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路系列：特拉华大学历史系王元崇老师谈美国求学历程

由马光（搬运工）
22 4 月,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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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里编者按

云里在过去四年中陆续推出了数十篇“博士是如何炼成的”系列文章，分享求学经历，以及“云里国际学者访谈”系列的二十余篇文章，展示学者在著书治学方面的心得体会，深受知性读者的喜爱。部分原创学者访谈系列的完整内容经过精心修订整理后，于2023年底集结成《学术之路：跨学科国际学者对谈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好评。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现决定将上述两个专题系列合并为“学术之路”系列，并将在近期推出更多关于求学和治学的亲身经历分享文章。欢迎感兴趣的读者关注、转发并分享。

今天我们转发特拉华大学历史系王元崇教授倾情分享自己在北美求学及著书的经历，相信这对许多年轻学者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感谢作者及首发平台微信公众号“时间社”的授权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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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觚者谈（上篇）：读书记

作者王元崇

作者介绍

王元崇

特拉华大学

历史学系副教授

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特拉华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英文历史学术期刊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主编。从事近代中国和东亚史研究。出版有英文专著《再造中华帝国：1616-1911的满鲜关系》（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该书荣登2019年度《选择杂志》杰出学术图书榜（CHOICE Outstanding Academic Title of 2019），其韩文版（조선은 청제국에 무엇이었나 1616-1911: 한중관계와 조선모델）由首尔的너머북스出版社于2024年出版。另著有中文图书《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文汇出版社2021年）。该书获得首届文景历史写作奖首奖之一，以及2022年度中国国家图书馆第十七届文津图书奖社科类推荐图书，其韩文版（중국과 미국, 무역과 외교 전쟁의 역사）由首尔행성B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专业论文见于美国的《清史问题》（Late Imperial China）、法国的《通报》（T’oung Pao）和中国的《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

《论语·雍也》内记载孔子评论一种叫做觚（音孤）的礼器说：“觚不觚。觚哉？觚哉？”意思就是：“觚不像觚。这是觚吗？是觚吗？”言外之意是说当下社会已经礼崩乐坏，名不正言不顺者多。若按照孔子的名实论来看，那我算是忠实扮演自己的角色了：在山东大学历史学系读了本科，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了硕士，在康奈尔大学历史学系读了博士，现在特拉华大学历史学系任教。一路下来，未尝离开历史学系这一门路。用在夫子论觚的语境中的话，等于没有离开觚的形制，为觚是觚。以下我就简单分享一下赴美留学以来的一些学术方面的经历，分上篇读书与下篇写书两部分，且名之“为觚者谈”。

一、709

孔夫子怀揣理想周游列国，想着的是治国安邦的大业。我无法跟圣人相比，求学期间只游走了韩、美、日三国，希望能顺利完成学业，谈不上为往圣继绝学或为万世开太平。与夫子至宋差点儿被桓魋砍树砸死不同，凡人如我，在日常生活中可谓一路波澜不惊，大约也是为觚者所得的时代红利之一。有人说天才总是成群结队的来，其实成群结队来的最多的，当是像我这样的凡人。然凡人求学，学术世界中的无形的桓魋也就层出不穷，自己要付出更多努力，方能完成天才很容易完成的工作。

2007年8月中旬，我抵达了康奈尔大学所在的纽约州西北部小镇Ithaca。此前大约100年左右，胡适等人曾来此地留学，将镇名译为“绮色佳”，颇富诗意。我们读书时，继续使用这个译名，多少也是为了纪念先贤。小镇坐落在山区之内，瀑布湖水，错落有致。在加州洛杉矶好莱坞崛起成为全美电影工业的中心之前，绮色佳曾一度是电影业青睐之地。不过，这个地方距离纽约城要坐5个小时的大巴，距离美加边界举世闻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要3个多小时，距离最近的雪城（Syracuse）也要1个小时。全镇除了几处美式超市外，只有一南一北两家中国货店和两三家中餐店。出行镇外，非车不能。

2007年8月康大校园博物馆周围的大斜坡上所见的对面山坡

抵达不久，我就从一位美国同学那里学到了一个描述绮色佳地理位置的传神短语，叫做“in the middle of nowhere”，意即穷乡僻壤。据在当地已经多年的中国留学生说，以前镇上都没有卖猪蹄子的，现在可以买到了，大家都很高兴。以猪蹄子的有无作为衡量生活便宜的尺度，也是我学习到的人生一课。此地每到10月底就已像入冬一样，直到来年4月份方春暖花开，读书也就成为了最为有效的过冬生活方式之一。

在我报到两周以后，学期就开始了，也就是说挑战开始了。一直到我2014年5月份博士论文答辩，7年的时间感觉都很紧张，课业自然修了不少，故事是无数的。我这里不妨从解剖一只麻雀的角度，集中谈一下一门当年课程代号为HIST709的课（HIST是HISTORY的简写，用来区分不同系别开设的课程；以下简称709）。

709的课名是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ology，即历史方法论导论。这是系里要求全体一年级博士新生都要参加的必修课，每年由两名教员共同执教，所以每年都有不同。我们学生的具体研究领域差别很大，有美国早期殖民史、20世纪美国史、非裔美国史、古罗马史、欧洲中世纪史、东南亚史、东亚史等，但要一起上这门课。我们那年的709，由德国史的赫尔教授（Professor Hull）和美国史的诺顿教授（Professor Norton）共同执教。我们研究生中间传说她们是系上最严厉的两位教授。

709的上课方法，每周读一本书，全学期读9本书，每本每周写500字的书评（在书评最后要注明总计多少字，但绝对不能超过500字），提交给教授。课上相关的学生按照自己选择的讨论周的议题进行发言（基本上是每周一人或者两人），然后是师生讨论。每周一次课，每次2小时，是典型的研讨班形式（seminar）。期末要提交一篇25页左右的双倍行距的期末论文。9本书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非裔美国史、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福柯、经济史、西欧社会生活史等方面，其中只有彭慕兰教授（Prof. 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算是直接跟亚洲相关的一本书。该课的很多内容，是我在国内读书的时候完全没有接触或者接触极少的，需要去重新学习和理解。

每周读一本书对美国同学而言，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一目十行也可以办得到。有的同学没有读完书，课上讨论也可以侃侃而谈，乃母语以及文化环境使然。我的一位指导教授曾说，在他读书的年代，跟着教授上seminar时，如果自己没有什么真正的想法，就要闭着嘴不说话，所谓慎言是也；到我读书时，风气大变，无论想法之是否有见地，参与讨论本身变得很重要，因此印象中班上总有几名发言特别踊跃积极的同学，让我望尘莫及。我记得有一次课前碰到一位美国同学，这位同学说自己该周很忙，书只读了一小部分，但上课讨论时，这位同学却发言最多，让我惊讶之余深感佩服。这种功夫，像我这样非英文母语且非英文专业的外国留学生，是完全没有的，有的只是多方面的挑战。自己在来美之前，并没有说过多少英文，口头语言又与学术书面语言存在很大不同，因此从听懂别人到说清楚自己，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和完成的。

此外，一个博士生通常同时选修三四门课，所以要读其他的书和文章，而这些课业的最后期限即deadline，犹如一把把悬在头上的利剑，逼迫大家前行。要是贻误了这种期限，轻则作业的成绩直接降级，重则教授们不予批改，因此几门功课任务叠加，必须排好时间才能做完事情。这种情况下，我跟不少身边留学的朋友一样，迅速进入了焚膏继晷的日子，这恐怕是所有来美国读人文社科领域博士的同行们都经历过的。我当时的一位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前来读硕士研究生的室友，半夜两点去实验室机房，发现完全没有位置。这位天之骄子回到寓所后大发感慨：谁说美国的学生不用功呢？这件事也刺激到了像我这样的人。

2007年8月份我与两位同学在校外租住的一个公寓中的我的房间，房间面积10.8平方米，房租每月500美元。房东提供的家具包括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厨房和洗手间是共用的，煤气费、电费和网费三人平摊。

在精神世界里，我不久就有一种河伯不知海若之感。各种不同角度的史学叙事以及多领域研究路数带来的冲击频至，引发了自己许多的思考，同时观察和学习学界先进如何进行和呈现自己的研究。例如，709课的其中一本书是David Warren Sabean的Kinship in Neckarhausen, 1700-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该书考察了德国南部的一个叫做Neckarhausen的村子里的家族关系，是如何在1700到1870年间嬗变和互动的，而且通过与欧洲其他三处地方的比较，揭示了家族关系在欧洲社会中的一以贯之的重要性。我买的是软皮本，一共658页。为了写500字的书评，我一边读书一边做了11页、3000多字的笔记。我想我一生中应该去不了这个德国的村庄，也不会了解太多它在1700年前后的历史，但是这种阅读微观历史写作方式的训练，让我切身看到了欧洲历史中丰富的基层社会的资料、人类历史中的不同面相、历史学家可以采取的不同路数、历史叙事的微观与宏观的差异，等等。

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是清代外交关系，之前接触的都是清代中央的资料，充满了各类帝王将相，没有太多基层社会的内容，也很少有平民的视角。大约只有那些作奸犯科、罪大恶极之徒，才有机会通过刑部题本之类进入中央一级的档案中去。类似Kinship in Neckarhausen的这类作品，在欧美史学界颇为不少，这让我在与中国史叙述的比较中，慢慢去做了很多反思。由此想到，我国的读书人，至少从梁任公开始，喊着要视角向下去写国民的历史也一百余年了，可惜到现在，我们的叙述不也还是以帝王将相为主么？几十年前，我们也曾有过书写基层人民的历史的革命，不过那终究是一场政治运动，日后会不会有什么别的好法子呢？对于这些问题，有时候很难找到很好的答案，但是有思考的体会。个人在面对的不同情景中去思考同样或类似的问题，答案也会有很大区别。

倘说读书是上刀山的话，那么在规定时间内写出符合标准要求的书评，就是下火海了。我赴美之前，虽然上过美国外教的英文课，但从未接受过美式书评的规范写作训练，所以709的要求乍一入手，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写了一篇交了上去。两位任课教授看不明白，又恰逢我的指导教授陈兼教授当时正在东南亚开会，所以她们请我的博士委员会上的指导教授之一、研究中国史的高家龙教授（Professor Cochran）看一下，高教授也看不明白。两位任课教授于是发信给我说，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她们要考虑和系上讨论，将我退出博士项目。我大吃一惊，成了热锅蚂蚁，于是发信请教了陈师如何写就美式书评，也当面请教了两位任课教授，并在参加高教授的课程后专门请教于他。此时正好系里的陈之宏教授热心介绍了一位政治学系的研究中国和东亚的美国博士生丹妮给我认识，并成为语言交流伙伴，于是我也请教丹妮如何写这样的书评。经过这一圈取经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美式书评是有章法可循的。意识到了其表达程式的时候，不啻醍醐灌顶。

