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正文

徐泓:明清史专题课程大纲及参考资料

明清史專題課程大綱及參考資料

徐 泓

學年學期:2019學年度第1學期

授課教師:徐泓

課程中文名稱:明清史專題

課程英文名稱:Topics in Ming-Qing History

 

一、課程目標:選擇明清史的重要問題,介紹其研究史,研讀相關論著,討論其論點、檢証其論據。


二、授課方式:課堂解說與討論


三、評量方式:平時作業30%  上課研討表現 

20%  學期報告 50%


四、課程大綱及參考資料


(一)明清史研究導論


[1] 上田信著,高瑩瑩譯,《海と帝國(明清時代)》,東京:講談社,2005。(中譯本)《海與帝國:明清時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葉韋利譯,《海與帝國:明清時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7。


[2] 山根幸夫,〈八十年來日本的明史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中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組),頁641-652。


[3] 山根幸夫主編,《中國史研究入門》(增訂本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4]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百年明史論著目錄》(上、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書評)張繼瑩,〈《百年明史論著目錄(上下)》評介〉,《明代研究》,第21期(2013.12),頁145-158。


[5]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15~16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6] 何平,〈近年來西方漢學清史研究若干範式〉《史學月刊》,2005年第8期,頁81-91。


[7] 李伯重,《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的中國與東亞世界》,北京:三聯書店,2017。


[8] 李伯重,〈中國全國市場的形成,1500—1840年〉,《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4期。


[9] 李伯重,〈不可能發生的事件?——全球史視野中的明朝滅亡〉,《歷史教學》2017年第3期。


[10] 吳強華、黃清,《大明王朝之謎》,合肥:黃山書社,2005。


[11] 谷川道雄、島田虔次等編,《アジア歷史研究入門》(京都:同朋舍,1983),頁305-357,〈VII明〉(岩見宏、谷口規矩雄);頁359-409,〈VIII清〉(北村敬直)。


[12] 周惠民,《1945-2005年臺灣地區清史論著目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3] 岸本美緒,〈“後十六世紀問題”與清朝〉《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頁81-92。


[14] 南炳文,《輝煌、曲折與啟示:20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 。


[15] 夏德儀,《明史論文提要》,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2010.08。


[16] 徐泓,〈明史研究入門要籍簡介(增訂)〉,《明代研究通訊》,第5期(2003),頁58-72。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428/11/12736513_649321814.shtml


[17] 徐泓,〈評《明代政治史》〉,《明代研究》,第7期(2004.12),頁95-102。


[18] 徐泓,《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11。


[19] 馬釗,《1971-2006年美國清史論著目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0] 陳梧桐、彭勇,《明史十講》,北京:中華書局,2016。


[21] 張顯清、林金樹,《明代政治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22] 彭勇,《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23] 傅衣淩主編,楊國楨、陳支平著,《中國歷史.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4] 鈔曉鴻、鄭振滿,〈二十世紀的清史研究〉《歷史研究 》,2003年03期,頁144-179。


[25] 菊池秀明,《ラストエンペラーと近代中國清末 中華民國》,東京:講談社,2005。《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清末 中華民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26] 馮爾康,〈清史研究與政治〉《史學月刊》,2005年第3期,頁5-11。


[27] 馮爾康,《清史史料學》,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


[28] 黃仁宇,〈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放寬歷史的視界》,臺北:允晨,1988,頁63-91。


[29] 黃愛平,《清史書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書評)王俊義,〈治清史者,必從此問途——《清史書目》評說〉,《中華讀書報》,2015年8月5日。http://www.qingstudy.com/data/articles/a02/64.html


[30] 葉軍,〈日本「中國明清史研究」新特點,地域社會論與年鑒學派〉《社會科學》,頁73-77。


[31] 趙令揚,〈近四十年中國大陸之明史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組,1992),頁505-514。


[32] 劉小萌,〈近年來日本的清代史研究〉《清史研究》,2001年03期,頁97-106。


[33] 鄭天挺著、孫衛國等整理,《鄭天挺明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17。


[34] 孫衛國,〈《鄭天挺明史講義》的學術特色〉《史學史研究》,2017年02期。


[35] 樊樹志,《明史講稿》,北京:中華書局,2012。


[36] 樊樹志,《晚明史(1573-1644)》上、下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37] 蔡美彪、南炳文、湯綱、李洵,《中國通史》,第八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8] 蔡美彪、馮爾康,《中國通史》,第十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39] 礪波護、岸本美緒、杉山正明,《中國歷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6),頁190-213,〈第8章•明代〉(岸本美緒、檀上寬);頁214-239,〈第9章•清代〉(岩井茂樹、加藤直人、谷井俊仁)。


[40] Brook, Timothy. The Troubled Empire,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卜正民著,潘瑋琳譯,《掙扎的帝國,元與明》,北京: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2016.廖彥博譯,《掙扎的帝國》,臺北:麥田,2016。


[41] Glahn Richard von(萬志英).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From Antiquity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崔傳剛譯,《劍橋中國經濟史-古代到19世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42] Rowe, William T. China’s Last Empire,The Great Qing(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李仁淵 張遠譯,《最後的中華帝國:大清》,北京: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2016。


[43] Mote, F.W.(牟復禮) & Twichett,D.(崔瑞德)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I.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Vol. 8,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2, (1998).第七卷的中譯本《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第八卷的中譯本《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二)明代的歷史地位


[1] 三田村泰助,《明帝國と倭寇》,東京:人物往來社,1967。


[2] 上田信,《 中國の歴史09.海と帝國明清時代》,東京:講談社,2005。高瑩瑩譯,《海與帝國,明清時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 


 [3] 毛佩琦,〈明清易代與中國近代化的遲滯〉,《河北學刊》,第28卷1 期2008年1月),頁72-75。


[4] 毛佩琦,《毛佩琦細解明朝十七帝》,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6。


[5] 王天有、高壽仙,《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臺北:三民書局,2008。


[6] 王加豐,〈原工業化:一個被否定但又被長談不衰的理論〉,《史學理論研究》,2002年第3期。


[7] 田村實造,《最後の東洋社會》,東京:中央公論社,1961。


[8] 寺田隆信,《落日の大帝國》,東京:集英社,1982。


[9] 佐久間重男,《中國近世史――明代史》,東京:法政大學通信教育部,1983。


[10] 李伯重,《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的中國與東亞世界》,北京:三聯書店,2017。


[11] 李伯重,〈中國全國市場的形成,1500—1840年〉,《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4期。


[12] 李伯重,〈不可能發生的事件?——全球史視野中的明朝滅亡〉,《歷史教學》,2017年第3期。


[13]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4] 呂士朋,〈明代在國史上的地位〉,《東海大學歷史學報》,第2期(1978年8月),頁1-14 。


[15] 汪敬虞,《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與不發展》,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16] 岩見宏、谷口規矩雄,〈序章――爛熟した中華帝國〉,《伝統中國の完成明清》,東京:講談社,1977。


[17] 胡秋原,〈論近世中國之沒落〉,《民主評論》,第10卷1、2、3、4、5期(1959)


[18] 傅衣淩,〈論明清社會的發展與遲滯〉,《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4期,收入《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103-131。


[19] 島田虔次,《中國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東京:筑摩書房,1949。甘萬萍譯,《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20] 徐泓,〈明史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收入陳支平主編,《明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12) ,頁1-7。


[21] 神田信夫,《紫金城と榮光》,東京:文藝春秋社,1968年。


[22] 張顯清,〈晚明,中國早期近代化的開端〉,《河北學刊》,第28卷1期(2008年1月),頁63-67。


[23] 張顯清主編,《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24] 梁柏力,《被誤解的中國,看明清時代和今天》,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25] 許蘇民,〈人學史觀視閾下的中西大分流〉,《天津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頁119-128。


[26] 陳支平,〈明代後期社會經濟變遷的歷史思考〉,《河北學刊》,第28卷1期,2008年1月,頁70-72。


[27] 陳支平主編,《明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12。


[28] 陳梧桐主編,《中國文化通史.明代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29] 傅衣淩,〈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的結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


[30] 傅衣淩主編、楊國楨、陳支平著,〈前言〉,《中國通史.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1] 曾美芳,〈評張顯清主編《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明代研究》,第14期(2010年6月)。


[32] 黃仁宇,〈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食貨月刊》復刊,第15卷7、8期(1986年1月),頁1-15。


[33] 黃仁宇,〈明朝,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的國家〉,《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3。


[34]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第15章,〈晚明是「一個停滯但注重內省的時代」〉。


[35] 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北京:中華書局,1992。


[36] 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の屈折と展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 


[37] 萬明主編,《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38] 劉子健,〈明代在文化史上的估價〉,《食貨月刊》復刊,第15卷9、10期(1986年4月),頁5-8。


[39] 劉志琴,〈晚明社會與中國文化近代化〉,《河北學刊》,第28卷1期(2008年1月),頁67-70。


[40] 劉旭,《中國古代火藥火器史》,北京:大象出版社,2004。


[41] 劉煒主編,《中華文明傳真.明――興與衰的契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


[42] 樊衛國,〈論明清經濟演進的內向化傾向〉,《學術季刊》,2002年第2期。


[43] 盧興基,《失落的「文藝復興」,中國近代文明的曙光》,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44]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45] 謝國楨,〈對於研究明清史的一點體會〉,《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3期,頁21-23。 


[46] Bergere, Marie-Claire.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Chinese underdevelopment.” Theory and Society 13:3(1984),326-337.


[47] Brook, Timothy. The Troubled Empire: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廖彥博譯,《掙扎的帝國》,臺北:麥田,2016.潘瑋琳譯,《掙扎的帝國》,北京:中信,2016。


[48] Elvin, Mark. “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inven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dustries.” in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ed. W. E. Willmot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37–172.


[49] Elvin, Mark.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298–315.


[50] Fairbank, John King and Merle Goldman.China: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51] Feuerwerker, Albert(費慰愷). “China’s History in Marxian Dres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6 (January 1961), 323-353.


[52] Feuerwerker, Albert. “China’s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 China Quarterly 22(1965) :31-61.


[53] Feuerwerker, Albert.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68).


[54] Lippit, Victor D.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China:An Afterword.” Modern China 6:1(Jan. 1980) :86-93.


[55] Mendels, F. F. “Proto-Industrialization:The First Phase of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 (1972) :241-61.


[56] Pomeranz, Kenneth. 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邱澎生、 陳巨擘、張寧、連玲玲、巫仁恕、呂紹理、楊淑嬌、林美莉、劉士永譯,《大分,中國、歐洲與近代世界經濟的形成》,臺北:巨流出版社,2004.史建雲譯,《大分流,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57] Pomeranz, Kenneth & Steven Topik.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400 to the Present. London:Routledge, 2005.黃中憲譯,《貿易打造的世界》,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58] Roy Bin Wong(王國斌), 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59] Smith, Adam. 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謝祖鈞譯,《國富論──國民財富的性質和起因的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三)清代的歷史地位 


[1] 朱政惠,《美國中國學發展史》(上海:中西出版社,2014)頁347-354,第八章《中國學研究新契機.國防教育法和福特基金會》。


[2] 何培忠主編,《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頁48-58,〈冷戰時期的美國中國學和費正清時代》。


[3] 吳元豐,《清代滿文檔案述論》,《滿學研究》第6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4] 李治亭,〈“新清史” :“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中國社會科學報》,第728期,2015年4月20日。


[5] 李愛勇,〈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又一次衝擊其反應?〉,《史學月刊》,2012年第4期,頁106-118。


[6] 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們的漢人鄰居:一個清代城市中民族關係的個案〉,《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


[7] 汪榮祖,《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台北:遠流出版,2014年。


[8] 汪榮祖,〈為新清史辯護須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5年5月17日。


[9] 汪榮祖,〈汪榮祖再答姚大力:學術批評可以等同於“打棒子”嗎?〉,《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15年6月21日。


[10] 定宜莊、歐立德,〈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的影響與回應〉,《歷史學評論》,第一卷(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 ,頁116-146。


[11] 姚大力,〈不再說“漢化”的舊故事:可以從“新清史”學習什麼〉,《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5年4月5日。


[12] 姚大力,〈姚大力回應汪榮祖:略蕪取精,可為我用〉,《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15年5月31日。


[13] 唐紅麗,〈“新清史”學派的著力點在於話語構建——訪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鍾焓〉《中國社會科學報》,第734期,2015年5月6日。


[14] 徐泓,〈“新清史”論爭:從何炳棣、羅友枝論戰說起〉《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年第1 期(2016.02),頁1-13。《新華文摘》,2016年第1 0期,頁57-62。《歷史學文摘》季刊,2016年第2期,頁32-34。


[15] 神田信夫,〈日本學者利用滿文史料進行的清史研究〉,《亞洲研究》,第53期(臺北:1988) 。


[16] 耿雪,〈清史研究應具整體視野〉《中國社會科學報》,第785期,2015年8月10日。


[17] 高全喜,《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18] 常建華,〈從 “新清史”研究看〈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的史料價值〉,《歷史檔案》,2011年第1期,頁132-137。


