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州女真是 14 世纪后半叶至 16 世纪活跃于东北亚地区的通古斯系狩猎农耕民族（女真族的一支）[1]，17 世纪时，该族群统一了全体女真族，更名为 “满洲”，并建立了大清（清朝）。有观点指出，清朝具有作为蒙古帝国继承国家的性质 [冈田 1992：228-231 页]。为何由通古斯系建州女真建立的帝国会具备这样的性质？要解答这一问题，必须将作为清朝形成基础的建州女真，置于欧亚大陆东部 “后蒙古时代”[2] 的背景下，视其为这一时代崛起的势力，并在该时代特征的框架内考察建州女真的集团结构。 与女真族类似、居住在森林地带的通古斯系狩猎农耕民族，虽被认为与草原地带的突厥 – 蒙古系骑马游牧民族拥有相似的社会组织，但其历史上的集团结构形态仍存在诸多未解之处。建州女真这一集团，是趁着元明战争的混乱，从黑龙江、东流松花江下游向南迁徙至图们江、鸭绿江流域后形成的。建州女真以小型集团的形式分散割据于长白山地森林地带的河谷区域，一方面通过商业性狩猎与采集毛皮、人参等森林产品开展贸易，另一方面也在河谷与盆地从事旱田农耕。在清朝建立之前，他们并未形成明确的国家形态，因此常被当作 “异民族” 或 “北方民族” 的一支而受到边缘化对待。尽管学界曾对清朝建立前的集团迁徙轨迹[3]以及与相邻的朝鲜王朝（以下简称 “朝鲜”）的交涉与关系史[4]有所探讨，但关注建州女真自身内部集团结构的视角却十分薄弱。 建州女真大致可分为三个集团（即 “建州三卫”），其源头均可追溯至元朝（13-14 世纪）统治时期设于松花江下游地区的三万户府（蒙古语 “万户”，即 “秃满”）：其一为源自胡里改万户府的建州卫，另外两个则是源自斡朵里万户府的建州左卫与建州右卫。由于清朝太祖努尔哈赤出身于斡朵里部[5]，后两个集团自古以来便备受关注；而建州卫因在与努尔哈赤的对抗中战败并被吞并，关于其内部构成的研究相对稀少。然而，在努尔哈赤崛起之前（15-16 世纪中叶）的建州女真中，占据核心地位的集团正是建州卫。本文旨在通过厘清建州卫的集团结构，进而阐明东北亚通古斯系集团的历史集团结构。 1403 年，万户阿哈出率领的胡里改集团归顺明朝，被名义上授予 “建州卫” 的称号，阿哈出一族还被赐予 “李” 姓。此后，该家族世代担任建州卫集团的首领，阿哈出之孙李满住率领建州卫集团，定居于鸭绿江支流（婆猪江，今浑江）流域[6]。此后，建州卫与斡朵里部（建州左卫、右卫）汇合，成为建州三卫整体的盟主，并号称 “大金”[7]。阿哈出一族（李姓，即完颜氏）在此后两百年间，始终以建州卫集团（完颜部）首领家族的身份，在鸭绿江地区居于统治地位 [8]；即便进入清代以后，该家族的后裔仍作为八旗中的实力派旗人得以存续 [增井 1997]。 【地图】15 世纪东北亚大陆部分（出处）根据 [杉山清彦 2015] 卷首图 A 制作 以上是目前已知的建州卫集团概况，但其中仍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建州卫集团的统治阶层究竟具有怎样的构成？建州女真的组织形态为 “联盟体”，在统领各卫的首领之下，分布着若干中小领主阶层[9]，这些领主各自通过地缘与血缘关系聚集数十至一百数十名属民。那么，在建州卫集团中，这类中小领主阶层究竟由哪些人构成？ 在 1599 年满洲文字创制之前，女真人并未留下自身的史料。因此，对解决这一问题有帮助的资料主要是外部史料，尤其是 15 世纪与建州女真存在密切交流的朝鲜的记录。《朝鲜王朝实录》（以下简称《朝鲜实录》）中记载了丰富的建州女真人物信息，特别是以汉字书写的姓氏（即 “汉姓”）。例如，在建州左卫与右卫中，可见 “童”“马”“浪” 等汉姓，其中 “童” 姓对应女真族父系亲属组织（氏族）“哈拉” 中的觉罗（gioro）氏，“马” 姓对应马佳（magiya）氏，“浪” 姓对应钮祜禄（niohuru）氏 [三田村 1960][金九镇 1983][增井 1998]（注：上述满洲语名称均采用穆麟德式转写规则由满洲文转写为罗马字母，下文同）。尽管这类 “哈拉” 作为亲属组织，其团体属性已不复存在，但作为标识父系出身及与之相关的先天身份、门第的姓氏，仍在社会中发挥着作用[10]。清代官方编纂的族谱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等清代史料中，并未记载曾存在过此类汉姓。由此可见，《朝鲜实录》中出现的汉姓，是理解同一时代建州女真集团构成的极为珍贵的信息。 关于建州左卫与右卫，学界已知的情况是：在元朝统治时期担任斡朵里万户的童姓猛哥帖木儿一族，世代世袭首领之位，此外，前文提及的马姓、浪姓以及佟姓等势力雄厚的姓氏族群，共同构成了辅佐力量 [三田村 1960][增井 1998]。另一方面，尽管建州卫是当时建州女真中的核心集团，但除了产生首领的李姓（完颜氏）之外，其领主阶层的具体构成仍不明确。《通谱》中仅记载了从被认为是建州卫所在地的 “完颜地方” 归顺的实力派人物，且均为完颜氏成员，仿佛建州卫集团的统治阶层全为完颜氏。然而，建州卫是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的战争中战败，最终被吞并、解体的集团。因此，不能将《通谱》这类清代官方史料所记载的建州卫集团构成，直接当作准确信息全盘接受。 本文为探明建州卫集团的内部构成，并未采用清代史料，而是聚焦于作为同时代史料的《朝鲜实录》中出现的建州卫人物的各类汉姓，对建州卫集团的内部结构展开分析。当然，受史料限制，无法涵盖建州卫集团中可确认的所有汉姓，但本文将通过对可供分析的主要汉姓进行研究，尝试逐步接近其深层的集团结构。通过这一研究，清朝建立前建州女真内部存在的政治秩序形态，或将得以明晰。 第一章 1424 年 4 月记载中所见建州卫领主阶层的诸姓氏 从史料记载来看，建州卫集团的内部结构自初代首领阿哈出之孙李满住率领部众，于 1424 年突然迁徙至鸭绿江支流婆猪江（今浑江）流域后，才逐渐清晰可考。对于当时已将鸭绿江定为西北国境的朝鲜而言，这一大型集团的出现无疑是边防上非同寻常的重大事件。掌管平安道行政与军事的观察使、都节制使，以及其下各级地方长官与边防将领，对建州卫集团的实际情况展开了彻底侦察与调查，并向中央汇报。