两位任课教授也很快发信给了全班同学，指出我们的书评普遍存在一些问题，提醒我们对任何一本历史学的书所要询问的几个基本问题，并列出了七个参考方面。这些方面包括：作者试图解答什么问题、作者在书中使用了何种证据和资料来解答这些问题、该书参与到了什么大的议题的讨论以及是如何融入到这种讨论中去的、作者是否有力陈述了其论点以及此种论点是否可以以别的形式表现出来、该书的组织结构促进了还是阻碍了作者的著述意图、序言与结语是否充分以及为何如此、该书有哪些特别过硬或者薄弱的部分以及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有了这种详细指南后，我从第三篇书评开始，就顺利了许多。教授们已经能够完全看懂了，而且我带着这种指南去读书，居然变得相对容易了很多。丹妮也帮我提了很多写作方面的建议，我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从本土同学和任课教授那里，学习如何遣词造句地进行专业写作。

写一篇500字的书评，其实远比写1000多字的要难，因其对遣词造句的要求更高。在国内时学习英文多年，终极目标不是实用，只是应对考试，特别是文法测试，所以我面临一个很大的将英文从死语言变为活语言的调适过程。我记得高三时候有一道语法题，精髓是连用5个that：He said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student used was wrong。这种类似训诂一样的训练路子有没有好处呢？也不能说没有；至于究竟有何实际用处，就很难讲了，至少我来美国这么些年，从未见过谁真会这样去写东西。诺顿教授多年前曾经在中国访问过一段时间，特别理解像我这样的初来乍到的留学生所遇到的语言和专业写作上的困难，每次见面总是和蔼地鼓励有加。她爽朗的笑声，总是让我感到几分宽慰。有一次，一位中国出身的研究美国史的学者来学校访问，诺顿教授还引荐我去见这位老师，可惜我当年的邮件后来为了清理邮箱内存都删除了，一时找不到这位老师的大名。

美国学界的历史学作品和中国学界的历史学作品，自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差异也十分明显。例如，在美国不论是一篇专业论文抑或一部专业著述，其最核心的议题可以归纳为一句话或两三句话，至多一小段话。这就是所谓的argument，或者说论点、主旨。换言之，作者写这篇文章、这部书的目的是要说明一个什么道理或者什么事情呢？这一种路数跟中国的历史学做法存在天壤之别，因为中国的史学和本土的文学、哲学等一样，并没有因为19世纪西学的引入而彻底摒弃以往的路子，并非像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那样是从泰西舶来的从头到脚都是西方规范的学科科目。因此中国史叙述中素来重视史实重建的传统，可谓一路通过二十四史而继承下来直到今日，也从而非常注重名物细节之考实和论证。清代考据学的普及以及成为传统，也给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的历史学的基本训练路数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像美国著述中的那种论点，在中国的作品中就会出现天女散花的局面，即一篇文章的观点或许十分清楚，但是一部书内就可以有数个甚至数十个论点，而且有的未必是提纲挈领的论点，而有的书甚至无所谓有论点，因为描述清楚事实本身或曰史实重建本身就是一种叙述理路和成绩。

大致来说，美国的做法侧重主旨框架之下的演绎，而中国的路子侧重史实考证基础上的归纳。两种路数并无所谓优劣，只是在彼此不同的社会中所形成的不同的传统而已。写一本美国学术作品的书评，本质上就是要衡量作者是否有效完成了主旨观点的论证，就像出具一份流水线上的产品的证明书一般。当然，换个角度，在美国写作博士论文，也是要遵循这一模式去完成，而不会像中国和日本的学界那样去大量侧重史实的考证，即在方法论上存在本质差异。中日等国的学术作品之所以难以用美式的书评进行评价，在我看来，大多数时候恰是研究路径的根本差异造成的。

2014年5月在校园一处桥上拍的一处山谷，远处的是一座白色吊桥，我2007年8月到2008年6月几乎天天通过那所吊桥来往于寓所和校园。

在709课上，我们写完书评，在规定期限之前交上去。上课时大家讨论，课后两位任课教授会把书评作业返还给我们，带着她们的具体评语和建议，这样下次的时候可以按照意见提高自己的书评质量。纵然自己读书时是一把辛酸泪，但书评倘若满纸荒唐言，是万万不行的。有时候涉及的是写作的技术性方面，例如我们写作的时候，喜欢人云亦云地用上一些修饰副词，像“to some degree/to a certain degree/to a large degree”（某种程度上/一定程度上/很大程度上）。但教授们就质问我们：“to WHAT degree?” 即究竟是哪种程度呢？我们就瞠目结舌了，意识到类似的修饰都是语焉不详之废言废语，或许为了谨慎起见，但用与不用，并无差别，于是不用。这正如在自己的书评中写上“I think”云云，是画蛇添足，当删。那时还有一个细致的要求，就是文内尽量不要用第一人称“I”怎么怎么样，需要说这本书如何如何，即要客观而非主观，我们都照办。如今风气又变，著作中使用第一人称的比比皆是，所谓昭显自我主体性者然。

每周上课讨论的环节，每人都要选一本书来做口头报告，也就是要把其中味解析出来让大家品尝。在我选书的时候，9本书中就剩下了一本没有人选，就是任课教授之一赫尔教授的一本德国史研究的书，即Absolute Destruction: Military Culture and the Practices of War in Imperial German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于是只好硬着头皮选了这一本书。我读完这本384页的考察德国军事极端主义发展史的书，写了书评，又阅读了其他专业杂志上发表的几篇书评。这些书评中有大肆表扬该书的，也有严厉批评之的，我都做了相关的节选。课堂报告时，我引用了褒贬两方面的说法，力图呈现一个相对中立的评论立场。在一名任课教授暨作者本人面前，当堂援引批评其著作的话，有些还是非常严厉的用词，实在会让人尴尬。赫尔教授坦然面对了我摘引的批评，也侃侃而谈地做了回应，而且她并未因此对我有所成见。毕竟，没有一个人的著述是完美的，每个书评人也有自己独特的行文风格，书评人指出来可以商榷的方面，书的作者可以进行学术辩护和讨论，最后双方和整个学界都会有所得。

在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两位任课教授给我的709课打了一个A的成绩，自然是鼓励大于实际，这我是知道的。但是她们的鼓励和肯定，对于我在接下来的读书的日子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幼儿园小朋友得到一朵小红花，可以让其对幼儿园的未来产生更多的美好感一样。709作为博士项目起始阶段的重点课程之一，让我获得了很多基本的专业训练，帮助我适应了美国学界的规则，同时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之前从未或很少检讨的研究路数和内容。

709的目的，正是让我们熟悉相关的历史研究路数，拓宽自身的研究视野，并通过以书评方式呈现出来的批评中，获得写作和发表的经验与教训，奠定博士阶段阅读和写作的良好基础。在这一训练的过程中，通过读书、写作、讨论，参与者在每个环节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收获，例如会明白自身研究的局限，以及研究中所可能借鉴的其他途径。这对于我这样来美求学的人，尤其受用。随着博士学业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事情都让我进入了一个重新认识既往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去，相关内容在下篇之写书记中再细谈。

709课的经历，到现在已足足过去16年了，两位教授和我的指导教授们也都早已退休多年，但诸般经历仍宛若昨日，要说是刻骨铭心，实不为过。这也是为何这么多年后我回忆起来，仍旧不会错过很多细节的原因之一。自从709以后，我在从读书到写作的很多方面，都会不断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避免昔日的这般那般的错误。在有了博士阶段初期的这般经历后，我在嗣后博士读书的日子里，也没有什么真觉得很难的事情了。

在我博士毕业前夕，有一天我在系里的电梯里碰到了诺顿教授，还没等我说话，她对着我高兴地大喊：“我刚刚写完了一本书！”我吃了一惊，赶紧表示祝贺。赫尔教授当时仍在研究德国军事史，她的做派在我看来也跟一名士兵一样有板有眼，凡事很讲究规矩。我记得第一次去她的办公室的时候，敲开门并进门后，出于国内时期的礼貌，顺手又关上了门，赫尔教授一见，赶紧起身，跑到门口把门打开，我这才明白过来我本来是应该敞开门才对的。经此一事，直到今天，我跟所有的学生见面，不论是否是异性，都是敞开着办公室的门的。前两年，我邀请一位在南卡罗来纳州任教的博士同班同学来敝校演讲。我问起赫尔教授，同学答曰听说她退休了，然后去种蘑菇了。我们彼此大笑一回。我想，她种蘑菇应该也是一把好手的。

二、捕蛇

美国大学中的历史学博士项目的训练，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入学到资格考试之前，这一阶段主要是完成学习任务、积累学分，这一阶段中只能称为“博士学生”（PhD student）。第二阶段是博士资格考试（qualifying exam），通常分为笔试和口试两大部分，主要目的是测试学生在相关具体领域内是否具有了一定的积累，并且达到了进入专门研究和论文写作的阶段。假若博士资格考试通过了，就成为了“博士候选人”（PhD candidate），而且会自动获得一张硕士毕业证书；假若没有通过，通常会转为硕士生毕业，领取一张硕士文凭，退出博士项目。第三阶段是以博士候选人的身份开始写论文，此时的博士候选人也被称为“ABD”，即all but dissertation或者all but defense的意思，也就是除了论文或论文答辩之外别的工作都完成了的人。第四阶段就是博士论文的完成和答辩，答辩通过的话就会获得博士学位。如果没法通过，会有别的政策。一个博士生在每一步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每一步上也都存在完不成的可能。

