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含章 | “鸦片战争”（Opium War）一词的出现与传播——以1840年前后的英美报刊为中心

由马光（搬运工）
4 2 月, 2026

“鸦片战争”（Opium War）一词的出现与传播

——以1840年前后的英美报刊为中心

内容摘要 “鸦片战争”（Opium War）一词是在英美报刊的舆论互动中逐步形成的。该词最早出现于1839年的美国报刊，特指清廷“打击鸦片贸易的战争”，其中“战争”的说法是一种夸张的修辞。随着中英冲突的升级，“鸦片战争”的含义发生了重要转变。当英国辉格党内阁向中国派出远征军之后，包括保守党与激进派在内的反对派遂以该词批判辉格党政府的执政失误。在此之后，该词被赋予批判帝国武力扩张的意义，在美国成为政治家削弱英国道德干涉的话语资源。1840年前后英美报刊对“鸦片战争”一词内涵的塑造与传播，对后世关于这场战争的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鸦片战争；报刊；语词史

2006年2月24日，英国历史学家哈里·盖尔伯（Harry Gelber）在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以“并不存在的‘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That Wasn՚t”）为题发表演讲，以宣扬他此前出版的《鸦片、士兵与传教士：1840—1842年英国的对华战争及其余波》（Opium,Soldiers and Evangelicals: England՚s 1840–42 War with China and Its Aftermath）中的观点。他认为，关于这场战争有罪的观念是在传教士的宣扬下逐渐形成的，尤其在禁毒运动兴起之后得到了强化，并最终成为中国批判西方剥削与侵略的重要依据。盖尔伯对“鸦片战争”这一称法的否认，在当今国际历史学界并不是孤例。日本学者新村容子同样在其近作《鸦片战争的起源：黄爵滋与其人际网络》中主张改掉“鸦片战争”（アヘン戦争）这一称法，代之以“英国舰队来访”（イギリス艦隊来訪）。

历史事件的命名本身就是一种叙事实践，会影响公众对历史的理解，进而形塑民族记忆与情感。上述学者批评“鸦片战争”称谓的有效性，旨在质疑中国近代以来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民族主义叙事，但其批评本身也受到特定政治立场的影响。本文并不试图评判命名的是非对错，而是尝试回到历史现场，追溯“鸦片战争”（Opium War）一词出现与传播的历史语境。

关于“Opium War”一词的来源，以往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线索。关世杰是较早探讨这一问题的学者。他认为，将1840—1842年中英之间的战争称作“Opium War”的做法，起源于英国的工人阶级。他的证据是，英国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工人报纸《北极星报》（Northern Star）在1840年2月15日就开始用“The Opium War”为题做报道，并在同年4月4日的社论中详细阐述称此次对华战争为“鸦片战争”的原因。但实际上，《北极星报》并非最早出现“Opium War”这一说法的英国报纸。侯旭东指出，在1840年1月1日的《标准报》（The Standard）中，已出现了“the opium war against China”的说法。笔者发现这篇社论转自伦敦同日的《先驱晨报》（Morning Herald）。陈松全也曾注意到这条材料，由此认为“Opium War”出自于托利党对辉格党政府的批评。

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将视野放在英国本土，对大西洋彼岸同样使用英语且密切关注这场战争的美国人涉及较少。有鉴于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报刊史料的搜集范围，并结合其他文献加以研究，形成以下认识：“Opium War”一词的生成，源于两条既独立发展又相互交织的历史脉络。其中一条脉络发端于美国。参与对华贸易的美国商人对广州的禁烟行动及贸易收紧保持高度关注。为满足这一读者群体的关切，美国报纸持续跟进广州的最新消息，并以“Opium War”概括清廷严格的禁烟行动，以强化新闻标题的冲击力。另一条脉络则与1830年代英国辉格党政府陷入的信任危机有关，其内政、外交政策引起国内保守党与激进派的强烈不满。在这一政治语境中，中国问题的处理也成为批评的焦点之一。当辉格党内阁向中国派出远征军之后，反对派遂借用“Opium War”一词谴责这场由辉格党内阁发动的战争。在此之后，该词的语义在美国语境中进一步延展，被赋予批判帝国武力扩张的道德意涵，并在美国政治家的政治论辩中成为反制英国“文明”与“人道”指责的话语资源。

