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代辽东马市是明廷经营东北边疆的重要载体，也是女真、蒙古与汉族经济交流的关键纽带。本文以辽东马市中的女真战马贸易为研究核心，通过爬梳《明熹宗实录》、《朝鲜王朝实录》、《名山藏·马政记》等一手史料，结合林延清、杨余练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系统考察辽东马市的设立背景与制度沿革、女真“水练”、“火练”训练法与战马筛选机制、被淘汰驽马流入明朝的贸易路径，以及明朝军马喂养方式与战马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女真通过严苛的战马训练体系淘汰不合格马匹，并将其出售给明朝形成“留优卖劣”的贸易逻辑，而明朝军马喂养成本高昂、饲料供应不稳，导致明军战马质量持续下滑。这一“劣马贸易”成为影响明朝辽东边防力量消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辽东马市；女真；水练火练；努尔哈赤；战马训练；马政
一、引言
明代辽东地区东接女真、北邻蒙古，是明廷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战略前沿。永乐年间，明廷在辽东设立马市，旨在通过互市贸易获取战马，同时羁縻边疆各族。然而，马市贸易的影响远超经济范畴——它深刻塑造了女真与蒙古的崛起轨迹，也与明朝边防的盛衰紧密相连。
长期以来，学界对辽东马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马市制度演变、贸易商品结构及其对边疆民族社会发展的推动等方面。近年来，随着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明代马市档案的整理出版，学界对马市“抽分”与“抚赏”制度的细节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然而，从战马质量角度考察马市贸易与边防力量消长关系的研究仍相对薄弱。
本文拟以女真战马训练与明军马质问题为切入点，重点探讨以下问题：女真如何通过“水练”和“火练”等严苛训练筛选战马？被淘汰的驽马如何流入明朝马市？明朝军马的喂养方式与其质量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深化对马市贸易军事意涵的理解。
二、辽东马市的设立背景与制度沿革
（一）马市设立的历史背景
明初统一天下后，北方边患始终是困扰明廷的心腹之患。据载，朱棣即位后询问兵部尚书刘携：“今天下畜马几何？”刘携答曰：“以兵兴耗损，所存者二万三千七百余匹。”朱棣随即感叹：“古者掌兵政，委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重。”这一记载生动反映了明朝立国之初马匹短缺的严峻形势。
辽东地处东北边陲，三面环居蒙古与女真等游牧民族，其骑兵战斗力素来令明廷忌惮。明廷深知，若欲抵御北方民族的侵扰，必须拥有相当数量的精锐骑兵；而获取优良战马的最佳途径，便是与这些游牧民族开展互市贸易。
永乐元年（1403年），兀良哈蒙古三卫派230余人入京贡马；永乐二年，鞑靼又有294人组团来京贡马。明廷对朝贡者优待有加：沿途免费食宿，赏赐价值远超贡品本身，并允许在朝贡之余从事商品买卖。然而，路途遥远使得长途运马成本极高，诸多不便随之而生。
永乐三年（1405年），福余卫都指挥使喃不花奏报其部属欲来京送马。明成祖遂下旨：“今天气尚热，虏人畏夏，可遣人往辽东谕保定侯孟善，令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值即遣归。”自此，辽东马市正式发端。
（二）五关五市的建立与演变
明廷先后在辽东设立“五关五市”，形成覆盖女真、蒙古各部的贸易网络：
1.广宁马市（永乐四年设立）
广宁马市位于今北镇市马市堡，初名团山堡，后迁至北镇北团山堡。广宁马市面向兀良哈三卫中的朵颜、泰宁二卫，负责官员从白土厂关入市。正统十四年（1449年），因朵颜、泰宁进犯辽东，明廷一度关闭马市以示惩罚，直至成化十四年（1478年）方才应三卫请求恢复开放。
2.开原马市（永乐四年设立）
开原马市在永乐四年初设时，仅有广顺关、镇北关二关二市，专待海西女真：
•广顺关（又称南关，开原城东六十里）：接待海西女真哈达部，市在屈换屯（后改东果园）。
