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 | 新时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研究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洞察世界发展趋势，明确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以来，中国的世界史学者深耕学科基础理论与实证研究，总结前人学述，拓宽学科边界，吸纳域外学术精华，聚焦世界史与中国史相结合，致力于世界史与当代中国问题相结合，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学术研究服务国家发展，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对域外文明的借鉴、吸纳与创新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一个侧面的鲜明写照。张骞“凿通”西域，把传说中的东西方联系起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生动诠释了唐朝文化的开放、汇聚和磁性；徐光启与利玛窦携手翻译的《几何原本》奠定了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基石。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时编译的《四洲志》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世界知识总汇，魏源的《海国图志》是19世纪中期中国人编撰的最全面的世界历史地理概览，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性的世界史著作。1902年，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高等学堂”分政、艺两科，两科均开设“中外史学”，外国史学由此正式进入中国人的学术视野。早期共产党人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则与抗日救亡相呼应，李大钊的《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1925）等均体现了以世界史视角理解中国现实的努力。这些可谓新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前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赓续“睁眼看世界”的治国传统，加大力度培养通晓域外知识的专门人才，派遣大量学生留学苏联及东欧国家。最早一批学成回国的留苏学者如程西筠、张椿年、廖学盛、陈启能、陈之骅、徐天新、张友伦等，加上之前留学欧美的学者如吴于廑、杨生茂、阎宗临等，以及国内培养或转入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如周谷城、林志纯、齐思和等，共同构成了新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奠基群体。同时，中国高等教育学制与科目仿效苏联的设置，由此开启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探索发展时期。

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出访亚非14国前夕，亲自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如何加强研究外国工作问题。会议形成纪要，并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主席审阅这份报告，并写下两百多字的批语。开头就说“这个文件很好”，充分肯定了该报告的价值。随后，中共中央将这份报告连同毛泽东主席的批语作为文件（中发〔63〕866号）转发全国。中央同时成立了“国际研究指导小组”，由廖承志任组长，周扬、张彦为副组长，姚溱为秘书长。此后国内学术界出版了大量有关世界史的著作，加深了国人对世界历史的理解。毛泽东主席的批语全文如下：

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是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就是在此批语基础上成立的，意义重大。大国必须重视世界史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在学术范式、研究体系、话语建构与国际交流等多个方面均取得积极进展。新时代以来，中国世界史学科已建立起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全国共有35个世界史一级学科博士点、约70个硕士点、数十个博士后流动站，还有不少高校开设了世界史本科专业。这些学科与专业为当代中国培养了大量的知外人才，亦为区域国别研究奠定了基础。从以下数据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基本情况：

据统计，目前中国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世界史教学、科研从业人员大约有1200人。2015—2025年间，世界史学科发展迅速，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尤其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科研项目方面成效显著。2015年以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合计一百多个。选题主要集中在专题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文明交流互鉴、区域国别4个领域，大致情况如下：

专题史方面有“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韩志斌）、“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构建的历史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陈晓律）、“十九世纪美国工业化转型中的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研究”（原祖杰）、“世界古代早期国家形态比较研究”（徐松岩）、“古代希腊政治制度研究”（祝宏俊）、“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规律与国际秩序演进研究”（刘德斌）、“中亚经济史研究”（黄民兴）、“‘全球整体’视域下的世界现代化史研究”（孙立新）、“世界历史上‘疆域’的观念与治理体系研究”（张新刚）、“欧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治理研究”（徐再荣）等。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有“西方政教关系核心文献整理、翻译与研究”（龙秀清）、“美国防核扩散政策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1945—2017）”（刘子奎）、“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1945—2001）”（梁志）、“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殖民扩张史料整理与研究”（吕一民）、“二战后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梁民愫）等。通史方面有“犹太通史”（张倩红）、“多卷本英国赋税通史”（顾銮斋），“丝绸之路城市史研究（多卷本）”（车效梅）、“英国工党史（多卷本）”（刘成）、“人类瘟疫史”（李化成）、“中东经济通史”（王三义）、“拉丁美洲通史编纂”（韩琦）、“非洲通史（多卷本）”（李新烽）等。中外文明互鉴方面有“‘东学西渐’与11至13世纪欧亚北非大陆的知识流转研究”（徐善伟）、“历史视野下的全球移民与文明互鉴研究”（吴小安）、“古典时代环地中海地区文明的互鉴与交流研究”（李永斌）等。区域国别方面有“冷战时期的中印关系史研究”（戴超武）、“冷战时期美苏科技竞合关系史研究”（陈波）、“现代化与欧洲区域自治研究”（蔺志强）、“土耳其内政外交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研究”（郭长刚）等。此外，2025年由钱乘旦、韩东育两位教授领衔的教育部专项重大项目群“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究”包括6个重大项目，分别由钱乘旦、韩东育、黄洋、陈志强、沈坚、陈恒教授负责。该项目群已产出部分前期成果，产生了一定影响。

