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全有 范田田：民国史学对鸦片战争的中国近代史开端地位之确立

摘  要：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或晚清史的开端这一观点，是在民国时期形成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通史类、近代史类著作及文章论述中，多予采用。至于其形成原因在于国人的感知，其一是鸦片战后是重要的历史时期，二是鸦片战后帝国主义侵略及其所引发的变化，三是鸦片战后艰难困苦的感受，四是鸦片战后对经济变化的认知。正是鸦片战争的独特，导致其开端地位的形成。

关键词：民国史学；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开端

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这一观点，是在民国时期形成的。1949年后，鸦片战争成了楚河汉界，成了古代史与近代史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至于学术界，数十年来的关注点更多的在于中国近代史究竟始于何时，至于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地位在民国时期是如何确立的及其成因，却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在今天看来，厘清当时的原貌，找寻生成的原因，更为必要。

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救亡途径的思考和实践中，将鸦片战争视为近代中国社会一系列变化的开端和转折点。1858年，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社论，强烈谴责鸦片战争的非正义性，指出：“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肉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牺牲者被献于永不知饱的摩洛赫之前，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竞相向摩洛赫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但同时马克思也指出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国门：“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这一联系正是鸦片战争所带来的结果，强调了鸦片战争的开端地位。以时代特征为标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近代史开始现代意义的历史分期，强调鸦片战争的分界作用。1916年，陈独秀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指出：“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至于今日，综计过境，略分七期：……第三期在清之中世。鸦片战争以还，西洋武力，震惊中土，情见势绌，互市局成，曾、李当国，相继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于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西洋入侵中土，鸦片战争为始，由此开启向西方学习的进程。

20世纪20年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鸦片战争开端地位的论述增多，以陈独秀、恽代英、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等为代表，着眼于鸦片战争打破闭关锁国的开端地位。1923年，陈独秀在《向导》发文称：“清代鸦片战争，这是西欧资本帝国主义向长城内封建的老大帝国开始发展，也就是沉睡在长城内老大帝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开始大崩溃。”③陈独秀多次强调鸦片战争的起始地位，如在1924年《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一文中言：“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呵！自鸦片战争到临城案件，中国的经济权政治权都渐渐落在帝国主义的列强手里……”1926年发文称：“自鸦片战争到万县屠杀，英国这种炮舰政策，便是一切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之代表态度。”将鸦片战争视为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的开始。

1924年，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海1923)》上发表《假期中做的事》一文，指出：“看近代的中国史西洋史。注意，我专说的近代史。我说中国史从鸦片战争一直到现在。”同年，他在《怎样研究社会科学》一文中指出：“历史最应注意的是近代史，便是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洋史，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史。”恽代英是较早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相关著述中，恽代英一直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如1926年在《修正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中论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时，他明确以鸦片战争为分界线，指出“鸦片战争以前之外交”“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同时该文将“中国民族史”分为四个部分，“1.三代之前之政治及文化；2.秦汉以后之民族与政治的变迁；3.秦汉以后思想文化之变迁；4.鸦片战争以后之政治及文化。”民族史的近代划分标准亦为鸦片战争。1926年，恽代英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中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并不是由今日起，也不是由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之日起，自从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跟着即有民族革命运动。”文中指出鸦片战争前的革命属于封建社会的革命运动，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非正义之战，革命性质封建与否，以此为界。

1926年，李大钊发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文中称：“由一八四〇年英人以炮火击破中国的门户，强行输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中经英法联军之役、中法之役、中日之役、庚子联军之役、日俄之战、日德之战，一直到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沙面、汉口、九江等处，对于中国民众的屠杀，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同时指出：“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洞开，外国商品因得以畅行输入而无阻。”李大钊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华民族的历史，起点便是鸦片战争。