[19] 張勉勵,〈再觀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介紹一篇西方研究清史問題的論文〉,《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頁113-117、124。


[20] 張偉仁,《明清檔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臺北:聯經出版社,(1986),A038-041。


[21] 梁展,〈族群轉向與近代中國的國家認同 〉《中華讀書報》 2013年01月23日13版被《觀察者》網改為〈潛在的分裂意圖:美國“新清史”研究剖析〉。


[22] 章永樂,〈從“大清”到“中國” :辛亥革命中的國家主權連續性問題〉《上海國資》,2011年第11期,頁101-103。


[23] 章健,〈滿文朱批、滿漢畛域:對歐立德的質疑〉,《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0,3(05, 2013)。


[24] 陳支平與劉婷玉,〈2012年清史研究評述〉,《清史研究》, 2013年第4期(11月),頁130-143。


[25] 陳捷先,〈《舊滿洲檔》述略〉,《舊滿洲檔》(臺北:臺北故宮博物院,1969) 。


[26] 陳捷先,《不剃頭與兩國論》,臺北: 遠流,2001。 


[27] 陶晉生,《宋遼金史論叢》臺北:聯經出版社,2013,頁417-438,《金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28] 黃培著、 董建中譯,〈滿族文化的轉向(1583—1795年)·導言〉,《清史研究》, 2012 年第 3期,頁136-149。


[29] 楊昂,〈清帝《遜位詔書》在中華民族統一上的法律意義〉,《環球法律評論》,2011 年第 5 期,頁8-25。


[30] 楊珍,〈滿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光明日報》2016年6月1日。


[31] 鄒愛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存清代檔案基本情況調查報告》,2017-07-02。


[32] 趙剛,〈“新清史”可以無視史學規範嗎?:評柯嬌燕對清代皇帝中國觀的新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0月13日。 


[33] 趙剛,〈新清史可以無視史學規範嗎:評柯嬌燕對清代皇帝中國觀的新說〉


[34] 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東京:講談社,1941。韓潤棠、張廷蘭、王維平譯,《異民族統治中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35] 劉小萌、歐立德,〈從「新清史」到滿學範式〉《二十一世紀評論》雙月刊,2016年10月號,總第157期。


[36] 劉小萌,〈王鍾翰先生的學術成就〉,《清史研究通訊》,1990 年第 3 期,頁 50-53 。


[37] 劉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頁1-6。


[38]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中的民人〉,《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暨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39] 劉小萌,〈關於“新清史“的幾點看法〉,《近代中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http://jds.cass.cn/Item/8536.aspx(2010.09.21 。 


[40]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


[41] 劉鳳雲,〈從有關“明清鼎革”的話語,看清人的民族與國家認同〉《滿學論叢》第4輯(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4)


[42] 歐立德,〈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博物院學術季刊》,第24卷2期(臺北:2006年) ,頁1-15。亦收入劉鳳雲、 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頁377-393。


[43] 賴惠敏,〈從杭州滿城看清代的滿漢關係〉,《兩岸發展史研究》,第5期,2008 ,頁37-89。


[44] 鍾焓,〈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上)—是多語種史料考辯互證的實證學術還是意識形態〉,《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7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12) ,頁156-213。


[45] 韓鐵,《福特基金會與美國的中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


[46] Barabantseva, Elena (白蓮娜).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and Nationalism, De-centering China(London:Routledge, 2010).


[47] Crossley Pamela Kyle (柯嬌燕). 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半透之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歷史與族性認同》,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48] Crossley,Pamela Kyle. “Was There Ever a 論戰 between Ho Ping-ti and Evelyn Rawski?– No, there wasn’t. But manufacturing one i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mythology of ‘New Qing History’.” http://www.dartmouth.edu/~crossley/comment.shtml.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83965152/。2016年2月20日.《豆瓣》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83965152/.惠男,《明清史研究資訊》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zg0OTgxNA==&mid=403540289&idx=1&sn=583464cc0e10abfa46a15257e091c15c&scene=23&srcid=0229wwdFYWPR1OKWJqI9a9Wr#rd


[49] Crossley,Pamela Kyle.“China’s Century-Long Identity Crisis:The Party tries to hide the 1911 revolution’s real legacy:a society open both at home and with others abroad.” 《中國百年認同危機:執政黨試圖掩蓋1911年革命的真正遺產,一個對內和對外都開放的社會》,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970203633104576620392640141836, ),2011.10.09,下載於2017年1月4日。


[50] Dirlik, Arif. “Reversals, Ironies, Hegemonies:Notes o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22.3 (Jul, 1996) :243-284.


[51] Elliot, Mark (歐立德). “Putting Things in Context.”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BLOG), May 18,2015, http://fairbank.fas.harvard.edu/blog/putting-things-context.


[52] Elliott, Mark C. (歐立德). 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滿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華帝國晚期的族群認同 》(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書評)孫靜,《歷史研究》2005年第02期。


[53] Elliott, Mark C. “Review of Pei Huang’s Reorienting the Manchu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54.4(2011) :584-588.  蔡偉傑,《評黃培著〈滿人的再定位〉》,《史原》, 25(臺北,2013.09),頁319-330。


[54] Esherick, Joseph (周錫瑞).“Empire, Nation, and Beyond:Chinese History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Times.”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61(June 30, 2006). 


[55] Evelyn S. Rawski(羅友枝). 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賈建飛譯,《嘉裕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北京:國家清史委員會內部刊印本,2006。


[56] Millward, James A. (米華健), Ruth W. Dunnell、Mark C. Elliot, & Philippe Forêt.eds. The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新清帝國史,清朝在承德所建立的內亞帝國》( London, Routledge, 2004).


[57] Fairbank John K. (費正清) and Denis Twichett(杜希德). “General Editors’ Prefac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 220(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v-vii.


[58] Fitzgerald, John. “The Nationless State:The Search for a 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 In Chinese Nationalism, edited by Jonathan Unger(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59] Gladney, Dru C.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


[60]Ho, Ping-ti. “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Feb., 1967).陳秋坤譯,〈清代在中國史上的地位》,《史繹》,第5期(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89),頁60-67 。又陳一中,《陳秋坤教授在〈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後寫的附記》,

http://okplaymayday.pixnet.net/blog/post/41816017,2015.08.30下載。


[61]Ping-ti.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A Rebuttal of Evelyn’s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Feb.1998) :123-155. 123-155. 張勉勵譯,〈捍衛漢化,駁斥伊芙琳·羅斯基的〈再觀清代〉(上)(下)》,《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頁113-120;2000年第3期,頁101-110。


[62] Ping-ti. “Salient Aspects of China’s Heritage.” in China in Crisis, ed. Ping-ti Ho & Tang Tsou(鄒讜)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Vol.1, Book 1, 1-92.


[63] Jon Wiener, Historians in Trouble:Plagiarism, Fraud, and Politics in the Ivory Tower. New York:The New Press, 2004.


[64] Mackerras, Colin. China’s Minorities: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65] Millward, James A. (米華健), Ruth W. Dunnell、Mark C. Elliot, & Philippe Forêt.eds. The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新清帝國史,清朝在承德所建立的內亞帝國》( London, Routledge, 2004).


[66] Perdue, Peter C. (濮德培). 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中國向西邁進,大清征服中亞記》(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67] Rawski, Evelyn S. “Presidential Address: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Nov.1996),841.張婷譯,李瑞豐校,〈再觀清代:論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 〉。收入劉鳳雲、 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頁1-18,譯者雲,“由於語境差異,刪去‘清史和中國的民族主義’ 一節”,刪去部分,互聯網上最近流傳兩種補譯版本,一為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生王婷譯、甘德星教授校定的版本 

http,//ccumanchustudies.blogspot.tw/2014/11/blog-post_13.html(2014.11.13);

一為山東大學筆名“乾隆皇帝專屬微博”的研究生補譯的版本(http,//www.weibo.com/p/1005051969647674/homeis_search=0&visible=0&is_tag=0&profile_ftype=1&page=2#feedtop (2015.07.31)。

 

[68] Rhoads, Edward J.M. (路康樂). 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和政治權力》(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69] Shao Dan (邵丹).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Manchus, Manchoukuo, and Manchuria, 1907–1985(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70] Shao, Dan (邵丹). “Chinese by Definition:Jus Sanguinis, Nationality Law, and State Successio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Winter, 2009).


[71] Townsend, Jame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7(1992),97-130. 


[72] Waley-Cohen , Joanna (衛周安).“The New Qing Histo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88 (Winter, 2004) :193-206. 譯文見董建中譯,〈新清史〉,《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頁109-116。


[73] Zhao, Gang (趙剛). “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China 32 .1 (January 2006) :3-30.


[74] Zheng, Xiaowei (鄭小威).“Sinicization vs. Manchuness:The Success of Manchu Rule.”(2003) https://ucsdmodernchinesehistory.wordpress.com/2010/05/01/1039/  accessed August 18,2015.


(四)《明史紀事本末》的作者、

史源與編纂


[1] 王樹民,《史部要籍解題》,北京:中華書局,1981。


[2] 吳智和,〈《明史紀事本末.王振用事》校讀〉,《華岡文科學報》23期(1999) 。


[3] 林麗月,〈讀《明史紀事本末.江陵柄政》--兼論明末清初幾種張居正傳中的史論〉《師大歷史學報》,24期(1996),頁41-76。


[4] 邱炫煜,〈《明史紀事本末.平徐鴻儒.附王好賢、于弘志》校讀〉,《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11期(2003) 。


[5] 邱炫煜,〈《明史紀事本末.鄭芝龍受撫》校讀〉,《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9期(2001) 。


[6] 邱炫煜,〈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新詮〉,《簡牘學報》,第十五期(1993)。


[7] 邱炫煜,〈《明史紀事本末.開設貴州》校讀,兼論作者的史識與全書的評價〉,《明代研究通訊》2期(1999)。


[8] 邱炫煜,〈《明史紀事本末》史論出自蔣棻代作說〉,《第一屆兩岸明史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1996。


[9] 唐立宗,〈讀《明史紀事本末•平南贛盜》〉,《明史研究》第9輯( 2005-06-30) 。


[10] 徐泓,〈《明史紀事本末‧開國規模》校讀:兼論其史原運用與選材標準〉,《臺大歷史學報》,第20期《傅故校長孟真先生百齡紀念論文集》(1996),頁537—615。


[11] 徐泓,〈《明史紀事本末‧嚴嵩用事》校讀:兼論其使原運用與選材標準〉,《暨大學報》,1期(1997),頁17-60。


[12] 徐泓,〈《明史紀事本末.南宮復辟》校讀:兼論其史源、編纂水準及其作者問題〉,《明史研究論叢》,第六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暨明史研究室成立五十周年紀念專輯)( 2004.07),頁167-193。


[13 徐泓,〈《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作者及其編纂水準〉,《史學史研究》,2004年第1期(2004.03),頁62-71。


[14] 徐泓, 2018.06,〈《明史紀事本末.仁宣致治》校注〉《東吳歷史學報》,第38期,頁95-173。


[15] 陳怡行,〈《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五「平河北盜」校讀〉,《明代研究通訊》6期(2003)。


[16] 陳祖武,〈《明史紀事本末》雜識〉《文史》,31(1989)。又收入倉修良主編《中國史學名著評介》(臺北:里仁書局,1994),第2卷,頁1089-1108。


[17] 陳錦忠,〈《明史紀事本末》的作者與史源〉,《史原》,第五期(1974),頁177-206。


[18] 寧靜,〈略論《明史紀事本末》〉《藝林叢錄》 (香港,商務印書館, 1966 ),第六編。


[19] 趙鐵寒,〈關於《明史紀事本末》的一段公案:《明史紀事本末》跟張岱、談遷、徐倬、陸圻等人關係的初步整理〉,《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第二卷一期(1968)。


[20]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1] 闞琉聲,《〈明史紀事本末·東林黨議〉與〈東林始末〉關係考》,《齊魯學刊》,2015年第1期(01.15)。

 

[22] Franke, Wolfgang(傅吾康). “ Historical Writing during the Ming,”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7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 Part1, eds. Frederick W. Mote & Denis Twitchet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五)元末革命與明太祖起兵 





1.元末革命背景





[1] 王崇武,〈談元末農民起義的社會背景〉,《歷史研究》,1954:1。


[2] 吳晗,〈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國〉,《清華學報》,11:2(1936)。


[3] 相田洋,〈元末の反亂とその背景〉,《歷史學研究》,361(1970)。


[4] 陳玉婭,〈宗教與農民戰爭〉,《六盤水師專學報》,13:3(2001) ,39-42。


[5] 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燕京學報專號》(北平,哈佛燕京社),16(1938)。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再版。


[6] 劉克輝,〈建國以來有關農民戰爭與宗教關係問題研究述評〉,《學術研究》,2006:8,105-109。





2.白蓮教與紅巾軍





[1] 王見川,《從摩尼教到明教》,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


[2] 吳晗,〈明教與大明帝國〉,《清華學報》,13:1(1941)。


[3] 相田洋,〈白蓮教の成立とその展開〉,《中國民眾反亂の世界》,東京:汲古書院,1974。


[4] 重松俊章,〈宋元時代の紅巾軍と元末彌勒,白蓮教匪について〉,《史淵》,24、26、28、32(1940-44)。


[5] 重松俊章,〈初期の白蓮教會について〉,《市村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1933),陶希聖(譯),〈初期的白蓮教會〉,《食貨半月刊》, 4(1935.1)。


[6]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二章〈彌勒救世思想的歷史潮流〉、第三章〈摩尼教在中國的流播〉、第四章〈佛教淨土信仰的演變與白蓮教〉。148-156〈元末白蓮教、香軍、明教〉。


[7] 張傳勇,〈白蓮教的名實之辨〉,《中國史研究》,2001:4,頁167-173。


[8] 楊訥,〈元代的白蓮教〉,《元史論叢》,2(1983,4)。


[9] 鈴木中正,〈宗教反亂と易姓革命〉,《愛知大學文學論叢》,41(1970)。


[10] 戴玄之,〈白蓮教的源流〉,《中國學誌》,5(1969)。


[11] Chan, Hok-lam(陳學霖). “The White Lotus-Maitreya Doctrine and Popular Uprisings in Ming & Ch’ing China.” Sinologica 10.4 (1969).