正如理工科的同学们整天要泡在实验室里一样，人文社科领域内的我们，终日里读书写作。大家都跟过河之泥菩萨一般，是认真求学的博士生群体的一种常态。我认识的几位人类学系的同学，都是十年左右方才毕业的，其中一位仁兄，用了整整十三年。这是个看上去漫长的岁月，个人对专业的热情也就十分重要，假如没有这种热情，而只是为了一纸博士文凭，那可能读书的日子不会太快乐，甚至会备感痛苦。人文学科的博士，跟商科、法学院以及理工科的博士，整个体验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取得博士学位的同时，可能首先在就业上立即陷入僧多粥少的境地，而幸运入职后，又要直接面临低薪水带来的生活上的挑战。这些方面，都是一个人文学科的博士生，需要提前预见到的人生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假若缺少专业热情或者对此种前途感到畏惧，莫如及早改弦更张。

只有热情，也是读不出来博士的，还要学会一套看家本领，这个本领的养成也不容易。有唐柳宗元写过一篇《捕蛇者说》，提到永州之野产有黑质白章之异蛇，“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 言之貌若甚戚者。” 我在此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在美国资源较好的大学内的人文社科类博士项目内攻读博士学位，其挑战不亚于捕永州之蛇：得之，九死一生，或可得益；被啮，九仞之山而功亏一篑，无颜江东父老甚或客死他乡。

凡是在这类大学和相关专业有过留学经历的人，都知道我这样说并不是在耸人听闻，“言之貌若甚戚者”大有人在。上文提到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被淘汰的可能性，便是一种现实写照。我们中国因为近代史上的诸多苦难，导致了在20世纪中很多人对欧美博士学位的推崇，而受中国自身学科建设等因素的影响，不少学生也倾向于到海外继续其专业研究。至少在我出国读书的时候，大家还是普遍地看到欧美博士帽的利好，却鲜有提及这其中的艰难困苦。负笈美洲，确如捕永州之蛇，一着不慎而满盘皆输者并不罕见。本文篇名为“为觚者谈”，恰是从《捕蛇者说》来的。这篇散文内的另一句话说：“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 对这种生活突然之间进入一种鸡飞狗跳的局面，相信和我一样的博士生，谁都不陌生。

桓魋派人去孔夫子讲学的地方砍树，只是要撵走他们，并非真要害死他们，而永州之蛇就没有那么容易对付了。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内，博士项目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之实践所，被中途淘汰是每一个人都可能面临的命运，其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中外通行的绩优主义，即meritocracy。我在绮色佳的第一个学期，碰到过一位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到我们的小公寓内借宿，他本来是博士项目的学生，但因为做其他事情耽误了本职研究，导致了中期的博士资格考试没有通过。他的导师同意给他第二次机会，但是又说不认为他会通过，因此这位同学被迫转至硕士项目中，最后拿着一张硕士文凭黯然离开。我听他讲自己经历的时候，正值绮色佳的晚秋时节，屋外枯叶随风飘舞，平添若干凄凉。也正是这位老哥，在抱怨绮色佳之与世隔绝的时候告诉我说，他曾经和朋友们驱车半个多小时，跑去某地观看大篷车演出（演出内容大多属于少儿不宜）。他们的那种奔放的热情，不免让当时整日作业都做不完的我哭笑不得：造化弄人，实不一而足也。

和我同期入学的，有一位来自东亚地区的博士生，课余时间偶尔彼此短暂交流。但到了第二年的时候，我很少见到这位博士生。后来听说在我们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论文中，这位博士生引用了某个学术作品中的话而未按照规则注明出处，待第二个学期结束之后，他就被退出了博士生项目。我自然深深地替这位博士生感到惋惜，又因同出地球之一端，有种兔死狐悲之感。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也见过这位博士生的刚刚搬到美国来与其团聚的家人，所以整个故事牵动的，又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家人的命运。毕业多年了，每每念及这位并不熟识的同学，总不免有伤感袭来。此等事情，在个人方面，恐怕也惟有引以为戒而已。

如今，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学生群体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变得更加多元。有的人在申请博士项目的时候，就谈到自己具有创伤后遗症等等问题，因此教员们都非常小心，以学生身心安全为第一要义，以前那种严苛的要求，不免日益减少。学校和教员们对待本科生，现在也是如此的趋势。我还记得2010年春季学期，连续有三名本科学生从同一座桥上跳下了峡谷，一时举校惊惶。学校一夜之间在桥的两边架上了栏杆和铁网，后来觉得像监狱，又将之撤掉，代之以在桥的两边各撑起一张大网，据说理念是给试图轻生之人以第二次考虑的机会。谣言说其中一个学生轻生，乃是因为一门功课得了B的成绩，当然也无法核实。当时我正在做一门课的助教，那个学期的期末我和任课教授一起，给了所有学生A类的成绩（恰好这些学生的实际表现也不错）。

2014年5月人类学系的同学老霍站在桥边眺望远处，桥的两边都是十几米深的峡谷。

当年我每次从寓所到系里的助教研究室，都要经过学生们出事的那座桥。通过的时候，我每次也都会看到形形色色的年轻学生们来来往往。2010年春学生们出事以后，我每次经过总要多少考虑一下人生的意义。那一年的夏天，我从绮色佳直接飞到了首尔，在延世大学做访问研究一年。看着延世所在的新村一带熙熙攘攘的年轻学生，有些恍若隔世。在这如花的年龄中，还是迎风飞舞吧。人生遇到困难很多，总是需要有信心和热情才好，否则我们的博士恐怕也是读不出来的。

我曾经是一个天然信奉丛林法则和绩优主义的人。从小到大的求学经历之事实上的残酷，也使我对这些原则深信无疑，就像捕蛇者只有捕住蛇才能活下去一样。很多人天然倾向于将像我这样的通过考试制度完成了社会阶层变动的现象，视为一种成功，可是这背后又有多少人，是在这个制度中不断地受到一次又一次的伤害的呢？2014年工作以后，我在教学中逐步淡化了考试分数和论文成绩的硬性指标，而且使它们更为宽松灵活。

我教过的不少美国学生，是自己大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毕业时七大姑八大姨都来参加典礼，庆祝本家破天荒地出了一个秀才。这些学生中的很多人，在中学时并没有受到特别优秀的学术训练，上大学后又因身背巨额教育贷款，不得不每周花费大量时间去打工赚学费、生活费，还要紧张地应对各门功课的最后期限。比起中国的同龄大学生，实在不知道要辛苦多少倍。最近几年，我更多地考虑学生们的这些方面的因素，逐步改变了之前对绩优主义的盲目追随。这样的话，学生们也不会受到太多的刺激，甚至伤害；我也不会成为《捕蛇者说》中的进村之“悍吏”。

三、其中味

现在回顾自己当年赴美读书，抵达没有几日就进入了紧张的学期之中。在美国的环境里打一个比方，就像在二战盟军诺曼底登陆时，从飞机上一下子撒到半岛的一个训练了没几天的伞兵一样，四周枪声大作，子弹在耳边呼啸而过，前途一切都是未知，唯一的目标是自己先要活下去再说。读书写作加汇报发表，就跟野战一般，需要准备充分，跃出战壕，冲锋杀敌。这是往积极的角度上比喻的，因为反过来，一跃而起冲到面前攻击我的，可能就是各路课业了。

康奈尔校园内有一座钟塔，位于山坡最高点，就在总图书馆对面，可以远眺美丽的山谷和五指湖之一的喀裕嘉湖。每日到一定时间，会有人在楼顶利用钟琴，演奏一两段诸如卡农那样的曲子。心情好的时候，会听着十分愉快，像卡农就让我经常忆起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的心头总是会出现海明威的小说标题：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压力之下，难免如此。我有一段时间压力极大，也就把坏心情转嫁到了钟塔上，责备它天天没完没了地响。塔下的图书馆我常常去，却到毕业离开也从来没想着要登上塔去看看。康奈尔的亚洲图书馆收藏着很多有关中国和东亚历史的资料，我到毕业也没有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读完，倒是照了很多照片，有的直到今天仍旧在教学和研究中频繁使用。幸运的是，我毕业的时候，各大图书馆的馆际互借系统都已经非常成熟了，现在我经常借到来自康大亚洲图书馆的书，感觉还是很亲切，也常常想起图书馆对面的钟塔。我想，它现在一定也还是日复一日地响吧。

像我这样突然来美国读博士项目的人，学习、生活上的各种压力层出不穷，生活是难以谈得上五彩缤纷的，可以用贫乏来形容。我记得2009年电影《阿凡达》（AVATAR）第一部上映的时候，我跟我的一位室友曾兄，跑去镇上唯一上点儿档次的Regal电影院，前后观摩了三次。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个车轮上的国家，在绮色佳这种地方，出行尤其依靠车辆，但像我们这样的研究生，财力有限，只能购买二手甚至三四手的车，通常价格都在5000元以下，车辆里程却一般都在10万英里（16万公里）以上。我一位同学购买了一辆旧车，里程已有20万英里（约32.2万公里），他却依然欢快地开着。现在看去，当年的我们真的就是抱着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乐观精神在生活，这种精神通俗来说，叫做玩命。

我们的生活半径局限于小镇，研究生之间彼此鼓励前行，是在乡野生活中难得的人生经历。只有寒暑假，我们才有宽裕的时间，坐着大巴车或者搭车去纽约城，到大都会博物馆等地方参观一番。住在乡下时间久了，进城后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鳞次栉比的高楼、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的车辆，都让人感到不那么舒服，我称之为“乡下人进城综合症”。遥想百年前，胡适之等人在绮色佳留学，更是缺乏生活的色彩了，所以本来学习农业的他，后来跑去纽约的哥伦毕业大学读哲学，或者也是寻找一个靠近都市生活的机会的缘故吧。

2013年12月我和新加坡同学谢兄一起在助教办公室的黑板上的涂鸦“高贵的野蛮人”，彼此哈哈大笑了几分钟，是紧张生活中的欢乐时刻。

在我们读博士的那个时代，花天酒地之中国留学生是极少的，研究生大部分都是仰仗奖学金存活，所以大家读书做事不敢懈怠，为觚是觚。这一点跟今日的在美很多年轻中国留学生的优越生态，有着天壤之别。几年前我教过的一名中国学生告诉我，其一名朋友花了8000多美元升级了车辆轮胎，而换在我们当年，这差不多是大半年到一年的生活费。我们当时去镇上的超市，发现一大盘鸡大腿只需要四五元钱，于是过上了天天吃鸡腿的美好生活。毕竟，鸡肉在我们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中，一直是让人垂涎的美味之一。子路遇到荷蓧丈人，后者“杀鸡为黍而食之”，我们的条件是远好过子路了。我的一位室友，还发明了将鸡腿放在盘子里，淋上酱油，然后直接用微波炉快速加热的方法。这本来是他不懂烹饪的结果，但时间紧张的我们，也竞相模仿起来，吃起了七八成熟的鸡腿肉。这样大吃大喝的结果，每个人的体重迅速飙升。有传言说，美国超市里的鸡腿是穷人食品，但我们心态坦然，毕竟原本就穷，又何必讳饰？后来，大家还是都吃伤了，我至今也很少再买那种鸡腿来吃。

