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历史的多维书写

摘　要：高句丽历史书写主要包括中原王朝的边疆史书写、高句丽自身的不完整记录，以及后世朝鲜半岛政权的王朝史重构三种体系。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历史书写体现出高句丽作为中国东北边疆民族与政权的根本属性，准确反映了作为“边疆史”的高句丽史，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高句丽政权限于其边疆民族政权性质，自身历史书写体系建构不完整。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则从“王朝史”角度重构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扭曲高句丽相关史料。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对高句丽历史书写的“再造”，本质上是对高句丽历史话语权的争夺，目的在于扩大朝鲜古代王朝上溯的古史范围与疆域范围。

关键词：高句丽；历史书写；边疆史；王朝史

从史书撰写者身份的角度，我们今天研究高句丽史所依据的史料可分为三个系统：一是高句丽人记高句丽事，二是中原王朝记高句丽事，三是后世朝鲜半岛史书记高句丽事。针对以上三个系统文献的分别考察或个案研究，学界已取得丰硕成果。[1] 然而，学界尚无专文从整体上把握三个系统关于高句丽史事的写作意图，探讨不同系统史料的真伪与价值。鉴于此，本文拟分别论述作为“我者”的高句丽与作为“他者”的中原王朝、王氏高丽和李氏朝鲜对高句丽历史的书写，借以正本清源，还原隐藏在不同高句丽历史书写系统背后话语权争夺的历史本相。

一、中原王朝的高句丽历史书写

《三国志》成书，标志着正史中“边疆民族列传”书写范式的确立。[2] 作为第一部为高句丽立传的正史，陈寿在《三国志》中首次构建起完整的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三国志·高句丽传》整体上分为“概述”与“时事”两部分，其中“概述”部分的叙述逻辑为“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性格—官制—族源—组织架构—隶属关系—职官—习俗—祭祀—法律—婚姻—葬俗—物产—与周边族群关系”等15部分内容。[3]“时事”部分则是按照时间顺序，历数自王莽至曹魏齐王芳间高句丽与中原王朝交往的史事。此后，“概述—时事”体系成为后世正史高句丽历史书写的基本框架，并由此衍生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完全遵照《三国志》确立的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仅在记述内容上稍作调整，如《后汉书》《梁书》《南史》《旧唐书》《新唐书》。

《后汉书·高句骊传》在《三国志·高句丽传》的基础上，结合《后汉书》记史断代范围，稍加增减写成。《后汉书·高句骊传》“概述”部分，完善了《三国志》高句丽叙述逻辑，将其调整为“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族源—组织架构—官制—隶属关系—风俗—祭祀—服饰—法律—婚姻—葬俗—性格—与周边族群关系—物产”等15部分内容。这种叙事逻辑解决了《三国志》将“官制”“组织架构”“职官”，以及“性格”“习俗”“祭祀”等相关联内容分散书写的问题，使高句丽历史书写更加清晰明了。“时事”部分，《后汉书·高句骊传》仅新增几条东汉史事。相较于《三国志·高句丽传》，《后汉书·高句骊传》在调整高句丽叙述逻辑外，几乎未补充新史料。[4]

《梁书·高句骊传》由“传说—概述—时事”三部分构成。“传说”部分，为模仿《魏书·高句丽传》所增(详见后文)，但内容上实则承续《三国志》。基于《三国志·高句丽传》载高句丽“东夷旧语以为夫余别种”，[5]为补充其中缺失的高句丽族源记载，姚思廉转引夫余始祖传说，称：“高句骊者，其先出自东明。东明本北夷櫜离王之子……其后支别为句骊种也。”[6]东明传说最早见于王充《论衡》，复见诸鱼豢《魏略》、范晔《后汉书·夫余传》等文献。对比诸书，《梁书·高句骊传》所补高句丽始祖传说，依据《后汉书》的可能性最大。[7]“概述”部分，整体记载与《三国志·高句丽传》相同或相似，选择性地保留了族源相关内容。其叙述逻辑仍为“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性格—官制—族源—组织架构—隶属关系—职官—习俗—祭祀—法律—婚姻—葬俗—物产—与周边族群关系”。在“时事”部分，对于王莽至三国时期的史料，《梁书》亦依《三国志》记载。可见，《梁书·高句骊传》直接继承《三国志·高句丽传》构建的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