一、禁烟之战：“鸦片战争”的早期含义

早在1839年，美国报刊上就已出现类似“鸦片战争”的提法，指的是清廷“打击鸦片（贸易）的战争”（a war upon opium [trade]），与之后意指英国为推进鸦片贸易而发动战争的涵义有所不同。面对鸦片贸易引发的中英紧张局势，美国人并非全然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自19世纪初起，美国商人便开始从事对华鸦片贸易。最初，他们将土耳其产的鸦片运往中国销售。其后，当美国商船可以从英属印度向广州运送货物时，鸦片也常出现其中。19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清廷出台严厉的禁烟政策，广州口岸的鸦片贸易逐渐从黄埔转移到伶仃洋。不少美商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之下，参与到伶仃洋的鸦片走私贸易中。

正因为美国商人对广州的鸦片贸易以及与此相关的争端十分关注，当时美国不少主流报刊持续报道这方面的最新消息。“Opium War”一词即在此脉络中诞生。美国华盛顿出版的报纸《国家情报员报》（National Intelligencer）从1838年9月13日开始，便注意到广州贸易政策收紧的情况，加以报道。《国家情报员报》创办于1800年，长期依靠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内容以美国国会两院的辩论和政府公告为主，被誉为华盛顿新闻界“贵族”。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编者在“编辑通讯”（Editor՚s Correspondence）板块中增入了海外商贸讯息的介绍。这个板块的篇幅不大，但对于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而言颇具参考价值。在该报1839年1月24日的“编辑通讯”中，转述了一则来自广州1838年8月7日的消息，其中谈到“The Hoppo is making a great war upon opium……”。此处“对鸦片的战争”（a great war upon opium）的说法指的是在清廷的要求下粤海关监督执行的一系列禁烟行动，所谓“战争”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清廷的鸦片政策在19世纪30年代呈现出显著的动态变化。1831年前后，“弛禁”论在广东逐渐形成，并在阮元的支持下由许乃济于1836年正式上奏，其目标在于重建处于崩溃境地的广州体制。当时，道光帝也曾短暂地表现出采纳“弛禁”论的倾向。然而，1837年至1838年之间，随着广东以外官员对“弛禁”论的持续批判，道光帝最终决定抛弃广东士人的建议，转而强化禁烟政策。原本主张弛禁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也不得不在这一时期转向严禁政策。粤海关监督对鸦片走私者的严厉打击，便是在这一政策转变背景下发生的事情。不久之后，道光帝不仅处罚上奏“弛禁”论的许乃济，并很快召见主“严禁”的林则徐，命他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处理鸦片问题。正因为“弛禁”论曾盛行于广东，并一度进入道光帝的视野，令鸦片贸易商看到政策松动的希望，之后清廷突然转向严禁时，他们才会措手不及，慌乱不已。1839年5月28日，《国家情报员报》的“编辑通讯”板块继续跟进了清廷对鸦片发动的“战争”：“打击鸦片贸易的战争仍在继续，政府现在正以如此大的力度和决心来推动其对该贸易的限制，以至于它最终必须成功地将该贸易置于禁令之下。事实上，在这方面，中国人比基督徒更像基督徒。在当局的强制要求下，行商现在正认真参与禁止‘黑土’贸易的工作，他们坚持要求保证外国船只不得走私鸦片……”

就笔者目力所及，《波士顿信使报》（Boston Courier）是最早使用“Opium War”一词的英文报刊之一。1839年12月26日，该报转载了1839年7月16日的《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上的一段英国人的见闻。这位英国人受邀见证虎门硝烟的过程。在这位英国人的记录下，清人销毁鸦片的整个过程严谨认真，远远超出其预期。这篇记录原本题为“镇口之行备忘录”（Memoranda of a visit to Chunhow），而当《波士顿信使报》转载时则改题为“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此处的“鸦片战争”意为禁烟之战，指的是清廷打击鸦片贸易的严厉举措，在美国语境中带有相对中立的色彩，这是因为多数美国人并不认同鸦片贸易在道德上的正当性。即便是直接参与鸦片贸易的美国商人，也多是出于对巨额利润的追逐，而对于此事的理亏心知肚明。他们对其在鸦片贸易中的涉足颇为隐晦，部分商人通过鸦片贸易积累巨额财富后，转而投入到美国近代的建设与开发之中，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洗白”在中国的往事。

