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浮躁年代，以反思、对话和互动为基础的求知态度反而显得弥足珍贵；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崛起让人类的逻辑与表述变得愈发脆弱。二者叠加后，思辨和讨论有时竟显得如此无足轻重，不啻为知识分子的悲哀。所以感谢谓无名仍在提供机会，让我敦促自己持续思考、整理和表达。2025年全球史依然方兴未艾。人群、物品、知识的“流动”“网络”“接触”都是主要的研究方法，且开始呈现出新的转向：过去全球史侧重探讨从西方出发的流动和接触如何塑造现代世界，最新研究则试图摒弃传统叙事，转而从“多中心”角度重构研究范式，强调“变化”和“差异”。这就要求研究者更加关注传统意义上被忽视的“边缘”，实现研究的“边缘转向”。而东亚，无论是地区本身还是其中的群体，在欧洲中心主义叙事中都属于“边缘”。▲
《18、19世纪药材知识的跨文化传播：一部从中国出发的自然知识史》[韩]安洙英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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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费得里柯·马孔 著，林洁盈 译，卫城出版，2022
林郁沁（Eugenia Lean）指出，知识的多元性在时间和空间上一直存在，并以不同且意料之外的方式在全球与地方两个层面体现出来。因此，知识生产是非线性且偶然的，并不属于欧洲推动的“全球化”的一环。这提醒我们需要跳出“单一中心-边缘”的结构化叙事。安洙英教授的《药材知识》正是一种全新的“知识全球史”书写实践。以中国本草知识为抓手，书中将近代早期的世界描绘成多中心景象，发现东亚地区与欧洲地区在认识自然知识时存在许多相似性，如客观对待域外文本、强调本土经验、重视实际观察等。作者在书中提醒我们，知识的生产更像是个别地区社会的异质创造，与本土经验、实际自然条件、文化背景等有很大关联，这也是“多中心”框架的意义所在。这本书基于作者博士论文修改而成，而该博论曾获得国际科学技术历史与哲学联合会科技司（IUHPST/DHST）优秀博士论文奖，足见其认可度之高。读完全书后，首先联想到的便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费德里柯·马孔（Federico Marcon）教授。他在《博物日本》一书中展现了类似的问题意识：在江户时代，一群本草学者开始系统地研究、认识自然，而后者一直以来被视作人类不能轻易跨入的神圣空间。结合《药材知识》来看，十六世纪末《本草纲目》从中国传入日本后，虽然深刻影响了日本知识分子，但其在日本当地自然环境的不适用性也暴露无遗。本地学者由此开始研究自然，逐渐发展出不同于中国的本草学。总的来说，日本本草学的发展是其近代知识革命的一个缩影。幕府后期逐步形成的开发自然、富国思想与近代欧洲的思想脉络存在相似性；换言之，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不一定只在西方发生。马孔教授为我们勾勒了日本从以《本草纲目》为典范到注重本地自然、生产本土知识的轨迹，与《药材知识》搭配阅读，可谓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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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ple to Superfood: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Sweet PotatoQ. Edward Wa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5
知识的载体是“物”。在传统的全球史研究中，作物传播一直是热门话题，“作物全球史”著作的大量涌现也就不足为奇了。但也存在怪现象。例如英国Reaktionbooks出版社旗下有一套系列书“Edible Series”,几乎涵盖了各种食物的全球史，唯独漏掉了红薯。我个人很爱吃红薯，桂花的、拔丝的、烤的、晒干的，无一不欢。因此，当看到这么多作物都有了专属的“A Global History of XXX”标签,只有红薯被冷落，心中不免郁闷。幸有王晴佳（Q. Edward Wang）教授弥补了这一遗憾。最早得知这本著作是在2024年，当时我还在浙大做博后，王教授来做讲座，分享“全球转向（global turn）”研究范式的同时预告了新书的出版。该书有别于传统的作物全球史书写，没有仅停留在传播路径的揭示上，而是进一步观察红薯的“在地化”过程，即红薯如何在不同社会扮演不同角色，最终如何改变当地社会。就东亚地区而言，书中关注红薯作为救荒作物的价值，展现其从“蔬菜类”变为“主食类”的过程。另外也指出，由于红薯栽培受气温影响较大，东亚内部不同地区的红薯栽培规模也不尽相同。而前现代时期的欧洲地区，红薯在爱吃甜食的风气影响下一度受到追捧，之后随着甜食热度的下降逐渐被边缘化，最近作为代表健康的“超级食物”又重获关注。从美洲到欧洲到亚洲再到太平洋地区，王教授勾勒红薯的全球旅程的同时也描绘了全球现代化历程的多元复杂图景，读完确有“饱腹”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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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大田由纪夫 著，胡炜权 译，东方出版中心，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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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839-1403）》
