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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荐书255 | 仲伟民《直面人文学术危机》

直面人文学术危机

作者:仲伟民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

丛书:日知文丛

ISBN:978-7-5540-2199-6

出版日期:2022年4月

定价:35元

    


      仲伟民,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曾经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常务副主编。从事社会经济史、史学理论、学术评价研究,专著有《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等,论文多篇。

      作者在担任《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的过程中,对于学术期刊与学术评价结合起来思考,并产生自己的想法。作者认为,目前中国学术期刊与学术评价存在的问题,是人文危机最直接最本质的表现之一。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最主要的载体,学术评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实际就成为学术期刊评价问题。其中包含了作者对学术期刊、学术评价、学术规范等问题的独到体会和感受。也试图对解决学术危机提出自己的看法。

目 录

自序

罗钢教授序

量化评价扼杀人文学术 / 1

如何客观评价CSSCI / 9

大学评价、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 / 19

学术共同体是建立公平公正学术评价的基石 / 29

学术评价机制混乱导致学术期刊评价无序 / 36

学术评价机构需要给予重新评价 / 40

学术期刊问题的症结在于期刊体制 / 46

主辅颠倒:原发期刊与二次文献期刊 / 49

评价机构凌驾于学术期刊之上 / 54

学术期刊已被数据库牢牢绑架 / 58

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关系之扭曲 / 62

将学术评价弊端归咎于学术期刊是不公平的 / 67
以刊评文疏离了作者与编者的关系 / 70

出版英文学术期刊不等于国际化 / 74

不符:学术期刊之尴尬 / 78

域出版助学术期刊走向真正的媒体融合之路 / 82

体制与技术双重压力下的高校学术期刊 / 93

学术期刊生存环境的恶化与危机 / 98

我看知网与赵教授的官司 / 101

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承载者 / 105

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与学术期刊的裂变 / 117

《文史哲》的独特道路:小综合、大专业 / 128

君子尊德行而道问学 / 132

期刊界的带头大哥 / 136

学报界的最强大脑 / 141

学术评论:确立健康学术评价机制的基础 / 147

论文写作中的学术伦理问题 / 151

从博士论文抽取部分章节发表合情合理合法 / 158

一个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是怎么成为问题的 / 161

学术论文刊发前公示不可行! / 163

后 记 / 166


自序

朋友们读到我有关学术评价与有关学术期刊研究的文章,经常鼓励我。李伯重教授也对我说,你可以把近几年相关的文章收集一下出个集子,会受欢迎的。但一因我惰性大,不愿意收拾,二因整天忙忙碌碌,实在顾不上。几个月前,徐锋君索性寄来一纸合同,我听命签署了;没想到徐锋君更厉害的一招是,丛书广告随后也打了出来,结果不少朋友询问并索书。到此,我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再拖下去了,于是就有了这本小册子。

    人文学术危机是一个老话题,谈了很多年了。我意识到作为普通学者,人微言轻,谈与不谈都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但我更相信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于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试图努力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应该说,我多年的编辑职业也让我有条件、有能力、有经验去做一些学者所不能做或不愿做的事情。比如,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的时候,我曾组织过关于学术规范问题的讨论;鉴于书评多是吹捧阿谀之作,我建议《中国社会科学》取消了书评栏目。这些经历使我意识到,编辑这个工作特别重要,特别有意义。

    不过,就我个人志趣而言,我依然钟情于学术。因此,这么多年来,我写的大多都是专业文章,我只是把编辑作为我的一部分工作。后来有两个契机促使我越来越关注并撰写与编辑、期刊相关的文章,第一个契机是2012年原新闻出版署颁布《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这个文件在新闻出版行业尤其在学术期刊界引起巨大反响,因为此文件规定所有学术期刊编辑部都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转企改制”的任务,也就是说这个文件砸了编辑的铁饭碗。我赞成期刊编辑部体制改革,但不赞成学术期刊完全面向市场的这种休克疗法式的改革,因为这种不切实际的改革方案不仅违背了学术期刊的发展规律,而且也不符合我们的国情。在此背景下,我与朱剑合作,一个月就撰写了《中国高校学报传统析论——以人文社会科学学报为中心》长文,此文对新闻出版署的改革方案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是我关于期刊研究的第一篇比较规范的文章,我也从此开始关注期刊研究。第二个契机是学术评价问题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及相关管理部门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过于复杂,以至于纯粹的学者和管理部门实际上都没有办法给出一个让大家满意的方案。而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学术评价与出版和编辑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在学术评价的各个环节中,出版与编辑是很重要很关键的环节,如果学术期刊和编辑不积极主动介入,很难拿出一个让各方满意的答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申请到教育部一个委托课题“学术期刊协同创新与人文社科科研评价体系构建”,从此我特别注意把学术期刊与学术评价结合起来思考,并陆陆续续把自己的想法写了出来。上述内容,也构成了这本小册子的主体。