1922年，蔡和森发文称：“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及中日战争等役以来，中国已被国际帝国主义夷为半殖民地，人人知道他实际上已不是独立国了！”1926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论述“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中国旧的统治阶级的统治状况及一般的革命运动”时，多次提出以鸦片战争为界，指出：“鸦片战争以前，满清政府的信用权力是很大的，但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鸦片战争以后……可是到了鸦片战争后的时代大不相同了。”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开端，以此为界，国家与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高涨，以陈国强、华岗、瞿秋白、毛泽东等为主，鸦片战争的开端地位为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逐渐成为主流观点。1931年，陈国强在《物观中国文化史》中指出：“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在中国政治文化史上实在是划一时代，另开局面的重大事变。”将鸦片战争作为进入近代中国的“变点”。1932年，华岗所著《中国大革命史》中也将鸦片战争作为划分中国社会界限的明显标准，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回溯”中言：“鸦片战争(一八四二年)是帝国主义先进国家——英国势力侵入中国的第一幕。”将鸦片战争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端。同年瞿秋白(范亢)在发文《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对于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的批评》中也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革命史的开端，“中国革命史，——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直到五卅的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此文对华岗《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方法及社会经济基础展开批评，但是对鸦片战争的开端地位并未否认。1937年，《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中将鸦片战争视为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首次事件，“但是，外国资本主义，就以枪炮来粉碎中国的锁国政策，打开中国的万里长城了，首先就是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1938年，陈独秀发文称：“经济长久停滞的中国，也因为鸦片战争之后，又经过欧洲大战，资本主义的工业有了初步的生长，民族野心已开始萌芽。”以现代化叙事看待鸦片战争的开端地位。

20世纪30年代中日战争白热化，民族危机加重，基于社会性质的变更与革命需求，毛泽东一直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言：“中国方面是——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至北伐战争。”鸦片战争作为列强侵略中国的起点被凸显。1939年，《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论述：“至于资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则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甲午战争……”同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从国难、国耻的角度强化对鸦片战争开端的考量成为大势所趋。

至4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所著近代史书籍与文章中，集中诠释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百年史的开端。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认为，“中国现时革命的第一步”是“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1942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指出“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明确表示中国近代百年史以鸦片战争为起点。1945年，华岗编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绪论之外，以鸦片战争为首章，指明：“鸦片战争实是欧美资本主义掠夺中国的开端，这一掠夺由英国开始，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接踵效尤。”1946年，李鼎声编著《中国近代史》，指出：“我们在这里却是以自鸦片战争直到今日为中国近代史的领域。”书中同样将“鸦片战争为国际资本主义武力掠夺中国之开端”。1948年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中将“中国近代史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上编又分两个分册，一八四〇年至一九〇五年为第一分册”。同年，胡绳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载：“我们的讨论是从鸦片战争(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年)开始。”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时代背景下，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起点已成为学界主流意见。1949年，吕振羽所著《简明中国通史》，在目录中将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作为“封建制崩溃”的界限。1949年以后，鸦片战争开端说已成为定论。1951年，齐思和发文称：“鸦片战争在中国史里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是中国近世史的开端。”1953年，刘大年在《科学通报》发文总结称：“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1956年来新夏发文称：“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中国开始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近代史诠释体系中，资本—帝国主义是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敌对物、作为中国近代一切苦难的总根源而存在的，以鸦片战争之西力东侵为近代起点即主要出于这一考量。

非马克思主义者采用鸦片战争为开端的著述，大致可分为两类，即通史类和近代史类。

通史类中，较早凸显鸦片战争界标地位的是1923年吕思勉所著《白话本国史》，该书在绪论中称，将历史划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和最近世史五个阶段，其中元、明、清中叶以前是近世史，最近世史是“从西力东渐到现在”。不过，该书正文中并未如此分期，而是将明朝至清朝的中衰列为近世史上，清朝的后半期列为近世史下，近世史下内容分五章，第一章是“中西交涉的初期”，其中有“五口通商”，含鸦片战争的内容。1924年，吕思勉在《本国史》例言中将历史分为十个时期，即上古史、中古史(上、中、下)、近古史(上、下)、近世史(上、下)、最近世史(上、下)。其中，最近世史上“从西力东渐起，到日俄战后各国竞划势力范围止。这一期中，中国的历史，开一亘古未有的新局面，是中国受外力压迫的时代”。最近世史下“从戊戌变法起，到民国十一年六月为止。是中国人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的时代”。最近世史上第一章是“西力之东渐”，包括两节：“通商传教之始”“清初与俄人之交涉”；第二章“五口通商及咸丰庚申之役”，其中第一节“五口通商”，即指鸦片战争。

