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徳万｜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

本译文原刊于《国际中国文化研究》

方德万（Hans van de Ven），英国历史学家，英国国家艺术院院士，现为英国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共党史、从太平天国起义到解放战争的近代中国战争史，以及 1850—1950 年中国的全球化史。

陈奕涛，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外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吴原元，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美国中国学、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西文报刊与中国革命、海外中国学研究史。

不久前，剑桥大学的英联邦和海外历史学会要求我提供一份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新学术综述。以下是针对非专业历史学家的“公共服务”讲座的书面版本。它讨论了西方学界对18—20世纪的中国的研究。

这些文章的作者面临一个困境，即强烈渴望在一个连贯的叙述中理解中国近代发展的全部，显然并没有这样一种叙述与解释，且任何历史学家在阅读其领域的最新出版物时，都会反思目前的见解和其他替代性观点的局限性。因此，我试图在我认为可能的时候，指出其研究的趋势。与此同时，我指出了我们理解中的矛盾和差距，以及我认为存在的、或可能重要的对事件的其他解读。我希望本研究能够将事件置于一个广阔的背景之下，不夸大我们对中国过去的真实理解范围，并呈现出我们在当前形势下看待中国的一些有利角度。

过去十年，中国研究的最大成就是对18世纪的发现。此时段的新图景已经被勾勒出来，它清楚地表明那个时期是多么充满活力。快速的商业化、社会分层的变化、流动性的增强和人口的翻倍是这一时代的特征。这些变化将在第一部分讨论。虽然白银国际流动的重要性现已被广泛认可，但我认为，我们应当在考察的过程中纳入全球背景的其他方面，包括思想的传播与气候因素。

大多数关于18世纪的研究是相互补充的，而有关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的研究（我只关注1949年之前）是存在强烈分歧的，尤其是在国家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以及经济是否实现了现代化的问题上。因此，在第二部分，我讨论了支持和反对这些立场的论点，也回顾了最近对这一时期动乱和革命的研究成果。在我看来，尽管我们对个别的反叛和革命事件了解很多，但只有敢于就中国革命的意义提出更大的问题，并超越狭隘的意识形态或政治问题的新方法，才能把这一重要主题从其被赋予的学术话语的边缘位置找回。在最后一部分，我试图注意军事历史的重要性。我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被忽略的主题，幸运的是，它正开始找到它的追随者。我将通过讨论19世纪后期现代步兵与军国主义思想出现的影响来表明该论题的重要性。

目前，保罗·柯文（Paul Cohen）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已经主导了对中国的学术研究。该方法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对18世纪的发现。这一方法于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是对“冲击—反应”和“传统—现代”范式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回应，并强调中国的本土发展。同时，对中国内部地区的关注及社会科学理论的运用，也是这一方法的标志。通过运用这一研究方法，学者们描绘了一个建立在动态化和商业化的经济之上的“繁荣时代”。

在讨论18世纪之前，我先简要介绍一下目前对商业化起源的理解。尽管可以在宋朝（960—1279）找到一些商业化的元素，但这一商业化过程在15世纪和16世纪的长江下游地区才完全实现。那里水道纵横交错，便于交通和灌溉。长江将该地区与中国中部广阔的腹地相连接，大运河则将其与北部的首都北京地区相连接。在明朝时期(1368—1644），该地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重要的税收来源地。同时，由于引进了可在沼泽地中种植的新水稻品种，此地的水稻产量也得到增加。

为了确保国家对该地区财富的控制，明朝在该地所实行的政策主要用于打击大地主。例如，在15世纪，许多富有的地主被迫搬走，且私人土地所有者的劳动负担比佃农更重。同时，该地区定居者的权利得到了保护。此外，国家对保持该地区控制的关注也体现在14世纪晚期对土地占有和人口的严格审查上，其中，后者对于评估徭役至关重要。

明朝的一些政策也促进了商业化。公元1421年，明朝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这意味着官僚人员和驻军的补给必须长途运输，因此，那些向首都和北方边境提供粮食的商人获得了盐的许可证，他们可以用盐证来销售长江以北淮河地区生产的盐。所以，贸易网络和一些职业的专业化得到了发展。

其他措施包括消除私人土地和国有土地之间的区别、税收评估的均等化，最重要的是，在一些地区，实物税被折算成了白银支付。经济的货币化——通过16世纪的“一条鞭法”（Single whip）改革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蔓延开，并扩展到中国的其他地区——由于国外的白银流入及不断增长的市场化的粮食产量成为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商业税从未发展成为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至16世纪早期，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以区域间和区域内贸易网络的出现、产量的增长、货币化和土地私有化为特征。

16世纪和17世纪的纺织业革命是人口增长、税收和租金增加以及生态变化——包括某些河流的干涸以及沼泽地的枯竭，这使得该地区无法种植水稻——的结果。随着长江下游地区丝绸销量的增加——其不仅出售到国内，还出售到国外——该地区的丝绸业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得到蓬勃发展。棉花在16世纪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农作物。但是，至17世纪后期，与其相竞争的其他省份的出现，使得江南地区的国内棉花市场受到影响。因而，此时面向日本的出口对于江南棉花产业至关重要。棉花和丝绸的生产主要由小规模的佃农承担，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副业”活动的收人是他们粮食种植收入的重要补充。散工制（putting out system）的出现，使经济的分散化成为可能，因为纺纱和织布可以在远离长江下游的较大距离内进行。

在15世纪和16世纪，水稻种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土地开垦机会的减少，更为集约的耕作方式取代了粗放的耕作方式，因而，尽管土地持有规模缩小，但水稻的产量稳步上升。当时的农业手册表明，集中化意味着没有牛的家庭只能耕种3.3亩到7.5亩土地（一亩大约是一英亩的六分之一），而能养得起一头牛的较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在不雇用额外劳动力的情况下耕种20亩土地。集中化也意味着对肥料——人类和动物的粪便、石灰、泥浆、豆饼——的需求增加，且其中一些是从远方运来的。

尽管农业生产得以集中化，但在16世纪，长江下游地区开始依赖外省的粮食供给。起初，附近的江西省和安徽省向长江下游地区提供大米，但这两个省份很快就被中部的湖南省和湖北省取代。到17世纪中叶，该地区买入了足够养活200多万人的大米，到18世纪，300万到400万人依赖大米的外部供应。

因此，18世纪之前的商业化是一个新兴贸易网络不断转移，以利用新机会的故事，是纺织业出现的故事，也是一个经济逐渐货币化的故事。而明清过渡时期（1630—1640）的特点是生态灾难、普遍的战争、农民起义以及人口的锐减。直到1680年，满洲人才在整个中国恢复了和平。至18世纪，人口损失得到了弥补，中国的人口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翻了一番。从美洲引进的作物，包括玉米、甘薯、花生和烟草，使中国各地大片边缘土地得到耕种。在地区内部，当地农村市场的兴起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了供应。纺织品、谷物和其他食品的区域间贸易也有所增长。长江下游地区成为国家贸易和制造业中心，其对外出售纺织品、陶器、茶叶、糖和盐，并从长江中游省份买入大量谷物。此外，它也从满洲省买入大豆产品，包括豆类、油类和肥料。

18世纪的国际贸易也得到蓬勃发展。白银流入量作为一个晴雨表，表明国际贸易在明末时期已经相当可观。国际贸易从过渡时期的混乱中恢复过来，并且在18世纪下半叶得到快速发展。虽然其在明清过渡时期被禁止，但广州的吨位数字显示，在18世纪期间它增加了10倍。尽管1759年的一道圣旨限制了广州的国际贸易，但走私可能很普遍。同时，中国的船只从广州出发，运送瓷器、棉花和丝绸制品到马尼拉，并交换白银，也从南亚带回象牙、胡椒、稻米、香料。从1680年到19世纪第一个十年，贸易顺差带来的白银流入使得物价持续上涨，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商业化。对外贸易以“向中国的商人预付部分货款，同时商人向种植者预付商定价格的70%至80%”为基础进行，这一方式建立了一个具有稳定性的机制。