博士一年级结束后的夏天，我因为要为内子办来美签证，需要出示银行存款超过一定数额，我就想麻烦我一位同样在美国读博士的师兄帮忙。我师兄连自己的银行账户的照片都发给我了，我一看，存款只有500多元，比我还像孔乙己，不免心下一阵尴尬，总不能让我那在大西北的师兄真去喝西北风呀。有一次，我的一位人类学系的德国来的女博士生同学，骑车受伤倒地，经过的人要替她喊救护车，该同学连忙阻止，自己打了一个出租车前往镇上的诊所包扎，全是因为担心自己付不起救护车出车前来的一干费用。她分享她的这则滑稽而悲惨的故事的时候，我作为听众之一，跟身边同是听众的几个博士生面面相觑，只能一起狠狠地抨击美国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医疗模式。

在诺大的社会生活中，远离故土的我们，乃是一群游走在贫穷边界线的非常脆弱的人，只有最后完成了既定目标，获得博士学位并找到适当工作时，才会视过往的一切为自然、必然，也会坦然，会有说有笑，甘之如饴；反之，一切可能会成为梦幻泡影，会成为人生中不堪回首的痛楚。当然，留学生中身家富裕而锦衣玉食者不乏其人，只是我和我周围的大部分同学们不属于这一类。在学术层面，我深深地知道所谓的历史进步主义，是值得深切反思的，人类历史并不是一直朝着所谓进步迈进的；而在现实中，当年的我是不得不坚信这种主义，包括奋斗就会有成绩这种简单的逻辑。一个人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是在自身面对的现实世界中，就是卒子过河，只有一心向前，没有退路，也即没有别的选择。和我一样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人。

我们中国留学生虽然日子过的紧巴，但因中国大学几乎都是国立的，而且拥有父母愿意砸锅卖铁让孩子去读书的社会传统，所以基本上所有人都是没有偿还教育贷款的压力的。美国的大部分同学，则有继续偿还本科期间读书时候所贷的款项，这直到今天仍旧是美国政治和教育界中的大事或曰顽疾之一，因此日子过的清苦的美国博士生也是不胜枚举。同是博士丐帮人，相逢一笑叮当响。我博士毕业时，同期毕业的大部分美国本土同学，并没有找到正式教职，我后来也不清楚他们都去做什么去了。

2014年1月我所在的助教办公室的门上的贴子，上面列的是包括我在内的使用该房间的3名助教。第一行列的是日本来的崔兄，当时刚刚毕业离校，我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了“Emeritus”（退休的意思；一般只用于形容荣誉退休教授）。我也很快毕业了，另一位芝加哥来的同学在我的名字后，加上了同样的修饰语。我们就以这种幽默的方式，渐次告别。

读博士期间，我又申请韩国和日本的奖学金，分别在首尔和东京待了一年。蒙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白永瑞教授，东京大学总合文化研究科的川岛真教授，以及东洋文化研究所的高见泽磨教授的不吝提携和指点，博士论文题目的进一步研究和写作都得以顺利展开。在首尔的时候，我附设的机构是位于新村的延世大学的国学研究院，但为了去首尔大学的学校图书馆和奎章阁图书馆（奎章阁是朝鲜王朝时期的皇家藏书地，保留有不少的原始档案资料）查阅资料的便利，我特意选择住在了靠近首尔大学的落星垈区的一个公寓房内。这里暂且不谈学术上的事，只说一下现实生活中的状态。

每天早上，我乘坐地铁半个多小时到新村站下车，然后一路步行上坡，一直爬到国学院的研究室。很多时候我抵达研究院的时候，天刚亮起来，没有多少人在工作。有一年冬天，我一大早走在校园的人行道上，雪簌簌落下，周围寂静的很，我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偶尔看到两侧楼内的橙色灯光，显得那么的温暖柔和。这种场景，让我一瞬间回到了在绮色佳的很多个类似的日子。从研究室回家的时候，经常是晚上七八多钟，从人山人海的地铁出来后，穿过一处处人声鼎沸的小饭馆，回到自己的寓所，外面的街道上则照样热闹到凌晨三四点钟。有时候，我会购买一位在地铁口出摊的中年阿朱妈（韩语中对阿姨的称呼）做的血肠之类，只要2000韩元左右，她每次都多给我一些，然后给我一个大大的慈祥的笑，大约属于优待外国流浪者。我衷心地希望她一生平安。

2011年1月24日清晨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楼前一瞥

在东京的时候，我基本上也是每天从地铁驹込站周围的寓所，步行前往位于本乡的研究室，照样按照披星戴月的节奏行进，而我认识的几位去那里访问的年轻学者，无一不是这样的。除了学术上的极大的压力外，这也是独自一人游学在外的现实压力造成的，这一点与自己周围有多少朋友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勤奋，实是孤独的一个代名词。在东京的交通高峰，甚至能让人感受到个体是应该如何默默地沿着约定俗成的秩序前进，每个人看上去都好像是不应该打扰这个社会的一丝一毫，而那种秩序感，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孤独的代名词。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有一个从未正式出场过的武功高手，叫做独孤求败，这个名字起的真是玄妙无比，大约功力练到了他那种高深莫测的地步，也就成了孤家寡人，欲交手求败而不得。好在我们也达不到独孤求败的程度，只是碌碌求胜而已。

很多人向往早日进入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但真正到了自己的实地并下沉下去时，更多的并不是五光十色或异域风情，而是日复一日的独行。在历史领域内的专业课题之内下沉以后，很多时候都会发现自己是一名独行者，犹如进入一片密不见光的森林里去摘一个自己认为存在的蘑菇一样，越往里走，越是孤独，诚可谓为觚者孤也。等摘完这个蘑菇走出林外呈现给大家看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懂得这个蘑菇是怎么摘到的，以及这个蘑菇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谁解其中味”，即指此而言。记得在东京时，有一天我醒来特别早，还觉得嘴唇有点儿疼痛感，没有想很多，吃了几口早饭，就步行到研究室去了。到了下午才发现原来早晨有一场地震，我其实是睡梦中被生生地震醒了，嘴巴大约也是碰到了墙壁所致，本来还以为是自己的勤奋呢，不禁哑然失笑。

连续在韩日做研究的那两年内，偶尔的消遣，不过是乘坐地铁系统去首尔周围的仁川、水原，或者东京附近的横滨、箱根、日光等地方，转上一转。即便那样，一年里也不过两三次的光景。能把繁华的首尔和东京过成乡野绮色佳的人，大约也只有像我这样的博士生过客了吧。春日里，首尔新村街边的、东京上野公园和浅草寺等地方的樱花，都很漂亮，待它们次年再开的时候，我也都已经走了。

为觚者谈 (下篇)：写书记

上篇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博士读书时候的部分情形。因主要回忆了一些挑战，未描述美好时光，给一些读者造成了读历史学的博士几乎暗无天日的印象。我必须要澄清，苦读是读书生活的一种，而读书也不过是复杂多态生活中的一面，都并非是全部。即便在被我们戏称是穷乡僻壤之绮色佳，辛苦读书的诸位，也有不少泛舟湖上品味山水、欢乐聚会载歌载舞的美好时刻。只是博士生压力较大，不得不经常想着学术上的事，因为那也是多少决定了自己日后社会生活会如何的一个重要方面。为觚者大多时候是孤独的，但写就博士论文，乃是自己破茧而出的必由之路。下面我就简单回顾一下自己从写作博士论文，到将其出版为第一部专著的经历，权作个人经验的交流。

一、要用20年

我的第一本英文专著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于2018年12月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它是我在201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Recasting the Chinese Empire: Qing China and Chosŏn Korea, 1610s–1910s”，简单来说，是通过清代中朝关系的角度，来观察清代中国的变迁。从博士论文到修改书稿，花费了大约三年多的时间，重写了博士论文中的很多部分，有的是增加的新内容，有的地方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抽象化叙述。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封面，取材于清代阿克敦的《奉使图》，原画现藏于北京中国民族图书馆。

我研究清代中朝关系这一题目，是相对很传统的政治外交史的方向，既不时髦，亦无捷径，可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位于史学研究中坐冷板凳的一侧。这个题目最早是我在北大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入学后，我的指导教授茅海建老师建议的。他有一个研究清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的宏观计划，希望学生们可以化整为零地去分散研究，这一宏观计划的时间跨度很长，对个人要求也有所不同，我便充当了这一计划的先遣军。我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茅师说至少要准备用大约20年左右的时间，去熟悉并产生初步的成果。我当时只是一名三年就要毕业的硕士生（当年博士也不过是四五年即毕业），心中认为这个时间跨度实在是天方夜谭，20年之后好汉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不了解情况就要去摸清楚。而摸情况的具体步骤，就包括跟着茅师和研究清代海关的任智勇师兄以及研究清代司法的胡祥雨师兄等人一起，去那时候尚在故宫西华门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查阅和抄录清代档案（如今一档馆已经搬到了全新建设的祈年大街9号的新馆）。那时候档案可以调出原本，能看到原始模样，包括朝鲜国王的表文、带有朱批的奏折等等。最初，我连很多奏折上的草体字都不认得，就不断起身向茅师询问，他也不耐其烦地告诉我这个字是什么、那个字是什么，慢慢也就学会了不少东西。当时北大研究生新生都住在刚刚设立的万柳住宿中心，我就经常和同住在这一学区的任师兄一起，一大早骑着自行车，从万柳宿舍出发，横穿半个北京城，骑到西华门。档案馆开门后我们就进去，中午吃盒饭，下午直到闭馆，再骑车回去万柳。当时北京没有那么多地铁线，我们就日复一日地骑车往返，每天都抄录大量的奏折等文件，也不觉得累。这段时间是奠定了我日后史学研究基本路数的重要时期，对档案资料的利用，从观念到实践，也都是此一期间形成的。也正是这一期间，在一帧一帧地阅读和抄录名字为“光绪朝军机处录副奏折·中朝关系”的胶卷等等过程中，我才真正意识到了什么叫做史料的“浩如烟海”，也明白了茅师的20年说法的缘故。

