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学界普遍认为明初山东行省治所先设于青州后迁至济南。通过系统梳理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可知洪武元年山东建立行省之初，其治所便已设在济南。随着元末明初济南及其周边的政治军事形势的演变，各方势力均对济南进行了重点经营。由此能够更深刻理解明初将省治设在济南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全文刊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5年第3辑，第152-160页，注释从略。洪武元年（1368）四月，明王朝设立山东等处行中书省。有关山东行省治所的设置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数学者认为，洪武元年山东行省治所设在青州，九年（1376）行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治所由青州移至济南。萧少秋、邹逸麟等学者对洪武元年山东行省设治于济南的说法有所提及。省级政区治所的设置是地域社会重要的政治事件。本文通过梳理文献，辨析前人的诸多说法，厘清“洪武九年移治说”的错误根源，明确洪武元年山东建省之初，治所即为济南。并将洪武年间山东行省设治这一事件置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探寻事件背后的深层动因。
一 洪武年间山东行省设治问题辨正
当今学界普遍采信的“山东行省治所明初设于青州、后迁至济南”的说法，最早见于嘉靖《山东通志》。该志卷1载：“国朝初置山东行中书省于益都，九年改置布政司于历城。于是三司并设，郡邑联属，藩封开府，城卫森严，官师政令之所先，声名文物之所萃，历城遂为六郡之首地矣。”言下之意，洪武九年济南才成为山东首府。该志卷2强调洪武元年四月，山东行中书省治所设于益都，九年移治济南。该志卷15在介绍官署时，亦提及洪武九年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自青州移至济南。然该志卷15附有一篇江西临川县人危素于洪武三年（1370）正月所撰写的碑记《济南府治记》。该记文称：明年建元洪武，正月，侍仪使崔公亮寔知府事。……又明年正月，以尚书兵部郎中广信陈公修来守郡，上出内帑金币以赐。二月至官，议遵令式置公署。时旧治已为按察司，欲采木石更作，必大劳民力。莫若因令驿舍之在浮图开元寺者，从而葺之。……素惟济南之为郡，岱宗当其前，华鹊经其后，泉流奔涌，灌溉阡陌，民庶繁夥，舟车辐辏，实乃要会之地。故置行中书省，以奠藩服。……时崔公方起复为礼部尚书，闻之亦必为之助喜也。顾不远千里，属笔于素，故覆书之。相其后者，通判姑苏陆景祥、推官锡山□英、经历庐山陈汝言、知霅川莘景尹。凡本府董工、胥吏及什用之数，咸刻于碑阴。洪武三年正月记。这篇碑记详细记载了洪武初年崔亮、陈修先后任职济南知府的经历和官署建设情况。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元年建立山东行省，上文中“故置行中书省”，明确指出了在济南设立行省，统辖山东各府州。这一说法与嘉靖《山东通志》前文相互矛盾，究竟哪一种说法可信？首先从时间上来看，该碑记撰写于洪武三年正月，比嘉靖十二年（1533）成书的《山东通志》早163年。危素为元末明初人，洪武二年（1369）担任翰林侍讲学士，朱元璋曾命他撰写《皇陵碑》，属当时人载当时事；其次从所记内容来看，洪武二年官方下达敕令修建公署，并刻石以记，洪武元年担任过济南知府的崔亮属意危素撰写碑记。作为当时备受重用的朝廷官员，亦是明初建立行省的见证者，危素所言应当可信。碑记中提到，撰写过程中有当地在任官员、耆宿辅助，内容详尽，其所记内容应当是史实。无独有偶，洪武二年担任济南知府的陈修曾撰写两篇碑记，同样明确提到山东行省治所建于济南。其一《重建城隍庙记略》载：“济南，古齐州，今天朝改济南府，建山东行中书省，以总庶政。时参知政事盛公原辅、安公然以粹德崇望，出镇藩服。……时洪武二年二月十二日也。”