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索引
《历史地理研究》2024年第3期，第47—66页
李智君1 王旻浩2
1.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2.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摘
要
海防区划是海防空间布防的基础。明清舟山海防区边界分三个层级，即卫或镇的边界、内外洋边界、所或营的边界。卫或镇边界的北部与省界重合，明代以陈钱、壁下为界，清代循羊山—马迹一线划分；南部在明代以南田、健跳、牛头山一线分界，清代以天后宫—南山嘴为界；西部在明代深入陆地，清代沿镇海、象山海岸分界。内外洋以五屿山、两头洞、长涂、洛泇山、桃花山、尖仓、韭山、檀头等一线为界。明代五所与清代五营均有明确界线。其海防边界常跨越县级政区边界，但不会跨越府级、省级边界。内外洋、所与营的边界，则据防御任务和海洋自然环境进行划分。
作者简介
李智君，男，1968年生，宁夏固原人，博士，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文化地理、海洋地理和佛教地理研究；王旻浩，男，2000年生，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明初以降，中国大陆沿海地区遭遇了诸多海上力量的袭击，舟山群岛尤甚。如洪武年间（1368—1398）汤和在昌国为秀兰山贼所袭，失二指挥，故不得封公[1]；嘉靖三十一年（1552）漳州、泉州海贼勾引倭奴万余人，驾船千余艘，自浙江舟山、象山等处登岸，流劫台、温、宁、绍间，攻陷城塞，杀虏居民无数[2]；清政府又于嘉庆九年（1804）击蔡牵于岐头、东霍等洋[3]。
舟山群岛属宁波府。宁波三面际海，“北面尤孤悬海滨，吴淞、海门呼吸可接。东出镇海，大洋辽阔，南连闽、粤，西通吴、会”[4]，是内陆、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倭寇控制舟山，经长江、钱塘江水道，可深入江南腹地，因此“海上设备多途宁波，当全浙之冲，尤不可不厚集其力也”[5]。舟山群岛也是中国南北海道的重要节点，“东接三韩、日本，南通闽、粤诸番，西北直抵辽东京国，潮汐往来，日有定候”[6]，因此“舟山一区足为浙、直、瓯、闽之屏翰，不啻如蜀之汉乐，燕之榆关，吴之西陵，而郑之虎牢也”[7]。此外，与半岛、岛屿相比，群岛地区海防难度更大，稍有疏忽，淡水资源充足的岛屿便会成为倭寇和海盗盘踞的巢穴，祸及滨海社会。
海防区划是明清时期海防区官兵画地分守的基础，“夫大海江洋，不分界则无责成”[8]。另外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厘清不同层级海防区划的基本方法和主导因素，不仅是研究明清海洋军事空间布局思想的基础，也是研究明清海洋国土空间管理方法的基础。舟山群岛是明清中国唯一的群岛海防区，也是中国多样性海防区中极具代表性的研究样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近年来，学术界有不少明清舟山海防研究的成果[9]，但均未关注到舟山海防的区划问题，故本文拟从海防区外围边界、内外洋边界、卫所营汛边界三个方面对此展开论述。
一
舟山海防区外围边界的划分
明清时期，近海洋面与岛屿隶属不同层级的海防区，因此，海防区边界也有层级。以明代为例，卫与卫之间、所与所之间，以及所下辖的大小军事据点之间，均有海防边界。舟山外围海防边界，明代指定海卫与观海卫、昌国卫之间的分界，清代指定海镇与崇明镇、黄岩镇之间的边界。舟山内部海防区，明代指各个所之间的边界，清代指各个营汛之间，以及内、外洋之间的边界。
明洪武二十年（1387）于舟山设定海卫（今镇海），下辖五所，即大嵩所、舟山中中所、中左所、穿山后所和霩衢所。[10]大嵩所与霩衢所位于宁波府南部，负责崎（旗）头洋至灯笼山一带的防御；穿山后所驻穿山，负责金塘岛一带的防御；舟山中中、中左所则负责舟山群岛东北方向岛屿的防御。[11]
明中期，由于倭患日益严重，而卫所制度下的水军孱弱，营兵制逐渐代替卫所制。“浙江一省设六把总以分领水兵，四参将以分领陆兵，又设一总兵以兼统水陆 。”[12]浙江省的“四参六总”制度正式形成。备倭把总辖专业水兵，避免卫所制陆军不习水战的弊端，并加强海防力量的机动性。类似于福建海防所设置的“寨”，如《明史》所言“于福建则有五水寨，于浙则有六总”[13]。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舟山海防任务主要由定海把总与昌国把总接管，其中“领哨有出海之把总，备倭有总督之都司”[14]。
