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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富于扩张精神的元朝统治者相比，明朝似乎对经营一个跨欧亚贸易网络，并通过该网络向西域各政权施加影响缺乏热情。与此同时，西域和漠北地区频繁的动荡局势也阻碍了明朝和西域的外交往来。学者因此普遍认为明政府在永乐朝（1403~1424）之后逐渐失去了了解中亚的兴趣，仅满足于将后者约束在传统的朝贡体系中。16世纪以降，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东北亚局势的变化，明政府将关注重心从西部边境转向东部。但至少在洪武年间（1368~1398）和永乐年间，形势尚非如此。他们在驱除遗留在汉地社会中的蒙古制度、习俗影响外，也灵活利用蒙古帝国的政治遗产来为新王朝谋取更大的利益。
本期公众号与读者们分享《新丝路学刊》总第17期丝路文明研究栏目《明代的中亚视野：以三种明代地理文献为例》，作者为邱轶皓。
作者简介：邱轶皓，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蒙古帝国史、古代中国和印度、西亚的海上交通史。
文章来源：《新丝路学刊》总第17期
【摘 要】传统观点认为，永乐朝之后明朝和中亚的关系就逐步回归至传统的朝贡关系；同时西域和漠北地区之间的长期冲突也阻碍了明朝和西域的外交往来。但新史料显示，明朝政府对西域保持着持久的兴趣。而官方收集的西域情报，有时也会通过士人的刊布、传播，成为民间了解西域知识的信息来源。文章通过考察三种明代地理文献来重估明朝人对于西域地理知识的了解程度。首先，作者将对相关地名进行考释；其次，作者试图以这些地名知识作为切入点，重新描绘明代士人眼中的中亚地理和政治图景；最后，作者还将讨论明代官方是通过何种渠道来获取西域信息的。由于上述文献包含地名较多，本文仅就其中包含在现代阿富汗疆域的地名进行考述。
【关键词】帖木儿；蒙古人；明朝；世界地图；阿富汗地名
和富于扩张精神的元朝统治者相比，明朝似乎对经营一个跨欧亚贸易网络，并通过该网络向西域各政权施加影响缺乏热情。与此同时，西域和漠北地区频繁的动荡局势也阻碍了明朝和西域的外交往来。学者因此普遍认为明政府在永乐朝（1403~1424）之后逐渐失去了了解中亚的兴趣，仅满足于将后者约束在传统的朝贡体系中。16世纪以降，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东北亚局势的变化，明政府将关注重心从西部边境转向东部。但至少在洪武年间（1368~1398）和永乐年间，形势尚非如此。他们在驱除遗留在汉地社会中的蒙古制度、习俗影响外，也灵活利用蒙古帝国的政治遗产来为新王朝谋取更大的利益。在朱元璋的指示下，明朝史官通过修纂《元史》重塑了从成吉思汗到末代皇帝妥欢帖木儿的历史叙事，不仅成功将明王朝的合法性接续其后，同时也继承了元朝以“混一海宇”为标识的政治话语和天下观念。因此，当朱元璋宣称自己一介布衣“以有天下，实由天命”时，他也受到了蒙古帝国的影响。其子朱棣更是试图效仿蒙古帝国的模式对中亚、波斯的大小君主施加影响。
陆续刊布的新史料显示，明朝政府并未随着其经营西域政策的收缩而放弃对中亚事务的关注。反之，他们对西域，特别是蒙古帝国旧疆土上新兴的政治体，保持着持久的兴趣。正如鲁大维在其一系列新著中所指出的那样：明朝和同时期的帖木儿帝国、莫斯科公国等“后蒙古”（post-Mongol）政权一样，都是欧亚大陆上重要的政治秩序塑造者。另外，15世纪以降剧烈的地缘政治变化也并未严重影响明朝获取中亚和西亚信息的能力和兴趣。近年来对明朝外交关系的研究表明，明朝继续通过外交使节和四夷馆的接待官员收集西域情报，例如在帖木儿王朝（1370~1507）治下的中亚和伊朗的情况，以及昔班尼王朝和帖木儿后裔在中亚的竞争等。而官方收集的西域情报，反过来也会通过士人的传播，成为民间了解西域的知识来源。
