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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06-28

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

王先明

   内容提要:从历史长程中梳理近代以来革命史的形成和建构,有助于深化对当代史学变动取向的学理认知。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兴起与发展自成体系,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既往的历史学学统。中国革命史的兴起和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逻辑,除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记述和研究之外,还有一个以革命史视角重构中国历史的取向,它是另一层面上的“革命史”的建构过程。“新革命史”或是“革命史”研究的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向,只有在对整个“中国革命史”研究反思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一个真正的“新革命史”的时代才会出现。

关键词:近代中国;革命史;社会史;新革命史

“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戊戌庚子之间,中国社会历史正进入一个转折点。在新世纪的第一年(1901年),《国民报》第1期发表的《二十世纪之中国》就揭橥了“革命”言说,号召“种吾民革命之种子,养吾民独立之精神”,预言20世纪乃革命之世纪。“革命”是中国百余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革命是二十世纪的一个专有名词,其时代特征昭彰特出。”近代革命话语的生成和演进过程,实质上也是现代中国历史不断展开的进程,同时也是革命史不断建构的过程。“革命史写作便成了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战场。”

革命史与社会史、文化史或经济史之类型显然不同,后者是蕴含在人类历史之内、为着史学研究需求而划分的研究领域(或学科),而革命史本身即为历史,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本身,“二十世纪之世界,一革命活动之世界也”。作为时代主体内容的革命运动进程,奠造了革命史兴起的根基。因此就中国的历史时代而言,20世纪就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与中国古代史完全不同,恰恰是革命史构成了近代史之所以成为近代史的决定性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史或者说20世纪中国史与革命史天然地一致。房德邻就评述过:“通行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专门的革命史。”

那么,面对当代史学变动的情势及其趋向,尤其面对“新革命史”的取向时,从历史长程中梳理近代以来革命史的形成和建构,并就其纵向展开和横向拓延的学术进路进行分析,或许可以获得更为深远和透彻的学理认知。

就史学研究的主体内容而言,近代之前无所谓革命史,诚如梁启超之评断,传统史学不过是帝王家谱录或“录鬼簿”而已,因之他才发起“新史学”革命。基于历史语义考释,梁启超于1902年作《释革》一文,对于“革命”话语作过相当系统的阐释:一是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并以此与西文之Reform和Revolution作比较性辨别。二是革命有三个特征,即顿(突)变(非渐变)、整体变革(非部分变革)、激进性(非累积性)。三是革命不限于政治领域,而存在于社会、文化、经济诸多领域,“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因此,“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典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然而,梁启超对革命语义的历史性解释尽管浸染了历史学的色彩,但与革命史本身还是相去甚远,虽然作为新时代史学热潮的革命史总体上也可归纳于他所发起的新史学的趋向之中。

中国革命史的兴起或形成,不是“新史学”时代诉求的直接产物,而是新时代革命运动主体历史的产物。“武汉倡义,天下景从;泉达火燃,莫之能御……溯自起事,以至成功,仅百二十六日耳,事机之速,求之革命史中,亦所仅见。”因此,几乎是踏着辛亥革命本身前行的脚步,辛亥年11月间《中国革命记》即已出版。随后,1912年5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问世,它所记述的内容凡三编:第一编为中国革命缘起及湖北革命始末;第二编为各省革命志略;第三编为民清议和及共和立国。

最早所见《中国革命史》为1923年1月孙中山自撰,其后即有贝华撰写的《中国革命史》出版,明确提出革命史的记述当“自孙中山先生创导革命起,至民十四年中山先生逝世止,按中山先生一生事业编列,凡四十年。”贝华所著《中国革命史》分为:第一编革命运动时代;第二编革命之成功时代;第三编二次革命,第四编云南起义,第五编护法之役至孙中山逝世”。显然,近代“中国革命史”的内容即指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的历史进程,并以孙中山的活动为中心线索。“盖中国革命,自播种,而萌芽而抽条,而发芽,均为中山先生一手所造成,故本书即按照中山先生一生事业编列。”值得关注的是,署名张兆祯的《中国革命史》中有如下记述:“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乙未遂举事于广州,辛(亥)而民国告成。然至于今日,革命之役,犹未竣也。余之从事革命,盖已三十有七年于兹。赅括本末,胪列事实,自有待于革命史。今絜纲要,述之如左。”就其内容而言,实为孙中山遗著《中国之革命》的编排重印本。