•镇北关（又称北关，开原城东北七十里）：接待海西女真叶赫部，市在马市堡。
成化年间，明廷增设新安关及达达马市，形成“三关三市”格局：
•新安关（开原城西六十里）：接待蒙古福余卫，市在庆云堡，又称“达达马市”。
关于新安关的具体设立时间，史料记载存在分歧：《开原县志》等地方文献记载为成化二年（1466年），《明宪宗实录》等官方文献则记载成化十四年（1478年）应兀良哈三卫之请重开马市。综合学界研究，新安关及达达马市应设于成化年间（1465—1487），具体年份尚存争议，暂从通说定为成化年间增设。
3.抚顺马市（天顺八年设立）
天顺八年（1464年），明廷设立抚顺马市，专与建州女真贸易。马市位于抚顺城东三十里（约今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关岭村附近）。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马市“抽分档册”（时间跨度为嘉靖二十八年至万历十二年）显示，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档案中记作“叫场”）多次率部众入市，以猪、牛等牲畜及皮毛等土特产，换取麻布、粮食、铁器等生活必需品。以万历六年为例，觉昌安率45人入市，抽税银五两二分四厘。
入市交易者须凭朝廷颁发的敕书（边贸通行证）方可进入，无敕书、无货物者不准入市，携带武器者亦不许入场。马匹经验收合格后方准入市交易。
马市设有专门管理机构。宣德九年（1434年），明廷在开原设置提督马市公署衙门，各关门均派驻马市官。马市官吏负责逐日逐项征税（“抽分”），同时对入市的蒙古、女真部族头人及部众进行抚赏。
（四）马市性质的演变：从官市到民市
辽东马市的发展经历了从“官市”向“民市”的深刻转变。
官市阶段：明初至弘治年间，马市以官方收购马匹为主。明廷制定马匹等级定价：上上马值米五石、布绢各五匹；上马值米四石、布绢各四匹；中马值米三石、布绢各三匹；下马值米二石、布绢各二匹；马驹值米一石、布二匹。女真、蒙古各部入市的马匹优先由官府收购，剩余部分方可进入民间交易。
民市阶段：弘治以后，随着民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马市性质逐渐发生变化。林延清指出，成化、弘治年间马市管理制度逐渐完备，“以互市之税充抚赏”的原则得以确立，马市抽分商品种类从16种增至32种。万历年间，马市抽分商品超过百种，涵盖马、牛、羊、猪等牲畜，以及人参、貂皮、蘑菇、布匹、铁锅、铁铧等土特产与手工业品。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明代马市档案（时间跨度为嘉靖二十八年至万历十二年）显示，建州女真在抚顺关入市交易频繁。以万历六年为例，夷人“叫场”（即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率45人入市，以猪牛等物换取麻布、粮食，抽税银五两二分四厘（辽宁省档案馆藏明代马市“抽分档册”，万历六年）。这一时期，抚顺马市已成为建州女真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重要渠道。
（一）史料来源与条文解读
关于努尔哈赤的战马训练方法，最重要的史料记载见于《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正月壬寅条。户科给事中赵时用在上疏中言道：
臣闻奴酋平日练兵，始则试人于跳涧，号曰水练；继则习之以越坑，号曰火练。能者受上赏，不用命者辄杀之，故人莫敢退缩。
这一记载提供了女真军事训练体系的关键信息。从内容分析，“水练”与“火练”应理解为努尔哈赤军队训练士兵体魄与意志的两种极端方式，而非直接针对马匹的训练。然而，史料记载女真人“以驰骋为事”，在长途奔腾中考验马匹能力。后世研究者据此认为，女真对战马的筛选逻辑与对士兵的训练逻辑一脉相承，可概括为“练马如同练人”——在长途奔腾驰骋中，爬山越岭，履渊跳涧，凡不符合标准的马匹即被淘汰。因此，“水练”和“火练”虽以人为训练对象，但其严苛的淘汰逻辑同样适用于战马筛选。
（二）“水练”与“火练”的具体操作