[12] Dardess, John W.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essianic Revolt &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3 (1970).


[13] Overmyer, Daniel L.(歐大年). Folk Buddhist Religion (Cambridge:Harvard UP, 1976),Chapter V “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White Lotus Tradition.” 中譯《中國民間宗教教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4] Yang,C.K. (楊慶堃).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Univ. of Calif. Press, 1961), Chapter IX “Religion & Political Rebellion.”





 3.紅巾起事 





[1] 中山八郎,〈至正十一年に於ける紅巾の起事と賈魯の河工〉,《和田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講談社,1961)


[2] 王崇武,〈明太祖與紅巾〉,《東方雜志》43:13(1947)。


[3] 穀口規矩雄,〈明玉珍の大夏國について〉,《內田吟風博士頌壽紀念東洋史論集》,京都:同朋會,1978。


[4] 穀口規矩雄,〈陳友諒の大漢國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39:1(1980)。


[5] 邱樹森,〈元末紅巾軍的政權建樹〉,《元史論叢》,1(1982)。


[6] 秦松齡,〈賈魯治河與元末農民起義〉《晉陽學刊》,1983:3,71-76。


[7] 野口鐵郎,〈元末のいわゆる東系紅巾軍諸勢力について〉,《橫濱國立大學人文學紀要•哲學社會科學》, 20(1974)。


[8] 楊訥,〈天完大漢紅巾軍史述論〉,《元史論叢》,1(1982)。


[9] 溫嶺,〈元末黃河挑河夫響應起義說質疑〉《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1(1979)518-559。


[10] 葉顯恩,〈也談輟耕錄中的扶箕詩〉《歷史研究》,1978年第9期,94-96。





 4.元末革命與朱元璋政權的性質 





[1] 麼書儀,《元代文人心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


[2] 山根幸夫,〈元末の反亂と明朝支配の確立〉,《岩波講座世界歷史》,12(東京:岩波書店,1971)。


[3] 王崇武,〈明初之用兵與寨堡〉,《史語所集刊》,8,2(1939)。


[4] 田村實造,〈元末の反亂とその性格〉,《中國征服王朝の研究》(中),(東京:東洋史研究會,1971)。


[5] 陳高華,〈元末農民起義中南方漢族地主政治動向〉,《新建設》,1964:12,63。


[6] 陳高華,〈論朱元璋與元朝的關係〉,《學術月刊》,1980,4,13-18。


[7] 陳得芝,〈元代江南之地主階級〉《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7,(1983),86-94。


[8] 馮天瑜、周積明,〈論反元戰爭中朱元璋集團的性質〉,《江漢論壇》,1982:12,68-73。


[9] 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燕京學報專號》(北平,哈佛燕京社),16(1938)。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再版。


[10] 蔣兆成,〈關於朱元璋及其政權的變質問題〉,《杭州大學學報》,1980:1,46-52。


[11] 鄭克晟,〈論高啟與魏觀,再論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4,88-95。 





5. “大明”國





[1] 徐泓,2019.09.10-11,〈明朝國號“大明” 的緣由及意義〉,《紀念鄭天挺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暨第五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大會發言組》(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頁238-249。


[2] 吳晗: 〈明教與大明帝國〉《讀史劄記》(北京:三聯書店,1956), 頁267。原發表於《清華學報》, 第13卷1期(1941) 。


[3] 王崇武:〈論明太祖起兵及其策略之轉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第1分(1942),頁55–69。


[4] 陳學霖:〈明朝“國號”的緣起及“火德”問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0期(2009),頁71-103。收入 陳學霖:《明初的人物,史事與傳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頁1-35。


[5]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台北:明倫出版社據樸社初版重印,1970), 第5冊,下編, 頁404-617。


[6] 和田清:〈明の太祖と紅巾の賊〉《東洋学報》,第13卷第2號(1923年7月) ,頁278–302。和田清:〈明の国号について〉,《史学雑誌》第42編第5號(1931年5月), 頁70–75。


[7] 胡阿祥:〈紅巾軍反元復宋與朱元璋國號大明述論〉《煙台師範學院學報》,第18卷1期(2001.03),38-44。韓傳強:〈大明國號與朱元璋信仰關係研究〉《雞西大學學報》, 第16卷2期(2016.02),23-25。


[8] 楊訥:〈元代的白蓮教〉《元史論叢》, (1983),頁189–216。


[9] 楊訥:《元代白蓮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2017 。


[10] 楊訥:《元代白蓮教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11] 杜洪濤:〈明代的國號出典與正統意涵〉,《史林》,2014年第2期。


[12] 杜洪濤:〈“再造華夏”:明初的傳統重塑與族群認同〉《歷史人類學學刊》, 第12卷1期(2014.04), 頁1-30。


[13] 李新峰:〈論元明之間的變革〉《古代文明》, 第4卷4期(2010.10), 頁83-103。


[14] 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會變動初探〉《中國史研究》,2005年增刊, 頁83-103。





6.綜合性著性





[1] 《中國民眾叛亂史》,2,Ⅱ,〈元末の民眾叛亂〉(阪倉篤秀,檀上寬譯注),(東京:平凡社,1982)。

 

[2] 朱鴻,〈近十年來(1989-2000) 有關朱元璋研究之介紹〉,《漢學研究通訊》,20:1(2001),28-44。


[3] 吳晗,《朱元璋傳》(北京:三聯書店,1965;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參見蘇雙碧,〈解密,毛澤東高度重視的吳晗著作《朱元璋傳》〉《新浪•炎黃春秋》, 2004/11/23 12,15 。//news.sina.com.cn/cul/2004-11-23/988.html


[4] 陳梧桐,《洪武大帝朱元璋傳》(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餘同元, 黃康健,〈朱元璋研究的推陳出新–評《洪武大帝朱元璋傳》〉,《安徽師範大學學報 ( 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4 卷第 5 期(2006.09),569-574。


[5] 楊訥、陳高華編,《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上編自蒙古滅金迄於元末農民戰爭爆發前夕(1234-1350),引用資料76種;中編元末群雄資料,引用資料187種;下編朱元璋資料,引用資料78種。


[6] Hucker, Charles O. (賀凱) The Ming Dynasty, Its Origins & Evolving Institutions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34, 1978).


 (六)明初的大移民 


[1] 尹鈞科,〈明代北京郊區村落的發展〉,《歷史地理》, 3(1984) 。


[2] 王崇武,〈明代戶口的消長〉,《燕京學報》,20 (1936)。


[3] 王興亞,《明初山西遷民到河南考述》《史學月刊》,1984年第4期,頁36-42,44。


[4] 丘學強,《軍話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9月)。 


[5] 古永繼,《元明清時期雲南的外來移民》《民族研究》, 2003年第2期,頁69-78。


[6] 古永繼,《元明清時期廣西地區的外來移民》《民族歷史與文化研究》, 2003年第2期,頁75-81。


[7] 古永繼,《從明代滇、黔移民特點比較看貴州屯堡文化形成的原因》《貴州民族研究》, 2006年第2期,頁56-62。


[8] 朱端強,《《明初移民山東的雲南地望考》商榷》《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第30卷2期(1998)


[9] 佐藤學,〈明初北京への富民層強制移住について〉,《東洋學報》,卷64,第1.2號(東京:1983)。


[10] 何關銀,〈論非自願移民的歷史地位與作用〉《重慶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第8 卷第4 期(2002) ,頁48-51。


[11] 吳晗,〈明初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歷史研究》,1955:3(1955.6)。


[12] 吳晗,〈傳.過所.路引的歷史〉,《中國建設》,第5卷4期(1947)。


[13] 吳晗,〈路引〉,《文史雜志》,第2卷1期(1942)。


[14] 李心純,〈明初山西外遷人口新探〉《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7年第2期,頁59-67。


[15] 李靖莉、孫遠方、宋平,〈黃河三角洲棗強移民考源〉,《聊城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4 期,頁50-53。


[16] 和田憲夫,《華北における村落の發生と山西移民》,《地理學》,11:2(1943)。


[17] 林清書,〈武平中山軍話與贛方言〉,《第三屆客家方言研討會論文集》(韶關,韶關大學編輯部,2000年),頁 27-32。 


[18] 牧野巽,《牧野巽著作集‧第五卷‧中國の移住傳說》(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85),〈華北における洪洞傳說〉,頁31-41;〈《深州風土記》に見える河北深縣における氏族の變化〉,頁42-53。


[19] 俞宗堯等,《屯堡文化研究與開發》,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5。


[20] 範玉春,〈明代廣西的軍事移民》《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1998年第2期,頁34-43。


[21] 範玉春,《移民與中國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範玉春,《明代廣西衛所的設置與遷徙》《中南民族學院學報》, 1993年第2期。


[22] 風良,〈明初移民山東的雲南地望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 年第2期。


[23] 倉持德一郎,〈明初における富民の京師移徙〉,《石田博士頌壽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石田博士古稀記念事業會,1965。。


[24] 孫崇發,〈山西洪洞大槐樹》《文物天地》,1982:1,頁40,42。


[25] 徐泓,〈明初南京的都市規劃與人口變遷〉,《食貨月刊》,復刊10,3(1980)。


[26] 徐泓,〈明北京行部考〉,《漢學研究》,2:2(臺北:1984),頁569-598。


[27] 徐泓,〈明永樂年間的戶口移徙〉,《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第1卷2期(1991),頁96-218。


[28] 徐泓,〈明洪武年間的人口移徙〉,《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1982)。


[29] 徐泓,〈羅香林教授對中國移民史研究的貢獻,讀《中國族譜所見之明代衛所與民族遷移之關係》〉,《明代研究》,第9期(2006.12),頁131-140。


[30] 栗永,〈靖難之變與燕王掃北》《當代人》, 2011年第12期,頁73-75。

[31] 桂曉,〈試論貴州屯堡文化》《貴州民族研究》, 1999年第3期。


[32] 翁乾麟,〈論廣西回族的族譜及史料價值》《回族研究》, 2001年第3期。


[33] 高心華,〈明初遷民碑〉,《文物參考資料》,1958,3(1958.03),頁49。


[34] 張彩霞,〈明初軍戶移民與即墨除夕祭祖習俗》《民俗研究》, 2002年第4期,頁77-83。


[35] 曹樹基,〈永樂年間河北地區的人口遷移〉《中國農史》,第15卷3期(1996),頁33-52,61。


[36] 曹樹基,《中國移民史 第五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37] 梁玉璋,〈武平縣中山鎮的「軍家話」〉,《方言》1990年第3期,頁 192-203。

 

[38] 清水泰次,《明初に於ける臨濠地方の徙民について》,《史學雜誌》,53(1942.12)。


[39] 郭榮生,〈山西洪洞縣大槐樹考〉,《山西文獻》,8(1976.07)。


[40] 郭豫才,〈洪洞移民傳說之考實》,《禹貢半月刊》,7:10(1937.07)。


[41] 黃友良,〈明代四川移民史論〉《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頁69-79。


[42] 黃有泉等,《洪洞大槐樹移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


[43] 黃忠懷,《整合與分化–明永樂以後河北平原的村落形態及其演變》,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論文,2003。


[44] 劉婷玉,〈明代的衛所軍屯與佘族族源探析〉 《第十七屆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6.08。