有鉴于此，本论文将讨论三种编撰于明中期（16世纪）的地理文献，来重新评估明朝人对于西域地理知识的了解程度。由于这些文献中包含了许多非汉语地名，本文将结合同时代的汉语和波斯语文献对其进行考释。此外，本文还尝试以这些地名知识作为切入点，重新描绘明代士人眼中的中亚地理和政治图景。考虑到这些文献所收录的地名众多，本文仅就其中涉及帖木儿帝国东部疆域的部分进行讨论，它们大多位于现代阿富汗境内。
本文计划先对地名加以考订并尽可能地还原其波斯语形式，进而重构《蒙古山水地图》（以下简称《山水图》）和《西域土地人物略》（以下简称《人物略》）中的路线。
根据《山水图》中的路线，起始于费尔干纳的主要路线向南折往巴达赫尚地区，随后自东向西横穿过阿富汗。这条路线连接起三块核心地区，即巴达赫尚、河中和赫拉特。它又可以被进一步细分成四段：（1）从巴达赫尚沿廓克查河（Kokcha River）向西延伸至巴尔赫（Balkh，元代译名为“巴里黑”,《山水图》译作“盼黑城”和“把力黑”）的路线；（2）从巴尔赫向东通往“怯迷城”（Kishm）边界的“克力干城”（Kalāwgān）的路线；（3）从巴尔赫横渡阿姆河（Amū Daryā），再经过“铁门关”（Darband-i Ahanīn）向北延展至河中地区的路线；（4）从巴尔赫向南通往帖木儿之子沙哈鲁（Shahrukh，1405~1447年在位）的都城赫拉特的路线。巴尔赫无疑是连接巴达赫尚、河中和赫拉特三个地区的枢纽，这也解释了为何巴尔赫这个名字会在地图上出现两次（分别写作“把力黑”和“盼黑城”）。下文将对路线进行考释。
这条路线的第一站是“罕都”（Khandūd），此地在被伊斯兰征服之前也被称作“昏驮多城”（Khamdādh）。这是一个位于瓦罕（Wakhan）地区潘杰河（Panj River）左岸的村庄，该地通常被视作进入巴达赫尚地区的入口。第二个地名为“咱力都”（Zardīū, Zardew），这个名称既被用来指称一条位于海拉巴德（Khairabad）以北，并从东北方汇入瓦独吉河（Warduj）的河流，同时也指位于该河一侧的谷地。至于“咱力都”这个地名为何在《山水图》中出现了两次，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因为此地是连接不同方向道路的一个重要枢纽。帖必力思、土库曼察伊（Turkmanchāy）、迷阿那（Miāna）、赞詹（在蒙古入侵期间尽毁）、阿卜哈儿和萨巴。紧跟在“咱力都”之后的地名为“子怕根”（Zibak），这是巴达赫尚省东南部的一个山区。人们可以从“子怕根”前往穿越兴都库什山东麓的努克桑（Nuqsan）山口。在“子怕根”之后，《蒙古山水地图》又提到了位于巴达赫尚省东南部的另两个地名：“失哈梳”和“阿伦”。它们分别是伊什卡希姆（Ishkashim, Shikhashim，阿富汗巴达赫尚省的边境城镇）和伽兰（Ghārān）的音译。根据波斯语地方志，这两个地方均在今日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边境上的舒格南（Shughnān）地区。其中，伊什卡希姆（“失哈梳”）指瓦罕河畔，而伽兰（“阿伦”）则是潘杰河上游的一个地区，位于舒格南和伊什卡希姆之间，此地以出产整个巴达赫尚最著名的红宝石（lāl）矿而闻名。在上述地名之后，《山水图》还著录了束哈答（Suhada）、撒巴（Saba）等。这几个地名均位于巴达赫尚省东南部。然而，由于缺乏文献证据，我们无法确定它们的实际位置。
随后，《山水图》上这条路线的地名出现了明显的错置：接着伊什卡希姆（“失哈梳”）之后的是“失剌思”（Shīrāz）、巴哈剌（Bukhārā）和著名的“望星楼”——这是指在帖木儿帝国统治者兀鲁伯（Ulugh Bek）赞助下，于1429年建成的撒马尔罕天文台。上述三个地名都位于河中地区，它们离伊什卡希姆过于遥远。除了将这种令人费解的错置归因于绘制者采信了错误的情报外，笔者很难解释它发生的原因。而在将这三个地名删除后，笔者发现原有的路线并未发生转折，仍在沿着既有的方向穿越巴达赫尚地区。
