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葡两国有关澳门史料未通过翻译为对方历史研究人员掌握之前，一本澳门史的编写不可能具有科学性和历史真实性。若不进行此项基础工作，任何澳门史似应冠以“中国澳门史”或“葡萄牙澳门史”。既然我们承认，澳门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地，那么她的500年沧桑也应由两国学者汇总双方的相关档案史料来共同撰写。这样，纔可能有一部不带定语的澳门史，即一部具有共识的澳门史问世。
近十几年来，澳门、中国内地及葡萄牙对史料的发掘、整理及出版予以了一定的重视，尤其是澳门基金会在此方面起步较早，成绩已经初步显现。迄今为止，澳门基金会策划、出版的史料选题较为准确、涵盖面较为广泛。最早实施的一项研究计划是《葡中关系史料汇编》。此套文献汇编由萨安东(AntónioVasconcelos de Saldanha)主编，汉语部分由金国平统筹，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刊行。迄今为止，已出版两个系列10册。本汇编为中葡数个世纪交涉史上首项双语史料汇编研究计划，它的出版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治19世纪澳门史的学者必须参阅此汇编”1。
澳门基金会实施的另一汉语文献出版计划是《中葡澳门交涉史料》。该汇编分两辑，由南京大学澳门史学者黄鸿钊选编。1994年初制定整理计划，1998年出版。文献收录时限始自1849年，截至1946年。内容侧重近一个世纪的中葡澳门政治交涉史。尤其是《澳门划界》一章中所引用的《澳门界务录》及《香山旬报》，为不易查找的书刊资料，有关民国时期澳门问题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及《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较为珍贵。鉴此，澳门基金会拟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商讨，系统整理、出版有关民国时期澳门的史料。
《勘界大臣马楂度——葡中香港澳门勘界谈判日记(19091910)》的刊行，是澳门基金会文献出版的另一个重要项目。由萨安东从马楂度将军后人处访得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献，披露了中葡香港勘界会议中有关澳门勘界的许多内幕。在此一重大历史事件中，中方勘界大臣高而谦未留下只字词组。学者可以发现，高而谦似乎因勘界会议的失败成了千古罪人，遍查晚清民国的传记字典，均不见其名，因此这一日记显得尤为重要。香港谈判破裂后，移会北京。据日记透露，这不过是给葡方一点面子，连马楂度将军本人都不愿意前往北京作秀。他在葡京的压力下，明知不会有结果，也被迫成行。此书为研究中葡香港勘界会议及晚清广东风起云涌的政治形势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葡文版问世后，引起了学界及一般读者的浓厚兴趣。为方便广大汉语读者，澳门基金会已将该书翻译成中文出版。
澳门基金会完成的另一项大型文献编辑工作是“葡萄牙国立档案馆中文档案”。2 50年代台湾方豪神甫应葡国著名澳门问题学者林安当(Silva Rego)神甫的邀请，往葡鉴定这批文献，后撰文加以披露3。刘芳近年对这批档案进行了详细的编目。在此基础上，她与章文钦连手系统校辑、考订了全档，汇编成上、下两册。全书120万字，16开本，取名为《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于1999年11月出版。这批旧档的主体是清朝香山地方当局、前山同知及粤海关驻澳委员与澳门葡萄牙当局交涉中形成的来往函件4，为澳门史的深层研究提供了细部资料。这批流落异乡的档案的汇集刊行，极大地方便了有关中外学者查阅。
《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的姊妹篇——葡文版《粤澳公牍录存》经过两年多的整理，亦已出版。1998年，我们在撰写一篇考证佐堂入出澳门日期的短文时，因需要查阅现庋藏里斯本国立档案馆著名的“中文档案”，调阅了全部原件，无意中见到了大部分“中文档案”的葡语翻译件及回函5。这批文献约6000页，共整理出2010件，其时限上起1749年，下至1847年。从其内容而言，较“中文档案”更为丰富。例如，“中文档案”中1828年的文献仅存5、6件，而《粤澳公牍录存》收录了126件。它不仅包括中国各级政府来件的译文，同时还有葡方回文的葡语原稿抄录，因此保留了这一时期中葡有关澳门许多重大问题——政治、行政、经济贸易、传教活动、剿抚海盗等交涉始末的全宗。这些档案，不仅充分说明1849年前中国政府对澳门具有绝对主权并可自由行使之，还大大增加了我们对澳门内部社会日常行政、司法和经贸运作的认识。与此同时，为“中文档案”的深入研究，尤其是西文人名、地名、船名等考证，提供了十分可靠的依据。
源自中国官方文件的葡译本散见于澳门及里斯本各大档案馆及图书馆，从1929年起《澳门档案》、《杂俎》、《葡萄牙影像馆》等葡文刊物有零星登载，但如此集中的中国官方文件的葡译馆藏仍属罕见。这批文献尚无编目，与“中文档案”混放，且标明为汉语文件，致使西人“望盒怯步”，至今无人问津，尘封百年。据信，这批文献从未为任何西方或中国学者提及或引用。各位澳门问题学者对此文献的重要性，相信不会有任何异议。澳门基金会对此批文献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决定立即开始整理出版工作。