《梁书·高句骊传》关于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为《南史·高句丽传》所继承。《南史·高句丽传》的叙述集中在“概述”与“时事”两部分。其中“概述”内容皆源自《梁书·高句骊传》，“时事”部分则整合了《宋书·高句骊传》《南齐书·高丽传》《梁书·高句骊传》三传记载，完善了自晋安帝义熙九年(413)至梁武帝太清二年(548)的记事。在“概述”与“时事”之前，《南史·高句丽传》称“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其先所出，事详《北史》”，[8]相当于“传说”部分。可见，《南史·高句丽传》与《梁书·高句骊传》的历史书写体系具有一致性，仍是“传说—概述—时事”三段模式。就此而言，《南史·高句丽传》是对《三国志》的继承。

《旧唐书·高丽传》与《新唐书·高丽传》，虽根据前朝史书及唐朝当时的使臣往来奏闻、行记、战报，以及出使高句丽的陈大德所撰《奉使高丽记》，增添了部分新内容，但仍因承《三国志》确立的“概述—时事”书写体系。在“概述”部分，《旧唐书·高丽传》按照“族源—地理位置—职官—服饰—习俗—法律—祭祀—教育”的历史叙事，《新唐书·高丽传》按照“族源—地理位置—州城—河流—职官—组织架构—服饰—习俗—法律—婚姻—葬俗—祭祀—教育”的历史叙事，介绍了唐人掌握的高句丽信息。“时事”部分则详述高句丽与唐朝的战和互动关系。

第二种类型，继承《三国志》确立的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在获取新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完善，如《魏书》《周书》《隋书》《北史》。

《魏书·高句丽传》具有独立的史料来源，其载：“世祖时，钊曾孙琏始遣使者安东奉表贡方物，并请国讳。世祖嘉其诚款，诏下帝系名讳于其国，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拜琏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访其方事。”据此，《魏书·高句丽传》的记载很可能出自李敖在高句丽的实地踏查。《魏书》称：“高句丽者，出于夫余，自言先祖朱蒙。”[9]可见，《魏书·高句丽传》内容不乏来自高句丽人的亲述。在新史料加持下，《魏书·高句丽传》将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由“概述—时事”两段模式改进为“传说—世系—概述—时事”四段模式。“概述”和“时事”部分，上承《三国志》。关于高句丽始祖传说和王族世系的记载，则为《魏书·高句丽传》首创。

《周书·高丽传》《隋书·高丽传》《北史·高丽传》继承《魏书·高句丽传》，分“传说—世系—概述—时事”四部分记述。同时，《周书》《隋书》又有新的史料来源，或出自使臣报告，或出自主管接待异域来使的礼仪官员的问询记录。《北史·高丽传》连缀《魏书·高句丽传》《周书·高丽传》《隋书·高丽传》，始祖传说部分几乎照录《魏书·高句丽传》。“概述”部分则整合三书记载，按照“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州城—与周边族群关系—官制—服饰—书籍—武备—租税—法律—音乐—习俗—物产—婚姻—葬俗—祭祀”叙述逻辑书写，使之更具条理性。“时事”部分，《北史·高丽传》的记载广泛采撷《魏书》《周书》《隋书》等史籍，并对史料进行编次与整合。《北史》对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最大的创建之处在于，其不再如《魏书》《周书》《隋书》仅列举个别高句丽王名号，而是综合前史记载，构建起一整套高句丽王族世系，并以高句丽王世系为纲，将起于朱蒙建国、讫于隋炀帝大业年间相关高句丽史事，分别系于高句丽诸王之下，这为十二部正史《高句丽传》所独有。

第三种类型，仅补充新史料，其他内容不再重复，如《宋书》《南齐书》。

《宋书·高句骊传》记载“东夷高句骊国，今治汉之辽东郡。高句骊王高琏，晋安帝义熙九年，遣长史高翼奉表献赭白马。以琏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骊王、乐浪公”，[10]无“概述”部分，仅补充南朝宋高祖即位至后废帝元徽(473—477)年间时事。《南齐书·高丽传》记载“东夷高丽国，西与魏虏接界。宋末，高丽王乐浪公高琏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11]同样不载“概述”内容，仅补充南齐太祖建元元年(479)至明帝建武三年(496)间时事。