下文所引【史料一】，便是 1424 年 4 月平安道兵马都节制使送往汉城（今首尔）的紧急报告文本，这一记载恰好标志着建州卫势力与朝鲜开始接触。 【史料一】（前略）兀良哈（引用者注：朝鲜语 “오랑캐”，即 “orangk’ai”[11]）的沈指挥，率领 13 名军士，携带 13 头（匹）牛与马前来通传，称：“吾等此前在建州卫奉州古城内居住二十余年，因鞑靼军于二月十七日入侵，都司李满住率领麾下指挥沈时里哈、沈者罗老、盛舍歹、童所老、盛者罗大等一千余户，迁至婆猪江居住。癸卯年（1423 年），吾等承蒙圣旨，获准在婆猪江多回坪等地居住。（中略）”。其所持印信的文字已呈送上级[12]。 这一记载自池内宏首次依据《朝鲜实录》论述建州女真史以来，便早已为学界所知[13]。然而，以往的研究并未以该记载中的人名为线索，对建州卫的集团结构展开分析。首先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人物均担任 “指挥” 一职，即持有明朝的指挥使级官职。正如内藤湖南早已指出的那样[14]，女真人所担任的明朝官职，实际上发挥着标识领主阶层地位的等级（阶级）作用。 明朝官职之所以具备这样的性质，与当时东北亚的局势密切相关。自元朝残余势力北撤（1368 年）后，东北亚成为元明战争的东部战线。明朝为将女真各集团纳入自身阵营，依据女真领主阶层的地位与势力，授予其各级武官官职（参见 [表一]）及朝贡特权，推行 “羁縻卫所制度”[杉山清彦 2008b]。其结果是，女真领主阶层所持有的官职，不仅成为标识领主地位与等级序列的 “位阶”；且由于官职在家族内部世代世袭，这些官职还成为了标识父系出身（氏族、家族）地位的象征。 回到【史料一】的记载，我们可以确认，在都司（都指挥使）李满住之下，有五人担任指挥使级官职。他们受李满住统领，被称为其 “管下”（麾下）。此外，记载中提及 “其所持印信”，可见 “沈指挥” 这一人物实际持有作为指挥使的印信（官印），他们无疑正是自阿哈出以来延续的建州卫集团本身。换言之，沈时里哈及其以下 “管下” 的 “指挥” 们，应当是隶属于建州卫都指挥使、首领李满住麾下，且由明朝授予指挥使级官职的建州卫集团核心骨干。 （出处）依据 [木村 2021：87 页]，由笔者整理制作。 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建州卫集团的核心骨干，在记载中均冠有汉姓（沈、盛、童）。如开篇所述，这类汉姓反映了当时女真社会内部的氏族情况。 由此可推测，【史料一】中出现的各汉姓，代表了构成建州卫集团核心骨干的各个氏族。从史料可知，建州卫人物的姓名中早已被标注有各类汉姓，且学界也已指出这些汉姓对应的氏族之间存在地位高低之分 [刘小萌 2001：73-74 页]。然而，目前尚未有研究依据具体指标，对各汉姓对应的氏族地位进行验证与分析，建州卫的集团结构仍难以称得上明晰。因此，下文将聚焦于 “官职作为领主阶层地位标识” 这一关键点，对【史料一】中持有指挥使级官职者所冠的各汉姓展开分析。 学界早已知晓，《朝鲜实录》中记载的建州卫内部，有众多人物冠有沈姓 [三田村 1963-64：241 页][刘小萌 2001：73-74 页][沈林 2006[15]]。三田村认为，“沈” 姓是由其朝鲜语发音（ch’im）讹变而来，对应完颜氏（被赐予李姓之前的汉姓为金姓）；但 “沈” 字用于姓氏时，朝鲜语发音为 “sim”，近代以后的汉语发音为 “shen”，很难将其视为金姓（朝鲜语发音 “kim”/ 汉语发音 “chin”）系统发音的讹变[16]。此外，三田村的推测并无其他依据；若将沈姓等同于完颜氏，也无法解释朝鲜方面为何要将沈姓与李姓、金姓区分记录。因此，难以认同三田村将沈姓与金姓等同的观点。另有记载显示，部分沈姓人物与完颜氏有通婚记录 [刘小萌 2001：73 页]，依据女真社会外婚制的原则，沈姓对应的氏族应当与完颜氏分属不同 “氏族”。 在【史料一】中，可确认有两位指挥使级人物冠有沈姓，分别是沈时里哈与沈者罗老。首先分析【史料一】下划线部分首位提及的沈时里哈。朝鲜《世宗实录》的另一则记载提到：“婆猪江居住的指挥时时里哈等五人，抵达闾延郡，（后略[17]）”，其中记录了指挥使级人物 “时时里哈”。当时婆猪江是建州卫集团的根据地，而 “时时里哈” 不仅与 “沈时里哈” 官职同为指挥使级，姓名发音也基本一致，因此可判定二者为同一人物。 其次，沈者罗老（亦记作 “沈吒纳奴”）作为建州卫势力中的实力派人物，频繁出现在《朝鲜实录》中 [金周源 2008：143 页]。另一则记载中，有沈者罗老派遣的千户童胡泰作证称：“吾等所居之地，共有三百五十户[18]”，由此可窥见沈者罗老是统领数百户属民的有力领主[19]。综上可见，沈时里哈与沈者罗老均是构成建州卫集团领主阶层的重要成员。从官职来看，【史料一】中记载的建州卫首领李满住的官职为都指挥使，而两位沈姓人物的官职为低于都指挥使一级的指挥使级。 【史料一】中提及了 “童所老” 这一人名。正如三田村 [1963-64：241 页] 所指出的，童姓是同期建州左卫中斡朵里部首领所属氏族的姓氏，对应女真姓氏中的觉罗（gioro）氏。【史料二】的记载同样可证明，童姓人物不仅存在于斡朵里系的建州左卫、右卫，在建州卫集团中也占据领主阶层地位。 【史料二】平安道监司（观察使）上奏称：“婆猪江居住的野人李都巨等五人、指挥童凡察等四十一人、王伐介等男女共十四人、林毛多胡等三人、林和澄可等十四人，分别于当日抵达闾延郡小甫里关口。（中略）上述众人皆请求粮食以维持生计。依据此前朝廷下达的教旨，明朝建州卫的人员不得私下往来，因此按理应当阻止；但他们并未立即离去。（后略）”[20]。 这一记载是平安道监司（观察使）就 “婆猪江居住的野人” 动态所呈的上奏。如前所述，婆猪江是建州卫的根据地，且对这些人员进行调查的朝鲜方面明确称其为 “上国（即明朝）建州卫的人物”，因此毫无疑问，这些人隶属于建州卫集团[21]此外，前文提及的、由沈者罗老派往朝鲜的童胡泰，也担任千户官职，属于建州卫集团的领主阶层。由此可见，童姓人物同样是建州卫集团中持有卫所官职、构成领主阶层的成员。 从【史料一】中还可窥见 “盛” 姓的存在。