    目前中国学术期刊与学术评价存在的问题,是人文危机最直接最本质的表现之一。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最主要的载体,学术评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实际就成为学术期刊评价问题,也就是说,要解决学术评价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学术期刊评价问题,二者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理解此点,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近年学术期刊总是成为学术评价的焦点,为什么人们对所谓“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那么关注。

     我从事编辑工作三十余年,其中的甜酸苦辣,只有自己能够体会。尽管很苦很累,但我热爱这个这份职业,我从编辑工作中学习到了很多知识和经验,也认识了无数敬岗爱业的同事和朋友,这是我一生最可宝贵的财富。编辑工作之外,我也从未放弃科研,任何一点学术的发明和新资料的发现,都会让我感到无比的满足和自豪。到清华大学工作后,教学又成为我最重要的工作内容。编辑、科研与教学,虽然工作量巨大,压力也很大,但这样的经历却使我无形中有了更多的收获。我不敢说自己样样都懂,但对诸如学术期刊、学术评价、学术规范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体会和感受,却是真实的。

     危机不可怕,关键是要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也正因为如此,我拉拉杂杂写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文章,希望能对相关问题的解决起到点点滴滴的作用。

                                  罗钢

    老仲从社科院一家“顶级期刊”来到清华,不觉已有十几年了。这些年里,我们不但是《清华大学学报》配合默契的老搭档,也是双重意义上的同事,都一边做学报的工作,一边在人文学院教书。然而和老仲的投入相比,我在学报的工作只能算一份兼职,而他则可以说是全职做两份工作。这还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全职,而是两份安身立命的事业。我很清楚他在学报上付出了多少的时间、精力和热情,甚至一度有些担心,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繁重的学报工作会不会影响他作为学者的发展。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不但把学报办得越来越好,成为全国学报界公认的领军人物之一,而且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上也成就斐然,在学者和主编这两重身份上都非常成功。令人佩服的是,他不但走出了一条具有典范性的“编辑学者化”路子,还在编辑工作实践中提炼出了学术,而且是一种“有思想的学术”,这本即将面世的书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种在学术和办刊之间游刃有余的境界,决非一般人可及,从期刊研究的视角看,他的经历本身,或许就值得做为个案来研究吧。

    相处久了,在老仲身上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另外一种双重性。他是山东人,谦谦君子,待人温和,古道热肠,有真性情,和他在一起会有如沐春风的舒适感。我想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他的朋友特别多,无论在学界还是期刊界都有很高的人望。与此同时,他的性格里也有嫉恶如仇的一面,那是一种令人肃然的果决和威严,略约近于古人所说的“温而厉”。记得有一次,某位“名家”来稿,被我委婉谢绝后,很快又换了另一篇稿,虽然同样乏善可陈,但碍于情面,我只好找了一位严格的外审专家,希望通过曲线形式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没想到要送外审时,发现这篇让我纠结数日的稿子,早已被老仲直接退掉了。他看稿的眼光非常犀利,对本专业之外的稿子往往也能做出准确判断,遇到好稿不问来处,不拘一格,不合格的稿子,不管作者身份多高,他退起稿来都不留情面。

    这两种反差很大的性格面向,在老仲身上毫不违和地统一起来。也正是这种双重性,型塑了老仲思考和写作的风格。前些年,他曾经在清华推动过一个系列的书评活动,组织学者和作者坐在一起,共同讨论一部重要的作品。那时他就提出“建设性批评”的主张,倡导积极、健康、理性、严肃的学术批评。这部书稿恰恰可以看做他对这一主张的实践,破与立,刚与柔,勇与智,相反相成,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术批评。

    这些文章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胆率真,一剑封喉,富于批判性。比如,他敢于批判学报困局背后的体制弊端(《体制与技术双重压力下的高校学术期刊》),追溯学报体制形成的历史根由(《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承载者》《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与学术期刊的裂变》),揭出期刊界种种颠倒的怪现状(《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关系之扭曲》《主辅颠倒:原发期刊与二次文献期刊》),抨击评价机制之荒谬(《量化评价扼杀人文学术》《学术评价机制混乱导致学术期刊评价无序》),痛斥评价机构的越位及其危害(《评价机构凌驾于学术期刊之上》《学术评价机构需要给与重新评价》),对学界和期刊界种种乱象之批判,切中时弊,入木三分。