《明熹宗实录》对“水练”和“火练”的记载仅存“跳涧”和“越坑”二词，未详述具体操作。根据相关史料及后人研究推演，其训练方式或可作如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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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方式：士兵列队从一处山崖跳跃至另一处山崖，如同跳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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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目的：克服对深水、高崖的恐惧，锻炼胆量与跳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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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惩机制：成功跳跃者给予上赏，踌躇不前者鞭打惩罚，反复失败者可能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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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目的：克服对火焰的恐惧，培养在危急情况下的冷静与果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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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训练方式的核心特征是：以生死为代价进行筛选。“不用命者辄杀之”意味着退缩或失败的后果极其严重，因此“人莫敢退缩”。这种极端的淘汰机制确保了女真军队中只保留最精锐、最顽强的战士。
（三）战马训练的配套措施
女真人对战马的训练同样严格。据《建州见闻录》记载，朝鲜人李民寏在被俘期间观察了女真人的养马方式：
胡中之养马，罕有菽粟之喂。每以驰骋为事，俯身转膝，惟意所适；栏内不蔽风雪寒暑，放牧于野，必一人驱十马。养饲调习，不过如此。而上下山坂、饥渴不困者，实由于顺适畜性也。
这种野放式养马法使女真战马具有极强的耐力与适应性。战马从小在恶劣环境中锻炼，“顺适畜性”，能够在战场上连续奔驰多日而不需精饲料喂养。相比之下，朝鲜人批评本国养马方式“寒冽则厚被子，雨雪则必避之，日夜羁縻，长在枥下……是以暂有饥渴，不堪驰步，少遇险仄，无不颠蹶”，马匹“驰骋不过三四百步”便力竭，与女真战马形成鲜明对比。
在战马选拔方面，女真人会在长途奔驰中对马匹进行多重考验，包括爬山越岭、履渊跳涧等。凡不符合标准的马匹，要么淘汰杀掉，要么作为商品出售给明朝官员。这形成了女真马市贸易中“留优卖劣”的逻辑基础。
（四）女真与蒙古训练方式的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女真人的军事训练与蒙古人存在显著差异。蒙古骑兵的战术原则是“精锐在前，老弱居后”——精锐骑兵排列在最前面发起冲击，老弱兵卒跟在后面扩大战果、救护伤员。而努尔哈赤的战术则继承了其祖先完颜阿骨打与兀术的军事思想，类似于后来坦克装甲部队的战术：重甲“死兵”排列在最前面承受敌方火力冲击，动摇敌军意志后，“被轻甲善射者从后冲击”。
这种战术差异反映在战马使用上：女真重甲骑兵需要负重能力更强、体型更大的战马；蒙古轻骑兵则更注重马匹的机动性与速度。因此，女真人对战马的筛选标准与蒙古人有所不同，不宜混为一谈。
（一）女真“留优卖劣”策略的表现
通过严格的“水练”和“火练”训练及战马筛选机制，女真部落能够将大量不合格的驽马淘汰。这些驽马的处置方式主要有二：一是直接杀掉；二是出售给明朝。从经济角度分析，“留优卖劣”对女真而言具有多重利益：
第一，经济收益最大化。驽马虽不堪军用，却仍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如运输、农耕），出售给明朝可换取布匹、粮食、铁器等女真急需的物资。