紧接其后的地名为“巴答山城”，这很可能特指帖木儿帝国时期巴达赫尚地区的首府“怯迷城”（Kishm，讨论详后）。而在道路穿越“巴答山城”时，《山水图》又提到了几个次级行政区的名字，以及沿途的驿站名（ribāṭ，讨论详后）。笔者只能明确考证出其中部分地名。第一个地名是“哈剌思盼”。这是指廓克查河畔的一座名为“胜利之堡”（Qa ‘la-yi Ẓafar）的堡寨。该堡建成于1505年左右，被用来纪念当地人在抵抗昔班尼汗人侵时取得的某场胜利。此外，笔者也在匈牙利旅行家、突厥学家万伯利（Vambéry）的旅行记中找到了相关记载，证实了“哈剌思盼”（在万伯利书中被写成“Kala-i Zafar”）位于“怯迷城”附近。第二个地名是“阿儿昆”（Argu）。这是一个位于廓克查河支流右岸，法扎巴德（Fayzabad，今阿富汗巴达赫尚省首府）西南25公里处的大村庄。第三个地名为“打剌羽用”。该名可以勘同为今阿富汗地名“达拉伊姆”（Darāyim，阿富汗巴达赫尚省之下的一个分区）。该地区与达拉姆河（Daraim River）有关，该河是廓克查河流经阿尔古平原（Argū plain）南部的一条支流。
《山水图》描绘了一条经由“阿儿昆”将法扎巴德和“打剌羽用”（达拉伊姆）连接在一起的路线。这里有个显眼的错误，即“巴哈刺”这个地名被误置了数次。事实是，沿着这条路线向前，正确的地名应该是“马失下”（Mashhad）——这绝不可能指伊朗的马什哈德（在今天的拉扎维呼罗珊省），两者仅仅是凑巧同名而已。伊朗的马什哈德是著名的什叶派圣城，而“马失下”则是从法扎巴德到昆都士的道路上的一个村庄。此外，根据巴达赫尚地方史的记载，本地军阀米尔·穆罕默德·沙·巴达赫什（Mīr Muhammad Shāh Badakhshī，1821~1850年在位）将巴达赫尚地区划分成三个分区，其中第二分区就包括了“打剌羽用”、“怯迷城”、“马失下”和“克力干城”（Gulvagan，又作Kalāwgān，Kalafgān，即卡拉夫根）。
关于“克力干城”一地，笔者在此不得不赘述几句。在波捷列夫（Boldyrev）为米尔扎·桑·穆罕默德（Mīrzā Sang Muhmmad）的《巴达克山史》一书所作注释中解释道，卡拉夫根是指塔卢坎（Taluqan，或Tāliqan，元代译作“塔里寒”）以北的一片地区，位于通往“怯迷城”和廓克查河左岸的路上。笔者倾向于将它和牙兹底（Yazdī）在《帖木儿武功纪》（Ẓafarnāmā）一书中提到的地名“Kalawgān”进行勘同。由此，笔者推定《山水图》紧接在“马失下”之后的地名“剌巴的克老干”（Ribāṭ Kalawgān）所指的是该地区内的某个驿站。除了上文讨论的“剌巴的克老干”外，《山水图》还提到了另外一些带有“剌巴的”（ribaṭ）后缀的地名，如“剌巴的扯帖儿”（Ribaṭ Chitir）和“剌巴的阿必纳”（Ribaṭ Ābīna）。“剌巴的”为阿拉伯-波斯语借词，意为“驿站”,所以我们确信带有这个后缀的地名应该是分布于这条路线上的驿站。
《山水图》和《人物略》以及《西域土地人物图》（以下简称“人物图”）之间的相似性令学者相信，后两部文献中的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山水图》，或至少与其有着相同的史源。不过《人物略》以及《人物图》中也包含有较《山水图》更为晚近的地理信息，这些信息反映出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中亚政治形势的变化。所以从史料价值来说，后两部文献远非《山水图》的粗糙复制品这一论断所能概括。
《人物略》以及《人物图》中存在着大量在抄写过程中发生的错误。此外，编写者有时会随意颠倒地名的先后顺序，这使得我们很难精确重绘不同地区之间的路线图。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在这两部文献中，“巴里黑城”（“盼黑城”，Balkh）、“俺的灰”（Andkhuy）和阿里阿伯（‘Alī-ābād）三地是连接哈烈（“黑楼”）、河中和“把答山城”（巴达赫尚）这三个主要行政区之间道路网络的交会点。而根据地理位置的不同，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人物略》和《人物图》中穿越阿富汗地区的路线细分成以下五个部分：（1）从昆都士到巴尔赫的道路；（2）从巴尔赫出发渡过阿姆河前往河中地区的路线；（3）从巴尔赫往南前往哈烈的路线；（4）穿越巴达赫尚的路线；（5）从巴达赫尚出发前往昔思田和经呼罗珊前往伊朗东部的路线。