概言之，自陈寿在《三国志·高句丽传》中首次构建起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概述—时事”模式成为高句丽叙事书写的基本框架，后世十一部正史《高句丽传》在此基础上沿袭、完善和补充。对史家而言，高句丽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官制、风俗、祭祀、服饰、法律、物产等情况，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值得关注的内容，传说、世系方面则着墨不多。一方面，对中原史家而言，高句丽作为古代中国边疆民族政权，其始祖传说不过是证明“源出夫余”。因此，除《魏书》因李敖赴平壤获得一手史料而详述高句丽始祖传说，并为《北史》所沿袭外，其余史书大多对此略而不载，或一笔带过。另一方面，高句丽王室世系对中央朝廷而言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高句丽“奉表贡方物，并请国讳”。[12]由此可见，中原正史对高句丽史的记载，本质上是对作为“边疆史”的高句丽历史的书写。作为当时人记当时事，清晰反映高句丽历史的诸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然而，中原王朝构建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的“概述—时事”思路，导致其对高句丽的记载不完整。在作为“他者”的中原王朝眼中，对边疆民族政权的自身制度虽需了解，但在“概述”中稍作提及即可，不必形成类似纪传体通史中“志”的记述体系。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后世对边疆民族的认识，而且影响了边疆民族对其自身历史的书写。

二、高句丽自身的历史书写

高句丽政权的史书、档案，虽有《留记》《新集》等，但此类文献早已亡佚，在传世文献中仅留一言半语。依据《三国史记·高句丽婴阳王本纪》，婴阳王十一年(600)“诏太学博士李文真约古史为《新集》五卷。国初始用文字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至是删修”。[13]高句丽建国初编纂的百卷《留记》，能够被删修至仅五卷的《新集》，透露出《留记》中多为传说等神异之事。这点我们从李奎报《东明王篇》所引《旧三国史》中亦可得到印证。李奎报在《东明王篇·序》中称：“越癸丑四月，得《旧三国史》，见《东明王本纪》，其神异之迹，逾世之所说者，然亦初不能信之，意以为鬼幻。及三复耽味，渐涉其源。非幻也，乃圣也；非鬼也，乃神也。况国史直笔之书，岂妄传之哉？金公富轼重撰国史，颇略其事。意者公以为国史矫世之书，不可以大异之事为示于后世而略之耶？”[14]据李奎报所言，成书于《三国史记》前的《旧三国史》，[15]因包含大量“大异之事”而遭到金富轼削删。《旧三国史》记载的高句丽史源，或即婴阳王十一年删修之《新集》。高句丽传世文献对自身历史的记载自《留记》，历《新集》《旧三国史》，至金富轼编修《三国史记》时，仍致力于删略神异之事。[16]传世文献透露出高句丽所修史书内容以神话传说为主，体例亦与中原史书传统不同。除神话传说外，依据李奎报《东明王篇》引《旧三国史·东明王本纪》记载可知，其他内容则为朱蒙在位时的“时事”。以此可知，高句丽传世文献体现的历史书写体系，仅包含“传说”与“时事”，不含“概述”内容。

除传世文献外，高句丽出土碑志同样反映了高句丽政权自身的历史书写，集中见于《好太王碑》和《冉牟墓志》。《好太王碑》立于东晋义熙十年(414)，是高句丽长寿王高琏为其父好太王竖立的纪功碑，内容经过高句丽王亲自认定，必然是当时高句丽官方思想的体现。稍晚的《冉牟墓志》，[17]则因冉牟家族在高句丽的特殊地位，[18]亦可反映高句丽的官方意志。

《好太王碑》碑文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高句丽始祖传说、世系，第二部分为好太王的文治武功，第三部分为高句丽守墓烟客制度。其中关涉高句丽自身历史书写的内容为第一、第二部分，可概括为传说、世系、时事等内容。《冉牟墓志》内容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记载高句丽始祖朱蒙建立基业，以及冉牟先祖及其家臣奴客(牟头娄)的祖先追随朱蒙的历史；第二部分记载大兄冉牟招抚夫余、安抚慕容鲜卑和韩人、秽人的功业；第三部分记载冉牟的品格；第四部分记载牟头娄本人所得到的冉牟恩典；第五部分记载冉牟去世；第六部分记载牟头娄对冉牟的哀悼与祭奠。[19]鉴于墓志的特殊书写形式，其中关涉高句丽自身历史书写的记载仍在第一、第二部分，即传说、时事内容。