应该说,这一立场奠定了最初的中国革命史的范围,即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1929年出版的张韶舞、印维廉和文圣举的三部同名《中国革命史》,论述的则是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至1926年北伐间的革命运动。此后继出的陈功甫《中国革命史》虽言“中国革命,肇源甚早”,认为明末清初反清会党即为其初萌,至太平天国“措置乖方,事终无济”,“而反清复汉之观念,已渐滋于一般社会间”,但仍认为革命之主体内容实始自甲午之后,“种族革命团体,遂应运兴焉”;它所论及的中国革命史内容,即从孙中山倡导革命始,经辛亥革命至国民革命北伐成功而止。《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特别指明:“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以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卒颠覆君政。”“夫革命非能突然发生也”,其导因为半殖民地之地位,封建专制之统治。

无疑,最初的中国革命史的撰述只是“私修历史”,并非革命成功后或国民党主政后推出的官修史书行为。“民国革命,已十有六年。在此期间,政局、外交、社会、经济等等表现之变态,如风荡春云,幻状乃无穷极。而细按其实,则每一变故,皆有线索之可寻。”文公直的《中华民国革命史》称:“著者久拟为之统计,以供革命同志及关心社会、经济、政治、历史者之需。”他在“序文”中说明此乃“私人修史之作”,并无官家背景;强调“惟以民众的地位,记其事实之起迄,初无所臧否。其主旨惟求供献一民国革命事实大纲之记录,于今之人士及后之来者”。文公直对朋友沈其权剖白心迹说:“我心里爱说的真话、要说的秘密都能说,任谁也不怕。精神上得着安慰,比甚么都痛快!”实在“不能出版就送给朋友看”。

显然,中国革命史的兴起,首先是以辛亥革命的历史事件的研究(或记述)为主体的历史书写,其时限范围始于甲午之后而止于共和成立,或下延至国民革命(北伐成功)。其次,革命史叙事主体以孙中山事迹为主线(或中心),以此勾连相关的人与事,形成基本的“中国革命史”构架。基于这一立场或视角的中国革命史叙事模式一直在延续,至少有以下几种著述可互为印证。

其一,张昭麟编《中国革命史教程》,其内容结构为:第一章革命之运动时代,第二章辛亥之役,第三章讨袁之役,第四章护法之役,第五章本党改组以后之奋斗,第六章北伐之经过。

其二,1929年出版的《中国国民革命史问答一百条》,它也明确指陈:“中国近代国民革命分为五个时期:革命酝酿时期(民国纪元前二七年至十八年),革命萌芽时期(民国纪元前十七年至八年),革命进行时期(民国纪元前七年至民国三年),革命顿挫时期(民国四年至十三年),革命激进时期(民国十四年)”。

其三,1932年出版的《近世革命史》,它也以兴中会成立为中国革命之发端。此著认为“中日战争失败后,高丽被割,国势陵替,江河日下,一般有志的人,目睹实情,都以为非有重大的革命,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那时革命运动,分作两派,一为康有为、梁启超派,一为孙中山先生派……康、梁终归于失败”,“惟有孙先生所领导的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卒底于成”。因此,它将中国革命史划分为兴中会时代、同盟会时代、国民党时代、中华革命党时代、中国国民党时代。

“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自然与我们人生有密切的关系;而在革命潮流澎湃汹涌的时期,是历史的这一页,受了重大的变动……更是值得我们抖擞精神,研究向前开辟的去向。”这就规定了“革命史这个东西,是记述革命的变迁和沿革”。

中国革命史的兴起,不仅提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史学研究领域(或学科),也提出并奠定了这一史学研究学理发展的基石和方向;甚至,它引导并开启了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新趋向。