[45] 潘家懿,〈軍話與廣東平海軍聲〉,《方言》1998年第1期,頁 41-47。 


[46] 橫田整三,〈明代に於ける戶口の移動現象について〉,《東洋學報》,26:1.2(1938.11,1939.2)。


[47] 藍勇,〈明清時期雲貴漢族移民的時間與地理特徵》《西南師範大學學報》, 1996年第2期,頁77-81。


[48] 羅香林,《中國族譜所見之明代衛所與民族遷移之關係》《大陸雜誌》,第39卷10期(1969)


[49] 譚其驤,〈中國內地移民史湖南篇〉,《史學年報》,1:4(1932.06),頁51。


[50] 嚴修鴻,〈武平中山鎮的「軍家話」〉,收錄於《福建雙方言研究》(香港,漢學出版社,1995年),頁210-226。 


[51] 續琨,〈明初洪洞移民考略〉,《東方雜誌》,復15:7(1982.01)。


(七)鄭和下西洋



[1] 于海明,〈尋找建文帝與鄭和下西洋無因果關係〉,《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南京:江蘇省紀念鄭和下西洋600 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編委會,2005),頁344-350。


[2] 山東大學歷史系中西交通史研究室,〈國外對於鄭和下西洋的研究〉《鄭和下西洋》(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頁186-198。


[3] 中國航海史研究會,《鄭和下西洋》(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4] 中國航海史研究會,《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一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5] 中國航海史研究會,《鄭和家世資料》(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6] 毛佩琦,〈從鄭和下西洋看明成祖視野下的天下格局〉,《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頁222-227。又見於《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3期(2005年5月),頁6-12。


[7] 王天有、萬明編,《鄭和研究百年論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8] 王天有、萬明編,《鄭和遠航與世界文明暨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9] 王付兵,〈鄭和下西洋在古代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中的地位〉,《南洋問題研究》,2000年第3期,頁82-88。


[10] 王冬青,〈論鄭和下西洋與明成祖的威懾外交戰略〉,《江蘇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頁205-211。


[11] 王民同,〈鄭和是和平友好的使者—駁潘輝黎、阮文勝等人的“侵略論”〉,《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頁1-8。


[12] 王承吉,〈鄭和前期出使的目的和任務〉,《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頁335-340。


[13] 王健,〈西方中心觀到中國中心觀的裂變及對鄭和研究的影響〉《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頁936-943。


[14] 王健〈近代中國人研究鄭和應始於1905年〉《江海學刊》,2005年第3期,頁161-162。


[15] 王健〈鄭和研究百年狀況述論〉《南京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頁49-54。


[16] 王曉秋,〈評梁啓超對鄭和下西洋的研究〉《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944-949。


[17] 田培棟,〈明朝前期海外貿易研究—兼論鄭和下西洋的性質〉,《北京師範學院學報》,1983年第4期。 


[18] 田培棟,〈鄭和下西洋的性質與所獲財富的估計〉,收錄於南京鄭和研究會編,《鄭和研究論文集》第一輯,大連:大連海運學院出版社,1993),頁168-170。


[19] 朱伯康,〈關於鄭和七下西洋〉,《復旦學報》,1984,3。


[20] 朱國楨,《皇明大政記》,成都:巴蜀書社《中國野史集成續編》據潯溪朱府藏版影印,2000。


[21] 朱晨光,〈鄭和下西洋目的辨析〉,《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一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頁1-13。


[22] 朱鑒秋主編,《百年鄭和研究資料索引(1904~2003)》,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23]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24] 江蘇省鄭和研究會,《睦鄰友好使者-鄭和,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叢書》)北京:海潮出版社,2003)。


[25] 吳晗,〈十六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節選),《鄭和研究百年論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39-59。原載《清華學報》,11,1(1936年1月)。


[26] 李金明,〈鄭和下西洋的動因、終止與歷史回顧〉,《走向海洋的中國人》,(北京:海潮出版社,1996),頁285-298。


[27] 李金明,〈鄭和下西洋與中國東南亞的友好交往〉,《南洋問題研究》,2003年第1期,頁62-69。


[28] 李昭祥著,王亮功校點,《龍江船廠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29] 李慶新,〈鄭和下西洋與朝貢體系〉,《鄭和遠航與世界文明》,頁228-252。


[30] 阮文勝,《黃沙•長沙》,胡志明市:青年出版社,1988。


[31] 周志斌〈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綜述〉,《學海》2005年第5期,頁181-184。


[32] 周鈺森,《鄭和航路考》,臺北:中國航海技術研究會,1959。周運中,《鄭和下西洋新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33] 林振草,〈鄭和下西洋反思〉,《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1,1(2003年1月),頁98-105。


[34] 林振草,〈鄭和下西洋目的、方式及結果再研究〉,《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頁294-302。


[35] 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9。


[36] 長樂南山寺《天妃靈應之記》碑,見鄭鶴聲,《鄭和遺事彙編》,頁116-119。


[37] 施存龍,〈梁啓超〈鄭和傳〉的謬誤和其始料不及的作用〉《鄭和遠航與世界文明暨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524-543。


[38] 洪煥椿,〈明初對外友好關係與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1985年,頁148-173。


[39] 洪煥椿,〈明初對外友好關係與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頁148-171。亦收入王天有、萬明編《鄭和研究百年論  文選》,頁111-129。


[40] 苑素明、楊宏偉,〈鄭和和平外交原因探析〉,《睦鄰友好的使者—鄭和》,頁23-33。


[41] 范金民,〈20世紀的鄭和下西洋研究〉《百年鄭和研究資料索引(1904~2003)》,頁324~357。又刊載於《九州學林》,第2卷3期(2004年秋季)。


[42] 范金民,〈明初睦鄰友好的傑出使者—鄭和〉,《睦鄰友好的使者—鄭和》,頁34-45。


[43] 范金民,〈鄭和下西洋動因初探〉,《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紀念偉大航海家鄭和下西洋五百八十周年籌備委員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


[44] 范金民,《鄭和》,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45] 宮崎正勝,《鄭和の南海大遠征—永樂帝の世界秩序再編》,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


[46] 徐玉虎,《明鄭和之研究》,高雄:德馨室出版社,1980。


[47] 徐泓,〈百年來鄭和下西洋目的性質之研究〉,《東吳歷史學報》,第16期(2006. 12),頁25-52。


[48] 徐凱,〈明代“禮治”外交與鄭和下西洋〉,《鄭和遠航與世界文明》,頁181-194。


[49] 晁中辰,〈敦睦邦交,強不淩弱—鄭和下西洋對亞非友誼的貢獻〉,《睦鄰友好的使者—鄭和》,頁46-57。


[50] 時平,〈百年鄭和研究的探索〉,《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頁913-926。


[51] 時平,〈近百年的鄭和研究〉《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頁65-69。


[52] 時平,〈論百年鄭和研究的發展〉《社會觀察》,2005年第7期,頁12-16。


[53] 耿昇,〈法國漢學界有關鄭和下西洋的研究〉《中國文化研究》2006年夏之卷,頁162-173。


[54] 袁繼成、石波,〈"厚往薄來"的航海目的是違背經濟發展規律的〉,《鄭和論叢》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3)。


[55] 張顯清,〈廓清對鄭和遠航動因的曲解〉,《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頁280-287。


[56] 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新民叢報》,第3卷21期(1905.05.18)。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9(北京:中華書局,1989)。


[57] 陳尚勝,〈中國傳統文化與鄭和下西洋〉,《鄭和遠航與世界文明》,頁168-180。


[58] 陳尚勝,〈鄭和下西洋與東南亞華夷秩序的構建〉,《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頁63-72。


[59] 陳信雄,〈歐美鄭和研究的歷史和特色〉《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頁927-935。


[60] 陳國棟,〈鄭和船隊下西洋的動機,蘇木、胡椒與長頸鹿〉,《船史研究》17(2002)。


[61] 陳顯泗、胡逢清,〈在和平中走向世界—論鄭和精神的傳承〉,《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頁18-23。


[62] 曾玲,《東南亞的“鄭和記憶” 与文化詮釋》,合肥,黃山書社,2008。


[63] 童書業,〈重論《鄭和下西洋》事件之貿易性質-代吳春晗先生答許道齡、李晉華二先生〉,《鄭和研究百年論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60-67。原載《禹貢》7,1-3(1937年5月)。


[64] 馮爾康,〈“鄭和下西洋”的再認識〉《南開史學》,1980年第2期,頁1-14。


[65] 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序》,臺北:文海出版社《明清史料彙編》據清道光21年刻本影印,1967。


[66] 黃慧珍、薛金度〈鄭和研究八十年〉《鄭和研究資料選編》(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67] 楊樵,〈對鄭和下西洋一些問題的思考〉,《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海峽兩岸學  術研討會》上海:上海市科學技術協會,2003。


[68] 楊熺,〈鄭和下西洋目的略考〉,《大連海運學院學報》,1980,2。


[69] 楊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及其被停航的原因〉,《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一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頁23-36。


[70] 楊翰球,〈十五至十七世紀中國航海貿易勢力的興衰〉,《歷史研究》,1982,5。


[71] 萬明,〈從“西域”到“西洋”—鄭和遠航與人類文明史的重丈轉折〉《河北學刊》,25:1(2005年1月),頁167-175。


[72] 萬明,〈鄭和下西洋與亞洲國際貿易網的建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4年第6期(2004年11月),頁68-74。


[73] 萬明,《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明與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頁150-155。


[74] 萬明,《明鈔本〈瀛涯勝覽〉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75] 趙瑞芳,〈也談鄭和下西洋的動因〉,《鄭和論叢》第一輯,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3)。


[76] 劉少峰、劉志雲,〈鄭和七下西洋的當代意義及其啓示〉,《湖南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頁179-186。


[77] 劉少峰、劉志雲,〈鄭和下西洋的當代意義〉,《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頁37-44。


[78] 劉世節,《劉忠宣公(劉大夏)年譜》《劉忠宣公集》附刊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據光緒元年刻本影印,1998。、


[79] 潘群,〈“耀兵異域”為“耀威異域”考〉,《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頁274-279。


[80] 潘輝黎,〈兩千多年來反抗北京擴張勢力的回顧〉,越南《大團結週刊》,1979年第29、30期。


[81] 談譚,〈鄭和下西洋動因新探〉《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2期(2004年11月),頁68-74。


[82] 鄭一鈞,《論鄭和下西洋》,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83] 鄭永濤,〈試論鄭和下西洋的揚威通好〉,《睦鄰友好的使者—鄭和》,頁58-72。


[84] 鄭和,《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碑》,見鄭鶴聲,《鄭和遺事彙編》(臺北:中華書局,1970),頁114-116。


[85] 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活動籌備領導小組,《鄭和下西洋研究文(1905-2005)》,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86] 鄭鶴聲、鄭一鈞,〈鄭和下西洋簡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3:1。


[87] 鄭鶴聲、鄭一鈞,《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上)(中)(下)》,(濟南,齊魯書社,1980,1983,1989)。


[88] 鄭鶴聲,《鄭和遺事彙編》,臺北:中華書局,1970。


[89] 蕭弘德,〈鄭和下西洋動機新証〉,《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頁303-307。


[90] 蕭弘德,〈聯盟帖木兒帝國以對抗蒙古勢力-鄭和下西洋的戰略目標〉,《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21 (臺南,成功大學歷史系,2005年3月20日)。


[91] 錢志乾,〈試論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頁90-94。


[92] 濱下武治,《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


[93] 韓振華,〈論鄭和下西洋的性質〉,《廈門大學學報》,1958:1(6月),頁172-188。


[94] 羅宗真,〈中國遠航世界的創舉—20世紀鄭和研究之回顧〉《鄭和研究》,2001年第1期。


[95] Danford, Natalie. “The Chinese discovered America! Or did they? A dubious new book offers an object lesson in amateurish research, slapdash editing and publishing greed. ”

http://www.buzzle.com/editorials/1-7-2003-33199.asp 1/7/2003


[96] Levathes, Louise(李露曄).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1433.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徐泓審訂、邱仲麟譯,李露曄Louise E. Levathes)著,《當中國稱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356頁。書評﹕蘇明陽

http,//www.nm.ncku.edu.tw/personal/cjh/cheng-ho/su-r.txt


[97] Menzies, Gavin.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London, Bantom Presss,2002.鮑家康譯,《1421,中國發現世界》,臺北:遠流出版社,2003。http,//www.1421.tv/the_book.htm


[98] Rossabi, Morris. “Cheng Ho and Timur:Any Relation?” Oriens Extremus 20.2 (1973) :129-36.