世界史研究的期刊越来越多。2015年至今，世界史学科新创办的期刊有《世界历史评论》。该刊和先前创办的《古代文明》《经济社会史评论》均进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2025—2026），《外国问题研究》进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各种集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西学研究》《古典与中世纪研究》《妇女与性别史研究》《新世界史》《西方古典学辑刊》《非洲经济评论》《西方史学史研究》《南亚问题研究》《和平研究》《亚洲史研究》《巴尔干研究》等。《全球史评论》《新史学》《医疗社会史研究》《中东研究》等则进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集刊。

新时代中国世界史研究一直着力夯实以下领域：

国际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中国世界史学界逐步融入全球学术网络。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归国人员不多，但彭小瑜、黄洋、吴宇虹、陈志强、向荣、韩东育、王旭、李安山、李世安等人，则为中世纪史、古代史、东亚史、城市史、拜占庭学、非洲史等领域，引入了更加细致、多面的学科规则和方法。这一代学者不仅培养了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青年学者，也推动了中国世界史研究在中国立场、问题意识、史料运用与学术表达等方面的系统转型，推动了新时代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和完善。同时，新时代以来学成回国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已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中坚力量，诸如古代史的吕厚量、王献华、冼若冰、刘昌玉、陈莹雪、林丽娟、温静、熊宸、王忠孝、温珊珊等；中世纪史的庞国庆、刘寅、许明杰、周之桓、李腾、吕昭、康昊等；近现代史的侯深、曹寅、杜宣莹、张锐、邢承吉、信美利、谢斯杰、陈博翼、朱联璧、孙遇洲、丁晨楠、谢晓啸、刘峰等；史学史与史学理论有范丁梁、李任之等。此外，中外学者互访、进修及国外学者来华交流等活动络绎不绝。陈兼、徐国琦、王希、卢汉超、姚平、王晴佳、魏楚雄、刘津瑜等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并在海外从事历史教学、科研的学者，他们极大地促进了中外史学交流；一些海外知名学者常住中国，开课培养学生，如德国古典学家穆启乐（Fritz-Heiner Mutschler）、英国古典学家范韦理克（Hendrikus A.M.Van Wijlick）、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日本东亚史学者滨下武志等，加速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设立了五个海外工作站，改变了学术交流的单向模式。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积极介入世界重要古文明的考古挖掘与研究工作，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参与埃及考古及中国与希腊共建古典文明互鉴中心，这见证了中国世界史学科的进步与走向全球。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内世界史学界的国际化程度持续且大幅提升，年轻学者开始深入使用古代文献、中世纪手稿和近现代档案材料，在国内外知名期刊和出版社发表论文和学术专著，成绩突出。一些学者留学希腊或者意大利，并在当地出版重要学术著作，为中希、中意文明交流互鉴作出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亦有学者在其他国家的国际一流出版社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比如褚敏绮的《11世纪意大利拜占庭修院语境中的罗马教会改革》、陈莹雪的《阿塔那修·帕利奥斯与启蒙运动：一种教育价值观的对立》、张锐的《教廷特使多罗与中梵早期关系（1622—1742）》、时晓萱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里昂丝绸业及其对华通商活动》（获法国海外科学院青年研究奖）、李文丹的《13世纪教宗格列高利九世传记研究》（获国际方济各研究学会的保罗·萨巴捷奖，并于2023年在意大利出版英文版）、温珊珊的《罗马帝国西部的公共用餐：公元一至三世纪面向城市与社团的私人捐赠》等。这批年轻学者陆续在国际学术界出版高水平专著与专论，显著提升了中国世界史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学术地位。

世界史学科一直重视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刘北成、郭小凌、张绪山、晏绍祥、黄洋、张强、拱玉书、吕厚量等学者的译著已成为学者必备的参考读物。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与世界史学界长期合作，陆续推出“西方古典学研究”“古典文明译丛”“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大象学术译丛”“非洲经济史译丛”“光启文库”“二十世纪人文译丛”“中东经典名著”等丛书，出版了大量学术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继《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之后，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和《新编剑桥中世纪史》，为国内学界了解域外研究提供了便利，奠定了学科发展的文献基础。世界史文献建设成绩显著，比如李晓东的《埃及历史铭文举要》（商务印书馆，2007年），张强的《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商务印书馆，2016年）、《古希腊铭文辑要》（中华书局，2018年）则为地中海世界铭文研究奠定了基础；郭丹彤主编的《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经济文献译注》（中西书局，2021年）、《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法律文献译注》（中西书局，2023年）共同构建了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社会运行的立体图景，为理解文献背后的历史语境提供了便利。沈志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等大型文献资料集，大大促进了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世界史前辈学者一直比较重视教材建设，周谷城的《世界通史》（3册）（商务印书馆，1949年），周一良、吴于廑的《世界通史》（4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林志纯的《世界上古史纲》（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1981年），吴于廑、齐世荣的《世界史》（6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94年）等，为世界史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新时代中国世界史学者继续赓续前人使命，撰写、编译各类世界史教材。朱寰教授主编的马工程重点教材《世界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二等奖；马工程重点教材《世界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荣获第二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一等奖；张广智教授主编的6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和王斯德教授主编的3卷本《世界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已出第三版，并荣获第二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二等奖；向荣教授主编的马工程重点教材《世界文明史》即将出版。彭树智主编的《阿拉伯国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入选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办公室指导用书。陈恒主编“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截至2025年已经出版《希腊史研究入门》《罗马史研究入门》《拜占庭史研究入门》等十余种。