商业化在18世纪得到持续发展,并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商业化首先削弱了奴役关系。被雇用的工人在许多方面仍然从属于雇主,但雇佣合同既可以规定条款,也可以被解除。农村和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也应运而生。

18世纪的土地所有权也更加商业化和复杂化。为市场而生产并雇用大量劳工的管理型地主出现了，但大多数人更愿意将土地出租给佃农。在地主一佃农关系中，随着基于固定租金的租赁协议变得越来越重要，分成租佃制（share cropping）不再普遍。租赁土地的押金也被使用。在华南地区，租佃制更为普遍，而且一些租户在此获得了永久租赁权。所有权关系通常较为复杂，地主正式拥有土地，并负责向国家交税，但租赁其土地的人不一定是耕种土地的人，而是转租给第三人。因此，富裕的“租户”出现了，他们雇用工人，并为市场而生产。显然，租赁不一定是贫穷的标志。

在一些商业中心，来自某一特定地区的商人通常会组成一个行会（Guilds）。行会起源于明朝时期，在清初遍及中国，至18世纪数量得到迅速增加。行会主要被那些富裕的会员支配，这些会员管理着捐赠所得的款项。通常情况下，行会为会员提供住宿、当地市场状况信息和葬礼服务。行会一般专门负责某一特定行业，这一行业最初是基于其产品的比较优势而确定的。但行会也被用来保护其成员的利益，防范入侵者。虽然仍然有一些宗族从事商业贸易，但行会为促进集体利益提供了一个社会构架，在动荡时期，它们会为当地的安全和福利做出贡献，并且它们的“合作”性质及它们的程序规则可能使其比“私人”的宗族更适合这种公共活动。

18世纪末，本地的银行进一步促进了贸易。它们负责发放信贷、管理资金流动，以及分发票据。其他金融工具，如本票和汇票也出现了。至19世纪初，纸币占据了货币供应量的很大一部分。最近的几项研究表明，在18世纪，区域市场日益一体化。

大规模制造也有据可考。景德镇瓷器厂雇用了大约10万工人。广东省的佛山以炼铁厂闻名，而云南的矿山生产铜。罗伯特·加德拉（Robert Gardella）最近的一项分析认为，中国的会计工作（accounting practice）与欧洲的一样复杂，且足以满足大型前现代（pre-modern）企业的需求。 

商业化并没有导致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大城市中心的转移。中国虽然存在比欧洲更大的大城市，但大多数制造业仍然作为农村家庭的副业活动在乡村进行。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市场层级的完善，地主、掮客和商人居住在市场化水平更高的城镇中。

繁荣的经济是由政府的几项政策维持的。其中一项就是由国家管理的进行饥荒救济的粮仓体系——常平仓（the Ever Normal Granaries）。在18世纪80年代前，粮仓一直很有效。粮仓在当地建立，政府在粮食价格低时进行采购，并在发生危机或市场粮食价格高时投放粮食。粮仓不一定在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普遍存在，但在市场化程度不高，或被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方，如西北边疆等地区普遍存在。在与饥荒做斗争的时期，通过向商业化地区的穷人提供财政补贴、鼓励私营商人把粮食运到必要的地区的方式，国家可以而且确实能够依靠市场。受到国家照顾的受益者不一定是最需要帮助的人；财政上或战略上重要的地区，如长江下游地区或西部边疆地区，得到了国家最好的照顾。而南部沿海地区通常只能自谋生路。

国家鼓励开垦土地，当然新土地的开垦主要是因为农民在寻找新的土地和机会。特别是在清朝初期，国家对牛、种子、工具和资金的临时免税和补助，促进了明清过渡时期人口锐减地区人员的重新安置。长江中游的湖南省和湖北省、江南地区，以及西部的四川省都有大片的土地被开垦。国家还负责灌溉和防洪工程，其中一些是大规模的，如阻止黄河泛滥的工程。

18世纪的清朝，在16世纪的税收政策——将税收兑换成白银支付及合并各种税种——基础上，将税收制度进一步合理化。18世纪上半叶实行的改革非常成功，到18世纪末，国家每年都有两千万至三千万两（一两等于一盎司银）的财政盈余。这使其能够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将该国的边界扩展，使之远超出明朝的边界。

早期的改革是1711年对土地税和人头税的合并，两年后，劳役税（labor service tax）被冻结。明朝时期，中央各部门都有自己的财政来源，清朝则把户部（Board of Revenue）规定为负责监督地税征收和分配的中央机构。由于这种集中化及白银在税收中的大量使用，户部很容易了解国库的财务状况，并检查地方的诚信和效率。值得指出的是，地方的账目每年都会由户部审查一次。

最重要的财政改革发生在雍正皇帝统治时期（1723—1735），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在《州县官的银两》（The Magistrate’s Tale）一书中出色地分析了这一点。雍正皇帝接手的最大的结构性问题是，省和地方政府财政基础的薄弱。由于不信任官场，明朝统治者对地方行政官的资助是不足的。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地方官员任务的增加，非正式的税收附加费不断增长，并且地方行政官员与更高级别的地方官员之间的调动是在一种赠与制度下完成的。当雍正皇帝试图追讨欠税时，他认识到这是地方政府财政体制不健全的结果。为此，他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将所有土地税的附加费合并且合法化,并让省级政府完全控制这些收人。与之相伴随的还有一场声势浩大的起诉逃税者的运动。与法国和英国不同的是，18世纪的中国并没有依靠商业税或包税制（tax farming）来解决其财政危机。从观念上讲，国家继续把农业视为其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户部并不是制定财政和经济政策的机构。地方官员控制了大量财政收入；在19世纪末，中央政府可能只控制了所有税收的三分之一。此外，国家获得的国民生产总值份额很小。它所获份额也有可能根据当地情况进行调整，并给予地方官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是财政制度中的一项原则。

中央政府运作的变化与财政改革的中央化、精简化方向相呼应。清朝初期的统治者通过亲自咨询分散的中央官僚机构中的显赫人物和著名的满族人来进行统治。在雍正及其继任者乾隆皇帝（1736—1795）统治期间，起初为处理财政和军事危机而设立的军机处（the Grand council）成为一个强大的中枢机构，它能够协调庞大的官僚机构，并削减大量繁文缛节。

学界最新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关注地区差异。在此，我不可能描述中国所有的地区及其不同特点，但是作为例子，我可以指出中国各地宗族的一些差异。一个宗族若声称其由拥有共同祖先且通常共享财产的成员组成，这种宗族可能是初级的、未充分发展的，成员聚集在一起只是为了宗族仪式，并且宗族拥有很少的财产。在中国北方，如果农民参与到某一宗族中，很可能是这种初级的宗族。

其他宗族可能是拥有大量捐款的大型“企业”。这些捐款可能用于为宗族成员提供教育，为宗族仪式提供资金，或向贫穷的成员提供救济。这样的宗族可能是高度分化的，其成员和分支为争夺宗族的权力而发生激烈的冲突。例如，在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宗族以土地复垦产生的土地占有为基础，并以此作为动员劳动力和保持宗族对土地专门控制的手段。当他们在为争夺领袖地位而互相争斗时，宗族首领审慎地限制了成员资格，并限制了姻亲关系的力量。一个村庄通常由一个宗族统治。后来的移入民可能会被接受但往往被排斥在外，当他们发达并且购买土地时，冲突就发生了。新来者可能会形成一种独立的宗族意识，并建立自己的戒备森严的村庄。于是，冲突随后表现为村庄间或宗族间的冲突。

在长江下游地区，宗族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宗族可以拥有大量土地，但是其成员的收入几乎不依赖于宗族持有的土地。这一繁荣地区的富人经常参加各种不具有血缘纽带的社会和经济组织。该地区也分布着大量的城市中心，这些中心存在广泛的投资机会，且亲属关系对维持繁荣并不重要。这一地区的宗族首领通常是文人，他们比较外向。在这一地区，妇女和孤儿的境遇也比广东好。