在《朝鲜实录》中，盛姓仅作为女真族汉姓出现在这一则记载中，且在《通谱》中也无法找到对应的女真氏族。但【史料一】中提及的其他人均冠有汉姓，若唯独盛舍歹、盛者罗大无姓，显然不合常理。若将 “盛” 视为姓氏，那么二人姓名中除去姓氏的部分，分别对应 “舍歹”（sadai）与 “者罗大”（charadai）。 从朝鲜语发音出发检索对应的满洲语女真人名可知：“舍歹” 对应的满洲语人名有 “sadai”[Stary 2000, p. 335] 或 “šadai”[Stary 2000, p. 386]；“者罗大” 对应的满洲语人名则有 “cardai”[Stary 2000, p. 68]。另一方面，若不将 “盛” 视为姓氏，而当作人名的构成部分，则无法找到对应的满洲语女真人名。当然，仅凭人名是否存在变体，尚不能断然定论；但至少从满洲语人名的角度来看，将 “舍歹”“者罗大” 视为名字，将 “盛” 视为姓氏的假设是合理的。加之，记载中同时出现的其他指挥使级人物均明确冠有 “沈”“童” 等汉姓，因此对于盛舍歹与盛者罗大二人姓名中共同的 “盛” 字，与沈姓、童姓同理，将其解读为构成建州卫集团领主阶层的汉姓，无疑是符合逻辑的。 此外，关于《通谱》中未找到对应姓氏这一点，沈姓的情况亦是如此；但如前文所述，沈姓作为姓氏的存在是明确的，因此不能仅凭《通谱》中无对应记载，便否认某一姓氏的存在。 此外，尽管【史料一】中未提及，但另一值得关注的姓氏是【史料二】中出现的 “林” 姓。虽然目前尚不清楚林姓人物与【史料二】中其他人物的具体关联，但林姓中最知名的人物当属林哈剌（亦记作 “林加罗”）[22]。关于林哈剌，有记载称：从图们江方向归顺朝鲜的女真领主殷阿里曾表示，“此外，臣麾下的林哈罗（即林哈剌）及奴丹多茂等人，于丁亥年（1407 年）逃入婆猪江[23]”。由此可知，林哈剌原本是殷阿里 “管下”（麾下）的领主阶层，后来迁徙至婆猪江，最终在李满住率领建州卫集团到来后，加入了该集团。 此外，明朝《宣宗实录》卷一〇六 “宣德八年（1433 年）十月甲寅条” 记载：“建州卫指挥佥事哈剌前来朝贡，上奏请求迁居辽东安乐州[24]”，这一记载确认了建州卫指挥佥事 “哈剌” 曾请求迁居辽东。1433 年正值朝鲜进攻建州卫之后不久，林哈剌当时正被朝鲜视为主要敌对目标。因此，从时间、所属建州卫、担任指挥使级官职、姓名相符这四点来看，此处记载的 “哈剌” 应当就是林哈剌。也就是说，林哈剌是一位地位明确、由明朝授予建州卫指挥佥事官职的领主，林姓也应被视为构成建州卫集团的姓氏之一。 综上可知，这些异姓领主均持有比同卫首领、都指挥使李满住低一级的官职（指挥使级），是当时辅佐李满住的建州卫集团骨干。由此可见，在建州卫集团内部，于首领李满住（李姓）之下，至少有沈姓、盛姓、童姓、林姓等非李姓的异姓领主并存，且这些领主均持有明朝授予的卫所官职。 通过分析 15 世纪后半叶的朝鲜史料，可更详细地确认建州卫集团中异姓领主阶层的存在。将研究焦点放在 15 世纪后半叶，是因为这一时期不仅明朝，朝鲜也对建州女真实施了授职（授予官职）[25]。15 世纪中叶以后，朝鲜基于自身的华夷观念，针对南方的 “倭人”（对马岛人）与北方的 “野人”（女真人），推行了以 “羁縻” 为目的的对外授职政策 [木村 2012]。尤其是通过政变掌权的第七代国王 —— 世祖（在位 1455-1468 年），为证明自身继位的合法性，大规模推行对外招抚与授职政策 [河内 1974]。 朝鲜对女真人的授职，与对 “倭人” 的授职性质并不对称。作为明朝册封国的朝鲜，对女真人进行授职，违背了朝贡册封体制中 “人臣无外交” 的根本原则（属于 “私交”），因此朝鲜对女真人的授职始终是瞒着明朝秘密进行的 [河内 1974]。显然，朝鲜授予官职的相关信息仅见于朝鲜史料，且其中不乏同时接受明朝与朝鲜双方授职的女真人 [韩成周 2011：第四章]。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便是朝鲜名义上授予女真人各级万户官职（都万户 — 万户 — 副万户 — 千户）的制度。据木村 [2008] 研究，万户官职本身并无官品等级，朝鲜在授予该官职时，会参考女真人从明朝获得官职所对应的品带（金带、银带，参见 [表一]）。朝鲜的授职是在考虑明朝授职的基础上进行的，且与明朝官职类似，朝鲜授予的官职也可在家族内部世袭。也就是说，朝鲜的官职应当与明朝的官职一样，具备标识领主阶层地位的功能。 对于当时推行如此机密授职政策的朝鲜而言，无论女真人所持官职是朝鲜授予还是明朝授予，明确掌握其官职信息都是极为重要的事项。15 世纪后半叶的《朝鲜实录》中，对女真人的官职有极为详尽的记载。当然，与 “倭人” 的情况类似，前来朝鲜朝贡的女真人中也存在伪使者或冒名（使用假名）朝贡者；尽管存在局限性，但朝鲜仍会尽其所能，通过各种手段严格调查、核实这些人的身份 [韩成周 2011：第七章]。至少就建州卫集团而言，该势力割据于与朝鲜隔江相望的鸭绿江对岸，对于出身明确的领主阶层，其敕书伪造、朝贡者冒名或诈称的程度，不应与 “倭人” 中普遍存在的严重情况相提并论。下文将同时关注明朝官职与朝鲜官职（万户职），梳理并分析 15 世纪后半叶建州卫集团中可确认的领主阶层诸姓氏。 上一章中提及的、作为建州卫集团领主阶层的沈姓，在 15 世纪后半叶以后的《朝鲜实录》中也多有记载。首先，朝鲜《世祖实录》卷 14“世祖四年（1458 年）九月乙酉条” 记载：“礼曹上奏称：‘指挥沈伊里多、沈伊时马、童于澄臣等人，既已担任指挥使官职，请求依照惯例授予其副万户之职。’国王准奏[26]。” 由此可知，持有明朝指挥使级官职的沈伊里多与沈伊时马，又被朝鲜授予了副万户官职。其中，沈伊里多曾作为李满住的使者被派往朝鲜[27]，显然属于建州卫的领主阶层。 此外，朝鲜《世祖实录》卷 15“世祖五年（1459 年）三月庚戌条” 记载：“（中略）任命婆猪江都指挥沈伊时哈为本处万户[28]。” 持有都指挥使级官职的沈伊时哈，被升任为建州卫根据地婆猪江的万户。后来，沈伊时哈曾试图与下文将要提及的建州卫蒋舍澄可一同前往朝鲜朝贡[29]，可见他同样是明确隶属于建州卫的人物。再者，1466 年 12 月，自称是上一章所述建州卫集团有力领主沈者罗老之孙、且持有指挥官职的沈尚同介等人，曾前往满浦镇（朝鲜边境镇）[30]。