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磨剑十五年，从观念、行动两个层面分析明清时期朝鲜王朝以“小中华”思想为中心的政治文化与以“史册辩诬”为代表的“历史书写实践”，探讨朝鲜王朝王权的合法性焦虑、生存逻辑及实际运作，同时借助“活的制度史”“日常统治史”“政治人类学”等方法阐释朝鲜王朝构建政治权威的策略，包括史书删改、记忆控制、外交博弈、仪式表演、政治斗争等，为纵深理解明清东亚的权力生态和国际秩序提供新视角。
本书广稽东亚史料，对话国际学界，不仅从长时段、跨学科视野梳理朝鲜半岛10-19世纪的政治文化史、对外关系史嬗变脉络，也从东亚广角镜中深描中国与朝鲜半岛利益共同体发展史、东亚权力与文化互动史演进图景。
作者简介
黄修志 1987年生，山东东平人，鲁东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入选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先后获聊城大学教育学学士、武汉大学文学硕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中外关系史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东亚交流史、儒学文化、古典文献学、语文教育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两项、省部级教学科研项目三项，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山东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在《世界历史》《文史哲》《复旦学报》《光明日报》《史学月刊》《史林》《读书》《历史与现实》等CSSCI、KCI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班史：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天涯夜雨》《京华望北斗》《梦入少年丛》等著作，主编教材、整理古籍多部，亦从事历史、教育主题的非虚构写作。
目 录
序言（邹振环）
引言
绪论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二、研究综述和学术评价
三、史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四、研究逻辑和写作结构
第一章 科举与王权：五代双冀创立高丽科举与朝鲜“小中华”思想的根基
一、双冀身世之谜与唐五代政治文化
二、双冀出使高丽与高丽人才政策
三、双冀创立科举与光宗振兴王权
四、双冀创立高丽科举与朝鲜半岛“小中华”思想
五、朝鲜王朝对双冀的批评与“小中华”思想的异质性
六、小结
第二章 南北二龙飞：高丽使臣的“小中华馆”与朝鲜“小中华”思想的抬头
一、宋丽外交中的“小中华馆”
二、高丽使臣诗文的流传与“小中华馆”
三、李穑对“小中华馆”的追述和“小中华”思想的抬头
四、丽末“小中华”思想与朝鲜王朝的诞生
五、小结
第三章 伦理、内涵、生态：朝鲜前期“小中华”思想与王权体制
一、丽宋交织：高丽、宋朝影响下的朝鲜“小中华”思想
二、君臣父子：朝鲜对明关系的“宗法化”与“小中华”的政治伦理
三、家国天下：朝鲜“小中华”思想与王权秩序的内涵层次
四、纷争环伺：朝鲜“小中华”思想的政治生态和王权运作
五、小结
第四章 喧哗与躁动：朝鲜后期“小中华”思想演变的权力焦虑与话语争论
一、易代之际朝鲜对明伦理的紧张与对清名分的确立
二、“复仇雪耻”虚像与宋时烈对“小中华”的改造
三、18世纪朝鲜“小中华”的仪式化与争论
四、朝鲜北学派对“小中华”思想的诊断与审视
五、近代东亚变局与朝鲜“小中华”思想的攘夷转向
六、小结
第五章 王权与儒学：朝鲜王朝对华书籍交流与“小中华”思想
一、嘉其同文：明清王朝对朝鲜的赐书与“小中华”思想
二、覃思文教：明代朝鲜的购书与“小中华”思想
三、斯文在兹：清代朝鲜的购书与“小中华”思想
四、小结
第六章 皇权、王权、士林：16世纪朝鲜与明朝间的“宗系辩诬”与历史书写
一、建国阴影：朝明关系的建立与“宗系辩诬”的产生