我当时计划中侧重的主要时期是晚清，但是在档案馆看了军机处汉文录副奏折、礼科史书等大批资料之后，发现清代中朝关系的演变，并不以通常我们划分近代中国史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为界限。大量的朝鲜国王呈给清帝的表文、礼部的题本、官员的奏折等等都表明，从光绪年间上溯到道光年间，再上溯到乾隆和康熙年间，甚至顺治年间，很多方面没有本质的变化。例如，我们都知道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的第51款曾经规定从今往后中国方面不许称英国人为“夷”，于是战后中国以“洋”字代替“夷”字兴了起来。后来有不少学者从这个角度出发，联系到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等前事，加以阐发，自是有道理。但是，就中朝关系而言，朝鲜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在双边政治话语中，并未改变其“夷”的地位，而清朝也没有改变其“华”的认同。这种本着华夷观念的政治话语，一直延续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中朝正式终结宗藩关系为止。相同的还有清代与越南、琉球的关系，都是到了最后被法国和日本逼迫无法以后，才最后终结了的。倘若没有这些外因，中国的这套对外宗藩体系或许会沿袭更长的一段时间也未可知。从这些方面出发，又要回到中国和周围几个国家共同接受的儒家伦理情景中去做通盘的考量，很多术语需要追溯到四书五经之内，方能有一个较成体系的理解。

在我硕士要毕业的那一年，我在历史系牛大勇教授、宋成有教授和王元周教授的介绍和支持下，申请了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一个奖学金，前往汉城学习韩国语。那时候，财团将我们国际留学生都分配在延世大学语学堂学习，日程非常紧张，老师们要求也都很严格。朝鲜王朝的官方语言是汉文，尽管朝鲜有一些自身的朝鲜汉字及文法，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去阅读朝鲜时代的官方文书是很容易的，然而为了能够与当代韩国学界的同仁互动，学习韩国语还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以韩国本土文字偐文以及吏读文体书写的文书也很多）。在韩学习期间，除了延世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诸多史料外，我经常前往首尔大学的奎章阁图书馆查阅、抄录和复印清韩关系资料，奎章阁所藏的历史资料也照样浩如烟海。也就是在我访问的那一年中，韩国政府将该国首都的汉字名字从“汉城”改为“首尔”，长远来看是该国自19世纪末以来去中国化努力的一部分，而之所以要去中国化，恰恰与我在研究的中朝两国之间历史上的宗藩关系密切相关。如何看待历史上的中朝关系，也一直是韩国学界关心的话题。

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探讨了1880年代初期朝美两国是如何通过中国居间，完成立约建交的过程。这是我在韩期间诸多研究小课题中的一个。我当时没有计划到美国读博士学位。从延世回到北大后，我考取了次年的历史系博士生，继续推进相关研究。不巧的是，正在那几年，第一历史档案馆再次封闭了有关清代外交的资料，我当时信心满满地预备用五六年时间读完军机处录副奏折和礼科史书等相关部分，彻底厘清一些学界感到纷纭的问题，然而一时竟无法实现。我曾期望档案馆的上级主管单位会再次放开这些资料供学界研究，可惜当时发生了一些边疆历史议题的争议，使形势越来越跟我希望的相反：举凡外交、民族、宗教、边疆等不少资料，都渐次遭到再次封存。很多地方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也逐渐以各种方式一体封存。档案馆负有保密的职能，很多历史议题与今天息息相关，需要十分谨慎，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一封全封的一刀切的做法，恐怕也值得商榷。时势如此，当年的我也不愿更换研究题目，遂决定出国去继续这个研究。

这其实也是让我感到痛心的一件事。像清代中朝之间的资料，虽说很多是中国的档案馆中独有的，但是大部分相关的内容，都可以从同期朝鲜王朝的资料中，或者朝鲜赴华使臣的燕行记录中，找到大量对应的记载，对于理解事件本身并没有本质影响。就近代中朝外交方面，有大量的日文、英文、法文、俄文等资料，清代本国记录只是其中的一面，缺少了这些方面，并不影响无法使用中文进行研究的学者对相关事件的判断和理解。而且，真正关键的外交谈判，中国之谈判对手都有中方发的照会等资料，而对方的不少资料，中方却没有保存下来；或者有保存下来的，也因为语言理解和世界知识体系的差异等等，暴露了当时中方的严重误读，而这些误读对外交谈判造成的一系列后果，若不让学者研读当时的档案资料和进行研究，是难以发现和警醒后人的。政治外交史的研究对于国史之现实意义，这便是一处地方。

另一方面，大量的中朝交往的资料，在首尔等地方都是面向全世界学者开放的。晚清部分有很多已经在台湾地区出版过，也都是全部开放的。我之所以能够出国继续这个课题的研究，原因正在此处。学者都是一个个的人，也都有所属国家和国籍，于是现实中就存在另一个现象，即美、欧、日、韩等地方的学者进出中国大陆都相对容易，去其他国家查阅资料也很方便，然而中国大陆的学者出趟国去查阅资料，却要克服重重的困难（直到今天仍旧如此）。于是，重新封闭清代相关档案的结果，只是造成中国大陆自身学者无法及时查找资料去研究相关案例，等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界抛出若干中国不愿接受的观点和论述的时候，只能陷入学术上的被动境地，而后连续被动。在这一点上，自然也不止是清代中朝关系上为然，且在今后的日子里恐怕也会频繁出现。那种认为不让学者接触相关的历史档案就会万事大吉的想法，是需要档案主管单位认真加以反思的。

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馆藏

1882年壬午兵变时朝方保留的“清国问答”档案之一页

二、自我反思

在美攻读博士期间，我本来计划继续探讨晚清时期国际关系的变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角度横向和纵向的扩大，我发现要完成晚清部分变化的说明，还是要回到清代中期和前期。我的博士指导教授陈兼老师，也建议我不要急于早日进入博士论文的写作，还是先多阅读和多考虑，这样会有新的想法。在写作通盘计划方面，我完全听从了陈师的意见。陈师虽然主要从事20世纪冷战史的研究，但是对清史研究也是颇有心得，而且他在研究和教学中也特别重视明清以来中国的长时段演变，及其背后跨地区的和世界性的因素。有意思的是，我的指导委员会上的高家龙教授（Prof. Cochran）和高诗满教授（Prof. Koschmann），都非常重视扎实的历史研究，重视对资料的解读，不事花哨的理论和空谈，这对我的研究本身影响也很大。

很多议题在与几位指导教授的讨论中，从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这一阶段的重新认知，对我博士论文的走向发生了至为关键的影响。在国内的时候，清史根据1840年为断限一分为二，前者划归古代史领域，后者划归近现代史领域。我在北大硕士分组是中国近现代史，因此没有接触多少鸦片战争之前的内容，现在消融掉这一断代界限，合二为一进行观察，也就有了很多新的思考。因为之前我在档案馆已经接触过很多清代初期、中期的文书，也留有很多笔记，所以整合起来也比较顺利。

这一期间的一些新的思考，来自所谓的“新清史”的几部代表作品。这些作品从清代的满洲视角进行观察，跟既往我所接触到的中国著述存在很明显的差异。例如，我之前很少考虑清代在康雍乾时期的领土和人口大量增加的事，及其对现代中国造成的诸多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也很少去从民族的差异和融合的角度进行观察。所以阅读这些作品，虽然我并非处处都同意书中的有关“中国”、“中国人”、“大清国”等等的看法（有时候甚至完全不同意，因为中国多少朝代以来都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间的冲突和融合的前例很多，不独清朝如此），但这些作品对于从不同维度去增进有关清代中国及其国家治理的若干思考，则是大有裨益的，也促使我不断比较清代中国在东北边疆和西北边疆的不同治理方式及其影响。

当时，和我同住在一个公寓的是一位来自密歇根州北部奥齐布威部落的人类学系的印第安博士米神兄。他研究如何保存本部落的语言文字，计划相当庞大。我们围绕民族、语言、国家、主权、边界、宗教、风俗等等内容，做了很多谈话，也涉及很多历史学和人类学领域内相关的理论和方法，例如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这类作品等等。米神兄从他的印第安的视角，给了我若干很大的启发。记得有一次，我从冷酷无情的学术角度上说，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民族后来都消失不见或者融合进主流族群中去了，印第安民族日后会不会也这样？米神兄答，要不是看在我是中国人的面子上，早就把我揍得鼻青脸肿了。我说，这个我信。他曾是密歇根州警校从一百多人中层层选拔出来的SWAT（即特种武器和战术队）的精英队员，有一回在逼仄的房间过道里拿着手电筒给我展示了几步室内突击操作，让我叹为观止。从警几年后，这位武功盖世的仁兄毅然弃戎从文，投身到了保存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中去。他也一定要在屋后认真栽种几株烟草，从幼苗到灭虫到收获到吸食，每一步都是小心谨慎。我也是从他这里看到了烟草对本土居民的重要文化意义，是他们群体认同的一部分。他的这种强烈的民族认同，让我想到了很多我只能从文字上感知的有关中国的故事。

在这种环境下，我对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考虑，逐渐上溯到了明末清初以及女真人（满洲人）与蒙古人、朝鲜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变化，进而上溯到明朝与朝鲜的关系以及元代与高丽王朝的关系（高丽王朝是朝鲜王朝之前的王朝，与蒙古政权在1259年正式建立了宗藩关系）。我对中国王朝与朝鲜半岛的王朝之间的宗藩关系的考察，也就往前追溯到了元丽时期，兼及宋金辽时期的演变。这些方面都是我之前不曾考虑的事情，也与我硕士时期和博士初期的考虑对象和范围，都有了天壤之别。

也就是在这些基础上，我日后在将博士论文修订为书稿的时候，开始采用Manchu-Korean relations即满鲜关系的用语，而不是Chinese-Korean relations即中朝关系，盖因“Chinese”一词（在此只作为“中国人”、“中国的”之对译英文）的内涵，在明清交际时期到19世纪为止经历了较明显的融合，而满洲政权入关之前就已经同朝鲜建立了宗藩关系，所以使用“中朝关系”又不太容易清楚指代满洲入关前的双边交往，容易跟明鲜关系发生混淆。“满鲜关系”一词在中文世界中容易让人联想到20世纪日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使用“满朝关系”又显得不伦不类，好在这是可以辨别清楚的地方，而且英文中尚且不必如此多虑。

