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碑傳索引（全四册）
明人研究基礎文獻叢刊【第三種】
作者：湯志波、吴佩瑶主編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時間：2025年5月
定價：980.00元
ISBN：978-7-101-17053-5
內容簡介
《明人碑傳索引》是一部研究明代史料的基本工具書，本輯爲初編，收録《明别集叢刊》第一至五輯（黄山書社2013年至2016年陸續出版）所載碑傳之索引。以《明别集叢刊》所收録的2000餘種明别集爲基礎，著録明人碑傳25000餘條，包括傳主的姓名、字、號、性别、籍貫、生卒年、碑傳篇名、作者出處及頁碼等九部分。凡卒於洪武元年（1368）之後、生於順治元年（1644）之前者的碑傳文信息，包括神道碑銘、墓表、墓誌銘、壙志、行狀、行略、家傳、傳略及載有傳主姓名之祭文、哀辭、誄文等，均予編入。全書以傳主姓名筆畫排序，前附姓氏音序索引，以便檢索。
/////
本書參編人員
（按姓氏筆畫排序）
王若琳 王東馨 王雨欣 王柳曼 王曼羽 王 鑫 王豔婧 方新雨 申林鳳 田向儀 成亞男 朱家旭 伍周曉雪 任璟悦 李雨暢 李晨菲 李曉帆 李蘇琳 吕建傑 何聞婧 汪 煜 宋楚瑩 宋睿琳 金沛宣 周智成 周楊白惠 周鑫彤 胡王璐 胡若琪 胡依栩 查蘇娜 柳心洋 侯玥曈 帥 芳 馬一甯 馬修齊 馬颖 袁小稀 袁梓儀 袁溪楠 夏金萍 倪 晨 徐 悦 高宇珊 宫雪嬌 陸宇昕 陸志成 陸奕汎 陸紀霖 陳亦鋆 陳 巍 孫亦秀 陶馨妍 梅高薇 曹錦繡 張淑嬌 張睿寧 張静誼 萬蘇芳 程士遠 傅 禕 馮一童 蒙灎瑾 楊子淇 楊安妮 楊曉佳 賈 卿 賈韶容 趙穎潔 趙鑫瀅 鄧 玲 鲁 維 劉文静 潘雨薇 潘 瑭 盧林鑫 鍾雨辰 謝睿 聶怡琪 闞曉傑
/////
序
龔宗傑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以中國古典文學、古代歷史學和哲學爲主體的傳統人文學科，正因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而經歷着學術理念、研究方法的結構性變革。身處數字化時代，受益於各種數據庫、電子資源等現代工具的新一代學人，或許很難體會前輩學者缺少工具輔助，而以傳統的閲讀方式和過人的記憶力求索於海量文獻的專致與苦辛。在1932年出版的《引得説》一書中，史學家洪業便曾感慨：“想到少時讀書不知利用學術工具之苦，真是例不勝舉。後來教書，决意不令青年蹈我少時的覆轍，所以處處留心學術工具的使用。現在介紹引得於學者，也就發端於此。”
洪業説的“引得”，是對英文index的音義兼具的翻譯，也被譯作“通檢”，當然還有一個更爲人們所熟知的譯名：索引。作爲一種系統處理文獻資料以便檢索的工具，中國現代學術意義上的索引，是自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在“整理國故”的大背景下，吸收西方理論和方法並經本土化實踐而發展起來的。三十年代初，哈佛燕京學社設立了最早以現代科學方法編製索引的“引得編纂處”，由洪業領銜。該機構采用“中國字庋擷”法陸續編製出版六十餘種古籍索引，統稱《哈佛燕京學社漢學引得叢刊》。到了四、五十年代，中法漢學研究所組建的通檢組又陸續刊出《中法漢學研究所通檢叢刊》。這兩套索引叢刊的先後問世，可以説爲中國現代索引學與古籍索引編纂事業的發展奠立了基礎。其中，《漢學引得叢刊》的影響尤爲深遠，它在運用西方理論和方法的同時，又根據中國古代文獻的不同類型、内容和性質制定相應的索引種類，包括《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引得》等書目索引、《太平廣記篇目及引書引得》等篇目索引、《漢書及補注綜合引得》等字詞索引，及《清代書畫家字號引得》《八十九種明代傳記綜合引得》等人名字號和人物傳記索引。
