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朝鲜司译院是培养译官的“译学”机构。司译院设立之初有汉、蒙、倭、女真语学。司译院清学是在女真语学基础上改设的，在此教习满语，培养通满语的译官。朝鲜司译院早期的满语教学所用教科书沿袭女真语学《巨化》《仇难》《八岁儿》《小儿论》《尚书》等。但是，到了17世纪中后期，这些书籍不再适用司译院清学满语教学，司译院废弃早期清学读本《巨化》《仇难》《尚书》，在沿用《八岁儿》《小儿论》的基础上，新增司译院编译的会话体教材《三译总解》《清语老乞大》和分类辞书《同文类解》等。其中，《三译总解》的编译与清代翻译的满文《三国演义》渊源较深。
关键词：司译院 清学 三译总解 三国演义 满语
在中国历代王朝与周边国家外交文书行政体系中，汉语是主要的外交通用语言文字，但随着中国历代王朝中出现非汉统治者，辽、金、元、清朝与东亚高丽、朝鲜王朝汉文字圈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中，契丹文字、女真文字、蒙古文字、满洲文字等在东亚外交文书中也充当了重要的语言媒介作用。高丽和朝鲜王朝时期设立培养译官的专门译学机构，在此教习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满文等语言文字，培养通多种语言文字的译官，在辽金元与高丽、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的外交关系中充任翻译或书写文书的重要角色。
朝鲜司译院是培养译官的“译学”机构。司译院设立之初有汉、蒙、倭、女真语学。司译院清学是应清康熙皇帝的要求而设立，清康熙六年（朝鲜显宗八年，1667）将原有的女真语学改为清学，并在此教习满语，培养通满语的译官。朝鲜司译院早期满语教学所用教科书沿袭女真语学《巨化》《仇难》《八岁儿》《小儿论》《尚书》等。但是，到了17世纪中后期，这些书籍不再适用，司译院废弃了《巨化》《仇难》《尚书》，在沿用《八岁儿》《小儿论》的基础上，新增司译院编译的会话体教材《三译总解》《清语老乞大》和分类辞书《同文类解》等，用于司译院清学满语教学及译科考试。
关于司译院清学教科书《三译总解》的编译及其与清代翻译的满文《三国演义》的渊源问题学界关注较少。已有的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小仓进平在《朝鲜语学史》一书中简单介绍过司译院编译《三译总解》和重刊谚解本的情况；日本学者岸田文隆从语言学角度对《三译总解》的底本、满文特点、语言学价值等进行过研究；韩国学者郑光在《司译院译学书册版研究》等论著中介绍过《三译总解》的版册情况。韩国学者姜信沆在《韩国的译学》中提到过《三译总解》与满文《三国志》的关系，但是，并未进行深入比较研究；中国台湾学者庄吉发以《三译总解》卷一“凤仪亭吕布戏貂蝉”满文内容与清代满文《三国演义》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满文《三译总解》的内容，基本与满汉合璧《三国演义》的满文内容相近”；笔者也关注到《三译总解》与满文《三国志》的渊源关系，在《朝鲜王朝司译院设立清学及满语教学》一文中介绍了司译院从清朝买到满文《三国志》之后，司译院清学编译《三译总解》及命名情况。
本文拟从朝鲜司译院编译《三译总解》与满文《三国志》，司译院清学《三译总解》的底本与满文《三国志演义》的流传，司译院清学译科、取才考试与《三译总解》内容，乾隆时期清学译官金振夏重刊《三译总解》等角度，探讨满文《三国志演义》和满汉合璧《三国演义》在朝鲜王朝的传播及对司译院清学编译《三译总解》的影响、朝鲜司译院清学教科书与清代满文书籍之间的渊源关系等问题。
一、司译院编译《三译总解》与清语《三国志》
司译院清学译官编译满文《三译总解》是在清康熙时期。其编纂与司译院从清朝买入的清语《三国志》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司译院编译《三译总解》所参考的《三国志》就是清代翻译的古典章回体小说《三国志演义》的满文本。
