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昕瑾、张坤 | 鸦片战争前后英国舆论中林则徐形象的嬗变

江昕瑾，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南海协同研究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

张坤，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

虎门销烟及随之而来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场巨变。19世纪上半叶，鸦片贸易已成为英帝国东方贸易网络与殖民体系中的关键一环，深度嵌入英国本土财政、印度殖民地经济及远东散商网络，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清政府的“一口通商”政策在英方看来严重阻碍了自由贸易，因此，早在鸦片战争前数年，制造摩擦、寻找理由武力开埠，已成为英国利益集团的政治预谋。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本是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正义之举，却成为寻衅已久的英国利益集团发动战争的借口。目前，中外学界对鸦片战争的起源、过程及影响已有深入探讨，对于鸦片战争前后英国舆论场中林则徐形象的建构与流变则尚缺乏系统梳理。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整合英国本土报刊、议会辩论记录及政论小册子等史料，尝试梳理林则徐形象在英国舆论中被塑造、利用与重塑的动态过程。

一、鸦片战争：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行动

自1757年清政府限定广州“一口通商”起，广州成为英国等欧洲国家在华贸易的唯一港口。彼时，作为对华贸易垄断者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实力日盛，成为欧洲各国对华贸易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与自由贸易思潮的兴起，英国散商集团快速崛起，他们活跃在南亚、东亚与东南亚海岸，在东印度公司的许可下，通过港脚贸易逐步嵌入广州贸易体系。东印度公司忌惮清政府的鸦片禁令，不直接参与鸦片贸易，而是通过许可证、提供汇票兑现服务的形式，暗中支持散商将公司在印度生产的鸦片走私到中国。鸦片贸易利润丰厚，逐渐成为英国罔顾道德与法律、不愿割舍的巨大财源。

1833年，英国议会由于英国商业利益集团特别是自由贸易商人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马地臣（James Matheson）等人的不懈鼓吹，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在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特许权到期前夕，为了寻求变革中英关系现状，自由派散商、鸦片贸易贩子林赛与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受时任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大班马治平（Charles Majoribanks）的委托，乔装打扮乘船沿中国东部海岸线北上，考察沿海港口开放可能产生的商业利益。其考察报告认为，中国沿海地区商业潜力巨大，当地官员虽然表面禁止贸易，但实则渴望与西方开展经贸往来；报告还强调清廷军事孱弱，鼓励英国采取更加积极强硬的贸易政策。英国议会受此影响，决定取消东印度公司垄断权，推动自由贸易发展，向东方进一步扩张。这份考察报告被英国各大报纸争相评论，影响深远。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华途中按图索骥，按照考察报告中的意见强硬行事，以致“律劳卑事件”发生，这是中英通商100多年来首次基于政治原则的正面冲突。随后，英国国内以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的呼声渐高。

东印度公司垄断终结后，英国对华贸易尤其是鸦片贸易的扩张更为迅猛。到1840年，英国每年对华输入鸦片已从19世纪初的2,000箱暴涨到近40,000箱，每年鸦片贸易总值已达20,000,000银元，大量白银流向英国，使得英国国内银币充裕。由于利润惊人，英美商人持续无视禁令（清政府早在1729年就颁发了鸦片禁令，此后又多次颁布），以各种手段避开清政府的监管。塞尔沃尔牧师（Thelwall）直言：“我们发展和鼓励鸦片贸易的罪孽，确实是有史以来最黑暗的罪行之一。”