第二，军事优势最大化。保留优良战马用于军事行动，将淘汰马匹变现，既不浪费资源，又增强了女真的军事实力。
第三，消耗敌方资源。明朝购买驽马后，需要投入大量草料喂养，而驽马的实际作战能力有限，无形中消耗了明朝的军事资源。
（二）蒙古部族的类似策略
有证据显示，当时蒙古部族对明朝也实行同样的贸易原则。蒙古人同样拥有成熟的战马训练体系，能够识别并保留优质战马，而将驽马出售给明朝。这一现象进一步加剧了明朝军马质量下滑的问题。
（三）马市中的驽马交易
在辽东马市的实际交易中，女真、蒙古商人出售的马匹质量参差不齐。据王崇古《议收胡马利害疏》记载，互市马匹“壮弱互异”，但“酬赏之额，向无增减”，即马价固定，未能体现质量差异。
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女真商人利用马市管理漏洞，将羸弱之马混入贡马中出售。有记载显示，一些“过于羸弱”的马匹被明廷官员发现后，降低价格收购。明廷官员的如意算盘是：羸弱之马卖出去可以省下饲养草料，用这些草料钱购买强壮之马。然而实际操作中，羸弱之马往往再次混入贡马队伍，导致大量的草料却不见了。这一记载揭示了马市交易中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管理困境。
（四）贸易收益与女真崛起
马市贸易为女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频繁出入抚顺马市，以畜产品换取麻布、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还能领取抚赏的食盐、红布等物品。据统计，仅万历四年（1576年），酋长抄木率350余人入市，交易后获赏“盘四十三个、果桌九十五张、官红布十匹、官蓝布六匹、花缎五十一匹、官妆花织金袍一件、牛二头，共值白银五十余两”。
通过马市贸易，建州女真不仅获得了生活资料，还引进了铁制农具和先进生产技术，“户知稼穑，不专以射猎为生”，完成了从采集狩猎向农耕社会的转型。努尔哈赤本人通过马市贸易广交汉人朋友，了解汉族封建经济制度和文化，熟悉明朝政治动向，这为其日后起兵反明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明代马政体系概述
明廷对军马喂养有一套复杂的制度体系。据《名山藏·马政记》记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废牧监后，明廷推行“官马民牧”制度：江南十一户共养马一匹，江北五户共养一匹，专设马头负责养马，其余农户津贴钱钞以备倒失买补。
军马的喂养标准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有所调整。辽东地区作为边防前线，军马喂养尤为重要。明廷在辽东设有行太仆寺与苑马寺，专掌马政。永乐四年（1406年），辽东苑马寺设立，下辖六监二十四苑，“上苑牧马万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
（二）辽东军马喂养的成本问题
标准饲养费用：万历初期，辽东军马的喂养标准为“一日一夜非豆三升草三束不饱不可以骋”。按此标准，每匹马每天需要三升豆料、三束草。按当时价格，每匹军马每月的饲养费约为九钱白银。
饲料价格波动：万历以后，辽东地区粮食产量不稳，价格起伏剧烈。一旦发生饥荒，饲料价格暴涨，饲养费便难以维持。普通士兵的月饷仅五钱八分五厘，往往需要从军饷中贴补养马费用。
家丁制度的产生：养马成本高昂导致“家丁制度”盛行。只有军饷较多、待遇优厚的“家丁”才有能力饲养“膘壮大马”。普通士兵既买不起也养不起好马，只能使用质量较差的马匹。因此，“家丁”逐渐成为精锐骑兵的代名词。
（三）战争时期马料供应的困难
明清战争爆发后，辽东马料供应更加困难。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估算，若在辽东维持九万匹马，本地仅能供应四个月草料，其余八个月需从关内运送。按每日每马豆三升计算，全年需豆九十七万二千石；按每日草一束（十五斤）计算，八个月需草二千一百六十万束。
熊廷弼感叹：养一匹军马一年所需的饲料，“相当六个士兵的年食粮”。辽沈失陷后，明军退守山海关，“关门内百里俱无草，故俱仰给于永平诸府”。
（四）明军战马质量的整体下滑
高成本与供应困难导致明军战马质量持续下滑。根据史料分析，明军战马质量问题的具体表现包括：
