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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明代卫所常被简化为“军事组织”或“屯田单位”，但若果真如此，如何解释其在清代长期的行政存续？为何同一个卫所，学界对其是否属于“实土政区”争论不休？
彭勇的《封疆之制》直指这些核心争议：卫所的本质究竟是军营，还是一套集军政、民政、财政于一体的治理体系？本书通过大量个案，揭示卫所如何在实际运行中模糊“军”与“民”的边界，并深入清代演变过程，追问制度背后的治理逻辑。这不仅是一部制度史，更是一次对传统历史叙事的重新审视。
封疆之制：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研究
彭勇 著
精装，定价：88元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4月
内容简介：
本书的着眼点是明代都司卫所的管理体制问题，这一问题此前尚未有系统研究，本书在这一方面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明代卫所不是简单的军事组织，更不是一座座大小军营，而是兼具军事、行政、财政、司法、民政和社会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军政管理单位，本书以“封疆之制”为题，对明清时期卫所制度的基本属性、运作方式、制度逆向和制度思想等方面，在结合具体问题的基础上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实证与阐释，体现出对中国传统制度史研究的守正和创新。
作者简介
彭 勇
河南夏邑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毕业于郑州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学术兼职有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和北京历史学会副会长等，北京市教学名师，入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计划。主要从事明清史、民族史研究。著作有《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以边操班军的演变为线索》《明史》《明代宫廷女性史》《四镇三关志校注》，以及随笔集《大鹏扶风》等。
从军事要塞到治理单元：
明代卫所远不止是军营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5年第4期
标题为编者自拟
文 | 高寿仙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 北京市情研究中心）
在明代疆土管理体系中，卫所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学术界陆续发表了一些论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张维华《明代辽东卫所建制考略》、吴晗《明代的军兵》和《明初卫所制度之崩溃》、谭其骧《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解毓才《明代卫所制度兴衰考》、陈文石《明代卫所的军》等等，初步奠定了明代卫所研究的基础 。这些研究涉及兵制、军役、军户、军屯、漕运等，但基本上是以兵制或者说卫所的军事功能为主来展开，对卫所的性质和功能还缺乏比较全面的认识。
大明职方大一统两京十三省地名卫所示意图（局部）
来源：oraclechn.com/
20世纪80年代后期，顾诚先生陆续发表《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明前期耕地数新探》《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等论文，指出明代疆域分别属于行政和军事两大系统来独立管理，开辟了明代卫所研究的新境界，也促使明代卫所成为此后明史学界长久关注的一个学术热点。除原来作为重点的兵制论题继续得到深化外，研究范围还陆续拓展到耕地面积、疆土管理、户籍人口、政区管理、民族关系等多个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明代卫所是集军事、行政、财政、司法、民政和社会管理功能于一体的军政管理单位，并非简单的军事组织，更不是一座座大小军营。
明代山东省海岸线城寨卫所烽火台部署地图（局部，崇祯7年古本）。来源：oraclechn.com/
明代福建泉州府城池卫所高清地图（局部，万历30年古本）。来源：oraclechn.com/
彭勇自2001年师从顾诚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便选定明代卫所制度作为主攻方向，最终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该论文于2006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以其选题新颖、论证扎实，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此后彭勇在这一领域继续耕耘，于2009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二部卫所制度专著《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以边操班军的演变为线索》，该书以其视野宏阔、论证深入，再次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2025年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的《封疆之制：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研究》，是彭勇第三部关于明代卫所制度的专著。通读之后，觉得本书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以边操班军的演变为线索》（2009）
《封疆之制：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研究》（2025）
一是对明代卫所的辖区属性及其管理权做了清晰的阐释。《明史·地理志》把明代卫所分为“实土”和“非实土”两大类，但对于怎样才能算是“实土卫所”，非实土卫所是否具有“政区”属性，学者们的看法差异很大。大家在分析和争论时，往往以卫所屯田面积的大小、是否具有清晰的行政边界等为标准，判断某个或某类卫所是否“实土”或具有“政区”属性 。彭勇在本书绪论中指出，谭其骧先生早就非常清楚地点明，“实土”与“非实土”之别在于当地是否设有州县，并不是有没有土地、土地面积大小的问题。但谭先生的论断长期被忽视， 以致不少学者误入歧途，为了论证某个卫所的实土性陷入琐碎的史料罗列。彭勇特别强调，卫所作为独立的“地理单位”，主要表现在辖区之内管辖权的独立，这种独立的辖区与卫所地理单位本身的大小并没有直接关系，与是否有清晰的划界更没有本质联系。彭勇所做的阐释，有助于廓清笼罩在卫所身上的迷雾，使大家认清“卫所辖区”的特点和本质。
