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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发现之仇英摹宋本《水军图》——兼论仇英绘画的独特成就

徐中锋,2011-02-15,艺苑,2011年4期

历代名家中不乏能将谨严写真与温雅气韵融为一体者,仇英可谓其中之一;历代名画中不乏“精工”与“气韵”兼具者,仇英摹宋本《水军图》可算其中一幅。新近发现并入藏中国航海博物馆之仇英早期摹宋本《水军图》(图1),刻画精微臻妙、气韵生动和谐,不仅是研究和考证中国古代水上官军发展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水军图》画种的标本,名家之作,难能可贵。

一、《水军图》其画

明代《水军图》纸本立轴,宽105厘米,高73厘米。其中绘有人物一百一十余,船艇四五艘,并有码头、水岸、城门、重峦、疏林等。表现了在大河宽阔处,将官、士绅们观看水军演练的情景。画面左下角钤有“十洲书画”朱文印一方,是为“明四家”之一仇英早期临摹宋画之原作。

在画中,近处军士奋力摇桨、将官观操评点;远处重峦叠嶂、帆桅林立。烟岚笼罩下,平流浪急,将戎装军士的威武雄壮以及观操进行中的热烈氛围表达的恰如其分。画笔从容淡定,于繁密中见简劲,于韵律中见气势。设色上清雅润丽,以装饰美彰显出来激昂韵致。

画家在安排布局时,除了前景中操练的船只,身着红衣的高官也是一个中心。画中人物众多,但通过画家的努力,各个人物各自不同的表情和动作均勾描工细、表达精确,使得每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容貌、表情、性格和动态,在统一和谐中又个性突出。画面整体清劲古朴、场面宽宏、营造得体,既得悠远之境,又有写真之实,皆逞绘事之能,气势不凡。

历代名画中写军容者少,描绘水军者更少。比较著名的有元代王振鹏所绘《金明池龙舟图》(图2),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该图描绘根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载,记宋太宗太平兴国7年于东京汴梁水军争标演习景象,画中所绘宝津楼是皇帝观看争标赐宴的所在,龙舟意象,描写细腻。历代名画中描绘舟船的以龙舟、渔船为多,水上军船者少。诸如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明张路《溪山放艇图》、清徐扬《姑苏繁华图》等,都有较清晰的船只表现,写实细腻。仇英作为临摹古画的高手,在《水军图》中描绘极尽精微,并在文人画气韵处理中匠心独运,将宋代水上官军的军容整备、操练现实表现出来,“精工之极又有士气”,为难得之精品。

中国古代水上交通发达,航海历史丰富,但能考证的遗存较少,仅沉船、岩刻、绘画等。另由于“以海为界” 的思想禁锢,受明清禁海政策的影响,水上官军除明郑和船队外难以称强大,故此类院本水军图在宋元时期较多,其他朝代少之又少。此幅画作为研究本类画种的标本,提供了考证宋时水军阵容、军事装备以及社会风尚、衣帽服饰等很多详实的依据,具有重大意义。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也为了解仇英从“画工”到文人画家的融合历程提供了直接见证。

二、仇英其人

文人画大都聊以自娱,寄兴抒怀,不重写实而强调意境,这与画工不同;画工者,皆出身低微,以画技谋生,可以精绝,但难以温润。董其昌的“南北宗画论”从一定的角度推崇南宗文人画而贬低北宗画工画,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仇英应该是两者兼具的画家,这与他的出身、天赋、经历及勤奋相关。

图2 王振鹏《金明池龙舟图》(局部)〔元〕

图3

仇英少时家境贫寒,早期做油漆、彩绘等工作,并没有文人画家的审美基础和优越感。学画后,拜师周臣,与唐寅一个老师。“初执事丹青,周东村异而教之,摹唐宋人画,皆能夺真。”其画艺高超已见端倪。后又在鉴藏家周凤来、陈官、项元汴家中长期临摹古代名画,并间有《子虚上林图》等名作问世,这样的经历使他日渐具备了扎实的描绘技巧和严谨的写实能力。再后逐渐盛名鹊起,无论山水、人物都有非凡成就。“尤工人物,其发翠毫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渐古人”。