除经济繁荣外，18世纪在文化上也是一个辉煌的时代。 气势恢宏的宫殿被修建，戏剧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一些著名的小说得以创作并且得到广泛传播。学界也取得了新的成就，对经典作品的文献学分析导致了人们对经典作品真实性的怀疑，传统的知识标准也受到挑战。同时，国家资助了众多学术项目，其中包括搜罗全国图书馆的书籍以编纂一部大型图书集。此外，富人聚集的城镇也有丰富的休闲娱乐机会。

商业化也对流行文化产生了影响。各种各样的印刷品，包括年鉴、教科书、劝善书（morality books）和畅销故事书等，通过区域市场体系不断传播。说书人和歌剧团定期在市镇演出。印刷业也很普遍，识字率可能比原先设想的要高，尤其在经济核心地区。因此，市场在传播思想和价值观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对流行文化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去更好地理解最高精英圈子之外的思想生活。但是，毋庸置疑的是，18世纪见证了文化在社会各阶层的蓬勃发展。

如果18世纪是繁荣的，那么到19世纪之交，帝国体系开始崩溃的迹象则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处于核心位置的人生活得较好，但处于边缘位置的人发现生活很艰难。在《叫魂》（Soulstealers）一书中，孔飞力（Philip Kuhn）描述了1768 年一场由僧侣、乞丐“盗取灵魂”所引发的恐慌如何蔓延并席卷了整个社会系统，这场恐慌使皇帝认为他的政权即将崩溃，使官僚机构陷入混乱，并进一步引发了广泛的声讨运动。看来，曾经的自信与乐观，似乎已被对未来的深深焦虑所取代。

白银的流入和价格的增长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但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人口压力开始凸显，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开始显现出来。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可耕种的土地已经被填满，也即土地太少以致无法为农民带来足够的收入。国家再也无法维持饥荒救济体系，国家财政状况也恶化了。沿着湖泊和河流的土地开垦，造成了土壤侵蚀以及排水系统的堵塞。新来者与原有居住者之间的冲突造成了社会动荡。不断变化的人口，不断加剧的冲突，以及国家在吸纳大量人口，并将国土范围扩大到周边移民地区时所产生的问题，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即宗教派别迅速增加，种族认同也被建构起来。叛乱的发生率随着18世纪的结束而上升，1799年的白莲起义（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关于这一事件目前没有好的专著——标志着这一世纪的结束。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国际灾难”也可能促成了中国的危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18世纪中国的许多发展特征——人口增长、商业化、区域多样化和社会分层——在欧洲以外的大型农业帝国，包括莫卧儿帝国（Moghul）、萨法维帝国（Safavid）和奥斯曼帝国（Ottoman）也存在。其中两个以及许多霸权主义的欧洲君主制国家没有在全球危机中生存下来。与17世纪一样，一个原因可能是“全球气候的冲击”，这伴随食品价格的急剧上涨，例如欧洲、印度、埃及及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都有这类记录。中国的寒冷天气开始于1780年，遗憾的是，在这关键的几年里中国的价格发生了什么变化，未被明确证实。由于法国和英国进行封锁和反封锁，并且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对高价值农产品实行垄断政策来支撑日益减少的收入，国际贸易受到了严重阻碍。此外，许多地区的社会混乱引发了新的宗教和种族意识，包括印度和中东，以及宗教热情高涨的英国。

要调查这些情况对中国的影响，需要对贸易和货币流动进行详细研究。对中国18世纪末白银的流通以及其与亚洲其他港口的国际贸易的研究已经开始，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不仅白银流通的中断是重要的。例如，人们可能想知道，18世纪末乾隆皇帝与廓尔喀人（Ghurka）的斗争在多大程度上是全球危机的结果，这场斗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印度，并迫使廓尔喀人离开尼泊尔来到中国。流行病的研究也应置于这一背景下。战争和叛乱毕竟是疾病传播的媒介，它们不仅影响人类，也影响植物和动物。

18世纪末的思想和技术传播可能也需要置于一个更加全球化的背景下。卫周安（Joanna Waley Cohen）重新评估了乾隆王朝对西方技术的兴趣，他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乾隆朝廷对中国的技术欠缺感到担忧，并希望迎头赶上，即使他们不能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英国高涨的宗教热情促进了中国南部的传教活动，并且在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洪秀全困扰的心灵上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中英两国的冲突可能受到全球危机和各国试图控制贸易的影响。对1793年的马戛尔尼（Macartney）使团的最新研究表明，马戛尔尼受到帝国拒绝并非是由于简单的仇外心理。现实问题包括马戛尔尼礼物的问题，似乎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例如，中国皇帝和官员感到奇怪的是，英国声称这些产品不能运到皇帝在热河的避暑山庄；但是，这些产品已经被运输了很长一段距离。

可以明确的是，中英之间的对抗似乎不只是一个落后、排外的东方大国，与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因为18世纪末的英国既不是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国家，也不是民族国家。此时该国的重商主义仍是常态，自由贸易理论也尚未产生影响。满族人在1759年决定将国际贸易限制在广州，并特批了垄断贸易商，这与其他各国的行为是一致的。中华帝国政策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排外态度可能是中英关系破裂的结果，而非原因。

研究18世纪的历史学家有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要讲。然而，那些中国近代史研究人员的工作是可怕的。他们的研究主题是动乱、严重阻碍现代化努力的官僚派性和短视主义、外国侵占和鸦片走私、一次又一次的战败、暴力革命。这段历史可能会有指导意义，但不能起到教诲作用。

1. 动乱和革命

要解释这段历史并理解它意味着什么，是一项艰难和令人不安的任务。关于“动乱和革命”的学术研究做出了哪些贡献？面对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量暴力，以下问题显然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叛乱者和革命者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产生他们及他们想要改变的社会政治环境是怎样的？各种冲突是什么样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现在也有了更多了解。

孔飞力关于太平天国运动起因的研究已成为经典。从20世纪20年代起，贸易逆差产生的白银外流，导致了通货紧缩和经济危机。由于国际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华南地区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并出现了运输工人普遍失业的情况。许多人到偏僻的山区谋生。同时，该地区社会冲突激烈，社会的规范和关系也不牢固，匪帮和三合会猖獗。此外，精英们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尽管人口翻了一番，但官僚机构的规模仍然保持不变，这使许多雄心勃勃、有志于仕的人感到沮丧。由于官僚的晋升不仅取决于其功绩，也取决于其庇护人的栽培，官僚机构本身变得派系林立、腐败不堪，这进一步导致了行政效率的低下。

在对太平天国运动创始人洪秀全的研究中，孔飞力表明了洪秀全对官职的失望如何引起他严重的精神危机，以及在竞争激烈且经常充满暴力的华南社会中，他所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基督教经文如何对他产生影响，并促使他宣传一种中国化的基督教。在该形式的基督教中，他作为耶稣基督的弟弟负责屠杀中国的恶魔。这一构想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因为它符合当时的社会危机，并提出了明确的替代方案，即他主张新的财产关系、新的组织地方社会的方式，以及新的个人融入国家的方式。在《中华晚期帝国的叛乱及其敌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一书中，孔飞力最后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对社会混乱的回应塑造了地方精英的反应，而且这些地方精英最终能够镇压叛乱。