司译院编译《三译总解》并将其用于司译院译科考试和取才考试，与时任司译院都提调的闵鼎重有直接关系。闵鼎重非常重视司译院汉、蒙古、倭、清学译官的培养及外国语教学。非常重视译官的会话能力，因此对司译院汉、蒙古、倭、清学教科书进行厘正。他在任期间多次派使臣及译官赴清朝学习汉语、蒙古语、满语等，并对现有的教科书重新进行修订和重刊。
《三译总解》序记载：“国家设置译学所以通四方语事大交邻，而于女真学改号今为清学，其语传袭既久讹缪（谬）实多。逮自丙子以后，凡于文书之往复者，言语之酬酢者，皆用此语，而全不晓得。伊时都提调楸滩吴相国具由入启，遴本学中有才者申继黯每行连续差遣，取《八岁儿》等五种书考证删定，俾业是学者习之。今上即位之七年庚申，老峰闵相国提举译院，以继黯所删书字少语不广，无以会其通，而尽其变。令崔厚泽、李濈、李宜白等更加厘正，删《去化》《仇难》《尚书》三册，而取清书《三国志》相与辨难，作为《三译总解》十卷。又解汉语《老乞大》为《清语老乞大》八卷，与旧《八岁儿》《小儿论》各一卷，通共二十卷，用此为程式，使决其科等。其食而顾其写本易致传讹，而艰于布行，以此病之。癸未九月，有朴昌裕等六人齐辞于都提调竹西申相国愿出捐己财，剞劂是书，以广其传布。则公可之。于是吴廷显、李宜白等以训上主其事，事讫名之曰《清语总解》。鸠工锓榟，苦心殚力凡十数月而始克就绪。夫译者有国之不可无者。而其译之能必待其学之精。其学之精必赖其书之备，则是书之刊也，其功亦岂少哉！虽有是书，使是书刊行者，非吴廷显等耶？ 岁甲申仲夏 上浣识。”
这段史料详细记载了司译院清学编译《三译总解》时参考了清书《三国志》。序文开始讲到“丙子胡乱”之后，即1636年以后清朝与朝鲜王朝外交文书均使用满语书写。当时，朝鲜司译院译官无人晓解满语。时任司译院都提调的吴允谦派遣申继黯到盛京（沈阳）学习满语，1639年申继黯将女真语学教科书《去化》《仇难》《八岁儿》《小儿论》《尚书》等5册翻译成满文，用于司译院满语教学。直到序文中提到的“今上即位之七年庚申”，即到了1680年闵鼎重任司译院都提调时，认为申继黯翻译的《去化》《仇难》《八岁儿》《小儿论》《尚书》等5册“字少语不广，无以会其通，而尽其变”，因此，废除《去化》《仇难》《尚书》等3册，命崔厚泽、李濈、李宜白等厘正《八岁儿》《小儿论》的同时，参考满文《三国志》编译《三译总解》10卷，用于司译院取才和译科考试。
从《三译总解》序可知，司译院编译《三译总解》是在肃宗即位之七年庚申，即1680年闵鼎重任司译院都提调之后。小仓进平根据《三译总解》序文中所记载的“今上即位之七年庚申，老峰闵相国提举译院，以继黯所删书字少语不广，无以会其通，而尽其变。令崔厚泽、李濈、李宜白等更加厘正，删《去化》《仇难》《尚书》三册，而取清书《三国志》相与辨难，作为《三译总解》十卷”，认为闵鼎重命人编译《三译总解》是在1680年。宋基中也根据《三译总解》序文中这一记载，认为司译院清学编译《三译总解》是在1680年，他还认为《三译总解》序也是1680年由译官所写的。到了癸未（1703）九月，申琓为司译院都提调时朴昌裕等六人向其汇报，愿出资刊板《三译总解》。经司译院都提调申琓同意，清学训上通事李宜白、吴廷显等主刊刻之事，起初想命名为《清语总解》,努力十几个月之后，于甲申(1704)仲夏完成刊刻，命名为《三译总解》。
1680年闵鼎重被提升为左议政，并兼任司译院都提调之职。据《承政院日记》记载可知闵鼎重命人编译《三译总解》是根据从清朝买回来的清书《三国志》。似乎在肃宗九年（1683）八月已经编译完成10卷本的《三译总解》，并于甲子（1684）正月始用于司译院清学，并作为译科和取才考试所用书籍。
《承政院日记》记载：