到了 1494 年，又有一位隶属于建州卫、持有都指挥使级官职的名为沈家音哈的人物，前往满浦镇[31]。 除朝鲜史料外，明朝《英宗实录》卷 89“正统七年（1442 年）二月甲辰条” 也记载：“命建州卫已故指挥同知札剌兀之子锁罗干、沈保奴之子咬纳、黄福羊姑之子阿哈出、指挥佥事秃迷剌之子卜郎哈，均袭任父职；将指挥同知王吉散秃升任为指挥使。（中略）此乃依从建州卫都督李满住之奏请[32]。” 由此可确认，1442 年有一位沈姓人物 “咬纳” 袭任了建州卫指挥同知一职。这一记载从明朝史料的角度，印证了朝鲜史料中关于沈姓是建州卫集团领主氏族的记录。且这些沈姓人物大多持有明朝都指挥使至指挥使级的官职，以及朝鲜万户至副万户级的官职。 李达罕（李 darhan）是李满住之孙，也是 15 世纪后半叶建州卫集团的首领。已知其妻子为黄姓 [河内 1992：538 页]。目前虽无明确证据表明李达罕之妻出身于建州卫，但根据女真首领间基于外婚制的婚姻习俗，通婚对象需从与自身出身、门第相符的女真首领或领主阶层氏族中选取（[杉山清彦 2015：52 页]），因此李达罕的正妻不太可能是汉人或朝鲜人。此外，据笔者所知，《朝鲜实录》中并未记载有明确隶属于建州卫以外女真势力（如建州左卫、右卫或海西女真）的黄姓女真人，因此完全有理由推测李达罕之妻出身于建州卫内部。事实上，尽管目前尚不清楚李达罕之妻与以下史料中黄姓人物的具体关联，但多则史料均表明，黄姓是建州卫集团领主阶层的汉姓之一。 【史料三】平安道观察使李崇元紧急上奏称：“建州都督李达罕之子李多之哈等人请求前来朝贡。”（中略）李克培提议：“（中略）若多之哈与黄者者罗一同前来，因者者罗亦是建州卫的掌权者，故应一并接待并将其情况上报朝廷。（后略）”[33]。 首先，【史料三】记载的是 1483 年李达罕之子李多之哈请求前往朝鲜朝贡的事件。当时，随李多之哈同行者中有一位名为黄者者罗的黄姓人物。尽管目前并不清楚黄者者罗是否有官职及官职等级，但如【史料三】中 “本卫（即建州卫）用事之人” 的描述所示，《朝鲜实录》将其记载为建州卫集团中的掌权者[34]，可见他应是在集团内拥有重要地位的人物。 建州卫集团中存在黄姓领主，还可通过多份记载得到印证 —— 有多位于建州卫前往朝鲜的黄姓人物被记录在案。朝鲜《世宗实录》卷 67“世宗十七年（1435 年）正月甲戌条” 记载：“李满住派遣指挥黄起奴儿等五人，前来进献土特产[35]。” 此处提及的黄起奴儿，是建州卫集团派遣的首位有明确记载的指挥使级领主阶层人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进入 15 世纪后半叶后，在上述黄者者罗事件的两年后（1485 年），李达罕派遣其叔父李柳时哈与儿子沙乙豆等人前往朝鲜，这些人返程时，随行的赵奴才、黄罗将、李哈土三人也一同获得了朝鲜方面赏赐的回赠物品，其中便有黄姓人物（黄罗将）[36]。这些事实表明，整个 15 世纪期间，黄姓始终是构成建州卫领主阶层的姓氏之一。 此外，从前文引用的明朝《英宗实录》记载中，还可确认黄福羊姑[37]之子阿哈出被任命为建州卫指挥同知，袭任父职。这一记载从明朝史料的角度，明确印证了《朝鲜实录》中所暗示的黄姓在领主阶层中的地位。综上可见，黄姓亦是构成建州卫集团领主阶层的姓氏之一。 15 世纪后半叶的建州卫集团中，可确认的领主阶层汉姓还有蒋姓。 【史料四】兵曹依据平安道观察使李崇元的奏本上奏称：“①野人蒋舍澄可自称是达罕都督（李达罕）的妹夫，请求前来朝贡，但并无确凿证据，且无功绩可言。（后略）”（中略）卢思愼提议：“②蒋舍澄可实为达罕都督的妹夫，且是建州卫的上万户，其地位不同于李巨右、干黑能之流。（中略）③此外，蒋舍澄可称：‘曾跟随岳父李豆伊前往京城，被授予万户之职。’（中略）④可令相关部门核查当时的文书档案，以辨明其言辞真伪。（后略）”（中略）国王采纳了卢思愼的提议[38]。 【史料四】是兵曹向国王呈递的奏文，其中引用了平安道观察使李崇元奏本的内容。文中提及的蒋舍澄可，正如记载所述，被认为是建州卫首领李达罕（达罕，李满住之孙）的 “妹夫”[刘小萌 2001：74 页]。尽管目前尚无其他史料可直接印证这一关系的真实性，但如【史料四 -①】所示，在本事件发生时，朝鲜方面曾对蒋舍澄可的身份存疑；而经过礼曹与边防将领数月的调查【史料四 -④】后，朝鲜最终决定将蒋舍澄可作为建州卫的重要人物予以接待[39]，因此其 “妹夫” 的身份极有可能属实。 此外，据【史料四 -②】记载，蒋舍澄可自称持有建州卫的万户官职。不过，当时并不存在 “上万户” 这一官职，因此推测其实际持有的应是某一级别的万户官职。【史料四 -③】显示，蒋舍澄可称自己曾 “跟随岳父李豆伊（李满住之子李豆里）前往京城，被授予万户之职”。查阅李豆里的朝贡记录可知，朝鲜《世祖实录》卷 12“世祖四年（1458 年）四月癸未条” 记载：“野人中枢李豆里、（中略）副万户斜澄巨、亦里哈等七人，前来进献土特产[40]。” 由此可确认，当时有一位名为斜澄巨的副万户与李豆里一同前来朝贡。李豆里在两年前（1456 年 2 月）也曾前往朝鲜朝贡，而同年 2 月另有记载称：“任命女真兀丁奇、（中略）斜澄巨、（中略）为蒲州等地副万户[41]。” 由此可推断，斜澄巨在当时被任命为蒲州（即婆猪江）的万户官职。 将这位斜澄巨与【史料四】中的蒋舍澄可进行对比：“舍” 与 “斜” 在朝鲜语中发音相同（均为 “sa”），且在朝鲜史料记载的女真人名中，末尾的 “可”“哥” 与 “巨” 三字可互换使用[42]。也就是说，斜澄巨（sajinggŏ）与舍澄可（sajingga）应是同一女真人名的不同音译。事实上，女真人名中确实存在 “šajingga” 这一名字 [Stary 2000, p.386]，因此可推断，跟随李豆里前来朝贡并被授予万户官职的蒋斜澄可，正是 1456 年与李豆里一同朝贡并升任副万户的斜澄巨。综上，从①跟随李豆里同行、②持有万户官职、③姓名发音相似这三点吻合之处可判断，蒋舍澄可与副万户斜澄巨为同一人，且明确可知他是持有万户级官职的建州卫集团领主阶层成员。 此外，朝鲜《成宗实录》中还有 “野人蒋舍澄可、蒋上同介均为达罕都督的近亲，（后略[43]” 等记载，且可确认存在与蒋舍澄可同族的同姓人物，由此可见 “蒋” 无疑是姓氏[44]。