在上述幾種索引類型中，古代人物傳記索引是《漢學引得叢刊》中成系列的品類，除了明代傳記引得外，另有《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遼金元傳記三十種綜合引得》《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這四部引得由宋至清，構成了銜接各時段的一個整體。值得一提的是，中華書局曾在1959、1960年選取《漢學引得叢刊》中重要的六種重新影印出版，四種傳記引得悉數在列。到了八、九十年代，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又選出包括四種傳記引得在内的多種索引重印出版。從這一點來説，人物傳記索引也是這套叢刊中影響較大、需求量較高的工具書。
明人傳記索引的整理工作，作爲古代人物傳記索引中的重要一環，可以説是與近現代中國索引學的興起和發展相同步的，其標誌之一便是前面提到的《八十九種明代傳記綜合引得》。該書出版於1935年，由田繼綜主編，選取正史列傳、傳記、筆記、詩文評等史料八十九種，分《姓名引得》及《字號引得》二部。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這部《漢學引得叢刊》的第24號一直是明代文史研究的重要工具書。當然，該書在目標文獻的數量和類型上仍有局限，因而此後陸續出現的幾部明人傳記索引，主要針對文獻類型和容量進行拓展。例如香港新亞書院1963年編印的《古今圖書集成中明人傳記索引》，臺灣大化書局1986年出版的《中日現藏三百種明代地方誌傳記索引》，分别面向大型類書和地方誌進行索引編製；臺灣明文書局1991年出版的《明代傳記叢刊附索引》，作爲叢書的配套索引，所處理的明代傳記書目擴大到一百五十餘部。
從目標文獻的類型來看，上述幾部明代人物傳記索引主要面向的是史部、子部文獻，但就明代文獻的整體特徵而言，明人集部之書刊行尤夥，文集中的小傳、行狀、墓誌銘、神道碑以及哀祭之文，也是記人載事的重要史料，甚至是第一手資料，且數量衆多，足資考證。正是出於這種考慮，臺灣“中央圖書館”曾利用該館所藏明人文集系統編製傳記資料索引，各條目下均立人物小傳，附列資料出處，於1964年編成《明人傳記資料索引》一書，次年出版，1978年再版，成爲繼《八十九種明代傳記綜合引得》之後影響更大、使用率更高的工具書。
不過平心而論，儘管《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在引用書目、收録人物的規模上皆有推進，尤其在小傳纂述上頗費工夫，爲研究者查找明人生平資料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由於所引書目多爲該館藏書，且其中不乏罕見之本，殊不易得，導致在實際應用場景中，此書“資料索引”的使用體驗並不盡如人意，反而是包含了人物生卒年、字號、籍貫、科第、職官、事跡及著述等信息的“明人小傳”，成了研究者使用頻率最高的部分。换言之，該書作爲索引的本質特性，亦即洪業《引得説》開篇所言“學者用之，可於最短時間中，尋檢書籍内部之某辭或某文”的意義，因各種原因並未得到很好的體現。從這一層意義來説，隨着學術研究愈趨於精細化，當前的明代文史學界迫切需要更合乎“引得”之要義，能有效引導研究者去尋檢、關注文集内具體篇目和文本的索引。特别是在近年來明人文集影印和整理已獲很大進展的新形勢下，選取一個相對完善且易得的明集文獻群，開展與之相適配的索引編製工作，時機已較成熟，條件也相對完備，理應引起學界的重視。湯志波、吴佩瑶編的《明人碑傳索引》，“初編”以黄山書社出版的《明别集叢刊》一至五輯爲目標文獻庫，收録超過兩萬的明人碑傳，可以説正是順應學術發展趨勢而邁出的積極一步。