首先,关于中国革命史的基本内容与分类问题。“吾国尚无古代革命史之著作”,“中国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不过是一部浩繁的帝王家谱而已,除了歌颂帝王的功德,赞扬个人的英雄,别的关于国家、社会、民族、人群的生活叙述一点也翻不到。但是历史学是社会的产生物,正因为社会的进化,革命运动的激荡,到近代也改变了她的内容了。”那么,何谓革命,何者为革命史?张韶舞编《中国革命史》在第一篇绪论中,通过罗列和比较中国古史之革命语义和西方话语中各类革命之释义(如巴枯宁、罗素、马克思等观点)后,提出三要素之革命定义:“就是依据适合环境的主义,打破旧环境,创造新组织,而促进现社会的进化以增高人民的利益。”另一种观点认为,“革命,即推翻旧的制度,而创造一种新的制度,那末就有革命发生”。如此,“中国现代的革命运动实发轫于鸦片战争之后”,既然“我们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是从鸦片战争时代开始,中国近代史的主体内容就是中国革命史。“汉人外受列强压迫之侮辱,内遭民族歧视之刺痛;于是一般有志之士,知非颠覆满清,无由改造中国,振兴华胄”;洪氏败后,“而有识之士,益觉中国有种族革命之必要,孙中山即其著者”;“如谓中国之种族革命,洪杨革命种其因,辛亥革命收其果,实为至当”。而且,在英人著述中,也将太平天国视为近代革命。

时代的内容决定了历史书写的内容,正是革命运动史实的本体内容,构成了革命史形成的客观前提。中国革命的内容,由历史时代的特质所规定,“是要包括民族、民权、民生,换句话说就是民族、政治、经济三个革命巨流的汇合”。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发生“完全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满洲政府的宰割之自然的结果,而其勃兴,又是以对内的种族革命为起点的。由对内的民族意识之觉醒,始进而为对外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因之,中国革命运动之最初的形成,是极狭义的排满的种族革命”。中国革命的内容虽然丰富,其大要可分为三类,即“政治革命——包括君主立宪运动,民主共和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民族革命——包括反帝运动、民族平等运动;社会革命——包括经济革命(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男女平等运动、教育平等运动”等。但三类革命之首要为民族主义革命,“盖三民主义以民族主义居首,实与昔之驱除匡复,主旨略同”。这一内容构成中国革命的起点,“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最初的表现,是在兴中会的宣言中,当时宣言最重要的话,就是‘堂堂华国,不齿于列强,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这一处于胚胎中的民族主义,“到同盟会成立时,民族主义革命宗旨已经昭然明示”。

其次,关于中国革命史的分期问题。“革命史之意义与旨趣”是中国革命史书写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历史何物也?人皆知是人类已经历过之经验,是一切事物进化之过程……历史所记载,关于政体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沿革,与夫历朝政治教化之进程,社会上一切活动演化之迹象也”。因此,历史分期问题,实质上蕴含着对革命史内涵和分类的认识。基于不同的侧重点和视角,即以民族革命史、国民革命史或阶级革命史之别,大致有如下历史分期类型:

一是以民族革命(或种族革命)为主线的分期。“洪门会数百年来之历史,一部民族革命史也。”坚持这一立场的中国革命史通常以太平天国为革命的开端,将其视为“一个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太平天国振臂一呼,实开民族革命之先声。”有的著作甚至在历史纪年上采用特殊形式,即全书分三编,第一编用太平天国“天历”,第二编用干支,第三编民国成立后始用“国历”。无论大学教师的课本还是中央陆军军官政训处的讲义,无论国民党政治宣传还是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史著作,诸多著作都将太平天国运动作为民族革命史的起点。

“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构成此一时期中国革命史的主要叙事模式:“革命之结果是解决中国社会所必须解决的民主革命任务”;“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之新纪元的开端,然而结果也只能说是开端而已,满清政府虽被推翻,但是民主共和国没有建立起来”。据此而言,革命史就是一部近代史,“迨夫清帝进关,三藩并起于前,洪杨奋斗于后,皆属于种族革命继起者。……辛亥建国,则为民众革命之急进。虽曰获胜,然不得称为成功……正如孙中山先生所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也”。基于此,郑鹤声编著的《中华民国建国史》将中国革命史分为三个阶段:辛亥革命,推倒满清,为第一阶段;北伐完成,打倒军阀,为第二阶段;抗战建国,为第三阶段。