综上，蒋姓亦是 15 世纪后半叶构成建州卫万户级领主阶层的姓氏之一，且该姓氏家族与首领家族存在通婚关系。 综上，本章通过分析记录更为详尽的 15 世纪后半叶朝鲜史料，明确了在这一时期的建州卫集团领主阶层中，依然并存着沈姓、蒋姓、黄姓等与李姓（完颜氏）不同的姓氏。 第三章 建州卫集团中首领氏族与异姓领主氏族的等级序列 本文梳理出了 15 世纪构成建州卫集团领主阶层的各汉姓。但受限于依赖外部史料的研究方法，这些汉姓最终对应哪些女真氏族，目前仍不明确。背后的原因在于，建州卫因与努尔哈赤的对抗失败而灭亡，因此与斡朵里部各姓氏不同，清代官方编纂史料及各类族谱史料中关于建州卫的记载十分匮乏，在史料层面难以实现人名的对应考证。不过，在与建州卫集团处于同一时代且相互对峙的朝鲜的记录中，这些姓氏被特意明确区分记载，这一现象暗示着各姓氏在建州卫集团内部是具有政治功能的标识。 最能直接体现这一点的，便是这些姓氏人物所担任的明朝与朝鲜官职。建州卫的首领之位先后由李满住→李古纳哈→李达罕继承。在此过程中，官职出现了 “膨胀” 现象，到 15 世纪后半叶，首领已拥有都督级官职。作为首领氏族成员，李满住的儿子们（李豆里、李阿具、李毛只乃等）主要担任朝鲜的中枢职或都万户职。这些官职均高于万户、副万户。朝鲜设立都万户职，其目的是设定一个高于指挥使（在朝鲜被视为与万户同级）的位次，且都万户职被设定为与明朝官职中都指挥使级品带相当的职位 [木村 2008：100 页]。另一方面，观察异姓领主阶层的官职可见，他们大多为指挥使级，仅有极少数人担任都指挥使级官职；若以朝鲜官职论，则多为万户至副万户级 [表二]。 综上可明确，这些异姓领主阶层不仅地位低于首领本人，还低于首领氏族中担任都指挥或都万户等重要官职的核心成员，整体处于低一级的位置。 由此可见，从明朝与朝鲜的授职情况中，能看出官职授予与父系出身相关的规律，进而可窥探建州卫集团的内在秩序。遗憾的是，具体统属关系的实际情况尚不明确，但将各汉姓的并存状况进行图示化呈现后，可观察到如【图 A】所示的层级结构。可见，在 15 世纪的建州卫集团中，除首领氏族外，以部众为属民进行统治的异姓领主阶层各氏族，也以层级化的序列并存。 [表二] 15 世纪建州卫领主阶层的各汉姓及其官职‡ 首领氏族的官职依据《明实录》《朝鲜实录》整理制作。 【图 A】从 15 世纪《朝鲜实录》所见建州女真的集团结构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建州卫集团的领主阶层并非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等清代史料所暗示的那样，仅由单一的首领氏族（李姓 = 完颜氏）构成，而是存在与李姓不同的多个领主阶层姓氏，形成多姓并存的结构。此外，这些异姓领主阶层所担任的官职，大致为指挥使级或万户、副万户级，其地位相对低于可担任都指挥使级（首领本人为都督级）或都万户级的首领氏族核心成员，由此可见氏族间存在层级化的等级序列。 建州卫集团的这种结构，与开篇所述努尔哈赤崛起的根基 —— 斡朵里部（建州左卫、右卫）的形态具有共通性 [增井 1998：67-70 页]，可视为建州女真整体的特征。也就是说，15 世纪的建州女真并未形成由单一氏族绝对支配的结构。以往学界并未像本文这样，以汉姓为切入点，从结构层面把握建州卫集团统治阶层的构成，本文的独特性也正体现在这一研究视角本身。当然，不可否认本研究存在不得不依赖外部史料的局限性；但即便基于外部史料，通过聚焦 “汉姓” 这一标识父系出身的指标展开分析，也能够从结构层面理解女真各集团的形态 —— 这些集团在史料中常被描述为 “涣散无统[45]” 的 “野人”，乍看之下似乎毫无秩序。 那么，从 15 世纪建州女真的这种集团结构中，可得出怎样的研究展望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欧亚大陆东部 “后蒙古时代” 的视角进行审视。此时值得联想到的，是与同时代女真各集团相邻的北元系蒙古各集团的状况。在北元时期的蒙古高原，虽发生了大规模社会变动，成吉思汗后裔孛儿只斤氏几乎独占了集团统治者（那颜、台吉）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作为异姓领主的 “赛特”（sayid）阶层，也仍以领主身份保有一定势力[46]。原本自匈奴、突厥以来，骑马游牧民族各集团便具有多个领主阶层姓氏并存的集团结构[47]。在北元时期的蒙古高原，尽管源自蒙古帝国、带有至尊性的孛儿只斤氏成为统治整个集团的绝对统治者，但与此同时，多个异姓领主阶层并存这一自古以来延续的集团结构，也得以保留而未被打破。 本文所阐明的建州女真集团结构，通过与北元的上述状况进行对比，也能明确其历史定位。在清朝的国家制度（八旗制度）中，虽仅有宗室（爱新觉罗氏）可参与国家的共同统治，但出身于旧女真领主阶层的非宗室（异姓）实力派氏族与家族，也以高级旗人的身份占据着各旗骨干的位置 [杉山清彦 2008a、2015：第一章[48]]。这一现象与本文所揭示的建州女真领主阶层中多汉姓并存的状况具有相似性。 与蒙古帝国类似，清朝的国家统治者也由单一氏族（爱新觉罗氏）担任，但在其之下，仍并存着原本就具有实力的多个异姓氏族。正如杉山正明所言，后蒙古时代是一个 “既将‘蒙古时代的痕迹’作为‘共通项’保留，又让这些痕迹根据各地区、各集团原有的社会习俗逐步固定下来” 的时代 [杉山正明 1997：77 页]。本文通过阐明清朝建立前建州女真中原有各氏族并存的状况，或将有助于将清朝的形成置于后蒙古时代史的框架中进行定位。 当然，遗憾的是，与建州左卫、右卫各姓氏不同，史料中并未记载本文所提及的构成建州卫集团领主阶层的各汉姓，究竟对应哪些女真氏族，以及这些氏族后来如何被编入八旗。因此，关于本文所论述的 15 世纪建州卫集团的内部构成，是否与 17 世纪初的八旗制度存在直接关联，仍有待清代史研究者后续探讨。