李怡文 著，冯立君、傅亭瑄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
传统的全球史研究当中，“是否参与到全球化进程”的判断标准在于该地区是否与欧洲形成较多的文化接触。若从“多中心”视角出发，除了考虑“边缘地区”与欧洲世界的互动之外，“边缘地区”内部的物质、人群、知识之跨空间流动同样是重要的观察对象。《金钱舞动的东海》便属于这类研究。如果说“多中心”视角凸显了全球叙事中的历史偶然性，那么《金钱舞动的东海》则进一步强调，一种历史现象的出现是由多重成因与历史事件相互交织而成的，即“偶然”与“必然”的叠加。作者以十五至十六世纪东亚地区的白银流动为切入点，剖析了明代中国与日本、朝鲜围绕“唐物”“夷货”所形成的海上贸易网络，强调“倭银”的出现不是一个独立的历史现象，而是在中国、日本、朝鲜三方的经济互动下催生的产物。书中构建起“货币-商品-技术”三位一体的互动模型：明朝中国因“恶钱”泛滥和财政压力导致白银货币化，日本通过开采技术升级成为白银输出国，朝鲜则因“恶布”现象与白银需求从而成为贸易中介。借此，作者提炼出“东亚共同进化”论，这打破了“中心-边缘”理论——亦是传统全球史研究的范式——框架，让我们看到区域内部相互间的密切关联。那么十五世纪之前的东亚海域又有着怎样的图景？李怡文教授这本获得列文森奖荣誉提名的《信仰与利益之网》或可助力一窥。该书将九至十五世纪日本的对外交流视作“宗教-商业”网络，对日本官方取消遣唐使外交后的中日交流情况进行了宏观梳理。正如秋水在书评中所指出的，该书对英文世界的读者来说或可修正费正清等学者以来的朝贡体系论，属于方法论层面的突破。而对中文世界的读者而言，主要在展示海域交流诸多面向方面有一定贡献，方法论层面的意义可能稍显逊色。海商、僧侣尽管各有商业、宗教性质，但很难断言他们的活动完全没有政治因素。可类比宋商：在宋朝与高丽断绝官方往来期间，宋商扮演了事实上的“使节”角色。不过从“关注边缘”的角度来说，海商、僧侣虽然不是政策决定者，但他们的行动维系了官方往来中断下的两国交流，甚至得到两国当权者的部分默许，这展现了处在非中心位置的人物对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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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rrowing Sea: Fukuoka, Pusan,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an Imperial Region
Hannah Shephe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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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鑫磊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
除了“边缘地区”以外，对“边缘群体”的考察也是“边缘转向”的重要方式。《收窄的海峡》与《倾盖如故》是为一例。《收窄的海峡》作者是耶鲁大学的新锐学者汉娜·谢泼德（Hannah Shepherd）。她在书中讨论朝鲜半岛的釜山与日本的福冈这两座隔海相望的城市如何在帝国扩张的语境下推进城市化进程，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城市历史不仅是话语建构的产物，更通过民众、资本、愿景与战争等要素嵌入城市化进程本身，与帝国共同塑造城市空间。其中，民众跨越海峡的往来交流连接起超越边界的网络。这里的民众无一不是普通人：渔民、劳工、商贩、难民等等。谢泼德认为，这些群体的涌入深深塑造了釜山和福冈这两座城市的内核。帝国群体向殖民城市的渗透以及被殖民群体向帝国城市的反向输入，都让人看到隐藏在殖民统治和帝国扩张之下超越政治的生活版图。掩卷之后，我立马重温了2022年上映的电视剧《柏青哥（Pachinko）》，讲述的正是二十世纪移民群体在异国社会中的身份认同。另外不禁感慨，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不应被宏大叙事所掩盖，靠海为生的海民尤是如此。例如，在2024年年末，中韩渔业联合委员会第二十四届年会在北京召开，两国渔民共坐一室，讨论海上作业秩序、渔业资源养护等问题——如是交流从未因所谓的中韩关系降温而中断，却在公共讨论中得不到足够曝光。这一点值得反思。王鑫磊教授在《倾盖如故》中关注的群体身份有别于普通民众，但均为前人述及较少或讨论不多的人物。除开“千年故人”箕子以外，书中还展现了“向化倭人”、使臣、地方士人、武将、蒙古文人等各色人群。他们的共同特征在于：都拥有一个确定的前现代东亚国家属性，但活动范围超越国界，扩大到整个东亚地区。书中指出，前现代时期东亚地区人与人的交往能够呈现一见如故的相知状态，这得益于该地区相似的文化背景和相匹配的认知水平。更应该看到，这些人物在“理解”他人过程中所动用的语言、知识背景和价值标准都包含在中华文明这一更高维度的传统当中，如此区域秩序体现出“边缘地区”的独特性。尽管作者感慨当下该地区内相互之间渐行渐远，但仍相信和谐交流的传统旋律会在未来奏响。▲