肃宗九年八月癸丑，司译院官员，以都提调意启曰：“本院诸学中，蒙学所习本业，语音渐讹，译官之赴燕者，皆不能通话。问情训习之际，不可无变改之举，故每于节行，择送熟习时话者，再三质问于彼人，翻作蒙、清《老乞大》各八卷，且买清语《三国志》，抄作十卷，名为《三译总解》矣。自甲子正月为始，蒙学则旧业《守成事鉴》《伯颜波豆》《孔夫子》《待漏院记》之外，添以《新翻老乞大》，清学则旧业《八岁儿》《论》之外，《新翻老乞大》《三译总解》仍为定式教诲，使之通行于科举与试才之时，何如?”传曰：“允。”
从《三译总解》序和《承政院日记》的记载可知，司译院清学编译《三译总解》的确是参考了从清朝购入的满文《三国志》。而且，应该是1680年闵鼎重为司译院都提调以后开始编译《三译总解》，是否如小仓近平和宋基中所说的1680年就开始编尚不清楚。从《三译总解》序和《承政院日记》的记载不好研判司译院买到清语《三国志》的确切时间，应该在1680-1683年之间。肃宗九年八月，《三译总解》应该已经编译完成，因此闵鼎重向肃宗请示能否自甲子正月将《三译总解》等书用于司译院清学译科考试和取才考试，并成为定式。闵鼎重的请求得到肃宗的允许。闵鼎重任司译院都提调时非常注重对译官的奖勤的管理及制定提高译官会话能力的措施。他针对司译院译官出使清朝，经常出现汉学译官不通汉语、清学译官不通满语、蒙学译官不通蒙古语的现象，认为这是因为司译院各学译官，只注重学习书本，而全不通语言的缘故。因此，1682年闵鼎重设立汉学偶语厅，规定让译官“以言语问答的形式”学习译语，成绩优等者派一员为递儿随使臣一行赴京，以此作为对译官的奖勤之规，这对译官提高语言能力起到了显著的作用。1682年闵鼎重在汉学设立偶语厅的同时，在蒙古、倭、清学也设立了偶语厅。《通文馆志》记载：“四学偶语厅一百员。汉学五十员，蒙学十员，倭学二十员，清学二十员。康熙壬戌老峰闵相国广选四学年少有才者设”。到1703-1704年申琓为司译院都提调时，朴昌裕等六人出资，《三译总解》得以刊刻。
《三译总解》序所称清书《三国志》和《承政院日记》所记载的清语《三国志》是清朝翻译的满文《三国志演义》。
二、满文《三国志演义》流传及司译院《三译总解》底本
三国故事在元明清时期广泛流传。“关云长千里独行”在元杂剧和明杂剧中都有不同演绎。正史《三国志》所记载的关云长辞曹归汉的三国经典故事也被选译到司译院清学《三译总解》中。三国故事经过历代文学演绎，带有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和感情色彩。关云长历来是广大民众所热情讴歌的人物，从英雄崇拜到将其神话，忠良义勇素来是其典型性格。后金和清朝皇帝、诸王也非常喜欢三国故事，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多尔衮都非常喜欢阅读《三国演义》，尤其喜爱关云长英勇忠义的性格。随着《三国演义》在清朝的传播，关云长从宋元战神形象演变为清代关帝庙关圣帝崇拜，满蒙文《三国志演义》的翻译、流传、影响也应运而生。
在东亚，《三国志演义》以《三国志》之书名传播的历史非常悠久。日本、朝鲜王朝所谓的《三国志》就是《三国演义》。清朝翻译的满文《三国志演义》又被翻译成不同文字，如蒙古文《三国志演义》、锡伯文《三国志演义》均译自满文《三国志演义》，朝鲜司译院《三译总解》也是根据清代满文《三国志演义》翻译的。蒙古文和锡伯文《三国志演义》保留了满文《三国志演义》24卷240回的特点。但是，司译院编译的《三译总解》只有10卷10回，《三译总解》的1卷就是满文《三国志演义》1回的内容。《三译总解》作为朝鲜司译院清学教习满语的教科书及考试用书，注重会话练习，考试形式中有背讲课文内容的规定，因此，只选译重要的10回故事作为学习满语和译科、取才考试选拔译官的背讲内容。不同学者对满文《三国演义》的称呼也有所不同。扎拉嘎搜集满文《三国演义》不同版本，称满文《三国志演义》；巴雅尔图和宝乐日对满文《三国演义》的版本进行比较，称为满文《三国志通俗演义》。
关于满文《三国志演义》的底本，学者观点略有不同。但是基本上认可王丽娜的清代满文《三国志演义》的底本是根据明嘉靖壬午刻本翻译的观点。《三国演义》的版本有很多种，明嘉靖壬午本（嘉靖元年，1522）是现存最早的版本。而英国学者魏安认为满文《三国志演义》的内容基本上跟嘉靖本相同，但是从满文本的脱文的情况看满文本并不是从嘉靖本翻译的。大概是翻译自明官本《三国演义》，如都监本或者司礼监本。本文在这一问题上仍采王说。
