则为电为火，静隐则散藏于密。其本原之质，内具阴阳二性（阴阳者，非牝牡雌雄之义）……一为电阴气，一为电阳气……有易传者，有难传者”云云。其中的“电阳气”和“电阴气”，今译为“正电荷”和“负电荷”；“易传者”和“难传者”今译为“导体”和“绝缘体”。该书还使用了“电机器”“电气局”和“映画镜”等新词。

“新闻纸”是近代中国引入的新兴物质文明成果的重要代表。1833年，马礼逊在澳门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近代期刊《杂闻篇》，其第2号载《外国书论》一文，明确介绍了西方的“新闻纸”：“又有日日出的伊所名新闻纸三个字，是篇无所不论，有诗书六艺，天文地理，士农商工之各业，国政、官衙词讼人命之各案，本国各省吉凶新出之事，及通天下万国所风闻之论。真奇其新闻纸无所不讲也”。但这还不是“新闻纸”一词的最早使用。1822年，马礼逊在《英华字典》中已译news为“新闻”，译newspaper为“京抄”“邸报”和“辕门报”。1828年，他在《广东土话字汇》里，更增添“新闻纸”“京报”等新译词，且将“新闻纸”列在首位。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新闻纸”一词的最早用例，也是在词典中的首次使用。如此看来，马礼逊很可能就是“新闻纸”一词的发明人。

“新闻”本是唐代就已出现的词，但其现代意义的明确使用却始于传教士。在《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上，麦都思已开始使用“新闻”一词并登载新闻；纪德（Sammual Kidd）编纂的《天下新闻》，已将“新闻”作为月刊名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不仅开设“新闻”专栏，还于1834年初发表《新闻纸略论》一文，简要介绍了新闻纸在西方的由来、种类，英文对译词（gazette，音译“加西打”），以及在英、美、法等各国的情形、审查制度和种数等，此文被认为是“中文撰写的第一篇新闻学专文，在中国新闻学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1844年，卫三畏在《英华韵府历阶》里，正式将“新闻纸”与newspaper直接对译。后经《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和《海国四说》等书转用，“新闻纸”一词遂逐渐传播开来。很久以后，它才被晚出的“报纸”一词所取代。“博物馆”和“博物院”等新名词，这一时期也已出现。以“博物馆”一词为例，《四洲志》和《海国图志》中就都有使用，不过流行开来，还是较晚的事。另外，关于西方军事文明成果方面的名词，诸如“战舰”“洋枪”“洋炮”“洋船”等词，这一时期也有传播，它们属于“船坚炮利”一类的西洋“长技”，这里就不再一一考述了。

19世纪20—50年代，西方医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地理和植物学等领域的自然科学成果被陆续翻译为中文，形成了一批近代新名词。这些新名词在近代自然科学史和汉语语文发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在医学领域，英国传教医师合信的工作具有先行性。他在陈修堂、管嗣复等中国士人的协助下，率先翻译出版了《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和前文提到过的《博物新编》等书，这几部书曾被合编为《医书五种》（《博物新编》严格说来不能算医书，只涉及一些生物学等相关知识），流传很广。1858年，他又将其译著中的这些翻译词编成《医学英华字释》一书，于上海出版。这是国内最早编译的英汉对译的词汇专书，收录了前述各书中所创译的医学新名词。作为近代中国最早自觉系统传播西医的医学传教士，合信翻译西医名词时，很注意以中国本土医学词汇为基础。如他译consumption为“肺劳症”[后傅兰雅（John Fryer）在《儒门医学》里将“肺劳”改为“肺痨”，细菌学传入后，又译称为“肺结核”]，译temples为“太阳穴”，译“lobeofear”为“外耳轮”（今译“耳垂”），译esophagus为“食管”（今亦译“食道”）等，或延续至今，或与今译相差不远。合信在继承明清之际传教士翻译遗产的基础上大胆创译新词方面，有以下几个突出表现：

一是明确使用了同“解剖”和“解剖学”相对应的学科门类词——“全体”。明清之际的《泰西人身说概》已在整个人体结构意义上使用过“全体”一词，《全体新论》则用“全体”直接对译anatomy，《医学英华字词》也译“anatomy and physiology”为“全体部位功用”。此后几十年，“全体”或晚出的“全体学”成为中国关于“解剖学”的主要译称。

二是创译“血管”一词。中国传统医学好谈“经”“络”“脉”，没有“血管”一说。此前传教士借用传统中医词“筋”，将“bloodvessel”译为“血筋”，合信认为不恰当。因为“筋者实，管者通”，血管是要流通血液的，故将“血筋”明确改为“血管”，强调《全体新论》“所称管字，与筋字大相悬绝”。该书中还创用了“回血管”和“微丝血管”等复合词。