韩书瑞（Susan Naquin）对1813年天理教起义的研究，以及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对1845—1945年华北特定地区的几次叛乱和革命运动的分析，将我们带入了中国激进分子的世界。韩书瑞构建了一个小规模叛乱的惊险故事，而不是无聊的专著。他讨论了由民间佛教衍生而来的千年末世思想，教派领袖及其追随者的活动，以及一个宗教派别转向宣称“千年王国到来的反叛运动”的过程。裴宜理密切关注革命者和叛乱者活跃地区的生态，并指出了在争夺稀缺资源时的两种主要情况：防卫性策略为比较稳定的社会所采用，并由其中的杰出人士领导。那些被驱逐的人则形成了掠夺性的心态，结成各种各样的团伙从事走私，如盐的走私，并袭击那些比较稳定的地区。按照裴宜理的说法，这两种策略都是狭隘的，并且它们都敌视20世纪革命者将其转变为现代革命运动的努力。这种生态学方法的一个优点是，它解释了某些反叛行为类型的持续存在。

贸易网络形成了集体暴力。韩书瑞的研究表明了千年末世思想是如何沿着经济交流路线传播的。谢文孙（Winston Hsieh）在一篇关于1911年革命的文章中表明了广东两个迅速商业化的地区，如何首先产生了反对增税的民众抗议。当抗议者提升其市场地位时，他们与革命的思想、人脉和资源相联系，成为革命本身的一部分。

转向革命本身，19世纪80年代革命传统开始形成，像孙中山这样的人发挥了引领作用。他们主张推翻清王朝，重新分配土地，建立共和国。他们与反叛组织的联系仍然很紧密。参与这场运动的人不是传统上提供政治和思想领导者地区的产物，而是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南部沿海地区的产物。孙中山本人接受过西医教育，身穿西服，而不是传统学者的服装。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相信，几次起义的火花将导致全国范围的起义。然而，在中国南方点燃导火索的企图轻易被清政府扼杀，包括孙中山在内的相关负责人不得不逃到日本。在清末最后十年，受无政府主义的个人革命英雄主义影响，华中地区精英家庭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上演了悲壮的革命行为。但这些并没有对清朝构成真正的威胁，很多相关人员不得不逃到日本。

在日本，两个团体结盟为同盟会（国民党的前身）。它们出版期刊，建立共同的平台，并与国内取得联系。该联盟并不稳定，其成员从未超过1000人，它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神话其实是20世纪20年代为确立国民党声望而塑造的。尽管如此，同盟会至少在辛亥革命的最初阶段，即发动辛亥革命时，发挥了作用。1911年10月，在武汉革命者的炸弹制造厂中，炸弹意外爆炸，这促使那里的革命者立即起义，以赶在政府镇压前采取行动。

这一导火索确实促进了清王朝的倒台。清朝末年是高通货膨胀、民族主义抬头和革命情绪蔓延的时期。清政府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步兵军队，但是其中许多军官支持民族主义者和革命目标。此外，许多人感受到了增税（至少部分是由于庚子赔款及清政府与外国势力所达成的借款）的后果。在此情况下，清政府发现很难对革命者采取坚决的行动，于是一个又一个省转到革命一边。而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当地精英决定支持革命。如果说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精英们认为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清朝的继续存在，那么在1911年，他们的看法正好相反。精英阶层，特别是经济核心地区的精英阶层，已经同采取中央集权和现代化路线以保持对地方社会控制的国家进行过斗争，而此时革命又为他们提供了机会。

革命可能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但是，正如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最近所指出的，它确实终结了整个统治传统，为许多新的知识、文化和政治的发展打开了大门。这是一个转折点。

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共和国。1913年末和1914年初举行的选举，使国民党成为最大的政党。然而，袁世凯通过暗杀赢得选举胜利的国民党成员宋教仁、关闭所有民选机构和建立现代化独裁的军队等方式，结束了共和国试验。大多数学者认为，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后，随着支撑其政权的军事联盟的解体，军阀控制了中国。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它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20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成立，并加入与国民党组成的统一战线中。尽管当时共产党反对国民党，认为其是软弱的、传统的，且是军国主义者，但共产国际说服共产党加入了这一战线。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共在南方地区建立了一处根据地，并训练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于1926年开始北伐，两年后，北伐战争重新统一了中国。然而在北伐途中，军队领导人蒋介石转而反对共产党，并将共产党从联盟中清除了出去。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研究将该问题置于比十月革命更广阔的背景之下。在中国国内，那些开设西方课程的学校的学生传播了大量左翼思想，起初传播的是无政府主义。他们对袁世凯政权的回应，特别是对他转向君主制统治的回应方式是，拒绝参与到官僚机构中，并通过促进文化变革，寻求向现代共和国的迈进。然而，在20世纪前十年要结束时，一些人开始抵制新文化运动（New cultural movement），与之相伴的是，很多教育改革活动被镇压，或者没有得到人们的注意。在中国境外，当时在欧洲学习的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目睹了法国工团主义者的罢工以及欧洲的其他政治运动。他们的失败及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稳定，亦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促使那些在1921年加入共产党的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员不超过50人）相信，只有俄国式的革命才能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才能够结束一个由自私自利的政客和日益残暴的军阀主导的政治世界，并实现时代的新希望。

最近的研究还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刚成立时是一个分散的、区域化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它所赖以生存的学习型社会传统仍然对其具有影响力。有人认为，华南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现实，首先为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民族主义者需要共产党人和苏联的援助，以便在充满敌意的农村和城市工人中扩大其政权的影响力。这是因为共产党有助于削弱农村和城市精英等传统庇护者的力量。然而，当农会引发农民运动和广泛暴力时，精英们转向民族主义者一边寻求支持。民族主义者则断定联盟已经失去作用，进而支持精英，而不是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农民协会。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内部冲突严重，中国共产党此时不太可能建立起打败蒋介石所需的独立军队。

统一战线的分裂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阶段，并一直持续到1934—1936年的长征。这一阶段的部分特征是分裂斗争。此外，共产党人还受到国民党包括其特务机关的追捕。派系斗争和国民党的渗透造成了一种怀疑的气氛。尽管如此，在中国中部的边界地区和山区，国民党的较弱控制、尖锐的社会分裂及军阀割据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机会，他们成功地建立了“苏维埃”。其中，江西苏维埃是最著名的。在这里，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们试验了军事组织，建立了行政机构，推进了社会和政治革命议程，包括土地的再分配和妇女解放。1934年，蒋介石用碉堡包围了根据地，根据地出现经济混乱且防御失败，共产党人被迫离开了江西。

第三个时期见证了北方延安（长征就在这里结束）小的根据地的扩大，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其他大型共产党人根据地的建立。在华北，日本人摧毁了地方政府机构，消灭了各种军国主义者的军队。但农村地区的精英从未受到日本人的严格控制，他们留下并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自卫队来维持秩序。与此同时，大约5000名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分散在该地区，并开始建立根据地。

学界对根据地的研究，采用了“以中国为中心”方法，且具有区域性特征，详细探讨了地方层面的活动。由于每一地区的政治背景、社会和经济状况不同，学界对不同地区的研究采取了不同方法。但也可以作一些概括，即军队的力量是关键。当共产主义者到达此地后，他们便与当地的积极分子和进步人士合作。中国共产党军队可以提供武力、纪律和组织；当地人可以提供信息和资源，并为其进行介绍和联系——如果没有这些，新来者将被视为外人而无法获得信任。

接下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应对在混乱的战争中出现的大量土匪团伙和自卫队。共产党人试图与他们结盟，并把他们作为新兵来源，许多人也愿意加入一个似乎能够保障粮食和安全的组织。但是也有一些防御性组织，如红枪会（the Red Spears），反对任何外来者，因此，这些组织不得不被摧毁。确保根据地的安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武力而非革命意识形态或民族主义是关键因素。与早期的革命者一样，他们在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远离国家控制和强大精英的地区取得了成功。

一旦在一个地区稳定下来，中国共产党就开始重塑这里的统治和经济活动模式。但这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进行的，其始终考虑当地的条件。其对租金、利率设定了上限，并调整了税收。农民协会被创建起来并逐步扩大。中共在每一个阶段都很谨慎，其只疏远少数人，并向绝大多数人展示益处。