《人物略》和《人物图》中的道路网似乎比《山水图》来得复杂。而一些新道路的出现也将巴达赫尚地区与呼罗珊、昔思田紧密连接在一起。以下将讨论一些《人物略》和《人物图》中新出现的地名。
在《人物略》中，“阿里阿伯”以“阿力伯”“阿里伯”等不同译名被提到四次。它们都出现在位于呼罗珊东部和巴达赫尚地区之间的道路上。在排除了手民误植等可能性之后，我们可以确定“阿里阿伯”位于巴尔赫附近。哈菲兹·阿不鲁描述它是“阿里阿伯河”（nahr-i‘Alī-ābād）岸边的一个村子（dīh）。而该村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前伊斯兰时期。《人物略》的注文称，“阿里阿伯”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城市，位于北上至“孛思旦”（Bustām）和“亦思他剌八城”（Astarābād）的道路上。同时，“阿里阿伯”也处在从巴尔赫往南前往昔思田（Sīstān）和向东至巴达赫尚下辖地区，如“阿伦”（Ghārān或Ghurun）、“失哈梳”（Ishkashim）等地的道路交会点上。
根据波斯文史料，我们可知经过“阿里阿伯”的区域道路网可以上溯至蒙古征服时期。瓦萨甫（Waṣṣāf）在其所著通史中记录过一长串察合台系诸王，如笃哇（Duwā）之子忽都鲁·火者（Qutlugh-Khwāja）西侵伊利汗国时占领的地区名字。其中就包括从巴达赫尚到穆尔加布河畔的“马剌绰”（Mārwchāq）村等一大批地区。在瓦萨甫提供的名录中，“阿里阿伯”被置于巴达赫尚和塔亦寒（Ḥāyqān）之后，“俺的灰”之前。同时，由于‘Alī-ābād在中亚是一个常见地名，《人物略》的编写者因此而将同名的不同地区混为一谈。例如在撒马尔罕以北的“望日楼”旁，也有一个“阿力城”,而《人物图》则作“阿力伯”，这显然指的是撒马尔罕城北的同名麻扎（mazār）。
此外，《人物略》中还提到了“速儿哈”（Surkhāb），它是巴米扬（Bamian）、赛亦干（Saighan）和卡赫马尔德（Kahmard）等地几条支流汇合而成的河流，昆都士位于它的下游。至于地名“哈儿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它指的是“Qarqīn”(或“Qarkīn”)。这是昆都士和“速儿哈”之间的一个地方。
14世纪中期开始，蒙古帝国的各大汗国和半独立政权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渐次倒塌（也许金帐汗国是个例外）。但随之兴起于欧亚大陆各地的新一代统治者在重整其疆域内的政治秩序时，仍然沿袭他们所继承的各汗国的政治理念和世界观，同时也把这种共享的政治理念和世界观作为彼此外交往来的前提。这就要求这些从蒙古帝国余晖中崛起的统治者不仅要继承旧帝国的理念，还要借助和成吉思汗家族或真实或虚拟的血缘纽带来塑造自己的政治权威。换言之，他们将以此前的蒙古帝国统治家族成员之一，而非篡位者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有趣的是，他们所拥有的这种让渡合法性的能力和资源均来自蒙古帝国内部，而不是外部政治环境变化的结果。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亚大陆新帝国（或地区政权）的缔造者仍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蒙古影响，并与成吉思汗家族的某个具体政权保持着某种形式的联系。
明代中国在应对蒙古遗产时就显示出了一定的典型性。我们可以看到，元代蒙古人的世界观在明代朝堂中继续以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两种形式发挥着作用，同时也影响了明朝人对于世界的认知以及外交政策的制定。《殊域周咨录》以及后来的《明史·西域传》的序都充分展示了明朝官方的世界观。在这种观念里，欧亚大陆的每一部分都与特定的成吉思汗后裔家族相联系。例如，作者在追溯元代历史时称：“元太祖荡平西域，尽以诸王、驸马为之君长”，随后又详细列举了蒙古诸王在别失八里、安定、沙州和哈密的分地，以及由黄金家族驸马统治的西番和瓦剌。基于这种认识，明朝皇帝才会将帖木儿视作“故元驸马”，并将撒马尔罕看作帖木儿从蒙古大汗处获得的分地。