1839年，身处贸易争端漩涡的旅粤美商，采取了一种既与英人合作，又与之划清界限的微妙态度。3月10日，林则徐抵达广州后便严厉打击鸦片贸易。18日，他传谕行商，命外商在三日内交出鸦片存货。十天后，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向林则徐呈缴了20238箱鸦片，其中的1540箱便是美国旗昌洋行（Russell & Co.）和卫特摩洋行（Wetmore & Co.）委托义律上缴的。随着局势日益的紧张化，5月25日，以罗伯特·福布斯（Robert B. Forbes）为首的8名旗昌洋行的美国商人联名向国会上书，请求美国政府委派专员，并“配备足够的海军力量”来到中国，保护在华美商的安全，使他们“不致因不法商人之行径，或英国及其他外国舰队之敌对行动而被追责”。与此同时，他们也表示鸦片是一种“给中国人带来诸多祸害而鲜有益处之毒品”，“无论从道德与博爱之角度，抑或仅以商贸之角度衡量，都极其渴望鸦片在中国的输入与消费能够彻底终结”。

罗伯特·福布斯来自波士顿。他曾在1830年代初在珠江口经营“伶仃号”趸船，以伶仃岛附近的水域为基地，将自己的船作为水上仓库，用来存放其他商人运到中国的鸦片。不过，他觉察到长期接触鸦片的气味有损健康，于是在赚取可观财富之后选择“金盆洗手”，回美创业。但由于在美国投资失利，遂于1838年6月再度返回广州，担任旗昌洋行的合伙人。1839年5月，义律在命令英人离开广州之后，也曾到旗昌洋行恳求美商一同撤出广州。福布斯对义律的回应，颇能代表美商的态度：“我来中国既不是为了健康，也不是为了享乐，我会坚守岗位，只要还能卖出一码布或买进一磅茶叶，我就不会走”。当义律问他是否愿意带着“枷锁”做生意时，福布斯回答说：“那枷锁不过是想象出来的，而我们对委托人的责任以及佣金账目的压力才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上，福布斯与义律私交甚笃，但他坚持以商业利益为优先，并未因义律的政治判断而改变立场。正因如此，像福布斯这样选择继续留在广州的美国商人抓住了大发横财的机会。在英商撤离的情况下，美商不仅以中立身份得以维持自己的生意，甚至还承担起替英商运货的角色。

二、错误之战：英国内部危机中的“鸦片战争”

如前所述，“Opium War”一词最初是美国报人对清廷禁烟行动的中性描述，尚未承载后来指向英国“为鸦片贸易而发动战争”的批判性内涵。要理解后一种含义的生成过程，需要回到对华战争前夕英国本土的政治危机语境。当时的英国辉格党政府正面临严峻的执政危机。到19世纪30年代末，辉格党政府推行《大改革法案》（The Great Reform Act）所带来的政治红利消耗殆尽。国内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宪章运动席卷全国，工人阶级要求获得政治参与权，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海外局势同样不容乐观：加拿大与牙买加的叛乱动摇了帝国对殖民地的控制，政府在南美奉行的对法温和政策又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抨击。因此，保守党与激进派在议会中轮番指责由首相墨尔本（Lord Melbourne）领导的内阁的无能，使辉格党政府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内政困局与外交挫败的双重压力下，中国问题被迅速卷入党派博弈，时任外交大臣的巴麦尊（Lord Palmerston）等人遂将对华强硬塑造成重建统治合法性的手段。在1839年10月1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中，巴麦尊表态，主张由中国承担赔偿责任，并得到新任陆军大臣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B. Macaulay）的支持。不过，这一策略不仅未能纾解困局，反而激发了新的批评和质疑，带有批判意味的“Opium War”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1840年1月1日，英国伦敦《先驱晨报》（Morning Herald）在一篇清点墨尔本政府败绩的社论中，将对华战争的决策列入其中，并称之为“opium war”。该社论采用讽刺的修辞手法，将英国国内的工人运动、宫廷风波，与海外殖民地的叛乱、外交摩擦乃至对华战争并列排比，塑造出墨尔本政府全面失败的形象：“墨尔本内阁的主要大事记是什么？让我们像列预算一样，毫不顾及时间或地点，随手枚举几项：加拿大与威尔士的叛乱……伯明翰的暴动……社会主义与宪章运动的蔓延……法国与俄国对英国国旗的侮辱，……以及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诸如此类。这便是墨尔本内阁的若干‘难忘事迹’。”作者还批评鸦片贸易是在以“罂粟汁液”换取“茶叶汁液”，暗示这场战争建立在不义的基础之上，未来像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那样的史家会将这些写入英国衰亡史之中。此处虽然用的同样是“鸦片战争”一词，但含义与美国报人所说的不同，已经变为英国为推动鸦片贸易而对中国发动的战争，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的“鸦片战争”。《先驱晨报》创刊于1780年，在1820年之后发行量大增，成为与《泰晤士报》（The Times）齐名的早报。《先驱晨报》原本独立于党派之争，但其政治倾向自墨尔本内阁执政时期起，便显现出向保守党倾斜的态势，并以公认的托利党原则为依据批判政府。

