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t & Present
FEBRUARY 2026｜VOLUME 270｜ISSUE 1
《过去与现在》
2026年2月｜第270卷｜第1期
全球谣言：报刊、电报与1900年夏季中国的义和团战争
Global Rumours: The Press, Telegraphy and the Boxer War in China, Summer 1900
THORALF KLEIN
关键争议与研究问题
Key Controversies and Research Questions
该文切入了两个长期并行却少有真正交叉的史学领域：一是义和团战争史，二是现代传播史。其核心争议并不在于1900年北京使馆区被围期间谣言是否存在——这一点在既有叙述中早已被零星承认——而在于：一旦不再把谣言理解为“真实新闻”边缘的残余性、口耳相传的、匿名噪音，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重新界定这种现象。作者提出的真正关键问题，是在基础设施失灵之际，谣言是否恰恰构成了全球新闻的一种内在形态，而不是新闻失败之后才出现的副产品。通过把“北京全体外国人惨遭屠杀”的传闻重述为一次“信息恐慌”，文章证明，不确定性本身具有历史生产力：它能够生成叙事形式、情感强度与帝国确信，并进一步塑造编辑、记者与读者对于“何为可信”的判断 (Klein, 2026; Bayly, 1996)。该文最有力量之处，在于它指出这场恐慌并非源于单纯的无知，而是源于一种缺乏核验机制的过度互联状态：电报中继、外交电文、通讯社消息与报纸间的相互转载，使碎片化断言的扩散速度远快于其被核实的速度。于是，更深层的研究问题便转化为“媒介化不确定性的政治本体论”：帝国公众如何把稀薄证据转化为道德确信？为何欧洲人的“想象性死亡”会比他们可能仍然生还更容易被相信？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原拟举行却最终取消的追思仪式在此具有象征意义，它并不只是证明记者轻信，而是揭示出：印刷媒介中的猜测完全可能外溢为仪式实践、公共哀悼与政治气候。作者的回答是，这些谣言之所以获得可信性，并不主要因为其事实基础充足，而是因为它们嵌入了既存的帝国恐惧、历史先例与种族化期待之中，尤其是“受威胁的欧洲人”这一形象，以及1857年与1860年的暴力记忆。就此而言，这篇文章并不只是讨论数字时代之前的“错误信息”，而是在追问：帝国为何会渴望某些虚假之物，因为这些虚假早已符合帝国统治的情感真实。它展示的是一种被全球化、情感化并转化为可政治动员之危机知识。
理论谱系与本文定位
Theoretical Genealogy and the Paper’s Position
该文的理论谱系极为厚实，即便作者并未将其全部明言。它首先逆转了谣言研究中的一条经典路径：无论是早期心理学式阐释，还是某些后续社会学路径，往往都倾向于把谣言设定为以口传为主、弥散扩散、仅在第二层次上才进入文本的现象 (Allport and Postman, 1948; Shibutani, 1966)。与之相反，本文把谣言重新安置回全球媒介基础设施的历史之中，从而与电报史、全球化史展开深度对话，而后两者过去更强调整合、控制与帝国指挥，而较少强调不确定性、时滞与认识论上的不对称 (Wenzlhuemer, 2013; Winseck and Pike, 2007; Müller, 2016)。与此同时，文章又主动进入“新闻客观性”问题的史学辩论，指出所谓“客观性”与其说是一项稳定规范，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描述的意识形态；它的权威恰恰建立在能够吸纳不可证实材料、却仍保留事实冷静修辞的能力之上 (Osterhammel, 2015; Mindich, 1998; Schudson, 2001; Maras, 2013)。正因如此，本文最重要的史学推进之一，就是瓦解了“严肃大报”与“耸动小报”之间看似清楚的分野：在义和团危机中，两者都在传播谣言，只是语调、修辞与自我辩护的方式有所不同。更进一步，作者将谣言理解为一种帝国话语形式，而不仅仅是通信失败的症状；它既表达帝国焦虑，也不断再生产这种焦虑。正是在这里，文章与殖民恐惧、底层谣言、围城记忆等研究形成了富有成效的汇合，但又把分析方向从“殖民地边缘如何制造谣言”转向“帝国都会如何处理谣言” (White, 2000; Wagner, 2010; Sharpe, 1993)。这一转向的意义在于，它把谣言研究的地理重心从被观察的殖民边地，移动到焦虑地加工帝国不确定性的都会新闻空间。也因此，作者在方法论上的自觉尤为重要：他并未采用一种彻底去中心化的全球史叙述，而是有意识地把分析焦点放回一个跨国的西方帝国语言—媒介共同体，同时又追踪中国行动者、制度与电报线路如何嵌入这一共同体的生产过程。这一重新聚焦并非方法上的保守，而是为了换取分析上的精确。