就中国世界古代史而言，早期受限于文献获取、语言工具与国际交流的不足，研究范围较为狭窄，方法亦相对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关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围绕社会形态、阶级斗争与古代国家起源等重大理论议题展开探索，初步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框架的论述体系。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的引入，带来了史料批判、语境分析和跨文化比较等新方法，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然而，这种影响也带来了挑战，如部分研究存在对西方理论与话语的简单套用，相对忽视了对中国自身学术传统和现实关切的深入挖掘。为应对这些挑战，学界近年来积极探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尝试从中国视角提出原创性问题。例如，在全球史框架下重新审视古代丝绸之路的文明互动，即从亚欧大陆互动视角进行创新尝试。自2015年以来，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呈现出从传统的单一中心向多元文明、多学科融合深度转型的鲜明特征。以往以古希腊、罗马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正被逐渐突破，学者们不仅将研究视野扩展至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还深化了对古代东方文明的研究。同时，铭文学、纸草学、钱币学、考古学等多学科方法与理论被广泛运用。

新时代，包括大量学成归国人员在内的专才日趋成熟，成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坚力量。目前，世界古代史各研究领域都有精通对象语言的研究者，涌现出一批优秀成果。王大庆的《古代希腊赛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将古代希腊的赛会习俗放入世界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晏绍祥的《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商务印书馆，2019年）是全面讨论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著述，突破了传统“雅典中心论”；陈莹雪的《修昔底德的苏醒——古史写作与希腊民族认同转型》（商务印书馆，2020年）认为古典文化不仅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而且直接关系到希腊民族自身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的建构；欧阳晓莉的《英雄与神祇：〈吉尔伽美什史诗〉研读》（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将史诗置于古代两河流域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深入剖析其文本、文化内涵及其对后世文明的影响。刘健、李政、刘昌玉、国洪更、李海峰等人大大拓展了古代西亚文明研究的范围；杨巨平主编的6卷本《从地中海到黄河——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中华书局，2024年）规模宏大，即便在西方学术界，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也鲜有如此鸿篇巨作，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金寿福的《古埃及文明》（湖南美术出版社，2025年）从国家制度、经济形态、宗教信仰、日常生活等多维度全景式呈现古埃及文明；杨俊明的《罗马内战研究》（商务印书馆，2025年）针对罗马保民官职能定位、斯巴达克起义行军路线等关键议题，给出了兼具深度与新意的解读；宋立宏的《帝国的边疆：罗马不列颠》（商务印书馆，2025年）以行省视角重构罗马帝国。与此同时，黄洋的《古代世界的迷踪》（商务印书馆，2021年）、张巍的《古典的别择》（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立足西方古典学术史与语文学传统，结合中希比较研究的相关问题，对新时代中国世界古代史与古典学研究的深化与规范化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徐晓旭则致力于迈锡尼希腊语与线形文字B的解读。陈志强主编的4卷本《拜占庭帝国大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克服了“西欧中心论”，打破了“西欧模式说”，从欧洲地中海中古世界整体的大背景中探究拜占庭历史与文化全貌。

展望未来，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前景在于继续深化跨学科与国际合作，同时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其核心任务是，在充分吸收国际前沿成果的基础上，更自觉地植根于中国的学术土壤与现实关切，致力于提出能激发国际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独特概念或分析框架。通过系统性的教材编写、高水平研究及公共史学实践，该学科将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不仅为理解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与共同命运提供中国学者的智慧，也为深化文明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历史文化支撑。

作为世界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中世纪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颇具时代印记。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对欧洲中世纪的认知最初植根于启蒙与现代化话语，研究者多从“封建—资本主义转型”的角度审视欧洲中世纪，为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方向。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欧洲中世纪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在苏联史学体系的影响下，社会经济史、封建制研究、农奴制研究等成为早期主要议题，形成了以土地制度、人身依附关系与经济结构为主的研究传统，并在行业与行会制度、城市自治等领域取得系统成果，塑造了中国欧洲中世纪史研究的宏观社会史特色。