与此同时，激进派也加入了对这场战争的批判行列。1840年2月15日，英国宪章派掌控的《北极星报》出现了一篇以“The Opium War”为题的新闻。这则简短的新闻转载了《东印度杂志》（East India Journals）与《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上关于中英发生军事冲突（应当是穿鼻之战）的消息，但其论调并未站在英国一方。新闻中将鸦片贸易称为“不光彩的生意”（disgraceful business），并用“走私犯”（smugglers）、“走私流氓”（smuggling rascals）等词形容鸦片走私商。同时，报道对中方在穿鼻海战中的人员伤亡表示痛心，并对林则徐的禁烟决心予以肯定。这些都表现出该报对鸦片贸易的强烈批评态度。《北极星报》创办于1837年，由宪章运动领袖菲格斯·奥康瑙尔（Feargus O՚Connor）创立，1839年即成为英国销量第二大的报纸，全盛时期读者约达50万。其通讯员多兼任全国工人阶级联合会或宪章运动的组织者，致力于批判政治制度与社会的不平等。

激进派报纸中，较为温和的《观察家报》（The Spectator）在对华战争的问题上也对辉格政府发起了炮轰。该报虽以主张激进改革著称，但其主编罗伯特·林托儿（Robert S. Rintoul）务实而独立，不盲从辉格党；在发现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较约翰·罗素（John Russell）更愿意推进改革后转而支持前者。1840年3月28日，《观察家报》在“今日话题”专栏中以“The Opium War”为题，抨击辉格党控制的《纪事晨报》（Monthly Chronicle）、《监察报》（The Examiner）与《环球报》（The Globe）为对华战争辩护的言论，称“政府的御用文人正在竭力赋予对华战争体面的色彩。这如同‘将黑人洗白’：无论他们如何尽其所能地为这场战争粉饰，‘鸦片战争’这一名字还是会被历史铭记”。文中还谈到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辉格党政府在尚未征求议会意见、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便向中国派出了一支远征军。

1840年4月7—9日，就对华战争一事，英国下议院举行了一场长达3天的辩论。众多议员反对这场远征。他们认为，英国商人在中国禁止鸦片贸易的情况下走私鸦片，使得英国的荣誉受损。托马斯·麦考莱则是坚定的主战派，他在发言中提到一些人道主义者的批评——“政府不遗余力地支持违禁贸易，向公众强加这场鸦片战争。”麦考莱表示，他对这些人的道德关怀抱有崇高的敬意，但仍坚持，发动战争是为了维护英国臣民的利益。由麦考莱的发言可见，“鸦片战争”的称法此时已在英国社会流传开来，并进入到最高决策层的视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多数议员仍以“对华战争”（war with China）指称此事，主战派则多倾向于使用“中国战争”（Chinese War）的表述，“鸦片战争”这一新术语在英国未能取得主导地位。事实上，使其获得更广泛传播的舞台并非英国本土，而是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三、“野蛮”之战：“鸦片战争”在美国文明话语中的挪用

