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邹振环《季风亚非：文化交流与郑和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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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亚非：文化交流与郑和下西洋》

邹振环 著

ISBN 978-7-309-18299-6/K.891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

｜内容简介｜

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不仅是中国航海史上的辉煌篇章，更在世界航海史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程中树立起一座影响深远的里程碑。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共十一章，围绕海洋意识、动物外交、民间记忆、区域互动、图像叙事以及“郑和记忆”等多个主题展开探讨。

通过宏观的“鸟瞰”与微观的“虫视”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本书尝试提出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新议题，包括区域文明圈与大航海时代的前奏、“郑和大交换”、地理文献中的明人海洋意识、图像与小说对郑和形象的塑造，以及后世对“郑和记忆”的重构等。

全书以季风视域下的文化交流为主线，力图向读者呈现15世纪郑和远航所推动的亚非区域与全球文明交流的壮阔图景。在研究路径上，本书融合了历史学、地理学、文献学、博物学、图像学及知识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旨在为郑和下西洋研究开辟新视野，重现被传统叙事所忽略的历史场景，拓展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解维度。

｜作者简介｜

邹振环，祖籍浙江鄞县，1957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完成学士、硕士学业后留校任教。1995年在职攻读历史地理学博士，1999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历史学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郑和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著有《清末民初译道的探赜者》(2025年)、《伍光建著译提要与研究》(2024年)、《世界想象：西学东渐与明清汉文地理文献》(2022年)、《再见异兽：明清动物文化与中外交流》(2021年)、《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2017年入、《疏通知译史》(2012年)、《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泽、诠释、流传与影响》(2011年)、《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2007年)、《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一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为中心》(2000年)、《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2000年)、《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X1996年，2008年增订本)等，在《历史研究》《复旦学报》《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海内外中外文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论著多次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著奖、华东地区优秀著作奖和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目录｜

｜后记｜

长篇大论写到这里已告结束，后记要说说无法写进正文的内容。郑和下西洋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最伟大的历史壮举，有着很大的解释空间，因此很易吸引学人的注意。不仅历史学家，海内外小说家、戏剧家亦参与创作和讨论，成为他们共同书写的重要文学主题。如涉及郑和的科幻小说代表作有中国作家郑文光《地球的镜像》、刘慈欣《西洋》、韩松《郑和的隐士们》、柳文扬《航海世纪：蓝色铁骑》、涂彪《郑和宝船密码：飞龙舰队》等。其中大多立足地球空间拓展郑和走向世界的航路，让东西方人在某个历史时空相遇，进而思考东西文明在历史之外的可能走向。

发表于2004年韩松的《郑和的隐士们》，让郑和船队航向西方，船队发现欧洲并登陆葡萄牙，还在当地留下士兵组建舰队，这支舰队在欧洲充当阻挡西方东航的先锋，最终为阻挡迪亚士航行，舰队选择自毁船只葬身大海。中国作家刘慈欣创作的《西洋》，是自明朝《西洋记》以来第一部以郑和下西洋为题材的有影响力的科幻短篇小说。小说描述了一个因郑和下西洋事件而引发的历史变革故事，称郑和舰队在到达非洲摩洛哥后继续西行，绕过好望角，最终抵达欧洲，并成功击败了英法联军，征服了欧洲大陆，使中国成了一个日不落帝国。小说主人公是几百年后的中国外交官，出席了北爱尔兰回归英国的仪式，并随后飞往位于纽约的联合国赴任，占据了现实时空里英美的位置。主人公的儿子，一个自小在中国旧大陆（东亚）长大的狂热主义者，随着父亲一同前往新大陆，并与来自英国的艾米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情感，整个故事通过展现这一历史变革及其后续影响，反思了文明、种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2014年问世的顾非鱼《1944 复活的郑和舰队》讲述了1422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派遣四支分䑸继续远航，寻找更遥远的国度。数年后有一分支舰队没能回来。1944年夏，美军出动大批轰炸机对新几内亚岛附近一个无名荒岛狂轰滥炸，结果发现该区域既非日军基地，也非战略要塞。六十多年后，一桩网上铀矿石的交易促成了各国科学家的荒岛联合科考。幸存的科考队员唐风，逐渐揭开了郑和舰队与麦克·阿瑟之间的隐秘。