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与清代史料完全不同系统的朝鲜史料中，可观察到建州女真存在与北元、清朝相似的 “实力派诸姓层级化并存” 状况 —— 这一发现，对于从结构层面理解清朝建立前 “后蒙古时代” 欧亚大陆东部的整体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史料（引用时在各书名后标注“朝鲜”“明”以作区分） – 朝鲜《世宗实录》《世祖实录》《成宗实录》《燕山君日记》：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刊《李朝实录》（全56册，1953-1967年） – 明《宣宗实录》《英宗实录》：京都大学文学部刊《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全18册，1954-1959年） 本目录收录本文中引用或多次引用的文献，省略副标题。对于重印/再版文献，引用时标注首次出版年份，引用页码以重印/再版著作为准。 1. 冈田英弘 1992年《世界史的诞生》，筑摩书房（1999年重印）。 2. 河内良弘 – 1974年“朝鲜世祖的字小主义及其挫折”，《天理大学学报》第25-6期（重收录于[河内1992：第十章]）。 – 1983年“李朝时期女真人赴朝鲜京城相关问题”，《天理大学学报》第34-3期（改题重收录于[河内1992：第十二章]）。 3. 韩成周 2011年《朝鲜前期受职女真人研究》（조선전기수직여진인연구），景仁文化社。 – 2008年“15世纪前半叶朝鲜对女真人的授职与羁縻”，《朝鲜史研究会论文集》第46辑（改题重收录于[木村2021：第二章]）。 – 2012年“朝鲜王朝世宗时期对女真人、倭人的授职及其外交政策化”，《韩国朝鲜文化研究》第11辑（改题重收录于[木村2021：第一章]）。 – 2021年《朝鲜王朝的侯国立场与外交》，汲古书院。 5. 金九镇 1983年“明代女真社会与姓氏的变化”，“中国学论丛”编辑委员会编《金俊烨教授华甲纪念中国学论丛》，“中国学论丛”刊行委员会，第337-371页。 6. 金周源 2008年《朝鲜王朝实录中的女真族族名与人名》（조선왕조실록의여진족족명과인명），首尔大学出版文化院。 7. 沈林 2006年“明代后金女真‘沈’姓探析”，《满族研究》2006年第2期，第85-96页。 – 2008a“清初八旗制下的满洲氏族”，细谷良夫编《清朝史研究的新视野》，山川出版社（改题重收录于[杉山清彦2015：第一章]）。 – 2008b“明初对满洲的经略与女真羁縻卫所制”，菊池俊彦、中村和之编《中世的东北亚与阿伊努》，高志书院，第105-134页。 – 2015年《大清帝国的形成与八旗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9. 杉山正明 1997年“中央欧亚的历史构图”，《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1·中央欧亚的统合》，岩波书店，第3-89页。 – 2003年“世祖靖难与女真调查”，《明代史研究会创立35周年纪念论文集》，汲古书院（改题重收录于[荷见2014：第357-378页]）。 – 2004年“女真授官的结构及其演变”，《川越研究室二十周年纪念明清史论集》，国书刊行会（改题重收录于[荷见2014：第379-426页]）。 – 1993年“满族入关前的穆昆”，《立命馆文学》第528期，第94-116页。– 1997年“明末建州女真的完颜部与完颜哈拉”，《东方学》第93期，第72-87页。 – 1998年“明代建州女真马佳哈拉考”，《立命馆文学》第554期，第53-85页。 12. 三田村泰助 – 1960年“明末清初的满洲氏族及其源流”，《东洋史研究》第19-2期（重收录于[三田村1965：第57-106页]）。 – 1963-1964年“穆昆·塔坦制研究”，田村实造编《明代满蒙史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立命馆文学》第223期（重收录于[三田村1965：第107-282页]）。 13. 刘小萌 2001年《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辽宁民族出版社。 14. 罗宾逊（K. R.）著，六反田丰监译 1997年“从1455年3月的人名记录看朝鲜王朝的受职女真人”，《年报朝鲜学》第6期，第35-78页。 15. G. Stary, *A Dictionary of Manchu Name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0. 本文基于 2023 年 12 月在九州史学会大会朝鲜学分会发表的口头报告修改而成。在此向会上提出宝贵意见的各位人士表示感谢。1. ^因可从满洲语史料中明确其原词，故采用此称谓。建立金朝的女真族（Jurchen）虽也被称为 “女真・女直”，但二者属于不同时代、不同血缘的群体。15 世纪的女真族（Juchen）大致可分为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建州女真”“海西女真” 均为明朝史料中对其的他称，因尚未明确其自称，故为方便研究暂用此名。 2. ^这是由杉山正明等人提出的时代划分概念，指在继承了蒙古帝国统治技术的各国及势力范围内，欧亚大陆各地形成了延续至近代的统一体的时代（参见 [杉山正明 1997：第 75-78 页] 等）。 3. ^关于研究史梳理，可参考塚濑进《明代满洲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上）・（下）》（《长野大学纪要》第 34-3 期，2013 年，第 49-67 页 / 第 35-1 期，同刊，第 27-49 页）。 4. ^关于与朝鲜的交涉及关系史研究，除本文引用的罗宾逊（Robinson）、韩成周、荷见守义、木村拓（参见文献目录）的成果外，还有李仁荣《韩国满洲关系史研究》（乙酉文化社，1954 年）、徐炳国《宣祖时代女真交涉史研究》（教文社，1970 年）、刁书仁《明清中朝日关系史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 年）、王臻《朝鲜前期与明建州女真关系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年）、朴正珉《朝鲜时代女真人来朝研究》（조선시대여진인내조연구，景仁文化社，2015 年）、朴正珉《朝鲜前期的对女真政策》（《年报朝鲜学》第 20 期，2017 年，第 156-135 页，倒页）等。 