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涛 马健恒 | 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区域经济社会变迁研究的理论建构与路径突破

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始于通商口岸，口岸贸易为其核心动力。基于此，通商口岸与区域经济社会变迁研究从口岸入手，随后探讨口岸对腹地的单向经济辐射，进而研究口岸与腹地的双向经济互动。研究理论逐步演进，进而建构起较为完善的理论模型。

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滥觞于20世纪初，最早关注该问题的是海关洋员。魏尔特（Arnold Wright）主编的《二十世纪香港、上海及中国其他商埠志》是较早介绍通商口岸的著作，记叙了沿海主要口岸的发展状况。马士（H. B. Morse）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对中国口岸贸易、海关、关税、商业等进行了详细叙述。其在《中朝制度考》中论述了中外贸易发展由广州公行制度到条约口岸的演变过程。早期研究虽侧重描述，缺乏系统研究，但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史料。

二战后，西方中国研究兴起。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首开通商口岸研究之风，研究焦点是口岸的现代化影响。费正清从英国领事、条约实践以及鸦片问题三个维度探讨通商初期沿海五口的贸易与外交，认为条约制度取代朝贡贸易，西方入侵对中国社会转型造成了根本性影响，清政府通过自身调节予以回应。这种强调西方对中国影响的观点形成了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该理论的提出，促使美国学界的研究焦点集中在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上。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利用旧海关数据等资料，比较了上海与国内乃至亚洲其他通商口岸的人口和贸易情况，并且从文化交流角度探讨上海近代的发展以及西方文化在此过程中的影响,认为西方影响主要限于口岸，对内陆地区的冲击不大。费正清是西方口岸研究的奠基者，其倡导的“冲击—回应”“现代化”理论强调口岸在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作用，突显“西方中心观”色彩。自20世纪60年代始，区域研究与“中国中心观”的兴起真正推动了口岸研究的勃兴。

20世纪60年代，“冲击—反应”“现代化”理论受到质疑，西方学界开始关注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通商口岸对周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逐渐进入学界视野。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对中国区域经济社会的研究具有开拓之功。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以历史地理和经济视角剖析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既长时段分析中国内地经济及通商口岸城市的发展，又论及口岸城市与辐射区域间的商品交流,可将其视为口岸与腹地关系研究的雏形。20世纪80年代，“中国中心观”在美国兴起。柯文（Paul A. Cohen）提倡放弃“西方中心”史观，探求植根中国的中国研究，将中国按层级分为区域、省、州、市、县，开展区域史研究。滨下武志主张以本土视角探讨地域历史的发展规律，进而提出“通商口岸市场圈”模式，其以宏观的视野，探讨中国通商口岸与地域市场的关系，针对地方经济与中央财政的结合与分离、地域经济的自律性及其对外贸易等问题予以深入研究，强化了有关口岸经济活动的地域网络探讨。区域研究与“中国中心观”的有机结合为口岸研究开拓了新方向。

理论建构深化了西方的相关研究，但同期国内研究则稍显滞后，尚局限于通商口岸“殖民地化”的负面影响。民国时期漆树芬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系统叙述了西方国家利用通商口岸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问题。这种认识取向对此后国内学界的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国内关于通商口岸的研究仍侧重强调西方侵略。孙毓棠认为，甲午战前西方主要以商品输出的方式侵略中国，并且通过开办电灯厂、自来水厂等手段，加快中国小农经济的瓦解，继而将国内的商品市场拖入世界市场的漩涡。肖致治指出，汉口租界设立后，洋行数量急剧增加，成为西方掠夺中国廉价原料和进行商品侵略的中转站。此外，他还认为汉口开埠不仅助长了鸦片走私，还促使殖民者开设工厂压榨中国人民。刘晓光聚焦牛庄和营口的开埠问题，指出《天津条约》签订时英国故意混淆概念，导致两地常被混称，此举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陈茜认为昆明等地开埠使英法得以掠夺云南资源，并对两国在云南的殖民争夺展开讨论。

与国内学者类似，同时期美国学者Frances V. Moulder反思“冲击—反应”模式，用帝国主义模式解释近代中国的各种问题及历史倾向，认为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通商口岸多在列强的压力下开埠，因而带有强烈的殖民侵略色彩。随着外籍海关税务司制度的建立和外国资本在华投资的增加，中国本土商业和产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尽管通商口岸促进了中外经济的交流，但对中国而言，其负面影响远大于正面效应。

