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7世纪前期的明清鼎革时期，辽东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路联结了明、鲜交通，并形成了人员往来、物资流通和信息交换的多重网络。1637年明、鲜宗藩关系断绝后，这一海上通道进一步成为传递情报的隐秘场所，明、鲜沿海军民在其中发复杂、灵活的媒介作用。朝鲜低级军官崔孝一的活动轨迹即反映了这种情况。崔氏的军事才能和谈判技巧突出，其家族势力又深植于朝鲜西北边境，在当地形成超越国界的个人关系和情报网络。1639年，崔孝一潜逃入海归明，朝鲜地方、中央和清朝对此案的反应和处理方式各有不同，显示出朝鲜西北沿海区域社会、朝鲜中央政府的边境管控和清、鲜外交关系三者之间的张力。
作者：刘晶，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载于《中国学（中英文）》2025年第2期，原文标题为《17世纪前期的明、鲜海域情报网络与区域社会——以崔孝一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引 言
17世纪上半叶，女真人迅速崛起并扩张势力，中朝边境接连遭遇战事：1619年，女真人建立的后金政权在萨尔浒击败明军，并于之后数年占领辽东东部和南部地区；1627年，后金第一次进攻朝鲜；1636年，后金改国号为清，并第二次进攻朝鲜；1637年初，朝鲜战败投降，向清称臣纳贡，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就此断绝。1637年，清鲜联军攻打朝鲜境内的明军据点——皮岛，明军大败。仅七年后，清军攻入山海关，明朝灭亡。尽管中朝边境因明清之间持续数十年的对抗而变得物力匮乏，但跨区域的资源流动却也因此更为频繁。尤其是1621年明朝与朝鲜的陆路交通被后金阻断以后，两国之间的海上通道被迫重启，海域空间的战略地位迅速上升，形成人员往来、物资流通和信息交换的多重网络。沿海居民正是联结这些跨区域网络的重要媒介，其活动轨迹值得重视。
学者已对17世纪初中朝海域发生的军事行动、政治事件和外交往来作过充分研究，但对该区域内部更为常规和底层的社会活动关注甚少。一些研究指出，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战争环境中，东北亚国家之间移民、商品、粮饷和白银等的流动大为加速，极大促进了中朝海洋空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力。在此基础上，中朝海洋空间的内部联结和一体化趋势达到顶峰，同时出现了具有离心力的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管控这一区域的种种努力产生冲突。然而，这些考察的重心仍然是较大规模的人员和物资流通，其中国家机构、政府官员以及军事将领所发挥的作用尤为受到重视。那些隐匿其下的、更为多样化的地方群体在跨境交流中的活动情况乃至心理轨迹却往往为研究者所忽视。边境军民游走在多个政权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传递和间谍活动就是其中一例。
目前学界较为关注17世纪前期东北亚地区在国家层面所进行的信息传递和情报活动，对其中使臣、高层官员等所扮演的角色的研究颇丰。1637年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断绝以后，两国之间的海上交往变得隐秘，这一时期的情报传递与国家关系也成为学界尤为重视的议题。尽管官方史料少有记载，中朝边民在不同层面的情报收集、传递和运用中却发挥着相当灵活和复杂的作用。一方面，国家、政府的信息传递必须很大程度依赖这些边民的人际关系网络及其对当地环境的熟悉；另一方面，这些边民因开展情报活动游走于各个政权之间，其行为和立场也常受到中央政府的质疑。这两种趋势相互作用影响，在明清鼎革时期构建出中朝边境情报活动的复杂面相。
本文通过将地方边民的情报组织活动与中朝海域在17世纪的发展趋势相结合，试图揭示明清鼎革时期边境情报活动中的社会维度。同时，在更广阔的国际环境中以及“中央—地方”关系的框架下，本研究亦尝试探讨多边情报活动中地方参与者的灵活角色及其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其中，朝鲜沿海军官崔孝一的事迹尤为值得关注。1639年，崔孝一泛海渡明，后来跟随吴三桂入关，在明亡后又不愿降清，于是在崇祯陵前绝食七日而死。18世纪以后，崔孝一的事迹开始广为人知，并被朝鲜官方塑造为忠明义士。但在当时，崔孝一案的实际情况却颇具争议，其所引发的交涉也相当复杂。此外，尽管崔孝一本人因1639年的入海出逃才进入官方视野，但他的个人经历却更为丰富。本文运用实录、档案、公文、笔记、方志等资料，尝试重新勾勒崔孝一生前如何参与中朝沿海地区多种形式的信息搜集和传递活动，及其在不同政权和势力之间的身份转换和立场选择。