二、累朝陈辩：《大明会典》“宗系辩诬”的演进
三、矫情伪饰：《大明会典》“宗系辩诬”的虚与实
四、士林崛起：朝鲜政治与儒学视野中的“宗系辩诬”
五、光国志庆：“宗系辩诬”的政治安排和辩诬传统的开创
六、小结
第七章 祭礼与王权：明代嘉靖“大礼议”与朝鲜王朝对华观
一、嘉靖“大礼议”的发展演进和内外局势
二、“大礼议”前期朝鲜的遣使与情报搜集
三、“大礼议”冲击下的朝鲜王权与君臣关系
四、“大礼议”与中朝关系的进一步融洽
五、朝鲜王朝后期礼学家对“大礼议”的再讨论
六、仁祖“礼讼”与嘉靖“大礼议”
七、小结
第八章 事大与交邻：倭乱后期中朝围绕《海东诸国纪》的史册辩诬与权力交锋
一、六朝元老申叔舟及其《海东诸国纪》
二、丁应泰以《海东诸国纪》弹劾朝鲜
三、朝鲜君臣对丁应泰弹劾之反应
四、李廷龟奏文对丁应泰的驳斥
五、朝鲜燕行使的外交斡旋与北京官员之反应
六、小结
第九章 倭乱与胡乱之间：晚明朝鲜光海君的王权危机、史册辩诬与东亚秩序
一、危急存亡中的光海君
二、十一种书籍和三种指责
三、朝鲜之辩诬与明朝之反应
四、惩罚与庆贺
五、小结
第十章 保其国与保天下：清代前期中朝围绕“仁祖反正”交涉中的野史与正史
一、晚明野史中的《十六朝广汇纪》
二、《十六朝广汇纪》有关“仁祖反正”之记载
三、朝鲜针对《十六朝广汇纪》的辩诬争论
四、康熙年间的三次辩诬与交涉
五、《明史》告成与辩诬结束
六、小结
第十一章 文字狱与王权：18世纪朝鲜围绕《明纪辑略》展开的政治整肃与对华外交
一、《明纪辑略》及其初传朝鲜
二、朝鲜英祖的王权淬炼与晚年政治
三、《明纪辑略》与朝鲜“文字狱”
四、谁在推波助澜朝鲜“文字狱”
五、朝鲜使臣赴京辩诬与英祖的“再开发”
六、乾隆帝解禁《明纪辑略》与清朝政治文化的转变
七、小结
第十二章 “往事”与“贼夷”：19世纪朝鲜哲宗时期的王权运作与“小中华”的转变
一、变异式微：安东金氏势道政治控制下的哲宗王权
二、重构历史：朝鲜删改恩彦君记录与赴京辩诬
三、贼匪洋夷：朝鲜对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关注与应对
四、家法回光：《廿一史约编》与朝鲜最后一次“宗系辩诬”
五、小结
结论
一、“小中华”思想：静态构成与动态运作
二、焦虑的王权：合法性危机与宗藩秩序
三、政治权威的构建：仪式、权力、历史书写实践
四、东亚秩序的见证：“小中华”与“史册辩诬”
附论一 王权魅影：朝鲜王朝的“哈姆雷特时刻”及对华观念的“冰山性”
附论二 邦交与罪罚：1764年朝鲜通信使行“杀人事件”与朝日关系
附表一 高丽王朝国王世系表
附表二 朝鲜王朝国王世系表
引用文献
后记：乘一本书去修行
本书节选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尚书·周书·多士》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诗经·大雅·文王》
城邦之外，非神即兽。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古中国和古希腊这一套经典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其诉求是表达一种困惑中的自我探寻及焦虑中的安全确认。因人类常通过记忆和他者来认识自己，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常在记忆或遗忘中发现自己，在与他者的交往中定位自我。无论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还是从想象中构建共同体，群体都需要从纵向、横向上为自身寻求一个支点或参照点，即通过继承神圣谱系、书写光辉往事，克服记忆危机，凸显与他者的不同，获得现实世界中自身存在的必然性、应然性、认同性，或曰合法性、正当性、正统性，最终达成一种“确定性的寻求”。诚如王明珂所言，“利用历史记忆来凝聚人群”，并非一时或一国所独有，“事实上，这可能是人类之所以异于其他物类的关键所在”。