显然,“纯以民族革命为主眼”的革命史叙事及其分期,既是中国革命史兴起时期的主要立场,也是具有持久影响的史学认知。譬如1947年出版的《中国近百年革命运动史》,也是在民族革命意义上将革命史划分为六个时期:太平天国革命为第一期(中国革命运动的先驱期);辛亥革命运动为第二期(民族革命之初步完成期);自二次革命失败到国民党改组为第三期(革命运动势力的挫折期);自国民党改组至国民革命北伐完成为第四期(革命运动的再兴期);自北伐完成至民国25年两广统一及西安事变之解决为第五期(革命势力之统一期);自民国25年至抗战胜利为第六期(反帝革命期)。

二是以国民革命为主线的分期。如萍水文编的《中华民国革命史》提出,“惟以民众的地位,记其事实之起迄”,将中国革命划分为五个阶段(即秘密时代之革命运动、推翻满清之革命运动、讨袁运动、护法运动、北伐运动)。其他如贝华之《中国革命史》和张梓生之《中国国民革命史略》等均突出其国民革命特性。张著强调:“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此孙中山先生遗嘱中所明切言之者也。”

当然,即使基于国民革命立场,其具体的历史分期也不尽相同。譬如印维廉将太平天国视为近代革命之发端,由此开始“至国民革命军北伐止,已有七十八年。在此七十八年的革命运动中,我国先烈,烈烈轰轰,努力于国民革命”,可将革命史划分为九个时期:中国国民革命的第一时期是太平天国,此“乃中国国民革命的出发点”,其后中国革命分期依次为:义和团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扩大点,辛亥革命乃中国国民革命对内革命的第一步,“二次革命”乃中国国民革命对内革命的第二步,“三次革命”乃中国国民革命对内革命的第三步,“四次革命”乃中国国民革命对内革命的第四步,“五四运动”乃中国国民革命对外革命的第一步,“五卅惨案”乃中国国民革命对外革命的第二步,“国民革命军北伐”乃中国国民革命对外革命的第三步。略有不同的是,此著在强调国民革命的基础上又融合了民族革命的视角。

三是以阶级革命为主线的分期。一般来说,阶级革命与国民革命的取向划分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中国国民党“实现其主义之方式为国民革命。三大政策不过是本党实施国民革命的策略,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主义”。而“共产党所需要的革命是共产革命,革命的方式,是阶级斗争”。拉狄克的《中国革命运动史》就采用阶级革命史观,认为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而在中国实际生活中产生了强大的民族革命运动。而且,“从整个中国过去的历史,我们以历史家眼光,可以看出中国国家发展有两种:属于地主阶级的地主国家,及属于农民阶级的农民国家。中国国家的发展完全是在这两种范围内的”。这部著作在当时被称为“世界历史学家开始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分析中国历史的第一本书”。

因此,在阶级革命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史分期自成体例。如《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讲授大纲》中即以被压迫阶级反抗的历史事件形成革命史线索:一、平英团事件,二、太平天国运动,三、戊戌政变,四、义和团事件,五、辛亥革命,六、五四运动,七、五卅运动。在华岗的革命史论著中有着更加明确的表达:“大革命爆发之前二三十年间中国革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的环子。这个短短的革命过程,包含着原始的反帝国主义的农民暴动,有名无实的资产阶级反抗君主贵族的辛亥革命,学生平民反抗帝国主义与卖国贼的五四运动,血淋淋的工人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工农平民群众反抗买办阶级的镇压商团事件和促成国民会议运动”,“它们都是中国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的预演”。因此,中国革命的历史分期,与参与革命的阶级力量密切相关:事实上中国革命之中,在它最初的一阶段,不但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也有豪绅地主阶级的“参加”。甚至在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进程中,豪绅地主性的军阀,居然也会在孙中山领导之下来“参加”革命。阶级革命的话语,构成其革命史论著的主导模式:“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但是革命中的主力军却是无产阶级。”五四运动之所以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就在于“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它的社会势力”。