海外相关郑和的著述，科幻小说有美国作家金·斯坦利·罗宾森（Kim Stanley Robinson）的《米与盐的年代》（The Years of Rice and Salt，2002）、美国作家希瑟·泰洛尔（Heather Terrell）的探险小说《盗图贼》（The Map Thief，2009）。后者刻画了郑和气宇不凡、不怒自威的形象，主人公马植为了见到郑和，甚至“放弃恋人小苏，入宫做太监”。澳大利亚作家马特·巴特沃斯（Matt Buttsworth）有历史小说《郑和》（Zheng He，2012）。肯尼亚作家伊冯·阿蒂安波·欧沃尔（ Yvonne Adhiambo Owuor）的长篇小说《蜻蜓海》（The Dragonfly Sea，2019）刻画了主人公赖金（Lai Jin）成为郑和远洋航行的传承者，也继承了郑和的仁爱精神。美国作家唐·莫雷尔（Don Morreale）的儿童文学《郑和七下西洋：真正的航海家辛巴达》（The Seven Voyages of Zheng He: the Real Sinbad the Sailor，2021）中指出，与当时其他统治者不同，朱棣力图通过贸易和外交等和平手段来提高明朝的影响力。新加坡剧作家郭宝昆（Kuo Pao-kun）的戏剧《郑和的后代》（Descendants of Eunuch Admiral，1995），塑造了郑和卓尔不凡又漂泊不定，且集多种信仰于一身的形象。这些英语文学塑造了作为航海伟人的郑和形象以及中国人所展示的“和平仁爱”“开放包容”和“义利兼顾”的郑和精神，不过其中也有少量负面叙述。

郑和的事迹还吸引过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张爱玲。她曾在一封信中说想写一本关于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书，张爱玲遗产管理人宋以朗说：为此“便给她找了一本有关郑和的小册子。到一九六三年，她突然说：‘郑和故事经考虑后决定放弃，所以那本书你们以后不要寄给我。’但这本小册子终归是寄出去了”。他还补充说：“张爱玲构思这种题材，打破了我们一般对她的想象。如果她写出来，应该会很有意思。但她最后还是放弃了这部书，至少不会用英文写，她在信中说：‘郑和小说因为没有英美人（至少欧洲人）做主角之一，我认为美国读者不会有兴趣的，短的历史小说没处登，长的又工程浩大，不值一试。’”

我研究郑和下西洋着实也是被这位航海英雄的事迹所吸引。1978年我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经常碰到相熟或不相熟者来问我，研究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起初，我总简单地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例，说明学习和研究历史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研究历史地理的叔叔邹逸麟原本也希望我从事历史地理研究，他说服我的就是“经世致用”的观点，他是历史致用论的信奉者，多次给我阐述历史地理，尤其是研究政区和水道对于现实地理政区的沿革和水利环境发展的重要性。但我是一个兴趣主义者，后来逐渐在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上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落脚点，可惜其中大多选题都与现实很少关联，每次填写研究经费的申请书，需要向资助方说明课题对于现实的意义时，总感到非常自卑。 

21世纪初，我涉足郑和研究，开始纯粹是出于兴趣。从学理上最初是因为研究明末西学东渐，关注来华西方传教士通过海路从葡萄牙经古里、马六甲到达澳门，并踏上中国内地的交通与技术条件，于是就产生了郑和下西洋实际上是大航海时代前奏的想法，并在研究中意识到郑和下西洋，对于现代中国的国家意识的展开和文化发展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专题研究不是写小说，需要从基本资料以及学术史入手。为了准备研究论文就开始从事郑和学术史的调研，于是就有了《晚清航海探险史研究中的郑和》和《〈支那航海家郑和传〉：近代国人研究郑和第一篇》两文，前者发表于《学术研究》 2005年第12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明清史》2006年第5期全文转载）；后者首刊于廖建裕等主编的《郑和与亚非世界》（马六甲博物馆、国际郑和学会联合出版，2012年9月，第 307—320页），作为郑和研究史上的一个新发现，该文将国人关于最早从事郑和研究的时间从发表于1905年的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提前至1903年的《支那航海家郑和传》，可以说改变了以往学界普遍认为梁启超所撰《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郑和研究第一篇的陈说。