30年代以鸦片战争为界标的著述较多，如1932年余逊著《高中本国史》将历史划分为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近世期，其中，“从鸦片战争起到现在，(公元一八四〇年以后)为近世期”。1933年，姚绍华编《小学历史课本》第4册共分18节，所涉内容起于“鸦片之战”，终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活动”。这是教育部审定的小学历史教材。同年，金兆梓著《新中华本国史》，上编包括“史前纪”及历代民族、政治演化、社会生活演进、教育和考试制度、宗教与学术等，下编则以国际不平等条约的缔结为开端，称《南京条约》是“始作俑之不平等条约”，行文内容也紧扣不平等条约的主题。正如该书的“编辑大意”所道：“本书上编注重中国民族及文化之由来，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民族活动及生活之所由发生与其变迁的趋势，以及帝国主义侵入前之民族文化何由构成；下编则注重帝国主义势力之侵入及其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学术之影响与流变，以说明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及现代社会之趋势。”“本国历史趋势的推移，实以国际不平等条约之缔结为其最重要之关键。本书即以此为分界，将全书分为上下两编，每一编为一册。上编述国际不平等条约缔结前的史实，下编述自此以后的史实。”

近代史类较早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著述是1929年王蔼棠著《中国近百年史问题研究》，该书将近百年的历史划分为积弱时期、变政时期和共和时期，其中积弱时期“自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变政时期“自戊戌变法至清帝退位”，共和时期“自民国成立至今”。明确了鸦片战争作为近百年史开端的地位。正如该书在第一章“鸦片战争”中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中国近百年史，为中国史最切要之一部分，其故安在？近百年史讫于今日固无论矣，而必始于鸦片战争者何也？中国近百年史与前此之历史，其性质有何不同？”对此王蔼棠并未作答，由于该书“凡浅易之问题，只有问无答，令学者自行解答。至重大问题，不易解答者，则悉将其因果背景，条析而缕分之”，因此，在作者看来，鸦片战争作为近百年史的开端这一问题，实属“浅易”。1931年孟世杰在《中国近百年史》中也将近百年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与王蔼棠著《中国近百年史问题研究》类似。

1934年，罗元鲲在《中国近百年史》“编辑大意”中说：“本书名曰《中国近百年史》，当自鸦片战役起，但鸦片战役失败之原因，由于清廷腐败所致，故特于鸦片战役前，追述一二两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曹伯韩先后出版了多部近代史著作，如1939年石火出版社《中国现代史常识》、1941年习作出版社《中国近百年史常识》、1942年华华书店《中国近百年史十讲》、1947年文化供应社《中国现代史读本》、1948年致用书店《中国近百年史讲话》等，这些著作均以鸦片战争为开端，强调“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起点。从这时候起，中国的历史转入一个新的时期”。“中国近代史，一般人都是从鸦片战争讲起，因为这次战争，的确是中国史的一个大转变点。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

1941年，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第2册出版，“本卷纪事，始于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律劳卑事件，终于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舟山收回”。该书第一章是“中英关系之转变——律劳卑事件”，表面上未以鸦片战争为开端，实则将律劳卑事件作为序幕来理解，全是围绕鸦片战争展开，这可从其第二章“禁烟问题”、第三章“钦差大臣林则徐之措置”、第四章“中英战争之第一期”、第五章“中英战争之第二期：南京条约”、第六章“南京条约之后”、第七章“商约与口岸”等具体内容看出。该书“例言”亦称，“中英鸦片战争，影响于近代中国者至巨且深，本卷记述，不厌其详，使读者得以了然于此段史事之原始要终，与全部真像。”

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晚清史框架逐渐成形。如1949年宋云彬著《高中本国近代史》即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以辛亥革命作为晚清史的结束事件，之后的延伸乃近代史的内容。50年代初，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框架更趋完善。如水兆熊著《中国近代史学习纲要》，内容分别是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从变法到革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鸦片战争的开端和界标认同被固化，正如该书所道：“就中国历史上看来，鸦片战争是划时代的大地震。它震撼了延续三千年的封建社会，使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上半叶还有一些著述表面上未以鸦片战争为开端，实则十分强调鸦片战争的界标作用。

