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二十世纪日本中国史学者的著作有不少已经翻译成中文，不仅专业学者频频引用他们的观点，很多普通读者也爱读他们的书。像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如今已经耳熟能详。可要问谁是当今日本中国史专业最活跃、最具有影响力的学者，我想可能国内读者朋友不太清楚，但日本读者的意见应该不会有太大分歧，肯定会说是早稻田大学的冈本隆司教授。笔者近年多次看到冈本老师著作的广告，就关注了起来。跟当今很多把自己的研究搞得越来越细的专家不一样，冈本老师虽然以十九世纪中国乃至东亚的近代史为专业领域，实际上从他的写作范围来看，从中国古代到现代都在他的关心、研究范围内，并且还思考当下的中日关系等现实问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联。在我这个从弱冠之年就关注日本中国学的读者看来，冈本老师不仅以一人之力给中国史这个领域注入了强大的活力，而且写的书又很有趣，学问做得风生水起，实在是令人瞩目的一位史学名家。

那是二〇二五年五月初，偶然在日本亚马逊上发现冈本老师七年前出版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观》，收在讲谈社Métier(法语，意思是工作、职业等意思)丛书里。笔者十四年前出的第一本日文专著《中国与现代思想》就是收在同一丛书里，顿时倍感亲切。日本亚马逊介绍说书里写了近现代日本几位大师级人物是如何看中国的，有提倡小日本主义的石桥湛山，宫崎市定的老师矢野仁一和内藤湖南，还有著名记者、中国通橘朴，晚近的中国史名家谷川道雄等人。封腰上写着“这也是一部近代日本思想史”，越发勾起我的阅读欲望，马上订了一本。书到了立即开读，一读竟然放不下来了，特别是读了前言和后记后，被深深打动了。

冈本老师在前言里说日中关系近年走进了死胡同，相互理解也有不少问题。所以他要在这本书里通过回顾日本近现代为中日关系苦恼过的先人，来探索增进相互了解的可能性。在后记里冈本老师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当下日本对中国的了解过于集中在政经领域，对历史的了解太缺乏了。同时他指出了日本近代以来对中国认识之所以出差错，也是因为过于以从西方舶来的现代性这个尺度来看中国造成的，也就是说没有深入到中国历史内部脉络去了解中国。这个问题不分左右，都只是根据西方标准来评判中国，只有程度之差，因此才产生种种误解和问题。总之，冈本老师要通过批判性地考察先人的工作，寻找重新思考中日关系的契机。我一下子读出了冈本老师的济世情怀，立即向银座单向街书店的朋友推荐此书，书店的朋友当即决定邀请冈本老师到书店做活动。于是我就给冈本老师发了邮件，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约定五月中旬去早稻田大学商量如何做活动。

见到冈本老师时，因为已经通过邮件聊了几次，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因为我在上海时就开始读宫崎市定和内藤湖南等京都学派大师的书，所以对冈本老师的传承有大致了解，谈得非常投机。我们很快敲定就以《近代日本的中国观》里讨论的第一位名人、曾经当过日本首相的石桥湛山和并非此书讨论对象的福泽谕吉为中心来谈。之所以选择福泽谕吉，是因为前年冈本老师刚为《周刊东洋经济》写过一篇对比这两位大名人中国观的文章。

通常我策划活动只事先跟嘉宾商谈一次，但冈本老师做事非常认真，还约定了第二次商谈的日子，进一步敲定了活动的细节。如此认真对待在书店的活动，真是令人感动。

举办活动的七月十九日下午，我提前半小时赶到了书店，谁知冈本老师比我还早到了几分钟，令我汗颜。两点半开始后，我作为主持人先介绍了一下冈本老师，然后就请冈本老师开讲了。

冈本老师在略作自我介绍后，开始谈福泽谕吉这位日本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的中国观。他说在明治维新开始后，福泽谕吉等日本西学家在译介西学概念时，使用了很多汉字。因为在介绍西方文明的时候，用日文假名无法胜任，只有汉字才能翻译。所以很多近代学术的概念，就是通过日本学者的努力，用日文汉字翻译过来的。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当时日本汉文教育水平很高，在江户幕府时期识字率就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准。福泽谕吉等人在翻译的过程中采取的方法是去古典化和俗语化，即不追求古汉语典雅的表达。这样能够做到快速普及学术思想，从而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们知道福泽谕吉作为启蒙思想家，在输入西学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写出了《文明论概略》《劝学篇》等名著。冈本老师特地用PPT介绍了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里面谈到福泽对冥顽不化的日本儒者的批评，指出汉文高雅的表达反而会妨碍学术思想的传播。冈本老师在说到这里时，指出福泽谕吉等人对中国古典的理解并不是很到位，尤其是对儒家典籍不是很精通。因此，福泽当然很容易就会主张摆脱儒教主义，提倡“脱亚入欧”，从政治上来说中日就进入对立阶段，最终演变成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有大批留学生到日本来学习。冈本老师幽默地说，中日交往了一千五百多年，其实真正非常友好的时期不多，所以不用为中日关系的好坏一喜一忧。