《三译总解》的底本与清代满文《三国志演义》一样，来源于明嘉靖壬午刻本。日本学者岸田文隆认为《三译总解》的底本并不是以通行的《三国演义》（例如李卓吾评点本）为基础的，而是以清朝翻译的满文《三国志演义》为底本。其中，顺治七年（1650）刊行的满文《三国志演义》就是以《三国演义》的嘉靖本为底本翻译而成。可见，司译院清学新增的教科书很大程度上受清朝编译的满文书籍和满汉合璧辞书的影响。尤其，司译院清学所编译的《三译总解》直接参考了清代翻译的满文《三国志演义》，但在满文翻译风格及满汉文词义等方面也有些细微的差距。
清天聪六年（朝鲜仁祖十年，1632），清太宗命达海翻译《三国演义》，当年七月达海病死，《三国演义》的译著工作并未完成。《清太宗实录》称其“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及大乘经，未竣而卒”。史料里出现的《三国志》其实是指《三国演义》。皇太极命达海翻译《三国演义》是在清朝将无圈点满文改为带圈点满文之后的事情。这一时期是否存在无圈点满文的《三国演义》尚不清楚，但是，能够明确的是此时皇太极命达海翻译《三国演义》是以带圈点满文进行翻译的。从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教科书被翻译成满文可见，清朝对满文字体进行改革之后，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后改清学）也及时调整了满语教科书的满文翻译。清顺治七年（朝鲜孝宗元年，1650）摄政王多尔衮命祁充格等以满文翻译《三国演义》。清朝以满文翻译的《三国演义》版本较多，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纯满文本《三国演义》书名为“Ilan guren i bithe”。这一满文《三国演义》钞本卷首有摄政王多尔衮命令译刊《三国演义》的谕旨以及内弘文院大学生祁充格所作进书表。由此可见，这一满文《三国演义》是顺治时期翻译的，而进书表称“顺治七年正月十七日谨奏”。满文翻译的《三国演义》成书之后，相关翻译人员得到了顺治帝的嘉奖。《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七年四月,以翻译《三国志》告成，嘉奖群臣。” 清朝满文《三国志演义》传播到朝鲜半岛，对司译院清学编译《三译总解》产生了直接影响，成为其编译的底本。
三、《三译总解》内容及司译院清学译科、取才考试
《三译总解》自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始用于司译院，并于清康熙四十二年（朝鲜王朝肃宗二十九年，1703）刊行，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重刊。
《三译总解》只选译、抄写了满文《三国志演义》10卷10回的内容，作为司译院清学学习满语的教科书。虽然并未保留满文《三国志演义》所有章回的内容，但是，其所传抄的10卷（10回）均为三国故事中的经典章回。《三译总解》卷一内容为“凤仪亭吕布戏貂蝉”，卷二内容为“关云长千里独行”，卷三内容为“诸葛亮智激孙权”，卷四内容为“诸葛亮计伏周瑜”，卷五内容为“黄盖献计破曹操”，卷六内容为“阚泽献计诈降书”，卷七内容为“庞统进献连环计”，卷八内容为“曹孟德横槊赋诗”，卷九内容为“关云长义释曹操”，卷十内容为“锦囊计赵云救主”。
1683年司译院完成《三译总解》的编译工作，并从1684年开始将《三译总解》作为司译院清学考试用书，用于司译院译科考试和取才考试。