这一认识也深刻影响了明代的地理志编撰和地图的绘制。例如在地理志和地图中，明朝人有时候会用政治首脑的名讳来标记地区和城市，尽管在现实中的情况并非如此。这些政治首脑多半是察合台系和帖木儿系诸王，如见诸《明史·西域传》的“纳失者罕”（Naqsh-Jahān）、“沙哈鲁”（Shāhrukh）和“白松虎儿”（Baysunqūr），这三个地方分别是指设拉子（Shīrāz，撒马尔罕附近地名，一作“失剌思”）以东的某个城市、亚速海中的岛屿和河中某地：《人物略》《人物图》中亦记有“亦卜剌城”（Ibrahīm），其地靠近撒马尔罕之“失剌思”，同样也是因其统治者而得名；而“阿拜姐力咱民”则可能得名自帖木儿王朝末代统治者巴的勒·咱蛮·米儿咱（Badtī‘al-Zamān Mīrzā，卒于1517年）。它们是明朝人观念里中亚、西亚政治格局在地理、地图上的投影。因此我们也可以总结说，明代的地理著作所记录的不只是对路线的简单描述，还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介绍西域政治、宗教和自然景观的指南手册。
明代关于域外地理知识的一大主要来源是外交使节的报告，如陈诚的《西域番国志》和《西域行程记》两书。在任务结束后，根据规定使节必须将出使见闻写成报告上呈朝廷，这些报告会被之后的使团用作参考。此外负责编纂《明实录》和地理总志（如《大明一统志》）的官员也会阅读它们以作参考。由于受到外交任务和作者使节身份的约束，这些官方记录更多地关注政治地理方面的信息。
但本文所讨论的三部明代地理文献则与之不同。这三部文献中所收录的地名大部分从未出现在《大明一统志》或《明实录》中。这表明它们所记录的信息很可能并未引起明中央编修官员的关注。而在地方层面，这些文献则广受欢迎。由陕西和甘肃地方官员主持编纂的方志中曾大量转引《人物略》和《人物图》中的内容。严嵩（1481~1565）也许是明中央高官中极少数关注过这三部地理文献的人。其文集《南宫奏议》里收录有一篇论如何对待造访甘肃边境的外国使团的奏折，他在里面罗列了一串西域国家的名字，如黑娄、怯迷、阿即民（Qazwīn，加兹温）、沙密（Shām，沙姆）、把黑旦（Baghdād，巴格达）。其中除了“黑娄”（即“哈烈”）外，其余四个地名的译名和《人物略》和《人物图》的译音用字完全一致。因此我们推断上述三部地理文献的编撰目的可能与处理明西北边境的日常行政工作有关——地方官负责识别来自不同国家使节的身份及真伪，并将其安全地送至京师。根据嘉靖年间担任首辅的夏言（1482~1548）的上疏可知，自嘉靖初年起，明朝官员就注意到来自中亚和西亚的地方统治者数量激增。夏言在奏疏中称，“若今次……天方国则二十七王，而近日续到撒马儿罕则五十三王”。他们各自以“王”自居且要求相应的待遇和回札，弄得接待官员不胜其烦。所以明地方官迫切需要一本更新且更详细的域外指南。这应该是编写上述这几部地理文献的动机。
和官方使节的出使报告相比，本文所讨论的三部地理文献的信息来源和阅读群体都有所不同。后者更注重实用性，因此编者会注意记录许多在政治地理视野下看来微不足道的地名。
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可以认为这三种明代地理文献的信息来自使节报告和旅行者的经历。而从译名可知，虽然帖木儿宫廷继续将蒙古语和畏兀儿语（后期为察合台语）视作官方语言，但明代地理文献的语料来源主要是波斯语。笔者不认为明人是通过蒙古语或畏兀儿语的口译间接获知这些地理信息的，因为将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准确地转写成突厥语-蒙古语本身就是一件难事。首先，阿尔泰语种的元音和谐律会引起弱读音节中短元音的音变：如波斯语的mujāwir（“邻居、住在圣地/清真寺的人”）在同时代的突厥语中会被转写成mujavur。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人们必须增添额外的元音来对应阿拉伯语-波斯语中的复辅音群。例如，伊利汗的书记官会在蒙古语圣旨中，把赫拉特的迦儿惕王朝统治者谢赫·阿里（Kart Shaykh ‘Ali）转写成“Karud Šiγ Ali”。这就与本文所讨论的三种地理文献里相对准确的译名不相符。