其一，是以道光初年为界。1935年，卢绍稷著《中国近百年史》将我国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战国末之前为上古期，秦汉到南北朝为中古期，隋唐到清之嘉庆末年为近代期，第四时期是“从清之道光初年至于现在，可称‘现代期’”。该书尽管以道光初年为现代期的开端，实则十分重视鸦片战争的界标意义，正如其绪论所道：“明末清初，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正在发展时期，对于东方的国家，虽力事侵略，然以我国其时政治势力方强，各国侵略都不得逞。中国所受欧人东来的影响，除文化方面稍有可述外，其他社会、经济方面，尚谈不到。及至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以后，不仅政治势力，一落千丈，且自五口通商，外人势力骤形澎涨，由沿海而侵入内地，历史上向有的属地，尽行丧失，种种不平等条约，也尽行被迫订立。从此，中国即堕入外人势力支配之下，鸦片战争以后数十年间，实为中国社会、政治崩坏的开始时期，也即外人侵略势力的扩大时期，社会、经济方面，都和前期大不相同。”将鸦片战争前后进行对比，道出了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变化。

其二，是在清史的整体布局中加重晚清而弱化前清。如1924年顾颉刚著《本国史》下册，清朝的历史被划分为十节，前三节是前清，第四节“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占了七节；1938年中等教育研究会编《高中本国史》卷四“近世史”十一章和1939年教育总署编审会编《高中本国史》卷四“近世史”十一章，分别只有两到三章的内容属于前清。重晚清轻前清的倾向在学生复习资料中亦有体现，如胡嘉在1936年出版有《高中本国史复习指导》，“近世史”“自明清之际至清季(1616-1911)”八章中晚清占了五章；1947年出版的《初中本国史复习指导》中，“近世史”十一章晚清占了八章。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形，与当时教育部颁行历史课程标准有关。如1935年乡村师范学校历史课程标准规定，近世史十二节，前三节是前清，第四至十一节是晚清，最后一节是“清代之学术、文艺、宗教、经济、社会”，现代史部分的第一至二节是辛亥革命的内容。重晚清轻前清的倾向，凸显了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史的重要，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对鸦片战争的重视，当无疑问。

在民国时期，鸦片战争之所以被选择成为晚清史或近代史或近百年史的开端，一方面是因为时人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是从社会和经济等视角，强调鸦片战争的独特。今天我们审视这一问题，显然需要回到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场景之中，从当时国人的感知中，找寻根由。

1.鸦片战争之后是重要的历史时期

20世纪上半叶，国人对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十分重视。1935年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的自序中提到，“初拟命名《中国近百年史》，而坊间书用此名者甚多，免相混乱，改称《中国近代史》。”于此可知时人对近百年史的关注。此中因由，则在于时人认同这一时期的重要。

之所以重要，有强调鸦片战争以来的内容繁复。如1935年陈恭禄曾言及，“近代二字，本无确定界说，(史期区分，原极牵强，不过因其便利而已。)史家划分史期，常不相同，愚意近百年内，中国国际关系根本改变，思想、学术、政治制度、社会经济莫不受外影响，其事迹迥异于前古，作一时期似较便利，且书内容不限于百年内之史迹，故定名曰《中国近代史》。著者著书之目的，深愿赞助读者明了现时中国国际上之地位，政治上之嬗变，外交上之趋势，社会上之不安，经济之状况，人口之问题，认识其交相影响之结果，分析其造成经过之事迹，讨论其成功或失败之原因，辨别事后之得失利弊。吾人处于今日议论古人，原非难事，著者之论断，专欲读者了解当日之背景环境，及其失策与责任，非别有好恶也。综之，近代史范围之广大，事迹之繁赜，制度之剧变，生活情状之改易，开中国旷古以来未有之奇局”。旷古未有，亟待国人明了。

曹伯韩也强调了鸦片战争之后历史重要在于内容，其在《中国近百年史常识》序中写道：“中国近百年来，进步很大，其间惊心动魄的史实也很多，现代青年如果要明白中国的现状和将来发展的趋向，不能不把握近百年来历史演变的大势。”“近百年历史不但有其重要性，同时也比较中古时代的历史内容丰富，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迁变，未必有这一百年间的复杂、有意义。所以一般无力接受充分教育的青年，即使对整个中国历史不能有许多时间去学习，而对于近百年中国史，也不得不花几十个钟头去研究一下。”“过去一般小学与初中的本国史教学，多半是不因时代而分轻重，未免详于古代而略于近代，假使能于规定课程之外，叫学生研习一种近代史的补充教材，一定会有很多裨益。”主张薄古代厚近代。