此處之所以强調索引的“引導”作用，更主要是出於古代文史研究的考慮，期望索引這類基礎文獻整理工作的開展，能爲進一步推動古代文類、文學作品的整體研究帶來一些契機。例如，就索引的内容編製而言，《明人碑傳索引》各條目也包含傳主的姓名、字號、籍貫、生卒年及其碑傳篇名、出處，我們固然可以通過索引本身實現對傳主基本信息的獲取和目標文獻的點對點檢索，但或許也可以將這部索引所開展的工作視爲針對明人碑傳的大範圍的樣本普查，進而在其基礎上進行總體性的觀察。至於如何觀察，當然要從“碑傳”二字談起。
在中國古代人物傳記類文獻中，由神道碑、墓表、墓誌、家傳、祭文等共同組成的碑傳之文，數量龐大，形態複雜，具有相當豐厚的研究價值。從性質來説，碑傳既具備古代史家之文的諸多特徵，又屬古文辭之一大文類，其發展一直與史學、文章學兩大傳統糾纏相伴。在史學層面，碑傳以私家撰史爲面目而與正史互爲表裏，尤其在唐宋以後，越發受文人學士所看重，歷代相延而自成淵流。南宋到清代，隨着注重徵文考獻、記人載事的史學觀念及撰史實踐的持續繁盛，還陸續出現了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焦竑《國朝獻徵録》、錢儀吉《碑傳集》、繆荃孫《續碑傳集》等專門裒録碑傳而成書者。到了二十世紀，又有陳乃乾編《清代碑傳文通檢》、錢仲聯編《廣清碑傳集》及卞孝萱、唐文權編《辛亥人物碑傳集》等書。可以説，圍繞碑傳文的撰作、編集、整理和研究，實際上是中國史學傳統中頗爲鮮明而穩定的一個分支。在現代學術體系下，研究者運用索引來處理古代碑傳文獻群，既是對中國古代長期以來形成的實證史學觀念的一種延續，也是以現代方法推動傳統學術研究的重要方式。
而在古文辭這條線路中，碑傳又是集部文章之一大宗，涵蓋碑誌、傳狀、哀祭文等多種文體，爲古文家彰顯其文學才能和文家職志之重要載體。衆所周知，唐宋古文運動促進了古文辭的多方面發展，將其應用範圍從秦漢以來的史傳、政論擴大到士人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在這一進程中，作爲記述人物生平乃至蓋棺定論的文類，碑傳的應用價值日益顯現，尤其在近世社會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起關鍵角色。明代是碑傳發展演變的重要時期，不僅出現了歸有光、王世貞、湯顯祖等長於碑傳撰作且勇於求新的文章家，還因明代文體學的精細化而迎來碑傳各體之義例、性質探究的總結期。特别是後者，古代文體學在分體、歸類等方面的經驗，其實能爲當下未受足夠關注的明代碑傳研究提供若干思考的角度。回顧幾十年來古代文章的研究，其總體發展趨勢或許可以概括如下：逐漸走出以“古文”“散文”等概念提供的相對籠統、含混的視角，越來越重視古代文章類型、體制、創作的多樣性和豐富性。近幾年圍繞唐宋碑誌、墓誌、哀祭文之文體特徵與創作形態的研究，從學位論文的選題到系列成果的産出，便是很好的例證。相比之下，明代的碑傳文及其因所處時代而具備的某些特質，仍有待更全面和深入的探索。爲此，我們固然可以選取不同的研究取徑，但最好的方式還是立足於古人的文體語境。明人講求的細緻的文體分類提供了一種相對“微觀”的操作方法，有利於研究的細化；當然，鑒於碑傳的從屬文類品種繁多、體例雜蕪，清人注重以類相從的歸類經驗也具參考價值。例如姚鼐《古文辭類纂》分十三體類，其中與碑傳相對應的傳狀、碑誌、哀祭三類就提供了三個“中觀”的視角。又如清末王葆心《古文辭通義》分三門十五類，可與碑傳對應的有“告語門”之祭告類、“記載門”之傳誌類，其中以“記人生平”爲主要功能的傳誌類又包含外傳、别傳、家傳、墓表、阡表、墓誌銘、神道碑碣、行狀、行述等多種文體，同樣是一種以文類聚合文體的操作法。面對數量龐大的碑傳文獻，運用明清文體學的多層分類法來區分和聚合不同類型，對於確定研究對象和邊界當有較强的可行性，也有助於從文體功能、書寫規範、審美標準等多方面拓展碑傳研究的可能性。總的來説，明代碑傳文研究，作爲古代文章與明代文學研究中的一環，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可以預見的是，隨着文獻清理愈趨成熟，深入具體作者、文集及文體的細化路徑，將是今後的一大趨勢。