高句丽时期其他遗存之碑刻、墓志很少，兼之限于碑志体例，关于高句丽自身历史书写的记述愈加零散。如《集安高句丽碑》涉及高句丽自身历史书写仅有起首“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子，河伯之孙，神灵祐护，蔽荫开国”之语，[20]即“传说”内容。《中原高句丽碑》为长寿王在世时，派遣太孙罗云(即日后文咨明王)与大臣在新罗边境诏告新罗王与之相约友好之事。在碑文中，包括赏赐、招抚、节制军队等具体事项，仅有“时事”记载，未涉及其他内容。[21]可见，高句丽时期的碑志更多关注高句丽的“传说”或“时事”，同样无“概述”部分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文献展现出来的高句丽自身历史书写体系本质上是一套“夫余化”的历史书写体系。一方面，高句丽始祖传说中剖卵降世、南下开国等内容，皆非高句丽首创，在夫余传说中自有其流传渊源及各种变体，高句丽始祖传说与夫余始祖传说明显存在文化上的继承与移植关系。另一方面，《好太王碑》记载邹牟“出自北夫余”，“路由夫余奄利大水”；[22]《冉牟墓志》记载邹牟“元出北夫余”等。[23]若不谈及“夫余”，并不影响行文。然而，作为高句丽历史书写的官方话语，《好太王碑》《冉牟墓志》一再强调“夫余”，给世人留下先祖邹牟“活动的舞台一定和夫余有着重合或关联”的印象。[24]在之后的流传与演变中，又增加朱蒙之父为“解慕漱”(天帝之子，都夫余)，柳花初为解慕漱之妻、后为金蛙(夫余王解夫娄养子，都东夫余)之妻，以及夫余人东迁等细节。[25]高句丽在自身历史书写体系建构中，始终保留夫余要素，强调高句丽王系对夫余的继承性。

高句丽自身历史书写体系构建的这一特点，根本上源自高句丽对夫余的认同。其一，朱蒙及其家族出自扶余，[26]高句丽自身历史书写强调夫余要素，本身就是对夫余的族源认同。其二，夫余作为中国东北地区的边疆民族政权，自2世纪建国至5世纪末灭亡，一度是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文明发展程度最高的政权。在此期间，东北亚地区建立的各种政权，几乎都受到夫余文化的影响，典章制度亦象宪夫余。有学者称高句丽、百济与日本的大和皆实行“夫余模式”。[27]不仅如此，夫余还是当时中原先进文化的中转站。夫余始祖传说蕴含大量中原文化因素，而高句丽始祖传说又移植自夫余便是很好的说明。其三，夫余以其先进的文明，成为周边及同区域内新生政权获取合法性的重要来源。高句丽、百济在编织自身历史书写体系时竞相与夫余王室相接，[28]正是基于现实合法性的认同与“攀附”，借此强调其为夫余正统的继承者。

综上，高句丽自身历史书写体系建构以“传说—时事”模式为基本框架，内容上接续夫余故事，体现其自身定位为中国边疆民族政权的根本特点。[29]然而，高句丽构建自身历史书写体系的思路，亦决定其体系的不完整。高句丽历史书写的“传说—时事”模式受中原王朝史书影响，高句丽王族、贵族在与中原王朝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喜读《三国志》《后汉书》等中原正史。[30]高句丽改“概述—时事”模式为“传说—时事”模式，认为自身基本情况已为中原史书所记载，无需另做赘述，于是转向强调“夫余”故事，塑造自身作为夫余正统的继承者。此举导致仅依据高句丽时期遗存的传世文献或出土资料，难以对高句丽历史进行系统研究。

三、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高句丽历史书写

今存最早对高句丽历史进行系统建构的朝鲜半岛史书，为高丽朝金富轼编修的《三国史记》。《三国史记》仿中国正史体例，以“国别为书，有《本纪》，有《列传》，有《志》，有《表》，凡五十卷”，[31]重塑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

《本纪》部分，金富轼构建起高句丽28王计705年(前37—668)的谱系脉络。李朝文人徐居正称“金富轼法陈寿《三国志》，撰《三国史》”，[32]然《三国史记》与《三国志》确实存在差异。陈寿《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故《魏书》设“帝纪”，魏国君主称“帝”；《蜀书》《吴书》无“帝纪”，蜀国、吴国君主称“主”，记载其事迹的篇章称“传”。《三国史记》则为新罗、高句丽、百济诸王皆立“本纪”，作平行载述，更接近《南史》《北史》的写作手法。《年表》部分，金富轼依次将新罗、高句丽、百济纪年与中原王朝纪年相对应。