其碑阴附记相关官员，包括：“山东省官，中奉大夫山东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盛□辅、中奉大夫山东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安岱、奉训大夫山东行省左右司郎中董诚、承务郎山东行省左右司员外郎梅茂、从仕郎山东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周岩、从仕郎山东行省左右司都事蒋毅、从仕郎山东行省检校孙谦、将仕郎山东行省照磨萧友善、将仕郎山东行省管勾钱世亨；按察司官，奉议大夫佥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司事熊鼎、奉议大夫佥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吴彤……”可知此时山东行省诸多官员都参与了济南城隍庙的重建活动，因而也可佐证前述山东行省治所设在济南的史实。另外一篇碑记《镇安院钟楼记略》写于洪武三年，对于洪武元年山东行省建置于济南亦有明确记录：“济南扼齐鲁之要冲，当海内之剧郡。洪武建元，天兵下斯土，阛阓之庐舍，释老之寺宇，一无所毁。是岁（洪武元年），山东行省、提刑按察司皆设于此焉。”同一时期，宋濂曾为洪武初年担任过山东提刑按察司佥事的友人熊鼎撰写《故岐宁卫经历熊府君墓铭》，其文提到：是年（洪武元年）秋，始立按察司于山东，择其人行新政。上曰：“无如熊鼎矣。”遂仍前阶，改山东，开治济南。济南，元有廉访司厅事，壮丽甲诸道，台檄君居之。时汪丞相广洋以参政建行省其中，僚吏请君以台檄白省而复之。君曰：“官在政事何如耳，岂以公署之丽耶？”城北有庳陋室，君就其中治事。洪武元年四月癸亥，明廷置山东行中书省，以汪广洋为山东参政。该墓志铭明确提到汪广洋在元代肃政廉访司厅设行省官署。宋濂在洪武初年担任朝廷要职，与熊鼎熟识，所记述情况应与危素、陈修碑记一致，贴合当时史实。此处亦解释了危素所记“时旧治已为按察司”的缘由。明初各地百废待兴，当地官员多选择在原有官署基础上办公。据上引墓志铭载，洪武元年山东行省治所建置直接沿用元代济南最高官署肃政廉访司，同年秋天设立按察司时，宪官熊鼎择别处办公。其后府治改建为按察司署，洪武二年陈修重建济南府治于开元寺，此过程由危素洪武三年《济南府治记》详载。总之，洪武初年写就的《济南府治记》，与陈修撰写的《重建城隍庙记略》《镇安院钟楼记略》，以及宋濂所写的《故岐宁卫经历熊府君墓铭》相互印证，均可证实洪武元年山东行省设治于济南。汪广洋在洪武元年四月至十二月任职山东行省参政，是山东行省设立以后的第一任省级长官。在此期间，他曾将自己的见闻行迹以诗歌形式记录下来。在其有关山东的诗作中，济南府占比最高，如《历下秋夕》《秋日济南闻莺》《济南喜得家书》《历下亭临眺》等，由此也可佐证汪广洋在济南任职。如果洪武元年行省治所设在青州，汪广洋应当会在政务之余留下诗作。然其诗文集《凤池吟稿》未收录任何有关青州益都的诗文。由此可见，汪广洋的诗文也能够作为洪武元年山东行省治所设于济南的旁证。成书于景泰七年（1456）的《寰宇通志》只记载山东都指挥使司洪武十九年（1386）由青州迁治于济南，并未提及山东行省迁治情况：“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古齐鲁地，国朝于此改元山东东西道宣慰司为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改元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为山东等处提刑按察司，……而二司并建治于济南府。建山东都指挥使司于青州府，……洪武十九年迁治于济南府。”《寰宇通志》卷71“公廨”部分记述了济南城中重要公署的位置和修建时间：布政使司，在城内西，国朝洪武元年改元肃政廉访司治建。按察司，在城内东，洪武元年改元济南路治建。都指挥使司，在府治西，洪武十九年改济南卫治建。……济南府，在城内中，洪武二年建。文中所言布政使司建立时间实为行省建立时间，与宋濂撰写的墓志铭一致，其他公署，如按察司的改建、济南府治的建立情况，也与危素所写碑记一致。天顺五年（1461）完稿的《大明一统志》亦载：“布按二司，俱治济南，都司初治青州，后亦迁治济南云。”两部官方地理总志成书时间均早于嘉靖《山东通志》，皆记录了山东都指挥使司的移治情况，且未记二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司）曾有迁治，与嘉靖《山东通志》所载内容相左。《明史·地理志》的记载同样证实了山东行省治所最初便设在济南：“洪武元年四月置山东等处行中书省。