[99] Wang, Gungwu (王賡武).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402-1424.” in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 Essays in Memory of Victo Purcell, eds. by J. Chen and N. Tarling.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遲越譯,〈中國和東南亞(1402-1424)〉,《南開史學》1982,1,頁268-301。


[100] 鄭和研究站http,//www.nm.ncku.edu.tw/personal/cjh/cheng-ho/ 正在建構《鄭和研究參考文獻》


[101] 中國鄭和 http,//www.sz.chinanews.com.cn/zgzh.html


[102] 陳政宏《鄭和相關網站評介》http,//www.nm.ncku.edu.tw/personal/cjh/research/ zheng-he/鄭和相關網站評介.html


(八)江南重賦的原因與影響



[1] 方志遠,〈明代蘇松江浙人“毋得任戶部”考〉,《歷史研究》,2004:6。


[2] 吳緝華,〈論明代稅糧重心之地域及其重稅之由來〉,《史語所集刊》,38(1968)。


[3] 呂小鮮,〈乾隆初議減浙江湖州府重賦史料〉,《歷史檔案》,1992:4。


[4] 周良霄,〈明代蘇松地區的官田與重賦問題〉,《歷史研究》,1957:10。


[5] 林金樹,〈試論明代蘇松二府的重賦問題〉,《明史研究論叢》,1(1982)。


[6] 林金樹,〈簡論明皇朝保護江南重賦區若干重要政策〉,《明史研究》,3(1993)。


[7] 林楓,〈明代南昌、袁州、瑞州三府的官田重賦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1994,2。


[8] 范金民,〈江南重賦原因的探討〉,《中國農史》,1995,4,頁46-53。


[9] 范金民,〈明清江南重賦問題述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3。


[10] 韋慶遠,《明清史辨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1-33,〈明初「江南賦稅畸重」原因辨析〉。


[11] 唐文基,〈明代江南重賦問題和國有官田的私有化〉《明史研究論叢》,4(1991)。


[12] 晏雪平、毛有軍,〈清代江西南昌府重賦問題考辯——對於清代前中期農民田賦負擔的重新認識〉《宜春學院學報》,2006:1 。


[13] 趙全鵬,〈明代漕運與江南重賦〉,《歷史教學問題》,1995:2。


[14] 鄭克晟,《明代政爭探原》(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頁1-86,〈明太祖、明成祖對江南地主之嚴酷打擊〉。


[15] 鄭克晟,《明清史探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頁33-55,〈明代重賦出於政治原因說〉。


(九)社會風氣與士人心態的變遷



[1] Lien-sheng Yang(楊聯陞). 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58-74, “Economic Justification for spending.”


[2] 王日根、張宗魁,《從〈問俗錄〉看明末清前期福建社會風習》《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5年第1期,頁74-82。


[3] 王家範,〈明清江南消費性質與消費效果解析──明清江南消費經營探測之二〉,《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 1988年第2期,頁157-167。


[4] 王衛平,〈明後期太湖地區的奢侈風氣及評價〉,《學術月刊》, 1994年第2期。


[5] 王衛平,〈明清蘇州社會風尚的變遷〉,《歷史教學問題》, 1993年第4期。


[6] 王鴻泰,〈名士值幾文錢?——明清間士人的挾藝交遊與名利經營〉,收入王璦玲編,《跨界想像與文化書寫——近代文人生活的道與藝》(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


[7] 王鴻泰,〈明清江南城市中的寺廟空間與公眾生活〉,收入上海師範大學中國近代社會研究中心編,《情緣江南——唐力行教授七十華誕慶壽論文集》(上海:上海書店,2014.10),頁845-863。


[8] 王鴻泰,〈明清的士人生活與文人文化〉,收入邱仲麟主編,《中國史新論‧文化與生活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7),頁267-316。


[9] 王鴻泰,〈社會的想像與想像的社會——明清的資訊傳播與「公眾社會」〉,收入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    教育出版社,2003。


[10] 王鴻泰,〈青樓名妓與情藝生活——明清間的妓女與文人〉,收入熊秉真、呂妙芬主編,《禮教與情慾——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頁73-123。另收入許紀霖主編,《公共空間中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論叢第6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遊鑑明編, 《中國婦女史論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11.5),第9集。


[11] 王鴻泰,〈俠少之遊——明清士人的城市交遊與尚俠風氣〉,收入李孝悌編,《中國的城市生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頁101-147。


[12] 王鴻泰,〈美感空間的經營——明、清間的城市園林與文人文化〉,《東亞近代思想與社會》(臺北:月旦出版社,1999),頁127-186。


[13] 王鴻泰,〈從消費的空間到空間的消費——明清城市中的酒樓與茶館〉,見蒲慕州主編,《生活與文化》(收入《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第10冊),頁342-380。


[14] 王鴻泰,〈閒情雅致——明清間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收入胡曉真、王鴻泰主編,《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1.12),頁587-631。


[15] 王鴻泰,〈感官、品味與文化身分——晚明文人的生活經營與品賞文化〉,《國文新天地》21(2010),15-22。


[16] 史小軍,《復古與新變,明代文人心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7] 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18] 吳建國,《雅俗之間的徘徊,16至17世紀文化思潮與通俗文學創作》,長沙:岳麓出版社,1999。


[19] 吳啓琳,《〈皇明條法事類纂〉所見明成弘時期“奢靡”之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10(2009),261-280。


[20] 吳晗,《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文學季刊》,1(1934)。


[21] 吳晗,《晚明仕宦階級的生活》《大公報.史地週刊》,31(1935年4月19日)。


[22] 吳智和,《明代社會生活史類目初稿》http,//db.pccu.edu.tw/dept/cra_group/crrmhs/student2/student2-8.htm


[23] 巫仁恕,〈婦女與奢侈──一個明清婦女消費研究史的初步檢討〉,《中國史學》,13(2003) ,頁69-82。


[24] 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飾的流行風尚與士大夫的反應〉,《新史學》,卷10期3(1999年9月),頁55-110。


[25] 巫仁恕,〈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新取徑與新問題》,《新史學》,第17卷4期(2006.12),頁217-254。


[26]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


[27] 巫仁恕,《明清消費社會與物質文化的研究回顧與展望》http://www.mh.sinica.edu.tw/eng/download/abstract/abstract7-2.pdf


[28] 巫仁恕,《奢侈的女人,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05。


[29] 巫寶三,《侈靡篇的經濟思想和寫作時代》《經濟研究所集刊》,1(1979年7月)。


[30] 李文治,〈晚明官僚一筆貪汙帳》《歷史教學》,7(1952) 。


[31] 李長莉,〈以上海為例看晚清時期社會生活方式及觀念的變遷》《史學月刊》,2004:5,頁105-112。


[32] 李景屏,〈康乾盛世與奢靡之風》《北京社會科學》,1995:2,頁86-91。


[33] 李景屏,〈清前期社會風氣的變化及其影響》《明清論叢》,第2輯,頁379-385。王世光,〈明清奢靡論探微》《社會科學輯刊》,2001:5,頁105-110。


[34] 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風述論》《清史研究》,1997:2,頁106-110。


[35] 李琳琦,〈徽商的奢侈性消費及其心理探析〉,《歷史檔案》, 1995年第4期。


[36] 町田三郎,〈管子侈靡篇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44:4(1986年3月)。


[37] 來新夏,《結網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頁43-60,〈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會風尚》。原載《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1輯(1984),頁248-264。


[38] 林麗月,〈世變與秩序﹕明代社會風尚相關研究評述〉,《明代研究通訊》,第4期(2001),頁9-20。


[39] 林麗月,〈陸楫(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新史學》,第5卷1期(1994年3月)。


[40] 林麗月,〈明代禁奢令初探》,《師大歷史學報》,第22期(1994.06),57-84。


[41] 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會風氣變遷-禮制與價值觀的改變〉,《大陸雜誌》,第88卷3期(1994年3月)。


[42] 邱仲麟,〈金錢、慾望與世道,方弘靜論嘉萬之間的社會風氣變遷〉,《東吳歷史學報》,第28期 (2012年12月)。


[43] 邱仲麟,〈從禁例屢申看明代北京社會風氣的變遷過程〉,《淡江史學》,第4期(1992年6月)。


[44] 則松彰文,〈清代中期社會における奢侈•流行•消費─江南地方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學報》,80:2(1998)。


[45] 孫燕京,〈晚清社會風尚及其變化》《中州學刊》,2004,6,頁135-139。


[46]孫燕京,〈略論晚清北京社會風尚的變化及其特點》《北京社會科學》,2003:4,頁101-110。


[47] 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組》(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頁137-159。


[48] 徐泓,〈明代後期華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風氣變遷〉,《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9),頁107-174。


[49] 徐泓,〈明代福建社會風氣的變遷〉,《浙江學刊》,2007年第5期(總第166期),頁34-44。


[50] 徐泓,〈明代閩南社會經濟發展與社會風氣變遷〉《閩臺文化的多元詮釋(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06) ,頁125-141。


[51] 殷俊玲,《清代晉中奢靡之風述論》《清史研究》,2005:1,頁75-85。


[52] 商傳,《走進晚明》(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第十一章《告別晚明》。


[53] 商傳,《關於晚明競奢風氣的一點看法》,《學習與探索》,2012年第5期。


[54] 張秀民,〈明代印書最多的建寧書坊》《文物》,1979年第6期。


[55] 張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禮俗改革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第二章第二節《上下有等,明初服飾制度與民眾階層身分的刻畫》,第三節《民服有常,士庶服飾與四民秩序的重新釐定》。


[56] 張獻忠,《從精英文化到大眾傳播,明代商業出版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


[57] 張顯清,《明代後期社會轉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教育出版社,2001),頁133-147。


[58] 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歷史研究》1954:3。


[59] 郭英德、過常保,《明人奇情》,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60] 陳國棟,〈有關陸楫「禁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學理問題──跨學門的意見〉,《新史學》,第5卷2期(1994年6月),頁159~179。、


[61] 陳梧桐,《中國文化通史.明代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第十四章〈豐富多彩的社會風俗.明前後期社會風尚的變化〉。


[62] 陳學文,〈明代中葉民情風尚習俗及一些社會意識的變化〉,《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下卷》(東京:汲古書院,1990),頁1207-1232。


[63] 陳寶良,《明代社會風俗的歷史轉向》,《中州學刊》,2005年第2期。


[64] 鈔曉鴻,〈明清人的“奢靡”觀念及其演變〉,《歷史研究》, 2002年第4期,頁96-117,。


[65] 鈔曉鴻,〈近二十年來有關明清“奢靡”之風氣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001年第10期。


[66] 鈔曉鴻,〈明代社會風習研究的開拓者傅衣淩先生,再論,近二十年來關於明清“奢靡”風習的研究》,《第九屆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暨傅衣淩教授誕辰九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頁9-17。


[67] 萬明主編,《晚明社會變遷,問題與研究》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頁1-29,〈緒論》。


[68] 趙建群,〈試述明清福建地區奢侈性消費風尚的地域性表現》,《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頁115-120。


[68] 趙祿祥、賴長揚,《資政要鑒.社會卷》,下冊(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頁601-618,〈晚明社會的縱欲思潮〉。


[70] 劉志琴,〈晚明城市風尚初探》,《中國文化研究集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1984),203。


[71] 劉婷玉,〈成弘之際的“盛”與“變”—作為轉折時期的成化、弘治時代》,收入陳支平、萬明主編,《明朝在中國史上的地位》(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頁74-91。


[72] 滕新才,《且寄道心與明月,明代人物風俗考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153-168,〈明朝中後期飲食文化探賾〉;頁169-188,〈明朝中後期服飾文化特徵探析〉;頁189-204,〈明朝中後期居室文化初探〉;頁205-222,〈明朝中後期旅遊文化論〉;頁236-253,〈明朝中後期狎妓之風與文學創作〉;頁254-272,〈明朝中後期社會心態蠡測〉。


[73] 繆詠禾,《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頁80-89,《閩北刻書》。


[74] 嚴昌洪,《關於社會風俗史的研究》,《江漢論叢》,1984:2,頁70-71。


[75] Brook,Timothy(卜正民).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Berker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方駿等譯,《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


 

(十)明代婚姻與家庭



[1] T’ung-Tsu Ch’ü (瞿同祖),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Paris:Mouton&Co.,1961) 。《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2] 仁井田陞,《中國の農村家族》(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第七章《中國農村の離婚法慣習》。


[3] 仁井田陞,《支那身分法史》,東京:座右寶刊行會,1943。


[4] 王玉波,〈啟動、中斷、復興──中國家庭,家族史研究述詳》《歷史研究》1993:2,175-184。


[5] 王雪萍,〈明代婢妾婚姻實態探微》《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0卷4期与(2010) ,頁45-49。


[6] 史鳳儀,《中國古代婚姻與家庭》,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


[7] 伊麗莎白.阿伯特著,孫璐譯,《婚姻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8] 多賀秋五郎,《宗譜の研究‧資料篇》(東京:東洋文庫,1960)


[9] 余新忠,《中國家庭史.第四卷.明清時期》(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頁66-69,《擇偶的範圍》。


[10] 李明,〈明代納妾制度探析《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3卷第7期(2008.07),80-82,98。


[11] 李軍鋒,〈《三言》、《二拍》中的愛情婚姻觀及其文化意蘊《新鄉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24卷第4期(2010.08) ,頁104-106。