此外，将本文讨论的地名译语和明代的波斯语-汉语双语词汇（如《回回馆译语》和《回回馆杂字》）进行比较后可见，明代波斯语-汉语音译呈现一些特定规律：（1）波斯语词尾辅音常常被省略，如“Murghāb”被转写为“马儿哈”；（2）小舌浊擦音-gh（ɛ̇）先是被弱化，如“Khānbāligh”变成“罕巴力额”，随后又多被省略，如“Chārān”变成“Alun”（“阿伦”）；（3）汉语转写通常会无视软腭擦音(如-h/ḥ/kh)之间的区别，全部都转写成-χ（如“哈”或“黑”）；（4）用-n收声的汉字转写-m结尾的单词，如将Busṭām转写作“孛思旦”；（5）双唇塞音-p有时被用来转写双唇鼻辅音-m等。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遂可得出结论；波斯语在16世纪的欧亚大陆东部继续充当族际交流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生活在明朝境内的波斯语使用者的口音较接近“达里波斯语”,也就是阿富汗和伊朗东部或东北部居民所使用的口语。但另一方面，蒙古语-突厥语在地理知识传播中的作用也不可小觑。这是因为在蒙古帝国和帖木儿诸王的统治下，许多蒙古语-突厥语地名逐步替换了旧的波斯语地名。而在明朝境内也有相当数量的双语人士（波斯语-突厥语或波斯语-蒙古语）在官方外交或民间贸易事务中效力。
正如布莱须奈德（Bretschneider）在其先行研究中指出的，这些明代地理文献中尽管充斥着讹写、倒错和误置，但它们仍然向我们提供了许多独特的历史、地理信息。借助这些文献，我们得以重构明代逋往中亚、西亚以至更为遥远地方的跨国道路网络。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同时代的波斯文编年史、地理志来交叉验证其中的地名和道路。至于说这三种文献的差异之处，我认为《山水图》比另两部著作更为关注中国与西亚之间道路上的城镇和驿站，而《人物略》《人物图》则对各地的政治、宗教、经济信息着墨更多。《人物略》中新增的地名和帖木儿帝国崩溃后新兴的欧亚游牧政权息息相关，如位于哈萨克草原上的城市“牙思城”（Yasī，在哈萨克斯坦图尔克斯坦州）和西伯利亚城市“土剌城”（ChinkīTūra，今俄罗斯秋明市）等，都是月即别汗国时期繁荣与发展的新城。所以这三种文献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明朝政府仍然具有获取中亚和西亚信息的能力，并对西域形势的变化保持关注。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那种将《山水图》《人物略》《人物图》当成是穆斯林朝觐路线图的观点，在我看来，无论是从信息来源方面还是从关注重点方面，都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本文为《明代的中亚视野：以三种明代地理文献为例》的内容节选，全文刊载于《新丝路学刊》（总第17期）。如需引用或阅读完整内容，可通过中国知网检索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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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编辑需要，引用及注释一切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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