仇英年少时即为文徵明熟识并器重,“少尝侍文太史,谈及此图云,使仇实父设色,两易纸皆不满意,乃自设之,以赠王履吉先生。”可见他们关系之亲近,虽无师生之名却有师生之实。仇英在苏州地区与众多文人画家及收藏家的亲近,都使得文人画情趣的滋养一点一滴地汇聚在他的作品中。

三、写真及气韵在《水军图》中的表现

该画上修补残破处甚多,后有重裱。除了卷轴外有磨损、轴头遗失外,整体保存还算完好。详观其画面,山峦城廓、碧水丛林,水际有突兀大石,上有虬松挺劲,雨点皴浑朴静穆,平远意境清幽旷远,可见宋代院体山水画的精微不苟、清逸臻妙。其取景法正如《林泉高致集》中所说的“盖身即山川而取之,这山水之意度见矣。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一样,精心营造,用笔讲究,将近景中众多人物喧嚣演练的情景很好地烘托出来。

近景中,画家更是对众多不同人物进行了细致严谨的刻画,将不同人物的动态、表情甚至气质、职业、性格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画中描绘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四组:1.军船上奋力摇桨以及领队的军士;2.连锁甲板上观看演练的将官、文官及士绅;3.在一旁谈笑或观操评点的官绅;4.厅阁内观看主官题字的官员及随从。整体情境生动而和谐,观之如临其境。在第一组人物中(图3),三艘船在将官指令下破浪向前,水浪滔滔、长浆舞动,颇为壮观。执桨军士整齐用力,其动态刻画得清晰准确。前船头上有一领队军士手执长矛伫立,双目炯炯望向前岸。另一船上有号角手、执信号灯者以及瞭望者,号角手正鼓腮吹响长号,用线劲健纤丽,表现练达。众水军皆长衣素甲,头戴软毡红缨“范阳笠”,衣边填金及红缨着色艳丽而鲜润,在雅致的背景中十分醒目。军士下有绑腿,有枪钺钩叉等水军用长兵器并放于船底,亦有整桶的弓箭置于船尾,军容整肃,士气高昂。第二组中,有一将官站在最前方,红衣虬髯,铠甲上的金色填充尚有保存,十分细腻。将官着铠甲佩长剑,单手举起向前挥动,似正在发出演习号令,气度威武。在其身后,有众多军官、文官、士绅,其中水军军官为多。军官多着青衣素甲,头扎包巾或软翅幞头,有神情肃穆者,有私下交谈者,视线大都投向了水中操练的军船。第三组中,仍是一群正在观望演练的官员、士绅。与前一组不同的是,此组人群相对分散,官员中有级别更高者,有将官,有文官,有个别交谈者,有指点评论者。最前方的一群中,有二军官正在比划作势,似为对水军操练的争执或讲练,周围人都被吸引,笑意相向,意境跃然纸上。第四组位于画面偏上方(图4),厅阁内几位文职官员及随从围在一张桌案旁,正在看中间一位长翅冠、大红袍的官员题字。从服饰及位置上看,此位官员应是画中官职最高者。桌案上有砚台、水盂以及烛台,宣纸已然打开,此位高官冠翅长舒、举笔上扬,正在思考如何落笔。其神情、须髯、服饰刻画精妙,染色明丽,正是仇英画中笔墨精致、设色典雅之要处,高雅温润的士气也显现无疑。

