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使用AI翻译）
本期《中国军事史杂志》刊载了四篇探讨中国前近代时期内河作战的文章。这些文章表明，河流在防御战和进攻战中发挥了重要且往往被忽视的作用。正如水的特性——流动、滋养、静止时清澈——使其成为中国哲学中的“根源隐喻”一样，河流的水性特质也使其成为军事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军事领域，成功的军队利用了河流快速流动、运输重物、阻碍行动以及可储存、分流或释放的潜力。
早期中国的河流战术
Wicky Tse 的文章《早期中国战争中河流的战术角色》表明，其中许多特性在早期中国战争中已得到整合。《战国策》、《墨子》和《左传》中的案例显示，军队竞相控制水源以获取进攻、防御和后勤优势。例如，护城河可以为临河而建的城市提供防御，但围城军队也可以分流同一条河流来淹没城市或切断其补给。在后勤领域，Wicky Tse指出，早期中国政权——与后世王朝非常相似——利用河流高效地运输部队、武器和粮食。他还提出了贯穿这四篇文章的一个主题：内河作战不能脱离周围的陆地。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他分析了“基于岸上的渡河战役”。河流必须被跨越，但在错误地点或以混乱方式渡河会使军队易受攻击。如何从陆地过渡到河流再回到陆地，成为了主要的战术考量，并激发了关于欺敌和分流河流的创意策略。
宋代的河防与舰队建设
Xiaobing Li 的文章《河防与舰队建设：宋代海军在对金及对蒙战争中的表现》思考了使大规模内河作战成为可能的宏观条件。Xiaobing Li指出，如果不参考当时的经济和技术巨变，就无法理解南宋的内河作战。在经济上，新的税收制度和由新稻种支撑的激增人口，为庞大的海军提供了资金和人力。在技术上，南宋在造船和火药武器方面取得了进步。这种创新浪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长江北岸蒙古人的威胁所推动的。他认为，宋朝以河流为基础的防御体系在阻挡蒙古军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讽刺的是，只有当宋朝的叛将重新组织了元朝海军后，其军队才得以取胜。正如Xiaobing Li所言，元朝海军“本质上就是宋朝海军”。
明清易代中的后勤与炮兵
Michael Chung 将我们的注意力从防御者转移到入侵军队的视角。在他的文章《明清易代期间的内河运输与清军炮兵部队的效能》中，钟探讨了17世纪40年代的清军如何利用华南的河网快速向围城部队运送大炮。他认为，大炮的快速部署得益于两个因素：河流航道的可用性以及邻河城市的大炮储备。当清军无法利用河流运输时（如早期入侵朝鲜期间），大炮往往在围城开始数天甚至数周后才运达。与其他作者一样，Chung强调河流的使用受到周围地形的限制。大炮无法轻易从一个水系转移到另一个水系，大炮的运送必须与陆路部队的抵达协调一致，且地形障碍往往意味着围攻者不得不求助于旧有的战斗方式。
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内河战事
Kenneth Swope 的文章《船只、蛮夷与土匪：内河作战与太平天国运动》汇集了前三篇文章中的许多主题。斯沃普与Xiaobing Li一样，关注内河作战的宏观经济和技术背景；同时也与Tse和Chung一样，对河流在运输和战术优势方面的应用感兴趣。他指出，太平军和清军都尽早意识到在长江沿线获得优势的重要性。对于太平军来说，由夺取的船只组成的杂牌海军使他们获得了早期优势，得以顺江而下攻克南京。然而，多种因素的汇聚很快让清军占了上风。由于缺乏成熟的内河作战理论且形势紧迫，清军指挥官对经世致用思想家的建议、轮船等新技术的引入以及非传统信息来源持开放态度。斯沃普展示了清朝的迅速转型。到19世纪60年代初，先进的技术加上对内河作战、海防和陆攻的精妙协调，确保了清军的胜利。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吸取的教训后来被应用于中国西北地区的战役以及战后现代海军的创建中。
跨学科的视野与未来研究
这些文章丰富了关于河流在中国历史上环境、经济和政治意义的研究。环境历史学家已展示了河流管理如何改变中国生态；经济历史学家考察了河流在经济整合中的作用；文化学者则展示了定居点和文化社群如何围绕水系形成。本期文章暗示了一些可以将军事史与经济或环境史对话的问题，例如：宋清两代大规模造船或征用船只的短期和长期后果是什么？或者，用于战时后勤（可能涉及疏浚、开渠或分流）的河流管理如何影响其战后用途？
这些文章还提出了进一步研究战时河流潜力的方向。这些问题涉及战争的时间性，正如钟关于大炮运输的数据所示，这种时间性往往是短促且剧烈的。内河作战史让我们更加关注构建河流生活体验和后勤功能的短时间跨度：季节更替、天气波动或点对点航行的时间。最后，这四篇文章展示了内河作战史如何为思考中国新技术的适应过程提供思路。内河作战要求军队对快速变化的条件以及陆水互动做出敏锐反应。本期的所有文章都表明，河流景观的易变性激发了创新，以及对新技术和新战术的开放心态。正如斯沃普所观察到的，这些技术和战术往往从一场战争流向下一场，或从一方流向另一方。我希望这些文章能鼓励其他军事史学家去考察内河作战是如何受到信息流以及水流共同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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