一 17世纪前期明、鲜海域情报网络
形成的社会经济背景
在具体分析崔孝一的案例之前，需要对明、鲜边境地区，尤其是其海域在这一时期如何成为人员、物资和信息交换的重要空间作一简要回顾。1622年，为招抚后金统治下的辽东逃民，兼而打通朝鲜与中国内地的海路通道，明朝在鸭绿江以东的皮岛（朝鲜称为“椵岛”）设立东江镇，以毛文龙为总兵，控制辽东南部诸海岛，其势力范围辐射至朝鲜西北海岸。此后，以东江镇为枢纽，明朝、朝鲜之间的运输、贸易和外交活动积极开展，其海上经贸网络亦延伸至后金、日本和东南亚地区。每年，以登州、天津为主要港口，十数万石米粮和数十万两饷银从中国北部沿海运往东江各岛，以供应东江军士。此外，东江镇还以索取或交换的方式从朝鲜获得米粮。朝鲜国王仁祖于1623年继位后，提供给东江镇的米粮数目逐渐增加，甚至可达每年十数万石。
除以海运粮饷供应东江军人外，海上贸易也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为接济海上辽人，明朝允许沿海商人每次可携带八分米、二分货至东江诸岛，“米必两平籴粜，货听其市卖取利”。同时，明朝中央也要求朝鲜与东江之间“开马市于铁山境上，盖欲合汉、丽之货物，以充军中日用之资，可令刍糈之续继，交易之频仍”。尽管难以得知东江海上贸易的具体规模，但朝鲜方面记载皮岛“东南商船，往来如织，近海草木，尽于樵苏”，可见其商船往来之频繁，人员居住之密集。此外，明、鲜之间的使团贸易也经由海路存续，由于购买焰硝、军粮等的庞大需求，其贸易规模也较之前有所扩大。据学者统计，朝鲜使者出使明朝所派船只数量在4—6只之间浮动，船上人员庞杂众多，仅1623年的使团中就有352名随船人员，而以往经由辽东陆路使行的使团规模，按例不过30人左右。
明、鲜海域频繁多样的物资流动极大促进了沿海军民的活动与交流。他们凭借地理优势，利用政策便利，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暧昧地带谋取利益。比如海上走私贸易。皮岛开市以后，朝鲜沿海贩卖人参的参商频繁往来海上，与明朝商人“潜商”走私，已到了“椵岛参商，不能禁断”的地步，朝鲜国家为此深受困扰。明朝兵部也提到皮岛海上走私的滋生，“自设岛帅而始通奸商，谲弁串通夹带之弊从此生矣”。沿海居民因其对边境环境的适应性，而在明、清与朝鲜之间扮演沟通、协调或者激化三方关系的多重角色。17世纪初，明、鲜海域逐渐成为信息传递和组织情报活动的重要平台，这些人群的中介作用也变得突出起来。这些沿海人群的活动轨迹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的需求相呼应。1637年皮岛为清军所夺取后，朝鲜沿海军民与明人之间的贸易往来不再以皮岛为中介，变得更为隐秘。由于明鲜的官方联络被迫断绝，双方之间的交流就需借由沿海军民之间的往来通信完成。为此，清朝曾敕书朝鲜：“数年以来，尔国与明朝往来，贸易、私通不绝，王之诸臣何为知而不禁，王亦何为失于稽查？”但同时边境军民的高度流动性及其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也常常与上层意志相背离，这使得他们的行为立场充满不确定性。本文讨论的正是这样一则案例。崔孝一作为活跃在义州边境的底层军官，其活动轨迹和心理状态展现出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是明清鼎革时期动荡的中朝边境社会的一个缩影。
学界对崔孝一的相关事迹关注不多。王元崇、孙卫国等学者将其放在朝鲜“尊明事大”的框架下略有提及，韩国学者任侑炅则主要考察崔孝一事迹相关纪事的演变情况。本文试图勾勒崔孝一在边境地区的活动概况，并尤其注重分析崔孝一何以在沿海社会中建立超越国界的个人关系和情报网络，以及这种灵活的、多层级的、区域性的网络如何与朝鲜中央政府的边境管控产生张力。
二 “湾上大豪”：
作为军人和情报传递者的崔孝一