虽然冈本老师的演讲以福泽谕吉和石桥湛山为主，但在这两位主角之间，他插入了一位中国思想家，就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梁启超在日本住下来后，通过阅读日本翻译的西方学术著作等来了解外部世界，接受了日本模式和日本学者用汉字翻译的很多概念，比如民族国家的理念。梁启超希望中国也变成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立宪政体，实现真正的富强。冈本老师引用了一段收入《梁启超文集》的“三十自述”里的话。梁任公说他戊戌那年九月来到日本，十月跟横滨的实业界同志计划创办《清议报》。其后在东京住了一年，能够读一点日文后，思想为之一变。

在日俄战争之后到辛亥革命之间，中国爆发了多次志在推翻满清的革命。那以后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抬头，中国的民族主义也逐步高涨，中日之间进入了新的对峙阶段。

接在梁任公之后，冈本老师谈到了孙中山跟日本的关系，特别是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在神户做的关于大亚洲主义的著名演讲。我们知道孙中山当时质问日本究竟要走哪一条路，是做欧美列强的爪牙呢，还是捍卫东亚的干城。其实当时日本已经走向了帝国主义，就是效仿西方列强的做法，对外扩张，导致了跟中国国民革命的冲突。日本在西方与东亚之间所处位置独特，作为第一个西方之外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的确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笔者景仰的近代日本政治家胜海舟就提到日本不能学西方的做法，而是应该帮助东亚一起发展，跟中山先生的理念可谓不谋而合。

关于日本究竟应该走什么路，当时有位著名记者提出了“小日本主义”，此人就是战后当过首相的石桥湛山(1884-1973)。什么叫“小日本主义”呢? 冈本老师介绍说，在石桥看来日本扩张到中国，从经济角度来看没有意义，因为从中国得到的经济好处很小，而日本主要的国际贸易收入大都是靠美国等西方国家，从中国获得的甚至还不如跟印度的贸易所得，所以石桥建议日本放弃“大日本主义”。(笔者注：“小日本主义”是以“小英格兰主义”为蓝本的。)冈本老师解释说这是典型的从经济合理性角度展开的思考，毕竟石桥湛山学习的经济学都是西方的，他的思考回路也是西方的。而在石桥看到中国有军阀内战后，他说既然自己管不好自己，国际社会介入就是具有正当性了。介绍到这里，冈本老师说石桥湛山的这番言论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就是说他一边支持中国拥有民族国家的主权，可当看到中国处于混乱的时候，又回到了他所反对的帝国主义干涉的立场。我一向只知道石桥湛山的“小日本主义”，听了冈本老师的解说，才明白他还说过这番话。虽然我也能够理解他那样说的背景，但还是觉得太帝国主义了。

在总结“小日本主义”这个词时，冈本老师再次幽默感爆棚。他说中国人批评日本的时候经常称呼日本是“小日本”，可日本战后正是奉行了石桥湛山说的“小日本主义”而成了经济大国，“小日本主义”有什么不好呢? 会场里顿时响起了欢快的笑声。

在总结福泽谕吉和石桥湛山的中国观的时候，冈本老师强调他们两位的问题还是在于都忽视了中国本身的情况，过于依赖从西方舶来的概念，没有能够从中国本身的角度去理解中国。这也是冈本老师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观》里多次指出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根深蒂固，至今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冈本老师讲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开始提问。因为这个活动同时通过网络转播到国内，现场的听众中日皆有，所以我一直以总结性翻译的方式做口译。