[12] 李萍,〈從明代墓誌談江西地區的婚姻習俗《南方文物》,1994年第3期,頁75-77。


[13] 阿風,〈明清時期徽州婦女在土地買賣中的權利與地位《歷史研究》, 2000年第1期,73-85。


[14] 柏樺,〈從收繼婚風俗看明代的律例《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


[15] 胡中生,〈明清徽州下層社會的非常態婚姻及其特點《安徽史學》,2001 年第3 期,頁5-12。


[16] 唐力行,〈明清徽州的家庭與宗族結構《歷史研究》,1991:1,147-159。


[17] 徐泓,〈明代的家庭,家庭形態、權力結構及其成員間的關係〉,《明史研究》,第4 輯《慶賀王毓銓先生85華誕暨從事學術研究60周年專輯》(1994.12),頁167—202。


[18] 徐泓,〈明代的婚姻制度〉(上)(下)《大陸雜誌》,第78卷1期、2期(1989),頁26-37、頁68-82。


[19] 徐梓編著,《家訓—父祖的叮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


[20] 婁子匡,《婚俗志》(臺北:商務人人文庫,1968),135-137。


[21] 張皓政,《明代常州士人的婚姻圈》,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


[22] 郭松義,《倫理與生活,清代婚姻關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23] 陳寶良,〈正側之別,明代家庭生活倫理中之妻妾關係,《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3期,頁123-144。


[24] 陳顧遠,《中國婚姻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


[25] 傅衣淩,《明代徽州莊僕文約輯存》《文物參考資料》,1960:2,11-14。


[26] 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 《文史叢刊 》106,1998。  


[27] 楊子怡,〈借男女之興情, 發名教之偽藥,從《三言》愛情婚姻題材看明代世俗之真情《婁底師專學報》,1994年第1期 ,頁13-20。


[28] 楊豫,〈西方家庭史研究的發展現狀和未來趨勢《新史學》1:3(1990),89-115。


[29] 施青林,〈當代西方家庭學簡介《煙臺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1991:3,9-15。


[30] 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3-18;


[31] 賴澤涵、陳寬政,〈我國家庭形式的歷史與人口探討《中國社會學刊》,5(1980)。


(十一)明清賦役與地方財政



[1] 小山正明,《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


[2] 山本進,〈淸代後期四川における地方財政の形成─會館と釐金〉,《史林》,75:6(1992),頁33-62。


[3] 山名弘史,〈借項について淸朝地方財政の一齣〉,《法政大學文學部紀要》,42(1996),頁149-161。


[4] 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の展開》,東京:東京女子大学出版会,1966。


[5] 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の支配構造,明清賦役制度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0。


[6] 川勝守,《明清江南農業經濟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


[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攤丁入畝後新墾地畝丁銀徵收史料〉,《歷史檔案》,1992:3,頁38-41。


[8] 王方中,〈明代一條鞭法的產生及其作用〉,收於尚鉞主編《明清社會經濟型態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103-197。


[9] 王方中,1957,〈明代一條鞭法的產生及其作用〉,收入尚鉞編《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


[10] 王金香、程永平,〈試論淸代山西“攤丁入地”的幾個問題〉,《中國農史》,15:3(1996),頁70-76,84。


[11] 王毓銓,〈明朝徭役審編與土地〉,《歷史研究》,1988:1,頁162-180。


[12] 王毓銓編,《中國經濟通史,明代卷》,北京:經濟日報,2000。


[13] 王麗,〈山西清代攤丁入畝政策初探〉《晉陽學刊》,2004:3,頁14-16。


[14] 包偉民,《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5] 史五一,〈試析明後期財政危機的根源〉《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30:5(2002),頁602-606。


[16] 史五一、劉詠梅,〈略論清初對存留錢糧的裁減〉《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5:4(1997),頁505-508。


[17] 史志宏,〈攤丁入地的過程和各地實施中的特點〉《平準學刋》,4(1989),頁609-636。


[18] 王麗,〈山西清代攤丁入畝政策初探〉《晉陽學刊》,2004:3,頁14-16。


[19] 申學鋒,〈晚清戶部與內務府財政關係探微〉《清史研究 》,2003:3,頁43-52。


[20] 申學鋒,〈清代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的演變〉《河北學刊》,22:5(2002),頁141-145。


[21] 申學鋒,〈清代財政支出規模與結構演變述略〉《學術研究》,2004:7,頁98-102。


[22] 申學鋒,〈清代財政收入規模與結構變化述論〉《北京社會科學》,2004:7,頁84-90。


[23] 伍躍,〈明代中葉差役改革試論〉,《文獻》2(1986) ,頁96-117。


[24]伍躍,《明清時代の徭役制度と地方行政》,大阪,大阪経済法科大学出版部,2000。


[25] 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賦役制度的發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26] 何平,〈論清代定額化賦稅制度的建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7:1,61-68。


[27] 何平,〈論清代賦稅徵收工具及其變遷〉《清史研究》,1998:1,頁28-38。


[28] 何平,〈論清代前期的賦稅調整〉《清史研究》,1996:1,頁20-30,39。


[29] 何平,〈從乾隆建陽田賦案論清代的賦稅管理〉《清史研究 》,2004:2,頁71-77。


[30] 何平,〈從李之芳《賦役詳稿》看清代賦稅征課額的構成〉《學術研究》,1997:6,頁66-70。


[31] 吳振漢,〈明代贓罰〉,《明代研究》7(2004) ,頁1-28。


[32] 吳琦、趙秀麗,〈明代地方財政結構及其社會影響〉,《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0:4(2004),頁8-13。


[33] 吳琦、趙秀麗,〈明代財政的徵結,中央與地方的政策執行差異〉,《江西師範大學學報》37:1(2004),頁112-117。


[34] 呂建中,〈試論清代的「攤丁入畝」和「耗羨歸公」〉,《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9:2(2003),頁41-43。


[35] 李三謀,〈清代「攤丁入畝」制度〉《古今農業》,2001:3,頁51-55。


[36] 李映發,〈清代州縣財政中的虧空現象〉《清史研究 》,1996:1,頁86-89。


[37] 李映發,〈清代州縣陋規〉《歷史檔案》,1996,1,頁85-90。


[38] 李振翼,〈「丈地均糧碑記」與「一條鞭法」在甘南藏區的推行〉《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2:4(2002),頁38-40。


[39] 李蓁、李映發,〈明代四川州縣田賦徵收考察〉《中國農史》,2004:1,頁40-50。


[40] 李龍潛,〈明清時期廣東墟市租稅的徵收〉《學術研究》,2006:02,頁112-116。


[41] 汪志國、張祥穩,〈清一條鞭法道路上縉紳地主阻礙勢力消失原因淺探〉《池州師專學報》,15:1(2001),頁71-74。


[42] 谷口規矩雄,〈龐尚鵬の一條鞭法〉,《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下卷,(東京:汲古書院,1990),頁927-942。


[43] 谷口規矩雄,《明代徭役制度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98。


[44] 岩井茂樹,〈徭役と財政─中國稅•役制度の歷史的理解にぉけて(1)-(4)〉《經濟經營論叢》(京都產業大学),28,4,29,1-3(1994)。收入氏著《中國近世財政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4。


[45] 周伯棣,《中國財政史》,上海:上海人民,1981。


[46] 岩見宏,《明代徭役制度研究》,京都:同朋舍,1986。


[47] 林延清,〈論明朝財政監督體制〉,《江南大學學報》3:1(2004),頁36-41。


[48] 林麗月,〈商稅與晚明的商業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16,1988,頁37-61。


[49] 柏  樺,《明清州縣官群體》,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50] 胡湘桂,〈評清前期田賦制度之改革〉《揚州大學稅務學院學報》,1997:03。


[51]] 胡湘桂、仇建鳴,〈論明代田賦制度的改革〉《揚州大學稅務學院學報》,2000:1,頁47-50。


[52] 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61。


[53] 唐文基,〈明代的舖戶及其買辦制度〉,《歷史研究》,1983:5,頁140-150。


[54] 唐文基,〈明朝對行商的管理和徵稅〉,《中國史研究》,1982:3,頁33-73。


[55] 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56] 唐文基,〈明中葉東南地區徭役制度的變革〉,《歷史研究》1981:2,頁115-134。


[57] 賴惠敏,《明代南直隸賦稅制度的研究》,頁10-83;賴惠敏,1992,〈明代賦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顧〉,收入《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頁1487-1497;


[58] 孫海泉,〈清代賦役制度變革後的地方基層組織〉《河北學刊》,24:6(2004),頁171-176。


[59] 徐泓,〈一條鞭法〉,《經濟學百科全書》,第一冊《經濟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1986),頁1-8。


[60] 徐泓,〈兩稅法〉,《經濟學百科全書》,第一冊《經濟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1986),頁135-143。


[61] 袁良義,《清一條鞭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62] 高樹林,《元代賦役制度研究》,河北,河北大學出版社,1997。


[63] 郗鵬,〈明清商品貨幣經濟的高度發展與賦役制度改革〉《思茅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6:4(2000),頁51-54。


[64] 張哲郎,〈明太祖的地方控制與里甲制〉,《食貨》復刊7(1981),頁3-18。


[65] 張海瀛,《張居正改革與山西萬曆清丈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66] 張彬村,〈賦稅與經濟發展,以十六、七世紀的松江府為例〉,《食貨》復刊15:7-8,1986,頁268-281。


[67] 梁方仲,〈一條鞭法〉,《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4卷1期(1936)。收入《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34-89。


[68] 梁方仲,《明代糧長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初版,2001再版。


[69] 梁方仲,1989(1963),〈論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關係〉,氏著《梁方仲經濟史論文集》,頁577-603。


[70] 莊吉發,《清世宗與賦役制度的改革》,臺北:學生書局,1985。


[71] 陳峰,〈20世紀的清代財政史研究〉,《史學月刊》,2004:1,頁113-119。


[72] 陳支平,《民間文書與明清賦役史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04。


[73] 陳支平,《清代賦役制度演變新探》,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


[74] 陳 鋒,〈清代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調整〉《歷史研究》,1997:5,頁100-114。


[75] 陳 鋒,〈清代的錢糧征解與吏治〉《社會科學輯刊》,1997:3,頁100-105。


[76] 陳 鋒,〈清代前期奏銷制度與政策演變〉《歷史研究》,2000:2,頁63-74。


[77] 陳 鋒,〈清初“輕徭薄賦”政策考論〉《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2,頁79-84。


[78] 黑木國泰,〈福建の一條鞭法〉,《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下卷(東京:汲古書院,1990),頁943-954。


[79] 董建中,〈耗羨歸公的制度化進程〉《清史研究》,2000:4,頁50-58。


[80] 董郁奎,〈試論明中葉的財政危機與浙江的賦稅制度改革〉《浙江學刊》,2000:4,頁138-143。


[81] 賈允河,〈清朝錢糧虧空的財政制度根源初探〉《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35:1(1998),頁8-12。


[82] 熊桂蘭,〈明前期江南賦重情況及周忱的減負活動〉《江西教育學院學報》,21:5(2000),頁57-60。


[83] 趙中男,〈明代物料徵收的名目及其差別〉《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7:4(2006),頁107-109。


[84] 劉志偉,〈明代一條鞭法改革前廣東地區賦役制度考述〉,《明清廣東社會經濟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頁138-175。


[85] 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里甲賦役制度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


[86] 劉志偉,〈廣東攤丁入地新論〉,湯明燧、黃啟臣編《紀念梁方仲教授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頁292-307。


[87] 劉彥波,〈論清代的攤丁入地與地方基層組織的變遷〉《江漢論壇》,2005:9,頁94-96。


[88] 樊樹志,〈“攤丁入地”的由來與發展〉《復旦學報(社會科學) 》,1984:4,頁92-99。


[89] 鄭振滿,〈明後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變:兼論明中葉的財政改革〉《中國史研究》1998:1。


[90] 鄭振滿,〈清代福建地方財政與政府職能的演變:《福建省例》研究〉《清史研究》,2002:2,頁24。


[91] 鄭學檬,《中國賦役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2] 鄧智華,〈明中葉江西地方財政體制的改革〉《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1。


[93] 鄧智華,〈明後期江西地方財政體制的敗壞〉,《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5,2003,頁113-116。


[94] 蕭立軍,〈明代財政制度中的起運與留存〉,《南開學報》2,1997,頁111-119。


[95] 賴惠敏,〈明代賦役制度史研究的回顧〉,《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臺灣大學,1992,頁1487-1497。


[96] 賴惠敏,《明代南直隸賦役制度的研究》,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文史叢刊》,1983。


[97] 鮑彥邦,〈明代漕糧折徵的數額、用途及影響〉《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1。


[98] 濱島敦俊,〈圍繞均田均役的實施〉,《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6卷(北京:中華書店,1993),頁192-228。


[99] 濱島敦俊,《明代江南農村社會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1982。


[100] 濱島敦俊,〈明清江南均田均役法〉,《明代江南農村社會研究》,頁209-417。


[101] 謝國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102] 魏光奇,〈清代直隸的差徭〉《清史研究》,2000:03,頁13-20。


[103] 蘇同炳,〈一條編法對於明代社會經濟的影響〉,《羅香林教授紀念論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頁201-230。


[104] 龔汝富,〈清代江西賦稅糾紛案淺析〉《歷史檔案》,2005:3。


[105] Ch’ü, T’ung-tsu(瞿同祖).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范忠信等譯,《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06] Huang, Ray(黃仁宇). “Fiscal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n 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 Seven Studies, ed. by Charles O. Hucker(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73-128.