在了解崔孝一的家族状况和个人活动之前，有必要对本文所依据的史料做一简单介绍。除17世纪初中朝官方档案、状启、实录资料中的零散记载外，有关崔孝一的史料最早可见肃宗三十九年（1713）十一月平安监司闵镇远在《按关西时查奏车礼亮、崔孝一事迹状启》中的系统整理。18世纪初，在尊周思明思想的影响下，肃宗政府开始发掘地方义士的反清事迹。肃宗三十九年（1713）四月，平安道人车云五上言于肃宗驾前，言其曾祖车礼亮在丙子胡乱后参与谋划崔孝一逃入中国之事。闵镇远受命在当地调查此事真伪，对崔孝一旁孙崔台甫、车礼亮曾孙车云五等人进行察访，并对所搜集资料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由于平安道状启誊录等可能记载相关事迹的公文资料因火灾消失殆尽，因此闵镇远以相关人员所留存的数十年前的私人记录和官修地方志《宣川邑志》的相关记载为主要依据。他认为，“所谓京士大夫家乘中撮取誊书云，虽曰私记而足以为当时事实之左契”。这里所说的“京士大夫家乘”即崔孝一同时期的义州府尹黄一皓之家乘记录（下文简称“黄氏家史”）。黄一皓因参与崔孝一入海潜逃之事遭难，其家乘中详细记载此事经过，足当凭据。因崔孝一事遭祸的还有宣川府人安克𫍯，“而安克𫍯之孙前佥使安永绩所纳私，系是三十年前陈迹，则足为可据之文”。此外，闵镇远还查阅了《宣川邑志》，“自是踏印，官上之事迹”，亦可为据。该状启之后有别单，节略摘抄了闵镇远搜集到的几种主要资料，包括《宣川邑志》、黄氏家史、崔台甫纪闻。
此外，18世纪中期以前最早出现的崔孝一传记，主要是朝鲜官员李德寿所作《纪崔判官事》和佚名所作《崔孝一传》（后于1762年为英祖更名为《树烈千秋传》），主要记载了崔孝一的家族和早年经历。《纪崔判官事》载，其资料来源于“芝所公（即黄一皓）之孙参奉夏民访求孝一遗事于其旁孙台甫家，又得《宣川邑志》所录，又广求当时士大夫私藏日记，参互考验”；《树烈千秋传》对崔台甫所作记闻“悉加檃括”，“又扩黄公家私藏文字，作为编，以告于野史”。可见，两部早期传记所依据的史料也为崔台甫的相关记述、《宣川邑志》和黄氏家史。
按闵镇远别单所附三种资料的节略内容来看，黄氏家史记载最全，囊括了崔孝一的早年经历；《宣川邑志》载崔孝一与车礼亮等人谋划入海归明事；崔台甫记闻则载崔孝一入明之后的事迹。虽然黄氏家史、崔台甫记闻等为相关人员的私人记录，其中不乏对当事人的溢美之词，但一些关键的基本史实在官方史料中可以找到参照。崔孝一谋划入海归明之事及其后续影响在朝鲜官方史料中记载最详，亦可相互印证。据此，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崔孝一的生平事迹。据崔孝一同时期的黄氏家史载，崔孝一为“湾上大豪”。湾上指义州，说明崔孝一为义州豪强，这部分源于崔孝一家族势力在当地的深植。据《树烈千秋传》载，崔孝一祖先于中宗朝曾出牧黄州，后因获罪谪徙义州，子孙在此安家，“世业武”。至万历援朝战争时，崔孝一叔伯辈中有名崔嵂者，“隶麻都督贵军门，累立战功，假守南原”。虽然此条记述未能找到其他佐证，但据《宣祖实录》载，崔嵂于丁酉再乱时曾任济物万户，负责在朝鲜南部监督输运明朝粮饷，或和明将麻贵有交集也未可知。可见崔氏家族在谪居义州后，凭借家族子弟的从武经历以及16世纪末壬辰战争之机遇，得以再次兴起。
崔孝一本人也以武科出身，黄氏家史只简略称其“早中武科”，而《树烈千秋传》和《纪崔判官事》都记载他十七岁中武科第二名，二十二岁为重试魁首，可见其军事才华卓然。此后，崔孝一得到领议政李德馨的赏识，受其举荐，“即授初阶职，稍迁为刑曹佐郎，移训练判官”。李德馨于宣祖三十五年（1602）担任领议政，可见崔孝一考取武科重试状元、受到李德馨赏识应在1602年以后。刑曹佐郎为六品官员，训练判官为训练院所属官员，从五品，都属京官职。尽管崔孝一因受李德馨赏识而得到擢升，但“已而，有所不乐”，因此他“弃官归”，回到义州生活。仁祖十六年（1638）三月，义州府尹在上报明人动向时，也曾称他为“本州所居前判官”，说明崔孝一在辞官回到家乡之前，确实曾官至训练判官。
虽然崔孝一的政治生涯较早结束，但他之后和义州官员、后金政权以及皮岛势力都有密切接触甚至短暂合作，并在其中展现出自己高超的军事才能和谈判能力。他辞官以后最早有记载的事迹发生在1624年。黄氏家史中提到，此时正值朝鲜副元帅李适与龟城府使韩明琏举兵反叛，崔孝一“劝府尹决策赴难，遂以百骑立功鞍岘”。崔孝一的个人传记中对这一事件的描述更为生动。《树烈千秋传》载，李适、韩明琏反叛后，遣人威胁义州府尹一同反叛，“一府惊惧，不知所为”，而孝一慨然道，“忠臣不事二君，宁死不可从贼”，于是府尹“大悟”。此外，“孝一请于尹，领百骑勤王，与诸将会于鞍岘，贼平，朝廷录其功”。《纪崔判官事》载，崔孝一在得知义州府尹犹疑不决后，说道：“彼适背义叛君，人得以诛之，今唯有发兵赴国难耳。”《树烈千秋传》和《纪崔判官事》的相关记载凸显出崔孝一在义州当地的影响力，并通过生动的语言塑造出崔孝一的忠君形象。
