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材施教，精心指点，也是顾颉刚培养学术传人的重要方法。每一个人在有可能选择自己的职业或研究方向时，总要尽可能做到性之所近、心之所安、力之能至。因为兴趣、才情、性格、气质人各不同，适合于干什么，不适合于干什么，一般说来是可以推断的，勉为人难总是不行的。普通的职业选择是这样，人材、尤其是文史人材的培养，尤其如此。他不是颗读书的种子，你硬让他读书，那无异于对他的折磨与惩罚；他天生是个学问中人，你偏让他闯荡江湖、混迹官场，也无异于资源浪费。即使同样适合于做学问，但适合于做哪种性质、哪种方向上的学问，也与才性密切相关。所以，这其中的不二法门，就是因材施教。
1950年代初，顾的另一高足、当年禹贡学会的骨干成员张维华，在检讨、批判自己在旧中国的“封建、买办思想”时说：在旧中国的讲坛上，我犯了严重的“天才教育”和“收揽爱徒”的错误。具体表现是，我到任何地方教学，总要寻找几个天资聪慧和根柢较好的学生，特别培养或提拔造就一番。至于一般的学生，就采取马马虎虎敷衍塞责的态度。不但课不好好地教，他们的答卷也不好好地看，甚至不看，不愿同他们接近，认为是麻烦。对他们提出的疑问，不是高傲不理，就是斥责他们提的肤浅，从没想到对他们要负责任。这种作风，实际上是宗派思想在做祟，认为培植了几个得意的门生，就是为自己培植羽翼，可在教育界构成自己的系统，制造自己的势力。他的这番话，毫无疑问，是在“臭骂过去，以求过关”的心态下写出的，不实之处肯定所在多有。但其中的“天才教育”与“收揽爱徒”的做法，在旧中国的文史教育界可以说十分普遍。即使“收揽爱徒”的动机确是在教育界“制造自己的势力”，也并非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这毕竟还是在培养人才，并使自己的学术思想得以传承和发展。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个体性质，学术传承不是某种“手艺”、“技艺”的纯功夫活的传承，严格地讲，学术的传承是在师生之间的气质、人品、境界、才情和个性相投相谐的气氛、背景下，不知不觉地完成的。所谓“因材施教”，就是考虑到上述因素之后所施之教。在这方面，顾颉刚的做法耐人寻味。
“不放弃一般的学生，但对成绩优良的学生特别喜爱”是顾的一贯做法。一旦他喜爱上了某位生徒，就会根据这位生徒的特点、禀性、学力，指派任务，加重负担，引导各人向自己所长的方面深入进取，逼他往前走，促使他尽快成材，以取得他的学术地位。这方面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
吴丰培是当代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权威，他走上后来的研究道路，就是顾颉刚指引的结果。吴丰培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师从孟森攻读明史，并且学有小成。其父吴燕绍从事于蒙古、西藏、新疆等民族史地研究四十余年，收集数百万字的蒙藏史料。根据这种其他人所无法具备的家学渊源的特点，加上当时的边疆危机，顾颉刚果断请吴丰培暂停明史研究，将精力集中在当务之急的西藏研究。吴丰培于是广泛收集资料，仅用两年时间，即编成《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第一集及《清代筹藏奏牍》三册并出版，还协助禹贡学会工作，主编《禹贡·康藏专号》，又与顾廷龙合编《边疆丛书》。吴后来回忆说：在顾先生手下工作，能够学到许多东西，确是愉快，但承担的任务也是繁重的。我初出校门，毫无工作经验，顾先生即让专攻西藏史料，限令我在半月之内，编十余万字的“康藏专号”，像我这样的新手，确感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此外，还为本组选购边疆图书，后来又加上禹贡学会、蒙藏委员会、新亚细亚学会的购买边疆书籍工作，都压在我一人身上，以至每日上午书商盈庭，应接不暇。其他工作，并不能稍减，感到十分紧张。但通过这样压重担，却使每个人得到了锻炼。故当时有人作打油诗云“短衣射虎顾先生”，这是把顾喻为西汉名将李广，在李将军指挥下，是能人自为战、独当一面的。吴丰培就这样从此放弃了明史研究，走上了边疆史地的专攻之路。
当代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权威谭其骧，是顾颉刚逼人成材的另一典型，他们之间的故事将有专章评述，此处从略。被谭其骧誉为“顾门弟子，兄当为翘楚”的刘起釪，其成材也可以说是顾逼迫的结果。刘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尚书》研究专家，他踏上此路，缘于大学一年级时顾让他标点《尚书》，刘自述说：我有些古籍的根柢，很得顾先生赏识，根据这个持点，大学一年级时，他让我标点《尚书》一遍。标点好，上交顾先生时，他问我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说都按《孔氏传》把它标点通了，没什么问题。他笑了，知道我没有深入，就语我以文籍考辨之学，要善于发现问题，尤重从传统的学术观点中解放出来。我才知道这是顾先生在精心地教我治学，我辜负了他叫我标点的深刻用意。当年胡适先生叫顾先生标点《古今伪书考》，结果诱发他由辨伪而疑古，成就了他辉煌的古史业绩，我却直接就书本标点了事，不知穷其究竟，虚抛了顾先生一片深心。这就是刘起釪后来治“《尚书》学”的机缘。可以说，作为“《尚书》学”专家的刘起釪是顾造就的。刘也果然没有辜负师望，接过了源远流长的“《尚书》学”的薪火，把它发扬光大，再传递下去。
