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星槎竞帆 无远弗届：大航海时代亚洲区间贸易》

引言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传统的亚洲海上贸易网络、贸易体系和贸易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亚洲区间贸易空前活跃。国外学者有关亚洲区间贸易的研究重点主要在于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在亚洲建立的贸易网络，西方殖民者在远东的争夺，及其在远东地区的贸易及殖民生产等，但对于亚洲区间贸易兴盛的原因、华商在亚洲区间贸易网络构建过程中的作用、亚洲区间贸易与亚洲区域经济带构建的关系，几无涉及。在与亚洲区域经济带形成相关的研究中，学者们探讨了16～18世纪荷兰、英国等国有关中国和东南亚香料、蔗糖、茶叶、瓷器的生产和运销、消费及其对欧洲和亚洲各国的社会影响；以香料、蔗糖和茶贸易为中心，探讨了亚洲香料、糖、茶专属经济区的形成，探讨了美洲白银输入亚洲及17～18世纪日本银、铜的出口贸易及其对亚洲区间贸易运作的深刻影响，探讨了中国与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及欧洲国家的贸易关系。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学者开始把东亚地区历史作为整体进行研究，以区域史的视角研究东亚历史发展，逐渐发掘出西太平洋贸易圈、西太平洋（东亚）文化经济体诸课题。但他们的研究局限于贸易史的范围来探讨亚洲各种商品贸易，没有深入探讨亚洲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商品流动和经济互动对亚洲经济带形成的推动作用，也没有提出近代亚洲区域经济带的概念；对于亚洲香料、糖、茶专属经济区的构建及运行机制，以及亚洲商品专属经济区的形成与亚洲区域经济带构建的关系均少有人涉及。

中国学者对亚洲区间贸易的研究主要以中国为本位，研究明清时期海外华商贸易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西方殖民活动与太平洋贸易网形成、白银流入中国及其影响，以及华商如何参与亚洲区间贸易、中国与荷兰及东南亚诸国的贸易关系，探讨了荷兰人、英国人在亚洲的香料、茶叶、瓷器和糖贸易及其影响，台湾、巴达维亚（雅加达，以下或简称巴城）的蔗糖业发展，其中涉及荷兰人在香料群岛的香料生产、在印尼和台湾的蔗糖生产，探讨了中国糖、茶叶、瓷器的外销流入问题。但很少有学者以“一带一路”视野来考察亚洲区间贸易对亚洲区域经济带形成的影响；对于近代亚洲区间贸易网与古代东亚贸易网的差异，16～18世纪亚洲区间贸易与近代亚洲区域经济带形成的关系，亚洲区间贸易市场的运作机制，亚洲区间贸易与亚欧贸易的联动关系，中国白银需求及大宗商品（生丝、丝绸、蔗糖、茶叶、瓷器等）输出对亚洲区间贸易和近代世界市场形成的巨大影响，亚洲香料、糖、茶专属经济区的形成，荷兰、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的亚洲区间贸易网络、贸易方式之演变，也很少有人深入探讨。对于明清时期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也众说纷纭。就笔者目力所及，未见有人提出“近代亚洲区域经济带”的概念。

本书在吸收国内外学界已有相关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全新的“一带一路”的研究视角，运用全球史观理论和年鉴学派“长时段”研究方法，以中国东南沿海（包括台湾）、印尼巴达维亚和日本长崎为中心，依据丰富的中文文献、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从研究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在亚洲建立的殖民体系和贸易网络以及华商海上贸易网络构建入手，主要研究大航海时代亚洲海上贸易网络的形成和演变，亚洲的香料、白银、生丝和丝绸、蔗糖、瓷器贸易与近代亚洲区域经济带的形成，亚洲区域经济带的内涵及特点，亚洲区域经济带的构建对亚洲诸国政治、经济的深刻影响。

本书研究方法的特色和创新之处在于，梳理了以往学者［如全汉昇、庄国土、万明、李金明、林仁川、黄启臣、钱江、陈尚胜、李庆新、C. R.博克舍（C. R. Boxer）、K.格拉曼（K. Glamann）、W. L.舒尔茨（William Lytle Schurz）、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岩生成一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史料文献详加考辨。以往的学者孤立地研究16～18世纪亚洲各类货物（香料、蔗糖、茶叶、瓷器、白银等）贸易，本书则把16～18世纪的亚洲区间贸易与亚洲区域性的特色商品经济带的形成结合起来研究；以亚洲区间贸易和全球贸易的视角，发掘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文献，并综合运用中文文献，以广州、澳门、大员、长崎、马尼拉、巴达维亚和香料群岛为中心，围绕近代亚洲区间贸易的开展和新的命题“近代亚洲区域经济带”的形成来展开研究。对于前辈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笔者尽可能追根溯源，详细考辨。