然而讽刺的是，以“忠臣不事二君”来说服义州府尹的崔孝一在不久之后的丁卯胡乱中却表现出摇摆的立场。黄氏家史载，1627年，后金攻陷义州，“孝一走上西门楼，挥大刀，斫虏数十人，金人二王子佟介佛望而壮之，使姜弘立持黄旗招之入阵，弘立使隶虏将，守义州”。姜弘立原为朝鲜都元帅，在1619年萨尔浒之战中战败投降，并在丁卯胡乱中成为后金向导，攻打朝鲜。可以看到，黄氏家史对姜弘立招降崔孝一事记载简略，且态度较为中立。而《树烈千秋传》等之后的传记为了凸显崔孝一投降的身不由己，添加了一个相当微妙的细节，说崔孝一在义州西门楼以一敌多，被招降后“自度力尽，不得脱，欲得当而图之，遂释甲而归”，于是“虏大喜，以为募军千总”。
《树烈千秋传》作为褒扬崔孝一的个人传记，以这样微妙的记述方式对其投敌行为进行了合理化。但在丁卯胡乱之中，当地人投降后金的情况却相当普遍：仁祖五年（1627）二月，平安道监司状启中有云，后金“兵势堂堂，所向无敌”，“八道内所经各官，皆以我人定将留守”。其中，“平壤则前万户姜贵龙，安州则佥知金德乡，定州则时任座首称名人，宣川则将官郑士良，义州则千总崔孝一，皆以贼之假将”。可见，崔孝一成为后金“假将”并非个例，而是平安道边境的普遍状况。虽然后世对崔孝一的降清行为予以包容，但也有人说过：“使孝一死于假守，直一降虏耳，与弘立何异哉！”这说明，倘若不是因为崔孝一之后又和明人取得联络，他会被后人当作和姜弘立一样的变节者，不会有人关心他降清的动机为何，更不会有立传者对其降清行为加以微妙的美化处理。
黄氏家史载，崔孝一为后金守义州时，又和驻军皮岛的毛文龙取得联系，与之相约夹攻后金，因计划败露，只得逃还朝鲜。有关这一事件，之后有关崔孝一的其他纪事，如《树烈千秋传》《纪崔判官事》等，记载稍详。根据这些史料记载，当时崔孝一请以为毛军内应，相约攻打后金。毛文龙即遣游击周文焕统舟师三万相袭，然败于黔同岛。后金得毛兵降者，方知营内有人内应，于是怀疑并斩杀被掳的昌城府使金时若等。崔孝一知事泄，随即逃脱。虽然这一记载未见于其他史料，但考虑到平安道地方的社会背景，崔孝一请求与毛军合作一事，确有可能实现。尽管1627年丁卯胡乱爆发之时，毛文龙与朝鲜上层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甚至在朝鲜被后金攻掠时，“不出一兵相救”，但东江军和平安道沿海义兵之间却存在紧密联系甚至是合作关系。例如，仁祖五年（1627）四月，平安监司汇报，龙骨城溃散以后，不少朝鲜低级将官转而“托身于唐将”，亦即投奔皮岛明将。当地义军还自行集结、奋勇抗敌，毛文龙听闻后，亦遣将领毛求然、许存等，“各率军兵百余人来到，与我军合势”。
据黄氏家史载，崔孝一逃回朝鲜以后，又和被后金俘虏的义州人一起夜袭韩润军营，“斩顺岩等数十级”。韩润为1624年发起叛乱的韩明琏之子，兵败后投入后金，而“顺岩即义州官奴，藏匿润俾投虏者也”。《树烈千秋传》对崔孝一逃回朝鲜之后的事迹记载稍详：他在夜袭韩润军营之前，还曾投奔义兵将领郑凤寿，告之曰，“吾久在虏中，熟知虏情，倘假我三百人，劫破虏营”，事未成。在诛杀顺岩以后，崔孝一又曾集结数百义兵，抵达安州时听闻已与后金议和的消息，遂罢归。在听闻副元帅郑忠信要将平安道清川江以北之地放弃后，崔孝一还“奋然使人上疏，言不可”。
崔孝一再次登场是在1636年丙子之乱时。黄氏家史载，崔孝一投靠当时的义州府尹林庆业，林庆业由于兵寡不敌，退守义州白马城，崔孝一说服其主动出击，“游骑于鸭江上，大破之，斩其贵将尧虎”。《树烈千秋传》《纪崔判官事》的记载大略相同，在黄氏家史记述的基础上增加了崔孝一劝说林庆业的对话，并突出崔孝一主动率兵、请求出战的经过。此后，对于崔孝一的活动轨迹，黄氏家史只载他谋划出逃一事，而《树烈千秋传》《纪崔判官事》则又生动描述了崔孝一在皮岛海战中的作用。1637年朝鲜与清形成宗藩关系后，缺乏水兵力量的清军要求朝鲜发舟师协助攻打皮岛。朝鲜虽被迫选择出兵，但也以泄露情报和消极应战的方式在明、清两大势力之间寻求平衡。崔孝一跟随林庆业发兵皮岛时也是同样拖延战事。他故意使士卒鼓噪大喊，又“每遇岛众，辄放虚炮”，皮岛守将因此得以逃脱。另有一个细节生动描绘出崔孝一和皮岛汉人的关系：有岛将遁去时，与孝一相遇，“手揖而别”。这一记载与朝鲜舟师在皮岛海战中的总体表现相互印证。
虽然几种史料在记述手法上有所不同，抑或有想象或夸张的成分在内，但不难看出，崔孝一在李适叛乱、两次胡乱以及皮岛海战之中都表现出军事和交涉方面的才能。他在后金、皮岛以及义州当地三方势力之间频繁自如地转换身份，以后金守将、皮岛内应、义兵将领等多种形象示人，尤以传递情报、交换信息见长。他和毛文龙交涉时“请为内应”，向义兵将领郑凤寿自荐“熟知虏情”，以及在皮岛海战中的表现都是这一情况的反映。