20世纪70年代末起，国内学者逐渐摆脱“殖民地化”思维，研究口岸开埠对区域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影响，相较于此前，视野更加开阔，认识更有深度。台湾学者较早关注口岸贸易及其对腹地经济现代化的影响。林满红以茶、糖、樟脑贸易为线索，发现打狗、淡水开埠后台湾贸易重心出现位移，部分地区的产业支柱、经济结构、对外商品输出等也发生改变。范毅军认为汕头开埠后，韩江流域手工业呈阶段性发展特征，还从产能与技术角度，论证汕头开埠显著提升了地方的生产力。此外，谢淑芬、雷慧儿、刘素芬、戴宝树、叶淑贞等也对九江、东北、烟台、淡水、天津等地口岸贸易及其对腹地经济转型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现代化研究的重视，大陆学者也逐渐关注口岸对腹地经济的带动作用。张仲礼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角度，不仅关注上海开埠后的快速发展，还探讨了上海港对附近地区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口岸开埠对邻近城市的带动作用。除上海外，他还把目光延伸至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4个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详细论述各口岸的发展历程，同时，他还将5个沿海口岸视为一个整体，分析其在整个中国近代化和城乡联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扩展了研究范围，丰富了研究手段。交通运输部于1990年前后编写的“中国水运史丛书”中，部分港口史著作也关注到了口岸对腹地经济的单向驱动。

然而，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口岸对周边经济的单向拉动，仅有少量学者关注到腹地对口岸发展的反向影响。范毅军除强调汕头开埠拉动韩江流域经济发展外，还指出韩江、梅溪流域农业发展对口岸的影响，认为糖业出口的规模严重影响汕头港的兴衰，民国时期韩、梅流域糖业在国内外市场的失势是汕头港衰落的重要原因。罗威廉（William T. Rowe）通过对汉口的考察，发现1861年汉口开埠强化了其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推动城乡之间、各级城市之间以及远距离大城市之间的商品联动，在促进周边地区的商业组织从同乡会向同业行会转变的同时，腹地经济对口岸城市的商业贸易也产生反向影响，展现出口岸与腹地之间的双向互动。另外，“中国水运史丛书”中的《上海港史》《青岛海港史》也简要论述了口岸贸易与腹地经济间的互动。

进入21世纪，中国大陆档案资料陆续开放，特别是海关出版物的印行，助推国内外学者围绕口岸与腹地间的双向互动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并形成新的理论模式。

吴松弟、戴鞍钢等学者运用统计、地理空间建构等方法，基于海关资料，系统研究了商埠兴衰、埠际贸易、商品结构以及口岸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并提出“港口—腹地”理论，即“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空间进程研究”模式。吴松弟指出，尽管西方先进生产力最先在沿海港口城市兴起，随后通过铁路、水运等交通工具辐射内地，带动腹地的经济转型，但他认为港口和腹地是相互影响的关系，继而提出“双向经济互动”的概念。此外，他还强调，受港口—腹地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变迁具有“自东向西、自边向内”的特点，并分析了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发展差异。基于此，吴松弟对唐朝至近代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的变迁过程、民国“市”级行政单位的设立以及北方港口城市的地位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戴鞍钢也从“港口—腹地”的视角，研究上海开埠与邻近地区农业和手工业转型、江南城镇格局演变及长江流域经济变迁的联系。此外，他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对北方沿海港埠与内陆出口农副产品的水陆转运进行探讨。依此模式，许多学者对近代东部沿海及长江沿岸口岸的区域经济变迁愈发关注，且涌现出大量成果。

方书生将岭南地区的通商口岸及其腹地的地域系统置于国家视域之下，对传统经济板块的划分和塑造进行探讨和评价，并围绕晚清以降新旧地方经济区的拓展和演变展开研究。樊如森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天津开埠及其腹地朝外向型经济转变的过程，着重分析天津港口城市与腹地之间的经济互动。张珊珊聚焦出口商品，运用该研究模式和方法全面考察了近代汉口及其腹地的经济关系。姚永超以营口、大连和安东为例，揭示了各地区腹地空间的变化，并论述了港口贸易与腹地之间的经济互动，认为这种互动受国家政权和商人网络等因素影响。王列辉从港口制度、区位条件等层面探讨了上海与宁波的贸易关系，深入分析两港在发展速度和对外贸易转向上的差距。武强不仅发现上海开埠后的贸易繁荣带动了吴淞江沿岸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揭露城市腹地为了防洪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张永帅指出蒙自、思茅和腾越开埠，促使云南贸易从小规模的边境贸易转向以欧美为主的国际贸易，在连接国内腹地与国外市场中起着关键作用。