治济南府。三年十二月置青州都卫。治青州府。八年十月改都卫为山东都指挥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洪武九年行省移治济南”的说法最早出处是嘉靖《山东通志》。然嘉靖二十年（1541）刊行的《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卷2《山东省》却未采纳嘉靖《山东通志》的迁治说法，只是强调都指挥使司曾有移治：“本朝置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司，布、按二司俱置济南，都司初治青州，后亦迁治济南云。”万历三十年（1602）成书的《续文献通考》卷225《舆地考》亦强调布政使司、按察司未有移治情况。由此可以证明，嘉靖《山东通志》所谓的“洪武元年行省设治于青州后移治济南”的说法明显是误载。嘉靖《山东通志》的记载虽无确证，但可推测其缘由。嘉靖《山东通志》成书距洪武元年建立行省已有165年，相隔甚远。元代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掌管山东大部分地区（不包括东平路）军民事务，在当地人心目中，青州就是整个山东的行政中心。明军攻下山东后，理应在青州设立省级治所，将职能相近的宣慰司直接改为行省治所。然而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改建情况未见史料记载。洪武九年改设布政使司于济南，或致时人误认行省治所自青州移此。究其误载成因，可能源于历史久远，编修者囿于当地人的传统观念，忽略了明初碑刻、文集所记载的史实线索。统而论之，洪武三年正月危素《济南府治记》提到洪武元年山东行省治所设于济南，且同一时期有陈修所撰两篇碑记以及宋濂所写墓志铭相印证，汪广洋诗文集作为旁证，后续的官方地理总志、相关文献等亦可佐证。从文献考证的角度来看，洪武元年四月明朝设立山东等处行中书省时，其治所就设在济南，并未发生过移治的情况（只有后来的都指挥使司由青州迁至济南）。由于危素碑记作为官署条目附录于方志中，兼及零星史料记载，导致济南作为洪武元年行省治所的关键史实趋于湮没。上文通过历史文献记载，证明自洪武元年四月以来济南一直都是山东省级治所驻地。接下来将治所设置这一政治事件放归到元末明初的历史进程中考察，也可深入理解明初设省治于济南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济南位于山东半岛中部，地处济水（即北清河、大清河）之南，泰山之北，介于鲁西北冲积平原与鲁中南丘陵的交界地带，其城池南依群山，北有大片沼泽湿地，西临泺水，东邻长白山，城内湖泉纵横。“凭山负水，环湖抱泉”的地理形势构成了天然的防御屏障，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池（参见图1）。图1 元明济南、青州山川形势
说明：据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 V6.0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数据、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数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 50-51页明 “山东一”图改绘。
金元之前山东陆路交通以东西向为主，金代沿袭宋制并开辟中都至山东的南北干线，济南遂成为重要的陆运枢纽。金代刘豫自济南历城开凿小清河，元代京杭大运河贯通后联袂大清河，架构河海联运体系。得益于便利的交通地理条件，金元时期济南经济文化发展迅猛，金人陈大举提到，“山东会府有三，溪山秀爽，号称多名士者，莫如济南”。元人于钦记载了济南城市的商业风貌：“惟济南水陆辐凑，商贾所通，倡优游食颇多，皆非土人。”元人戴表元也曾作诗描绘济南在当时的城市地位：“济南官府最风流，闻是山东第一州。户版自多无讼狱，儒冠相应有宾游。”李嘎基于城市比较的视角，认为明代济南取代青州成为山东省级行政中心，实因宋元时期其经济优势已超越青州，且元代济南发展已居青州之上。元时济南便具备省级治所条件的端倪。《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在济南设置宣慰司兼都转运使司，负责管理军民事务及财政赋税。