《粤澳公牍录存》的整理得到多位葡萄牙古文字工作者的协助，由金国平、吴志良主编校注，3500页，2000年7月分八卷由该会出版。两位编注者撰写了长达61页的前言并编制了12种附录。其中作为处理澳葡和广东当局关系核心人物的澳门理事官(俗称检察长)的名录，是至今最齐全的。葡国著名学者萨安东对此书的重要性有较中肯的评价:
“这两千余份文献，向我们展现了澳门自治前一个世纪的历史画卷。正是在此百年中，中华帝国一方面达到了其历史的鼎盛，另一方面则始见其衰落。从这些文件中，我们可以更好理解澳门位于中华帝国秩序内的三个基本要素:其一，中国对在其领土上居留的外国人的传统管理方法及其在澳门的实施；其二，澳门议事会同中国当局沟通的制度化；其三，作为中葡共识关系基础的中华帝国所制定的‘法规’及其同葡萄牙政治-行政机构的平衡；最后，一直将上述共识维持至1849年的行政、商业、法律及领土体制。金国平先生、吴志良博士所进行的细致工作披露了这批文献的价值。同时，上述两位学者所撰写的前言亦为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本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6
我们希望在葡语版问世后，能有一部汉语精辑本奉献给中文读者，为澳门史的深入研究提供更多一手史料。
澳门基金会支持、参加的另一项具有国际意义的文献整理出版项目，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合作编辑的《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此计划酝酿于1997年，1998年“3月达成了三方合作编辑出版这套档案文献集的协议”，“确定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长邢永福、澳门基金会委员吴志良担任总策划，杨继波副馆长、吴志良委员以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邓开颂教授任总主编”7，本汇编的“目的就是要将明清时期有关澳门问题的汉、满文源文件文献汇编成册，以全面反映澳门问题的来龙去脉。汇编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两朝中央机关档案为主，适量选取《实录》、《东华录》及有关官书、方志、明人的笔记数据为辅。同时，收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的《澳门专档》8中的有关资料。汇编采用编年体，计约250万字，拟分六卷”。至1998年底，选材工作基本完成。令人欣喜的是，在挖掘澳门问题档案(明朝档案和满文档案)中取得了重大突破。中葡交涉始于明朝，以往对明代澳门问题的研究多依赖官书、笔记，偶有引用的档案材料，也是辑录在《明清史料》、《筹办夷务始末》、《清代外交史料》及《清季外交史料》几部汇编中的资料。“人们一般认为，现世没有留存明朝澳门问题档案。更有学者撰文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藏澳门问题档案最早始于清康熙年间。这次，我们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对馆藏3000余件(册)明朝档案逐一进行筛选甄别，迄今已陆续发现了20余件有关澳门问题的档案。其时间跨度从天启三年(1623)到崇祯十五年(1642)；文书种类主要是兵部、都察院、两广总督、福建巡抚等衙门的题行稿、题本；内容涉及葡人入居、互市贸易、官员委任等诸多方面”。“过去馆藏澳门档案并未系统整理过，这次编辑出版，80%以上材料是第一次公布”9。
明文件为研究澳门早期的管理模式提供了可靠的数据。譬如，天启四年九月二十三日(1624年11月3日)的一件兵部题行稿显示，明朝驻守广东香山的参将直接管辖澳门，“每岁同巡海道临澳查阅一次”。关于葡萄牙入居澳门的情况，有一件崇祯四年八月二十四日(1631年9月19日)的兵部题行稿记述如下，葡萄牙人“其初不过以互市来我濠镜，中国利其岁输，涓滴可以充饷，暂许栖息”。
明代澳门档案的披露为中外学者对澳门早期史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确凿的史料，对进一步探索澳门早期史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将把国内外澳门史、传教士在京廷的活动等领域的研究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