此外,以农民运动史形成新的革命史分期,则体现在宋扬编著的《中国农村革命运动史话》中。这部著作立足于阶级革命立场,提出了“谁是历史的主人”的问题,进而断言“找到了历史的主人,也就找到了现社会的主人”。以此,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当以登上历史舞台的阶级力量而形成,最终归结到“近代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新世纪的人民民主革命”。五四运动后,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无产阶级登上舞台,“中国革命由无产阶级单独领导,使中国的历史由此走向新程”。从此“农民运动由此推翻了已往的规律,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再次,关于革命史与民国史以及与国民党党史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史形成之初,其主线即围绕着孙中山创立革命组织而展开。“中国革命史,就是中国国民党史,前乎中国国民党,固然有革命运动,但没有任何一党作领导机关,终归失败,而成一种单纯暴动的陈迹去了,所以我们说,中国国民党史,才是中国革命史。”冯自由之《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在编写说明中提出:“国父肄业广州博济医院,以迄辛亥民国政府成立,历年二十有六。诸凡党人于国内外所组织机关……以洎关系人年时地所之类”为主体,以编年统其人与事,顺次记述。

这一体例也成为诸多中国革命史的基本体例,如1943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建国史》以五大章分别叙述国民革命、国民党史、民国政局、党务与军务、政务等内容,并特别表明“本书编制,以总理所领导之国民革命为主体。总理倡导革命,以至今日,凡数十年,其革命历史,可以分三阶段:辛亥革命,推倒满清,为第一阶段;北伐完成,打倒军阀,为第二阶段;抗战建国,为第三阶段”。书中强调民国建国史即革命史,革命史即国民党党史,将国民党史与革命史、民国史统合为一体。在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说明中,这一理念得到肯定:“本会征求史料范围,不限于本党党史,而且包括国史的全面,俾为本党、为国家保全信史。”这一编纂体例在后来的《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一类的著述中传承下来,并且影响至今。黄季陆认为:“就中国历史断代分期的传统而言,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的显示之重大历史变革的意义,以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为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主题,乃是自然而合理的一项事实……基于此一观点,我们所称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乃是以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为主干,而以国民革命运动的全部历程为其范围。”

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兴起与发展自成体系,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既往的历史学学统。“中国五千年来,革命运动,无代蔑有,唯古无相当记述,是以博采旁征,研究益觉匪易耳。”

中国革命史的兴起和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逻辑。除上述极为简约的陈述之外,还有一个以革命史视角重构中国历史的演进取向,它是另一层面上的“革命史”的建构过程——它更突出地体现了“革命史”的理论与方法意义。

首先,是将中国近代史建构为中国革命史的取向。“近代世界历史大部分记载着革命的历史;近世革命运动之爆发,大都由于民族民权及民生三大问题,不能得到适当解决而起,我们虽不能说各国革命运动的爆发,全是由此而起,但总不出这三大范围之外。”《近世革命史》即是以“三民主义”为主线的革命史体系,是最早形成的中国革命史书写模式之一。“本来近代政治的开篇,即是民族主义史的开篇,百年以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动,有意无意间,都以‘民族问题’为中心。”基于这一历史观,中国革命发生“完全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满洲政府的宰割之自然的结果,而其勃兴,又是以对内的种族革命为起点的。由对内的民族意识之觉醒,始进而为对外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因而,导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鸦片战争,既是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国革命史的起点。该书其后的篇章就基于近代社会演进与民族革命展开的线索展开,贯穿了中国近代史即中国革命史的理念。

以中国革命史来诠释整个中国近代史,革命史即近代史、近代史即革命史,是当时史学研究的主要趋向之一。从当时的一些大学毕业论文中可观察到这一历史观的影响。譬如一篇题为《中国近代史理论分析——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论文,就将近代民族危机的演进线索与革命运动的发展主线融为一体,建构了革命史即近代史的学理框架。其《绪论》中提出:“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段中国历史,应该从鸦片战争到全民抗战”,这一段历史分期,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化上看可以分为:(一)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形成期;(二)甲午战争到九一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化期;(三)九一八到全民抗战,亡国的危机期。与此相应的则是革命历史进程,“从革命运动的发展上看,可以分为:(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二)辛亥革命,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三)国民革命,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二阶段;(四)全民抗战,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三阶段。”故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革命史。

萧一山的《中国近代史概要》虽然以明清之际为第一章,以国际交通与西力东渐为近代史的开篇,但其对革命史的叙事却以“民族革命之倡导者”郑成功为发端。萧一山并不认同将“近百年史作为近代史”的观点,认为“这是不很合理的”,因为从世界潮流和中国历史来看,“三百年以前,才是这个‘变局’的开端”。萧一山提出:“三百年以来,我们天天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过日子”,因此“中国近代史,必须以它为骨干,为史心。因它——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一切都是以它为枢纽,而变动的。”这个“史心”就是统而贯之的民族革命的主线。就革命运动而言,其三个阶段不过是革命对象、领导者和口号的依次递进和发展,如下表:

可知,萧一山持守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形成“就近代史实的演变而论,民族革命是有其一贯性和连环性”的学理认知,以此建构了这部著作的体系。这正是他自诩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民族革命史”。

其次,是以革命史的基本理念重构整个中国历史的取向。随着革命史研究取向的递进和革命话语的泛化,在史学领域中也呈现出“层累建构”革命史的态势,将中国革命史的开端“层累”地向前推演。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际,“研究中国革命史,有把台湾朱一贵的中兴会(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林爽文的天地会(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省刘松、聂杰人、齐王氏们的白莲教(嘉庆元年,公元1795年),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各省的林清、李文成的天理教(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都归入革命史之内;有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起,这是没有一定的”。这样的革命史建构,早已突破了“从兴中会起,而旁通的又多由兴中会,而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等相联接”的叙事模式。

更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如《中国五千年革命史》“以搜集古今革命事实,及政治上之变迁,凡关于‘社会风教制度’等革新事迹,均举其简要述之”,以致建构了一个“自黄帝始,至孙中山逝世,革命军下武汉止”的“中国古今来革命事实之真象”的史学体系。由此,中国革命史的开端始于“汤武伐罪,始属民众与帝王奋斗,而其最后结果,仍易帝王而为君主……此纯系政治革命,而未尝增加民众共治之活动”;然周秦以降,列强纷起,“楚汉之争,沛公起于一亭长,此即平民奋斗之实现,亦革命进化之步伐”。“唐宋而后,元金入寇,朱元璋起于草野,卒轫大业,由是以政治革命,而趋于种族革命。斯又革命事业之变相也。”以革命史理念整合五千年中国历史,形成一个逻辑自成的学理体系,以商汤之革命、周武之革命、统一后秦之政治革命、封建制度之革命、统一法度之革命,以及文字之革命、平民之革命,终至于国民革命等话语和范畴,以“凡一切之剧变皆为革命”的认知立场,重构一部中国历史。稍后出版的《中国国民革命史问答一百条》也复如此认识,认为“中国的民族革命历史悠久,如殷之獯鬻,周之猃狁,汉之匈奴……亡于满清二百六十多年……所以中国从前,已有民族革命的事实”。

以上两种革命史建构的取向,在中共阶级革命的话语系统中同样存在。前者如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政治部编写的《中国近百年革命运动史》等;后者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所论:“中华民族不但是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与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几百次的农民暴动,反抗地主贵族的黑暗统治……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这一理论体系下的历史著作甚多,其典范就是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已经出版的上千种‘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教材,也都是与胡绳先生一样的思路”,恕不一一列举。

“革命本有广义狭义的两种”,而革命史则在此两义之外形成更加繁复的面相,尤其在其史学诠释体系或叙事模式的形成、建构和取向的百年演变中,形态各异,视野有别,学理多元。上述所论只是一个相对概要的梳理,远未能观照“革命史”的全部景况,但却也不妨以一斑之见辨识其因时而成的特质,并为解析当代“新革命史”研究走向提供一个学术基点。

以“述往事而知来者”的史学眼光看,当代“新革命史”或又体现着百年来“革命史”研究的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向。正如一些学者所论,新革命史是“把革命史研究从旧革命史研究范式中‘解放’出来,进行‘探索’‘寻找’的一种努力尝试”。或者是“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不过,也有学者对“新革命史”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是,“新革命史”虽然是在当代社会史和文化史挑战中的自觉回应,但它同样是对应于“旧革命史”(也称之为“传统革命史”)的学术追求。问题在于,无论是立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实践,还是立足于“革命话语”意义上“层累建构”的中国革命史,早在中共革命之前它已经形成和建构了自己的统系。从这两个维度上看,中共革命史都是中国革命史的继续和延展。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认为:“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一整串不可分割的历史链条。”而且,在中共“革命史”话语体系里,也仍然承继着中国革命史的一般学理统系,即对中国革命史的开端、分期和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属性的认同,都是相对一致的。这在萧楚女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讲授大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政治部编印的《中国近百年革命运动史》,以及后来荣孟源主编的《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中,都有着一脉相传的基本认识。目前的“新革命史”只聚焦于中共革命史,缺乏对于整个中国革命史系统的学术回应。