前两节的讨论表明，1839年至1840年间，“Opium War”经历了从中性的“禁烟之战”到负面的“错误之战”的语义转折，成为针对辉格党政府的批判性话语。然而，这一党争化的语义并不是其后续传播的全部面向。美国的政治家和商业道德论者将其纳入伦理与文明框架中加以诠释，使之成为批评帝国武力扩张的语词。需要指出的是，促成这一语义生成的关键场域在美国。长期以来，美国通过与“旧世界”（尤其是英国）的对比来塑造自身认同。在美国人看来，英国体现了专制、腐朽和道义沦丧，而美国代表着民主、活力和道德进步。在这种文明叙事中，“鸦片战争”自然被作为“旧世界”偏离文明的又一例证。

英国议会于1807年通过《废除奴隶贩卖法案》，禁止英国臣民参与奴隶贸易，又于1833年通过《废奴法案》，在英国本土及其大部分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因而，在废奴问题上，当时的英国人在面对美国时往往带着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嘲讽美国尚存的蓄奴现象。然而，英国人一方面谴责美国的奴隶制度，另一方面却在东方经营鸦片贸易，并为获取鸦片赔偿而对中国诉诸武力。这种道德双标的做法成为美国政治家指谪的对象。1840年3月13日，以捍卫奴隶制而闻名的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作为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一场演说，其中表达了对英国以废奴为由介入美国内政的抗议。他声称鸦片贸易比奴隶贸易更有害，批评英国在世界的一端“无视正义与人道”，“将毒品强行倾销给一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而在另一端同情被带入美国港口的黑人，可谓“多管闲事”。不久之后，“鸦片战争”一词进入美国主流的政治论辩，成为削弱英国道德干涉的话语资源。1840年9月23日，一位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议员在回信给当地市民时写道：“即便自由州内带有争辩性或激进色彩的废奴主张在以往尚有可取之处，自英国政客与民众进行无礼、有害且违法的干涉以来，这种主张便已不再明智。……毕竟，爱尔兰与英属印度正承受着英国日积月累的不公待遇，在苦难中呻吟。在他们试图纠正我们的道德观、向我们灌输基督教教义之前，不妨先为其在对华‘鸦片战争’中违背文明与人性的暴行作出解释。”他认为，英国人倡导的废奴运动并非出于纯粹的人道主义关怀，而是服务于英国的商业利益。

也许是为了避免受到这类抨击，英国的废奴主义者即便要宣扬其主张，也不得不借“鸦片战争”自我批评一番。1841年春，约瑟夫·斯特奇（Joseph Sturge）来到美国，宣扬“全面废除奴隶制”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当时正在进行之中的英国对华战争的批评：“英国公众竟对我国政府正在发动的这场残酷且不公的战争，表现出冷漠或自满。这场战争针对的是一个高度文明、与世无争的民族，而挑起战端的，不过是少数人。他们通过最为卑劣可憎的犯罪手段，大肆从事不道德且非法的贸易，借此积累财富、攫取权势。……这样一场战争或许能斩获所谓的‘军事荣耀’——如果屠杀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也能算作荣耀的话；但倘若指望它能提升本国的声誉、促进繁荣或增进福祉，无异于期盼国家作恶却能换来神的庇佑。”回到英国之后，斯特奇在一封写给英国基督教公众的公开信中再次表达了他对“鸦片战争”的人道主义控诉，并呼吁英国的基督徒向政府提交请愿书，禁止贩运鸦片到中国，停止这场残酷的战争。与此同时，斯特奇也谈及对美国舆论偏向的观察：“我最近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美国与中国的交往广泛而频繁，许多最聪明、最坦率的公民都清楚地了解这一案件的是非曲直，而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认为英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行为是有史以来使一个文明国家，更不用说一个基督教国家蒙羞的一些最明目张胆的行为。”