英国商业集团和政治精英早已将中国视为其潜力无限的商业版图。在舆论层面，英国商业集团不断通过媒体和议会游说，强调“自由贸易”原则，批判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声称英国有权以武力保护商业利益。“律劳卑事件”后，留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秘书的郭实腊数次随同英国鸦片船、美国商船沿海北上，考察对华“通商”前景。1835年，第三任商务监督罗便臣（George Robinson）将郭实腊的报告递交到外交部；1836—1839年，义律（Charles Elliot）担任商务监督期间也数次递交这份报告，受到英国外相巴麦尊的重视。郭实腊在1833年报告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中国各个口岸的商业前景与军备状况，鼓动英国以武力开辟中国商业市场与传教市场。他甚至给英军侵华行动提出具体建议，包括强占舟山、封锁中国沿海、逼迫清政府签订条约及具体条款等，这些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预演了英军后来的实际行动。此后，他将数年的报告统合，出版了两卷本《开放的中国》（China Opened），向英国全社会散播其激进观点。众多报刊转载其书讯，尤其强调中国商业前景广阔、军队孱弱的片段，使得“英国人不分男女都抱着中国已经打开的幻想”。英国鸦片利益集团的其他代理人通过在议会施加影响、持续游说外交部，同时借助小册子与媒体报道营造舆论，“武力开埠”成为英国实施对华侵略行动的重要选项。为了逃避国际舆论的谴责，英方对如何发动侵略战争作了精密部署。1835年，郭实腊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提出：中英之间的冲突应该由清政府首先挑起，让“中国自己宣战”，“没有什么比封舱（即停止贸易）更属可乘之机”，而当中英贸易被终止时，主动权就转到了英方，这时清政府声誉降低，英商可以率先表达不满，假意提出友好调整建议，“若被轻蔑拒绝，则赢得了舆论优势”；然后以“解决矛盾”为借口，要对清政府予以“致命一击”，迫使其让步议和；在英军行动之前，应提交一份战斗檄文，说明“采取这一步骤是无奈之极，是他们迫使我们出兵，应自承其果”。林赛在给英国外相巴麦尊的信中也预设：“（英国）政府认为已受到足够挑衅、足以正当使用强制手段的前提下”，应该“缔结一项‘平等’条款的商业条约，允许我们在北方的两个或更多港口经商”。

1839年3月，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他要求所有停泊在伶仃洋等近海水域的外国商船交出鸦片以销毁，并强制外国商人保证不再从事鸦片贸易，否则将依法严惩。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将广州英商围困在商馆，暂停贸易。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不得不让英商交出鸦片，并承诺英国政府将给予其赔偿。林则徐的禁烟行动成为英国方面寻衅发动侵华战争的“良机”。

二、虎门销烟前后英国媒体对林则徐的报道

19世纪以来，东印度公司掌控下的对华鸦片贸易快速增长，成为英属印度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东印度公司垄断结束后，其在印度的鸦片专卖及相关税收管理权转入英国皇家信托公司，“从那时起，在英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下，印度政府对鸦片贸易给予了极大鼓励，以致在政府销售中出售的以及获准通关的鸦片数量从1834年的19,993箱增加到1842年的34,631箱”。面对烟祸横流，1838年底，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禁烟。这一消息迅速通过贸易与信息网络向国际社会传播。一些英国本土报刊、北美报刊从道德与法律角度解读清政府的禁烟行动，而广州的英文报刊及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发布的公告则强调禁烟可能引发的封锁状态、秩序问题及人身财产风险，这两类舆论的关注点在禁烟行动开始后迅速分化。