三是将nerve（神经）最先译成“脑气筋”（简称“脑筋”）。古罗马人认为，人体内的“筋、肌腱”（nervus）是身体活力的来源，并由此衍生出“勇气”之义。17世纪时，西方科学家发现在人体内部存在传递信息的特殊纤维，这些纤维虽与筋无关，但nervus仍被用来作为指代词，英文则称为nerve。明清之际，《泰西人身说概》将其译为“细筋”，指出“细筋都生于头上，或从脑或从骨髓而生”，光脑部的“细筋”就有“七双”，而且“筋不觉不动，全赖灵魂之气力以觉动之”，“细筋中无空处，止有气而无血”，这就为合信将nerve译为“脑气筋”创造了条件。合信在《全体新论》中，还绘出了以脑和脊髓为中枢的“脑气筋”分布图，多次将“脑气筋”简写为“脑筋”，有时也用来指称脑神经。该词使用的时间相当长，直到20世纪初年才被传入的日译汉字词“神经”所取代。“脑气筋”一词后来虽遭淘汰，但“脑筋”一词却保留下来，除指脑神经、思维器官外，还被用来指思想意识或思考记忆能力，“动脑筋”“伤脑筋”“旧脑筋”等词逐渐成为日常用语。

四是较早在中文里明确使用“大脑”“小脑”二词，促进了其推广。在《全体新论》里，合信对“大脑”“小脑”的使用，还配上了“横割大脑”和“直割大小脑”等4幅插图，清晰明了，能够得见两者在头部的大致方位，令人过目难忘。有人认为，这是中文里明确使用两词的嚆矢。但也有学者指出，在日本1774年刊行的《解体新书》和1826年刊行的《重订解体新书》里，已经可见“小脑”一词，同时能见“神经”和“腺”等新词，它们均在兰学家翻译荷兰文过程中创生。最近，笔者再次细读1643年刊行的《泰西人身说概》，发现该书其实已经更早提到“大小二脑”——所谓“皮之知觉，因有细筋。从大小二脑生来四大枝，亦谓之脑髓，与别髓异”，只是还没有分别明确地写出“大脑”和“小脑”两词，容易被人忽略而已。至此，关于“大脑”“小脑”两词的中国来源问题，就更为清楚了。

五是创译了“心房”一词。《全体新论》卷八“心经”部分，介绍心脏的解剖结构时，使用了新名词“心房”。该书分心房为“左房”“右房”“上房”“下房”，不仅指称atria，而且包含ventricles。《全体新论》传入日本后，“心房”一词被日本学者吸收和改造。其中ventricles部分被改译为“心室”，从“心房”中分离出来。“心房”则从此专指atria。这一译法后来返回中国，延续至今。

六是创译了“炎症”一词，发明“×（××）炎”的构词法。合信批评中国传统医学将“炎证（症）之热”和“热证（症）之热”混为一谈，特与中国合作者管嗣复共创“炎症”一词来对译英文中的inflamation，以区别于一般的热症。其《西医论略》一书专设“炎症论”一章，系统讨论有关症状、病理及治疗方法，并很快传到日本，产生重要影响。他所编《医学英华字释》中所收录的“炎”类病名，已有“膀胱炎”“心胞炎”“胃炎”和“大小肠炎”等多种。传到日本后，又大大加以扩充，如明治医书《医语类聚》，据考收录“肝炎”“网膜炎”“扁桃体炎”等带“炎”字后缀的病名，竟达160余条。“×（××）炎”遂形成一种新的医学名词构词法，构词能力极强。很多中日同形词都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固定的医学术语。

此外，合信还创译了“眼球”“坐骨”“血轮（血球）“甜肉”（胰腺）”等医学新词，较早使用“近视眼”“远视眼”等新名词，并沿用“眼科”等明清时期即已出现、当时仍然算“新”的名词，这里就不再一一展开说明了。

合信对医学以外的其他学科新知的传播也有贡献。如《博物新编》对“养气”“淡气”“轻气”等词的创译，就有较大影响。这是关于氧气、氮气、氢气和二氧化碳等在中国的最早译词，一般人们谈化学元素传入中国时多会提到。但其实，合信本人最先使用“养气”“淡气”“炭气”三词却并非如以往所认为的在《博物新编》一书中，而是在此前翻译的《全体新论》一书里。同时，他在《博物新编》里创译的“磺强水”“硝强水”和“盐强水”等词，也影响久远。此外，他还在《博物新编》《全体新论》和《医学英华字释》等书里，使用过“凸镜”“凹镜”“轻气球”“气压”“空气”等新词，以及“寒暑针”（“寒暑表”，即温度计）、“风雨针”（气压计）、“显微镜”等此前已有出现，但当时还算较新的名词，并兼及其结构和功能，使它们得到一定范围的传播。