逼人成材，固然可嘉，因势利导，尤为不易。著名方志学专家朱士嘉是顾颉刚的燕京大学学生，他在回忆自己如何走上方志学研究之路时写道：30年代初期，我在燕京大学倾听顾老师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使我感受最深的，是顾老师认真标点、校释《禹贡》，以此作讲义送给我们；他仔细讲解此书著作的背景、内容、价值，并提供历代特别是清代研究此书的名著以及各种书目对此书的评述，作为学生的参考。他督促我细读《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指导我选读清代著名史学家的著作，增加史地学知识。当他发现我的国学基础差，写作能力差，就亲自动手修改我的作业，吩咐我选读《史记》、《汉书》中一部分传记和著名唐宋文学家的文章，能背诵更好。我每天遵嘱朗诵文史名著两小时，坚持半年，果然收到良好效果。当我向他汇报《四库提要》中著录有一部分方志时，他立刻指出：“方志材料至丰富，且甚翔实也。然其藏弆常散漫而不可稽，其卷帜又繁重而不便览，故关系甚巨，学者犹惮之，用之以治史者殊寥寥。”他主动把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借给我看，要我学习、研治方志学。他还和我联名起草《研究中国地方志的计划》，发表于《社会问题》杂志第1卷第4期。在他的认真教育和热忱帮助下，我一面编写《中国地方志综录》，一面以方志为题材进行钻研。我之对于地方志，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食桑的蚕”到“吐出丝来”，以微薄的研究成果贡献给学界，都是顾老师循循善诱和谆谆教导的结果。
《中国地方志综录》出版时，顾颉刚为之作序，其中说：“史书之中，固有未辟之山林，未鉴之金锡在：家谱与方志是也。”“四年前，予尝与士嘉同草《研究地方志计划》一篇，载于燕京大学《社会问题》杂志。其中主张，以编辑《总目》与《篇目》为研究之先决问题，以编辑《索引》为研究之方法之一。今士嘉独力成此《总目》，是向日之大愿已实现其一端。”
顾颉刚因势利导的育才之方在张福庆（字季善）身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张福庆是顾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时的学生，与杨向奎一起听顾讲授“《尚书》学”。开学不久，顾听说张福庆根据研究汉代思想史的需要而有志整理谶纬，十分高兴，于是告诉他说：这工作我也在做，而且已叫人将相关资料分条抄书。但我事忙，说不准哪天才能整理完工，你既有心做，我就把稿子交给你吧。遂将明代孙㲄《古微书》、清殿本的《易纬八种》、赵在翰的《七纬》、殷元正的《集纬》、乔松年的《纬攟》、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和《经编纬书类》、黄奭的《逸书考》和《通纬》、袁钧的《郑氏佚书》和《尚书中候注》以及张惠言的《易纬略义》、全祖望的《读易别录》、蒋清翊的《纬序源流兴废改》等书，一一点给张福庆看，并指点：若能把这些辑本互相勘校，勒为一编，再把他们所根据的原书如《十三经注疏》、《太平御览》之类校对一遍，便可成为一个定本。还特意交待：这是研究谶纬的基本工作。张福庆将顾颉刚搜集到的资料携去，并依据他的指点加以整理。不久，张福庆不幸于1933年去世，遗作集为《张季善遗著》。1935年，顾先生为此书作序，指出：“张季善君死了两足年了！在这两年之前，我对于他的期望是怎么样厚……所以他的死亡所给予我的伤害也特别深。”遗著中的《谶纬集录》一稿“是他校对过的，不少的地方还遗存着他的墨迹。我必使这一部书早日出版，作他的永久的纪念。”
受惠于顾颉刚这种提携、指点的何止张福庆？燕大研究院学生郑侃嬨女士也是顾颉刚想因势利导加以重点扶持的人材。“九一八”事变后，顾目睹时艰，发愿要编出一部中国通史演义，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但苦于教务太忙，无法遂愿，因此，久欲寻觅一位能担当此任的助手。1933年初，他在《燕大月刊》上读到郑侃嬨所作的《西游记补》的讽刺小说，写得非常生动，觉得此文文笔极清利，且有民众气而无学生腔，最适于民众教育。于是，请人介绍，与她相识。接着作《试拟工作大纲》，计划“为作中国通史之准备，先编各时期之史谈”，并制订出郑所应选读的书籍材料，次年，首先将他的汉代史讲义改编为秦汉史谈。郑后来被邀入顾主持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工作，写出了《勾践报吴》、《子产治郑》、《张季直》等大众作品，陆续刊于《大公报·史地周刊》和《申报·通俗讲座》等有影响的报栏内。不久，顾颉刚又将郑代作之《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作品，交《中学生》杂志刊发。郑的作品文字清健流畅，描写人物栩栩如生，颇得一般读者的好评，赢得了一些社会声誉。这鼓舞了顾颉刚，那时他便“打算先由个别人物写起，将来再加工整理，改写通史演义”。不料，“七七事变”突发，通俗读物编刊社辗转流徙，以至停办。郑侃嬨也仓猝南下。1938年10月，顾颉刚从西北辗转到昆明，当他从吴晗处得知郑已于8月初病殁于香港时，为之痛哭不已，感到“我失去了一个最良好的同志”，“编写通史演义的梦想也只得暂时中断”。
后来，顾颉刚又约吕叔达继续这一工作，吕心无旁骛地费了7年工夫，从上古直写到太平天国，写了150万字，但还没有全部完成。1949年后，顾颉刚仍感到“通俗历史小说是全国人民十分需要的读物”，于是，再约他的原燕京大学的学生陈穉常（懋恒）女士改写，将上古史部分扩写为《上古史演义》（30多万字），于1955年出版。顾颉刚觉得，由郑侃嬨开端的通俗历史读物的编写，他这个“二十多年的愿望到这时才算有了一小部分结果”。
文章来源：人文学术社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明清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