福建沿海卫所，《福建省海岸全图》（局部）
二是对都司卫所管理体制中尚不很清晰甚或被误读的问题做了深入探讨。本书正文共13章，其中第一章至第六章分专题论述了明代都司卫所的产生和发展、职官和职掌等问题，大大加深了对明代都司卫所的制度属性及其运作方式的理解。比如，第一章针对自明代以来广泛流传的刘基“密奏立军卫法”的传说，对相关史料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辨析，指出明初卫所制度是在元朝制度的影响下，根据形势需要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从中看不出洪武元年刘基奏立军卫法的影响。这种传说之所以产生，是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包括刘基的确参与了诸多礼仪典制的创制、早在明初刘基身上就被打上了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淮西势力和浙东势力的斗争等。再如，第六章通过“从操练之军到职业工匠的转变”“京军与北京城的宫殿庙宇建筑”“天启年间故宫‘三殿’重修与晚明政局”三个专题，动态考察了卫所制度运行中的变与不变，对卫所衰败、兵制转变及其与明朝命运的关系进行了思考。
《平番得胜图卷》（局部）。画面反映了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甘肃西南部西番族攻打洮州（今甘肃省临潭县），明政府派固原（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镇总兵官领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县）兵马镇压的过程。画卷中的明代西北少数民族风俗屋宇，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是研究明代军事与民俗的珍贵实物。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三是大大拓展了卫所制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本书第七章至第十三章对卫所制度影响下的国家管理体系、边疆和民族管理、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户籍和人口管理，以及区域社会生活等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为了从类型繁多的卫所中挖掘出它们之间的共同属性，作者精心选择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个案，既包括卫所管辖的边疆民族地区，也包括与府州县交错分布的内地卫所；既包括世袭武官群体，也包括普通军兵、军民群体的生活，等等。通过这些个案，充分说明了卫所是一种集多功能于一体的军政管理组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卫所体系本身外，作者还关注到“军”与“民”两大系统之间的关系，它们既有明显的区别，也存在制度内外的可转换性，这一转换的过程及其背景，又是极其复杂的，从而增加了研究的真实性、客观性与趣味性。以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的籍贯为例，文献中有五种说法，本书第十一章对此进行了专门考证，给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并进而从一个新的角度分析了张献忠起事的社会背景。
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江口沉银里的五十两金。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是对制度史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深刻思考。制度史是中国传统史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制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路径进行了诸多探讨，积累了丰富经验。但近些年来，传统制度史研究受到一些新派学者的诟病，被贴上大而化之、僵硬不化、泛泛而论之类的标签。实际上，正如彭勇所说，“传统制度史研究虽面临不少的问题，但其价值和意义却不应当有任何被忽视的理由”（第391页）。本书的主要特点，正是基于传统制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尽可能借鉴和吸收学术界的其他研究方法，以此努力实现制度史研究的创新与突破。作者提出中国传统制度史研究的四个层面，即制度属性（归纳出制度的基本属性）、制度运作（制度的实行运行状况）、制度逆向（违背制度的现象及其处理）和制度思想（国家设计制度的初衷及其效果）。这样的思考，兼顾了制度的规范和运行、常态与变态，对制度史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虽然以明代卫所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也花费不少篇幅来探讨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进一步证明卫所制度作为“封疆之制”的重要属性。此前学者谈及清代卫所制度，也是大多关注其军事功能方面。值得思考的是，如果卫所只是简单的军事组织，那么明朝灭亡以后，继起的清朝实行八旗和绿营兵制，卫所的军事功能应当会随之消失。但事实上，卫所制在清代仍存在了很长时间，明代原来的卫所归并到府州县并非一蹴而就，首先是从行政区域建置上归并州县，其次是卫所的赋役与州县的赋役逐渐合而为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社会文化方面，卫所转型经历了更长的时间和过程，甚至在清代还有新建卫所或者“卫所化”的倾向。可以说，卫所作为相对独立的管理系统，它对明清历史的影响是系统性、长期性的。
总而言之，本书运用宏观与微观、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方法，对明清特别是明代卫所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民族、思想、文化和生活等各个方面，大大拓展了卫所制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相信本书的出版，将会进一步激发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也期望彭勇再接再厉，把明代卫所研究不断推进到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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