康熙二十二年（1683）前，清政府实行迁海政策，舟山未设海防机构，仅由镇海负责宁波府之岸防。康熙二十三年（1684），浙江巡抚赵士麟、总兵官孙惟统等上疏：“舟山为宁郡藩篱，请移定海总兵驻扎镇守。” [15]将原先驻扎镇海的总兵迁至舟山，舟山海防区正式恢复。定海（今舟山）之海防，“总兵统辖镇标三营，兼辖象山协，镇海、定海城守营”，详细划分为镇标中营、左营、右营，象山协左营、右营，石浦水师营，镇海水师营，定海城守营。[16]专辖海区的，有左、中、右三营，石浦水师营和镇海营，以总兵统御。五营共同形成舟山的军事防御区，北与江南省松江府所辖崇明镇海防区交界；南与浙江省台州府黄岩镇海防区接界；中路偏西为镇海，由宁波府陆军所辖；东为大洋。
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乙丑，英吉利陷定海城，舟山海防名存实亡。鸦片战争结束，英军退出定海，舟山海防才得以恢复。钦差大臣裕谦考虑到“御夷之道，首在守门户、固藩篱”，于是，升定海县为直隶厅，以同知莅之[17]；并建镇远等城守、炮台，加强沿海防卫，舟山的海防任务由“防倭”转变为“防夷”。
（一）舟山海防区北部边界
南宋绍兴二年（1132），建康、两浙东路设“沿海制置使”[18]，舟山的海防职能由定海制置司负责。“自宜山至三姑山，自三姑山至下干山，自下干山至徐公山……自石衕山至壁下山，此大海洋之中十二铺也。”[19]“十二铺”归定海水军所辖。因此，在今嵊泗一带形成了一条东西向的海防边界，即神前（即明代陈钱）—壁下一线。政区上，南宋庆元府昌国县疆域“东北五潮至神前、壁下与海州分界”[20]，与上述海防线正好吻合；元延祐（1314—1320）时仍沿用“神前、壁下与海州分界”[21]。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自闰三月登岸……上海县、昌国卫、吴淞、松江、乍浦，皆为所攻”[22]，海上防御吃紧。三十四年（1555）八月，督察军情侍郎赵文华认为：“今乃列船港次，弃门户而守，堂室浸失。”[23]所以有人主张应“分乍浦之船以守海上羊山，苏松之船以守马迹，定海之船以守大衢、三山、品峙，哨守相联”[23]，将马迹即嵊泗列岛一带海区，划归南直隶苏松海防区，因为由陈钱山—马迹—羊山海道而来的倭寇，不仅入侵浙江，也是南直隶的心腹大患。嘉靖三十五年（1556）此议变为现实，《明实录》载：“崇明、嘉定、上海沙兵及福苍、东莞等船守杨山、马迹……其陈钱山为浙、直分路之始。”[24]可见，嘉靖三十五年，原本归浙江的马迹海域划归南直隶后，陈钱—马迹一线，不仅是浙、直两省的海防边界，也是行政边界。故嘉靖后定海总各哨不再包括嵊泗地区（表1）。依表1绘制图1，定海总各哨信地范围清晰可见，其中游哨在防区起查漏补缺的作用，因此其信地未在图中画出（图1）。
表1 嘉靖二十八年定海总各哨信地
资料来源： 雍正《浙江通志》卷九七《海防》，第1740—1742页。
图1 嘉靖二十八年定海总海防示意
康熙年间，丁际昌对大羊山一带进行了明确的海防职责区域划分，光绪《定海厅志》载：
按康熙二十九年，奉昭武将军、两江总督、福浙总督兴委江南苏镇左奇营游击郭龙，浙江定镇左右两营游击叶纪、原尔怀等，会同查勘江、浙洋面分界。去后，据苏镇左奇营游击丁际昌等呈称：“马迹在羊山之东，羊山在马迹之西，东西对峙，中间虽隔有海洋及山峦，南北参差不一。今议以羊山、马迹两山南面之诸山及海面总属浙江，北面者总属江南。是以两山之南北分界，非以两山之东西为界限也。”[25]
这一划分继承了明代海防界线并予以明确。需要说明的是，羊山有大小之分。其中大羊山归浙江省，小羊山归江南省。吴淞游击称：
明季嘉靖年间，倭奴入寇吴松，同金山营官兵协守于小羊山。浙江兵船亦驻泊于老羊山，同江南船只交相会哨。则小羊山尚属江南所辖，岂马迹反属江浙两界之山乎？[25]
因此，清康熙以大羊山、马迹为界，南部属浙江定海分汛管辖，北部由江南松江分管，实与明陈钱—马迹分界重合。对于清浙江、江南的政区界线，绘制于嘉道年间的《宁波府六邑及海岛洋图》展示得较为详尽（图2），最北部以大衢、黄泽山、黄龙山为界，小黄龙并未包含在内。因此江、浙行政边界穿越大、小黄龙之间，与明嘉靖陈钱—马迹的江浙政区分界大致重合。