有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问了一个关于明治时期翻译的问题。他说用福泽谕吉他们采用的方法，会不会在准确性上有问题？冈本老师说会有那样的问题，有些概念在翻译过程中的确有偏差。比如“革命”这个词，日本学者用这个中国古典里的词来翻译revolution。因为日本自古至今一直都是天皇制，是没有易姓革命传统，所以忘记了革命在中文里原来的意思，这就是词汇在不同文化脉络里出现的差异性。但是在需要迅速传播知识的时候还是有缓急之分，毕竟很多观念需要尽快普及。冈本老师说这些概念翻译出来后有问题是可以修正的，无需太担心。

我翻译这部分时，插嘴提到严复翻译西方古典时的方针正好相反，他那么执着地用先秦古文来翻译亚当·斯密和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经他“旬月踯躅”而确定的一些译名虽然精准、典雅，其实并没有广泛流传开来，反而是他讨厌的日本译名在中文里扎根了，对中国近代以来西学传播影响很大。考虑到这点，应该承认冈本老师的说法是很有说服力的。

关于概念的翻译，有位中国听众说梁启超从日本带回了民族的概念，但日本基本上是单一民族，而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同样是建立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用在中国就会产生问题，他问冈本老师怎么看。冈本老师说日本的民族主体是大和民族，而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要建立民族国家跟日本的情况确实不太一样，会面临一些困难。听完他的回答，听众和我都由衷地赞叹，感觉冈本老师的这个回复具有老练的外交官发言的水准。

难得遇到一位语速极快的日本女听众,快得我一下子有点紧张起来。她说她很佩服江户幕府末期的思想家横井小楠，知道中国人近年很关心幕府末年明治时期的日本史，对吉田松阴很有兴趣，冈本老师怎么看。还有，当时日本人提倡阳明学，很多人受到影响，老师又是怎么看阳明学的。冈本老师虽然不是专攻日本史，其实对本国历史了如指掌。海报上就有他的关于日本史的著作《结合中国史学习日本全史》的书影。他说吉田松阴之所以有那么大影响力，都是因为他的一些学生后来成了明治维新的元勋，比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其实真正重要的还是横井小楠和佐久间象山，他们才是真正的思想家。我在翻译的时候就补充了一句，说横井小楠和佐久间象山都是胜海舟非常欣赏的人物，近来不少学者评价他们的思想有前瞻性。

至于阳明学，冈本老师说阳明学在日本的流行正反映了某种浅薄。听到这里，我大吃一惊。心想怎么会是浅薄的标志呢? 我最近正想了解一下日本阳明学的情况，正在读王阳明的书呢。仿佛是看到了大家的疑惑，冈本老师说他很喜欢司马辽太郎的一篇文章，篇名是“流于轻薄的能量”，意思是日本人很容易随大流，显得轻薄。这是写过很多好书，史观被称为“司马史观”的名作家对自己国家的批评。在演讲中冈本老师就引用过了，听得我觉得他对自己的国家太严格了，忍不住插句嘴来平衡一番。我说看当今世界，容易随大流、流于轻薄的也不仅仅是日本吧。结果听众和冈本老师一起笑了起来。

回答问题阶段会场里的气氛非但没有降温，反而是越来越热烈，仿佛有问不完的问题。一位男性日本听众问了一个关于京都学派的问题，他问有没有既了解西方又熟悉中国学问的日本学者。冈本老师就介绍了中国学京都学派奠基人狩野直喜，说这位号君山的大学者就是那种既熟悉中国的学问又懂西方的大学者。君山先生庚子年去中国做研究，恰好碰到了义和团运动。后来他又到法国去留过学。虽然在京都大学教的是中国哲学，可是他对中国的各种学问都很熟悉，谈起历史头头是道；也能谈文学，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哲兼修的方法，再加上西方的学问，所以才能够看得全面，不至于只用西方的价值观看中国。冈本老师感慨到，要那样全面，学问做起来很辛苦，但是要看得准，就必须那样。我听着冈本老师这样回答问题，感觉就是夫子自道。冈本老师近年除了中国史专业的著述，还写过《世界史序说》，具有世界史的眼光。所以我在翻译这段时就补充说，在视野和见识上冈本老师已经有超越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等先贤的地方。这不是吹捧嘉宾，而是实事求是。只要读读冈本老师的著作，就会明白我不是在信口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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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中国观：福泽谕吉与石桥湛山」讲座现场