材料基础与研究方法
Material Basis and Research Methods
从材料基础看，这篇文章最突出的优点之一就在于其跨语际、跨地域而又控制有度的报刊档案。作者使用了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的多种报纸与期刊，并纳入中国沿海出版的欧洲语文报刊，同时有限但关键地参照了《申报》《清议报》等中文报纸 (Klein, 2026)。这一跨国报刊档案使他能够比较政治立场、市场定位、文体类型与地理分布，而不把问题简化为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的新闻系统。更重要的是，作者并未把报纸当作透明的“容器”来读取，而是努力重构信息移动的传递链：记者、通讯社、外交官、领事、清朝官员、军舰、信使与电报局，都作为一个不稳定信息生态中的中继节点被重新纳入分析。围绕两组彼此关联的谣言——克林德之死的超前报道，以及随后“全体外国人遭屠杀”的大谣言——文章建立起极具叙事张力的结构，同时又保持了对庞杂材料的分析控制。方法上，本文将话语分析、媒介史与事件重建结合在一起；尤其高明的一点，是它不仅分析报纸“说了什么”，更分析报纸“如何证明自己所说为真”：发稿地、归属公式、电报转抄、编者按语、彼此矛盾的并置、乃至版面布局，都被转化为“可信性历史社会学”的证据。对版面布局的重视绝非琐细的报刊学考据，因为正是这种视角让作者能够揭示：报纸如何在同一期内以空间方式安置矛盾，把互不相容的版本并排印出。与此同时，作者对时间线的控制也十分紧密，围绕电线被切断、军事推进、外交最后通牒与通信逐步恢复的具体节奏来组织解释。当然，文章也存在一个并不致命的限制：它对“接受史”的把握更多仍是推断性的，而非直接经验性的。编辑与记者被重构得极为细密，但读者、投资者、传教士与决策者大多仍以“预设受众”的形式出现。不过，即便如此，该文的证据组织仍极具示范意义：它拒绝在细读与大尺度连通性之间做虚假的二元选择，既不把档案压缩成轶事，也不把材料抹平成数据，而是把档案微观史真正推进到全球尺度。
核心概念与观点结论
Core Concepts, Findings, and Interpretive Stakes
就核心概念与主要结论而言，本文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把谣言重新定义为一种被书写化、被电报放大、并受到政治结构深刻塑形的“即兴新闻”。作者并不把谣言理解为信息的缺席，恰恰相反，他证明谣言在危机条件下本身就是信息，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在核验空缺中运作的推理模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报纸反复宣称必须“以推理为依据”才如此重要：这里的“推理”并不是严密求证，而是从历史先例、情感反应与帝国常识中拼装叙述 (Klein, 2026; Shibutani, 1966)。所谓“全球谣言回路”的关键含义，正在于电报并非单纯加速了真相，相反，它把真相、猜测与幻想的共存状态推向了全球尺度。在这样的情境里，“客观性”不再是谣言的对立面，而更像是一套用来管理传播谣言之声誉风险的脆弱修辞。随后，作者又把这一媒介理论上的观察进一步深化为帝国记忆与历史期待的问题：坎普尔、勒克瑙以及1860年联军进逼北京的记忆，构成了可以借用“期待视域”来界定的解释框架，使都会报人得以把“惨案”想象成一种历史上高度可能、因而在认识论上并不鲁莽的结局 (Koselleck, 2004; Wagner, 2010)。文章在性别与种族幻想方面的分析尤其出色。所谓男性式“最后抵抗”、为避免白人妇女儿童受辱而实施的“保护性杀害”、以及对白人女性身体遭肢解、遭凌辱的想象，并非新闻外部附加上去的耸动细节，而是帝国秩序在其自我感知崩塌之际用来话语性修复等级结构的意识形态形式。这一部分之所以极具说服力，正在于它把媒介形式与帝国情感紧密联结起来，却又没有把两者简单化约为宣传。最后，文章关于谣言具有“时间性”的判断也十分关键：谣言会升级、会变形、会遭遇反谣言竞争，也会随着通信恢复与可核验书面信息的增多而逐渐枯竭。因而，本文真正得出的结论并不是谣言属于某种前现代的非理性残余，而是指出：只要媒介基础设施的速度持续快于其核验能力，谣言就会持续内嵌于现代传播秩序之中。