浙江与江苏之间的海防分界线，从明嘉靖之前的陈钱—壁下线，转变为大羊山—陈钱线，原因有二。其一，自嘉靖年间为避免堂室尽失，以陈钱—马迹而划分江、浙海防边界后，至清代并未再调整。随着清代结束迁海，恢复海防体制，考虑到“自定海山而抵马迹，水程千有余里。若吴松关出高家嘴，即是小羊山。出瞭角嘴，即是马迹山。相距远近不啻天渊……不合舍近求远”[26]。虽然羊山一带属于舟山群岛的地理单元，但从海防角度来看，定海的海防区南至黄岩镇，绵延百五六十里[27]，海上防汛多在沈家门、青龙港等主岛地区，鞭长莫及。嵊泗一区“于沈家门水寨相去一千余里”，倘若有警，则会导致“猝有寇至，消息难通，及官军至，贼船已退，官军既回，贼船复入”[28]。而在崇明一镇，出吴淞高家嘴、瞭角嘴即可抵达嵊泗一带，有海防之便。由此形成了清代定海海防区与江南省崇明镇海防区的边界。
其二，此分界也是一条海洋地貌分界线。根据海底地貌、地质构造的区域性差异、沉积物组成与水动力条件，结合海底地形等深线的形态变化，在东海两大地貌区上可以划分出八个地貌分区。近岸主要是长江水下三角洲地貌区和浙江近海岛礁区地貌区。长江水下三角洲地貌区范围以长江口为起点，等深线近似呈扇形平缓地向东南展开，水深明显浅于周边海区，为叠置在大陆架古滨海平原之上的一个沉积体。而浙江近海岛礁区地貌区，范围为沿浙江省海岸分布的狭长条带地区，沿海岛屿星罗棋布，海岸线蜿蜒曲折，包括舟山群岛的大部分区域。这两大地貌区边界恰好处于大衢山、嵊泗附近，与省界、海上防御区界线大致吻合。嵊泗列岛由长江所携带泥沙在入海口堆积而成，海底地势较为平缓。舟山群岛则是海侵后基岩山地形成的，水深变化较大，
海底沟谷纵横，暗礁密布[30]，“舟师投便利，失毫分，则有触礁之患”[31]。反观嵊泗等长江入海口则较易航行，便于巡哨。所以将淤泥质海岸的嵊泗列岛划归北边的江苏省，便于沙船巡哨。避免基岩海岸巡哨的赶□、水艍等船进入这一水域。依据海洋环境，将嵊泗列岛划归江苏是比较合理的。
图2 《宁波府六邑及海岛洋图》（绘于1800—1822年）[29]
资料来源：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要言之，自宋代以来，舟山北部的海防区域较为稳定，是以神前—壁下一线作为边界，分隔北部吴淞地区。直到嘉靖三十五年，由于海防吃紧而重新划分江、浙界线，由神前—壁下一线转变为马迹—大羊山一线，并在清代稳定下来。而行政边界则由嘉靖前的神前、壁下转为嘉靖后重分的大羊山—马迹边界。可见，清代江南省与浙江省的海上省区分界，是基于海防边界划分的。新修《嵊泗县志》所云“康熙二十七年，于舟山置定海县，嵊泗地属定海县。康熙二十九年，分定江、浙洋汛，嵊泗列岛划归江苏省苏松太道苏州府太仓州崇明县”[32]，误读了康熙二十九年（1690）江浙的重勘省界，把此次重勘看作是首次划界，其实它只是重申了明代界线，即从明嘉靖三十五年起，嵊泗列岛归南直隶管辖，直至1953年才重归浙江省。
（二）舟山海防区南部边界
舟山海防区南部边界于明清两代向南推移，将象山海防区纳入。南宋时舟山“东南三潮至韭山，与象山县分界”[33]。舟山归定海水军管辖，开庆《四明续志》载：“自中兴南渡，立国钱塘，所以创许浦水军于平江，创澉浦水军于嘉兴，创定海水军于庆元，无非为京师左右前后门户之防。”[34]定海水军管辖范围内设有水寨，据水寨之分布可以推断南宋定海军海防的南部界线：
沿海九寨，曰鲒埼、大嵩、管界、海内、白峰、岱山、三姑、岑港、螺头……与定海水军相为犄角，肃清海道。[35]
九寨与定海水军协同管理舟山，互为犄角，具有辅助海军的作用，因此其管辖范围大致与定海水军的海防范围一致。同时，定海水军有烽堠二十六铺[36]，均位于定海与昌国县境内。九寨与烽堠均未出现在象山境内，可知南宋舟山并未管辖象山海区。
洪武十二年（1379）十月，置昌国所于舟山，“十七年改为卫”[37]，防御舟山海区。“洪武二十年六月丁亥，废宁波府昌国县，徙其民为宁波卫卒，以昌国濒海，民尝从倭为寇。”[38]顾祖禹亦云：“明初，以外连倭夷，每为边患，信国公乃为清野之策，而墟其地。”[39]因海禁，昌国卫内迁于象山县天门山，天启《舟山志》载：“洪武二十年，汤信国公徙昌国卫于象山，存二所。”二所即舟山中中所、中左所，隶属于昌国卫，即象山与舟山同属昌国卫。洪武二十五年（1392）汤和又将舟山二所改隶定海卫[40]，象山再次与舟山分离。嘉靖后设立定海总、昌国总，舟山属定海总，象山属昌国总，依旧分离。
清初，舟山和象山整合为统一的海防区。“象山协并昌石营改隶定海镇管辖，始于雍正七年。”[41]舟山海防区扩展至象山县昌石、淡水海防区，形成跨定海、象山两县，南北“相去百五六十里”[42]的定海镇，其中象山由定海镇中营的石浦汛和淡水门汛具体管辖。雍正《宁波府志》载：“雍正九年，奉文将石浦、淡水门二汛所辖内外洋岛改归昌石新设水师营管辖，自青门鞍子头山脚以南对出为昌石营内外洋汛界，鞍子头山脚以北对出为定镇中营内外洋汛界。”[43]结合《昌石水师营内外洋舆图》（图3）所载“青门宫对过爵溪台之南洋面属昌石营管辖，北系定中营管辖”及“鞍子头南属昌石营管辖，北属定中营管辖”两则史料，表明雍正九年（1731），将本由中营管辖的象山海域划给新设水师营昌石营管辖，再由定海镇辖之，以此缓解南北跨度过大的中营的海防压力。可见，清代自定海镇设立，就管辖定、镇、象海域，并稳定下来。