[加]卜正民 著，陈佳臻 译，九州出版社，2025另外，卜正民教授向我们展示了，在研究东亚地区政治中心中国时一样可以从“边缘群体”入手。关于卜正民教授毋须赘言，《维米尔的帽子》、《纵乐的诱惑》等都是耳熟能详的佳作，其本人也获得2023年中国学贡献奖。新作《崩盘》充分利用档案资料以及底层士人的作品，清晰描绘出明中后期的价格在丰歉之间的变化，以及渔民、匠人、士兵等“边缘群体”要如何精打细算才能扛过一个灾年。透过价格体系的崩塌过程，我们能够感知到前现代国家在灾害面前的容错率之低。一个地区经年累月构建起的安居环境，遭受一次灾害便足以全部归零。在这种时代限制下，底层民众抱持的是朴素的自然观和经济观；一旦政府在结构上缺乏有效的灾害应急体系，其后果往往不堪设想。《崩盘》所关注的小冰期已不是什么新话题，但卜正民教授并不抱持“气候决定论”，而是观察到气候变化和政府应对如何切实通过价格影响普通民众的生活。这不失为这位全球史研究者“边缘转向”的一次成功尝试。▲
윤대영(尹大榮) 엮음, 진인진(Zininzin), 2023总的来说，“边缘转向”并非要否定传统全球史研究的贡献，而是要在全球统一与地方特殊之间寻找到动态平衡，让全球史研究的旨趣从专注于寻找普世价值转向解释“某种变化过程为何发生”。这需要研究者从不同维度——从地方到全球——寻找连接点与平衡点。一言蔽之，研究者需要培养“全球本土主义（glocalism）”式的学术关怀。在韩国学界，一直呼吁这一视角的学者是白永瑞教授。白教授认为，东亚作为一个分析单位或者“实践课题”，是相互连动的，它既有被迫走上非主体化道路的一面，也有在内部等级秩序中被压制的一面。从这个视角出发再观朝鲜半岛，便能看到全球与本土在半岛的纠缠，以及存在于本土内部的差异性及其张力。这一实践也被收录在首尔大学亚洲研究所的《亚洲的20世纪》一书中。除了白教授以外，该书还汇集了研究东南亚、中亚、印度半岛等地区的相关学者，共同探讨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有别于二十世纪之前的亚洲应该如何被想象和认知，读来颇受启发。顺带一提的是，白永瑞教授也获得了2023年中国学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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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조선과 명나라의 사행 외교사1&2』
권내현(權乃鉉) 기획, 조영헌(曺永憲) 외 지음, 푸른역사(靑史出版), 2025▲
周晓蕾 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4
最后还是要回到老本行——韩国史上面来。2025年想要推荐的韩国学界作品，莫过于年底压箱出版的《朝鲜与明朝的使行外交史》了。该书由高丽大学历史教育系权乃铉教授企划，同系曹永宪教授牵头，共汇聚当代韩国学界十三位研究人员——其中不乏我的师长、前辈和同人——历时四年共同打造而成。是书共分两册：第一册副标题为“转换、运作、路程、交界”，主要从实证角度展现朝鲜使节团的派遣细节、不同时期的使行逻辑、边境地区的实际人员往来情况；第二册副标题为“仪礼、认识、交流、周边”，从诗文交流、相互认识、礼仪程序、贸易活动以及对周边地区的态度等角度切实展现双方通过情报、商贸和文化交流来谋求各自安全、确保各自利益的过程。近来对朝鲜和明朝关系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封贡体系论框架，更关注主体双方基于何种逻辑展开外交博弈并如何付诸具体行动，本书亦可视作这一研究方法转向的实践之一。特别地，书中关注到封贡关系中小国之“恭顺”的表象之下暗藏着另一种政治逻辑，这对于今天我们构建区域国别研究体系而言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一本《韩国》自不必说，来自优秀同事周晓蕾教授的课程讲义集合。全书始终贯穿一条主线：韩国何以为韩国？不消说，这正是“全球本土主义”研究的具体实践。作者一直是一位冷静尖锐的半岛观察者，她在书中梳理了朝鲜半岛近代转型的困境、殖民统治后的遗产、民族主义的发轫与演变、南北分裂及其影响、经济结构的变化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变迁，既有从十九世纪后期至当代的纵向历史脉络，也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横向上的比较，读来获益匪浅。作者在前言中的归纳一针见血：“长久以来，中国人对韩国的认知惯在‘我者’与‘他者’之间来回摇摆。”此处“我者”指代与中国同质的文明底色，“他者”指代在体制、国家性质等维度异于中国的特性。理解他者本非易事。我们对他者的认识，只能建立在自身有限的知识结构与价值标准之上，而后者往往受到当下社会带有时代局限性的集体认同的影响。《韩国》问出了许多人心中的困惑：为何中韩两国的文化相似性没有带来更多的亲近？但我不禁追问：为何文化相似性就“理应”带来亲近？这或许是我们将自己本土经验不自觉强加到半岛身上的结果。即便共享着相同的文化传统，也不代表对其的理解与运用一定会在相同逻辑底下展开。毕竟对于朝鲜而言，来自中国的文化也属于“外来文化”。如果说在“书同文”背景下不易观察到前现代时期朝鲜对于中华文明的“全球本土”式接受，那么历经开化期、日据时期、冷战时期的这段半岛历史一定能让人感受到全球与本土的痛苦纠缠。对我而言这一点是知识结构中的短板，《韩国》一书恰好给补上，何其幸哉！故力荐之。
戴琳剑，韩国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科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出站博士后，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兼任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院研究委员和流行音乐词作人。出版独著、译著及发表核心期刊论文若干，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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