也是在同一个时期，因为读书和写作中视角的变化，促使我不断地从之前忽略的长城以北、以西的民族的角度，来观察清代以来中国的变迁。欧美学界通常将从朝鲜半岛到蒙古高原再到青藏高原这一带，笼统称作内亚，即Inner Asia，这是在中国学界不太受欢迎的一个词汇和考察路数。对不少国家的学界而言，这都是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的讨论的议题，然而到我接触到相关学术史的时候，还是觉得可以与我之前学到的观点相互启发。从内亚的视角观察中国明清以降的变迁，与从中原地区所观察到的，也会有很多不同。我想我在这方面的经历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跟我一样的人，恐怕也很多。

乾隆中后期朝鲜人绘制的《盛京舆地全图》

中国由明入清，在地缘政治和民族融合方面，发生了不少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都是我们学习清史时候熟知的，但大家在研究中、教学中真正加以考虑和包括的，却并不多。就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现行局面而言，绝大多数的大学和研究所，都位于传统的所谓中原地区，从教员到学生，在民族身份、教育环境、家庭伦理、文化氛围等方面，都是高度同质化的，由此形成了高度同质化的思维和研究逻辑，乃至于对中国自身的多元性，理解和表述上都存在不足。换到当前语境里来说，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论述中，不少人往往习惯性地侧重一体，而忽略了考虑多元，所以多思考一下后者，也是很有益的。

过去一些年中，中国学界不少人受到了美国学界清史研究的刺激，反应不一。我想说的是，学术角度上的赞成和批评都是正常的。中国学界有自己清史研究的优良传统，自不需处处拜他人为师，而且清史研究之对于中国学界而言，乃是国史研究之一部，而对于欧美学界则大不然。我们的清代中国史的研究，对标的应该是美国学界的国史研究中的那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探索精神和精细程度，而不应眼睛只盯着美国学界中的中国学或汉学的研究。美国汉学作品的针对性读者人群，也首先不是中国学界的同仁。这是素来讲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中国学人，应该看清楚的地方之一。盲目跟随或盲目批判，都要不得。

反过来说，像我这样的在美国学界工作的中国出身的学者，也总有人说我们的东西太中国了，不过这不也正是我们的角色和价值之一吗？如果一切都要很美国、很西方，还要我辈做什么呢？我们是夹在中西之间的第三类人，对双方了解都比较多，这也注定了我们成为双方都易于批评的对象，但我们有这一群体的中西合璧的特征，而这又决定了我们很难彻底倒向其中一方。我读博士期间，在读书与写作等方面，都是在中西模式之间来回冲撞，要说头破血流也不为过。这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毕竟我们取长补短，抛弃自己的孤陋和浅见，又有近水楼台之便。很多人在这一点上，一定有和我相同的经历。要做到悉数当地化，恐难办到，因为在我看来，对中国本土历史学科班出身的治中国史的学者而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的话的国史研究的原则，是内心中永远难以超越的边界。如果放弃了研究本国国史的态度和路子，去悉数模仿泰西同行们的治中国史或亚洲史的路数，恐怕也未必是件好事罢。

三、大清固伦

清代中国的行政系统，除了使用汉文之外，也通行满文，又叫清文，除此之外还有蒙文、藏文和察合台文，而朝廷的档案中留存最多的是满汉两种语言的资料。满文也是当时的国语，自来与满洲统治阶层的认同密切相关，不少驻防八旗直到清末仍在以满文记载资料。在读美国学界清史的作品时，因为不少作者都是懂得满文的，所以在相关的名词后面，除了汉文的汉语拼音拼写外，经常列有满文的穆麟德罗马化拼法（穆麟德即晚清时德国驻华外交官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1847–1901]，他的满文罗马字转写系统在学界广为流行），有时候只有满文拼法。例如，几乎每一部书中都会提到皇太极1636年夏将大金国改为大清国，即满文的daicing gurun，那么我在看到这些满文拼写后，因为不懂得，于是便产生了一种天然的紧张：这个daicing gurun到底是什么呢？跟“清”、“大清国”、“清朝”是什么关系呢？清代时候也很讲究各民族的团结，诸如满汉二体牌匾、满蒙汉藏四体碑文、满蒙汉藏回五体文鉴等等，都是有的，而我其实只是认识汉文一种而已。作为一名中国出身的人，我感到非常尴尬，此种缺陷，自不待他人言也。

我所在的康奈尔大学历史学系和亚洲研究系内，并没有教授满洲语的专家，直到2010年我再度去韩国进行博士期间的研究访问时，经首尔大学丘凡真先生热心指点，报了一个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开办的满洲语学习班，跟着李勳先生学习满洲语。那是一个半自习性质的夜班，来上的人中有我这样的留学生，也有韩国的学生，还有韩国本地的年轻记者等等，都是对满语有兴趣的人。大家动机也是五花八门，我记得一位中国东北地区的女生对我说，她来学习满文，就是想看看日本帝国主义是如何在学术上侵略中国满蒙地区的。我对她的勇气很感到敬佩，甚至为自己的实用主义动机感到有些羞愧。李勳老师是满洲语专家，当时正在编纂韩国语满语大辞典，面向校内外开办此班就跟做学术公益一般。因为人少，课程也少，每次都是李先生讲解基本的要素后，我们再回去自己温习和学习。

那段时间，除了李老师发的韩国语学习资料和推荐的羽田亨的《满和词典》，我还打印了好多本汉文的满文教材，包括清朝时期流行的一些满洲话印本，甚至朝鲜王朝时期司译院用来训练清语通事（即翻译）的《老乞大》教本，等等。在从首尔大学附近的住所乘着公交车来往延世大学研究室的路上，或者坐地铁来回，我都捧着这些教材学习，算是初步懂得了满语的ABC，也明白了这一来自于蒙古语的阿尔泰语言，跟同为黏着语的韩国语和日本语之间的关系。

当时大约多少也是受到了国外清史学界动态的刺激，中国国内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纷纷举办有满文学习班，一时蔚然成风，大量的学习教材充斥网络，方便初学者使用。学习了一些知识后，再回头去看daicing gurun，即“大清固伦”，也就是明白了这就是“大清国”的意思，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正如汉文写为“美利坚合众国”，英文写为“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一样的逻辑。前几年李勳老师邮寄给了我一本他2017年在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出版的1038页的皇皇巨著《满韩辞典》（manju solho gisun kamcibuha buleku bithe），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却也为自己的不长进甚感羞愧。

满汉合璧的大清受命之宝，满文系abkai hesei aliha daicing gurun-i boobai，系乾隆十一年（1748年）钦定交泰殿二十五宝之一。

简单来说，满文属于一种白话文，是从蒙古语的基础上改进而来，最早是努尔哈赤安排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人进行的创制。到了皇太极时期，为了与蒙古语相区分，又加上了圈和点。满文遂得改进，与蒙语有了明显区别，一直到现在没有本质的变化。满文草创之初，大量的词汇都是有关游牧生活的，这与动辄追溯到三代秦汉典故的可以表达强烈政治意义的汉文，存在本质差别。例如汉文的赋，满文是无法一一对应表达的。

我曾经专门考察过1639年朝鲜国奉大清国皇帝皇太极之命，在汉城汉江南岸朝鲜仁祖国王1637年向皇太极投降的三田渡受降坛附近树立的一块石碑，叫做《大清皇帝功德碑》。碑的正面是满文、蒙文，反面是汉文，但是满蒙文都是在汉文基础上翻译而来的，汉文是底本。这块碑的碑文介绍了努尔哈赤以降两国的恩恩怨怨，颂扬了皇太极征服朝鲜后的“再造”之恩（这方面多少模仿了明朝壬辰战争后对朝鲜之“再造”之恩），云云。满碑文很多时候只能从汉碑文中直译，颇有词不达意之处，而到了汉碑文最后的四言骈文，译文更觉寡淡，盖因力有不逮，无从表达汉文背后强烈的政治意象。为了研究这个碑的碑文，除了亲谒此碑并拍了上百张高清照片外，我从1880年代的欧洲人的描述、东京东洋文库保存的20世纪初的大幅拓本照片、美俄日韩等学者的研究等等入手，认真梳理了一遍，对满汉文表述的差异有了不少切身体会，也对不同语言之间就满汉文的翻译有了比较实在的认识。这个碑就像一只麻雀一样，被我解剖了，因为它是满洲入关前的产品，所以颇有代表性。

大清皇帝功德碑及碑亭，该碑在2007年即朝鲜仁祖国王在1637年初对皇太极投降的370周年（即该国历史上的“丙子胡乱”，“胡”指满洲人），遭人用红色颜料喷涂，后来转移到目前的乐天公园对面的一处地方。

从另一面来看，满文相对于以骈文和辞赋等古典面目出现的汉文的好处，恰在于其表意清晰，脚踏实地，极少矫揉造作，这方面远胜汉文。有时，一些汉文表述朦胧模糊，而满文解释反倒让人豁然开朗。这就类似于用白话文解经，容易理解，也易切题。大约多少因为这个缘故，非汉语母语的历史学者，通过满文掌握历史故事的原委，要远比通过汉文来的容易。历史上，欧美自来都有人批评汉字学习和记忆的繁琐，及其对时间和社会资源的巨大要求，而满文相对而言要容易一些。然而，对一个想将自己的历史叙述，在中国的语境之内加以理论提升的学者，无论如何是避不开汉文档案的。这其中的利弊得失，自然也因人而异，毕竟历史学说到底远不是一门1+1=2的学科。

有时候是尽信书不如无书。例如我学习了满文的gurun “固伦”是国家的意思，查手边的词典，都是这样的解释，便认为这是无虞的。当时论文的第一章草稿中涉及从这个概念出发来观察清政权入关之前对各个周边政治单元的理解，以及由此构建的以自身为中心的多层级的藩属体系，目标是论证入关之前已经获得了中国认同，所以对这个词汇十分注意。我这一整个旨向，自然跟新清史的总体趋势是截然相反的，甚至会被再次归类为“汉化”派。恰巧这期间，北京一档馆的吴元丰先生和北京社科院的赵志强先生，去高丽大学参加金宣旼老师和李勳老师等组织的满学研究会。我奉命去仁川机场迎送两位老师，途中请教他们的时候，才知道原来gurun这个词也可以作为两个人以上的成人而言。这对满文专家是普通常识，对我则是新知识点，于是又回过头去重新翻检资料，甄别语境，对比满汉记载的差别，重新梳理和修改自己的行文。如今利用满文资料进行研究的中外学者越来越多，局面让人欣慰。多懂得一种语言，就多一扇观察历史和社会的窗户。