相较于陈恭禄和曹伯韩，罗家伦所言更为具体。他在1941年郭廷以所著《近代中国史》的引论中说：“从大家可以看得见的方面来讲，则在这个时期之内，发生了五个重大的对外战争：鸦片战争(公元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英法联军战争(一八五六至一八六〇年)、中法战争(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中日战争(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八国联军战争(一九〇〇年)——那一个不是和外国直接的冲突，那一次冲突不在国外国内发生重大的影响？还有两次大革命——一次是太平天国革命，一次是辛亥革命——至于思想革命，和国民革命，还正在继续进行，没有停止。所以这个时期，实在经验了亘古未有的大变。我们无论是对于历史的真象负责，无论是对于民族生存的适应负责，能够不研究吗？”“亘古未有的大变”主要指五次对外战争和两次大革命。

李次民落脚于学术等方面，正如1932年他在《鸦片战后的八十年》序言中所说的：“自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的一切学术思想就渐趋于新兴的途径上去，由此也就慢慢地蜕变出近日的形状。比如一切社会革命——产业组织的革新，政体的更迭，学术思想的演化——的种种现象，莫不是从此以后，而产生出来。故鸦片战后的历史，实比任何史实还来得重大！这些一切，所以我很想于异日出一部专书，讨论‘鸦片战后中国学术思想的演变’。”“我们试打开中国自来的历史一看，在他底当中的现象，是循环得非常奇怪，所以研究起来也非常有趣味。试看自从古代的中国民族的东向，一直到了南北朝，西方的民族渐次发展，因此他们时常到中原来搅扰。到了宋明之间，东北的民族又渐次兴起，他们也时常到中原来搅扰。这样由西方到东北成了一个半月形的民族与民族的接触，但其中相接触的结果，除了些彼此物质上的形式变革外，在学术思想上就很少看到有什么新颖的现象发生。可是自转入近世西人东来以后，就大大的不同起来，在物质上，在学术思想上，固受其激荡而形突飞变化，就是社会方面，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种种现象也给他激动得非常厉害，且还形成现在受其种种困压的痛苦。因此民族与民族间的接触，除了知慧与思想没有差别外，所以结果一切也不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这样一来，我人欲明了近世一切的事物的变化，对于中国近世的历史不可不读，同时尤其不能加以忽略！”从学术视角强调近世的重要。

再就是从政体变化指出鸦片战争后历史的非同之前，如1929年沈味之在《近百年本国史》引言中写道：“中国是世界上开化很早的国家，照可考的历史计算起来，从上古传到现在，已经有四千多年。在那很长久的四千多年中，从前都是专制政体，国中只有皇帝的权力最大；直到最近的一百年中，人民的思想渐渐觉悟，酝酿革命，到底扫除了专制的毒害，这是很可喜的！”加以“受尽了外人的欺侮，这是很可痛的！”“依此说来，那最近的一百年，不是中国的生死关头吗？我们既生在这中国生死存亡的紧要时代，怎么可以不去注意那国中的大事呢？”又如1930年陈怀在《中国近百年史要》绪论中写道：“我国自上古以来，皆为君主专制之国，虽有贤圣之君，如五帝三王者，施仁政下膏泽于其民，然视其君与民之阶级，亦莫不判乎若霄壤之不同焉。嬴刘以下，日益加甚，尊其君若帝天若神明之不可侵犯，而民不啻如土芥然。自欧亚交通，西力东行，有识者于是渐知有所谓法治之国与立宪之政者，日思起而脱离专制之网罗，冲破君民之畛域，咸丰、同治间太平天国之战争，非其先驱欤？此近百年来之历史所以与百年以前之历史之又一大异点也。”无论是生死关头还是前后差异，都是在说明晚清及之后历史的有别于前。