5. ^参见内藤湖南 1912 年《清朝姓氏考》（重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第 7 卷，筑摩书房，1970 年，第 312-320 页）及三田村泰助 1951 年《清朝的开国传说及其世系》（重收录于 [三田村 1965：第 1-56 页]）。 6. ^关于这一时期的动态，可参考园田一龟《明代建州女真史研究》（国立书院，1948 年）第 2、3 章，河内良弘 1972 年《李满住及其时代》（改题重收录于 [河内 1992：第四章]）。 7. ^河内良弘《李满住与大金》（《松村润先生古稀纪念清代史论丛》，汲古书院，1994 年，第 5-18 页）。有一种观点认为，建州女真开始自称为 “满洲”（Manju），始于李满住担任建州卫首领的 15 世纪中期（参见 [增井 1997：第 14-15 页]）。 8. ^建州卫集团在清代满洲语史料中被称为 “完颜部”（Wanggiya）。增井宽也在 1997 年的研究中已论证，建州卫与完颜部所指为同一集团。此外，完颜氏（Wanggiya）除李姓外，还曾使用金姓、王姓（参见 [三田村 1960：第 92、97、98 页]），因此本文未将建州卫集团中的金姓、王姓视为异姓。 9. ^本文中的 “领主”，指统治、统率服从于自身的村落规模人群（属民）的人（相当于满洲语史料中的 “贝勒”（beile）或 “昂邦”（amban）），其同族子弟共同构成 “领主阶层”。关于女真史研究中 “领主” 的概念，可参考 [三田村 1963-1964：第 12、13 节] 等。领主间存在层级关系，某一领主也可能成为另一领主的 “管辖之下”（属下）。这种领主形态不仅存在于女真族，在蒙古等内陆亚洲地区也广泛可见。本文中，在这类领主中，将统率独立集团的首领（若包含其同族子弟，则称为 “首领阶层”）单独区分出来；但实际上，羁縻卫的首领也不过是村落领主之一。 10. ^参见 [增井 1993]。此外，关于女真族的父系出身与门第观念，可参考增井宽也《满族入关前的 “giran” 及其语义》（《立命馆文学》第 537 期，1994 年，第 305-327 页）。正如旗田巍在《吾都里族的部落构成》（《历史学研究》第 5-2 期，1935 年，第 83-114 页）中率先指出的，在建州女真中未发现所谓 “氏族制” 那样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增井宽也在 1993 年的研究中明确，尽管 “哈拉”（hala，氏族）本身已丧失团体性，但其下一级的分支单位 “穆昆”（mukūn，宗族）仍在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在女真 – 满洲史研究中，“氏族” 这一术语至今仍被杉山清彦 [2015] 等学者广泛使用，其定义以标识出身与门第的 “哈拉” 为基础，同时包含在社会关系中具有功能的 “穆昆”。本文也遵循女真 – 满洲史研究的这一惯用表述，使用 “氏族” 一词。 11. ^【史料一】中出现的 “兀良哈”（오랑캐，orangk’ai），指满洲语中称为 “瓦尔喀”（warka）的集团。原本 “瓦尔喀” 是对割据于图们江流域、与建州卫不同的女真集团的称呼，但在《朝鲜实录》中，建州与瓦尔喀常被混用称呼。此外，本文对朝鲜汉字音的罗马字转写原则上采用麦丘恩 – 赖肖尔式（McCune-Reischauer），但由于 15 世纪时双元音仍分开发音，故对含双元音的字音转写时会反映这一特点（例：舎歹사대↓sadai）。 12. ^（前略）兀良哈沈指挥，率领 13 名军人，赶着 13 头（匹）牛马前来称：“我们此前在建州卫奉州古城内居住了 20 余年，因鞑靼军队于去年二月十七日入侵，都司李满住率领其管辖下的指挥沈时里哈、沈者罗老、盛舍歹、童所老、盛者罗大等 1000 余户，迁至婆猪江居住。去年癸卯年，承蒙圣旨允许，在婆猪江多回坪等地居住。（中略）”。现将其所持印信文书上报（朝鲜《世宗实录》卷 24，世宗六年 [1424 年] 四月辛未条）。 13. ^参见池内宏 1916-1920 年《朝鲜初期的东北边境与女真的关系》（重收录于《满鲜史研究・近世篇》，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72 年，第 65-222 页），第 128-129 页。 14. ^参见内藤湖南 1900 年《明东北疆域辨误》（重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第 7 卷，筑摩书房，1970 年，第 301-311 页），第 303 页。 15. ^沈林 [2006] 的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而是从探究 “满族” 中沈姓根源的角度，大量列举了《朝鲜实录》中的沈姓人名。尽管同为研究沈姓人名，但其研究前提、视角及分析方法与本文完全不同。此外，不应将现代 “满族” 中的沈姓与建州女真时期的 “沈姓” 直接等同看待。 16. ^此外，对汉语语音的罗马字转写采用威妥玛 – 翟理斯式（Wade-Giles）。 17. ^婆猪江居住的指挥时里哈等 5 人，抵达闾延郡，（后略）（朝鲜《世宗实录》卷 29，世宗七年 [1425 年] 闰七月己未条）。 18. ^我们居住之处共有 350 户人家。（朝鲜《世宗实录》卷 64，世宗十六年 [1434 年] 六月丙午条）。 19. ^此外，还可见 “沈者罗老古基”（朝鲜《成宗实录》卷 154，成宗十四年 [1483 年] 五月辛丑条）、“沈者罗老屯”（朝鲜《燕山君日记》卷 28，燕山君三年 [1497 年] 十月乙亥条）等表述，由此可确定沈者罗老是统率村落的领主。 