崔孝一善于经营多边关系，尤其与沿海汉人来往密切，促进了朝鲜和明朝方面的秘密往来。皮岛陷落以后，驻扎石城岛的明朝总兵陈洪范仍派遣汉船往来朝鲜西北海岸，与朝鲜沿海居民取得联系，递送文书，而崔孝一就在其中扮演沟通联络的角色。《宣川邑志》记载，崔孝一“岁托渔采，密通天朝”，说明了其与明朝秘密往来是打着出海渔采的借口进行的。仁祖十六年（1638）三月，时任义州府尹的林庆业报告朝廷，“本州居前判官崔孝一等，曾与汉人张寿祺相识。寿祺乘船而来，要见孝一”，于是孝一向其打探明朝近况。张寿祺向其透露明朝向海外诸国借兵之事，还说陈洪范欲进驻朝鲜獐子岛。虽然朝鲜中央政府以为“汉人孟浪之说，边臣不必惊动”，但对于明人向朝鲜投送文书之举，也感到“事甚难处”。于是令林庆业“具将不得相通之由，成一文书，传付汉船，明我本情”，以此预防汉人“送书之患”。可以想见，朝鲜中央政府命令林庆业所传递的文书也一样是经由崔孝一这样的沿海与汉人相识之居民。
可以看到，明清鼎革时期，随着东北亚海洋经济的发展与跨境互动的增加，明、鲜海域形成具有高度流动性和凝聚力的情报传递网络。其中，沿海居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义州豪强崔孝一的个人经历展现了朝鲜边境军民如何通过改变从属关系、加强文化联系等多种方式在不同的政权之间保持平衡、获取信息，以此判断形势、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目标，并做出有利于自身的选择。
作为边境情报人员，崔孝一灵活多变的个人选择也和朝鲜中央政府在明清鼎革时期的二元化外交相符合：经历了两次“胡乱”以后的朝鲜不得不与清朝形成宗藩关系和军事同盟，但又基于与明朝共有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紧密的经济联系而保持谨慎联络。特别是在与明朝的联系变得隐秘后，朝鲜默许沿海居民与明朝方面进行情报传递，以避免朝鲜在国家层面上陷入与清朝的外交危机。然而，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崔孝一这样沿海居民的个人意志或许会偏离中央政府的外交政策和政治考量，这不仅使朝鲜难以有效控制边境地区的间谍活动，亦使清、鲜关系陷入一场不小的危机。
三 管控边境：
崔孝一潜逃入海案的复杂处理
仁祖十七年（1639）八月，平安兵使林庆业上报称，“臣闻义州人崔孝一乘船逃去，指向西海。即遣军官，查问于其乡里，则皆言：‘孝一前后别无罪犯，而男女十九人，结党逃去，其心所在，有难测知’云”。这一案件使崔孝一第一次进入朝鲜中央政府的视野。根据林庆业的报告，孝一与男女十九人突然潜逃入海，但“前后别无犯罪”，不知其动机所在。对此，朝鲜官员申翊亮表示担忧和怀疑：
义州人崔孝一乘船逃躲，事甚可骇，而似非邻里族群所知，故姑置之矣。更窃思之，逃去之后，苟为追逐，则犹可及捕，而装船水上，并载家累，与单缺数字同，其乡党邻里中，亦岂无一二察其情迹者乎？且近来唐船连续出来，此固可虑之甚，而亦恐清国闻之，反生疑讶之端，节节不幸。义州府尹推考，弥串佥使拿鞫定罪，崔孝一族属邻里中可疑人，另加查闻，得情启闻之意，本道监司处行会，何如？
申翊亮提出，崔孝一逃离时携家载物、动静颇大，而乡党族群中竟无一人察觉，实在令人怀疑；且近来汉船频繁出没，崔孝一又乘船逃脱，如果清朝将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更会生疑虑之心。因此他提议应当推考义州府尹、弥串佥使以及崔孝一族属邻里之中可疑之人。言下之意，申翊亮认为这些人有知情、包庇甚至参与谋划这一事件的嫌疑。仁祖接受了这一建议。
多种记载表明，崔孝一潜逃入海的目的是寻求与明军结盟，并在朝鲜内部里应外合，以期夹攻沈阳。辽东汉人、义州士人，甚至地方官员，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在这一计划中扮演角色。崔孝一潜逃案最直接和深入的参与者是车礼亮与安克𫍯。车礼亮为平安道宣川人，受过儒家文化教育，“好读春秋左氏传”；丁卯胡乱时，曾“团结避乱诸人，卷入海岛，设机诱敌，屡捷立功”。安克𫍯为平安道龙川人，“以武力闻于东海，能文章，慷慨有胆略”，在抗击后金时曾守卫龙川龙骨城，后又跟随林庆业前往锦州卫，为清军输送粮饷。可以看到，车、安二人都成长并活跃在平安道西北沿海，虽然未有功名，但与崔孝一一样，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组织力，又在明清对抗之中与双方势力有一定接触，还和地方将领有所联系。据《宣川邑志》载，车礼亮在结识崔孝一后，“与之交甚密”。