在此基础上，上述学者于2016年合力编成九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2020年出版“港口—腹地与近代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丛书，2023年编撰“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研究”丛书。这些系列丛书综合宏观与微观视角，既从总体上把握近代中国各大区域经济地理的发展，又对香港、南京、天津、汉口等口岸城市进行了个案研究，有效阐释了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的动力、方向、区域差异及其成因。

除“条约口岸”外，杨天宏、唐凌等学者从较少被学界关注的自开商埠入手，通过将其与条约口岸进行比较，研究自开商埠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杨天宏基于大量官方和民间资料，从腹地人口、文化教育、社会生活、价值观念等方面，分析自开商埠与口岸城市近代化变革的内在联系及其逻辑。唐凌等学者对自开商埠的分布、开放过程、商品结构、城市功能及其对周边地区社会的影响进行全面的事实重建和逻辑论证，凸显了自开商埠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百年来，通商口岸与区域经济社会变迁的研究，经历了从早期海关洋员及费正清等的口岸研究，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界反思费正清模式，逐步摆脱“殖民地化”束缚，探讨口岸对区域经济社会的驱动作用，再到21世纪学界关注口岸与腹地的双向互动，“冲击—反应”模式、“区域经济”理论、“通商口岸市场圈”理论以及“港口—腹地”理论彼此批判、借鉴且不断演进，研究方法日渐创新，学术成果多点开花，并朝着区域化和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冲击—反应”→“区域体系理论”“通商口岸市场圈”→“港口—腹地”的理论演化过程，体现出学界对口岸与区域经济社会变迁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后续研究赖以借鉴的重要理论基础。

然而，当下相关研究却存在“重口岸而轻区域”的误区，侧重强调口岸的辐射作用，忽视了区域社会在面对口岸辐射所带来的近代化影响时，其内部所固有的发展模式，诸如传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对先进生产力的抵触与磨合。

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逐渐认识到现有理论模式的局限性，开始在已有理论之下关注区域社会的“传统性”。唐凌认为，近代沿海条约口岸的开设不仅未能实现对内陆地区“扩散效应”，还加剧了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分化。相较之下，自开商埠正是缩小内陆与沿海差距，改变近代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梁民愫分析三都澳自主开埠未能带动闽东北经济发展的原因，并探讨自开商埠的优劣得失。戴一峰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经济发展的稳定性等方面，揭示了厦门外贸发展缓慢、对腹地经济辐射力有限的深层原因。陈晓鸣指出，近代九江开埠虽曾影响江西的贸易商道、产业结构和城镇功能，导致江西市场中心发生位移，但仍无法改变九江在江西的边缘地位，其经济辐射功能需要通过政治中心城市才能充分展现。水海刚在考察近代闽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变迁时，发现福州开埠未能有效带动腹地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区域贸易的特殊性也限制了口岸城市的发展。其研究为近代“口岸—腹地”型区域研究提供了多元的研究路径。

然而，中国各地区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差异显著，经济发展模式多样，不同区域的研究也绝非一两种理论模式所能囊括。目前，学界虽然已认识到区域既有因素的重要性，并形成若干论断，但对各地经济近代化模式的差异、国家经济制度在区域的实践程度，以及既有政治格局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等问题仍缺乏深入挖掘。

除关注口岸对内陆区域社会带来的直接经济影响，还应关注口岸城市通过向内陆社会传递先进的科技和文化对区域经济社会变迁所造成的间接影响。现有关于口岸与腹地互动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科技和文化层面则探讨不多。尽管吴松弟曾多次强调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最先在港口城市及其附近区域聚集，随后沿着交通路线向内地渗透，但除戴鞍钢、樊如森等少数学者对此有过专门论述外，科技和文化层面的研究并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

针对上述关于通商口岸与近代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变迁研究中现有理论模式的局限性，如何更具成效地推动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促进理论的拓展，实现大范围、多区域、多线性、动态化探 讨的开拓创新，是促进该领域研究持续深化和发展应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