此次文献整理工作的另一特色是从满文档案中挖掘澳门问题史料。“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于1599年仿照蒙文字母创制了满文。清入主中原后，定满语为国语，满文为国书，因此，在清代形成了大量的用满文书写的官文书。现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即达200多万件，所涉内容包括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天文气象，可谓包罗万象。澳门项目启动后，满文专业人员翻阅了近30万件满文档案，到目前为止已陆续选出有关澳门或葡萄牙的满文档案30余件。这近乎万分之一的档案可谓弥足珍贵”。它们“分别选自于宫中满文朱批奏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内务府行文档等。文件形成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清前期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而以康熙朝为主。其内容大致可分为4类:一是反映澳门洋船往来情况。由于康熙认为去南洋贸易的中国商民将船、米等物私自卖给外国，不少人还留居外洋，奸弊甚多，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颁布了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的谕令，而租居澳门的葡萄牙人经过几番努力，获得了前往南洋贸易的特权，澳门对外贸易由此迅速发展，注册商船由原有的9艘增至25艘。这一时期，康熙对澳门港洋船的往来情况极为关注，多次垂询有关西洋船到澳门以及澳门船只出洋的情况。二是反映西洋人在澳门活动的情况。如西洋人通过澳门往来于中国内地，或通过澳门传递信件等。雍正继位后，下令除通晓技艺的西洋人允许在京效力外，将其他传教士一律迁往澳门，各省遵令清查迁移，驱逐传教士到澳门。三是反映清政府对澳门管理的情况。如广东官员对澳门的巡视；澳门地方发生的各类案件及审理情况，包括澳门洋人与中国居民、洋人与洋人相互伤害的案件等等。四是反映葡萄牙等国西洋人在北京供职及生活的情况。如葡人徐日升在京供职多年，给康熙讲解西方天文历法，并协助管理在京西洋人众，颇得康熙赏识，及至去世，康熙特赏银二百两、缎十匹及茶叶等物，并派人祭奠”。10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现已发现的有关澳门问题满文档案，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其内容广泛，而且均为清早期档案，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澳门历史和中葡关系史独具特色的资料”11。
方志和笔记为研究地方史最可靠的数据源，鉴此，澳门基金会还邀请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汤开建教授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全面系统地选辑各种与澳门有关的方志资料和其他官书和私人笔记著述，收入其中。最后，《汇编》由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12月在北京出版，分六卷，字数达380万。
从旧粤海关的人事安排上，我们不难看到，它不仅是一个税收部门，而且是一个直通“龙廷”的政治机构。粤海关的史料对粤澳、中葡关系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12。由赫德(Robert Hart)长期出任总税务司的中国海关，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洋务运动中扮演过重要的历史角色。它的影响领域不仅局限于税收、财经，还左右该时期我国的对外交涉。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档案，为研究早期中国外交史及中葡关系的重要数据源。例如，在已刊布的《海关密档》中有关于《葡京草约》的详细资料。为此，澳门基金会与国内学者合作，对拱北关的十年报告及年度报吿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并已结集出版。《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一书收集了1887年至1946年的全部报告，为研究澳门史提供了许多经济、政治资料。鉴于英中文本不尽相同，澳门基金会还整理了英文版，在澳门虚拟图书馆(www.macaudata.com)以电子版上网。
近年来，澳门基金会致力再版具有公认学术、历史价值的书刊。例如，1994年，与澳门大学重印了《蜜蜂华报(Abelha daChina)》，并于1998年出版了一部研究该报的专著——程曼丽的博士论文《<蜜蜂华报>研究》；1995年与教育暨青年司实施了《大西洋国》的重刊计划，1996年与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出版了《知新报》的影印本。1998年起，与教育暨青年司、澳门大学及澳门理工学院协作再刊《复兴杂志(Renascimento)》。2000年，与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出版了《从广州透视战争: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莫嘉度关于中日战争的报告》。已列入再版计划的还有《杂俎(Mosaico)》和《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其中前者已经问世。