    与此同时,他的笔端又带有一种温情。那是他性格中的另一侧面,也来自他的对学术的热爱,对期刊的关怀,对理想的坚持。以评价问题为例,尽管他对评价现状表达了诸多不满,但并非一味地批判和否定,而是肯定现有评价体制和评价机构的一些积极因素,并希望通过建设性的对话来改善评价(《如何客观评价CSSCI》),他还对理想中的学术评价进行了初步建构(《学术共同体是建立公平公正学术评价的基石》)。对于学术期刊现状,他在批判中也有褒扬,其中既有对某种办刊思路和模式的肯定(《〈文史哲〉的独特道路:小综合、大专业》),也有对学术期刊中某一类文章的期盼(《学术评论:确立健康学术评价机制的基础)。再如数字化问题,他虽然对此有过忧思,特别是对数据库损害期刊利益表达过强烈不满(《学术期刊已被数据库牢牢绑架》),但更多是从期刊如何直面数字化时代出发寻找对策(《数字化时代学术期刊的传播与应用》),甚至还在积极推动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实践(《域出版助学术期刊走向真正的媒体融合之路》)。此外,他还敏锐地关注到学界和期刊界的一些小事(《从博士论文抽取部分章节发表合情合理合法》《学术论文刊发前公示不可行》),这些事看起来虽不大,但却关乎学者和期刊人的切身利益,当大家熟视无睹或习惯性沉默时,他却站出来为民请命,冷峻的表达难掩内心的温度。

    书中写到了两位期刊界的友人——张耀铭和朱剑,分别被老仲戏称为期刊界的“带头大哥”和“最强大脑”。这两位期刊“大佬”也是我素来尊敬的朋友,依我对他们的了解,用这两个词来形容可谓恰如其分。其实,老仲本人也兼有“带头大哥”和“最强大脑”这两种特质,这些人物荟萃一时,是期刊界之幸。期待在他们和期刊同仁共同努力下,办刊环境和学术生态能得以不断改善,也期待在下一个十年里,能看到更多这样犀利而不失理性和温情的批评文字。

                        后 记

    感谢徐锋兄的厚爱,允许我将最近十年来有关期刊、评价之类的杂乱想法拢在一起,凑成这样一个小册子。

    走出校门33年来,我从未离开过期刊编辑的工作,所以很多朋友都把我看作是一个完全的期刊人。这当然没有错,我的确一直从事编辑的工作,我也乐意别人称呼我为编辑。我认为编辑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业,我愿意一辈子都列身于编辑队伍当中。不过,因为我个人研究的兴趣点始终都是在历史学,所以我又经常都感觉到身心是分离的。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也喜欢写文章。当然,我撰写的基本都是历史学论文,关于期刊及评价方面的文章并不多。对我来说,这种身心的经常分离,不是痛苦,而是享受,这也是我大力提倡做“学者型编辑”的一个主要原因。不可否认,同时做两方面的工作,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也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辛苦,但我执着于这样的体验而从不厌烦,也没有任何的抱怨。

    促使我关注并撰写与期刊相关文章的契机,是2012年7月30日原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这个文件要求所有非时政类报刊包括学术期刊,要统一改制为出版企业。这一缺乏调研、罔顾客观实际的荒唐决定刺激了我的神经,我和朋友们连续写了几篇文章进行驳论。我不知道我和朋友们的反对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但我看到这个文件最终形同废纸,寿终正寝。从那时至今,我又断断续续写了一些相关的文章,尽管不成体系,但都是我个人真实的想法。

    在编辑工作中,我结识了很多高水平的主编和编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这里我不可能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我只提及两位文章合作者。一位是《南京大学学报》原主编朱剑教授,我与他的讨论和交流可能最多,也受益最多,他眼光的犀利、论证的严密、分析问题的透彻,是我望尘莫及的,他因此被称为“学报界的最强大脑”;另一位是年轻编辑桑海,他扎实肯干,知识面广博,在学术界和出版界有极好的人缘和号召力,更是学报界年轻编辑的偶像。我很荣幸能够与他们合作,我们共同撰写的文章也部分收在这本小册子里。

    考虑到本套丛书的特点,我把几篇长文拆成了一些小文章。如果其中有错误,那一定都是我的责任。

                                仲伟民
                             2021年元月4日于北京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新史学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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