[107] Huang, Ray.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 阿風、許文繼、倪玉平、徐衛東譯,《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臺北:聯經,2001。


[108] Zelin, Madeleine(曾小萍).The Magistrate’s Tael, 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g China.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1985,


(十二)災荒與荒政



[1] 《中國災荒史論壇》,內含研究動態、專題研究、災荒史話、學人專集、饑荒檔案等項資料。http,//www.iqh.net.cn/zhs_xrwj_show.asp?column_id=2262


[2] 蔔風賢,〈中國古代的災荒理念〉《史學理論研究》,2005,3。


[3] 於德源,〈北京歷史災荒的研究價值〉《北京社會科學》,2001,4。


[4] 卞利,〈論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災害及其治理對策〉,《安徽史學》,2001年01期。《中華文史網》

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SLZH/03/08/2006/16247.html



[5] 方瀟,〈清代救災法律制度述評〉,《安徽大學法律評論》,第2卷1期(2002)。《中華文史網》。


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SLZH/06/11/2004/6305.html


[6] 中央氣象局氣象科學硏究院,《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佈圖集》,北京:地圖出版社,1981。


[7] 牛敬忠,〈清代同治、光緒年間賑災中的捐納〉《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5。


[8] 王金香,〈乾隆年間災荒述略〉,《清史研究》,1996:4,頁93-99,128。《中華文史網》。

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SLZH/01/31/2005/6324.html



[9] 王建革,〈清代華北的蝗災與社會控制〉《清史研究》,2000:2。


[10] 王剛,〈中國古代傳統社會保障與慈善事業:以明清時期為重點的考察》評介〉《中國史研究動態》,2005:12。


[11] 王振忠,〈清代徽州民間的災害、信仰及相關習俗:以婺源縣浙源鄉孝悌裏凰騰村文書《應酬便覽》為中心〉《清史研究》,2001:2,頁105-119。


[12] 王振忠,〈歷史自然災害與民間信仰:以近600年來福州瘟神“五帝”信仰為例〉《復旦學報》,1996:2,頁77-82。


[13] 王彩紅,〈清代康雍乾時期洪澇災荒研究:以直隸地區為例〉《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2002),頁154-156。


[14] 王衛平、黃鴻山、康麗躍,〈清代社會保障政策研究〉《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4。


[15] 王衛平、戴衛東,〈明代傳統社會保障政策述論〉《宿州學院學報》,2005:5。


[16] 王衛平、黃鴻山,〈清代江南地區的鄉村社會救濟:以市鎮為中心的考察〉《中國農史》,2003,4。


[17] 池子華、李紅英,〈晚清直隸災荒及減災措施的探討〉《清史研究》,2001:2,頁72-92。


[18] 朱滸,〈二十世紀清代災荒史研究述評〉《清史研究》,2003:2,頁104-119。


[19] 宋平安,〈淸代江漢平原水災害多元化特徵剖析〉《農業考古》,1989:2,頁249-254。


[20] 宋平安,〈淸代江漢平原水災害與經濟開發探析〉《中國社會經濟史硏究》,1990:2,頁62-66。


[21] 余新忠,〈嘉道之際江南大疫的前前後後──基於近世社會變遷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2,頁1-18。


[22] 吳滔,〈清代江南社區賑濟與地方社會〉《中國社會科學》,2001:4。


[23] 李文海,〈《康濟錄》的思想價值與社會作用〉《清史研究》,2003:1,頁20-26。


[24] 李文海,〈勸善與募賑〉《光明日報》,2005年9月20日)。


[25] 李文海等編,《災荒與饑饉,1840—1919》,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26] 李玉尚、曹樹基,〈咸同年間的鼠疫流行與雲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2,頁19-32。


[27] 李向軍,《清代荒政研究》,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


[28] 李自華,〈清代婺源的水旱災害與地方社會自救〉《農業考古》,2003:1。


[29] 李伯重,〈十八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讀書》,2002:10。


[30] 李彥宏、高淑蘭,〈從明清湖南災荒詩歌看湘人生存環境的變化〉《株洲工學院學報》,2006:1。


[31] 孔蔚,〈江西的劉猛將軍廟與蝗災〉《江西師範大學學報》, 27:4(1999),頁92-96。


[32] 周致元,〈朱元璋的救荒思想和荒政措施〉《安徽史學》,2000:2。


[33] 周致元,〈明代的賑災制度──以鳳陽一府為例〉《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4。


[34] 周致元,〈明代對鳳陽府的災蠲和災折〉《中國農史》,2002:2。


[35] 周致元,〈明代徽州官府與宗族的救荒功能〉《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1。


[36] 邵永忠,〈二十世紀以來荒政史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4:3。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9226


[37] 邵永忠、范紅霞,〈略論宋元明清以來史志書目對荒政典籍的著錄〉《圖書與情報》,2005,3。


[38] 洪琢,〈明清時期的農業災荒及其對策〉《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9:2 & 3(1996),頁7-12。


[39] 倪玉平,《出入與異同:清代經濟史論稿》(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頁224-236,〈試論清代的荒政〉;頁237-249,〈試論清朝的常平倉〉;頁250-262,〈清代冰雹災害統計的初步分析〉;頁263-279,〈乾隆五十三年荊州大水研究〉;頁280-298,〈清朝道光“癸未大水” 的財政損失〉。


[40] 徐心希,〈明清時期閩臺自然災害對媽祖信仰的影響〉《莆田學院學報 》,2004:2。


[41] 徐心希,〈清代澎湖地區的自然災害與相關問題研究〉。

http://www.kjxz.net/html/lunwenzhongxin/wenhua/2006/0710/25779.html


[42] 徐心希,〈略論清朝福建與臺灣兩地的災害與防治〉。

http://www.kjxz.net/html/lunwenzhongxin/wenhua/2006/0710/25780.html


[43] 徐妍,〈災荒與民生,考察陳熾經濟思想的新視角〉《清史研究》,2001:2,頁93-104。


[44] 徐泓,《清代臺灣自然災害史料新編》,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07。


[45] 徐泓,〈介紹幾則萬曆四十三、四年山東饑荒導致人相食的史料〉,《明代研究通訊》,第6期(2003.12),頁143-149。


[46] 夏明方,〈從清末災害群發期看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歷史條件──災荒與洋務運動研究之一〉《清史研究》,1998,1,頁70-82。


[47] 夏越炯,〈浙江省宋至淸時期旱澇災害的硏究〉《歷史地理》, 1(1981),頁140-147。


[48] 郝平,〈山西「丁戊奇荒」的人口亡失情況〉《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6。


[49] 郝平,〈山西「丁戊奇荒」述略〉《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1。


[50] 馬萬明,〈明清時期防治蝗災的對策〉《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2,頁47-55。


[51] 崔湒,〈明代的備荒倉儲〉《北方論叢》,2004:5。


[52] 張文,〈中國古代報災檢災制度述論〉《中國經濟史研究》,2004:1。


[53] 張兆裕,〈明代萬曆時期災荒中的蠲免〉《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3。


[54] 張玲,〈災害與社會之斷想——讀魏丕信的《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滁州學院學報》7,5(2005),頁63-65。


[55] 張建民,〈飢荒與斯文,清代荒政中的生員賑濟〉《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6:1。


[56] 張建民,〈碑石所見清代後期陝南地區的水利問題與自然災害〉《清史研究》2001:2,頁43-55。


[57] 張國雄,〈明代江漢平原水旱災害的變化與垸田經濟的關係〉《中國農史》, 4(1987),頁28-34,53。


[58] 張崇旺,《明清時期江淮地區的自然災害與社會經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59] 張莉,〈乾隆朝陝西災荒及救災政策〉《歷史檔案》,2004:3。


[60] 張繼瑩,《飛蝗蔽天,清代的蝗災、捕蝗及其論述》,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04。


[61] 張繼瑩,〈平糴、給米與施粥 ──明季荒政的個案分析〉《明代研究》,第6期, 2003。


[62] 曹新宇,〈傳統中國社會的「災難信仰制度」與秘密教門的「災難神話」〉《清史研究》,2003:2,頁80-88。


[63] 莎日娜,〈災荒與戰亂:試論明清之際章回小說的時代主題〉《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32:2(2003),頁87-91。


[64] 陳曉翔,〈明崇禎十三、十四年浙江災荒淺析〉《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2,頁61-64。


[65] 陳樺,〈清代防災減災的政策與措施〉《清史研究》,2004:3,頁41-52。


[66] 陳關龍、高帆,〈明代農業自然災害之透視〉《中國農史》,1991:4,頁8-15。


[67] 鈔曉鴻,〈臺灣故宮「史館檔」與《清史稿‧災異志》〉《清史研究》,2003:3,頁107-113。


[68] 閔忠殿,〈清代蘇浙皖蝗災研究〉《中國農史》,2004:2,頁55-62。


[69] 楊紹溥,〈明崇禎十三年的山東災荒〉《齊魯學刊》,1996:4,頁71-76。


[70] 楊劍利,〈晚清社會災荒救治功能的演變:以「丁戊奇荒」的兩種賑濟方式為例〉《清史研究》,2000:4,頁59-64。


[71] 楊鵬程,〈災荒史研究的若干問題〉《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0:5。


[72] 葉依能,〈清代荒政述論〉《中國農史》,1998,4。


[73] 葉茂,〈救荒史研究的拓荒之作:評《清代荒政研究》〉《中國圖書評論》,1995:8。


[74] 廖建林,〈徽商與明清時期的社會公益事業〉《廣西梧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5:2。


[75] 滿志敏,〈明崇禎後期大蝗災分佈的時空特徵探討〉《歷史地理》,6(1998),頁232-244。


[76] 趙玉田,〈明代北方災荒的社會控制〉《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5。


[77] 趙玉田、方順姬,〈明前期北方災荒與農業開發〉《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1,頁68-74。


[78] 趙克生,〈義民旌表:明代荒政中的獎勸之法〉《史學月刊》,2005:3,頁47-52。


[79] 趙崔莉,〈晚清傳統秩序崩潰和紳權擴張之淺見:光緒二十七年皖江水災與和州的社會控制〉《清史研究》,2005:2,頁99-103。


[80] 劉正剛,〈明清閩粵贛地區虎災考述〉《清史研究》,2001:2,頁120-124,。


[81] 劉永剛、李愛軍,〈淺論中國古代天變成災的社會因素〉《青海社會科學》,2005:1。


[82] 劉永剛、胡鵬,〈淺論清代災荒與政府行為〉《哈爾濱學院學報》,2005:3。


[83] 劉仰東,〈災荒:考察近代中國社會的另一個視角〉《清史研究》,1995:2,頁40-49。


[84] 劉靜,〈山西「丁戊奇荒」的應對措施〉《河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5:1。


[85] 閻永增、池子華,〈近十年來中國近代災荒史研究綜述〉《唐山師範學院學報》,2001:1。


[86] 戴衛東,〈略論明代社會保障政策實施中的弊端〉《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1。


[87] 韓光輝,〈清代北京賑恤機構時空分佈研究〉《清史研究》,1996:4,頁20-31,頁99-103。


[88] 魏章柱,〈清代臺灣自然災害對社會發展的影響〉《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5。


[89] 羅麗馨,〈明代災荒時期之民生─—以長江中下游為中心〉《史學集刊》,2000:1。


[90] Brook, Timothy. The Troubled Empire: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卜正民著,潘瑋琳譯,《掙扎的帝國:元與明》,北京: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2016。廖彥博譯,《掙扎的帝國》,臺北:麥田,2016。


[91] Li ,Lillian M. (李明珠)“Food, famine, and the Chinese stat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1. (1982.) :687–707..


