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日晚，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逸仙进阶讲堂“中国历史的维度：空间、思想与社会结构”系列课程第一讲在中山大学南校园逸夫楼顺利举行，主题为“跨越海洋的交换：清代的中日贸易与商品的市场流通”。本次讲座由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特邀访问教授刘序枫主讲，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陈烨轩副教授主持。在讲座中，刘序枫教授以大量图像与数据为线索，深入剖析了1684年清朝开海至1859年日本开港期间长崎中日贸易通商机制的历史背景、生产流通模式及其与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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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序枫教授授课
一、长崎中日贸易的历史背景
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末，受西欧势力相继东来、明清鼎革及南明反抗活动的影响，东亚局势持续动荡。这一时期的系列变局无不与对华贸易需求密切相关：丰臣秀吉于1592年、1597年两次出兵朝鲜，意图借道朝鲜恢复中日贸易。江户幕府成立后，萨摩藩在幕府的默许下于1609年入侵琉球，其目的同样是控制琉球以间接操控对华贸易。为巩固统治、独占贸易利益，江户幕府于1633-1639年间五次颁布“锁国令”，仅允许长崎、对马藩、萨摩藩、松前藩四个口岸进行对外贸易往来。长崎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港口，中国商船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此开展民间贸易，由此形成了持续约二百年的“长崎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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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前長崎図》（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
与此同时，为满足铸造铜钱、稳定社会经济的迫切需求，清朝于1684年开放海禁，大力鼓励商人赴日贸易购铜。在中日间无官方往来的背景下，以中国商船为媒介、并以获取日本铜为核心驱动力，是这一时期中日贸易的显著特征。为应对中国商船的大量涌入，日本幕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贸易管理：1685年发布“贞享令”严格限制贸易额；1689年设立唐馆作为中国商人的集中居留地，以防范走私与宗教渗透并维持治安；1695年施行“铜代物替”制度，允许商人以滞销货物换取一定限额的铜。此后，幕府设立长崎会所、建造新地货库，逐步实现了贸易的官营化与人货管理的集中化。
1715年，江户时代最重要的贸易改革法令“正德新令”颁行，以发行信牌的形式对贸易严加管理，标志着长崎贸易管理制度的成熟。在严密的管理体系下，中日长崎贸易形成了一套系统而稳定的官营流程：中国商船入港后，依次经过信牌查验、货物卸存、清点议价以及配额采购与结算等环节完成交易。此外，流程中还包含“风说书”“踏绘”等特殊环节，旨在严防基督教徒入境并系统性地为幕府收集各国情报。这些环节共同构成了兼具人货管控与讯息传递功能的贸易流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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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原庆贺《长崎唐船贸易绘卷》（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藏）
二、商品内容与贸易结构：以商标、广告为线索
从十七世纪初到十八世纪末，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从以金、银为主转向以铜、海产品为核心。一方面，江户幕府逐步限制贵金属输出；另一方面，清政府因军饷筹措与财政急需，始终将“办铜”视作对日贸易切要，鼓励商民赴日购铜。日本“棹铜”的大量输入对清初的货币的供给与社会经济的稳定而言意义重大。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海产批发成为商人牟利的重要来源，大量海产输入深刻影响了国内饮食结构与消费风尚。乾隆年间，袁枚在《随园食单》中特增“海鲜单”一项，正是此种影响的体现，揭示了海外贸易供给与国内市场需求的密切互动。伴随贸易的人员、物品与资讯的大规模流动，亦对东亚社会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以前的商标、广告、仿单等实物材料在中国本土留存极少，而在日本，由于江户时代贸易管理和情报搜集的需要，中国输入商品的详细档案得以保存，为复原清代外销商品的生产网络、流通路线以及中日贸易的社会经济细节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刘序枫教授聚焦若干实例，考察了清代各地物产、工艺资源与经济文化对商贸传统的影响：江浙地区作为清中期商品消费与集散中心，商品品类丰富，尤以丝绸织品闻名；茧䌷则呈现出不同的产地格局，以山东和广东程乡为主要产区；药材原材料多来自川陕，在广东、苏州等地加工为优质出口药品。种类繁多的中国药材在清代中期的中日贸易中占据绝对优势，成为十八世纪中期以后中国主要的输日产品。
江户后期锦绘广告《江户出店之图》（内藤纪念医药博物馆藏）
广东何万顺号茧䌷广告（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惜字帖》）
刘序枫教授进一步总结了商标、广告等实物史料的重要价值：它们不仅展现了清代社会中宣传、防伪、竞争等营销手段的形成过程，更揭示了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与商品内容、贸易结构、流通路线及区域间分工合作的密切关联，为跨区域贸易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材料。
三、中日贸易的商品流通路线
乾隆中期以后，为集中管控铜源、防范走私，清政府将日本铜的进口口岸集中于浙海关管辖下的乍浦（嘉兴府平湖县）。凭借其优越的区域位置与满洲水师驻防的军事保障，乍浦港一度成为清朝对日贸易的核心口岸乃至南北沿海贸易的中继枢纽。在官方主导下，使得日本铜的流通路线更为明确：铜材从长崎港运至乍浦港后，一部分直接由乍浦转销南北口岸，另一部分通过运河转至江南商业中心苏州，纳入以运河及长江水系为骨干的国内物流体系，进而分销至各省，由此形成辐射全国的商品流通网络。
与此相对，中国商品在日流通则分为官方与民间两条路径：一方面，以药材等大宗商品为主的官方贸易，经长崎会所统一收购、评定后，或通过投标售予批发商，运往全国商业中心大阪，继而分销各地，或由幕府高官及地方诸侯直接订购并运往其领地。另一方面，日本社会亦存在活跃的民间流通网络，尤以转卖海产品及各地特产的日本海沿岸民间航运业“北前船”为代表。此外，萨摩藩利用其对琉球的控制，经琉球中转输入部分中国商品，中琉贸易由此被深度嵌入长崎贸易的竞争体系。东亚海域官民并行、货源交错、市场竞争的复杂格局，揭示了锁国体制下，贸易利益在官方垄断与地方藩阀、民间资本之间流动与博弈的现实。
刘序枫教授强调，持续存在的长崎中日贸易机制表明，尽管中日两国的对外贸易往来，均在官方的严格掌控下，但都并非处于绝对封闭的状态：在无官方外交关系的背景下，因特产品需求与财税考量应运而生的民间贸易从未中断，不仅维系了中日两国紧密的经济联系，更借助商船往来，在东亚海域构建了错综的的知识传递与信息流通网络。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日贸易的稳态不复存在，一方面，鸦片走私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对银本位结算造成严重的冲击；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动乱亦波及中日贸易。多重因素的叠加下，本已濒临崩溃的长崎贸易体系进一步瓦解，持续近二百年的长崎贸易遂告终结。
在交流环节中，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滨下武志就琉球在东亚贸易圈中的中介作用作出有益补充。在场师生围绕中日贸易中的市场竞争、西洋与东亚贸易的比较、日本“锁国”体制与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异同等问题与刘序枫教授展开交流。
时辰倏若白驹，不觉暮色熹微，康乐园华灯初上，讲座在与会师生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中圆满落下帷幕。
整理：孙依婧
校对：柳锐泓
初审：潘 悦
审核：区瑞珍
审核发布：谢 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