除了政治家之外，另一类从文明话语出发批评这场战争的是商业道德论者。19世纪中叶，商业道德论在美国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在他们看来，英国依赖鸦片贸易并以武力保护此贸易的行为，与“文明的基督教世界”格格不入。纽约《亨特商人杂志》（Hunt՚s Merchants՚ Magazine）上的相关评论，正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体现。《亨特商人杂志》创办于1839年，旨在传播商业知识，培育有道德与学识的商人，倡导理性、正直、富有人道精神的商业文化。1840年5月，该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鸦片贸易——英国与中国”的长文，其中谈道：“如果英国入侵中华帝国，封锁其港口，并将其他国家的商业贸易从其水域上驱逐出去，整个文明的基督教世界都应该庄严抗议，因为这是专制权力的无理行为，违反了永恒正义的普遍原则。”1841年1月，《亨特商人杂志》又刊发文章，揭露鸦片贸易的双重暴力：既是对殖民地印度的经济剥削，又是对中国市场的严重伤害。

由于美国社会普遍认识到鸦片贸易与英国对华战争之间的关联，“鸦片战争”一词在美国的接受度更高。1841年2月6日，一篇发表在费城《北美报》（North American）上的社论就“鸦片战争”这一称法解释道：“英国人自己承认这是一场鸦片战争，要求对鸦片进行赔偿。这就是在英国发表的所有关于销毁鸦片的赔偿困难的内容。如果有一个更光荣的动机，为什么不由战争的发起者提出呢？英国出版物的语气毫无疑问地表明，整个事件可以归纳为：英国一心想把她的鸦片和其他商品引入中国，而且她决心要实现这一目标，甚至不惜以一场昂贵的血腥战争为代价。”成立于1839年的《北美报》由富裕绅士创办，尤其关注宗教、慈善等涉及公共伦理的议题，同样表现出鲜明的道德主义取向。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报刊从英国转载的不少文章，其原初的题名并非“鸦片战争”，而报刊编辑特意将原本的题名改为“鸦片战争”。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曾任美国总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对“鸦片战争”这一称法的否定显得格格不入。1841年11月22日，他在波士顿的共济会教堂发表了一场公开演讲，讨论尚未结束的中英战争。那一天的室外大雨滂沱，而会场中座无虚席，被挤得水泄不通，可见该议题在美国受关注的程度。不过，令听众意外的是，亚当斯在演讲中提出，鸦片只是这场争吵的一个插曲，它与战争的起因毫无关系。他认为，战争的真正起因可以追溯到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时的冲突。亚当斯的论证思路并不新颖。早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对华激进派为了论证对华发动战争的正义性，便通过回顾早期中英贸易史建构出一种早期中西关系史，强调英国商人所受的“屈辱”。并且，他们诉诸国际法以论证武力征讨中国的正当性。与此相仿，亚当斯策略性地征引了有利于英国政府的国际法原则，而回避了对清政府有利的国际法原则。由于亚当斯的观点有悖于当时美国的主流看法，故引起很大非议，大多数报刊都对他的观点持批判态度。后来，亚当斯关于鸦片战争的个人观点常常被援引，用于说明同时代美国人的一般观点，但实际上恰恰相反。

结语

上述研究表明，“Opium War”这一称法的出现与早期传播是英美舆论互动的产物。该词最初出现于美国报刊上，是对清廷禁烟行动的夸张修辞，随后进入英国党派政治的语境，被反对派用于批评辉格党政府发动的对华战争。其后，该词又回流至美国，实现了更广范围的传播，成为美国政治家反制英国“文明”与“人道”指责的话语资源。在“Opium War”跨语境的传播过程中，新闻报刊发挥了关键作用。推动该词语义发展的既有政治家，也包括报刊编辑与商人，而非仅限于传教士。

值得注意的是，促成“Opium War”一词生成、流行的关键场域并非英国本土，而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美国的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和商人将这一称法作为构建自身认同的话语，强调美国与英国立场的差异。正是在这一对比性的叙事中，“Opium War”一词得以在美国的舆论界迅速流行，并最终成为英语世界中颇具影响力的战争命名。亚当斯的言论及其反响的例子表明，名人的观点并不一定能够反映时代舆论的整体图景。历史研究者对此尤应引以为戒。唯有以大量语料为线索，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才能把握当时舆论的复杂性，而不误以个别言论概括整体的历史图景。

本文作者屠含章，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外史学交流与比较。

原文载《外国问题研究》2025年第4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编辑:赵阳

初审:李强

复审:郭丹彤

终审:董灏智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外国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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