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王瑞来：《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

中国的历史学者，在长期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优良的学术规范，那就是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论从史出。详细具体地检视史料，我们会发现，唐宋变革论难以圆满地贯通解释唐代以后的全部历史走向。这一理论范式指导下的考察，甚至走到北宋末年，就举步维艰，抵牾尽现了。因此，解释中国历史是如何走入近代、走向今天的，需要转换视角，在坚实的史料支撑下，运用另外的理论范式。

这一有别于唐宋变革论的理论范式，就是我近二十年来所倡导的宋元变革论。一位曾担任过东京大学教授的朋友，最近著文说我的宋元变革论是“批判性地发展唐宋变革论”。这样说并无大误。我的批判在于斩断了唐宋变革论向下的历史分期，将其截止于北宋末，从南宋开启的则是宋元变革论；我的发展则在于将唐宋变革和宋元变革视为两个互相连续的社会转型。

“变革”一词，由来已久。《礼记大传》就讲：“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不过，我觉得《礼记》这句话中的“变革”，以及古代文献中使用的“变革”，跟“改革”的意思相近，强调改变的主观意志与行为。而我们今天使用的“变革”一词，包括唐宋变革论中的“变革”，更接近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所形成的客观状态或结果。这一语义的生成，大概是明治维新以后主张脱亚入欧的日本引进西学改造固有汉语词汇的产物。这跟“封建”“革命”“历史”等词旧瓶装新酒一样。

既然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所形成的客观状态或结果，那么变革就不是突变，而是有一个演化的时间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唐宋变革和宋元变革，都不是从字面上理解的唐宋之际和宋元之际发生的变革，而是指长时段的社会转型。我理解的唐宋变革是指自中唐“安史之乱”开始，至北宋末终止；而宋元变革则是从南宋开始，至元末终止。两个变革期都长达二百余年，都是渐进性的社会转型。

科举规模扩大化，形成士大夫政治，造成社会流动，推动全社会向学，文化水准提升，平民文化兴盛，商品经济繁荣，这是在唐宋变革期积蓄的宋元变革的内在因素。靖康之变，北宋覆亡，南宋王朝在江南建立，终结了从隋唐到北宋的政治、经济中心的二元化状态。这一历史的偶然性因素造成的政治地理变化，则是宋元变革开启的直接促因。

北宋积蓄的各种因素在新的场域背景下发酵，每年大量产出的士人由于“员多阙少”，无法学而优则仕，从而被发达的地方社会吸纳，形成流向多元化，与政治联系紧密的居乡士大夫一同着力经营地方，作为精英引领社会转型。

蒙古征服南宋，除了对遭遇激烈抵抗的少数地方进行残酷屠城，对多数地域实行的是不流血征服。这就在客观上使江南的生产力与经济结构没有遭受重创。而元朝长时期停废科举，又加速了士人的地方化进程。明清乃至近代地方上乡绅阶层的强势，就是来自宋元变革的铺垫。以朱子学为主的道学，作为儒学新形态，放下身段，面向民众，以道化俗，在大量士人的推动下，不仅在南宋的江南生根开花，并且伴随着大一统形势，逐渐扩散到全域。

唐宋变革论向上看，揭示的是与中唐以前不同的新形态；宋元变革论向下看，阐述中国社会由南宋历元。进入明清，走向近代的步履。

本书绪论和最后的再阐释，关于相对陌生的宋元变革论，已有相当集中的阐述。为了让读者能够尽快了解，谨以比较简洁的方式概括如上。

本书所述，是我近二十年来的学术积累。有旧文，有新作，作为论文，绝大部分曾陆续刊发于报章杂志。此次汇于一编，在篇次结构上，根据内容的逻辑关系，又进行了调整重构。

全书厘为四编。开头的《绪论：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是总括式的概述，通过这一章，读者对宋元变革论可以从理论上获得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第一编“科举改官与士人流向”由《金榜题名后——“破白”与“合尖”》和《士人流向与社会转型》两章构成，试图打破金榜题名即可飞黄腾达的假象。通过爬梳文献，以文献中发掘出的大量具体例证，展示科举登第难和登第后升迁更难的士人困境，以及由此促成的士人流向多元化。