在对海内外学界有关郑和研究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后，我开始着手撰写《作为大航海时代前奏的郑和下西洋》，该文的提要最先发表在《中国海洋报》 2014年9月15日第3版。之后又有了长篇论文《明人的海洋意识——基于郑和下西洋及明代地理文献的例证》。从 2014年起，我以此论题先后在复旦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湖南科技大学、浙江省级机关中共党校干部培训班等校，作了有关“郑和下西洋与明人的海洋意识”的演讲，深受邀请方的赞许。演讲稿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2014年8月18日“光明论坛”，修订后全文收入时平主编的《海峡两岸郑和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2015年）。同一时期，因为对明清耶稣会士地理文献中的动物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以此为切入点，先后撰写了《郑和下西洋与明朝的“麒麟外交”》和《郑和下西洋时期的“贡狮”与明代“狮文化”》，窃以为是为郑和研究引入了一种新的视角。

本书中有两章关于罗懋登《西洋记》的研究，是上海郑和研究中心与慕尼黑大学的一个合作项目，可以说是郑和研究一个新的“生长点”。感谢时平教授的热情邀约和催促，本书中的《〈西洋记〉的刊刻与明清海防危机中的“郑和记忆”》首刊于时平、普塔克编《〈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之研究》（Maritime Asia23, Harrassowitz Verlag，2011年），《沧溟万里有异兽：〈西洋记〉动物文本与意象的诠释》首发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自以为两文都有填补《西洋记》研究空白的意义。

从2004年开始撰写《晚清航海探险史研究中的郑和》到本书的完成，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我对郑和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兴趣和如此之久的研究动力呢？首先吸引我的当然是郑和超乎常人的巨大毅力，七次下西洋持续了二十多年，这种奇瑰的经历深深吸引着我，正如葡萄牙诗人贾梅士（Luís de Cames，约1524—1580）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所吟诵的，这些勇士们真实而奇瑰的经历远远超过一切幻想和传奇。少年时代的我体弱多病，但却有强烈的英雄情结，郑和的事迹满足了我的这一情结。其次，郑和下西洋从未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在动用武力方面，郑和船队是极为克制的。我以为郑和不仅没有殖民意识，在今天战争频仍的时代，我们来研究这一历史人物，在他身上我们可以发现闪烁着追求世界和平主义的永恒光泽，这一拥护和平主义的理念与我非常契合。最后，郑和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既是一个伊斯兰教徒，又是一个佛教的信奉者，他还是一个儒家的信徒，显然他是一个文化多元主义的赞助者，这些我们都可以在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郑和写经》等实物中得到印证，我想这一多元化的观念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曾经讲过，自己当不了史学园地中的工程师，但愿意扮演一个矿工的角色，致力于新史料的开掘，但稀见的史料毕竟有限，常见史料同样重要，吃透和用好常见史料，在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中尤其重要。以前常常听朱维铮先生说，能发现稀见史料固然很好，但稀见史料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因此必须学会运用常见史料，能在常见史料中发现别人从未注意到的新问题，提出新鲜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料之外的新解释，更考验一个学者敏锐的眼光、缜密的思考力和洞察力。用稀见史料做学问自然是一种本事，但用好常见史料更能考验一个历史学者的识见。新史料不会无限增多，但研究视角却应不断应时而变。历史研究的进步，除了新史料的发现，还缘于我们能用全新的视角去看待这些历史上的旧问题。我们所关注的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的视角，需要有新的突破，以不同寻常的视野去认识和理解，或许越可能接近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本书保留了自己近二十年有关郑和下西洋研究的整体成果：从灵光一现的猜想，到文献细致的重新考释，其间伴随着不断的自我扬弃。二十余年来，我不断调整研究视角，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在研究中尝试用各种方法，最大限度地拓展了郑和研究的学术空间。此书或可见证作者在研究内容的新释，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再探，研究概念的新创，以及研究系统和系谱的重建等诸方面的努力。