第一，体型矮小。据《督戎疏纪》记载，明代军马标准为“齿必五岁高五尺者为上等，四尺五寸者为中等，其下不用也”。即使按较高标准，明军军马高度也不过1.36-1.6米，与女真、蒙古的高头大马相比存在明显差距。
第二，价格与质量脱节。天启二年（1622年），送往辽东前线的军马每匹不过十二两白银；崇祯初年，因蒙古闹饥荒，六至八两便可买到一匹马（陈祺，1987：47-52）。但便宜的马质量可疑，熊廷弼指出“便宜马根本没用，非但打不了仗，甚至通风报信都干不了”。
第三，盔甲装备简陋。据朝鲜官员观察，明军装备与女真相比差距悬殊：明军盔甲“最差的”士兵只能得到“薄恶、锈蚀铁片盔甲”，许多人的盔甲“根本就是用草纸染成铁色后裱糊制成”。
（一）条文原文与语境分析
户科给事中赵时用疏请练兵，言：臣闻奴酋平日练兵，始则试人于跳涧，号曰水练；继则习之以越坑，号曰大练。能者受上赏，不用命者辄杀之，故人莫敢退缩。今我之训练，曾有此否？臣以为不逐队挑选，不谓之练；不按期比试，不谓之练；不以三等定月饷，而以赏罚神鼓舞，不谓之练。驱未练之兵以进图抚顺，未见其利。惟边臣量力而审处之。得旨：兵部酌议具奏。
此段记载发生于明金战争的关键时刻。天启元年正月，后金刚刚攻取抚顺，辽东局势紧张。赵时用上疏的背景是担忧明军训练不足，难以抵御后金。
（二）条文传达的历史信息
第一，女真军事训练的严酷性。努尔哈赤的训练方法以生死为奖惩标准，远较明军严苛。“不用命者辄杀之”确保了令行禁止，杜绝了退缩怯战的现象。
第二，明军训练制度的缺失。赵时用批评明军训练存在三大问题：不逐队挑选、不按期比试、不以赏罚激励士兵。这反映了明朝军事体系的腐败与低效。
第三，马政与军政的关联。赵时用所言虽是练兵之事，但其中隐含的逻辑是：女真不仅士兵精锐，战马亦经过严格筛选；而明军不仅士兵素质参差，战马质量亦难以保证。
（三）条文对理解马市贸易的启示
“水练”和“火练”虽以练兵为名，实则涵盖战马训练。女真军队“练马如同练人”，对马匹进行同样严苛的筛选。不合格的士兵与马匹都会被淘汰，只是淘汰的方式不同：不合格士兵可能被处死，不合格马匹则被出售。
明朝对女真实力缺乏深入了解。赵时用通过道听途说了解女真训练情况，说明明朝对女真内部的军事体制知之甚少。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明朝难以制定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明朝将帅对马市贸易的军事意涵认识不足。在当时的历史记录中，很少有人将马市贸易与女真军事崛起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分析。直到后金在战场上展现出强大战斗力后，明廷才开始反思其中原因。
七、马市“劣马贸易”对明朝辽东边防的影响评估
（一）明军战马质量的持续恶化
综合前文分析，明军战马质量下滑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形成恶性循环：战马质量差→战斗力下降→军事失败→地盘缩小→马料供应更困难→战马质量更差。
（二）“劣马贸易”的战略后果
女真“留优卖劣”的马市策略对明朝边防造成了深远的战略影响：
第一，削弱明军骑兵优势。明朝以步兵为主，骑兵本是其短板；若连仅有的骑兵战马质量都无法保证，则在与女真、蒙古的骑兵交锋中必然处于劣势。
第二，加剧军事资源消耗。明廷投入大量资金购买马匹、运送草料，但实际获得的军事价值有限。这些资源若用于其他方面，本可发挥更大作用。
第三，助长女真军事实力。女真通过出售驽马获得经济收益，同时保留优质战马用于军事行动，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
第四，军事失败引发连锁反应。辽沈失陷后，明朝失去辽东大片土地和养马场所，战马供应更加依赖马市输入，形成对女真的经济依赖。
（三）明朝应对措施及其局限
面对马市“劣马贸易”带来的问题，明廷并非毫无应对。
王崇古的建议：隆庆年间，王崇古总督山西、宣大军务时，曾系统分析互市马匹的优劣问题。他指出，互市马匹应“分三等”定价：上等马每匹十二两、中等十两、下等八两，以体现质量差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建议未能彻底推行。
徐光启的反思：天启年间，徐光启多次上疏论及辽东战事，指出“士马孱弱、器械朽锐”的严峻形势。他主张练兵选将、引进西洋火器，试图以技术创新弥补明军的素质劣势。