图3 《昌石水师营内外洋舆图》（绘制于1730年左右）
资料来源：现藏于大英图书馆。
究其原因，定海、象山两县，陆上主要依据“山川形便”的原则划政区边界，海上则以陆界为基点，向大海自然辐射延伸来划界，并依此划出海防边界和海防区。由于海防有其内在布防规律，按照陆地行政界线划分海防区可能导致一系列问题。以韭山岛为例，“然则韭山者，四通八达之区也。古人谓羊山为浙西门户，深水洋、蒲岙、大衢、韭山为浙东门户。而韭山尤昌石之门户也，韭山失守，则大衢、羊山片帆可渡，其害且及于浙东西”[44]。可见，从海防角度来看，韭山为昌石门户，与大衢山、羊山实为同一个海防整体。进入韭山防区后便能深入舟山腹地，让舟山海防防线土崩瓦解、形同虚设。正如唐顺之所言：“沿海地方，贼由宁、绍登岸，宁、绍却不残破，而残破台、温；贼由台、温登岸，台、温恰不残破，而残破宁、绍。”[45]因此，将韭山在内的象山协所辖海域并入定海镇，是基于一体防御需要而做出的选择。
自清代定、镇、象一体防御格局奠定后，舟山海防区南部边界被推至宁波府与台州府的交界线上。明清时期，当舟山海防区兼并象山县时，南部海防边界主要围绕着位于象山县 “五十都” 的南田岛而变化。明代的南田岛的范围大于今南田岛，包括今高塘岛和花岙山岛，其中花岙山岛被称为“大佛头山”，有文献用大佛头山指代南田岛。嘉靖《宁波府志》载：
南田，四面悬海，周围一百余里。山名大佛头，高出海中诸山数百丈。日本入贡船望北行，以此山为向道。旧设三里，村落有范岙、林门、朱门、金寨、下湾诸处。地甚平旷，田极丰腴，虽大旱深泞不枯。凡海边塘，率天设地造，不假人为。山多鹤鹿，水多海错，诸户恃此为生，海中十洲，以南田为第一。[46]
田地沃衍，淡水资源丰富，人口稠密的南田岛，“洪武初，汤和以地近日本，易于通倭，尽徙其民，墟其地”[47]。无人驻守的南田岛很快被海盗倭寇占据，成为“贼船往来栖泊之处”。不得已，舟山将其重新纳入海防区，“拨南哨兵船往来巡哨”[48]。因此，南田岛南缘为昌国卫与海门卫的海防分界线。
明清易代，但南田岛并没有解禁。道光三年（1823）督抚合奏南田疏，道出了清代封禁的原因：
臣等伏查南田地方，四面滨海，周围八九十里，三面俱属大洋，直达闽、粤及外番诸处，北面与石浦相距稍近，隔水程十有余里。前明与定海、玉环两处，皆在封禁之列。嗣定海、玉环先后展辟，而南田屡次议开，仍行封禁，并经载户部则例：“如有混请开垦者，从重治罪。”同为滨海要区，何以彼开此禁，非米谷、铁器出洋济匪之防，独宽于彼，而严于此也。缘定海、玉环沿海口岸，皆系泥涂，潮至则舟可近，潮退则胶固不行也。且泥潮松陷不能驻足，外来匪船恐潮汛一过，欲退不能，易就据获，是以不能轻入。至南田四面皆系平坦沙涂，质性坚实，潮退之后即可照常行走，又以岛屿丛杂，并无险要可防，设亦如定海、玉环弛禁招垦，四通八达之区，匪徒尽可随时出入，此前人之所以不惜弃置，以为丙海籓篱，不以为有地可耕，沾沾于目前之小利也。[49]
清代倭患压力骤减，舟山水陆洋汛水汛 “南与宁海健跳以石浦天后宫为界”[50]，即舟山海防区的南部边界，向北迁移至石浦“南一里”[51]的天后宫。南田岛已不再是象山“洋汛水汛”巡哨的对象。约绘制于雍正八年的《昌石水师营内外洋舆图》载：“南山嘴，昌石营与健跳汛交界。”南山嘴在南田岛的最南端。《宁波府六邑及海岛洋图》载：“又南田一处，奉文归宁海营管辖。”图上分界线也画在南田岛的东部。可见，自雍正朝始，南田岛虽然行政上归宁波府象山县管辖，但海防由宁海营管辖。究其原因，在没有倭寇压力的情况下，南田岛由距离较近的宁海营巡哨最为便利。值得注意的是，从洪武二十年至道光三年，南田岛被封禁了近五个世纪之久，故其为一座无人荒岛，也就没有明确的行政归属，以至于象山和宁海县的方志对其都有记载。在这个意义上，舟山南部海防区边界与实际管辖的行政边界是重合的。
图4 清代舢附近地图二例
（三）舟山海防区西部边界与东部边界
明清两代舟山海防区西部边界划分出现明显差异，且有向海逐渐推移的过程。明初，由于沿海卫所官兵并非专业水兵，卫所制度下的海防设置往往以岸防为主，还包含一部分陆上辖区。如《筹海图编》描述明中前期舟山海防时单列出一节《陆路设备》[52]，其中台州桃渚所、新河所，今址均距海约14千米，因此舟山海防西部边界向内陆深入。自嘉靖定海总设置后，职业水军承担起主要海防责任，海、陆分离。舟山海防区设置如表1所示，专管海上。此时海防西部边界在金塘岛附近，与临观总接界。清代，舟山西部的海防区域大致以海岸为界，以岸上某个具体山峰为界，标定海陆军事分界线。如右营黄岐港汛大三山，注明“西至镇海营陆汛大碶浦老岸”，茅礁注明“西至镇海陆汛林大山老岸”[53]，均与陆汛接界。