司译院平时有月考、院试等，院试成绩作为是否能参加取才考试的参考依据。司译院选拔禄官有译科考试和取才考试两种形式。译科考试属于科举中的杂科，在礼曹实行。取才是选拔递儿职的考试，有禄取才、赴京取才、卫职取才等。禄取才和赴京取才在礼曹实行。禄取才时，司译院提调一员到礼曹，与礼曹堂上官一起监考。赴京取才由礼曹官员试取。卫职取才由司译院都提调和提调在司译院试取。禄取才应该是司译院选拔官员的取才考试。赴京取才应该是选拔出使中国使臣随行的通事、译官、打角夫等的取才考试。卫职取才应该是五卫选拔卫职译官的考试，在司译院举行。
朝鲜司译院和备边司等机构设立清学译官之外，在五卫也设有清学译官。这些译官同时具有军官身份。《通文馆志》记载：“西班大护军至司勇皆为龙骧等五卫为衔，故称卫职或称军职。”五卫大护军、司直、司果、司正、司猛、司勇等均有军职身份，在义兴卫、龙骧卫、虎贲卫、忠佐卫、忠武卫等五卫任职衔。并由司译院四学通事差任。清天聪元年（1627）以后设清学卫职，之后，由清学上通事差任。
司译院每月二十六日有月考，一年冬、夏有两次院试，参加院试合格者可以参加“取才”考试。《经国大典》记载：“取才，诸学四孟月本曹同提调取才。”可见，“取才”考试应该是在一年四季的第一个月实行。即每年的2月、5月、8月、11月举行。
司译院属于递儿职衙门，官员除教授、训导外，一年为两期，六个月相递受职。递儿职做散之后，通过取才考试，被选拔者可以再次当职。吏曹规定朝官一年满病假三十日者，罢免其官职。但是，司译院属于递儿职衙门，不在病假满罢职之例。所以，通过取才考试被选拔在司译院受职的人员，多数告病假，不好好履行司译院的职事。拿着俸禄，等待六个月期满后做散。所以，吏曹规定司译院的官员在其递儿职六个月内病假满十五日者，不许参加下一次的取才考试。
1684年以后，司译院清学译科考试和取才考试用书新增《三译总解》。译科考试采取讲书、写字、译语三种形式。讲书又包括背讲、背诵、临文、讲书等形式。讲书以司译院四学教科书内容为主，有时也会选取经史子集中的书籍内容看书讲解。译语是临文翻译《经国大典》。写字从司译院四学教科书抽取内容进行背写或抄写。看书讲解和看书写字仅局限于50岁以上的译官。取才有讲书、写字两种形式。《三译总解》是作为司译院清学译科和取才考试讲书和写字的内容。
《通文馆志》详细记载了《三译总解》在司译院译科考试和取才考试的应用情况。清学译科考试从《三译总解》《八岁儿》《小儿论》《清语老乞大》等四册抽七处写字，而取才考试分春夏和秋冬选三册写字和背讲。
《通文馆志》记载：
清学八册：《八岁儿》《小儿论》《新翻老乞大》《三译总解》，翻《经国大典》。《八岁儿》《小儿论》《老乞大》《三译总解》四册抽七处写字，《大典》翻语同汉学。初用《千字文》《兵书》《小儿论》《三岁儿》《自侍卫》《八岁儿》《去化》《七岁儿》《仇难》《十二诸国》《贵愁》《吴子》《孙子》《太公尚书》并十四册，兵燹之后只有《仇难》《去化》《尚书》《八岁儿》《小儿论》五册，故抽七处写字，以准汉学册数。康熙甲子始用《新翻老乞大》《三译总解》，而前册中《仇难》《去化》《尚书》讹于时话，故并去之。
《通文馆志》又载：
清学三册，春夏等《八岁儿》《清语老乞大》上四卷，《三译总解》上五卷，三册中抽一处写字，抽一处背讲。文语一度，秋冬等仿此。秋冬等《小儿论》《清语老乞大》下四卷，《三译总解》下五卷。文语一度。
这段史料中出现的清学八册应该是指司译院清学满语教学所用教科书，其中，《八岁儿》《小儿论》《新翻老乞大》《三译总解》是清学译科考试用书。从清康熙二十三年正月开始用于司译院清学满语教学及译科、取才考试。自此，译科考试清学从《八岁儿》《小儿论》《清语老乞大》《三译总解》抽七处内容写字，并与汉、蒙古、倭学相同，译语是翻译《经国大典》，由训导传语，进行临讲，即看书讲解。从现存司译院清学译官试卷也能了解到司译院译科考试讲书、写字、译语所用书籍的情况。韩国高丽大学图书馆藏有一份清道光二十四年（朝鲜宪宗十年，1844）译科清学试卷，是清学译官白完培参加甲辰增广初试的答题试卷。译科考试三年实行一次，分初试和复试。增广考试是逢喜庆之事增加的考试。