还有强调切近历史的影响更大，如1925年孟世杰所著《中国最近世史》在分析“中国最近世史之重要”问题时指出，“人民之于国，犹子弟之于家，子弟不知其家，不能保家！人民不知其国，不能报国！东西洋各邦，莫不以国史教民，即所以使知其国。然远史事远代湮，不如近史关系深切；故最近世史，尤为各国所重，吾国民不欲知其国积弱颓败之根原，与夫振衰起废之涂术则已，如欲知之，不可不研究中国最近世史。”罗家伦也有类似看法，他在1941年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的引论中写道：“人事间相互的推动和影响，也和自然界受动力的支配一样，愈近的力量愈大。用一个粗率的譬方来说，好像水中抛了一个石子，最近的圈子所受的推动最大，愈远愈淡下去了（这还是从内心看到外边去，其实应当反过来看）。所以最近人事的历史，影响于人类，或是人类的某一部分——民族——也最大。要知人类或民族过去的来历和演进，现在的地位和环境，以及他将来的生存和发展，都非研究他近代的历史不可。这不是说远的古的不要研究，或是研究了也不重要，乃是说近的切的更当研究，尤为重要。所以做近代的人，必须研究近代史；做中国近代的人，更须研究中国近代史。”重视切近就是重视晚清及之后的历史。

上述内容繁复、政体变化及切近当下的影响几个方面，是促成国人重视鸦片战争之后历史的主要原因。

2.鸦片战后帝国主义侵略及其所引发的变化

1927年，高博彦在《中国近百年史纲要》一书中说：“鸦片战争，为我国对外第一次战争，打破‘闭关锁港’之局，开近百年事变之原，故本书始自鸦片战争。”同年，刘彦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原名《中国近时外交史》）道：“现在我国民族运动勃发，关于帝国主义，在我国所作之罪恶，应有一种记载完备之专书，以资民族运动研究上有益之补助。本史之目的，即欲负此使命以驰驱。”“本史以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为主眼，故起自鸦片战争，然鸦片战争前数百年或千年以上之国际往事，皆于各章分节追述沿革，以明系统。”1947年，徐进著《中国近代史》称“鸦片战争——满清外交失败第一声”。这几本书都是强调列强侵华始于鸦片战争，故而以之为近百年史的开端。

还有与古代相对比，强调鸦片战争前后欧美侵华所带来的差异。如1930年陈怀在《中国近百年史要》中说：“我国自黄帝以至于晋，局势无大更易，虽有革故鼎新之变迁，不过为同族之战争，改姓氏易正朔而已，东晋以还，于是有以外族而入主中原者，前则有北魏、北齐、北周，后则有辽、金、元、清，然亦不过为同种之战争，从未有如百年以来，重门洞开，藩篱尽撤，举凡欧美界绝不邻之邦，瀛海从古未通之国，莫不高掌远趾，联袂偕来，虎视眈眈，日图宰割，道光二十年中英鸦片之战争为其祸胎焉。此近百年来之历史所以与百年以前之历史之一大异点也。”列强侵华带来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之害。

另有著作着意于鸦片战争之后国际资本主义侵华所带来的变化，如1933年李鼎声著《中国近代史》指出，“我们在这里却是以自鸦片战争直到今日为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我们之所以不以明末清初为近代史的开头，而将近代史发端于鸦片战争，理由是很简明的：明末清初不过为两个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个历史的大转变期；而鸦片战争却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浪涛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然而我们却不要因此误会，以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就渐次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是展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际资本的铁爪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的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受着国际资本的桎梏与奴役的。所以中国的近代史完全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史相提并论，后者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发达史，而前者却是一部中国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义破坏的历史，这部编年史是用血与火来写成的。我们在这里，主要的亦就是要暴露国际资本的群魔怎样从中国吸吮着膏血来膨胀它们自身，怎样驱使它们的鹰犬来榨取中国广大的勤劳人口，以及中国的被压榨的奴隶大众怎样用自己的战斗力量来反抗此种残酷的吸血与绞榨。至于宫廷的变故、官僚的功罪、武人的勋业、英雄的言行，在别的历史书要用繁重的卷帙去描写叙述，而我们在这里却反而不重视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熟悉掌故，亦不是要替少数人作传的”。该书编辑凡例也强调，“中国近代史为一部帝国主义侵略史，故本书各章咸注重各帝国主义的活动与其相互矛盾分合之分析。各政治集团有帝国主义为背景者，必列举事实揭露无讳”。变化是多方面、全方位的。