历史学是一门追求真相的学科，但完全真实的历史却永远无法还原。历史书写有着强烈的主观性，历史学者由于观察角度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历史记忆。历史学终究只能属于人文学科，且任何一本史书都只能是一家之言。让自己的生命融入过去的记忆，不断与前贤对话，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说，最有效的方法或许还是写作，这是让过去的记忆进入现今作者生命的一种方式。个人记忆是重建内心秩序的重要方法，除了不断阅读文献寻找灵魂的安慰外，保留记忆的最好方法，无非就是以文字记录下来。

本书将作者二十多年来有关郑和下西洋及其周缘史料的研究汇集，贡献给学界，希望能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有所助益。通过本书的文字记忆，也让自己的过去顽强地活在今天的生命里。万物循环，转瞬即逝，生命短暂，晨昏四季轮回；流年匆匆，生老病死皆无常。从关注郑和研究这一课题，不觉二十年已逝。浩渺宇宙间，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雄心虽大，但一生精一事，已实属不易。人的一生著述或多或少，或深或浅，一个人只能完成极其微小的部分内容。平淡一世，读书、教书、著书，渐渐老去，曾经看过一部感人的法国电影《邮差薛瓦勒》，说的是一个有孤独症倾向的乡村邮递员，耗费了33年，一辈子用自己拾取的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石头建造了一座类似吴哥窟的宫殿，使自己的愿望到达了远方。一个学者某种意义上多多少少都有薛瓦勒的影子。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书稿是在单篇论文基础上拓展而来，为保持各章节论述的连贯与完整，其间难免留有若干重复之处，未做彻底删节。这一点，万望读者海涵。

本书系故宫博物院 2021年开放课题“互鉴与自信：明清紫禁城与东西文化交流”的终期成果，感谢“中国青基会梅赛德斯—奔驰星愿基金”的大力资助。本课题整个项目原计划分为“郑和与中外文明对话”与“明清紫禁城与东西文明交流”两个子课题，拟分为两卷：上卷“郑和下西洋与中外文明的交流与对话”；下卷“明清故宫与耶稣会士汉文西书的整理与研究”。由于最后拨付的经费缩减和时间所限，目前完成的拙著是项目的上卷部分，下卷的部分内容则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呈现。在本课题申报和具体执行过程中，得到了章宏伟教授、李文君教授和周乾教授的帮助，谨致谢意。

本书的许多章节，曾以单篇论文或演讲的形式面世，感谢时平教授和上海郑和研究中心的同事们；感谢孔令琴、潘清、郭秀文、于凌、宋刚、赵莉、刘珊以及已故的梅莉等诸多刊物和集刊的编辑，特别是本书的责任编辑史立丽女史。他们细致的工作，让本书避免了不少硬伤。李春博教授以及在读博士生李镕芸也帮助借阅复核资料。拙著承蒙同济大学叶隽教授的热情推荐。此次出版获得复旦大学历史系高峰高原经费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我的第一篇郑和研究的学术论文《晚清航海探险史研究中的郑和》便发表在《学术研究》2005年第 12期上。 2025年是郑和下西洋620周年纪念，也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百年系庆之际，谨以本书庆贺历史学系百年华诞。2025年，于我个人而言也具有特殊的意义，我是 1985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的，2025年是我从教40周年的纪念。书稿的完成出版也有其特殊的纪念意义。

记得泰戈尔《飞鸟集》里有一句诗：“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以前读来并无多大感触，至今已日暮西山，才理解人自降生到这个世界，在被赋予了宝贵生命的同时，也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磨砺，每个人都无可避免地受到过深深的伤痛，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会把这些苦难当成对自己的历练和成长的机会，会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会不断奋斗和求索向前，这就是对“痛吻”回报以歌。

邹振环

  2025年3月10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2025年8月30日修订于香阁丽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