总体而言，对外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学界向多议题、多方法、多视角转型，使中世纪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获得了显著提升。然而，限于这门学科本身的门槛较高，且存在多语种、多传统的背景，现有研究在原始资料的利用、理论本土化及国际舞台上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着结构性不足。孙道天先生曾言，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古代中世纪史，语言、文化和宗教是“三座大山”。在今天，许多过去视为畏途的难关已经逐步得到攻破，但在许多方面仍未能获得突破性进展。首先是原始资料和语言方面。中世纪研究高度依赖拉丁语，虽然近年来随着欧美相关机构的资料电子化，原始资料的问题已经获得了很大的缓解，但在抄本研究和拉丁语训练方面，我们与欧美传统强校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其次是研究中的原创性不足。在研究中，常过度依赖西方学者的框架与范式，系统性突破与创新有待进一步提升。这也就导致了我们在学科话语的方法论、知识论及理论方法上的创新不足，学科话语体系也有待于更好的自主化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史学方法的引入使该学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年鉴学派和新文化史等理论的传入，极大地拓展了研究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学科制度化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国内主要高校逐步建立起较为稳定的研究和教学队伍。英语世界和法语学界的大量重要学术著作被翻译为中文。与此同时，原创性成果更是大量涌现。刘新成、侯建新、彭小瑜、刘城、刘景华等学者为中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后续年轻学者不断推出颇具创见的著作。如王超华的《中世纪英格兰工资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系统考察了英格兰中世纪劳动力市场、社会结构与经济调控机制；董子云的《真理的维度：法兰西民族法律文化的诞生（约1200—约1500）》（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以“真理（veritas）”观念的多重结构作为切入点，揭示法律文化在法兰西国家形成、知识体系重组与社会权力互动中的深层作用；刘虹男的《教务会议视域下的法兰克早期国家形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以“教务会议”为切入点，着重考察5—8世纪法兰克教会制度与政治统治之间的互构关系；李隆国的《从罗马帝国到神圣的罗马帝国：3—9世纪的欧洲政治与政治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以“政治观念—国家形态互动”为核心问题，强调罗马国家权威的合法性由王权、地方社群与教会三者共同塑造；王文婧的《神圣的异端：法国中世纪纯洁派叙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聚焦于12—14世纪法国社会如何在讲述、记录与传播中建构“异端”，对重新理解中世纪宗教控制、社会情感与知识权力关系具有重要启发。

当前，欧洲中世纪史研究正面临新的时代课题。使该学科真正做到“立足中国、回应中国之问”，成为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一方面，学界积极回应国家关于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倡导，尝试从文明史、国家治理史、宗教与政治关系以及城市史等角度进行比较研究。例如，中世纪城市自治与中国城市治理比较、中世纪教会和帝国关系与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比较等，都在推动相关研究向中国需求与现实关怀靠拢。另一方面，教材建设也在稳步推进，多部自主编写的教材相继出版，逐渐摆脱对西方教材的依赖，并形成了更注重制度逻辑与社会结构分析的中国特色叙述框架。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价值也不再局限于对西方经验的借鉴，而是在全球文明互鉴、制度比较、治理模式多样性等维度上提出独特观点，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史观建构提供学理支撑。同时，学科建设也需进一步推进原始文献运用能力的提升，加强史料数据库建设，扩大跨地区、跨文明的比较研究，并在本土理论创新方面持续探索。总体而言，中国的欧洲中世纪史研究正在由“学习西方”向“与世界对话”转型，由“借鉴理论”向“提出理论”迈进。未来，该学科有望在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贡献独特力量，既深化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理解，也为中国学术在全球人文研究中的发声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近代以来，中国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逐步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初，高校设立相关专业，聚焦重大历史问题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前，本学科的研究以革命史观为引领，突出阶级斗争主线，且受限于客观条件，史料和文献积累相对薄弱，存在一定程度的“以论代史”倾向，但也培养了学者的理论思辨能力，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学术成果的引入带来了丰富的方法论革新，如现代化理论、社会史与文化史转向、跨国史以及国家身份研究等，推动学科实现思想解放，研究视角日益多元化，促进了国内与国际学术界的深度对话。其间，涌现出林志纯、张芝联、杨生茂、黄绍湘、蒋孟引、郭圣铭、罗荣渠、朱寰、吴于廑、齐世荣、刘绪贻、彭树智等老一辈学者，他们以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显著提升了我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总的来说，本学科对西方国家的历史研究较为深入，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略显不足。徐蓝、高毅、邢来顺等人培养了大量专业学者。当前，国内的世界近现代史学科正积极回应“中国之问”，深化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化构建，增强了学科的自主性和方向性。一大批世界近现代史的优秀成果不断涌现。