同样，古代东亚各国对自身的定位，是在与历史反复谈判对话、与他者不断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的。以古代中国为例，它的自我定位基本来源于纵向历史和横向地域层面，即古今文献传承的历史记忆，对周边各政治体的认识。这种绵延不断的自我定位和历史书写，催生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并在中国处理周边问题的实践中形成一系列外交制度和国际秩序，如畿服制、羁縻制、册封制、朝贡制、封贡制、宗藩制等，被称为“中国的世界观”“中国的世界秩序”“华夷秩序”“朝贡体系”“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中华秩序”等。这套世界观和世界秩序相辅相成，“中国世界观的无与伦比之处在于，它所宣称的万年江山和独放光彩的理论，是有东亚历史的经验和事实来加以证明的，并且似乎还被中国世界秩序的运作所强化了”。在现代学者看来，中国的天下观念是否可为当今国际秩序提供历史经验或制度借鉴值得探讨。
虽然古代东亚国际秩序以中国对外观念为主导，却非中国方面一厢情愿的结果，而是获得周边诸国不同程度的支持，也就是说，无论是朝贡体系还是古代东亚秩序，是中国与周边诸国共同努力和彼此互动的产物。因此，理解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之外的政治实体尤其是东亚其他邻国，对中国的对外观念和外交制度是如何接受、反馈、利用、调适的？各国内部基于怎样的考虑、动机、诉求而接受这套观念和制度或将之本土化？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需要两个方面的支撑：一是诸多政治体共同参与其中，在此交流空间中获得各取所需的利益，如执政阶层需要的合法性、实际的经济利益、安全的外部环境等；二是存在一种普适性的价值理念，激励诸多政治体也发展出适合自身的具体而微的对外观念，为各自的身份认同提供思想资源。
因此，笔者认为探讨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应实现以下四个转向：从外部转向内部，探求各国对外关系的内部根源、权力诉求；从结果转向过程，分析各国交流的具体氛围、渠道环节；从文本转向语境，探讨各国书写的信念、意图、伦理；从制度转向运作，阐释各国参与东亚秩序中的实际运作、调整变化。只有如此，我们方可从多方面考量东亚国际秩序的虚实与演变，检视各国之间交流、交锋的动因和诉求。
近年来兴起的东亚史研究出现两个趋向：一是侧重区域内部人员、物品、文化（儒学、佛教等）互动的东亚交流史研究，研究单元从国别转向区域；二是侧重利用域外汉籍、“异域之眼”了解中国的“周边看中国”研究，研究材料从中国转向域外。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前者较注重交往过程的分析，后者较强调观念形象的展现，都力图摆脱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Impact-Response）认知模式，从不同角度揭示东亚国际秩序演变的多方因素。这两类研究虽别开生面和风气，但其兴起，多缘于新资料尤其是近年来域外汉籍资料的大规模整理出版，在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上，仍有待完善。因为在东亚这个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东亚各政治体在不同时期亦有各自复杂而深刻的内部形势，如权力结构、社会构造、伦理观念、经济依赖等，其外部亦有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对边疆、国防、政局、贸易、外交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换言之，各国内部问题与外部局势紧紧纠缠，决定了它们在东亚秩序中采取的不同行动，也影响了它们在观察彼此时发出的似是而非、别有深意的声音。忽视这一点，我们便不能有效阐释各国在东亚秩序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亦不能深入了解各国对华观念的演变及其背后的真正意图，自然也更不能理解近代东亚国际秩序面对西方时经历的挫败与转变。正如黄俊杰指出的，在东亚文化交流中应注意两个新的问题意识，一是“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二是文化交流与权力结构的互动。更进一步讲，东亚交流史和“周边看中国”研究的首要前提，仍是对各国内部史尤其是政治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社会经济史甚至地方史的精细考察，只有理解了各国内部的成长逻辑和运转体系，方可从整体上理解东亚秩序。