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英美媒体随即进行报道，称他以钦差大臣身份向各国商馆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并“以公允而有理的态度论述了整个问题”，主动派员向美、英人士了解西方宗教与习俗，派遣幕僚翻译外国新闻纸；随后封锁十三行，谕令各国商馆查抄鸦片。这些报道彰显了林则徐厉行禁烟的决心和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其很快赢得欧美部分开明人士的好感。譬如，美国的《商业日报》（Journal of Commerce）转引广州传教士的来信，称林则徐“对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进行了比以往任何一位中国人都更深入且更有见识的调查”；《纽约观察家报》（N.Y.Observer）指出“英国商人罔顾政府法令和人民意愿，强行将鸦片贩卖到中国，属不道德的行为”；1839年出版的《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称林则徐“品德高尚，为人正直”，该书还转引美国商人金先生（Mr.King）对林则徐的评价，其称“林则徐为人善良淳朴，面容优雅、活泼、精神抖擞”；认为他封锁十三行、查禁鸦片的举措“在手段上都是公正明智的。林则徐采取了唯一可能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其目标的方法”。爱尔兰的《自由民日报》（Freeman’s Journal）直言，“中国政府的行为是正义的，他们以自己的行动羞辱了一个自称为基督教国家的英国”。美国《宾夕法尼亚问询者报》（Pennsylvania Inquirer）1839年10月16日评论道，鸦片每年以约1,500万至2,000万银元的规模输入中国，不仅违反中国法律，而且“对中国民众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不仅摧毁人的身心健康，还败坏道德，带来苦难、死亡与罪恶。……就道义而言，中国人的立场完全正确”。英国《约翰牛报》（John Bull）称赞：“单单林钦差一人就比我们所有的大臣之和还要有精神、机敏和智慧。”相较于英国本土，在华英商的舆论更集中于封锁十三行后的处境，主要关注点是社群自由、安全与财产风险。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在《广州记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刊出公告，以人身安全为核心进行动员，强调外侨的自由乃至生命取决于当下克制，并警告一旦再有鸦片被查获，将为继续监禁与更恶劣待遇提供借口。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集中销毁20,383箱鸦片，估值约1,200万银元；继而发生“林维喜案”，中英贸易全面停摆，在华英商舆论迅速转向集中控诉林则徐行事“专横”与“非法”。“销烟”被描述为对英国臣民的“迫害”、对人身自由与财产安全的“侵犯”，而基于英国对华贸易的结构性依赖，英国本土舆论转向从英国整体经济利益的角度论证对华发动战争的“紧迫性”。

其一，英方担心中英纠纷会使庞大的中国市场落入他国之手。中英贸易断绝后，英国商品只能委托第三方转运。英船被禁，而美国、荷兰、西班牙等第三国船只不受限制，使英国国内骤起丢失中国市场的恐慌。英国《赫特福德水星与改革者报》（Hertford Mercury and Reformer）称林则徐“必然会导致整个对华贸易落入我们的商业竞争对手手中”；《约翰牛报》声称，美国、荷兰“在损害我们商业利益的情况下，推行他们自己的利益”；《伍斯特郡纪事报》（Worcestershire Chronicle）称，“如果英国不准备采取比使节和谈判更有力的手段，那么她与中国的贸易就永远终结了。现在贸易完全落入美国人手中”。美国的《佛蒙特州纪事报》（Vermont Chronicle）也感慨道：“中英争端反而使美国贸易获得发展。”

其二，鸦片贸易对于英国本土与印度殖民地至关重要、无法割舍。根据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大班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的说法，鸦片贸易“占我们印度贸易五分之三”，如果任由中国取缔鸦片贸易，他确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印度的政治优势将大大丧失”。在华英商在请愿书中直言，鸦片贸易每年为英属印度政府获利100万—150万英镑。除印度外，中英贸易的每个环节都依赖鸦片，“鸦片贸易的规模已经扩大至与中英贸易的几乎每一分支都有联系……占到整个对华贸易的近五分之三，几乎可以说，中国贸易的存在本身也仰赖于鸦片贸易”；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Sir James Graham）则说，“议会要高度重视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所涉及的巨大利益，英国和印度六分之一的收入依赖于中国”。对华贸易不但是维持英国庞大殖民体系与全球商业网络的重要支柱，也关系到英国维护海洋霸权、制衡他国在商业与殖民领域竞争的地位。

其三，在印度茶叶尚未成功盗植之前，中英茶叶贸易中断对英国影响巨大。茶叶贸易与鸦片贸易深度捆绑，且茶税对英国财政至关重要，若贸易中断“将因茶叶价格上涨，使英国国内每年多支出数百万英镑的开销”，就连美国商船也“获取茶叶货源极为困难”。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赫里福德时报》（Hampshire/Portsmouth Telegraph）就曾提到，“义律的首要目标似乎始终是确保年度茶叶出口”。其背后正是英国对于丢失中国市场的恐惧。