东京单向街书店，2025.07.29

还有一个问题我记不清是谁问的了，好像是一位中国听众问冈本老师如何评价中国的日本研究。冈本老师的回答也很有意思。他说中国的日本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成绩有目共睹。当然有跟日本不一样的地方。他以研究日本史的同事为例，说他们的研究做得很精致，精致得有时甚至给人繁琐的感觉。他又拿自己举例，说自己跟中国的中国史学者相比当然有不占优势的地方，毕竟研究本国史有独特的优越条件。但是外国人研究也有外国人才有的优势，那就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外国的研究对象，从而有本国人看不到的发现。我一边翻译，一边表示赞同，因为跟我自己的经验正好吻合。

最后有位在早稻田大学读研究生的中国留学生小陈问了一个跟冈本老师个人有关的问题。他问冈本老师研究中国史对他个人和日本社会而言有什么意义。冈本老师的回答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他说自己研究中国史就是因为有趣。至于对日本社会的意义，他说那就是通过中国这面镜子可以看清日本的特征。他还笑着说很想去中国教历史，因为在日本真正对中国史感兴趣的并没有那么多。不过在日本做研究，虽然重视的人没有那么多，但自由自在，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倒也乐在其中。

作为主持人，当然要掌握时间，但是我放弃了职责，因为跟听众交流的部分气氛非常活跃，结果延长了一个多小时。用特地前来参加的前东京大学出版社总编竹中英俊老师的话来说，整个活动充满了热烈的气氛，那既是对冈本老师的期待，也是对他讲的话题大家高度感兴趣。竹中先生说他在银座单向街书店感受到的热烈氛围，是非常难得的体验，听得我这个策划人觉得所有付出都是非常值得的。

在听众请冈本老师签名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家根本没有预估到的事情，书架上的冈本老师的著作竟然都卖完了。店员说前几天刚补过货，这是我第一次碰到的事情，可见冈本老师人气之旺。看到这一幕，我想起今年四月份冈本老师出了《二十四史――从《史记》开始的中国正史》，隔月就重印了。我也买了一本，的确是雅俗共赏的好书。我感慨地对大家说，都说人文学现在不景气，可看到冈本老师如此受到大家的欢迎，哪里有半点不景气呢? 可见事在人为。

做完活动，跟冈本老师和竹中先生等人在银座一家上海餐厅便餐。我们边吃边聊，纵论天下大事，也月旦历史人物，简直是刚才精彩纷呈的演讲的加时赛。冈本老师谈到了他让学生读胜海舟的《冰川清话》，听得我喜上眉梢。我说怎么这么巧，我可是海舟的资深粉丝，《冰川清话》是我的案头明灯，这二十年里不知多了多少遍。我还向冈本老师介绍，因为我多次在微博上推荐，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看到后决定出版此书，由我的的一位年轻友人翻译，中译本很快就会出版了。大家听了又惊又喜。趁着酒兴，我还说希望冈本老师有时间的话再到单向街书店做活动，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要知道这位大学者到单向街书店来做活动完全是义务劳动，没有提任何条件。我想那是冈本老师作为一名真正的知识人的济世情怀了。聊天时愈发觉得冈本老师为人的真诚，读他的书是这个感觉，见了真人也是同样的感受，令我想起他写过的曾国藩对李鸿章说过的那个“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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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氷川清話』

在聊到我们共同喜欢的史学大师宫崎市定的时候，我提到鲐背之年的宫崎市定曾经在一篇随笔里呼吁中国人应该好好读自己国家的历史，我说我当年感到到宫崎翁有点知性的傲慢，如今却觉得他的呼吁太对了。我记得钱穆先生说过，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应该有温情与敬意，真是大师所见略同。冈本老师听完，引用了宫崎市定文章里的原文：“用心阅读自己国家的历史”。我吃了一惊。回来后翻开宫崎市定的《游心谱》确认了一下，冈本老师的引用跟原文相比一字不少，让我对他的记忆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冈本老师的活动结束已有两周，于我一直有余音绕梁的感觉。我在发朋友圈时说，感谢冈本老师为包括在网上收看的中国听众在内的两千多名中日朋友提供了一场高水准的演讲，让国内读者也能领略当今日本最好的中国史家的风采。东京大学出版社前总编竹中先生后来在脸书上说，单向街书店的这种交流活动越多越好，中日之间需要更多这样的民间交流活动。

重读《近代日本的中国观》相关章节时，我不由得想起了明末清初大学者梅文鼎的那句“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我想冈本老师大概会赞同这句话吧。

·本文最初发表于《书城》2025年11月号，此次推送文字略有修改。

·感谢杂志社授权推送。

·图片来自网络。

白瓯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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