在丙子胡乱之后，车礼亮与崔孝一密议，由崔孝一入天朝，联合明军率舟师直捣沈阳。清人必因此请兵朝鲜，而朝鲜也必发清北兵以救之。此时，再由车礼亮与其他志士“应募而去”，作为明军内应，则“大事可图也”。在《树烈千秋传》中，提出此建议的人则变成了崔孝一本人。考虑到《宣川邑志》资料的原始性以及《树烈千秋传》为褒扬崔孝一本人功绩而作，车礼亮或许更有可能是这一计划的提出者。此外，车礼亮本人在崔孝一入海以后也“继入虏中探”。据《树烈千秋传》载，车礼亮在沈阳的消息来源是曾为沈世魁下属将官、后被执入沈阳的管贵。车礼亮“旧与管贵结为死生交”，因此车礼亮入沈阳后“与相通谋生”，“被其招入去，客于其家，留探虏情”。安克𫍯则留在朝鲜国内、等待应募，以便与明营中的崔孝一和去往沈阳的车礼亮相互联络。或许为了体现崔孝一牺牲自我的精神，《树烈千秋传》中还说他“遂托其妻子于礼亮家，独以身浮海而逃”。不过，显然和朝鲜官方记录中崔孝一等“男女十九人，结党逃去”的说法不符，或许是为了美化崔孝一的潜逃行为和出海动机。
作为崔孝一案的主谋者，崔孝一、车礼亮和安克𫍯三人虽在地方上拥有一定的人脉关系和影响力，却是朝鲜官僚体系中的边缘人物。崔孝一已辞官归乡，而车礼亮、安克𫍯更是从未通过科举考试，未被授予官职。或许正是由于无所束缚和顾忌，其势力又根植当地，因此三人能够相对自由地出入朝鲜边境，在明清势力之间转换身份、传递情报。地方官员也以某种更为间接的方式参与到崔孝一案的策划中。据黄氏家史所言，崔孝一“虑无故亡命，易致人疑，且恐贻祸朝廷”，“故受重杖于兵使林庆业”，以制造出和林庆业不合的假象，为出逃找到合理借口。早期的史料和传记中，对林庆业是否知情并故意配合，并未给出明确的描述。不过一些稍晚出现的传记则强调和放大了林庆业的作用。例如，黄景源《明陪臣传》中有崔孝一传记，其中就说崔孝一在出逃前与林庆业相商，在得到后者许可后，二人上演一出苦肉计，于是崔孝一扬言受辱，猝然逃离。林庆业究竟是不是崔孝一出逃案的知情者和实施者之一，从现存史料的蛛丝马迹中已难以确知。但考虑到之后林庆业自己也通过海路潜通明朝，或许崔孝一这样的潜逃行为在当地已成为心照不宣的事实。
相比于林庆业在崔孝一案中暧昧不清的角色，义州府尹黄一皓的作用就较为有迹可循。据黄氏家史载，黄一皓从一开始就察觉到崔孝一有内附明朝之意，于是“密遗百金、唐布”，资助崔孝一出海。此外，崔孝一逃脱以后，其可疑情状被上报给朝廷，黄一皓“虑事宣露，即启言孝一被罪逃去”。这里所谓的“被罪逃去”，所指的应当就是崔孝一故意得罪林庆业之事。
和义州府尹默许、资助甚至包庇崔孝一出海的行为不同，朝鲜中央政府对此事的态度根据事态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差异而更加灵活多变。一开始，他们似乎接受了崔孝一“被罪逃去”的解释，其家属也因之被囚。崔孝一逃脱后的次年，仁祖还提到“年前崔孝一得罪官家，逃入海岛”一事。考虑到之前申翊亮曾提议推考义州府尹，或许这一结论正是根据黄一皓上报的崔孝一“被罪逃去”而得出的。虽然朝鲜对内严查此案，但对外却希望尽量降低此案的负面影响，其刚接到崔孝一逃离的消息，就向清朝报告了此案。但承文院官员最初在描述此案时，其文书用语似乎显得崔孝一的行为“近于有意”。为避免清朝怀疑朝鲜与明朝私通，因此有官员提出应修改措辞。
此后，朝鲜中央政府对此事的态度又有所变化。1640年，领议政洪瑞凤被派往义州，在查探过当地情形后，对崔孝一案有了一番新的见解。他认为，“义州崔孝一，武艺超伦，稍有志气。惩于丙子之变，恐其未免于沦没之祸，举家浮海，致有今日之举。其迹则可骇，而其情则初非怨国叛投之比”。可以看到，经过调查后，洪瑞凤对崔孝一抱有正面观感，推翻此前朝鲜中央政府认为崔孝一“被罪逃去”“怨国叛投”的看法，认为崔孝一是担心丙子胡乱以后朝鲜沦陷才有此举动。此外，洪瑞凤认为，“设或渠有反情，可以计羁縻，不可激其怨而孤其望”，假若崔孝一确为叛逃，也应对留在朝鲜的相关人士从轻处罚，以为羁縻之计。或许正是因为接受了洪瑞凤的建议，朝鲜中央政府对此案的调查才不了了之。
崔孝一入海案的处理虽在朝鲜国家的层面上告一段落，但旋即又因崔孝一等人的谋划败露而引发清朝的关注和怀疑。史料中对这一情报如何泄露说法不一。《树烈千秋传》载，黄一皓上报崔孝一“被罪逃去”之后，“事颇漏闻于沈中”。《宣川邑志》则称，车礼亮在入沈阳之后，“事泄欲虏中”。1713年，闵镇远在查考、上启崔孝一事时，进一步指出车礼亮在沈阳为侦探时，“因郑命寿事觉”。虽无确切依据，但郑命寿本为朝鲜人，在萨尔浒之战中跟随姜弘立出征，被后金俘虏，在丙子胡乱中成为清译官。在清使调查和处置崔孝一案件中，郑命寿确实扮演了传达命令、传递情报的中介作用，因此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朝鲜政府的憎恨。