此外，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推进与印度棉纺织业的繁荣，英国国内工业品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郭实腊认为，正是广州口岸高昂的税费使中国对英国工业品的消费数量有限，因此，英国不仅需要维护现有的中英巨额贸易市场，还需要撬开更多中国口岸，以此为跳板踏入四亿人的市场与广袤的原料产地，甚至借助蒸汽航运深入长江流域以抵达“通往中亚的大门”。在华英商、英国各殖民地与本土的各大商会轮番上书，鼓吹对华采取军事入侵。1840年英国议会辩论期间，社会活动家汤普森在公开演讲时毫不讳言：“多年来，英国人一直抱有一个几乎不加掩饰的企图——为发展贸易而占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

三、战争初期英国舆论对林则徐的指控

1839年虎门销烟之后中英矛盾逐渐升级，在商业利益集团的裹挟下，英国媒体大多围绕林则徐的“专制暴政”进行舆论造势，为其宣战与侵略制造借口。尽管如此，当时仍有一些基于道义的反对声音。在华美国商人金（King）先生就曾呼吁在粤西人“放弃这一充满商业、政治、社会及道德危害的（鸦片）贸易”。《纽卡斯尔杂志报》（Newcastle Journal）将鸦片贸易称之为“卑劣贸易——一个堪比奴隶贸易的败坏与致命行径”，指出其不仅伤害中国，还毒害印度，“肥沃的土地实际上被禁止用于种植供人食用的作物”。《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尖锐地指出，“成千上万的人染上鸦片瘾，整个社区都被这股毒流侵蚀，健康、幸福、财富与生命都被摧毁殆尽”，“这些对人类自由的种种侵犯——这些野蛮的压迫与酷刑——这些对道德、宗教与基本正义的公然、重复、持续的践踏，竟都是‘开明的英国’的法律所默许与执行的”。英国国内也有正义的呼声：“正是鸦片走私的罪恶行为——在英国政府默许、甚至有积极鼓励之嫌的纵容下进行——导致了一场既无明显优势，又几乎不可能体面收场的冲突，尤其在公义与道德方面更令人羞愧。”

然而，更为强势的声音来自蓄谋已久的英国商界。在华英商群体围绕赔偿、人身安全与贸易秩序问题，将禁烟执法行动歪曲为对其财产的强制剥夺与人身自由的限制。这些声音通过报刊与议会请愿传达到英国本土，英国国内舆论场以所谓的“自由贸易”原则为鸦片贸易进行辩护，指责林则徐是“国际贸易的威胁”，称林则徐对英国商人的监禁违背“国际法原则”。如《标准报》（The Standard）在1840年登文称：“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关于鸦片贸易的问题并非道德或政策问题，而是是否存在任何违反国际权利或国际法的行为的问题。”战争爆发后，众多媒体制造舆论指责林则徐“通过扣押英国人、威胁他们的性命来‘象征性地’落实禁烟提议的做法‘严重违反国际法’”，并声称“林则徐代表清政府的行为，既违反了国际通行准则，也违背了基本的人道原则”。

实际上，林则徐的禁烟执法建立在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基础之上，许多同情中国的国际舆论也证实了这一点。如英国《纽卡斯尔杂志报》评论称，林则徐和清政府的行动“旨在防止臣民被毒害和腐蚀，这是他依据中国法律、国际法和天道应当采取的行动”。《赫特福德水星与改革者报》指出，所谓林则徐违背“国际法原则”的前提并不成立，相反，英国人“年复一年、明目张胆地违反这些原则，将一种有害毒品强行推销给中国人，公然违反其法律、贿赂其官员、无视其警告，还在其沿海部署走私船队”；既然如此，当林则徐与中国政府实行管制措施时，“我们便既无借口，也无权利提出抗议”，况且此事若发生在英国，“我们也绝不会迟疑地采取同样手段——而若任何外国势力加以阻挠，我们反而会斥其为僭越”。《谢菲尔德独立报》（Sheffield Independent）评论道，“我们不得不承认，实难找出任何理由为我国政府对华采取的敌对措施辩护”。《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称，林则徐之举“与那些简单且普遍公认的道德原则并不矛盾，而国际法理应是这些原则的典范”。