韩东育的日本研究三部曲——《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台大出版中心，2009年）、《从“请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来“自中心化”之行动过程》（台大出版中心，2016年）、《从“道理”到“物理”：日本近世以来“化道为术”之格致过程》（台大高研院，2020年），通过从思想到行动、从发生论到本质论等多重维度，客观而立体地再现了日本历史的发展经纬；杨栋梁主编的6卷本《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系统考察了1603—2010年日本对华认知的演变规律与研究体系；梁茂信的《美国人才吸引战略与政策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对美国吸引人才的战略、制度和政策进行了全面梳理；王立新的《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深刻剖析了美国在崛起为世界强国过程中，其外交政策深受国家身份困惑与国际秩序追求双重目标驱动的复杂历程；王立新的《帝国的叙事话语：国家身份塑造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指出国家身份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可谓是跨学科研究的代表作；王晓德的《文化的他者：欧洲反美主义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从文化视角来研究欧洲历史上反美主义的起源和演变，对认识全球反美主义的实质也有着深刻的启迪；王晓德的《想象的异域：启蒙运动时期“美洲退化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深入探讨了西欧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自我”与“他者”观念建构的历史脉络，为理解近代欧洲思想史和国际关系观念演变提供了富有启发的学术视角；钱乘旦、高岱主编的《英国史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展现了英国史研究的前沿视角与多重面相；侯深的《无墙之城：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与自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从整个人类社会的角度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认真的思考，寻求遏制人类欲望的安全阀；杜宣莹的《女王之死：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权力政治（1568—159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依托翔实档案，清晰展现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权力博弈；王铁铮主编的8卷本《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商务印书馆，2023年）着力从不同方面去呈现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与历史演进的相向而行；汤晓燕的《革命与图像：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图像与政治文化》（人民出版社，2023年）从大量图像资料出发，构建了一个以图像方式呈现的法国大革命；俞金尧的《五个世纪的维度》（商务印书馆，2023年）探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等问题；沈坚主编的6卷本《法国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是国内首部由中国学者独立撰写的多卷本法国通史巨著；李剑鸣的《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商务印书馆，2023年）是一部突破传统叙事、从政治文化视角重新诠释美国革命与民主起源的力作，揭示了现代民主在精英与民众博弈中意外诞生的复杂历史进程；钱乘旦、刘金源的《现代化的迷途》（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剖析了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败教训与挫折案例，为后发国家提供镜鉴；李新宽的《近代早期英国消费社会的兴起》（商务印书馆，2025年）突破了以生产为分析起点的传统研究理论框架；侯建新主编的16卷本《欧洲文明进程》（商务印书馆，2019—2025年），系统地阐述了欧洲文明进程，深刻地剖析了欧洲文明的本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编的《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系统论证了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历史地位，纠正了长期以来欧美史学界的叙事偏差。

随着今天网络技术的发达，沟通交流的愈发便捷高效，我们更应着力拓展国际视野、深化国际学术交流，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既要将有潜力的青年学者送海外深造，也要积极引进国际知名学者，通过持续的实践和改进，促进本学科的稳步发展。总体而言，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投身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创新活力正在大大增强，前景十分广阔。与此同时，也需克服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避免跟风式研究和追求“短平快”成果，应鼓励学者沉心静气、“坐冷板凳”，开展真正扎实和有说服力的原创性研究，并将这些成果充分融入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体系。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作为总结、反思历史学发展和历史知识性质的学问，在推动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新中国之初，大力引进苏联史学理论、世界通史编纂方法等内容，构成了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的主体。改革开放后，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界大量引进西方的史学理论，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美国社会科学新史学派的相关论述进入国内。何兆武、刘家和、陈启能、于沛、张广智等史学理论工作者，在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新生代彭刚、陈新、吴晓群、董立河等学者则培养了许多活跃在史学史与史学理论领域的青年学者。大量域外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译介，对了解域外史学理论发展历程、前沿动态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大力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同时，也产出了一批立足自身现实，解释世界历史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著作。

张作成的《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是一部系统研究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的著作；杨共乐的《史林探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通过对经典文本和历史现象的阅读与思考，提出了对史学研究和史学教育的若干见解；刘家和的《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是一部关于史学理论问题的论文集；徐浩的《西方比较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系统梳理了西方比较史学的形成、发展及理论方法；邓京力的《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与历史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是一部系统梳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著作；陆启宏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系统梳理了人类学如何进入历史学研究，以及两者如何互渗互促的过程；王晴佳、张旭鹏的《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反映了当代史学所面临的挑战，而深入思考和应对这些挑战将有助于我们共同面对人类的未来；于沛的《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总结了近代中国的世界史发展，《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张广智的《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梳理了近代以来域外史学传入中国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同时考察了中国史学输出域外并对相关国家或地区史学所产生的影响。李剑鸣的《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23年）提出了开放性的方法论框架，强调历史主义、语境主义与历史语义学在历史书写中的运用，突出历史学的独特性。顾晓伟的《从怀疑走向共识：历史知识客观性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24年）聚焦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历史知识客观性的核心认识论问题；陈恒的《世界史与当代中国》（商务印书馆，2023年）从区域史、史学史、城市史、知识史等维度，深入剖析中国世界史学成就与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关联，分析全球史教育的价值等议题。

客观地说，当下几乎所有新史学的领域都是由世界史学者引入、实践，进而影响了整体历史学的写作和思维方式。这说明史学史与史学理论早已超越了那种人物传记加著作介绍的阶段，已经成为知识史、思想史、学术史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实践层面，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的意识。同时，也要借鉴国外史学理论发展的成果，做到在批判中学习、在学习中吸收。秉持立足中国而放眼世界的原则，在扎根传统的同时，实现与世界的沟通，培养出具备国际视野的史学理论工作者。这需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更需要史学理论工作者把握时代发展趋势，构建适合时代的解释话语体系，从而在逆全球化中应对挑战，创造推动全球化的机遇。