《杂志》部分，高句丽典章制度，见载于祭祀、乐、色服、地理、职官五《志》，而未见于车骑、器用、屋舍三《志》。在四卷《地理志》中，新罗地理独占三卷，而高句丽、百济合为一卷。其中高句丽部分，记录州郡县“共一百六十四”；[33]另有“三国有名未详地分”及“安东都护府”部分包含高句丽内容。《职官志》三卷，同样重点记述新罗职官设置，对高句丽则以“年代久远，文墨晦昧，是故不得详悉”[34]为由，略而书之。《列传》部分，仅记载高句丽将相乙支文德、乙巴素、密友、纽由、明临答夫、温达、仓助利、盖苏文等8人，其中密友、纽由合为一传。《三国史记》明显呈现出详新罗而略高句丽、百济的特点，原因在于高句丽自身历史书写体系中无“概述”内容，更毋言记载制度的“志”与人物的“列传”，使金富轼可资借鉴的资料不足。

金富轼虽曾声言中国史书的高句丽记事过于简略，[35]但为解决朝鲜半岛传世高句丽文献的匮乏问题，他在构建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时大量抄录中国史书。[36]前文已述，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关注侧重于“时事”与“概述”内容，而不将“传说”“世系”作为关注重点，对高句丽职官、服饰等情况的介绍亦仅为只言片语。这也致使金富轼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大量转述高句丽与中原王朝关系，《志》中转述中原史书的片段记录，无法形成体系。[37]而作为金富轼构建的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高句丽二十八王的世系，亦存在明显错误。[38]

虽然《三国史记》存在种种问题，但金富轼毕竟以“王朝史”编纂体例构建起一套《纪》《传》《志》《表》齐全的历史书写体系。此后，“王朝史”成为后世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关于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的主流。高句丽传世《留记》《新集》，以及《旧三国史》等文献全部失传，可能是因为不符合此种历史书写体系。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史书在《三国史记》基础上，围绕“通史”与“断代史”对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不断进行建构。

在“通史”方面，金富轼构建的历史书写体系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即高句丽、新罗、百济之前无统一的朝鲜半岛政权，高句丽兴起于中国郡县之地，百济、新罗兴起于三韩之地，所谓“三国”本非一体。如何将作为海东“区域史”组成部分的高句丽历史纳入海东“王朝史”历史谱系，[39]成为后世史书的主要工作。高丽僧人一然在《三国遗事》中，根据“檀君”神话，将檀君朝鲜塑造为海东历史的源头，又通过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与古朝鲜(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三韩间建立联系，使三国“并立”“统一”关系在理论上成为可能。[40]同时期的李承休在《帝王韵纪》中，指出三韩(包括扶余、南北沃沮、秽貊等)皆为檀君后代，“辰马弁人终鼎峙，罗与丽济相次兴”，[41]辰韩、马韩、弁韩发展出新罗、高句丽、百济。二者核心思想皆为致力于在海东“王朝史”谱系内完成对高句丽历史的溯源，使“三国”源出檀君，虽相互并立，但实为“一体”的性质具有历史依据，从而使在统一新罗基础上建立的王氏高丽，对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历史继承具有法统依据。

一然、李承休等人的思想为李氏朝鲜所继承，最终确立起“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汉四郡、三韩→三国(高句丽、新罗、百济)→统一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海东“王朝史”谱系。[42]由此，李朝涌现出大量海东通史著作，如编年体的徐居正《东国通鉴》、安鼎福《东史纲目》、吴沄《东史纂要》，纪传体的韩致奫《海东绎史》、许穆《东事》、李种徽《青丘古史》，纲目体的林象德《东史会纲》、洪万宗《东国历代总目》，以及正文为编年体、附录为纪传体的赵挺《东史补遗》，申翊圣编撰的史表《康节先生皇极经世书东史补编通载》等。无论何种体例的海东通史，高句丽史皆作为不可或缺的一环被记述在内。

在“断代史”方面，由于《三国史记》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存在问题，[43]加之在理学成为朝鲜官方思想的大背景下，李朝文人效仿朱熹《通鉴纲目》体例，重写三国史，代表作如权近《三国史略》、徐居正《三国史节要》、洪汝河《东史提纲》等。李朝文人讨论高句丽、百济、新罗的正统问题，便是基于高句丽“王朝史”属性的思考。