到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但恶劣的天气、日本猛烈的“和平运动”和国民党的再次袭击造成了它的生存危机。城市青年的涌入和根据地自身的招募使军队和政党得到了迅速扩张，但也造成了内部摩擦和管理问题。“整风运动”（The Rectification Campaign）便是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而发起的。这一运动主要采取让所有成员学习大量文本（主要是毛泽东所写的文本）并进行“自我批评”的形式，促进思想的统一。毛泽东被人们树立为伟大的领袖。党员被告知不要表现得像新官员，也不要试图以理论家的名义出现，而是要挽起袖子，“团结群众”，集中精力改善经济和提高管理水平。

经济封锁迫使中国共产党将其经济分散化，并寻求自给自足。其发行区域货币，对贸易进行征税，而且每个地区都要尽可能地生产自己的食物和衣服必需品。手工业和简单的工业得到了发展，合作社和地方银行也应运而生。为了应对资源的严重短缺，其还组织了动员所有可用劳动力的“大生产运动”。就政治角度而言，此时的目标是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这就意味着财产关系总体保持不变，因而大多数精英在根据地的行政机关中是受欢迎的。

到抗日战争结束时，这些措施产生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政党，并且控制着华北的大片土地。然而，这并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胜利。1945年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争夺满洲控制权的斗争非常激烈。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军队到达北方农村之前，阻止了国民党占领该地区，从而为共产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也正是在满洲地区，中国共产党将其武装力量转变为庞大、装备精良的常备军，这支军队摧毁了国民党在满洲最精锐的军队，继而横扫华北。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还得益于1945年之后城市士气的迅速低落，当时国民党无法很好地管理从日本手中接管的城市，且腐败猖獗及通货膨胀，他挥霍了当时仍然可观的政治资本。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再也不能被书写成一部由像毛泽东这样的少数杰出人物主宰的历史了，其历史还包括1927年蒋介石“清党”、长征等重大事件；还有一些地方历史，如江西和延安的历史。最近的学术研究引入了其他行为者和地方，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的情况，并且一些学者能够以自下而上的角度来记述中国共产党，他们详细描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在其中实现革命的复杂社会。然而，在十年前，在中国提供大量中共文件、允许西方历史学家在中国旅行，并允许其与幸存的参与者交谈之前，这样的研究内容是不可能的。现在的研究确实进步很大。

然而，某种疲劳已经产生了。关于政治的文章已经写得很多了，其他的话题如国家建设、经济史、地方社会和宗教仪式等，也非常需要人们的关注。在中国旅行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许多传统习俗的延续或复兴，这表明无论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革命，其影响都具有一定限度。如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进入后革命时代，也许中国也已经进入后革命时代，革命这一问题也不如以前那样受到关注。此外，新的学术研究使中国革命实现了“去浪漫化”，虽然这是有益的，但革命者也不再容易成为人们同情的对象。正如约翰·邓恩（John Dunn）所指出的，当前的学术研究，包括对中共历史中的一些分散要素进行的详细的专题性研究，通常采用无感情的社会科学语调。这一研究的优点在于能够获得非常详细的知识。损失却在于，由于这类研究如此专业化，以至于只有专家才会感兴趣。

在此，我并非想对上述情况进行补救，但作为这一主题的研究者，我想发表一些观点。现在，共产党干部精明、务实的品质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记载。但这并不能完全描述革命者的想法。相较于对社会的结构性分析或对共产主义干部的行为进行分析，努力了解革命者是如何理解自己和世界的，我们可能会获得对革命现象的更好理解。这绝非易事。在研究革命时，仍然困难的是，既不陷入简单的保守的虚无主义，即认为革命的本质是一场伪装成意识形态冲突的、为争夺权力进行的暴力斗争，也不采纳浪漫主义的左翼革命观，即认为革命是由富有同情心、追求平等、兄弟情谊和正义的人领导的。

正如本杰明·史华慈所写到的，革命者的思想继承了19世纪进步思想的要素。他们努力实现一种现代的、工业化的经济——这种经济没有早期工业化造成的痛苦和不平等，没有对集体和人道主义本能的破坏。尽管革命者确信必然会取得进展，但他们也因进步力量未能在这个时代和社会彰显而感到沮丧。为解决这一“列宁主义者的困境”，他们寻求进一步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并且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纪律观念、类似军队的组织颇具影响力的时代——我稍后将谈到这一点——他们转向了有组织的军事活动。

正如林恩·亨特（Lynn Hunt）所指出的，革命者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在革命者的想象中，人类在世界上取得了胜利，他们打破了宗教、迷信和排他主义观念的束缚。人类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理性和自律的个体组成的社会，并且这些个体过着情感丰富的生活。政治不是少数特权人士的领域，而是社会所有成员参与、以透明和公开的方式实现共同决策的领域。

19世纪后期对革新所必需的斗争的颂扬，显然也塑造了革命者的思想。与旧制度的斗争，通常被设想为暴力的形式。此外，正如林恩·亨特在阐释法国大革命时所指出的，个人情感向公众关注的问题的转变，对透明政治的渴望，加之任何私人组织都会引起人们对其反革命倾向的怀疑，这些导致了无端的恐惧和内部暴力，尤其是在一个对革命的攻击很真实的环境中。

注意整个革命问题的想象性和主观性方面，至少有助于勾勒出中国革命的开端，也有助于避免认为革命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孙中山显然有革命思想，在清朝的最后十年，革命思想也变得具有影响力。事实还表明，无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中国化，无论中国革命的本土根源是什么，都有一个重要的国际因素。

除了观念建构，其他地方的革命行为和态度，也为中国革命者提供了可供采用的模式。革命史上充满了塑造中国共产党人行为的符号和叙事，而这些符号和叙事亦建构了中国共产党本身。

当然，只有对社会状况和政治结构的研究，才能解释符号概念、行动范本，以及社会和政治的新概念如何在中国站稳脚跟，并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在这方面，最近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例如，学者们研究了20世纪10年代末和20世纪20年代初的高度分化和竞争激烈的学生知识分子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共产主义学说的文本首次被学生们探讨，革命立场也被接受。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揭示出，嵌入革命剧本中的角色是如何在知识界之外付诸行动的，以及共产主义的思想、语言和符号是如何卷入地方社会和政治冲突中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中国南方的几个城市中心及广东省和湖南省，首次出现了这种情况。韦思谛（Stephen Averill）的一篇关于20世纪20年代末和20世纪30年代初江西的文章展示了革命文化是如何嵌入当地冲突中，然后转变其性质的。

虽然新的研究方法正在出现，但我们仍然不能很好地把握中国革命。但是，当我们将革命视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并定义其特殊性时，我们也许能够开始将有关于独立事件、意识形态斗争和人物传记的细致研究联系起来，并理解这些现象对中国的重要性。仍然存在许多难题：革命的敌人到底是谁；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是谁；为什么在革命过程中，革命领袖出现得如此晚；我们如何解释不同类型的革命和不同的革命群体？这一革命话题对于理解今天的中国仍然很重要。换言之，尽管研究这一话题仍然十分困难，但是对于理解20世纪的中国来说，对革命的研究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将其边缘化。

2. 国家与社会

国家力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削弱了还是在事实上扩大了？是否有一个不断增长的市民社会领域？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最初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太平天国起义导致了当地精英权力的增强。地方精英和国家权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成为重要的研究焦点。许多学术研究表明，地方精英确实在政治上变得更加积极。但也有学者描述了国家机构的衔接及其在同一时期对社会的渗透。

罗威廉（William Rowe）和冉枚烁（Mary Rankin）对精英的能动主义（eliteactivism）及精英自治做出了最有力的阐述。在对汉口（武汉三区中的商业区，长江中游几条河流交汇处迅速发展的贸易中心）的两项研究中，罗威廉将经营贸易的商业行会描述成独立于官僚机构，并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管理的行会。它们负责饥荒救济、地方建设和地方安全。罗威廉认为，该城市的商人管理者受到了公民精神的启发，将整个社会视为他们的关注对象，并且汉口的居民也形成了一种城市共同体的心态。