舟山东部海防界线无明确规定，但明清两代海防边界，皆有向东扩展的过程。由明中前期各所下辖烽堠、水寨等来看，舟山二所所辖水寨“干𬒗、沈家门、西碶”[54]，前两寨位于主岛，沈家门寨位于主岛旁。烽堠也多在主岛，未见设于外洋的岛屿。浙江的卫所设置，除舟山二所，其余均在陆上，防守海岸。由《倭变纪》来看，嘉靖前浙、福、广等地，出海捕倭的记录寥寥[55]，为数不多的几次海上阻击为“追捕至阳江”，“败倭于潮州靖海海滨”[56]，主要位于距海岸很近的海滨地区。可见，明中前期卫所制度下，对于大陆外围岛屿的防御十分有限，双屿港、横屿、浯屿等距岸不足一千米的海岛甚至沦为贼窝。此时，海防区东部边界仅维持在海岸一带，除非中央政府直接下令，否则并不会跨越边界出海剿倭。但舟山岛上专设二所，防御范围扩展到主岛沿岸，主岛西南海区也由沿岸卫所设防，较其他岸防区更深入海中。嘉靖后，倭患压力下，整个浙江海防重新布防，各把总严哨海上，建立巡哨区，东部最远到达“剑山、木洋头，五爪湖”等外洋地区，海防边界直抵最外洋岛屿。嘉靖二十七年（1548）直接出洋“捣双屿港贼巢，平之”[57]，足见前后差异。蔡献臣《外洋攻击倭船申文》云：“本总犹恐倭船潜踪外洋，仍于三十日带领官兵穷追韭山外洋，至初二日不见一倭而归。”[58]可见，此时把总追至韭山外洋后仍追数日，海防边界囊括外洋岛屿，是海防边界东扩的明证。
清代海防东部边界与明嘉靖后相似，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将贼船追入外洋直至搜寻不到为止，如福建水师总兵万正色上奏：“即于二十九早尾追，贼遂飘洋远遁。臣沿海长驱两日夜，搜逐无踪，而外洋绝域，未便穷追。”[59] 但无论明清，东部海防边界都没有可量化的标准，处于半开口状态。但至少可以肯定，由明至清，这条边界向东推移了很长距离。
据上述考证，可绘出明、清舟山军事防御区的外部边界图（图5、图6）。可见舟山海防区边界北与江南省（南直隶）、浙江省的省界划分重合，南部向南扩展，与宁波府和台州府的府界重合。东部外洋是一个开放的区域，视敌情确定追逐半径。西部明代深入陆地，清代沿海岸划分。明清舟山海防区，均跨越宁波府镇海、定海等县一级的界线，故舟山军事防御的外围边界与政区边界之间的关系是：军事防御边界不受县级行政分界线约束，但未跨府级和省级行政边界。
二
舟山海防区内外洋边界的划分
清代的镇营主要沿海岸线把海洋划分成不同等级的海防区进行防御，海防区分界线与海岸线垂直。内外洋则是从近岸向深海将海洋划分为内洋和外洋两个海域，分区设防，内外洋分界线与海岸线平行。内外洋是各镇营海防区内部依据海况的差异性划分的海防区域。明代虽然一些地方已有内外洋分区的管理措施，但直至清代才正式上升为国家海防制度。
图5 永乐十年舟山海防及倭寇入侵路线示意
图6 雍正十年舟山海防示意
明代并未形成内外洋制度，文献中的“外洋”多泛指远洋，但通过有限的材料，仍可了解明代“内外洋”的意涵所指。如明人沈懋孝《海运述》云：
每日从某处开洋，行几百里，其夕收洋，在某处宿止。日日有程，节节有地。皆收泊于沙洲、山岛、海岸、芦渚之中，并有居民地所。殆非茫茫外洋，无畔岸可求也者。[60]
可见，内洋与外洋的差别是：内洋是有“居民地所”的浅海区，外洋是渔民“无畔岸可求”的深海区。明人将近岸人口稠密，渔业资源丰富，经济较为繁荣，港口条件良好的海域视作内洋；而将荒无人烟，停泊和生产条件差的海域视作外洋。郑若曾称“内海之外，止可出哨，不能设守”，因为外洋“粮饷易匮” [61]。
明末，监察御史冯应京在《经世致用编》中言及关内外洋的防守策略时说：“哨贼于远洋而不常厥居，击贼于近洋而勿使近岸，似矣。”[62]《大明会典》亦云：“务以击贼外洋为上功，近港次之。如信地不守，见贼不击，俱坐罪重治。”[63]可见明代内外洋的防守策略，第一，尽可能将入侵者在外洋时就将其赶走；第二，万一敌人侵入内洋，决不能让其登陆。可知明代已有了内外洋分区防御的军事策略。
清代内外洋分区防御的方法继承自明代，在明确划分内外洋界线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制度。通过地方县志中对于海防营汛划分情况的分析[64]以及《宁波府六邑及海岛洋图》（图2），可以清晰地还原出内外洋防御区的界线（表2）。