本书所论之“大航海时代”是指15世纪末至18世纪，近代是指16～18世纪；笔者提出的“近代亚洲区域经济带”是指在16～ 18世纪，远东各国、各地区依托传统的亚洲地区贸易网络及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建立的殖民统治体系和亚洲区间贸易网络，通过香料、丝绸、白银、蔗糖、瓷器、茶叶、棉花和棉织品等商品的生产、贸易而形成的亚洲区域性的特色商品经济带（特色商品经济区）。本书把新航路开辟之前没有西方殖民者参与的亚洲各地之间的贸易称作“亚洲地区贸易”（Regional trade in Asia），把16世纪以后西方人参与进来的亚洲各地之间的贸易称作“亚洲区间贸易”（Intra-Asiatic trade，Asian interval trade，或Interregional trade in Asia），以示区别。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自由商人（散商）、闯入者（Interloper）开展的“港脚贸易”（Country trade）包含在亚洲区间贸易中。

关于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在亚洲建立的殖民体系和贸易网络以及华商构建的海上贸易网络，笔者将通过梳理西方殖民国家在亚洲的殖民争夺，探讨16～18世纪远东地区的殖民体系和贸易网络的架构，华商通过中国帆船贸易而建立的东亚、东南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及其对亚洲贸易网络构建的影响，华人在亚洲区间贸易网络构建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亚洲区间贸易圈的架构，近代亚洲贸易网络的演变。在此基础上，笔者将探讨亚洲区间贸易中心（长崎、台湾、澳门、马尼拉、巴达维亚等地）的形成以及上述贸易中心对亚洲海上贸易网络构建的作用。笔者认为，从16世纪中叶开始，以中国商品、中国帆船和中国市场为依托的传统华商海上贸易网络发生了转型，华人为近代亚洲贸易网络、亚洲区间贸易网络和亚洲区域经济带的构建做出了很大贡献。

关于近代亚洲区间贸易的发展，笔者以中国东南沿海（包括台湾），日本长崎，印尼香料群岛、巴达维亚，菲律宾马尼拉为中心，探讨16～18世纪这些地区白银、香料、蔗糖等商品的贸易，兼及丝绸、瓷器、茶叶贸易，探究上述商品贸易的方式和特点、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区间贸易中的运作方式、西方殖民活动和上述商品（尤其是日本白银和美洲白银）在亚洲的区间贸易中对亚洲区域经济带形成的影响、亚洲区间贸易对近代亚洲专属经济区形成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亚洲区间贸易一方面把亚洲多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推动了传统东亚贸易圈的转型和重构，推动了以广州、澳门、台湾、巴达维亚、马尼拉、长崎为中心的亚洲区域性特色商品经济带的形成，另一方面推动了亚洲诸国经济向近代货币经济转型。笔者第一次揭示了近代亚洲区间贸易市场实际上是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体现在贸易活动的性质上，一是为欧洲市场和中南美洲市场提供商品货源的亚洲区间贸易，我们姑且称之为“亚洲外向型区间贸易”；二是贸易商品最终在亚洲境内消费的亚洲区间贸易，我们可称其为“亚洲内向型区间贸易”。二元结构体现在贸易商身份上，一是外来的欧洲殖民者，二是亚洲本地的商人。这种二元结构导致了近代亚洲区间贸易的多样性、复杂性。

关于近代亚洲区域经济带的构建及其运行机制，笔者以香料、白银、蔗糖的生产和贸易为中心，探究以中国大陆、台湾、澳门，印尼香料群岛、巴达维亚，菲律宾马尼拉，日本长崎为中心的亚洲区域经济带形成的历史过程，揭示亚洲区间贸易对亚洲区域经济带构建的推动作用，进而揭示“近代亚洲区域经济带”的内涵、发展及特点，亚洲区域经济带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并探讨亚洲区域经济带形成对近代亚洲各国政治、经济的深刻影响。笔者认为，亚洲区域经济带是围绕亚洲特色商品的生产和贸易而形成的。大航海不仅发现了美洲，也使亚洲商品的价值被重新挖掘。以香料、丝绸、蔗糖、瓷器、茶叶为代表的具有亚洲特色的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是西方人选择的结果，不是亚洲各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因此上述商品的产销需求具有较强的输入性；而日本贵金属（白银和铜）和美洲白银在亚洲区间贸易中的流通，则主要受到中国市场需求的刺激。亚洲区域经济带的特征是以海上丝绸之路和西方人在远东建立的殖民体系与贸易网络为依托，其产品（如香料、蔗糖）的生产往往带有殖民掠夺色彩，但商品贸易则以近代自由贸易规则运行，参与香料、蔗糖等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各方被纳入近代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一个松散的经济贸易体。“近代亚洲区域经济带”的经济、文化基础既有近代自由贸易的价值观，又有东方儒家和佛教文化基础。近代亚洲区域经济带的形成，对亚洲诸国和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亚洲诸国被纳入世界贸易体系，成为欧洲的农产品供应地，促进了亚洲诸国商品生产和封建经济的瓦解，促进了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使亚洲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加快了东方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另一方面，大大促进了西方殖民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亚洲区间贸易和区域经济带的形成，对近代世界市场的形成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