冉枚烁对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期间长江下游地区的精英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该地区的精英首先承担了当地的救济工作，然后逐步扩大他们的行动范围，发展了进行地方服务（包括随着管辖范围日益扩大的教育和安全领域）的组织。商会、教育委员会和地方代表委员有大量共同体导向的精英，他们成为政治变革的引擎。国家、公共领域和私人活动等关键词的重新诠释也是随着他们的壮大而进行的。冉枚烁认为，如果传统上国家和公共领域的概念是重叠的，而在晚清时期，精英会把国家视为官员们进行无效率管理的领域，而他们将自己的活动称为恰当的公共活动。私人活动则包括个人、家庭、宗教、企业等的活动。精英对国家的不满就是这样表达的。

史谦德（David Strand）对20世纪20年代北京社会的丰富描述表明，北京居民经历着一个共同的城市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当时动荡的政治事件在城市媒体中、茶馆和其他娱乐场中被讨论。从商会到人力车夫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由精英领导的团体大量涌现，这些团体致力于在一个“需要不断应付进退军队、国家领导人衣钵的新诉求人，以及一波又一波的城市骚动”的地方，尽可能地为人们提供稳定的生活和较高的收入。但是，史谦德认为，公民组织及其政治活动，不是市民社会领域日益强大和对独立政治角色渴望的结果，而是国家日渐衰弱和私人利益合法化要求的产物。

玛丽格莱尔·白吉尔（Marie Claire Bergere）以上海为中心，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兴衰进行了具有洞察力的分析，她描述了现代企业家如何建立一个由工业、商业和银行业组成的新商业世界，以及如何建立日益自治的组织。20世纪20年代，这一阶级努力发展一种共同体导向的机制。但结果并不是朝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向发展，而是朝着社团主义的方向发展。当强大的国家成为可能时——先是在1912—1916年袁世凯统治时期，后来是1928年之后蒋介石统治时期——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出于对民众抗议和革命恐惧，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一境况。正如她和其他历史学家所证明的那样，蒋介石政权更多的是削弱资产阶级，而不是促进资产阶级的发展。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对罗威廉和冉枚烁通过大量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做出了尖锐批评，他明确表示，在汉口的案例中，国家始终注意使汉口处于其控制之下，并控制了威压手段。此地也没有真正的共同体精神，城市中的各团体仍然有明显的地方联系，城市中一再发生的暴力冲突，便是地盘之争和劳工权益斗争的结果。在冉枚烁所描述的长江下游地区浙江省的案例中，魏斐德也发现，精英独立性不断增强的证据并不能令人信服。他指出，精英管理者与官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在经济上依赖他们。所谓中国较大地区饥荒救济的精英自治案例，也被证明是官僚单位利用机会扩大其控制的产物。

事实上，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国家的力量正在加强。晚清政府1902年发起的改革措施——“清末新政”，即旨在加强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清末新政”的相关措施力求重组地方政府，并为商会、教育委员会和地方代表机构提供支持。他们还指定了某些税收供这些机构用于管理地方事务和提供地方服务，但这些改革使地方精英活动的非正式领域——这些领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危机时期，遵循着既定的传统模式出现，并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扩大——正式化。总而言之，这些改革措施基于民族主义的国家观念，旨在吸引大量精英进入合法的政治领域，使精英们为增强国家实力而服务，并最终控制精英。这些措施还可能使通货膨胀和国家建设导致的税收增加变得更容易接受。因此，它们不是一个国家屈服于侵犯性的和政治化的地方精英的结果。

精英的财力总是有限的。曼素恩（Susan Mann）在一项关于晚清商业税的研究中指出，长期以来，商业税一直被认为是“精英能动主义”的重要财政来源，但厘金或贸易税不是这样的东西，它甚至不是由各省控制的税收，而是由中央控制的，并且税收机构的主要管理者是官僚人员。虽然非官僚精英被招募来协助征税，但他们无论何时都不能决定资金的支出。事实上，许多商人对这项税收感到不满，他们不得不承担由此带来的负担和贸易限制，但没有从中获得实质性的权力。

精英在辛亥革命发生前的十年里最为活跃，并且在革命期间掌管着许多地方组织，但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迅速采取行动削弱了精英在辛亥革命期间掌握的权力，并且几乎没有人与他进行过激烈的斗争。1914年，袁世凯关闭了所有代表机构，并采取了许多集权化措施。教育、税收、救济工作和地方安全都由北京控制。尽管他并非在所有领域都进行了成功控制，但他的政权不是被精英的政治运动或抵抗推翻的，而是被反抗的军事力量推翻的。20世纪20年代，“精英能动主义”再次蓬勃发展，然而，尽管地区分割化，但已经出现的职能专业化的官僚机构吸收了他们的活力——精英依旧未发展为一支强大且独立的力量。

即使“精英能动主义”没有在政治上取得成效，但有关民国政治史的重要问题依然存在。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一个政权被证明是持久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最近的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性。根据杜赞奇的说法，一个不断扩张和现代化的国家，打破了他称为的地方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税收不是分配给个人，而是分配给负责征税的“国家经纪”的“地方”。传统的地方领袖无法满足国家的要求，也无法保持在选民中的威望，因此许多人为“经纪”所取代——他们是当地社会的祸害。那些旨在培育现代文化的运动在实施过程中也没有顾及当地人的情感。例如，寺庙被改造成了学校。根据杜赞奇的说法，结果是国家内卷化：一个越来越不扎根的国家。

这一解释有助于深刻理解地方层面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革命条件的发展。但是，它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在民国时期，尽管有几次集权的尝试，但国家总是沿着地区线分裂。目前还没有研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无论是谁想要做这一方面的研究，都必须追踪资金的流动，调查官僚政治的历史，当然还要分析军事组织的发展。

即使没有形成强大的市民社会，对该问题的辩论与研究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中国政治的基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抗议活动定期举行，压力团体和利益团体被组织起来，媒体日具政治影响力，政党和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政治行动的意图与目标被持续和广泛地讨论。政治由此变成了发音不和谐的大众政治。

在此情况下，纯粹官僚主义的或军事的解决方案，无论动用多少武力来承担，都将是脆弱无力的。因为它们总是缺乏必要的合法性光环，永远无法将日益多样化的、必须被凝聚在一起的民众团结起来。国家建构显然侵蚀了既定的政治方式，政治领域的扩大和社会的多样化，意味着政客们不能再按照先前的路线行事。针对这种情况有着不同的反应方式：一种是政治领导人或政党，表明社会的生存受到威胁，只有政党或有魅力的领导人才能挽救局面；另一种是严厉镇压的方式。然而，没有一种方式能带来稳定。

3. 经济

学界普遍认为，太平天国起义前，中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关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的发展，学界的看法就不一致了。甚至连“生活水平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影响和进一步商业化的影响也有争议。

起初，没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是一个直接的、持续的农村贫困时期。然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学者们对农村革命的起因问题感兴趣，这一观点逐渐形成。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观点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西方依旧具有影响力，特别是在采用“道德经济学”方法的研究领域中。该观点认为，对外贸易所推动的商业化结束了自给自足的农业，并冲击了诸如纺纱这样的副业，而这些是农村家庭赖以生存的基础。贸易条款对农业生产者产生了不利影响。随着农村经济的恶化，土地所有者被迫出卖土地，成为佃户或农村劳动力，日益增加的税收和战争也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在这一观点中，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如果这一观点被否定，那么“生活水平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仍然是争论的根源。最近的几项研究大胆主张，直到20世纪30年代，生活水平都在提高。据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的估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GDP每年至少增长0.6%，或者可能是1.1%。罗斯基关注近代部门，尽管政府对刺激经济几乎无能为力，且内战造成了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他仍然主张近代部门是发展迅速的。在他的分析中，对外贸易（特别是农产品对外贸易）、长江下游地区和满洲地区近代工业的兴起，以及新的交通方式和金融工具的出现，刺激了经济增长。同时，由于新的市场机会促进了专业化，交易成本有所降低，传统部门也得到了发展——尽管发展没有那么迅速。罗斯基还研究了14个产业的产出水平，并分析了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包括手工业、农业、商业，以及政府服务的效率。