表2 康熙五十四年（1715）定海镇的营汛管辖区域
资料来源： 光绪《定海厅志》卷二〇《军政·海防》，第517—531页。
中营的内外洋划分界线主要在尖仓山、韭山一线，左营为虎蹲山、菜花山、五屿山、西垦、东垦、岱山一线，右营为朱家尖、洛泇山、花瓶、长涂山、竹屿港一线。昌石营为田礁、三岳山、牛栏基山、檀头山一线。镇海营防御近岸海区，无外洋。
舟山群岛是浙东天台山脉向海延伸的余脉，故近岸岛屿面积一般大于远海岛屿面积。从内外洋分界线的走势可见，舟山岛、六横岛、朱家尖和岱山岛等内洋岛屿，面积皆在60—500平方千米，不仅面积大，且岛屿海湾区均有海积平原，并发育有大小不等的溪流，因此内洋岛屿上的生活条件与内陆基本相似。又，岛与岛之间有大量泥沙堆积，海水较浅、风浪较小，便于航行，可视作内陆的延伸。如舟山本岛，“其中为里者四，为岙者八十三，而五谷之饶，鱼盐之利，可以食数万众，不待取给于外”[65]。因此，内洋以这些岛屿的海岸为基点划分；而内洋之外，岛屿面积狭小，气候的海洋性远大于大陆性，不仅民众生活不便，军队驻防和补给亦很艰难，故为外洋。
从自然地理角度来看，内外洋分界线也是一条自然界线，即-20米等深线。海洋-20米等深线内光照充足、矿物质丰富、海水温度较高，适合海洋生物生长，鱼类饵料亦充裕，因此，渔场大多位于内洋。如“长涂山，离县约百七十里，其麓即东岳嘴，附近岱山，采捕者多集于此”[66]。近岸按水深将海域分为-5—-10米、-10—-15米、-15—-20米三个水深带，春、秋季鱼的种类在-10—-15米水深区间最多，-5—-10米次之，-15—-20米水深区间最少。[67]在-20米等深线之外，尤其-30至-60米等深线分布密集[68]，海水深度迅速增加，渔业资源锐减，捕捞难度大，因此，外洋的生产、生活条件比内洋差，人口稀少。
明清坚持“以击贼外洋为上功”的内外洋防御理念，故舟山外洋投入的兵力要多于内洋。雍正《宁波府志》载：
岑港汛千把一员，岱山汛千把一员，沥港汛千把一员，以上各官每员带领战水兵五十名，坐战船一只，联为一䑸，在于岑港、穿山、沥港、金塘、岱山一带内洋巡缉。游守千把、外委千把、百队各官，每员仍带领战水兵八十一名，坐水艍战船一只，共战船四只，联为一䑸，在于姚姓浦、双合山等处一带外洋游巡搜缉。[69]
可见，外洋巡哨由营一级军官游击和守备带领，而内洋由汛一级军官千总和把总带领。内外洋投入兵力不同，巡哨内洋仅需水兵150名，战船3只；外洋则需水兵324名，水艍战船4只联为一䑸。
“枕山面洋，于层涛喷涌之间，有万岛环拱之势”[70]的定海，官军又会选择哪里驻扎？明代对此已有讨论。此以外洋岛屿陈钱为例：
近日儒生沈升者，以陈钱为倭寇必经之地，议欲建堡扎兵于此，以遏其登汲之道而挫其初至之锋，似可扼其项而拊其背矣。既而遣将登山，画图度地，竟以为必不可行者，何也？
陈钱、壁下两山合壁，李西、倒球峙于港门中间，止有向西北一湾略可寄泊，水清彻底，乱石巉岩。兵在内，贼得而阻之；贼在内，兵得而阻之，再无出路。使我兵在内，贼来拒守，东风方急，策应不前，其将何以为生？夫君子作事，谋始为可继也。平居无事之时，置兵于孤绝无人之境，必不能久安。而况海洋之跋涉，城堡之难成，粮运之艰难，波涛之险赫，风雨之阻滞，兵心之摇兀，无一可者。兵法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者，以其势濒于死而有生道之可求也，故以死战则胜矣。陈钱之议乃以生人而置之死地，所谓内无所据，外无所逃，束手待毙，万无生理者也。吾弗忍也，故曰必不可行也。[71]
可见，在外洋岛屿陈钱驻兵，除了其不利于驻守的特殊海洋地貌外，“海洋之跋涉，城堡之难成，粮运之艰难，波涛之险赫，风雨之阻滞，兵心之摇兀”等，是所有外洋岛屿驻军都要面对的不利因素。因此，明清两代都将巡哨外洋的官军营署设在舟山内洋的岛屿上。
三
舟山卫所、营汛区划及主导因素
明代位于舟山群岛的定海卫，包括大嵩所、舟山中中、中左二所、穿山后所、霩衢所[72]，“南起湖头渡，北抵管界巡司，及外海舟山为信地”[73]。各所汛地边界清晰，其中大嵩所“洪武二十年建，在今镇海县东南百三十里，去海三里，西北去府城九十里，东援霩衢，南连钱仓，东南为大嵩港，对峙韭山，直冲大海”[74]。霩衢所“去海半里，西去府城百八十里，滨海孤悬。其东南为梅山港，东至碕头大洋，南至双屿港，俱约五十里；西至大嵩港约百里”[74]。穿山后所“西北去府城百五十里，东南接霩衢，南接大嵩所，东临黄崎港，最为要地”[74]。舟山中中、中左二所合署巡哨，营署设于舟山主岛西部居中的位置。由南向北，沿稻篷礁—大蚂蚁—舟山主岛—大、小羊山—壁下一线，与昌国卫、霩衢所、穿山后所、龙山所等相邻。
控制舟山五所地理分布格局的主导因素是倭寇的入侵路线：