[92] Li ,Lillian M.(李明珠)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93] Will, Pierre- Etienne(魏丕信). Bureaucracy and Fam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徐建青譯,《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十三、鹽業與鹽政



[1] 四川理工學院,《中國鹽文化研究中心》。http,//ywh.suse.edu.cn/list.aspx?ctype


[2] 吳海波、李曦,〈清代鹽商與官僚資本述略〉《湖南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頁96-99。


[3] 于海根,〈試析明清徽州鹽商獨特的文化人格現象〉《學術月刊》,1994年第5期,頁88-93。


[4] 小竹文夫,〈清代における銀錢比価の変動〉《近世支那経済史研究》,東京:弘文堂書房,1942。


[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嘉慶後期兩淮鹽務史料〉《歷史檔案》,1994年第一期。


[6] 王思治、金成基,〈清代前期兩淮鹽商的盛衰〉《中國史研究》,1981:2。


[7] 王振忠,〈兩淮鹽業與明清揚州城市文化〉《鹽業史研究》,1995年第3期,頁19-26。


[8] 王振忠,〈明清淮安河下徽州鹽商研究〉《江淮論壇》,1994年第5期。


[9] 王振忠,〈康熙南巡與兩淮鹽務〉《鹽業史研究》,1995年第4期,頁4-18。


[10] 王振忠,〈晚清鹽務官員之應酬書柬:徽州文書抄本《錄稿備觀》研究〉《歷史檔案》,2001年第4期,頁129-133。


[11] 王振忠,〈徽商與鹽務官僚:從歷史檔案看乾隆後期的兩淮鹽政〉《河南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5期2期(2002年3月),頁26-30。


[12] 王振忠,《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頁120-142。


[13] 王業鍵,〈十九世紀前物價下落與太平天國革命〉,收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編,《世變、群體與個人:第一屆全國歷史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1996,頁263-264。


[14] 王瑜、朱正海主編,《鹽商與揚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15] 朱義成,〈清中葉鹽商沒落的原因及影響〉《鹽業史研究》,1991年第1期,頁28-31。


[16] 江巧珍,〈徽州鹽商興衰的典型個案–歙縣江氏《二房貲産清簿》〉《安徽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頁219-220。


[17] 何亞莉,〈二十世紀中國古代鹽業史研究綜述〉《鹽業史研究》,2004年第2期,頁34-44。


[18] 佐伯富,《中国塩政史の研究》,京都:法律文化社,1987。


[19] 佐伯富,《清代塩政研究》,京都: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會,1956。


[20] 吳海波,〈明清兩淮鹽商的資本來源、增值及其特點〉《蘭州學刊》,2005年第4期,頁301-303。


[21] 吳海波,〈近十五年來清代私鹽史研究綜述〉《鹽業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2] 吳海波,〈清代國家生息,鹽業帑本考〉《晉陽學刊》,2005年第2期,頁84-86。


[23] 吳海波,〈清代湖廣官鹽運銷、流通與私鹽〉《求索》,2006年第2期,頁215-218。


[24] 吳海波,〈清代鹽業史料述略〉《鹽業史研究》,2006年第3期。


[25] 李三謀,〈明代食鹽貿易與邊防邊墾〉《鹽業史研究》,2006年第1期,頁11-15。


[26] 汪士信,〈乾隆時期徽商在兩淮鹽業經營中應得實得利潤與流向試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3期,頁95-111。


[27] 汪崇篔,〈《儒林外史》中以鹽商為背景的落伍文人〉《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


[28] 汪崇篔,〈以商品經濟觀念論開中鹽法及其嬗變〉《鹽業史研究》,2000年第3期。


[29] 汪崇篔,〈再評陶澍理鹽〉《鹽業史研究》,2006年第2期,頁35-50。


[30] 汪崇篔,〈明中葉鹽政問題分析〉《鹽業史研究》,2000年第4期。


[31] 汪崇篔,〈明代隆慶年間鹽政狀況分析〉《鹽業史研究》,2001年第3期。


[32] 汪崇篔,〈明代徽州鹽商論述〉《鹽業史研究》,2001年第1期。


[33] 汪崇篔,〈明清兩淮鹽利個案兩則〉《中國經濟史研究》,2000年第3期,頁73-86。


[34] 汪崇篔,〈明清淮鹽經營中的引窩、稅費和利潤〉《安徽史學》,2003年第4期。


[35] 汪崇篔,〈明清徽州鹽商的文化特色〉《中國鹽文化研究中心》,2006年5月。http://ywh.suse.edu.cn/view.aspx?id=188


[36] 汪崇篔,〈乾隆兩淮提引案辨析〉《鹽業史研究》,2004年第4期,頁10-17。


[37] 汪崇篔,〈乾隆朝兩淮鹽商的輸納探討〉《鹽業史研究》,2003年第2期,頁27-35。


[38] 汪崇篔,〈乾隆朝徽商在淮鹽經營中的獲利估算〉《鹽業史研究》,2000年第1期,頁13-22。


[39] 汪崇篔,〈清代徽州鹽商江仲馨獲利案例試析〉《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5月),頁106-111。


[40] 汪崇篔,〈清代徽州鹽商的文化貢獻之一,捐資興機〉《鹽業史研究》,2004年第2期,頁34-39。


[41] 汪崇篔,〈清代徽州鹽商的文化貢獻之二,著述〉《鹽業史研究》,2005年第1期,頁34-39。


[42] 汪崇篔,〈清嘉道時期兩淮官鹽的壅滯〉《鹽業史研究》,2002年第4期,頁3-10。


[43] 汪崇篔,〈清嘉道時期淮鹽經營成本中的估算和討論〉《鹽業史研究》,2002年第1期,頁7-17。


[44] 汪崇篔,〈對“徽州鹽商壟斷”說的商榷〉《鹽業史研究》,2003年第4期,頁29-36。


[45] 周志初,〈清乾隆年間兩淮鹽商的資本及利潤總額〉《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5期。


[46] 周琍,〈明清時期閩粵贛邊區的“鹽糧流通”〉《鹽業史研究》,2006年第3期,頁33-39。


[47] 林永匡、王熹,〈清代兩淮鹽商與皇室〉《故宮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頁29-35。


[48] 林滿紅,〈以古論古,讀吳嘉賓「錢法議」(1845) 〉《中國近代史的再思考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2005年6月29日。

研討會網址,

http://www.mh.sinica.edu.tw/eng/download/abstract/abstract1-2-1.pdf


[49] 金成基,〈清代前期兩淮鹽商的盛衰〉《中國史研究》,1981:2。


[50] 范金民,〈明代徽州鹽商盛於兩淮的時間與原因〉《安徽史學》,2004年第5期,頁5-11。


[51] 范金民,〈清代徽州鹽商的銷鹽糾紛與訴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2期,頁38-44。


[52] 韋明鏵,《兩淮鹽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53] 韋慶遠,〈清代康熙時期「生息銀兩」制度的初創與運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頁80-68。


[54] 倪玉平,〈政府、商人與民眾——試論陶澍淮北票鹽改革〉《鹽業史研究》,2005年第1期,頁3-12。


[55] 倪玉平,《出入與異同:清代經濟史論稿》(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頁51-60,〈清朝,道光黃玉林私鹽案研究〉;頁60-73,〈“川鹽濟楚” 研究〉;頁74-107〈清代兩淮鹽政改革論綱〉。


[56] 徐泓,〈清代兩淮的場商〉,《史原》,創刊號(1970),頁13-45。


[57] 徐泓,〈明代中期食鹽運銷制度的變遷〉,《臺大歷史學系學報》,第2期(1975),頁139-164。〔收入《中國史學論文選集》第二輯,臺北:幼獅出版社, 1977年,頁749-801。又收入陳國棟、羅彤華主編,《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經濟脈動》,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05年,頁260-290。〕


[58] 徐泓,〈明代的私鹽〉,《臺大歷史學系學報》,第7期(1982),頁23I-266。〔又收入《明史研究論叢》第一輯(臺北:大立出版社,1982),頁525-592。


[59] 徐泓,〈明代前期的食鹽運銷制度〉,《臺大文史哲學報》,第23期(1974),頁221-266。


[60] 徐泓,〈明代前期的食鹽生產組織〉,《臺大文史哲學報》,第24期(19750,頁 161-193。


[61] 徐泓,〈明代後期的鹽政改革與商專賣制度的建立〉,《臺大歷史學系學報》,第4 期(1977),頁299-311。


[62] 徐泓,〈明代後期鹽業生產組織與生產形態的變遷〉《沈剛伯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頁389-432。


[63] 徐泓,〈清代鹽務史料〉《近代中國》,139(2000),頁36-51。


[64] 徐泓,《清代兩淮鹽場的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2。


[65] 徐泓,〈明代的鹽務行政機構〉,《臺大歷史學系學報》,第15期(1990),頁97-106。


[66] 徐泓,〈清代兩淮鹽商沒落原因的探討〉《徽學》,第七卷(2012.03),頁10-32。


[67] 徐泓,〈明代河東鹽銷區的爭執〉,收入劉翠溶編,《中國歷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07) ,頁303-311。


[68] 張小也,《清代私鹽問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69] 張正明,《晉商興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70] 張海鵬,〈徽商在兩淮鹽業經營中的優勢–“明清徽與兩淮鹽業”研究之二〉《明史研究》,第5輯(1995)。亦收入《首屆國際徽學學術討論會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


[71] 張海鵬,〈徽商在兩淮鹽業經營中的優勢〉《首屆國際徽學學術討論會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頁172-189。


[72] 張海鵬,〈徽商進入兩淮的幾個階段–“明清徽商與兩淮鹽業”研究之一〉《貨殖》,第2輯((1996)。


[73] 張海鵬、王廷元,《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74] 張連生,〈清代揚州鹽商衰敗原因綜述〉《鹽業史研究》,第1輯(1986年12月),頁81-84。


[75] 曹永憲〈明代徽州鹽商的移居與商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年第1期。


[76] 盛茂產,〈包世臣與兩淮鹽政改革〉《鹽業史研究》,1994年第4期,頁33-35。


[77] 郭正忠主編,《中國鹽業史‧古代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78] 陳昭南,《雍正乾隆年間的銀錢比價變動》臺北 , 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 。


[79] 陳鋒,〈近百年來清代鹽政研究述評〉《漢學研究通訊》,第25卷2期(2006),頁1-12。


[80] 陳鋒,《清代鹽政與鹽稅》,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81] 傅衣淩,《明清時代的商人及商業資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臺北:谷風出版社繁體字重排本,1986。


[82] 湯象龍,〈道光時期的銀貴問題〉《近社會科學雜誌》,第1卷3期1930。


[83] 馮爾康,〈明清時期揚州的徽商及其後裔述略〉《徽學》,2000年卷,頁166-198。


[84] 廖祥年,〈社會控制視野下的國家、地方、宗族的三重變奏:以明代贛南鹽政為中心〉《鹽業史研究》,2005年第1期,頁21-24。


[85] 劉淼,〈明代國家與民間資本的聯系: 開中鹽糧的比價關系研究〉《鹽業史研究》,2005年第2期,頁3-11。


[86] 劉淼,〈明代開中商人的食鹽價格確定〉《鹽業史研究》,2004年第3期,頁3-8。


[87] 劉淼,〈從徽州明清建築看徽高利潤的轉移〉《江淮論壇》,1982年第6期。


[88] 劉淼,〈徽州鹽商的經營特點〉《徽學》,第1輯(1986)。


[89] 劉淼,《明代鹽業經濟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


[90] 劉經華,〈從諾思(Nuosi)悖論看清代官督商銷制―兼議中國傳統鹽務管理體制的基本特徵〉《鹽業史研究》,2006年第1期,頁3-10。


[91] 劉經華,〈晚清鹽政的新變化分析〉《鹽業史研究》,2004年第4期,頁18-24。


[92] 劉雋,〈道光朝兩淮廢引改票始末〉,《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1卷2期1933)。


[93] 劉慶雲、蔡建,〈近20年清代兩淮鹽業研究述評〉《鹽業史研究》,2005年第2期,頁42-49。


[94] 蔡建、張淵,〈試論清代兩淮鹽商的消費取向及對現代經濟發展的啓示〉《鹽業史研究》,2006年第2期,頁24-28。


[95] 鄧智華,〈龐尚鵬對兩淮鹽法的清理和整頓〉《鹽業史研究》,2006年第2期,頁51-56。


[96] 蕭國亮,〈清代兩淮鹽商的奢侈性消費及其經濟影響〉《歷史研究》,1982年第4期。


[97] 鮑傑,〈紹興鮑氏鹽商〉《徽州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


[98] 羅慶康,〈淺論陶澍整頓兩淮鹽政〉《鹽業史研究》,1988年第2期,頁38-41。


[99] 藤井宏,〈明代鹽商の一考察–邊商、內商、水商の研究〉,《史學雜誌》第45編5-7號,1943。劉淼輯譯《徽州社會經濟史研究譯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88),頁304-305。


[100] 藤井宏,〈新安商人の研究〉(一)、(二)、(三)、(四),《東洋學報》,36(1)-(4),頁1-44、頁180-208、頁65-118、頁533-563,1953-1954。《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101] 黃國信,《區與界,清代湘粵贛界鄰地區食鹽專賣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6。


[102] Ho, Ping-ti (何炳棣).“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1/2(1954) :130-168. 巫仁恕譯,〈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2期,頁59-76。


[103] Liu, Ts’ui-jung (劉翠溶).“Feature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of the Ming-Ch’ing Salt Market.”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Π)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1989),559-627. 劉翠溶,〈明清時期鹽市場的不完全競爭〉,《研討論文》7702,50頁。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8。

来源:微信公众号“瑶湖读史”。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史学科班生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