罗斯基的结论得到了科大卫（David Faure）和布朗特（Conrad Brandt）研究的支持。在一项针对两个特定地区的细致研究中，科大卫也主张“持续的经济发展”这一观点。他认为，新的交通和通信方式（特别是铁路和电报）、国际贸易、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以及海外华人给华南地区的汇款，都刺激了市场扩张和专业化。科大卫还指出，技术和资本遍布农村，市场并不受少数地主的控制。尽管有人批评布朗特为其经济计量学分析做出的大量可疑假设，但布朗特还是认为，自1870年以来的70多年间，长江中下游省份的农业产出增长了1.2%至1.5%。

黄宗智（Philip Huang）提出了与上述观点相悖的观点。在两项对华北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的研究中，他认为，在过去的6个世纪中，中国的经济肯定实现了商业化，但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对外贸易也没有导致近代经济的增长，因为旧的生产方式依旧存在并消减了城市的变化，小农经济仍是常态。这种观点当然排除了生活水平提高的观点。

由于误解了商业化与现代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未提供经济生产率的总体估计，也没有解释清楚20世纪初城乡经济的联系，黄宗智的研究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在我看来，黄宗智的研究在描述个人家庭层面的农户以及大多数农民对市场和投资的计算方面最有帮助。但任何有“陷阱的理论”通常最终都会困住作者而不是现实。

正如王国斌（R.Bin Wong）在对这场争论的深刻回顾中指出的，在了解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之前，更好的数据是必要的，尤其是需要了解市场一体化的数据，不仅包括中国与世界商品经济一体化的数据，还包括中国国内商品市场一体化的数据。如果我们想了解经济变化的人均水平，人口史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研究也需要提升。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至少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19世纪80年代的人口总量被高估了近20%。

尽管“太平天国起义后近代经济有着有限的增长”这一论点被接受——证据的重要性正在推动我们朝着这一研究方向前进——这当然不意味着许多地区没有出现经济停滞和衰退的情况，也不意味着大量的人口几乎无法生存。饥荒仍然是经常发生的现象。总之，照片和对时代的描述在人们脑海中留下的城市和乡村的衰朽景象，无法被乐观的统计数字抹去。我们不仅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还需要知道，人们认为发生了什么以及他们对未来抱有什么期望。

翻阅学术标杆《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中关于晚清和民国时期历史的那几册，我们会发现，我们对各种叛乱、抗议运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个别军阀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了解得很多。然而，关于铁路和电报线路的建设（尽管它们对经济发展很重要），新闻、教育以及妇女地位的演变，或服饰、食品、生活方式的发展，以及日本人或他们的傀儡控制的领土的变化的内容几乎没有，更不用说电影、通俗报刊和大城市发展等内容了。中国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是如此暴力，但很奇怪的是，我们对战争的进展情况知之甚少。不但关于战争的描述很少——甚至连抗日战争都没有好的历史记述——而且军事组织所发生的变化，近代军队的崛起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影响都被忽略了。我们也发现，学界对各种战争所带来的前景变化或战争技术的变革不具有任何敏感性。幸运的是，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军事史被忽视的部分原因是人们对早期局限于战争的历史的否定。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dinand Braudel）的批评经常被引用：“难道没有很多人出于习惯或懒惰而认为，战争是世界历史的驱动力吗？”对战争研究的回避导向了这样一部历史，其中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被视为变革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人们认为，18世纪至20世纪中叶之前，中国军事的弱点是众所周知的，腐败无能的战士根本不可能与西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相匹敌。因此，对此时段中国军队的研究活动似乎是徒劳的。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军事弱点被夸大了，其输掉的一些战役比预想的更为激烈。18世纪就有很多例子。这一时期见证了清王朝的诸多胜利，对中国粮仓制度和国家能力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能力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举例而言，拿破仑在远离家乡的战场上会面临很多问题，而清朝军队所面临的问题很可能已经超过了欧洲国家。同时，军事技术的情况也不像曾经设想的那样明晰。如前所述，卫周安指出，18世纪末清朝对西方军事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枪支铸造、制图及快速的军事应用方面。需要再次审视的一个论题是，作为满洲军队中坚力量的八旗军（Banner Armies）的真实情况。如果其他领域的官僚组织也得到如此严密的发展，如果雍正和乾隆皇帝实施的针对官僚机构运作的改革是为了平定边疆，他们会让八旗军去哪里？

19世纪中国军事弱点的性质也需要更精确分析。在一项关于“技术在欧洲扩张中的作用”的研究中，丹尼尔·海德里克（Daniel Headrick）认为，在英国能够生产蒸汽驱动的海军舰艇之前，中国一直不受海军袭击的影响。但是到鸦片战争（Opium War）时，中国便不能如此了。“复仇女神号”（Nemesis）对英国的胜利至关重要。在英国风帆驱动的船只未能突破中国的海防后，英国在印度生产（尽管海军部对此表示怀疑）的“复仇女神号”——它可以让船只逆风且逆流前进，并发挥其更强的火力——到达了中国，随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推动全球战争发生革命性转变的步枪，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并没有被广泛使用，且在鸦片战争期间，许多士兵也没有这种步枪。事实上，在三元里事件中那些被中国民兵包围的英国士兵，仍然携带着燧发枪，想必当时他们一定很懊悔。

过去对太平天国起义后的中国军事改革的研究，并非为了研究其潜力，而是依据中国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中被日本击败的事实而进行研究。中日战争之前发生的一切都被人们视为造成中国衰落的因素。一项关于陆战的新研究表明，在装备、战略规划质量和军官方面，中方主要作战部队的表现相当不错。更重要的问题是，中方兵力动员缓慢的动机是不想与潜在的外国支持力量对抗。因此，在战争初期，日本以其大量的兵力占有优势，一旦他们主要的现代军队被击败，后方的军队就会被派到前线（这些军队确实具有当前历史编纂学者所认为的所有弊病）。而在吨位和火力方面，中国海军优于日本，甚至连日本人都没有获胜的信心。所以，中国在海上的失败也需要重新审视。此外，中国在1880年的安南战役中也差点击败法国。

与其从1894—1895年中日战争的角度研究晚清的军事改革，不如将其置于现代步兵和军国主义思想发展所形成的对军事效率追求的语境下，这样的研究可能会更有用。在中国，对西方武器和西方练兵思路的采用始于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人的事例激发了许多改革。例如，王涛（Wang tao）在一本书中对普法战争的报道影响了李鸿章，第一任英国大臣也提供了有关欧洲军事事务的信息。因此，李鸿章聘请了德国顾问，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了德国军事手册，并模仿德国模型制造了步枪和枪支，且购买了大批包括克虏伯大炮（Krupp gun）在内的外国武器。清政府还根据现代步兵的编制原则建立了几支新的军队，一部分绿营军（Green Standard Army）也根据外国军队进行训练和武装。1885年，第一所武备学堂建立。

中日战争并没有导致对早期军事改革的否定，而是加速了这些改革。甲午中日战争之前，就有大量精力和资金投入了中国海军的发展中。战后，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现代步兵军队成为优先事项。袁世凯当然是这项新努力的负责人，他与德国军事顾问开展了密切的合作——袁世凯有军事背景，并了解西方军事组织和科学知识。他首先在直隶把各种现代化部队合并，然后迅速将其扩大为一支有着25000名士兵的军队力量，并为军队配备了现代步枪和大炮。