元代山东省级政区虽未成型，然济南已作为山东东西道行政中心。两年后宣慰司治所移至益都，济南作为中央派出机构肃政廉访司驻地，督察地方政务，辅助中书省管理。至正年间，山东乡试在济南举行。至正十年（1350）《山东乡试题名碑记》载：“济南居山东上游，三岁大比，宣慰司所部三路十有三州四十有六县之士，来试于兹。”当时监试官出自肃政廉访司，知贡举官则来自宣慰司。济南在此时已经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承担山东区域部分行政中心事务。元初山东东西道宣慰司辖区范围覆盖今山东大部分地区。此后不断缩小，至大二年（1309）后仅限于济南、益都、般阳三路及宁海州。而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设立之后，辖区范围基本未变。温海清指出，在元代一般的行政区划体系中，肃政廉访司亦具有一定的区划功能，甚至具有与行省同样重要的地位。因此，就行政地位而言，济南已形成与益都分庭抗礼之势，至大二年后济南甚至可以说居益都之上。故明初置行省治所于济南，既接续了其原有行政地位，也符合优先选择重要城市设立省级治所的原则。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使得济南成为山东半岛之门户，兵家必争的肘腋重地。济南的攻守形势往往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元代后期元军集团及毛贵起义军都以济南作为统御山东地区的重要战略据点。至正十七年（1357），以毛贵为首的红巾起义军曾长期活跃在山东战场。毛贵的军事势力最初在山东东部沿海地区，由东向西逐步向内陆推进。此时济南成为元军与红巾军争夺的焦点地区，元廷派大将董抟霄增援济南。由于济南易守难攻，后续元兵与起义军作战时，以济南为退守据点，在大运河沿线驻兵。然而随着红巾军多路力量不断深入山东地区，毛贵很快攻陷济南路。毛贵在占据山东大部分地区以后，开始平衡地方力量，建立地方政权：“（至正十八年）癸酉，毛贵陷济南路，守将爱的战死。毛贵立宾兴院，选用故官，以姬宗周等分守诸路；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则陆运，夏则水运。”毛贵将济南作为长久经营山东地方的大本营。北上失利以后，毛贵依然退守济南。《明史》称赞毛贵在山东济南设立宾兴院等举措规划得当，故能长期据守山东。济南自陷落后始终处于红巾军掌控之下，而益都则长期陷于多方军事势力的拉锯战之中。其后元廷派遣察罕帖木儿父子率领元军开始了收复山东的战役。元军围攻济南，耗时三月才成功攻下。至正二十六年（1366），为拱卫大都，扩廓帖木儿遣其弟脱因帖木儿及貊高、完哲等驻兵济南，以控制山东。山东东西道宣慰司虽驻益都，但辖区有限，且益都因战乱损毁严重、偏居东隅不利管控；而济南作为肃政廉访司驻地，具备更大辖区和交通枢纽优势，军政地位实际已超越益都。明军北伐战争亦关注到了济南的战略优势。明军由淮河入黄河以后，朱元璋敕谕徐达集中兵力攻打益都。若益都首攻未成，则攻取济宁、济南。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建国称帝，重新部署军队从山东向西进取，开始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北伐战争。根据《明实录》记载（参见表1）可知，此时济南成为明军北上伐元的重要支撑点和军事枢纽城市。表1 明军北伐战争中转济南记录
洪武元年四月，山东设立行中书省。后续战役中，明军大多以济南为会师点，西行渡河攻取河南，沿运河北上攻克河北。宋濂提到，当时河北初定，济南驻重兵。八月徐达攻克元大都，元帝北逃，元朝政权宣告灭亡，北伐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由上可知，元时期济南已成为今山东地区的枢纽城市，城市社会经济繁荣，承担着地区政治中心的部分职能。元末起义军以及元军集团在山东的军事行动和地方经营，皆以济南为中心。谁控制济南，便可很快控制山东全境。而攻克山东的成功经验也让明初统治者意识到，只有给予济南更高的行政地位，集中经营济南，才能保障整个山东的安全，进而保证新政权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