2015年7月沈阳太平寺（锡伯家庙）内的纪念1764年锡伯族将士西迁伊犁为国戍边的塑像，背后悬挂有纪念西迁251年的横幅。

四、宗藩之说

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在研究对象方面首先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虽然是讨论清代的中朝关系，但讨论的目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写作的主旨是什么呢？在中文学界，这或许不是一个问题，呈现出中朝关系的变化就可以了，但是英文作品中表述清楚其变化显然只是朝着主旨论述的一重，尚未真正涉及核心。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考虑之后，我决定将重心放在观察清代中国的演变上，这样中朝关系只是观察此种演变的角度，因此我也界定自己为主要研究清代中国史的，或者近代中国史的。此处的近代中国，或曰modern China，是以明末清初为开端的，或者以公元的1600年即17世纪开端年为起算，不同于以1800或者1840年为断限的近代中国。因此，我也并未将自己界定为是研究朝鲜王朝后期历史的学者。朝鲜王朝建立于1392年，即明朝洪武廿五年，结束于1910年为日本所殖民，所以几乎横跨了中国明清两朝，是以清代时期对应的朝鲜王朝时期通常为其后半期，而其“近代”则一般认为自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起算。如何界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对于博士毕业之后寻求工作的方向，也是至关重要的。

接下来，论文中要处理一系列的概念和理论问题，这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一环。这涉及到很多方面，在此仅举一二例。第一就是如何给清代这套外交体系确定性质。在我之前，差不多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内，日本、中国、美国等学者已经就清代中国的外交关系展开了探讨，并且逐步将这套体系定义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即英文中的China-centric或者Sinocentric的tributary system。自1940年代初到1960年代末，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联合邓嗣禹（1906–1988）、杨联升（1914–1990）、曼考尔（Mark Mancall, 1933–2020）等学者，奠定了朝贡体系范式在学界的领导地位，并以1968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会议论文集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为其集大成之作。“The Chinese world”其实就是费正清本人所说的“天下”，因此“the Chinese world order”就是“天下秩序”的意思。

这部作品里有关中朝关系的部分，是研究中韩关系的韩国史学家全海宗先生所书，旁征博引，功力厚实，对该书影响力贡献很大。这部论文集中虽然也包括了有关从有清之理藩院、明清中国与中亚之间的交流、明清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和荷兰人的交流的角度来展现这套秩序多重灵活的表现的部分，并且能够与美国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所提倡的注重内陆边疆的论说彼此衔接，但总体上突出了清代朝贡体系的历史情形，并展示了这套秩序在鸦片战争后被新兴的条约体系（treaty system）所取代的历史进程。这套意识的背后，是认定中国的天下秩序迟早要被条约秩序取代，包含着强烈的法国大革命以来人文领域内蔚为勃兴的历史进步主义的观念，自然也符合费正清之前就提出的西方冲击和中国反应的模式，而这一模式背后的预设又是清代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是停滞的、落后的。当年不少学者热衷于使用马戛尔尼访华一事来证明这一观点，甚至法国史学家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 ,1925–1999）的研究该使团的名作直接就以“停滞的帝国”（the immobile empire）为书名。

作者上本英文专著的韩文版于2024年在首尔出版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冲击反应论早就为学者所抛弃。例如，1984年美国学者柯文的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检讨了之前几十年美国的中国学叙述的历史，其所倡导的 “中国中心取向”即China-centered approach广受好评。自 1990年代初该书中文版发行以来，这一取向在中国学界更广受追捧，盖因其在方法论层面主张摒弃西方中心观念，力主对中国因素的重视（当然我们需要明白，柯文是对美国中国学的反思，因为中国学界素来没有过不重视中国中心的因素，要紧的反倒是应该赋予外界因素更多的关注）。然而，那种认为朝贡体系迟早要被条约体系所取代的观点，却依然大行其道，尚未得到真正的再思考。换言之，直到今天，很多学者并不怀疑所谓的条约体系，代表了进步的、现代的历史力量，而朝贡体系，就是落后的、前近代的。欧洲近代国际法在同治初年的翻译和出版、总理衙门和新式海关的建立，甚至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崛起，等等，也似乎都坐实了这一理论，而20世纪中的民族主义在东亚、东南亚、中亚等地方的勃兴，也间接巩固了这种认识。

实际上，历史果真是靠近按照进步主义理念划分的一分为二的样子吗？如果观察一下清代中国与朝鲜、越南、琉球等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历史并不是按照这样的直线演进的。在19世纪欧美殖民主义渗入中国世界之前，宗藩体系维系了数个世纪的地区相对稳定与和平，仅就东北亚而言，大的跨国战争的数量和规模都是很少的；而到了19世纪以后，这一地区的冲突开始复制欧洲诸国之间的模式，直到今天仍旧没有结束。孰优孰劣，虽然难以一言两语判定，但宗藩体系作为一种稳定的跨国体系、中国和外藩共享的一套礼仪充作彼此之间的国际法，则是非常明显的历史存在。在国际政治学界，有不少学者也从这个角度出发，对比中西的国际秩序，做出了不少有益的探索。考虑到这些角度，也就有必要对宗藩体系做一种全盘的重新考量，而不是简单的否定。

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以及历史社会学等领域内流行已久的“tribute system”或者“tributary system”（朝贡体系）这一术语，乃是来自于对“tribute”即贡物的理解和强化，作为伞性术语也是存在很大的缺陷。清代这套对外体系是非常多元和复杂的，包括外藩贡物和礼物、中国的赏赐和加赏、对外来使臣的往来迎送、对外国国王的册封和赐祭、对边境纠纷的会审处理等等，不一而足。单纯在贡物的基础上定义这套体系的话有失偏颇，但清代自身又没有使用过任何一种词汇去固定地界定此种关系。过去这些年，也有不少历史学者认为，费正清等人描述出来的“朝贡体系”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是过于理想化了，云云。我虽然赞成历史上的确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朝贡体系”，但是完全否定这套制度的本身（且不说是否赞成使用这一词汇），甚至认为这是历史叙述中制造出来的一种术语，也是无视历史事实的表现。我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呈现出这种制度如何在历史上存在，而且清代中国如何将其运用在实际的对外交往之中。

我最终的做法，是使用“宗藩”一词来形容此种体系的性质，写作中就使用汉语拼音Zongfan。有学者认为宗藩这个词，主要是形容中国内部皇室及其外封邦国之间的关系的，要以血缘为纽带，其用于外交关系乃是近代西方殖民术语到达中国之后，从宗主国对其殖民地属国的概念中提取出来的。这其实是一种偏颇的看法，因为明清两代中朝、中越的宗藩关系，恰恰需要在家庭伦理范围内才能解释的通，而不是宗主国与殖民地属国的关系，且在中朝关系的领域，上溯到元丽关系，则血缘上的宗藩关系也十分明晰。2011年11月我在东京与当时正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写作博士论文的宋念申兄，就这一概念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并就直接采用“宗藩”一拍即合，互相鼓舞，遂有日后英文学界中出现了我们不断使用的Zongfan一词。自然不是人人接受这一用语，但其本身已经为学界破除“天下秩序”或者“朝贡体系”的独大局面，是有所推动的。采取“宗藩”之说，并非要标新立异，或在学界中间徒事搬运，而是力图引入内部视角，将对此一秩序的观察和讨论再向前推进一步。

乾隆二十六年（1761）前后清宫画师所绘的《万国来朝图》中的一角，绘有朝鲜、琉球、安南、日本、南掌、吕宋、荷兰、法兰西、英吉利等等国家的使臣。

我从事的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历来被中外学者认为是清代这套对外关系中最为典型的关系，但也因为其典型，而不具备广泛意义，即不是推之四海而皆准的。我同意朝鲜的确是一个所谓的典型的外藩属国。朝鲜自与明朝建立宗藩关系以来，也一直严格遵循藩国的原则，例如国王的命令只能称“教旨”而不能称“圣旨”，六部只能称六曹，等等。而越南则称帝不误（尽管其政权在明清时代发生了几次变化），连顺化的宫门正门也称午门，跟朝鲜的规制差别明显。至于清与暹罗（即今日的泰国）等国家对彼此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清方通过各种中间群体刻意塑造而成的万国来朝之描述，在过去二十多年间也已经为学者所详细展现。至于从顺治到乾隆朝到北京的所谓朝贡国的荷兰（顺治年间赴京朝觐的实则是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吉利（主要是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被认为是朝贡使团），更不消说了，且近来也连续有中英文专著出现。那么，朝鲜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我研究中的一部分就是解决这个议题，即考察清政权在入关前和入关后，是如何将朝鲜作为典型藩属国加以推广的，这个案例在其构建整套体系中的作用在哪里，以及是否产生了效果。我摘引了清代文献中的用法，称其为“朝鲜事例”，认为清政权恰恰是通过朝鲜事例来推广自己居于中国之仁义道德，建设以大清国为中心的多层级的宗藩体系，逐步建成了其“中国”、“天朝”、“上国”等等跟明朝一致的认同。这对于满洲朝廷治理下的清代在历来的华夷之辨的大文化语境内，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雍正朝之曾静案和《大义觉迷录》事件，便是一个直接的体现，而此事中很多论说又可以上溯至皇太极时期对朝鲜国宣扬大清国如何在“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中获得合法性的，等等。学者们说朝鲜是宗藩之典型，说了很多年，可惜没有什么人真正将这个典型究竟典型在什么地方，明白展现出来。我的研究的意义之一，就是展现了这个典型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也恰是在这个层面，我的工作的重心，在清代中国而不在朝鲜王国。

1729年刊行的《大义觉迷录》首页之雍正帝上谕，其中提到《尚书》中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通过朝鲜事例来观察清代多层级的宗藩体系的建设过程，只是这个大环节中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则是以此来说明在19世纪的时候，随着欧洲近代国际法的引入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总理衙门组织中外人力翻译了美国法学家惠顿[Henry Wheaton]于1836年出版的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题名《万国公法》，于1864年在北京出版，成为中文世界中的第一部欧美国际法著作），清代中国和朝鲜国逐步在整个的条约体系中需要重新界定和调适双边关系，进而要说明清代中国何以通过朝鲜国来将自己日益界定为了一个拥有清晰的国家边界线的、可以在西方国际法的层面上进行国家界定的主权国家。也恰是在这一方面，中朝之间沿袭了数百年的浸淫于儒家伦理体系之中的宗藩关系，成了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在与朝鲜进行交涉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议题。