正是基于上述研究反思，本书将朝鲜王朝作为研究对象，聚焦权力生态、政治文化、历史书写、对华外交四个紧密相连的要素，尝试将四个要素掰开、揉碎，一方面借“小中华”思想分析权力生态、政治文化，考察朝鲜半岛内部顽强绵延的生存理念，另一方面以“史册辩诬”审视历史书写、对华外交，阐释朝鲜半岛延伸到对华关系方面的“历史书写实践”，继而考察两者又是如何紧密纠缠在一起，推动朝鲜王权的运作、演变，因应明清中国的对外观念和外交实践。
本书之所以选取朝鲜王朝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它具备四个方面的特质，是中国周边其他邻国不具备的：一、作为古代最重要的藩邦属国，朝鲜半岛在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和东亚秩序中具有最突出的意义，两国结成“典型的朝贡关系”，互动交流最频繁；二、在东亚各政治体中，朝鲜半岛是东亚知识交流、中华文化传播过程中最关键的中介和桥梁；三、在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朝鲜半岛处于“四战之地”，是东亚各势力博弈和东亚秩序转型的第一现场；四、朝鲜半岛经历新罗、高丽、朝鲜三个统一政权的时代，形成了持续稳定的统治体制和对外策略，是考察周边国家的权力构造、思想嬗变、外交运作如何影响东亚秩序的最佳样板。
众所周知，中国与朝鲜半岛千载毗邻、唇齿相依，两国漫长的交流史昭示着：朝鲜半岛问题解决不好，最终会引发中国的内部危机，而中国内部出现问题，最终也会危及朝鲜的安全。明代出使朝鲜的姜曰广认为：“中国南临倭，北邻虏，仅一朝鲜扞蔽，鲜人乘汛走舸，疾如风雨，万一生心为虏用命，但命一将领之来侵，则我淮扬青登，尽无宁宇矣。”晚清担任朝鲜总督的袁世凯也将利害关系说得透彻：“朝鲜为中朝第一大门，大门既失，房门不已危乎？”“中国之与朝鲜，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道，无朝鲜是无中国。”从明到清，朝鲜也对两国休戚与共的事实深表认同：“方今当中国堂堂无事之时，我国亦无汲汲危难之变。”“中朝若有大变，我国自古受弊。”“大抵中国有事之日，即我国受弊之兆也。”两国关系不是单纯的君臣宗藩关系，而是互利共生的命运共同体，这就意味着不同时期朝鲜半岛在观念、行动上对中国的态度都是异常复杂和深沉的。本书所分析的“小中华”思想、“史册辩诬”正是朝鲜半岛在对华观念、对华行动上的突出反映，关涉朝鲜王权的政治逻辑、半岛国家的生存之道及内外举措的基本理念。
所谓“小中华”思想，从广义来说，是朝鲜半岛基于内部统治、对外关系、身份认同等需要而塑造的一套思想体制；从狭义来说，是朝鲜半岛统治阶层确认执政合法性和文明优越性的政治文化。所谓“政治文化”，是“政治中的主观因素，是政治思想、政治信仰、政治观念、政治价值标准、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的总和”，“政治文化与政治机构和制度互为因果，对于政治运行具有直接的影响”。朝鲜“小中华”思想既是一种思想体制，也是一种政治文化，这决定了它与朝鲜王朝的权力生态、外交运作、历史书写密不可分。韩国学者姜周镇指出，朝鲜王朝对外以“事大交邻”为大原则，对内则以贤臣支配下的王权专制为理念，其王政、党争特征与儒教政治哲学、司谏府、司谏院、弘文馆、春秋馆、忠勋府、宗亲府、铨郎、伸冤制度等密不可分。郑多涵指出，朝鲜前期“小中华”思想是朝鲜在处理与明廷、女真、对马岛、日本幕府等各历史主体之间联动而变化的外交关系网络中生成的。由此言之，作为政治文化的“小中华”思想不只是一种文化心态，而是与政治实践、外交实践、制度实践、历史书写实践水乳交融，互相淬炼。