至于国际资本主义侵华所导致的后果——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也为时人所关注。正如1940年张健甫著《中国近百年史教程》所言：“一八四○年（清道光二十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是国际资本主义第一次敲破中国门户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划时期的战争。由于这次战争，一方面丧失了中国独立自由的尊严，门户开放，领土破碎，主权割裂，招致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侵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由通商开埠到瓜分共管，终而酿成今日日本帝国主义鲸吞独占的局面；一方面使中国社会发生空前急剧的变化，由纯封建的农业社会，降而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使中国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乃至一切社会形态上，都截然划分出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的界线来。把中国从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之下，搬上现代的国际舞台，并且成为国际舞台的主角之一，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从鸦片战争开其端绪的。因此，鸦片战争，不但暴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弱点，暴露清廷昏聩腐败的弱点，而且也替日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做了开路先锋。从这以后，中国农村破产，农民失业，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大变局，这是近百年中国历史的开端。”“半殖民地”一词，是所有变化的囊括。

正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切肤之痛，使得国人将鸦片战争作为近百年史的开端。

3.鸦片战后艰难困苦的感受

1932年余逊在《高中本国史》中将鸦片战后的历史称为近世期，“在这个时期：中国民族与西方民族接触频繁。历史上中国服异族臣远人的光荣时期过去，变而为感受剧烈的压迫一切丧权割地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个时期内，继续签订，造成了许多的桎梏，而陷中国于艰难困苦之境”。所谓艰难困苦，具体说来如下。

一方面是国耻的认知。

1932年，蒋恭晟在《中国近百年史》一书的引论中说：“我国近百年史之起点，史家多断自清朝道光年间，其理由可得而言者，约有数端：（一）为依世界大势而论，道光时期适当十九世纪初叶，列强帝国主义者殖民政策发展之秋，我国与其他弱小民族，同时受其威逼。（二）为清代衰微之开始，而民族革命之发生是也。满清虽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极盛之秋，然自乾嘉以来，内乱外患纷至沓来，清社从此为墟。（三）为我国国耻之开始，鸦片一战，我国之弱点毕露，一切不平等条约，被迫而陆续订立。从此国耻重重，至今犹未能洗涤也。有此三端，故谓道光时代实为我国由盛而衰之关键，此所以许多史学家，均以此为近百年史之开端也。”由列强侵华、清朝衰微落脚到国耻，追溯起始自然落到了道光时期的鸦片战争。

同年李次民的《鸦片战后的八十年》也有类似看法，该书自序写道：“这书所以要从西人东渐的时候说起，实在有点原因，这种原因是什么？就是从鸦片战争而至清末，当中的经过虽不够百年，但在他底当中的史实，关于社会方面及地方上的一切变故，实比较其他为轻。其中我人所认为最重大者还是与西人接触及种种的交涉事件为要紧，故所以有人说：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是一部‘中西外交史’，质言之，也是一部‘中国国耻史’！”

另一方面是忧患悲惨。

1925年孟世杰在《中国最近世史》中在谈到“中国最近世史之起讫”问题时说：“中国向来闭关自守，即壤地相接之邦，亦鲜有往来。自西力东渐，五洲大通，举凡界绝不邻之国，莫不联袂偕来；通商布教，徐谋攘夺利益。清室隆盛时代，既未能高瞻远瞩，与列强偕进。及其已衰，犹复卑视邻封，天朝自雄，诸外国始愿得而甘心焉。鸦片一役，开对外战争之端，创门户开放之局，藩篱尽撤，外力交侵，实为近百年忧患之种原。故论中国最近世史，要起于鸦片战争，止于今日。”鸦片战争成了“近百年忧患之种原”。1933年吴贯因在《高中中国近百年史》中写道：“中国近百年来，实为忧患时期，国势之阽危，国权之旁落，皆日甚一日，而其机实起自鸦片战争，故本书托始于是，自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海港，至今虽仅九十五年，然鸦片战祸之酝酿，则起自百年以前，本书为明国势积弱之由来，故首叙此役之始末。”鸦片战争之后是忧患时期。