1999年12月之后，葡语仍在澳门政府中使用，也将成为研究澳门史的主要科研语言之一，葡语教学的战略应作出相应的结构性调整。近年，国内研究澳门史的年青学者中，对葡语感兴趣者愈来愈多，且多位已经在澳门大学等高等学府取得硕士学位，为澳门史研究培养了新生力量。摆在新一代澳门学者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随着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和对外介绍，澳门历史的研究将迅速国际化，中外学界将通过以双语或多语史料构成的学术对话平台逐渐接轨，对澳门历史上某些重大事件形成共识。
虽然对澳门基金会出版物的评价褒贬不一13，但事实证明，澳门基金会的文献出版方针是正确的。“我们看到，澳门基金会为史料的出版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而史料是葡中关系研究的根本。澳门基金会在史料出版方面所作的工作独一无二，其成绩是其他葡中机构难以比拟的”14。该会筹划、出版的多种文献汇编及其他出版物，尤其是《澳门法律丛书》、《中国大陆港澳台法律比较丛书》、《澳门丛书》、《濠海丛刊》、《澳门论丛》、《新澳门论丛》、《澳门译丛》以及《澳门总览》和《澳门百科全书》等，日益为学界及公众接受认同，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无论如何，必须要承认的是，语言隔膜仍为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澳门基金会因而加强双语及多语出版物，努力为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作出贡献。汉语文献“民主化”了，不再成为少数汉学家的特权。同样，我国学人也更加容易接触西文数据。
诚然，尚有一些重要研究领域未得到涵盖，有待开发。若能对葡语中有关孙中山的史料15加以全面的钩稽，定会为有关他早期革命活动的研究及民国史的探讨带来新风。澳门基金会刊印的高美士·贝萨(Coronel Gomes Bessa)上校所著《澳门与共和国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一书，为此方面的新尝试。孙中山先生旅澳期间主持的《镜海丛报》，亦已由澳门基金会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在2000年7月重印再版。
另外，《萨拉查档》及《国际国防警察档》为研究澳门当代史的重要数据源。中外学者已开始将上述档案引入澳门当代史的研究。16通过上述档案中保存的丰富文、图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澳门60年代至80年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演变。在中文档案尚未开放的情况下，《萨拉查档》及《国际国防警察档》对澳门当代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葡萄牙外交部历史-外交档案馆庋藏的大量中葡外交交涉中形成的档案，亦十分重要。萨安东近期的研究很好地利用了这批数据，因此他的著作既可作为论文阅读，又可作为简便的史料来源参考、引用。外交部档中，对研究粤澳关系最重要的是《葡萄牙驻广州领事馆档》。其文献时限为1904年至1948年，共计39册，15函盒，305札文献。这批档案不仅有葡国机构的内部公函，同时保留了许多当时中外报刊杂志及书籍中的有关资料，对广东清末、民国初年的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文献价值17。
澳门早期史、现代史已具有一个较完备的书目，包括数种通史及研究专集。近年来，中葡学者开始了澳门当代史的初步研究，但仍较薄弱。1949年至1999年这半个世纪的澳门历史离我们最近，却又最不为我们所熟悉。这一时期的中葡(澳)关系是世界两大阵营关系的晴雨表。因此，撰写一部较全面、客观的澳门当代史或许应提上议事日程，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也会有所裨益。我们以为，首要的任务还是档案数据的整理出版，尤其是前述的萨拉查档、国际国防警察档和葡萄牙外交部历史外交档。这些文档的开放时限已至20世纪70年代，对“冷战”期间澳门的重大事件均有涉及，可作为重要参考。广东省档案馆也部分披露了这一时期的原档，可对比印证。我们希望在原档整理出版的基础上，澳门当代史的研究会迎来一个百花灿烂的时代。
从欧美有关澳门的文献资源18来看，尚有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1580年至1640年，葡西共事一王，而这60年正是澳门发展的初期。这一时期形成的许多重要文献19今存西班牙塞维利亚东西印度20档案馆、西曼卡王家档案馆、马德里国立图书馆、西班牙国立档案馆、西班牙王家科学院、大英博物馆等机构。梵蒂冈图书馆及耶稣会档案馆也庋藏有大量有关澳门的汉、西文资料。上述资源的调查整理有待进行。早期耶稣会士及其他教团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刻印的汉、拉丁等文字的书籍在中国无全面的收藏，初版尤其难见，但此类书籍在欧美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有较丰富的收藏。这批书籍大部分是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文人骚客合作的产物，且以汉语在中国境内刊行，应被视作中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对这批书籍在欧美的收藏作出全面的资源调查，编写一份题解目录，从国外复制中国无收藏的书籍或不同版本，送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并在澳门留存一份。利玛窦、罗明坚越“关闸”，入肇庆，“长征”华夏，但根在澳门。