但朝鲜“小中华”思想并非一个单独的专有名词，而是一个“概念群”，可以囊括诸多表达形式，如“中华主义”“中华思想”“华夷观”“对华观”“世界认知”等。它是朝鲜半岛吸收中国文化和制度后进行本土化的结果，集中反映了朝鲜半岛在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中的自我定位和国家理念。韩国学者裴祐晟指出，中华论和中华世界观是体现朝鲜时代本质的最核心要素。然而，“小中华”思想既非由来已久，有些将之追溯至箕子朝鲜的说法明显受到古代政治话语的误导；亦非近世才有，那种将之归因于明清易代的华夷变迁的观点也受到朝鲜后期重构文献的影响。事实上，“小中华”思想的产生应与朝鲜半岛完成制度建设和国家理念上的“中华化”过程同步相随，而非仅仅在风俗或文化层面慕尚中华，它既是在朝鲜漫长而深刻的文化实践、制度实践、外交实践、历史书写实践中形成的，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系列实践，促进了朝鲜王朝的政权构建和国家治理。也就是说，“小中华”思想与朝鲜半岛的王权政治、儒学建设息息相关，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拘于某个王朝，应从制度史、思想史的长时段来分析“小中华”思想萌生、形成、演变的逻辑和脉络。
所谓“历史书写实践”，是把历史书写视为一个变动不居的非线性过程而非终止于某一时期的静态结果，它是融历史记录、文本修改、记忆控制、权力博弈、仪式操纵等为一体的综合活动，在不同时期常常受到意识形态、知识技术、权力生态、经济格局、国际关系等因素的渗透和影响，在同一时期又往往引起不同群体或集团的争论、利用、重塑。学界对历史书写的研究可谓佳作频出，但多止于历史文本的生成机制、史料批判、权力渗透层面。根据朝鲜王朝的政治特点和史学文化，笔者认为“历史书写实践”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朝鲜王朝撰写、评论、修改历史文本的动态行为、手段、过程及围绕历史文本展开的复杂博弈、运作、斗争，二是朝鲜王朝不同集团尤其是王权集团为了重塑、控制历史记忆而举行的各种仪式、典礼或推行的各种制度、举措，目的是增强执政名分和政治认同。也就是说，历史书写实践所囊括的对象不仅是史书、典章、文书、档案、碑刻、建筑、纪念品等“物”，也包括修改、评论、事件、制度、仪式、典礼、祭祀、斗争等“事”，还涉及帝、王、将、相、史家、史臣、各级官吏、儒生、百姓等各种人。
本书虽无意也无力将上述“事”“物”“人”都纳入研究范围，但发现“史册辩诬”这一历史现象能集中联结与朝鲜王朝政治逻辑相关的“事”“物”“人”，较具代表性地体现朝鲜王朝特有的“历史书写实践”，且与“小中华”思想、王权演进水乳交融。一方面，朝鲜王朝各种正统观、华夷论均依托于对中朝两国历代王朝的历史书写实践，另一方面，朝鲜王朝历代王权的伸张及其与群臣的博弈也依靠历史书写实践为自身背书。因此，本书特选取“史册辩诬”作为审视朝鲜王朝“历史书写实践”、政治文化、权力生态、对华外交运作的一个视角。
所谓“辩诬”，顾名思义，是对所受冤屈和指责进行争辩、解释和澄清。明清时期朝鲜的辩诬多是朝鲜针对中国的误解及指责而派出“辩诬使”或“陈奏使”赴京辩白和解释，这些误解和指责包括流人、犯越、贡品、贸易、倭情、女真、政变废立、史书记载等。“史册辩诬”则是朝鲜王朝针对史书中的相关记载而赴北京进行解释、辩论、澄清的对华外交活动，多数是因为朝鲜关注到中国史书的相关记载而主动赴京辩诬，少数是因中国借朝鲜书籍如《海东诸国纪》的敏感记载而指责朝鲜所引起的被动辩诬。但史书中的相关记载，并非都是“诬”，只是朝鲜认为这是政治污点，自然认为是对自身的“诬告”。如孙卫国所说，朝鲜对误载之史实皆斥之为“诬”，“诬”与“误”虽有一字之差，却大不相同，“诬”强调的是撰者的主观意图，好像明知史实却故意写错，而“误”并无主观意图，仅是错误、谬误、舛误。实际上，朝鲜的“史册辩诬”，相当一部分记载并非“诬”，而是客观事实，但对讲究名分义理、擅长“洗草”史书的朝鲜来说，历史的客观真实并不重要，史书记载对王权合法性和国内舆论导向的影响才是第一考虑，凡是损害王权和名分的历史记载，均是政治“诬告”，朝鲜必须积极对中国已修成的史书或正在纂修甚至计划纂修的史书进行干预，将历史问题“澄清”，方可消除恐惧，缓解焦虑。而且，朝鲜在史册辩诬成功后，往往还会通过仪式、庆典、斗争等进一步强化或重塑历史记忆，谋求“历史书写实践”的政治利益。