1946年东北军政大学编写的《中国近代简史》开篇在谈到“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遭受到新的压迫”时说：“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在地主豪绅、封建官僚的压迫之下，受尽了种种的苦难，然而中国究竟还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它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它有约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四万万七千万人。它有勤俭耐劳朴实的优良传统。在对外方面还不失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自从一百年前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走上了新的悲惨的道路。”鸦片战争是悲惨的开始。

国耻及忧患悲惨的感受，使得国人将鸦片战争作为近百年来艰难困苦历史的开端。

4.鸦片战后对经济变化的认知

鸦片战后西方对我国的经济侵略，最先为国人所感知。

1930年徐澄著《中国近百年史》注意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工业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我国自从葡人占据澳门做通商根据地，英人军舰到珠江口强迫允许通商以后，欧人势力也逐渐侵入。从鸦片战争起，中外交涉，那一件不是他们靠了兵力来扩张势力，夺取利权呢！”“欧洲科学发达，机器制造进步，盛行资本主义，遂引起工业上的革命，手工工业为机器工业所打倒，出产的制造品骤然加多；于是尽量运销到工业不兴的中国，从此中国市场上充满了洋货，中国工业愈加衰落，人民生活一天困苦一天了。”这是国内市场的失守。

1942年曹伯韩著《中国近百年史十讲》，通过鸦片战争前后对比，详细分析了列强经济侵华所带来的影响。“中国近代史，一般人都是从鸦片战争讲起，因为这次战争，的确是中国史的一个大转变点。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不和外国通商的。就是和外国通商，也只是在边界上施行的小规模的互市而已，这种互市大半是外国方面主动，中国人是不高兴和外国人通商的。再退一步说，就是中国人有些和外国人通商的，但那在整个中国当中，只算得九牛之一毛，于整个国民经济不发生决定作用，于整个国家政策也就不发生多大影响。那时候中国的国民经济，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本，所谓自耕而食，自织而衣。在这种基础上面的商业，不过是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彼此有无相通。因此到处有定期的市集，所谓赶墟赶场，还保留着‘日中为市，交易而退’的古风。便是那南船北马会集的交通要道，也只有那由手工业造成的古老城市，除少数特殊产品必须和较远的地方交换外，大部分东西都只是在附近不远的范围内相交换的（这就是封建时代商业的特点），可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强迫我们把大门打开，和他们大规模通商，从前的情形就一天天地变了。不但古老的城市变成了花花绿绿的洋货市场，就是乡下的农民，也用起瑞典的火柴和美国的火油来了。洋货如潮水似地涌进来，银子如潮水似地卷进外国人的荷包里去；而中国人的土货，成本贵，货色差，简直销不出去，勉强跌价卖，又赚不到钱。于是弄得人民生活，一天天艰难，社会的不安也一天天增加，农工百业荒废，国家府库空虚，到处发生紊乱的情形，时常听到枪炮的声响。”中外贸易在鸦片战后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新的时期。

还有学者从经济形态上对鸦片战争前后进行定性区分，如1948年夏炎德著《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写道：“在中国经济发达史中，百年前的鸦片战争是一个重大关键。那次战争乃外力侵入的第一声。它打破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状态。在战争以前，中国经济大体上是一种单纯的封建的形式。经那次战争之后，中国经济起了一种剧烈的变化，而变成半封建半资本主义与半独立半殖民地的复杂形式。这种情形，很清楚地反映在经济思想中，划分出两种显然不同的时期。”鸦片战争之后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

西方经济侵华及我国经济形态变化，也引发了国人对鸦片战争的关注。

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受当时民族危亡形势的刺激，国人对鸦片战争之后的列强侵略及其所导致的风雨飘摇，痛彻心扉，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因此有别于之前而显得尤为独特和重要，这一切都使得鸦片战争成了近代史或近百年史的开端，清史也被一分为二，鸦片战争成了界标，成了晚清史的开端。与之伴生的近百年史修订热，也多以鸦片战争为开端，这导致此后我国历史逐渐成了以鸦片战争为界，之前概称古代史，之后化为晚清史或近代史及现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