史料的发掘、整理及出版是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除了必要的财政资源外，尚需要能迅速选定确有学术、历史、文献价值的项目的学者和管理人员作为决策人。多语种文献的出版为撰写一部科学的澳门历史的基础，因此，该项工作应该持之以恒。祇有充分挖掘整理澳门史的源文件文献，纔能体现澳门史的原貌，纔能正确评估澳门史的意义，纔能真正体现澳门的文化价值。
1普塔克(Roderich Ptak)《澳门及中葡关系》，《华裔学志(MonumentaSerica)》，第46卷，1998年，第352页。
2这批文献已有中、葡编目，检索甚便。参见刘芳《汉语文书:葡萄牙国立东波塔档案馆庋藏澳门及东方档案文献》，澳门文化司署，1997及IsaúSantos《Chapas Sínicas-Macau e Oriente nos Arquivos Nacionais Torre doTombo(Documentos em Chinês)》，澳门文化司署，1997年。关于chapa的词源，可参见金国平《从Chapa de Prata到Chapa de Ouro》，澳门基金会，《澳门研究》，第10期，第97页。
3方豪《流落于西葡的中国文献》，见《方豪六十自定稿》，台湾，学生书店，1967年，第1743-1792页。利瓦伊城《葡京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所藏澳门文件之研究》，国立台湾大学(学士)毕业论文(民国四十二年，未刊)。
卜新贤曾利用其中部分数据着有《从葡萄牙国立档案馆所藏文献，简论18世纪的澳门国际贸易》，载《发现史国际会议文件集》，单行本，里斯本，1961年。邓思平《葡萄牙国家档案馆的中文史料》，载《文化杂志》，中文版第19期，第21-22页。李德超《台湾出版之有关澳门史料及庋藏之澳门档案举隅》，载《文化杂志》，中文版第19期，第30-44页。
4详见章文钦、刘芳《一部关于清代澳门的珍贵历史记录——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述要》，载蔡鸿生主编《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广州，1998年，第51-116页。
5这批文献的第一簿题目如下:《议事会发函及中国官员来函登记簿1749/1807年至1819年晚近函件抄录》。最早的文献是俞安性5条与张汝霖12条的葡文本。
6《粤澳公牍录存》，卷1，第6页，澳门基金会，2000年。
7《人民日报》，1998年8月12日第11版。
8《澳门专档》中公布的档案与一史馆的档案原为一个整体。由于我们知道的历史原因，现分存海峡两岸。经澳门基金会联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同意《汇编》选用其内容。
9《人民日报》，1998年8月12日第11版。
10《人民日报》，1998年7月30日第5版。
11同上。
12朱荣基《广东旧海关档案史料价值初探》，《档案学通讯》，1981年，第1期，第38-42页。
13魏美昌《论一九九九年前后澳门文化特征之保留及发展》，载《行政》，第10卷，第1期(总第35期)，1997年3月，其中第231页上对澳门基金会及东方基金会出版物的评价为“澳门基金会及东方基金会向来亦有不少出版关于澳门题材的书籍，尽管学术水平还不高”。
14《粤澳公牍录存》，卷1，“萨安东序”，第6页。
15我们将整理葡萄牙大西洋银行总行档案室、里斯本海外历史档案馆及葡萄牙外交部历史-外交档案馆中保存的有关史料。
16吴志良在其《生存之道》一书中已有引用。澳门基金会近期发行的《澳门——她的两个过渡》的作者廉辉南(Fernando Lima)也利用了这些档案。
17从这一档中辑出发表的有东方葡萄牙学会《东方追忆》丛书之一《澳门及战后中国》及之十二《《从广州透视战争—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莫嘉度关于中日战争的报吿》。此书的汉译本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在2000年11月出版。
18可参阅罗理路《澳门历史指南(1500-1900)》，澳门，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1999年，第191-206页。
19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所藏《耶稣会会士在亚洲》这一珍贵钞本的大部分原件今散存西班牙数个机构。
20东印度即葡属印度。西印度即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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