专门史是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主要涉及人类历史中某些特定的领域和主题，尤其是那些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现象，极受史学家的欢迎。新时代成就较大的专门史领域是全球史、环境史、医疗社会史、思想史、文明史等。首都师范大学是中国全球史研究的倡导者，刘新成教授倡议于2004年成立“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2007年开始招收全球史方向的研究生，并于2008年创办《全球史评论》，这是国内第一份专门刊发全球史论文的学术辑刊。他们同时出版“全球史译丛”，希冀借鉴域外经验。这个团队的刘文明、夏继果等人不断推出新作品，并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全球史教材《全球史概论》。环境史是世界史最前沿的研究领域之一，主要是从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变化的角度研究世界史，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色。从20世纪80年代侯文蕙教授开始引介海外环境史前沿研究开始，梅雪芹、包茂红、付成双、高国荣等学者以工业化、殖民主义及种族主义等世界史研究传统重大议题为抓手，积极整合国内外优质学术资源，推出系列译著，也系统性地推动了原创性的理论与个案研究。新生代的侯深、费晟、陈博翼等学者在城市史及海洋史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世界环境史研究及人才培养事业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北京大学张大庆教授、武汉大学陈勇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李化成教授、南京大学闵凡祥教授都是医疗社会史的积极推动者。上海大学张勇安教授与国内外学者同仁联合倡议，于2010年成立上海大学国际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他们与劳特里奇出版社合作出版“医疗社会史研究丛书”，连续出版《国际禁毒蓝皮书：国际禁毒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2024年）。近十年来，思想史研究取得了较为快速的发展，呼应着国际学界新的研究取向，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李宏图、孟钟捷主编了“全球思想史论丛”“全球思想史译丛”。张旭鹏、崇明、黄艳红、周保巍、洪庆明等人的成果都深化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刘峰的《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光启书局，2024年）、石芳的《伏尔泰与启蒙之战：1750—1770》（商务印书馆，2025年）等著作都是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作品。

区域国别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主要涉及欧洲史、亚洲史、非洲史、拉丁美洲史，大西洋史、印度洋史、地中海史，美国史、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俄罗斯（苏联）史等大国的历史，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历史、“一带一路”国家的历史及重要区域和关键国家的综合研究。自2022年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以来，与世界史有关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高校在建设与世界史有关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方面表现突出，已建机构覆盖全球大部分区域与国别。这些机构在职能定位、研究目标与学科特长等方面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促进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与机构建设相配套，相关责任单位搭建了各种研究平台，如期刊、研究中心、研究项目、出版规划等，以保障机构产出高水平成果。截至2024年初，在教育部备案的与区域国别研究相关的中心达453个，全国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机构大约有600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非洲史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中国的非洲史研究大致开始于20世纪50—60年代。进入21世纪，中国非洲史研究有了新的发展。2011年，教育部设立了42家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非洲方面有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三家。目前，涉及非洲的研究机构已有数十家，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比如舒运国的《泛非主义史（1900—2002年）》（商务印书馆，2014年）、刘鸿武的《非洲学发凡——实践与思考六十问》（人民出版社，2019年）、李安山的《非洲现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张忠祥等的《20世纪非洲史学与史学家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等。沐涛主编的《非洲历史大辞典》亦即将出版。

总之，时代的变迁和学术的演进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面对激烈的国际综合国力竞争以及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不断推动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多学科融合、构建世界历史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具有突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在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建设方面，林志纯的中西古典学并立说、朱寰的中西文明比较说、吴于廑与齐世荣的整体史观、罗荣渠与钱乘旦的现代化理论及马克垚、彭树智的文明交往论，共同形成了中国新时期世界史研究的宏阔历史视野，成为中国学者在建构世界史研究“中国学派”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重大理论建树。新时代以来，中国学界的世界史研究密切关注世界变化和时代进展，在以下5个方面作出了重要探索与积累：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理论，从整体史观研究世界历史。马克思曾提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在这一论断基础上，吴于廑先生早在1964年就提出了整体史观，指出人类历史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并特别强调世界上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的多样性，以及各地区之间由彼此分散到联系密切，最终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整体史观是中国史学界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的关于人类历史进程的核心理论，主张排除地区或种族方面的偏见，全面、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国家、民族的历史。新时代以来，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日益勃兴，学者们在引介相关理论和著作的同时，准确把握了全球史研究对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用，并逐步从对全球史理论的关注深入其具体的实证研究中。

第二，世界史传统领域研究不断深化，史学新方向探索持续推进，跨学科方向发展迅猛。新时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队伍结构日益合理，学术精品频出。《中东国家通史》《德国通史》《英国通史》《英帝国史》《法国通史》《日本通史》《欧洲福利制度史》等多卷本丛书的出版，系统展示了中国学者在世界史领域数十年深耕所取得的硕果。与此同时，环境史、消费史、情感史、性别史、城市史、图像史、医疗史、身体史、国际体育史、劳工史、部落史等史学研究新方向也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国外经典著作的引介及国内的原创性研究不断涌现。随着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世界史在域外研究中发挥着枢纽性作用，并与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共同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定位与国际战略。