义和团起义（Boxer Rebellion）后，军队现代化进程扩展到其他省份。1900年开始的改革的中心目标是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1901年，各省被命令建立武备学堂，并采用袁世凯所建立的军事组织和军队训练制度，他制作的手册也成为全国奉行的标准，并在军阀统治时期依旧具有影响力。改革包括现有部队的复员，以及常备军、第一和第二预备役的建立。国家被划分为36个军区，每个军区设立一个师，约为12000人。至1907年，北京地区有4个装备齐全、训练有素的师。据说山东、满洲和湖北各有一个满员的师。同时，其他军事领域也取得了进展。袁世凯在这一时期设立了参谋总部和陆军总部。或许，清政府努力确立对铁路的控制权——民众对这一行为的抵制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的原因是为了提高军事效率。

晚清的军事改革不仅对军队很重要，强大的军队力量也塑造了政治。新政的许多内容，如普及初等教育、加强中央集权和警察制改革，与其说源于对自由共和国的渴望，不如说源于对强大军队的渴望。教育改革法令要求学校向所有学生提供军事训练。义和团运动后，始建于1885年的武备学堂陆续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武备学堂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军事背景的人，他们很快便投身政治。袁世凯本人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在清朝的最后十年，他负责天津地区的行政改革与自治，并在那里训练他的军队。1912年，他成为民国的第一任总统。那些受过军事学堂训练的军官以及新军中的士兵也积极参加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从这一角度来看，军阀割据时期军事领域统治政治领域是一种趋势的延续，而非1911年袁世凯去世后文官政治体制崩溃所促成的军事接管。

关于军阀时期国家军队的解体及相互竞争的军事集团崛起的原因，还有待阐释。不完善的全国沟通网络可能是一个因素，因为军事联盟通常是在内部已经适度整合但未纳入全国性组织体系的地区形成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袁世凯在试图建立国家军队时，采取了基于地方的军事结构形式。军队的资金来源于各个地区，特别是当军队与地方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时很容易脱离中央，且不会出现经济困难的情况。这可能是一个因素，民国时期的叛乱以省政府宣布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形式出现证明了这一点。军队人员与政治人物、知识分子和商人结合的派系的出现也表明了这一点。现在，能够揭示民国军事情况的档案已经开放，通过艰苦的研究工作，我们应该能更好地理解军阀主义。

不管出身如何，军阀们遭到了负面的评价。然而，尽管20世纪20年代的动荡不安和全国统一军队的缺乏对中国的命运造成了不利影响，但军阀暴力、残忍和落后的掠夺者形象已经被逐步改变。林蔚（Arthur Waldron）最近指出，“军阀”这一贬义的称谓是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某些群体出于明显的政治目的使用过这一表述。关于他们的现代化本能、他们对建立现代政府机构的关注，以及其对所在地区经济的推动等方面的证据非常多。同样，中国南部和中部地区的军阀对采取联合行动的呼吁，不能被贬低一种“为利己行为附加意识形态理由”的诡计。联邦制中国的理想得到了广泛支持，它是在战场上而不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被民族主义者击败的。

正如田振亚（Tien Chen-ya）最近的研究所表明的，不只是军人，军国主义思想在狭小的军人圈之外也有影响。蔡锷（Cai E）或许最清楚地表达了一种对革命的军国主义式理解。蔡锷是湖南人，在辛亥革命前他是君主立宪制的支持者。直到1916年其去世之前，他都是华南地区的军事领袖。他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且担任过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军事学堂的负责人。

1890年，在一篇于日本发表的名为《军国民篇》（On the martial citizen）的文章中，蔡锷呼吁恢复中国的尚武精神。在他看来，中国人已经失去了这种精神，变得软弱和怯懦，因为儒家教育强调了一些使人懦弱的价值观，如善良和正义。同时，他也认为，学校课程应当通过教授民族历史并关注历史上的伟大英雄，来强调体育和促进民族自豪感。1911年，蔡锷发表了《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Quotations of Zeng Guofan and Hu Linyi regarding the adminstration of armed force），试图说明，即使是伟人也赞扬过军队的敏捷和活力。对蔡锷而言，军队是新价值观的源泉，普遍征兵是他提议的一个基本特点。他指出：“士兵是国民中的精英。培养一个好士兵就是培养一个好公民。”这些思想也影响了其他革命者。黄兴，1911年辛亥革命的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也提倡普遍征兵和军事教育。因此，与欧洲一样，现代步兵部队的崛起与民族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即使被视为自由主义价值观推动者的梁启超，至少在清朝最后十年也表达了军国主义思想。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颇有影响力的《新民说》（On the new citizen）一书中，有一个内容很长的章节，名为“论尚武”。他的基本论点是，无论文明世界多么精致，只要一个社会不重视武德，终将灭亡。他赞扬了斯巴达的教育政策，并列举了德国和日本的事例以供中国效仿。他认为，社会纪律和军队的好斗精神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他认为，儒学并不必然是一种“软”哲学。相反，它的“强硬”品质为过去那些屈服于外国占领者的中国人所压制。

共产主义革命者反对军国主义价值观也不是真的。军队绝不仅仅是党的枪，它是高度军事化的中国社会的必需品。在《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中，列宁对共产党的形象的描绘就像一支缺乏武器的现代军队。党的领导就像一个总参谋部，它观察战场、权衡支持和反对力量、衡量地形的优势和危险，以便制定正确的战略。政党本身就像军队一样纪律严明、自成一派、训练有素，并且有严密的指挥链。同样，现代战争就是全民战争，是全社会都动员起来的战争，政党的成功取决于动员群众并得到群众的支持。

军队是革命者价值观的来源和象征，这一点可以从对游击队的崇拜中看出。进取精神、纪律性、奉献性、牺牲性、正直性、不迷信和现代化思维方式，被视为革命者的特征，也是士兵的特征。

“19世纪末，由于受欧洲的影响，军国主义思想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观点不应导致人们忽视该思想的国内起源。传统的军队组织、传统的军事符号、纪念碑、寺庙，以及戏剧和流行故事中的军事人物，不仅形成了传统社会的“解药”，也形成了叛乱。然而，中国本身的军队传统对国家军事化的影响现在尚不清楚。但有迹象表明，袁世凯曾鼓吹对关帝、岳飞和其他军事英雄的崇拜。

中国战争史研究才刚刚开始，它显然不是许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截至目前，所做的工作仅是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是，如果我们想了解过去两个世纪的暴力，我们必须更多地了解战争及其后果（政治上和文化上），了解中国的战斗力、军事科学史、军事组织的架构，国家建设与追求军事实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外国的介入。同时，还需要考察军事与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建立有纪律的劳动力队伍之间的关系。

这项对于最近学术研究的综述是分散的。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了几个拥有各自专家和专门知识的子领域，再也没有人会设想“一个”中国历史了。我选择了我个人熟悉的主题，其他人也会选择不同的主题。这项调查研究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这不仅是因为我需要阅读大量超出我能力范围的内容，同时我需要花一些时间鼓起勇气，就如此广泛的话题和如此多的优秀作品发表意见。因此，我带着犹豫，也带着希望，希望我的研究结果能有有用的想法，来提出观点与建议。

这些研究最明显的成就是揭示了18世纪的活力，一个沉睡中的东亚巨人的形象已被永远消除。很明显的是，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来说，不仅现代化和西方冲击的解释范式无法捕捉到这一时期的复杂发展，把这一切看作一场革命过程的尝试也是行不通的。那些对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益处、国家建设和公民政治活动的研究表明，除了军阀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中华民国”还有更多的内容可以探讨。我已经表明，战争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在阅读和撰写的过程中，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即其他地方的发展对中国历史本身的影响。当然，以中国为中心的方法在原则上从未排除过这一议题，但在研究过程中，情况却并非如此。对白银流动和对外贸易影响的研究表明了国际环境（不仅包括西方，还有其他地区）的重要性。我努力证明了不仅白银流动对中国历史进程有影响，天气、技术和思想也有一定影响。现在中国已经正式开放了它的大门，是时候承认它的大门从来都不是真正关闭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