1641年10月，“清差杨恕之、卢、施两博氏及郑命寿等十二人来义州”。清使突然到来，所为正是“义州人崔孝一及潜商两件事也”。此前，朝鲜西北沿海居民借由走私贸易潜通明人的现象就已十分显著，于是仁祖提出，“严禁商贾之潜通，则汉船必不来矣”，但成效不显。清朝政府对这一情形十分敏感，因此对崔孝一案与朝鲜沿海潜商事并加调查。有趣的是，崔孝一、车礼亮等人的谋划建立在与皮岛汉人的私密联系之上，而清使调查崔孝一案的突破口亦在于此。据《仁祖实录》载，崔孝一载其妻子、投入中原后，“其族属在义州者，以私书潜通，为清人所得”。此次清使到来，正是为了调查此信札的具体情形。
至于清人得到书信的具体过程，《宣川邑志》透露，“虏遣细作于孝一甥张厚健，伪传孝一消息。厚健信之，遂作书付之，无所秘，列书同谋人姓名而言其无恙，事遂大露”。而黄氏家史更加详细地说明，清人在听闻崔孝一之事后，“募假㺚（即辽东剃发汉人——笔者注）二人，投孝一甥张厚健家”，传递假情报，称“崔爷方领水军东击虏，令我寄声于君”。张厚健信以为真，将家信付于二人，于是内容泄露。《仁祖实录》载，崔孝一族属私书中有“尔（即崔孝一——笔者注）入中原，得除高官诚幸”之内容：可见黄氏家史所言假㺚以崔孝一领水军之言骗取张厚健的信任，应为不假。此外，和《宣川邑志》中所称张厚健信中“列书同谋人姓名而言其无恙”相呼应，《承政院日记》也记载张厚健谚书中有“某某好在云”等内容，给清朝留下把柄。最为棘手的是，张厚健在书信中流露出义州府尹黄一皓对崔孝一族属的照顾以及朝鲜中央官员对此案的消极处理。《仁祖实录》中记载其内容：“本国亦欲潜通中原。三公六卿皆有此意，故不以尔（即崔孝一——笔者注）为罪，初囚尔家属，旋即皆释，至今生存，黄府尹之德也云。”黄氏家史中，张厚健此信并未言及朝鲜“三公六卿”意欲潜通明朝，但同样对黄一皓的恩德大加褒扬，“舅氏之行，实籍黄府尹。舅氏既行，朝廷咎，府尹故不得已启，囚某某人。今已蒙放矣”。
虽各类史料中对张厚健书信内容的描述略有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黄一皓释放崔孝一族属以及崔孝一同谋者姓名都出现在其中。也因此，清朝在得知书信内容后，捉拿了黄一皓、崔孝一族属以及同谋诸人。对此，备边司诸臣极力论辩，认为黄一皓最初有囚禁、推考崔孝一一族之事，“不无可恕之端”，但清人“听若不闻”；备边司又称书信中所谓“某某好在云者，当为分辨云”，认为此言不足以证明这些人参与崔孝一之谋划，应区别对待，但清人以为这些人“皆是向意中国之人，故入于此书，乃是逆贼，不可分拣”。最终，黄一皓、崔孝一一族，乃至车礼亮、安克𫍯等人俱被处决。
对此案件，朝鲜中央虽尽力争辩过，亦表达出极大同情，但其最终目的却是尽力削弱此案给朝鲜带来的负面影响。备边司就称，“今此黄一皓等，只以名在凶书，将不免死律，极为冤痛，而在我无可救之策”，因为若请求减免黄一皓等人的死罪，清朝必因此怀疑朝鲜，“则非但无益，诟辱必及于国家”。此外，朝鲜中央也极力避免西北沿海再次形成崔孝一族属的关系网络。1642年，备边司报称，新任宣沙浦佥使崔仲一“与崔孝一姓名相近”，经查二人“果为族类”。备边司认为，虽然崔仲一在崔孝一案中未被波及，但“大抵清北之人，无非与孝一相熟之人”，因此不应该将其派往靠近义州的宣沙浦镇，而应改差他处。不仅如此，为避免嫌疑，清北之人都不许被差往当地任官。
作为一个“自下而上”的典型事例，义州地方、平安道乃至朝鲜中央政府对崔孝一入海案的参与程度和处理情况也呈现出多种层次。崔孝一、车礼亮、安克𫍯等义州地方豪强借助地域优势和个人关系，直接策划了这场行动。义州府尹黄一皓虽未参与这一计划，但也资助了这一计划的实施并在事后帮助掩饰。在平安道层面，平安兵使林庆业负责沟通朝鲜中央和义州地方，其角色更为暧昧不明。即便林庆业和崔孝一相识，也曾借助崔孝一与明朝通信，但不同史料对林庆业是否参与崔孝一的谋划仍说法不一。早期史料只记载崔孝一故意得罪林庆业，以掩饰其出海动机，一些较晚出现的资料则强调了林庆业对此事的知情和配合，很难说这是不是随着朝鲜尊周思明意识的增强和林庆业地位的提高而进行的美化处理。而朝鲜中央政府更是对崔孝一案的发生感到震惊：骤然听闻此事以后，朝鲜国王和官员视崔孝一的行为为叛国；洪瑞凤在当地调查此案后，他们才接受崔孝一出海“非怨国叛投之比”，释放其族属。