对此，英国主战派转而寻求新的“法理”支持：其一，强调法不溯往，认为当前严苛的法律是林则徐抵粤后新颁布的，作为国家政令，“无论这项法律多么严厉，都有其合理性”，但不应追溯惩处在新法颁布前已来华的商人，只能管理法案出台后的新来者。小斯当东在议会发言称“并不反对林钦差普遍适用的严厉法律”，但“反对将这些法律追溯性地用在旧法时期到中国的外国人身上”。其二，以中国执法不严为理由为自身违法行为开脱。尽管林则徐清正廉明的形象在外商中有口皆碑，但地方官员纵容鸦片走私的情况长期普遍存在。卢辛顿爵士（Sir S.Lushington）在议会辩论中指责中国一方面要求英国禁止鸦片贸易，另一方面“却在纵容鸦片贸易”。这个说辞在当时英国舆论中并不少见。正如《印度之友》（The Friend of India）所言，英国舆论广泛传播一种观点，“即他们（中国）曾有系统地鼓励鸦片的输入”，此类报道的用心旨在“加剧公众对销烟禁烟的愤慨，激起国人的义愤，从而为向林则徐索要赔偿制造舆论”。其三，重点描述中国禁烟的经济目的，转移舆论焦点。为应对国内外舆论对鸦片战争的道德谴责、削弱公众对中国的同情，部分主战派转而强调中国禁烟背后的经济原因，试图以此对内“合法化”其战争行径。如《法夫先驱报》（Fife Herald）强调，“禁烟的唯一目的是制止白银大量外流”，故而林则徐禁绝英国走私鸦片“是不道德的”，《萨塞克斯广告报》（Sussex Advertiser）则称，禁烟行动“不过是一次狡猾的金融决策”。

英国主战派的另一个舆论动员策略，是将林则徐刻画为藐视文明规则的东方专制者，借此煽动国民的愤怒情绪以达成开战的目的。《利兹水星报》（Leeds Mercury）在报道林则徐禁烟和中断贸易一事时，有意隐去英人导致中国鸦片泛滥的事实，将林则徐的后续行动歪曲为“荒谬、傲慢、不公乃至背信”，讥讽林则徐虽然“保持高尚的目标，但不幸的是，他为此所采取的手段，更像一个野蛮人，而非文明官员”，称其为“自负而无知的专制官员”。《赫特福德水星与改革者报》渲染英人尤其妇孺的境遇，将战争的责任推卸到林则徐身上：“林钦差执行这项措施时所表现出的暴力和傲慢导致了最后的敌对行动。商人和他们的妻儿被赶出澳门，登上外海的船只，而这些意外被困的不幸者却得不到食物和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发生的，没有任何理由，因为鸦片已被放弃了”。然而事实上，虎门销烟之后，依然有鸦片商人“派遣满载鸦片的武装船只沿中国沿海航行，公然藐视帝国法律进行贩卖”。即便如此，以小斯当东为代表的英国议员依然无视事实，坚称“中英两国当局关系紧张的原因，并非在于本国人民违反了中国法律，而在于清政府突然赋予林则徐非常之权”，“他公然挑战英国，侮辱英国代表，侵犯英国臣民，并傲慢拒绝英方所提合理建议”，从而将舆论矛头对准林则徐。《时代报》（The Age）将林则徐塑造为叫嚣割鼻剁耳的野蛮人形象，极力丑化林则徐，旨在激发英国民众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一些媒体刻意将义律与林则徐置于对立两极进行宣传。“义律之拥护者称，其处境犹如《吉尔·布拉斯》（Gil Blas）中人物，遭乞丐用火枪持枪勒索；而林则徐的武器同样‘有效’——羞辱、断粮、监禁与死亡威胁。”这种叙事策略成功激起英国民众对林则徐的仇恨与对在华英商的同情，同时将公众的关注点从鸦片贸易本身的道德争议转移至“英人生命财产受到暴政威胁”这一具体的生存危机上，为捍然发动对华战争提供了“人道”与“自卫”的直接借口。

