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博士研究主要关注14至17世纪东亚海域世界中被掳人（captives）的历史：在倭寇活动、海上贸易与壬辰战争等背景下，中国与朝鲜的普通民众被迫跨越海域，被带往日本及其他地区。他们有时成为劳动力，有时充当翻译或中介，也有人最终在异地社会定居下来。围绕这些人群展开的历史经验，使我始终对海洋世界中的“被迫移动”格外敏感。

2025年正值笔者提交博士论文之年。为了进一步深化论文的论证，并尝试将东亚海域史置于更广阔的比较视野之中，我在过去一年中特别关注那些从不同角度讨论海洋空间、俘虏制度与奴隶贸易的研究著作。

这些书籍并不都直接以东亚为研究对象，但它们所提出的问题却具有高度的可比较性：海洋如何成为连接暴力、贸易与信息流动的历史空间？俘虏与奴隶在这些跨区域网络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当我们把这些研究放在一起阅读时，或许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海洋不仅是贸易与交通的通道，同时也是权力关系与依附结构不断被建构与重组的历史场域。

一、重新理解海洋：从区域海域到全球海洋史

David Armitage、Alison Bashford与Sujit Sivasundaram主编的Oceanic Histories正是这一研究潮流的重要成果之一。这部论文集试图从全球范围重新思考海洋史的理论与方法，汇集多位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既讨论印度洋、太平洋与大西洋等宏观海洋体系，也关注地中海、南海、黑海与波罗的海等具体海域的历史经验。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框架：海洋不仅是连接世界的空间，也是一种具有自身历史逻辑的环境。不同海域在政治结构、生态条件与文化交流方面都呈现出独特的历史形态，因此所谓“海洋史”，并不是一种单一方法，而是一种跨区域比较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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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itage D,Bashford A,Sivasundaram S,ed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类似的研究取向也体现在Maria Fusaro与Amélia Polónia主编的Maritime History as Global History中。这本论文集试图把海洋史与全球史结合起来，强调海洋活动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作者们通过不同案例展示，海洋航路、港口城市与海上劳动力如何在不同地区之间建立联系，并推动跨区域贸易与人口流动。换言之，全球历史的许多关键过程实际上发生在海上：商品、人口与技术正是沿着这些航路不断流动，从而逐渐形成跨大陆的互动网络。从这一角度来看，海洋史不再只是航海技术或海军力量的历史，而是一个由商人、水手、奴隶与移民共同构成的社会空间。海洋既是贸易路线，也是社会关系不断重组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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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 History as Global History

Fusaro M,Polónia A.,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17

这些研究对于理解东亚历史具有特别重要的启发。在传统的中国史与东亚史叙事中，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大清帝国常常被描绘成一个封闭、保守、内向且完全漠视海疆的“内陆农业帝国”。这种叙事将清朝的“大一统”仅仅理解为对广袤陆地领土和众多民族的整合，而将其海洋政策简单归结为僵化的“海禁”与闭关锁国。LSE任教的布琮任《蓝色边疆：东亚海域中的清朝方略》（原著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彻底颠覆传统的广泛视角。该书将清朝重新描绘为一个在漫长的十八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中表现出极大灵活性与适应力的“亚洲巨人”。作者通过极为详实的史料与严密的制度分析指出，清朝不仅在陆地边疆上积极扩张，同样在海洋边疆（蓝色边疆）上保持着高度的活跃与警觉。该书的核心论点在于，清帝国绝非一个忽视海洋的政权，相反，它在政治、军事乃至国家安全的概念层面上，持续不断地关注着海洋事务。清朝的统治观念与实践，其“大一统”不仅涵盖了多族群混居的内陆边疆，同样将波涛汹涌的蓝色海域纳入了其复杂而精致的治理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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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邊疆：東亞海域中的清朝方略》