揆诸史料，朝鲜王朝的“史册辩诬”可分为三种类型：宗系辩诬、即位辩诬、交倭辩诬。“史册辩诬”是明清时期中朝宗藩体制框架下特有的政治、文化风景，所谓“特有”是指“史册辩诬”只存在于明清王朝与朝鲜王朝之间。此间情由，实乃多种历史力量促成： 一方面，“史册辩诬”是朝鲜半岛“小中华”思想在朝鲜王朝定型的必然结果，是君臣大义、事大观念、华夷之辨的政治伦理深入到朝鲜王朝政治文化中的必然反应；另一方面，“史册辩诬”是朝鲜王权面临诸多合法性焦虑、在诸多政治力量的环伺中突围的重要策略，它不仅只是单纯的外交行为，还涉及朝鲜的内部斗争。
平心而论，“史册辩诬”虽非像两国之间的册封活动、朝贡贸易、互市贸易、文化交流等那么普遍，但它在朝鲜王朝五百多年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第一，“史册辩诬”是朝鲜政治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如宣祖去世后，群臣讨论其庙号时认为其“有改宗系、却倭寇两大功，宜称祖”；英祖在各种颂扬明朝“皇恩”的御制诗文中，常将“先诬快雪”“宗系快正”列为与“受命朝鲜”“再造藩国”“慰谕颁历”等并列的“皇恩”，足见朝鲜对以“宗系辩诬”为代表的“史册辩诬”的高度重视和殚精竭虑，堪称再造国脉、重整宗系。第二，“史册辩诬”打破了两国外交的平静表面，暴露了朝鲜的政治文化、修史机制、君臣斗争及两国之间的辩论、磋商、博弈等日常运作，展现了朝鲜“小中华”思想的话语争论及王权运作、政治生态。第三，“史册辩诬”从明初一直延续到晚清，基本纵贯朝鲜王朝的大部分阶段，见证了朝鲜“小中华”思想、王权斗争、宗藩关系、东亚国际秩序的不断演变。
由此观之，朝鲜王朝“史册辩诬”常与“小中华”思想、王权建构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共同推动朝鲜的政治进程、中朝宗藩关系及东亚国际秩序的发展。职是之故，本书对朝鲜王朝及其王权的阐释，有必要在研究路径上转换视角，放大视野，寻绎脉络：在纵向、横向上，理解高丽王朝和东亚他国对朝鲜王权、“小中华”思想的影响；在静态、动态上，探索“小中华”的内涵层次和“史册辩诬”的实际运作；在内政、外交上，分析王权政治的多种诉求与对华关系的多面策略。
过去的东亚世界并非静止不动的文本或礼仪，而是充满着或显或隐的思想冲突和权力博弈，而朝鲜“小中华”思想和“史册辩诬”则在前近代的东亚世界中鲜明地印证了这一点，折射出看似一元化的思想秩序和权力场域中存在的内在紧张性和多种可能性，就像历史学家纳塔莉·泽蒙·戴维斯所说：“要想清楚认识某一时期，最好是考察那些使得人们发生分裂的深刻的矛盾冲突，而不是人们所深信不疑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说，各个时期和各个文化是由人们内心深处所共同具有的看法或不确定性聚拢在一起的……它关切的是一个共有的框架中有多种多样的行事方式，它在历史运动中寻找的是纷争和裂缝，而非和谐一致。”
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本书既从东亚视角和朝鲜内部分析“小中华”思想的演变脉络和权力逻辑，又从“活的制度史”“日常统治史”层面阐释朝鲜王权及“小中华”思想通过“史册辩诬”在对华关系上的实际运作和历史书写实践。如朝鲜在辩诬准备、实施及善后的整个前后过程中，随时可见充斥着“小中华”思想话语辩论的外交文书的传递、流转及君臣之间的商讨、辩论和决策，关于朝鲜对华外交文书的传递程序，体现了朝鲜执政阶层决策的过程和机制，也体现了王权的日常统治、实际运作及朝鲜针对历史书写而展开的文书实践与权力博弈，“政务运作依赖文书流转，文书的处理反映出权力的分配”。
本书重点关注的是，朝鲜王权是如何从观念、行动两个层面采取多种策略，利用思想建设、历史书写、对华外交、国内斗争等来化解王权危机并重塑政治权威的，而与之相关联的，朝鲜士林及明清皇权又是如何参与博弈并增加诸多变数的。于是，“小中华”思想及对华“史册辩诬”就成为观察朝鲜王权运作的有效窗口。
（以上节选自《绪论》第一部分“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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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