除文體這種形式層次外，碑傳類型區分的另一標準是基於傳主身份的内容層次。關於後者，可以舉前面提到的《明代傳記叢刊》來説明，該叢刊收録明人傳記依内容區分爲五類，即學林、名人、遺逸、藝林、綜録。雖説分類針對的是傳記著述，但其中也有明顯的傳主身份指向，如名儒、詩人、詞林等人屬學林類，仕宦、節義、軍略等名臣及后妃、方外等人屬名人類。就古代碑傳的撰寫實踐而言，傳主身份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行文之構思、筆法和風格特徵。這提供了碑傳文在文類功能制約下更多的文學發揮空間，也爲今人開展研究指示了若干渠徑。比如近幾年學界對女性墓誌的研究，涉及女性形象、家族史、生活史等討論，展示出良好的話題延展性。這種延展的動力，其實很大程度上源自於二十世紀末以來傳統的思想、觀念史轉向社會、文化史的大趨勢。在這樣一種轉向中，古代文學研究亦有回應，不再執著於宏大敘事，其對象也不再局限於精英話題和經典現象，而擴大至各個階層、各式文本甚至是一般的、瑣碎的、邊緣的話題。這種層次的豐富性在明清近世的碑傳中尤爲明顯。不同於《明代傳記叢刊》的分類處理，《明人碑傳索引》以“無差别”的方式收録傳主及相應篇目出處，較完整地呈現了基於各階層、身份的内容層次，其中除名儒、士大夫碑傳外，還有相當大體量的墓誌、行狀、小傳是爲親族、子女、庶民所撰。在當前多元開放的學術氛圍中，這類書寫中下階層乃至籍籍無名之輩的文本，或許會獲得更多的觀照。
關於索引可能觸動的碑傳文研究之潛能，以上從文獻、文體和文化三個方面略作了一些思考。在此我想再從文學層面强調指出：不管是建構所謂“敘事傳統”與“傳記文學”的本土性，還是反思“中國文學”之於世界文學的異質性，碑傳作爲古代文章中的主流文類都是一個很好的切口。以集部爲文獻歸屬又兼有經史子集的並存、以古文辭爲文類主體而注重實用與審美的共生，是中國古典文學根植於民族文化傳統的基本特徵。系統清理相關的文獻遺産、找尋中國文學的本土語境，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界的一項基本任務，也是幾代學者共同努力的目標。在今天整個古代文學研究逐漸突破詩歌、小説、戲劇、散文四分法認知模式和純文學觀念局限的新情勢下，如何進一步推動碑傳等古代應用文類的研究，已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
在整整一百年前，北京大學《國學季刊》於1923年1月創刊發行，正式拉開了近代“國故整理”運動的大幕。在具有運動綱領意義的《發刊宣言》中，胡適曾指出索引是系統整理國故的第一步：“我們主張，國學的系統的整理的第一步是提倡這種‘索引’式的整理，把一切大部的書或不容易檢查的書，一概編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書。”一個世紀後的今天，儘管古籍文獻的整理方式、應用場景皆因數字化技術的介入而發生巨大變化，但對於提高如胡適所説的古書之使用率和檢查之便捷度而言，索引這項同樣歷經近百年發展的工具仍有其獨特的學術價值。作爲投身於新時代古籍整理事業的研究者，志波兄近年來積極開展明代文獻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推出“明人研究基礎文獻叢刊”，這部索引是繼《明人年譜知見録》《明别集整理總目》之後的第三種。我與志波兄相識多年，是明代文學研究道路上的同行者，這幾年又有幸見證他主持的這項文獻建設工程取得系列成果，且從中獲益良多。此次《明人碑傳索引》行將付梓，他不拘常例，命我作序。我躊躇多時而不敢辭，勉强以此文復命。
癸卯夏於復旦光華樓
/////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书目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