倭寇之来，每自彼国开洋，必径抵陈钱山，歇潮候风，集艘分犯。若遇东南风高，则望洋山以犯苏松、浙西。东南风和，则望韭山、朱家尖以犯宁绍。若遇东北风和，则犯大佛头、主山、凤凰山以寇台温。东北风急则越桐山、流江以入闽。是陈钱、洋山乃浙直共守之门户，桐山、流江实闽浙相依之唇齿。[75]
陈钱山是倭寇入侵的门户，舟山海防的前沿阵地。明人侯继高《全浙兵制》云：“浙直外洋有陈钱山者，与日本正对，只用单艮针，不数日可达彼地。往往倭奴入犯浙直，必由此山，信风分路，是以陈钱山为二省之要害。”[76]
倭寇至陈钱山，需完成三项准备工作后方能入侵。其一，登山取汲。远道而来的倭船要在舟山补充淡水和柴薪，“陈钱、壁下为倭寇必争之地，盖自彼国开洋，随风到此，必登山取汲，整顿精神，徘徊眺望”[77]。其二，歇潮候风。倭寇根据潮候、风向和风力，选择出击的时间和地点。其三，集艘合䑸进犯。他们将来犯的各船组成一个船队进犯，中途还会视情况分䑸。“倭来至陈钱山合䑸，自陈钱至羊山复占风分䑸，犯浙、直。”[78]
以陈钱山、羊山、朱家尖为顶点的三角地带，是倭寇入侵浙江的主要通道。防御之策是整合中中、中左二所，辖沈家门、西碶、干览三寨，额设“千户等官三十七员，旗军二千二百四十名”[79]，官军数量远高于其余三所，形成西部诸所的东部屏障。由于三角地带的中路，既有重兵布防，又有岱山、长涂和舟山诸岛层层阻隔，加之舟山诸岛非财赋之地，故倭寇入侵的主要通道并非中路，而是防御力量薄弱的南北二路，即陈钱山—羊山、陈钱山—朱家尖。以此二线为轴，分化出四条倭寇入浙、直、闽海道（图5）。
（1） 马迹—羊山线，是“东南风高”时倭寇入侵的航线。胡宗宪公论曰：“直隶、浙江名虽异地而实则一家，若不设官总理，则彼此自分门户。贼一入内地，随风南北可以互犯。故必共守陈钱，分守马迹等三道，而后贼无遁情。”[80]由马迹、羊山、大衢三岛组成的三角形防御地带，控制着舟山入直隶、浙江的海道，因此，“陈钱、羊山，浙直共守之门户也”[81]。倭寇一旦突破中中所和中左所设置的陈钱山—马迹—大衢—羊山防线，则由近岸的穿山后所和龙山所官军负责堵截，防止其登岸。
（2） 朱家尖—韭山线，是“东南风和”时倭寇入侵的航线。韭山，象山县“东南百里海中。山多韭，形势巍峨，岛屿深远。自县东四十里双泉山来，历小睦、大睦、西殊、东殊以至韭山，皆列峙海中。又东南百里有大𩐁山，卓然孤立，凭据大洋，直望日本，夷船往来，往往视此为准”[82]。倭寇一旦突破中中所、中左所防御的朱家尖，则由其西部的昌国卫负责堵截，故韭山为昌国卫海洋之“门户”。此外，“韭山失守，则大衢、羊山片帆可渡，其害且及于浙东西”[83]。当倭寇突破韭山防线，向北危急浙西时，则由大嵩所、霩衢所负责堵截。
（3） 朱家尖—大佛头线，是“东北风和”时倭寇入侵的航线。虽然明代大佛头山位于昌国卫巡哨范围内，但倭寇一旦越过大佛头山，将直接威胁台州和温州，所以称大佛头山为海门卫海洋之门户。由大佛头山入浙江的倭寇，由海门卫负责堵截。
（4） 陈钱山—桐山、流江线，是“东北风急”时倭寇入侵的航线。桐山和流江，均位于浙闽交界处，今福建省福鼎市内。桐山“当闽浙交会，商民杂处，利之薮、盗之丛也”[84] 。流江则为烽火寨“贼船之所必泊”[85]九澳之一，故浙闽两军于此会哨。
嘉靖后，定海总设立，下辖11哨，其信地如表1所示。其中定游哨，南左、右、中哨，北左、右哨接管舟山中中、中左所海区；青龙左、右哨，梁横哨接管霩衢、大嵩所海区；马墓左、右哨接管穿山后所海区，定海总及下辖哨基本继承卫所制下的海防区，并照上述原则进行划分。
清代舟山海防定型后，五营也有明确的幅员与边界。中营“水汛分防旗头洋、青龙港、淡水门、石浦，而南与黄岩镇接界”[86]，主要防守小衢山、六横山等主岛南部海区，防守区由摘箬山延伸到鞍子头。左营“水汛分防沈家门、普陀、长涂、倒斗岙，而北与崇明镇接界”[87]，以舟山白泉、吴榭两庄与中营分界，西属中营与右营管辖，向北至于环山，南至桃花山，东至浪罔、东福山一线。右营“无陆汛，水汛分防黄岐港、岱山、沥港，而中路穿山一带与镇海接界”[87]，在岑港、竹山、穿鼻一线与中营分界，南至大榭山，西至泥螺山，北至大羊山，东至岱山、官山与左营分界。镇海营雍正二年改设水师[88]，《浙江通志》载，金塘“山西水汛，隶镇海营辖”[89]。对照《宁波府六邑及海岛洋图》（图2）可知，其汛地经东、西霍等五山至梅山。又据图2可知，昌石营分防鸡冠山、三岳山一带海洋，图注：“鞍子头南首昌石营北。”