合信所译的五种“医书”，都曾被日本学者加注训点、翻刻出版，尤以《博物新编》的版本最多，传播最广。书中不少新译词和沿用词，都曾影响日本学者的后续使用，迄今日语中留存下来的仍有“物質”“蒸気”“电気”“电機”“映畫鏡”“貿易風”“风雨鍼”“顕微鏡”等词。

李善兰是这一时期创译和传播科技新名词最有成就的中国本土学者。他学养深厚，除同伟烈亚力合作译完《几何原本》后9卷（《续几何原本》，1858），最终推出《几何原本》15卷外，还另与伟烈亚力合译出版了《代数学》《代微积拾级》《谈天》，同艾约瑟（Joseph Edkins）合译出版了《重学》，同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艾约瑟合译出版了《植物学》等多部具有开拓性的重要译著，成功创译出一大批跨学科的科技新术语，引领近代中国科技新知传播的潮流多年。虽然，这些翻译所采取的方式仍是“西人口译、华人笔述”，但在翻译过程中，李善兰作为科学家的高度传统科技素养，他对明清之际科技西学的长期钻研以及认真负责的推敲态度，实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即在口译者提供西词大意的基础上，作出深度融汇和再创造。

在续译《几何原本》过程中，李善兰、伟烈亚力扩大传播了利玛窦、徐光启昔日所翻译的那些几何名词，包括“几何”“直角”“等高”“对角线”“连比例”“立方体”等系列词，同时还创译不少新词，如“奇数”“偶数”“余数”“棱锥体”“合名线”（二项线）“合中线”（中项线）和“等角五边形”等，不过该书创译的新词流传下来的较少，其传承明清之际词汇的意义要远大于创译新词的贡献。相比之下，他们在《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等书中创译的新词，质量很高。无论是代数学、解析几何学，还是微积分学方面都是如此。像“代数学中的代数、函数、常数、变数、系数、已知数、未知数、方程式、单项式、多项式等，解析几何学中的原点、轴、圆锥曲线、抛物线、双曲线、渐近线、切线、法线、摆线、蚌线、螺线等，微积分学中的无穷、极限、曲率、歧点、微分、积分等”，这些译词一直沿用下来并东传日本，多被日本学界吸收，成为两国至今仍在使用的同形基础性科学术语。

在《重学》里，李善兰、艾约瑟创译了“静重学”“动重学”“定距线”等词。“静重学”今译“静力学”；“动重学”今译“动力学”。其静力学方面的译词，机械术语中所用“杠杆”“齿轮”和“滑车”等词多来自明清之际的译著，不过沿用之间，含义也会略有变化，如“重学”一词，就比明清时“用力之巧法”有所拓展。李善兰喜欢使用“率”字来翻译重要力学概念，像摩擦系数译为“面阻力定率”，弹性系数译为“凸力定率”，重力加速度译作“地心渐加力率”等。“率”字用法太多，容易含混，不能算是成功。但该书译词也有流传至今的，如“分力”“合力”“质点”“刚体”等术语。另外，“阻力”“抵力”和正式使用的“动力”等词，还越出专业范围，成为后来趋新士大夫颇爱使用的时兴语词。

《谈天》是晚清天文学方面最早的著名译作，也是当时影响较大的西学书籍之一。此书不仅高水平传播了日心说、椭圆轨道学说等当时欧洲先进的天文学知识，还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创造性地采用了一系列专门的天文学术语，例如球面天文学中的一系列名词、月球天平动、二均差、光行差、章动、摄动、自行、双星、变星、三合星、星团、星云等，因为它们科学而贴切地反映了实际，所以在中国天文学界沿用至今”。

李善兰等在《植物学》中所创用的术语，得到后人更多的称许。他注意将准确性和本土化相结合，所译之词通俗易懂，多为国人喜闻乐见，沿用至今的，便有“植物学”“细胞”“科”“菊科”“姜科”“心皮”“子房”“胚”“胚乳”“雄花”“雌花”“隔膜”“草本”等术语，尤以“植物学”“细胞”和“科”三词的创用最为重要。据研究，其所译的37个中文植物科名中，有13个至今沿用，7个变化较小，两者相加超过半数，这在150多年前做到是极为不易的。可以说李善兰等为中文现代植物学术语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后来，虽从日本也传来不少植物学新词，但中文植物学术语体系都未发生实质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