布琮任，陳建元/康海源/楊柳青 译，台湾大学出版社，2024

二、俘虏、奴役与海上暴力：重新理解Captivity

Daniel Hershenzon的The Captive Sea: Slavery,Communication,and Commerce in Early Modern Spain and the Mediterranean是笔者颇为喜欢的一部著作。比起我们熟知的黑奴贸易，作者将目光投向被伊斯兰世界俘虏的欧洲白人。该书中通过大量档案材料，重建了17世纪地中海世界中俘虏与赎金体系的运作方式。在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之间，俘虏不仅是战争和私掠的副产品，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与经济资源。教会、商人、家庭网络乃至国家机构都参与到赎金谈判与交换的过程中。通过信件、使者与中介人的往返，这些被俘者的命运反而构成了一种跨越宗教与政治边界的信息网络。换言之，俘虏制度不仅是一种暴力经验，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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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ptive Sea: Slavery, Communication, and Commerce in Early Modern Spain and the Mediterranean

Daniel Hershenz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8

这种研究视角对于笔者理解东亚海域上的被虏人也具有重要启发。在倭寇活动与壬辰战争的背景下，大量中国人与朝鲜人被掳往日本或其他地区。他们可能成为劳动力、翻译、商人，甚至在不同社会之间充当中介。通过captivity的视角来看，这些人并不仅仅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也在跨文化社会中参与新的社会关系。

与Hershenzon的研究相呼应，日本学者山内进的『掠奪の法観念史——中・近世ヨーロッパの人・戦争・法』则从法律史的角度揭示了欧洲战争中的另一种逻辑。在现代人的直觉中，掠夺似乎是战争秩序的破坏。然而在中世纪和近世欧洲社会，掠夺往往被视为战争权利的一部分。战时夺取敌方财物，甚至俘获人口，都可能被当时的法观念所正当化。山内通过对神学、法学与战争实践的细致梳理，展示了这种“掠夺的法观念”如何构成中近世战争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意味的是，作者在增补版出版后提到，这本书最初出版于冷战结束后的乐观年代，当时许多人相信大规模战争将逐渐成为历史（正如福山所提倡的历史的终结）。然而三十年后的世界却不断出现针对平民的攻击与掠夺行为，使得这些看似遥远的历史问题再次显现出令人不安的现实感。历史研究在此仿佛成为一种提醒：战争中的暴力从未真正消失，它只是不断改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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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の法観念史——中・近世ヨーロッパの人・戦争・法』

山内進，東京大学出版会，2024

如果说以上两本书关注的是战争中的俘虏与暴力，那么小林和夫的『奴隷貿易をこえて——西アフリカ・インド綿布・世界経済』则把问题进一步扩展到全球经济史的层面。本书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的西非消费市场出发，重新思考大西洋奴隶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传统叙述往往强调欧洲主导的“三角贸易”，但小林指出，大西洋贸易体系同样受到西非消费者需求的深刻影响。当地社会对印度棉布的旺盛需求，使这种商品成为欧洲商人与非洲商人交易的重要媒介。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商人实际上成为连接不同地区经济的中介者：他们在南亚采购棉布，将其运往西非，再通过奴隶贸易与大西洋世界联系起来。通过这一视角，本书打破了传统世界体系理论中“中心—周边”的单向模型，强调西非社会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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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隷貿易をこえて——西アフリカ・インド綿布・世界経済』

小林和夫，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21

将这些研究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俘虏与全球奴隶制研究正在发生的重要转变。俘虏与奴隶不再只是被视为某种制度中的被动对象，而是跨区域社会关系的重要节点。战争、贸易与消费需求在不同地区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了早期近代世界的结构。

对于研究东亚海域历史的学者而言，这种视角尤为重要。无论是倭寇时代的掳掠，还是壬辰战争中的俘虏流动，都可以放在更广阔的全球比较框架中理解。海洋不仅连接着贸易网络，也连接着暴力与人口流动的历史。正是在这些被迫移动的人身上，我们或许才能看到海洋历史最真实的一面。‍

刘洋，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特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海域世界强制移民，传教士以及西人东亚旅行记录。(照片为2022年笔者参加赤穂義士祭时所拍。当时扮演的武林唯七，其祖上便是壬辰战争期间被抓到日本的中国杭州武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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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谓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