熊廷弼的务实主张：熊廷弼任辽东经略期间，深知军马质量问题的严重性。他强调“想要膘壮大马，就不能贪图便宜，一定要花大价钱”，主张增加军费投入以改善装备。
然而，明廷的应对措施总体效果有限。根本原因在于：马市“劣马贸易”只是明朝边防困境的一个缩影，其背后是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军心涣散等系统性问题的集中体现。
（四）历史教训的再审视
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马市“劣马贸易”折射出的是一个文明体在面对新兴军事力量时的结构性困境：
经济逻辑与军事逻辑的冲突：从纯经济角度看，互市贸易对双方都有利；但从军事角度看，贸易可能导致技术差距的扩大。女真通过马市获得铁器、布匹、粮食，完成了从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转型；而明廷虽在贸易中付出了经济代价，却未能获得相应的军事回报。
信息不对称与战略误判：明朝对女真内部情况了解有限，未能充分认识到马市贸易对女真军事崛起的推动作用。直到后金在战场上展现出压倒性优势后，明廷才开始反思其中因果。
制度僵化与创新不足：明朝的马政制度未能适应边疆形势的变化，在战马采购、喂养、训练等环节存在诸多漏洞。相比之下，女真的军事体制虽处于草创阶段，却充满了活力与弹性。
八、结论
本文通过爬梳《明熹宗实录》、《朝鲜王朝实录》、《名山藏·马政记》等一手史料，结合林延清、杨余练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明代辽东马市中的女真战马训练与明军马质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辽东马市是明廷羁縻边疆民族的重要政策工具，从永乐年间的五关五市到万历年间增设的清河、叆阳、宽奠三处，马市制度不断完善，贸易规模日益扩大，客观上促进了女真、蒙古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第二，女真通过“水练”和“火练”等严苛训练方法，建立了以生死为奖惩标准的筛选机制。战马训练“如同练人”，不合格的马匹被淘汰或出售。这一机制确保了女真保留最精锐的战马用于军事行动。
第三，女真“留优卖劣”的马市策略具有深刻的经济与军事逻辑。通过出售驽马获取经济收益，同时保留优质战马，女真实现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蒙古部族也采取类似策略，进一步加剧了明朝军马质量问题。
第四，明朝军马喂养成本高昂、饲料供应不稳，加上马政制度腐败、军饷克扣严重，导致明军战马质量持续下滑。辽东战马“非豆三升草三束不饱”，养马费用占军饷过半，普通士兵难以承受，只能依靠“家丁”维持精锐骑兵。
第五，马市“劣马贸易”是影响明朝辽东边防力量消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女真通过马市完成了原始积累与军事准备，最终成为明朝的“掘墓人”。这一历史教训启示我们：经济交流与军事竞争并非截然分离，边疆贸易政策的制定需要兼顾经济利益与战略安全。
第六，本文的分析仍有局限。关于女真战马训练与马市贸易细节的一手史料相对有限，部分论述不得不依赖后人的推断与旁证。对于《明熹宗实录》中“水练”和“火练”的具体操作方式，目前史料尚不足以做出精确复原。这些问题有待新史料的发现或研究方法的创新予以深化。
参考文献
一、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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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汇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辽沈书社，1985年。
辽宁省档案馆藏明代马市”抽分档册”（嘉靖二十八年至万历十二年）。
《明太宗实录》（即《明成祖实录》）卷三四、四一、四八、五九。
二、学术著作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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