第二编“走向民间与根植地方”由六章构成，均为个案考察。第一章《“内举不避亲”》，第二章《民间士人样相个案观察——杨万里集外佚文考释》，缕述作为南宋文坛四大家之一的显宦杨万里为子嗣亲友仕途升迁改官的斡旋奔走，以及著文对乡梓布衣士人的揄扬褒奖，揭示士人的仕途艰难和士人势力的民间生长。第三章《小官僚大投射——罗大经的故事》，则通过著名笔记《鹤林玉露》作者罗大经的仕宦经历，来具体展示士人科举登第后的艰辛，以及对地方势力的借助。第四章《科举家族与地域网络——由周必大〈曾南夫提举文集序〉切入的考察》，透过南宋宰相周必大笔下的曾氏家族成员的命运，来反映科举与士人及士人与地域的多重关系。第五章《写意黄公望——由宋入元：一个人折射的大时代》和第六章《管道升的世界——诗情画意中凸显的社会性别》，分别通过元代的《富春山居图》作者黄公望生平经历和宋朝皇族文人赵孟的夫人管道升的家庭生活，来透视宋元时代变革背景下疏离政治的士人与文化。

第三编“观念变化与社会转型”，由五章构成，内容均为对社会转型与观念变化互为作用的考察。第一章《“读书不求官”——宋元社会转型背景下的观念变化溯源》，由苏轼的一句诗切入，考察了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士人疏离政治的观念变化。第二章《两个对立的“等贵贱”》则是考察了原本强调贵贱分等的“等贵贱”，在社会平民化趋势下转变为诉求让贵贱平等的词义演化。第三章《“乡评不可掩”——时代变革中的南宋地方社会》，讲述的则是士大夫对地方话语权主导下的社会建构。第四章《从同年到同乡》，分析了科举士人从北宋重视同榜登第的同年结盟到南宋重视同乡关系的变化。这种地方认同意识增强的现象，正折射了社会转型。第五章《科举取消的历史——元代士人的心态变化与职业取向》，则以没有了科举的时代为背景，广范围地考察了士人的心态与生活，借此展示南宋以来的士人流向多元化在元代的全面铺开。

第四编“宋元变革与儒学演进”，由三章构成。南宋开始大盛的儒学新形态道学与宋元变革的关系如何?在社会转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不仅是以前的唐宋变革所未曾遭遇的思想现象，也是阐述宋元变革论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本编三章就是从不同视角对这一问题的回应。第一章《宋元变革视域下的江南儒学》，是以广阔的视野对生发于江南的儒学进行的综合考察。第二章《朱子学何以会成为宋元以后的儒学主流》，对于在宋元变革历史脉络中形成的朱子学，何以会成为近代以前的儒学主流，把元代作为重要的节点，分析了其中的主要原因。第三章《蜀道通天下——道学发展史上魏了翁定位申论》，则是从个案出发，讲述魏了翁在时代变革潮流中对道学的承前启后。

最后《并非结语的重申——宋元变革论再阐释》，着重从学术史的视野对各种历史分期的由来进行了梳理与评说。作为对本书开头概述的延申，再次对士人流向之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性加以述说，并对被漠视的元代应当加以关注进行了强调。

如上所述，本书从时代上看，上溯北宋，下至元代，对于宋元变革论的阐发，有宏观概述，有微观分析。无论宏观还是微观，都是根据自身对文献的挖掘，用史料说话。跟我另一个研究主题士大夫政治相关，本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引领社会转型的知识精英士人、士大夫的活动上。有对士人命运的观察，有对士人因时代影响观念变化轨迹的追寻，有对士人参与地方社会建构的考述，还有从思想史的视野对南宋以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学在宋元变革中引领作用的探讨。这些内容，只能说是对宋元变革社会转型主要面相的探索，开辟草莱，无法概全，有待于深入开掘和拓宽范围的相关课题相当多。

在参考文献之前，附录有一篇2014年初我在牛津大学国际研讨会上的英文演讲稿，是对宋元变革论的简要介绍，以供汉语世界以外的学者阅读参考。

宋元变革论，从学术史的背景来说，尽管有来自欧美及日本学者既有学说的启发，但毕竟是中国本土出身的学者首次力倡的重要议题。就本书所述，揭示中国历史走向近代的历程，相信可以自圆其说。不过议题涉及领域广泛，本书未能涉猎处甚多。从考察范围的扩展与内容的充实，到理论范式的构建，不仅是我个人今后的课题，也希望更多感兴趣的同道参与进来。历史的结果，由合力形成，学术积累亦然。作为文化建设，无数独创性学术的集合，便是壮观的峰巅。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劳作，必会业绩辉煌。

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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