第三，面向大众的通识性世界史著作越来越受到重视，世界通史编撰得到进一步拓展。历史研究从来不只是书斋里的事情。随着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日益深化，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解世界。对于世界的了解，除当代研究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研究。通史性的世界史著作在这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新时代以来，中国世界史学者也在努力撰写兼具研究性与通识性的著作，如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钱乘旦主编的《新世界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葛兆光主编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等，旨在探讨中国自己的世界史知识体系，为书写中国自己的世界史教科书搭建框架、提供思路，且都受到社会读者的广泛欢迎。孟钟捷主编的《写给青少年的世界文明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4年）、陈恒主编的《世界五千年》（少年儿童出版社，2025年）则向青少年普及世界史知识，让他们认识到世界史知识对于理解中国的重要性。

第四，冷门绝学得到扶持，古典学研究进一步拓展。新时代以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及各级研究主管部门设立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和专门的研究机构，从人才引育、科学研究、团队培养等多个方面加大对冷门绝学的扶持力度，使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古代印度等领域研究代有传承。目前，已出版多项史料典籍整理、经典翻译与专题研究的大部头著作。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最早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的东北师范大学，此后在国内学界不断深化拓展。东北师范大学早在1984年就在国内设立了首个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21世纪以来，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设立世界古典学研究机构。2024年，第一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中国古典学研究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内世界史学者对古典学的认知与研究不断拓展，在传统的古希腊罗马研究的基础上，将视野进一步扩展至整个古代世界，把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波斯等文明也纳入古典学研究的范畴。古典学内涵的扩大，为深入研究人类古代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中外文明互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第五，世界史学界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努力以世界史的宏阔视野，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首先，批判了当前社会思潮中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其次，通过梳理世界历史演进规律，有力地驳斥了“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从学理上论证了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再次，通过对世界主要大国兴衰、现代化路径差异的比较研究，总结人类社会治理的经验教训，为中国改革进入深水期后的制度完善提供历史镜鉴。最后，在“全球话语权力不对等”的现实语境下，世界史学界致力于挖掘世界历史中的多元文明价值，打破西方话语垄断，通过讲好“世界历史中的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彰显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应有地位。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主导、构建了一整套知识体系及评价标准，在知识领域推行霸权、设置信息壁垒。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切合国家战略规划需求，开创独具中国特色和优势的世界史研究学派。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强调“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这一指示一方面为世界史研究工作指明了正确的研究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另一方面也提醒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抓住新机遇，聚焦重大现实问题，从历史的视角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回应时代的进步要求。因此，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应加快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不断推进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实现跨学科、多学科之间的互相借鉴。

国家战略需要为世界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对外层面，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需要包含世界视野下的人类历史叙事；对内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既需要原创理论，亦需要世界历史的经验总结，中国要融入世界、引领世界，离不开世界史的支撑。更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大丰富了世界历史的内容，重写世界史的理论、方法与模式越来越成为时代的需求。这一切都需要历史工作者不断进行实践总结与理论创新。

进入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知识与学术的民主化进程。知识与信息很难再被个别人、个别组织垄断，研究者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各种文献，使得世界史研究的基础越来越扎实。同时，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融合空间越来越大，中国历史丰富的遗产也可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提供智识资源。这一时代趋势让世界史研究的独特价值愈发凸显。世界史不是区域国别的简单拼盘，它意在探索区域间、文明间的互动与联系；它能揭示全球贸易网络、跨文化交流、疾病传播、环境变迁等跨越国界，而单一民族国家叙事又无法看清的规律，还能帮助人们建立更宽广的认同感，避免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促进不同文明间的理解与对话。在当今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理解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史的整体视野。

在当今逆全球化趋势增强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坚持世界视野，加强世界史研究。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发展起来的，是一个在与世界持续对话中不断被重构、不断演进的动态体系。任何文明，尤其是像中华文明这样体量宏大的文明，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之外。因此，当下应加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在充分肯定中国从与世界的互动中获益的同时，更应注重挖掘和研究中国文化对世界的积极贡献。要善于运用学术语言，通过学术语言来表达政治理想。

当前中国社会对外国史的需求是巨大的，但目前的世界史从业人员并不能充分满足这种需求，两者之间还存在巨大的落差。世界史研究的水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世界史学者对参与公共议题的兴趣并不高，部分学者持置身事外的态度，诸如此类问题都妨碍了世界史的发展。历史学是最能适应时代发展、服务国家建设需要的学科之一，看似无用，实则大用。这就需要学者们直面现实，积极构建中国的“知外”能力。这样既能展现世界史的特殊作用，拓展世界史的影响力，亦能优化学科自身的结构。此外，我们还要在知识普及上下更大功夫。在善用新技术手段的同时，尤其要强化文字表达与叙事能力，坚守汉语的纯洁性，发挥中文在思维表达、文化传承方面的独特优势。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应根植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深厚土壤，促进学科间的互相融合，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阐释文明交流的意义与重要性，不断提升中国学界的国际话语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一个真正强盛的国家，必然渴望塑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叙述。这不仅是为了凝聚国民认同，更是为了在世界舞台上确立其独特的位置。史学的灵魂在于叙事，谁善于讲述为大家所乐于接受的故事，谁就掌握了历史话语权。诚如一位资深出版人所言，我们应进一步加大对主题类出版物的评估与扶持力度。在考核环节，除学术质量等硬性指标外，更应重视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对于那些具有广泛社会反响和传播价值的优秀成果，应加大奖励力度；对相关出版单位，则可在出版经费、专项基金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切实增强其持续创新和生产高质量内容的能力。久久为功，滴水石穿，必有所获。