对比图5、图6，不难看出，清代继承了明代由海到陆、层层设防的空间布局理念。由于清代内外洋分区防御的制度更加成熟、规范，故其海防体系比明代更为立体、周密。由陈钱山到达浙江羊山、韭山、大佛头山的海道，并未因明清易代而发生变化，故清代各营的布局，仍以防御此三条通道为主。最大的变化是清代倭寇压力不复存在，因此，原本合署办公的超大型防御机构——舟山中中、中左所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故将其拆解为左、中、右三营，规模与其他各营相当，较为均衡。
四
舟山卫所、营汛区划及主导因素
舟山是中国最大的群岛，明清时期海防压力极大，故其海防的空间布局显得尤为重要。明清舟山群岛海防区划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由于舟山海防区介于江、浙两省之间，因此，其海防区与政区边界之间的关系随层级变化而变化。其一，省级海防区分界的变动导致省界迁移，所以二者始终重合。嘉靖三十二年，乍浦、吴淞皆为倭寇所攻，陷城数座，各卫所弃门户而守，定海卫对于嵊泗一带的防御又鞭长未及。三年后，南直隶与浙江交界被迫重新划分，以马迹—羊山一线划界，将嵊泗一带由浙江改隶南直隶，由浙江与南直隶共同防御舟山。当舟山海防区推至嵊泗列岛以北时，浙江与南直隶的分界线在其北，反之在其南，即省界随海防区分界线的变动而变动。其二，明清时期，南田岛被封禁长达五百年。明代因倭寇以南田为基地，入侵宁波府和台州府，故被迫将南田纳入舟山海防区。清代被封禁的南田岛已无倭患之忧，故将南田岛交给距南田较近的宁海营巡哨。清代南田岛是一个无纳税人居住的荒岛，行政管辖权在两可之间，因此，舟山南部海防区边界与实际管辖的府级行政边界是重合的。其三，舟山海防区跨越定海、慈溪、象山、镇海四县，海防区不受县级行政边界制约。
第二，明清时期舟山海防区东界有逐渐向海推移的过程，这体现了海防理念的变化。明嘉靖之前，信国公“为清野之策，因墟其地”[90]，采用以岸防为主的卫所海防体系，因此“废宁波府昌国县”[91]，各卫所海上防守范围十分有限。嘉靖后，倭患严重，“御外洋、使远海”[92]成为海防思想的主流。政府设立备倭把总，海防区向海延伸，巡哨内外洋，避免倭寇进入内海。清代亦将洋面全部划入海防汛地。
第三，内外洋主要依据海域的社会经济条件与驻防环境划分，将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便于驻扎的海区纳入内洋，其外围则属外洋，并通过定期巡哨拱卫内洋。舟山海防区内外洋分界线以虎蹲山—捣杵山—菜花山—五屿山—西垦—东垦—岱山—尖仓山—朱家尖—洛泇山—花瓶—长涂山—竹屿港一线为界，与-20米等深线吻合，是一条海洋地貌分界线。
第四，明清舟山各卫所、营汛根据倭寇和海盗的入侵路线进行空间布局和分区。无论是明代舟山海防区五卫所、十一哨的区分，还是清代五营汛的划分，均按外敌入侵路线划定海防区，由海向陆，层层设防。因此控制倭寇海盗入侵要道，是海防区划的主导因素。
第五，舟山自唐代即以群岛设县，但军事防御任务很重，所以明清舟山驻军的权力始终大于地方政府，即军崇政卑。为了平衡二者的关系，两江总督裕谦奏称：“定海孤悬海外，总兵之体制既崇，知县之品级似卑，每为弁兵所藐视。应请将定海县知县升直隶同知，作为海疆提调要缺，隶宁绍台道管辖。”[93]用提升地方行政层级，即将定海县升为定海厅，来改变地方军强政弱局面的倡议，其实是舟山海防压力骤减的结果。明清时期中国近岸岛屿的归属，受倭寇和海盗的冲击，大多经历了行政区—化外之区—军管区—行政区的转变过程。
明清时期，伸入大洋的舟山海防区，控制着长江、钱塘江等河流入海口，是长江三角洲军事防线的桥头堡，也是中国海防体系的枢纽，因此，舟山海防的兵力配置和空间布局是否合理周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海防体系的成败。总体来看，明清政府都将舟山群岛打造成一个重兵布防[94]的军事区，其海防区层级有序、幅员适当、边界明晰、布局合理，有如一道闸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倭寇、海盗的正面冲击，保障了国家财赋之地的社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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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任安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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