除上述舆论策略外，转移战争责任、煽动民族主义敌对情绪也是英国主战派进行战争动员的重要手段。《法夫先驱报》刻意渲染林则徐的禁烟行动是对英国国家、民族尊严的羞辱，将军事侵略美化为“对英国国家尊严的一连串侮辱”的回击。《泰晤士报》（The Times）将战争定性为“中国人自始至终都错误地迫使我们进行一场报复性战争”，甚至傲慢地扬言，即便英商藐视中国法律、义律的行径确有不当，都“不能成为那种无差别的侮辱、压迫、监禁、谋杀和实际战争的理由”。该报更以煽动性的笔触公然威胁：“如今，英国的愤怒之杯终将倾倒在这个无知而傲慢的民族头上”，“我们希望，通过让他们深切体会到‘大英雄狮’此前之所以未曾施展全力，是出于怜悯而非畏惧，从而彻底杜绝其日后再起误判的念头”。《孟买政府公报》（Bombay Government Paper）则叫嚣，中国“若不及时让步，可能很快就像今日的印度一样，沦为不列颠的省份”，“到那时，林则徐被授予的神威使命将荡然无存”，并无耻地将侵略战争定义为“自卫战争”，以煽动英国民众的爱国情绪。

除了对林则徐进行“妖魔化”形象扭曲，英国主战派在战争前更宣扬国家文明等级论，以粉饰其侵略行为。1836年，在华英商林赛在致巴麦尊的信中提出，外国人的确应遵守所在国法律，但这是以“与一个文明国家交往为前提”。面对鸦片贸易本身无法回避的道义困境，主战派急需一套新的舆论话术为其“正名”。1839年10月，在华英商曾露骨地建议，英军行动之时应广发传单，告诫中国民众“我们来自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英国”，并将英军的暴行美化为“值得商榷的‘善行’”，甚至宣称这是为了践行“爱你的敌人”的宗教训诫。由此，侵略行径被其无耻地“美化”为文明的“启蒙”。

四、鸦片战争后西方與论中林则徐正面形象的回归

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国门洞开，英国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自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后，鸦片贸易快速膨胀，到1849年，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利润超过24,103,775卢比，比虎门销烟时暴增近8倍。这一事实揭示了“战争非为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贸易”之说的荒谬。来华传教士发现，许多曾因林则徐禁烟政策而戒烟的民众，在战后海啸般涌入的毒品下再度沉沦。在这些事实面前，英国舆论对林则徐的评价开始理性、客观。

林则徐禁烟行动的正义性得到了更多的承认。早在1842年，战争进入尾声之际，面对英国的战争宣传，爱尔兰《自由民日报》即指出，林则徐最初欲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虎门销烟是“人类智慧所能设计出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英国《谢菲尔德独立报》直言不讳地坦承：“这场战争完全是为了东印度公司以及30多位鸦片走私商而打的。”宗教团体、开明派知识分子对英国侵略行径的谴责之声不绝于耳，英国许多地方都举行了公众集会，递交了大量请愿书，谴责这场战争恶行。斯坦霍普伯爵（Earl of Stanhope）在一场集会上宣读：“东印度公司（鸦片种植与贩运者）以及受中国法律保护的英国臣民，始终都是违法的一方”，“中国政府没收缴获的鸦片完全正当”。就连战时英国的随军参谋兼翻译、曾经最为狂热的侵华鼓吹者郭实腊也坦言，鸦片战争“也许可被称为‘自由贸易之战’，但那也只是为了鸦片的自由贸易”，“我们认为这场战争从英方而言完全是不可辩护的。这是一个令人羞愧的结论，但我们无法否认”。战争结束的第二年，福布斯（Robert Bennet Forbes）在书中提到，“没有人会试图在原则上为鸦片贸易辩护，就像没人会为烈酒滥用辩护一样”。