即便立足于中共革命史,也不应将视野拘泥于1949年的分界。对此,王奇生有自觉而清醒的研判:1949年以后,革命仍是新中国政权成立后的主旋律,就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而言,1949年并不是一条鸿沟,因此就革命而言,“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基于中共革命的历史逻辑,1949年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至少到三大改造完成为止)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革命史”(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开始由革命史向建设史的转折——作者注)。因此,“新革命史”即使将视野限定于中共革命史研究,也必须是对中共革命完整历史(包括1949年后的历史)的整体性探究。

中共革命史只是近代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它既是近代中国革命演进和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也是这一历史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将中共革命置于近代中国革命史的整体脉络中,才能真正达到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学理认识的高度,也才能超越既往的“旧革命史”而真正达致“新革命史”的境界。如果疏离了对于中国革命史主体内容、历史脉络和学理系统的根本性讨论,事实上恐难以在超越“旧革命史”的意义上形成“新革命史”的学理性建构。

“新革命史”在研究理念和研究力量上,已经气象万千、颇有声势,只有在突破现状、对整个“中国革命史”研究反思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一个真正的“新革命史”的时代才会确立。对此,我们寄以厚望。

此外,在对中国革命史的长程性探究中,我们也发现,作为“新革命史”中心概念的“新革命”词语其实早已存在,但却另有其意涵。1948年复刊的《新革命》第1卷第2期就集中论证“新革命”话语,提出区别于此前的“三民主义革命”,新革命指的是“和平民主的新革命”。这种“新革命思想,是酝酿了许久的时日的。在今日人民已不能再忍受种种无理的痛苦和压迫,正是新革命的成熟时期”;“新革命运动是循着必然的道路,非常顺利地向前奔驰着。”至少在当时,新革命运动话语曾一度流行,“自从新革命运动开展以来,快到二年了……(它成为)全国性的新生运动”。这个以“解除平民的痛苦”为宗旨的运动,在陈健夫的推动下艰难前行,历经数年,终于在1946年“正式宣布新革命运动”,并在《救国日报》连续发表文论,“大声疾呼,号召新革命同志参加新革命运动”,其成员号称达十万之多,“不到数月,新革命运动,更普遍的深入民间”。我们在此不必评价“新革命”运动本身,需要思考的只是如何在学术概念和语义上规避历史熟语而已。

近年来,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在社会史、文化史、革命史抑或“新革命史”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都堪称一时之盛。但是,在回望20世纪历史的辙印时,如果以百年长程演进的眼光审视,当会触发更深一层的思考。

一是就历史实践而言,革命向来就是社会历史进程的内容,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与社会历史进程相分离的革命。“社会何以有革命?必人民感觉社会与政治之不良,欲加以改进工夫,蓄之既久,则革命运动,于是乎生。”革命既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同样也是社会变迁的形式之一,“革命运动的发生必须根据社会之需要,得着群众的同情及注意,才算是革命运动。不然专是空讲而不顾社会的需要,不察社会的情势,既不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及注意,又无具体的计划与主义,一定是劳而无功的。”任何革命都不可能不通过社会动员而完成,更何况社会革命是革命进程中最根本的诉求。

二是就史学发展趋向而言,革命史与社会史的交替起落之间,恰恰体现二者本质上的关联。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讨论的高潮既是对“大革命”失败后面对中国社会方向选择的学术性思考,其实也是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接续和转向。即使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史的“复兴”,也体现着“革命史”主导史学研究范式的时代转向,《历史研究》刊发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就表达了这一学术旨趣;而新世纪以来“新革命史”的兴起,又体现着当代社会史学术趋向的深度影响。

因此,社会史与革命史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在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大趋势中,我们似乎不必纠结于人为的学科区隔,而应打破社会史和革命史、“新社会史”与“新革命史”的区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史学的目标下深耕细作,有所突破,真正推动中国史学走向新时代。对此,我们不只期以待之,尤当起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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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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