综合评述与研究展望
Integrated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Prospects
综合而言，这篇文章是一项极其有力的历史研究，因为它把义和团战争史叙述中一个通常被置于脚注边缘的片段，转化为重新思考全球媒体、帝国情感与可信性政治的实验室 (Klein, 2026)。它最原创之处，并不只是宣布“谣言很重要”，而在于精确揭示了谣言如何从口耳相传跨入电报流通，如何从偶发性跨入可信性，又如何从可信性短暂地固化为“事实”。更重要的是，本文示范了一种真正值得重视的历史解释路径：它不在话语与基础设施、表述与物质性、作为技术的帝国与作为幻想的帝国之间做简单取舍，而是展示电缆线路、报业市场、外交程序、种族记忆与性别化恐惧如何在一场界限明确的危机中彼此收束。不过，恰恰因为文章极为成功，它也清楚地标示出下一轮研究应当推进的方向：它的跨国档案高度西方化而只是有限地纳入中文材料；它对印刷媒介的分析细致入微，但对接受过程的把握仍偏间接；它对电报技术的理解相当成熟，但电报资费、公司垄断与翻译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仍主要停留在背景层面。这些都不是缺陷意义上的“缺口”，而是高度丰饶的研究入口。因此，本文更应被视为一个研究平台，而不是一个已经封闭的最终解释。倘若我们改以中文报刊、日文报刊、传教网络中的地方语文印刷品为中心，而不是主要从都会报纸与侨民报刊重建同一轮谣言瀑流，结论会发生怎样的移动？汉语、日语、法语、德语、英语之间的连续翻译，究竟如何在每一个传递节点上改写证据等级、情感色调与种族编码？
我们能否以小时为单位，重建电报资费、截稿时限与通讯社合同如何压缩语言、制造歧义，并由此在结构上激励谣言？伦敦、巴黎、柏林、纽约、上海、香港、新加坡、横滨的读者究竟如何阅读这些彼此矛盾的版面：他们是否跨栏对照、比较标题、剪报留存、写信讨论、参与市场投机、向教会施压、要求复仇，抑或开始怀疑整个帝国新闻装置？当谣言从印刷页面溢出之后，它又如何进入布道、议会辩论、俱乐部谈话、传教募款、军事规划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排华鼓动？妇女传教团体、儿童宗教期刊与性别化阅读共同体，在放大“白人家庭空间遭亵渎”的想象方面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场“北京惨案”谣言是否曾具体影响部队调动、保险费率、航运决策、慈善捐款乃至中国债券估值？不同帝国国家如何以各自不同的战略文化过滤同一团不确定性？为什么反帝报刊往往接受“确有屠杀”这一事实前提，却只在道德解释层面提出异议？
如果把北京1900与印度1857、古巴1898、亚美尼亚危机、南非战争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置，我们是否能够写出一种以“受威胁的白人身体”与“中断的通信”为核心主题的帝国恐慌类型学？如果我们不把谣言仅仅视为虚假内容，而是视为一种“决断时间性”——一种政府、编辑与公众在等待核验会危及地位、利润或生命时不得不先行行动的状态——那又会怎样改写政治史与媒介史？我们是否还能沿着受损电线、疲惫报务员、临时信使、手写密电转抄与翻译误差，写出一部“误传的物质史”？在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更快的媒体并未减少谣言，反而制造出更密集的“被认证的不确定性”，那么本文提出的解释模型究竟可以迁移到多远？而归根结底，我们需要怎样的档案形式与方法组合，才能写出一部真正多中心的全球谣言史，使清朝官员、电报职员、翻译者、中国基督徒、日本记者、电缆公司、女传教士与非精英读者，不再只是西方恐慌的边缘传递者，而成为帝国主义既建构又畏惧之世界信息秩序的共同生产者？这也正说明，该文的学术后效至今仍在持续生成。
论文链接：https://academic.oup.com/past/article/270/1/185/7939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