对于林则徐禁烟的手段和深远意义，战前的一些正义声音日益成为主流。英国《斯坦福水星报》称，清政府的决策彰显了朝廷的远见与林则徐的英明：通过禁烟阻碍英国在亚洲的扩张。这种赞赏也出自英国主战派之口，如加尔各答《印度之友》的一篇文章称林则徐是迄今与英国打交道的中国官员中“最有力、最具魄力”的，文章特别强调了林则徐惊人的战略远见与对国际形势的清晰洞察力，对林则徐加强海防和拖延避战的战略予以赞赏，称其“头脑清晰、胆识果断、行事持久”。1852年，《每日新闻》（Daily News）有文章认为，作为改革者，“他整顿鸦片贸易的方式——在假定外国私商背后没有国家撑腰的前提下——可谓行之有效”。1857年，《贝尔法斯特新闻报》（Belfast News-Letter）的一篇文章指出，“这场鸦片贸易正在持续筑起一道妨碍我们与中国开展正常商业关系的高墙。它助长并加深了中国对英国的敌意”，“当他们透过这一有毒烟雾凝视我们所谓的‘文明’，只会厌恶地回避我们所伸出的‘交往之手’”。1858年，《利兹水星报》刊文指出，林则徐因禁烟而深受民众爱戴这一事实，令英人真切感悟到中国社会对鸦片贸易的深恶痛绝。

西方人对林则徐学识的广博和人格的伟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同。1847年，史密斯（George Smith）在专著中介绍了林则徐编纂的《四洲志》，并予以赞赏；马丁（Robert Montgomery Martin）在关于中国政治的书中评价林则徐“学识广博，严肃刚正，具备出类拔萃的品格”，“是真正的爱国者，操守廉洁，不受贿赂”。1849年，西尔（Henry Charles Sirr）转引一篇林则徐拟定的劝止鸦片的布告，称赞道：“其中所传达之情怀与思想，即便称其出自最虔诚、最开明的基督教徒，也不为过”，“林则徐在所有头脑清醒、公正无私之人心中，都被视为当代最有才智、最有学识、最为卓越之人。他虽性格严厉，但却高贵正直，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心中惟念国家福祉，而非个人得失”。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西方学界与宗教界对战争及殖民扩张行为的持续反省，逐渐撕掉了战争初期加诸林则徐身上的“暴政”标签。他的形象得以彻底重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视其为一位拥有高尚品德与爱国精神的悲剧人物，而非战争的“始作俑者”。时任英国驻广州领事、后来的港督包令（Sir John Bowring）在纪念林则徐的专文中称其为“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称其如密拉波（Mirabeau）之于法国、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之于爱尔兰、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之于英格兰一样，“堪称中华民族的缩影”，“中国爱国者的理想化身”。包令用一篇数万字的长文向西方社会全面介绍了“林钦差”的生平及其远见卓识，并给予极高的评价。

此外，随着鸦片贸易的罪恶性日益彰显，国际社会对林则徐当年禁烟执法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柴郡观察者报》（Cheshire Observer）社论称林则徐的做法“完全正确”；19世纪后半叶的一本法学著作中提到，“即便是考虑到随后的悲剧性发展，我们仍可为林则徐所展现出的道德勇气而感到敬佩”，他“向世界展现出一种彻底根除恶习的果断姿态。尽管这一决定最终为中国带来了惨痛的代价，却也成为后来值得铭记的道德榜样”。

鸦片战争前后英国舆论中林则徐形象的嬗变，实为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取向与其社会内部道德良知相互博弈的双重变奏。当战争的硝烟散去，所谓“文明使命”的虚假外衣被撕开，那些建立在虚假叙事上的帝国野心袒露无余。林则徐的形象曾在“道德楷模”“专制者”和“真正的爱国者”之间转换，而他最终赢得的不仅是西方舆论迟来的赞扬，更是人类社会对道义、正直与国家主权的普遍尊重。

*注释、英文摘要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