20. ^平安道观察使上奏：“婆猪江居住的野人李都巨等 5 人、指挥童凡察等 41 人、王伐介等男女共 14 人、林毛多胡等 3 人、林和澄可等 14 人，于近日先后抵达闾延郡小甫里关口。（中略）均请求赐予粮食维持生计。虽依据此前颁布的教旨，以上国建州卫人员不可私自交往为由，按理拒绝，但他们并未立即离去。（后略）”（朝鲜《世宗实录》卷 26，世宗六年 [1424 年] 十二月庚申条）。 21. ^此外，【史料二】中出现的童凡察，从其所处时代、居住地点及所属集团来看，与众所周知的同名建州右卫首领并非同一人。 22. ^林哈剌（加罗）也被记作 “林黑奴”（参见 [金周源 2008：第 143-144 页]）。若将其视为源自突厥 – 蒙古语词汇 “kara”（黑色）的名字，并无不妥。 23. ^另外，臣管辖下的林哈罗及奴丹多茂等人，于去年丁亥年逃入婆猪江（朝鲜《世宗实录》卷 78，世宗十九年 [1437 年] 八月甲子条）。 24. ^建州卫指挥佥事哈剌前来朝贡，奏请居住于辽东安乐州。 25. ^相关先行研究包括李炫熙《朝鲜前期对来朝野人的策略性待遇》（이현희，조선전기내조야인의정략적대우에대하여，《史学研究》第 18 期，1964 年，第 299-327 页）、河内 [1983]、罗宾逊 [1997]、荷见 [2003・2004]、韩成周 [2011]、木村 [2008・2012] 等。本文不深入探讨朝鲜授职政策的背景，但认为朝鲜的授职是以明朝的授职为前提实施的，且与明朝授职性质相似。 26. ^礼曹上奏：指挥沈伊里多、沈伊时马、童于澄臣等人，已担任指挥官职，请求依照惯例授予其副万户之职。国王准奏。 27. ^参见朝鲜《世祖实录》卷 13，世祖四年 [1458 年] 八月丁丑条。 28. ^任命（中略）婆猪江都指挥沈伊时哈为本处万户。 29. ^参见朝鲜《成宗实录》卷 157，成宗十四年 [1483 年] 八月辛酉条。 30. ^参见朝鲜《世祖实录》卷 41，世祖十三年 [1467 年] 正月壬申条。 31. ^参见朝鲜《成宗实录》卷 295，成宗二十五年 [1494 年] 十月壬戌条。 32. ^命建州卫已故指挥同知札剌兀之子锁罗干、沈保奴之子咬纳、黄福羊姑之子阿哈出、指挥佥事秃迷剌之子卜郎哈，均袭任父职；将指挥同知王吉散秃升任为指挥使。（中略）此乃依从建州卫都督李满住之奏请。33. ^平安道观察使李崇元紧急上奏：“建州都督李达罕之子李多之哈等人请求前来朝贡。”（中略）李克培提议：“（中略）若多之哈与黄者者罗一同前来，因者者罗亦是建州卫的掌权者，故应一并接待并将其情况上报朝廷。（后略）”（朝鲜《成宗实录》卷 156，成宗十四年 [1483 年] 七月丁酉条）。 34. ^在【史料三】的省略部分及其他记载（朝鲜《成宗实录》卷 156，成宗十四年 [1483 年] 七月戊戌条）中，也可见到认为黄者者罗拥有比首领李达罕更高权势的评价。 35. ^李满住派遣指挥黄起奴儿等 5 人，前来进献土特产。 36. ^参见朝鲜《成宗实录》卷 186，成宗十六年 [1485 年] 十二月乙巳条。 37. ^“福羊姑” 被认为是满洲语人名 “fiyanggū” 或 “buyanggū” 的音译，无论哪种情况，“黄” 都只能被视为姓氏。此外，在 “黄福羊姑” 之前，已出现前述 “沈保奴之子咬纳” 的名字。《明实录》中，“咬纳” 作为蒙古系、女真系人名频繁出现，显然 “咬纳” 与 “黄（福羊姑）” 是两个人名的分隔。 38. ^兵曹依据平安道观察使李崇元的奏本上奏：“野人蒋舍澄可虽自称是达罕都督的妹夫，请求前来朝贡，但并无确凿证据，且无功绩可言。（后略）”（中略）卢思愼提议：“蒋舍澄可实为达罕都督的妹夫，且是建州卫的上万户，其地位不同于李巨右、干黑能之流。（中略）此外，蒋舍澄可称‘曾跟随岳父李豆伊前往京城，被授予万户之职。’（中略）可令相关部门核查当时的文书档案，以辨明其言辞真伪。（后略）”（中略）国王采纳了卢思愼的提议（朝鲜《成宗实录》卷 152，成宗十四年 [1483 年] 三月癸丑条）。 39. ^参见朝鲜《成宗实录》卷 157，成宗十四年 [1483 年] 八月辛酉条。 40. ^野人中枢李豆里、（中略）副万户斜澄巨、亦里哈等 7 人，前来进献土特产。 41. ^任命女真兀丁奇、（中略）斜澄巨、（中略）为蒲州等地副万户（朝鲜《世祖实录》卷 3，世祖二年 [1456 年] 二月己巳条）。 42. ^典型例子包括 “伊澄巨” 与 “伊澄哥”“伊澄可”（参见 [金周源 2008：第 135-136 页]）、“伊升巨” 与 “伊升哥”（参见同书：第 158 页）等。 43. ^野人蒋舍澄可、蒋上同介均为达罕都督的近亲，（后略）（朝鲜《成宗实录》卷 157，成宗十四年 [1483 年] 八月辛酉条）。 44. ^此外，尽管与建州卫蒋姓的关系不明，但在建州左卫中也可确认存在名为 “马加里” 的蒋姓领主（参见 [三田村 1963-1964：第 266 页]）。 45. ^《朝鲜实录》中有多条记载使用 “涣散无统” 形容建州女真，如朝鲜《世宗实录》卷 66，世宗十六年 [1434 年] 十月壬子条等。 46. ^参见森川哲雄《中期蒙古的可汗与赛特（sayid）的关系》（《待兼山论丛・史学篇》第 6 期，1973 年，第 19-40 页）。 47. ^参见铃木宏节《突厥系游牧民族的崛起》（《岩波讲座世界历史 06・中华世界的重组与欧亚东部》，岩波书店，2022 年，第 115-145 页）。 48. ^杉山清彦认为这是女真时代以来政治秩序的反映，但谷井阳子强调女真以散居分住为基础，政治秩序较为薄弱，并对杉山的观点提出批判。关于谷井的批判，可参考谷井阳子 2013 年《八旗制度再考（八・完）》（《天理大学学报》第 64-2 期，第 85-109 页，重收录于《八旗制度的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5 年，第 353-395 页）及谷井阳子 2016 年《清朝与 “中央欧亚型” 国家》（《为了新的历史学》第 289 期，第 67-83 页）。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海判南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