图4

在此幅画中,亦徜徉着“画外有意”、“意趣无穷”的灵动气韵,水军操练的现实场景经过画家思维的艺术加工,动静调和,诗意盎然。所谓气韵,是指绘画中以有限反映无限的诗意追求,通过对布局、造型的传神写照,表现悠远雅致的审美趣味。谢赫将“气韵生动”写于绘事“六法”之首,证明了气韵对于绘画的重要意义。画中所描绘的水军操练、将官观演情景,写实而生动,热烈的气氛在静谧的平远山水烘托之下,更显得神清气远、畅达和谐。文人画画面中的蕴意讲究是最主要的,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将绘画技巧和文人底蕴完美结合,此图中的文人画修养也通过精心的营造、高超的技法传达出来。画面上无数条构图线穿插突破,繁密复杂,视线所及皆为可观之处,形成不间断的明快韵律,点点精彩,但稍收眼光,即见山水相依,苍松翠柏下人头攒动、演练酣畅,瞬间气氛被即时凝固,非高手所能为之(图5)。临摹虽不是创作,但对于被临摹者来说,每一次临摹就是一次创新;而对于临摹者来说,稍不注意就会僵化、散乱,或者失去原画的表达意图。此画能在临摹中变化、临摹中创新,是仇氏天赋加勤奋的结晶。画面在设色上也别具匠心,可以看到金红色的穿插提缀更明丽醒目,在青灰衣饰及水纹的基调色映衬下,突出强调了热烈而令人激动的氛围。艺术诗意地表现具体,在《水军图》中得以体现,画面在传达故事性情节的同时,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山水之间的情感信息交流得以生动展现。

图5

图6 仇英常用印章

四、仇英的独特成就

作为“明四家”之一的仇英,风格与其他三家虽互相影响,但个性独蕴。其成就以青绿为最,青绿中配以界画,柔和设色加雅艳点染,早期繁复明快多用绢本,晚期越来越简逸妍柔。仇氏画作虽仿本如云,但多流于艳俗粗糙,多匠气而少韵致,“真笔不论粗细,无不具有文秀之致”。仇氏虽与唐寅、文徵明深交并驾,却极不喜题诗落款,用印倒很多。其常用印有“仇英”、“仇英之印”、“实父”、“仇氏实父”、“十州”(图6)等,早中晚期区别教大。《水军图》中的钤印“十洲书画”并不常见,印文线条圆韧、秀雅含蓄、气息纯正,色淡而偏黄,与其他早期用印风格比较接近。

仇英的独特艺术成就还在于其对于文人画情趣的追求和理解,他清楚自己的弱势与长处,并能在不断的追求中调整和规避,机缘禅心,终成大家。仇英虽然经常有人请作画,有人赞助,画价也高,在早期的艺术市场表现中不同凡响,如天籁阁主人项元汴收藏仇英的《汉宫春晓图》花了200金,而买唐寅《画篙山十景册》只用24两,买文徵明的《袁安卧雪图》只用16两,悬殊甚巨;但他深知自己为草根出身,对于“文人画”从不敢奢望,也从不敢骄纵。所以,在这个艺术苦旅中,他赢得了尊敬,却并不快乐。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卷二·画源》中说道:“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伯骕精工之极,又有士气,后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钱舜举是已。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太史于此一家画不能不逊仇氏,固非以赏誉增价也。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宛如隔壁,钗钏戒顾,其术亦近苦矣。”联系《水军图》再纵观仇英的作品,能看到其随着绘画技艺的日见精深,画品也逐渐澄心见性,一线一色都在平面中活跃出绝美旋律,文人画意境凸显。

作为“画工”画中的佼佼者、“文人画”中的独行者,仇英在艺术史上应该有更高的地位。《水军图》作为其早年面壁摹古的精品,能代表其“精工之极又有士气”特征,也含蕴了不断纠正、不断创新的艺术思想。

[1](明)徐沁.明画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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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王穉登.吴郡丹青志[O].明万历45年(1617)刻本.

[4]王璜生,胡光华.中国画艺术专史——山水卷[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

[5]汪小洋主编.图说中国美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6]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7]王伯敏主编.中国绘画通史[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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