据《译科榜目》记载，白完培是译科道光甲辰增广二等出身者，字成汝，辛巳年（清道光元年，朝鲜纯祖二十一年，1821）出生，林川人，清学新递儿判官。父亲是译学佥枢白曾焕，哥哥是清学佥枢白元培。道光甲辰增广考试的试卷，从《三译总解》中出三道题，从《清语老乞大》中出两道题，从《八岁儿》中出一道题，从《小儿论》中出一道题。总共七道题，与上述史料所记载的“译科考试清学从《八岁儿》《小儿论》《清语老乞大》《三译总解》等四册抽七处写字”相符合。可见，清康熙二十三年，司译院清学废除早期从女真语学所沿用的《巨化》《仇难》《尚书》，只保留《八岁儿》和《小儿论》，并增加《清语老乞大》和《三译总解》用于译科考试，直到清道光二十四年译科考试清学试卷，以这四册抽七处内容的标准未变。
四、清学译官金振夏及《三译总解》的重刊
朝鲜司译院在1683年完成编译《三译总解》，并于1684年用于译科和取才考试。从1703年刊刻到1774年重刊，有赖于司译院都提调的重视和清学译官的努力。《三译总解》的修订和重刊与清学译官金振夏有很大的关系。金振夏是清雍正壬子年（朝鲜英祖八年，1732）译科清学三等出身者。字汝九，辛卯年出生（清康熙五十年，朝鲜肃宗三十七年，1711），金海人，清学上通事崇政知枢，父万载。据重刊《三译总解》序可知，金振夏对司译院清学教习满语教科书及考试用书进行了修订重刊工作。
重刊《三译总解》序记载：“书以载语，书不明，语亦不明。顾清语抂今诸方语，为用最紧。而旧有《老乞大》《三译总解》诸书，岁月浸多，卷帙散逸，字句音释亦不无古今之异，学者病之。金公振夏以善清语名，先以《老乞大》就质于清人之习其书者，筵白而刊行之。继又考校《三译总解》，删其讹误，获成全书。都提举栢谷金相国闻而嘉之，官给财力，因使金公董其役，张君再成书而入梓焉。从兹以往，业是书者无复疑晦，而缓急辞令之间，庶免扞格之患，其为益岂浅尠也哉？呜呼！兹书之成，虽自金公，其所以重刊而广布之者，系惟我相国之赐，后之学者，一心孜孜，毋替夫今日之深意也。原叙之并附，以其有可考云尔。岁甲午秋，崇政大夫行知中枢府事李湛序。”
清乾隆三十年（朝鲜英祖四十一年，1765）至清乾隆四十二年（朝鲜正祖元年，1777）清学上通事金振夏对清学教科书《三译总解》《清语老乞大》《小儿论》《八岁儿》进行修订,官方出资重刊。金振夏通晓满语，并于出使清朝时多方请教，对清学教科书进行正确的语音厘正，删其讹误，后经清学判官张再成书写进呈。
《通文馆志》记载：“新释《清语老乞大》板，乾隆乙酉，箕营刊板；新释《三译总解》，乾隆甲午，本院刊板；新释《小儿论》板、新释《八岁儿》板，乾隆丁酉，本院刊板。四书清语训长金振夏修整。”可见，《清语老乞大》于清乾隆三十年（乾隆乙酉）修订重刊，《三译总解》于清乾隆三十九年（乾隆甲午，朝鲜王朝英祖五十年，1774）修订重刊，《八岁儿》和《小儿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乾隆丁酉）修订重刊。
重刊《三译总解》的刊刻人员详细记载了参与1703年原刊刊刻和1774年重刊的清学译官。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九月 日开刊
雠整官前判官 金世弘
吴允武
郑铣
李海
书写官前判官 李世万
金尚密
前奉事 李震馨
李东奎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九月 日改刊
检察官
崇政大夫行知中枢府事 金振夏
折冲将军行忠武卫副司直 高师彦
书写官
朝散大夫行司译院副奉事 张再成
总之，17-18世纪朝鲜司译院对清学教科书进行多次修订和重刊。《三译总解》以清朝满文《三国志演义》为底本，自其编译始至重刊作为司译院清学满语教学及考试用书，对朝鲜司译院培养通满语的译官，以及在清朝与朝鲜王朝外交中书写和翻译满文外交文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乌云高娃，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刊《中国古文书学研究》第三辑2025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