前文提到中国的非洲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面对非洲54个国家众多的研究议题，还存在很多空白点，我们的研究队伍是远远不够的；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由33个国家构成，但中国的拉美研究队伍很单薄；对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除中国外，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有15个），研究严重不足；对中国周边国家（陆上邻国14个、海上邻国6个），研究亦严重缺乏。同时，世界史硕士点其实从2015年以来就没有增加，甚至在萎缩，加之有一些学校的世界史学科直接转为区域国别学，这说明世界史的盘子是在缩小而不是扩大。因此，世界史学科在生源条件有限且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应积极利用现有资源，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推动校际资源开放与合作，优化教师队伍的配置，稳定科研队伍，对稍显薄弱的研究方向应有所倾斜。世界史学科应当在现有基础上，不断突破西方学术界在知识领域的霸权与壁垒，树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提振“中国声量”。未来应当更进一步加强世界史学科的资源优化，整体提升中国世界史教学和研究水平，推动史学研究同社会需求相结合，更加清晰地勾勒国际化和区域化合作蓝图，并不断完善评价机制和评价体系。

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兴起和发展同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紧密相连，今天的中国正成为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力量，这更加呼唤我们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尽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世界的繁荣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在未来的学科发展与研究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尤为重要：

第一，进一步加快构建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世界史需要重点研究与人类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例如古代文明的起源、宗教与社会互动、地方与中央关系、现代化进程、跨文化交流等。新时代需要新的世界历史叙事，呼唤能够解释世界过往和自身发展经验且被广泛接受的世界史成果；三大体系的构建必须关注域外经验，持续着力于对西方学术经典的翻译、整理与研究，梳理西方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历程及经验；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必须具有中国立场、中国态度，解释域外、研究他者是为中国增加知识、增益智慧，而不是对西方学术范式的继续解释，那只是增加了某国学者撰写其国历史的目录而已。在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同时，借鉴西方有益的学术成果，服务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世界的创建。

第二，强化对与国家发展大局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问题、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未来的世界史研究应以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为导向，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从历史的角度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并且关注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例如环境与文明的关系、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发展与伦理的要求等。时代和国家的需求一方面为世界史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对世界史学科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学科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目前中国世界史学者在史学从业者中的占比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较低，因此建设一支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域外研究队伍是时代和国家之需。

第三，整体感觉世界史与中国史似乎仍然是泾渭分明的，须加强世界史同中国史之间的合作，让中国史的书写具有世界眼光，让世界史的研究离不开中国的维度，把中国史带入世界史。新时代以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越来越多的世界史研究者以不同方式将中国融入对世界的思考之中，无论是以比较的方式，还是以全球史的联系、纠缠的方式，或者是以区域为方法。我们期待这类研究越来越多。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彭慕兰的《大分流》等，这些名著如果失去了中国文献材料的支撑，能写得出吗？这说明世界史中很多重大问题的解释是离不开中国史的，中国史也不能只是局限于中国内部的“中国学”，而是全球史中的中国史。

第四，敏锐把握21世纪史学发展趋势，预判并布局新一轮史学书写范式。世界历史的重大变革促成历史观念革新，而这一革新又要求史学与史学史研究的重大转向。未来的史学发展将以“去他者中心”“去自我中心”“去学科中心”“去人类中心”为方向。只有“弱他者中心”“弱自我中心”，不以一种中心取代另一种中心，才能真正做到文明交往、互鉴、互融，学术才能真正繁荣。世界史及史学史学科的发展，需要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深度融合互通，才能使历史在新世界中焕发新生。大历史、环境史、灾害史、动物史等领域的兴起也提供了“去人类中心”的史学研究视角。人类在地球上需要与其他生物共存，为此我们需要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进行探讨、梳理和批判，尊重“自然”的权利，构建绿色人文与生态史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提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加深彼此的了解，以利于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研究世界历史，是为了让人类各文明辉煌的过去在当下这个独特的世界中重生，并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相信在中国世界史学人的努力下，必将兼容并蓄，建立起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总体性解释体系，服务于国家大局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致谢：晏绍祥、韩东育、彭小瑜、王立新、黄洋、王希、陈新、侯深、宋立宏、徐国琦、付成双、梁志、韩志斌、费晟、张新刚、李腾、康凯、刘义勇、温珊珊、姚汉昌等老师为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