这一议题在19世纪的六、七、八十年代，造成了一系列中国与上述诸国之间的外交矛盾，最终导致了甲午中日战争在朝鲜爆发，而1895年马关条约的第一款恰是中国承认朝鲜之完全独立云云。我这里进行的上下两部讨论合起来，就是展现清代时期的中国，是如何一步步建成包括外藩属国在内的以中国为正中的天下秩序的，后来又是如何缩变为不包括其他藩国在内的单一国家的。在中国以及东北亚数千年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巨变。这或许是清代时期的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幸与不幸，当代我们恰是生活在这一巨变的遗产时代，而这一点也是我的研究课题与当代的历史链接之处，以及它对于我们当代人的意义。

1876年初日本驻清全权公使森有礼发回外务省的复命书之一页（原件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该文件详细汇报了其与总理衙门的外交谈判，与中方保留下的记录颇有差别，拙著中都有涉及。

第二方面，与上面谈到的相关，就是如何界定清代中国的国家性质，具体挑战即是否需要将清代中国界定为一个帝国，即empire。有关帝国的研究，在欧美学界上到罗马帝国，下到当代美利坚帝国，著述汗牛充栋，定义也是林林总总。多少年来，我都是极力回避使用帝国这一术语来形容清代的，且在中文学界，使用这个词汇去界定自秦汉至明清的大一统王朝的学者，也极少的，盖因此词容易与“帝国主义”产生联系。清代中国也从来不用“帝国”这个词去形容自己，就正式文本而言，清朝首次被公开界定为“大清帝国”还是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的英文本内，而那个翻译是因为要与日本方面的“大日本帝国”相对等，且这个条约文本是日方起草的。清末偶然有的地图之类也使用“大清帝国”云云，但皆非出自行政系统的固定用法。有清的正式国号就是“大清国”，而不是“大清帝国”。

然而，我面对的是后来者的眼光去再度形容清代中国这个政治体，而欧美学界自罗马帝国以来的界定empire的很多要素，用来观察清代时期的中国，未尝不能适用，且于学术对话有益，不然鸡同鸭讲，无从有效交流。我在博士论文后期开始采用the Chinese Empire的术语，因为研究内容之一就是观察清政权如何将自己逐步变为华夏政权的，到后期将博士论文改为书稿的时候，再次对“the Chinese empire”做了界定和厘清。本来自己力图避免的地方，最后还是不得不介入。

在费正清活跃的20世纪中后期，朝贡体系的研究主要倾向于考察中国方面。但在1990年代以降的三十多年内，随着后现代叙事方法的兴起，学者们逐渐更多地关注位于这套秩序中的非中心的一面，也就是非中国的一面。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人开始进一步引入政治学中的概念和研究逻辑，将宗藩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清代中国，视为是一种帝国主义。在我刚刚抵达美国的第二年，即2008年，美国学者拉森教授（Prof. Kirk Larsen）就出版了一部研究晚清时期中朝关系的书，叫做Tradition, Treaties, and Trade: Qing Imperialism and Chosŏn Korea, 1850–1910，即《传统、条约和贸易：清帝国主义和朝鲜，1850–1910年》。早在1976年，学者 Kim Dal Choong就发表过一篇名为“Chinese Imperialism in Kore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o-Korean Trade Regulations in 1882 and 1883”的文章，明确提出“中国在朝鲜的帝国主义”的说法，因此拉森教授的“清帝国主义”并不新奇，只是更为具体。

在19世纪以降的东亚历史上，通常“帝国主义”都是指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正如入江昭等一系列学者所论述的那样。但将同期的晚清中国界定为帝国主义，不惟是对这一既有认知模式的继续挑战，更是对中朝间延续数百年之久的自成一体的宗藩体系的一种持续的误解。这些方面都是可以通过学术讨论，愈辩愈明的。拙著在这方面的意义，就是在长时段的历史范畴内，通过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分析，反驳了此种所谓的中国帝国主义论或者清帝国主义论。多少有些讽刺的是，我却无法接触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封存的相关的19世纪晚期的清代档案。

在经过很多的反复考虑之后，如上所述，我也决定使用“the Chinese Empire”即“中华帝国”来形容清代中国。而我的著述宗旨，是通过满鲜关系自17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几个阶段的演变，来观察这一关系是如何将清政权界定为一个由内而外、由上而下的多层级的天下正中的统治者，一个天下一家又万国来朝的天下文明中心，以及一个舶来的欧洲国际法可以清晰界定的拥有明确领土边界的主权国家。这是一个在时间上逐步演变的三大过程，而清代中国的对立面朝鲜王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为了处理宗藩体系中传统的儒家家庭伦理观念，我又将中华帝国分为两重：一重是理论上没有边界的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中华帝国，约略等于天下；另一重是拥有明确边界的中华帝国，在清代就等于是大清国。中朝宗藩关系在1600年代到1900年代的演变，就是经历了一个由前者到后者的过程，当然同期朝鲜王国也获得了同样的独立过程。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有关19世纪后期，中国如何通过与朝鲜之宗藩关系，逐步在国际法上被界定为一个主权国家，而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国家了。

因为我将中华帝国分为这两重，所以到了19世纪晚期分析中朝体系的时候，我提出了两个双重体系的说法。第一个双重体系，包括中朝都在内的宗藩体系，以及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逐步在中国地区展开的西式的条约体系，通常人们注意的就是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冲突；第二个双重体系，包括中朝之间的朝廷与朝廷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国家和朝鲜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历来为很多学者所忽略的一面。此处细节从略，但从历史分析中可以看到“清帝国主义”发论的错误之处，其看法是不足为训的。以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一些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的宗藩关系，也给人以不少的启示，但往往从一开始就与历史学的角度差别很大了。

在美国学界，学者的第一部专著通常都是其博士论文的修订版，这样做的原因，一来自就职起算通常5年之内必须完成申请终身教职的条件（否则自动回流市场重新找工作），二来就职以后有很多教学和其他行政上的任务，所以短时间内另外写就一本专著并得到学界认可也是不太容易实现的事情。我作为一个为觚是觚之常人，还是按部就班地遵循一般做法。毕业后论文经过不少修改后，我就开始联系出版社。

先后有几家出版社对我的研究论题表示了兴趣，最后我签订了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流程简单说来，就是提交代表性章节给出版社编辑，编辑觉得有兴趣，进而会要求全文，然后寻找两三名专家匿名评审，视审读意见而决定是否应该出版。如果审读意见都是肯定意见为主的，那么就会签署出版合同，然后进入出版流程。如果有涉及书稿内采用的图片、地图等的版权问题，需要作者跟拥有这些资料版权的机构联系，获得书面的出版允许，这里面有时候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从递交书稿外审到出版，一年左右总是需要的，因为出版社本身也有出版日程安排。还有一种方式是提前获得出版社的肯定和获得出版合同，至规定期限前交稿出版，不过我并没有这样操作。

如今欧美的学术出版社以大学出版社为主。据说它们都是无法通过出版学术作品盈利的，因此出版商的总趋势是节约成本，而方法之一就是缩小篇幅。大部分出版社对稿件篇幅的要求在10万字上下。我最后的定稿在11万5000字上下，这包括目录、前言、正文、注释、索引等等一切在内，也就只能对原稿精简、再精简。中英文写作的差别，在这里也有明显的体现。例如，我2022年将第一章以中文学界的路数重写后在国内杂志上发表，全稿已有9万左右的汉字，因此中文的内容更具体细致，谈到的一些问题也与英文书内的有不少区别。

我读博士的时候，一位系内年轻教授曾说，其博士论文到书稿，修改了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内容。当时我和几位同学吃惊的很，早早就了解到了修改书稿所面临的挑战。但是，我也在想，如果百分之八十都修改的话，那博士论文又做的有何意义呢？就我而言，我可能修改了百分之二十还不到，既然花费了十年功夫做一些内容，怎么能够轻易舍弃呢？

2018年6月，我从沈阳乘坐大巴车抵达丹东。和几位朋友汇合后，我们一起从丹东出发乘火车过江抵达新义州，然后一路南行抵达平壤，又乘坐大巴南下开城和板门店。多年前我在首尔的时候，已经北上抵达过分界线周围，于是在2018年夏算是完成了对明清时代朝鲜国赴华使臣（所谓“燕行使”）走过的朝鲜半岛上的和辽东一带的线路的总体观察（特别是一路上的地形地貌等），这些对我而言有着比较特殊的意义。

待英文书于2018年12月底出版发行的时候，距离我2002年首次踏入这个领域，整整过去了16年，而我的感受是自己未知的东西比16年前扩大了好几倍。这不是谦虚的套话，而是现实，这个领域看上去著述已经林林总总，其实细致一看，不少方面都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换言之，每一个研究课题，或许都可以用一生为长度去衡量。

2018年6月丹东鸭绿江上的铁路桥

现在看来，我们大家也都也承认，出版文章或者专书是一个良心活儿。我们每个人的研究论题都非常专业，表面看上去没有多少个人真正了解内部情形，所以做到哪一步，是自己决定，然而我们也不能天然地认为，别人没有研究我们本人的课题，就不懂我们的研究；更不能自信地认为，自己犯下的解读和解释的错误，别人并不会觉察。拙著出版以来，反响尚好，对于批评，我一概接受，并尽量在中文书稿中加以厘清或修正。从这一领域的学术史角度上看，此书的核心论说是站得住脚的，此后的研究也都绕不过此书。

2022年秋，我的这个课题的中文书稿的上半部分的草稿草就之时，整整20年也真的悄然过去。这20年中自己所做的事情，实在也非常有限，而以区区20年中的部分时间，去考察史上200余年的复杂历史，其挑战之大与如履薄冰的心态之复杂，自不待言而明矣。2023年3月，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又发行了拙著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的软皮本，刻下韩文版正在由两位韩国的历史学者进行翻译，预计2024年在首尔出版，相信未来也会不断有批评的声音出现。为觚是觚，亦不甚容易，潦草回头检视一二，且与诸位同仁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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