如果将此案作为边境管理的一个例证，也可以发现，越是在地方层面，国家意志的贯彻程度就越低，人员的流动性也越高，而这也造成了中央政府管控边境的两难局面。尽管后人将崔孝一的逃海归明塑造为反清义举，但时人的观感却并非如此。朝鲜官员金锡胄曾为时任平安监司、后来官至领议政的郑太和做谥状，状文中描述了郑太和对此案的态度和处置。谥文中载，郑太和从当时正在义州的管饷使许积处得知崔孝一等人意欲内附明朝后，“发书西驰，一日夜行五百里，召许公为备御计”，可见郑太和、许积视崔孝一之举为威胁边境安全的叛国行径。清使前来调查此事后，令“急捕此乱民，以靖一州”，郑太和则认为，“不除此属，则无以逆折奸萌；若尽除此属，则亦无以慰安边疆”，“遂密简有州望者，谕令先避而后发卒捕之”。这样的矛盾想法和作为在朝鲜国家层面也有所体现：崔孝一案在引起清人重视后，朝鲜政府虽尝试为黄一皓等人减罪，但也同样采取措施极力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四 余波：
崔孝一出海后的行踪及其身后名
崔孝一案虽然在清、鲜外交层面结束，但其出海后的事迹仍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回朝鲜。有些传闻，特别是崔孝一因拒绝降清而在崇祯陵前绝食而亡之事，已完全无法证实，但却成为18世纪以后朝鲜官方重塑崔孝一形象的重要支撑。据《仁祖实录》载，仁祖十七年（1639）十二月，崔孝一入海后，“行到鹿岛，逢着汉船，汉人掠其财，弃其船，劫与同载，卸置于龙川地而去。党与散归其乡，孝一复逃入海”。而现存明朝档案中也有一则关于崔孝一漂海后的情况通报。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十五日，辽东宁远地方发现“有投降崔通官带丽人家小五名口，内有同逃难民十三名口，于上年逃在獐子岛守冻，今年来至长山”。综合来看，崔孝一于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入海后，在鹿岛遭遇汉人劫船，返回龙川，又于当年冬天再次入海。此后，他在獐子岛守冻，又于次年至长山岛。明朝档案中还记载，崔孝一等人在长山岛恰逢“高丽安州兵使林庆业差小辽船一只，李通官同丽僧一名、丽人八名，北京人一名姓金”。之后，他们于四月十四日到达觉华岛，十五日抵宁远，传递清朝即将联合朝鲜舟师攻打明朝的情报。
此后，朝鲜与清朝方面也共同关注崔孝一在明朝的动向。仁祖二十一年（1643）三月，朝鲜得到来自被质于沈阳的朝鲜昭显世子方面的消息，称有林庆业手下漂泊军兵十余名自宁远卫逃出，为清人所审问时声称，其在明朝时为总兵吴三桂所率领，于是世子问：“自义州逃去为在崔孝一，方在其处乎？汝等亦得见之耶云？”这些军兵回答道：“崔孝一亦在吴总兵幕下，似做某官，而不知何职。吴总兵待之甚款，给银三十两，使之买家以居，而渠尽为卖食，只以七两银子买数间瓦屋而处，甚为贫穷云。”倘若这些军兵所言不虚，那么崔孝一在到达宁远后，随即投奔了驻军宁远的总兵吴三桂，并得到吴三桂的赏识。这一情况在之后形成的相关朝鲜史料中也进行了一定的演绎。《树烈千秋传》就载，“孝一既入中朝，其后事盖莫得以详焉。或曰客居登州，不知所终，或曰孝一为吴三桂千总官，得兵数万人，连营而屯”，还称崔孝一与吴三桂一起参加过1642年的松锦之战。不过，这些说法都未得到佐证。
有关崔孝一之死的传闻在朝鲜国内尤为引发重视。最早记载这一传闻的资料应是崔台甫的相关记述。据载，义州人朴士明等曾扈从昭显世子随清人入关，归国后曾言及在北京所见之事，崔孝一跟随吴三桂入关后，清帝登基，下令剃发，“孝一独不参贺、不剃发，痛哭于崇祯帝陵，不食十日，死于林木之下”，吴三桂还为其殓尸并作祭文。此事虽不见于当时史料，其真实性难以考证，但在朝鲜国内却广为接受和流传。显然，不得不臣服于清朝的朝鲜上下更愿意相信，崔孝一宁死也要维护“大明衣冠”，这和入关后降清的吴三桂形成了鲜明对比。崔孝一的归海入明也从时人眼中的“叛国”转变为后世笔下的“义举”，为18世纪以后朝鲜王朝构建自身“小中华”的正统形象添加上重要一笔。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明清黄海海域人群互动与秩序变迁研究”（22CZS036）阶段性成果。本文主要观点最初以“Sea Routes，Intelligence Agents，and the Social Dynamics of the Sino-Korean Maritime Frontier During the Ming-Manchu Conflict”为题，发表于War & Society，vol. 41，no. 3（2022），此文为修订版。〕
为适应微信排版与阅读，注释从略，转载引用等请参阅期刊原文。
责任编辑：秦羽
初审：张焮
复审：王健
终审：沈桂龙
扫码关注
《中国学（中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