上述史书皆致力于修改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的呈现形式，在资料上并没有突破。以颇具代表性的《青丘古史》为例，作者李种徽是为数不多的以高句丽为三国正统者。[44]为改变史书多以新罗为正统导致高句丽《志》《传》记载残缺的局面，李种徽在《青丘古史》中补《高勾丽家人列传》《高勾丽宗室列传》《陕扶乙松列传》，新作《乙支文德列传》。同时，《青丘古史》设有《高勾丽艺文志》《高勾丽律历志》《高勾丽天文志》《高勾丽地理志》《高勾丽刑法志》《高勾丽五行志》；另有《礼乐志》《食货志》《神事志》，虽未题名为高句丽，但纪事以高句丽典制史事为主。尽管如此，李种徽未补充新史料，只是在《三国史记》基础上填充自己的评述或其他历史追溯。

真正在内容上对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有所补充与完善者，是受中国经世史学与乾嘉考据影响，涌现出的李德懋、柳得恭、成海应、丁若镛等一大批从“经世致用”角度反思历史的“实学”者。反映到海东通史编纂上，安鼎福所撰《东史纲目》，设《考异》《怪说辨》《杂说》《地理考》《疆域考正》《分野考》等六附卷。除考察高句丽历史地理外，此书对史书记载的高句丽史事，如高句丽始祖传说、高句丽侯驺、安市之战等进行详细考辨。韩镇书在《海东绎史续》中，对高句丽纥升骨城、国内城、丸都城等五十余座城邑进行了系统考证，梳理了其历史沿革与地理方位。与之相应，在三国断代史的编纂中，尹行恁所著《东三考》则专注于考察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的“兴废之迹”。该书体例详备，除《高句丽国志》外，还包含三国各自的《封典考》《艺文考》《宫阙考》《风俗考》《年号考》《陵寝考》等专题考述。[45]李朝文人对高句丽史事的考证，虽不乏错误，但大多立足于中国史书记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的内容。

总之，金富轼在构建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时，仿效中国正史，强行将作为“边疆史”“民族史”的高句丽历史改造为“王朝史”。但高句丽的中国边疆民族政权性质和高句丽政权传世文献不足，令金富轼构建的历史书写体系中存在大量缺环。后世继承“王朝史”体例，力图将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塑造为高句丽政权的继承者，将高句丽纳入海东“王朝史”谱系。但朝鲜史家无论从通史抑或断代史角度书写，皆无法改变高句丽史料不足的客观情况。为此史家不惜歪曲、嫁接史料，导致高丽、李朝建构的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不仅是晚出的二手文献，而且在书写过程中造成大量历史失实。[46]

余　论

历史书写体系“层累”的背后反映的是对历史话语权的争夺。自《三国志·高句丽传》确立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的基本框架后，在历代正史《高句丽传》中，中原王朝对高句丽“边疆民族政权”性质的定位贯彻始终。《三国志·高句丽传》称“汉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47]《旧唐书·高丽传》记载裴矩、温彦博称“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48]《新唐书·高丽传》载唐朝使者相里玄奖面对高句丽权臣盖苏文时，言“辽东故中国郡县”。[49]以上这些记载皆体现出高句丽是中原王朝固有疆土。高句丽在唐朝及其之前的中原王朝人心中，作为中国边疆民族政权的性质是不言自明的。中原王朝只需如实记述高句丽概况，内容上如实直书，对其历史书写体系的建构仅表现在结构与内容繁简上即可。十二部正史《高句丽传》准确反映了作为“边疆史”的高句丽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中原王朝借此在11世纪之前牢牢掌握高句丽历史的叙述权与话语权。

高句丽自身历史书写体系建构不完整，内容上接续夫余故事。高句丽对夫余在族源、政治、文化上皆存在认同，体现其作为中国边疆民族政权的根本特点。高句丽在自身历史书写体系中强化夫余因素，表明其为夫余继承者。学人据此推断高句丽始祖传说的创造与再创造同高句丽占领夫余旧地有密切关联，《好太王碑》所记始祖传说构建于北夫余灭亡前后，《魏书·高句丽传》载始祖传说则再创造于东夫余灭亡前后，二者都是高句丽为构建占有夫余旧地、旧民合法性的结果。[50]

高丽、李朝对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的“再造”，本质上仍是对高句丽历史话语权的争夺。随着二者不断将历史上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疆域纳入自身的统辖范围，疆域上的重合带来历史的重合，使得高丽、李朝不断形塑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借以获得对高句丽的历史话语权。然而，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在将作为中国“边疆史”“民族史”的高句丽历史，改造为海东“王朝史”的过程中，对史料横加扭曲与嫁接，造成高句丽历史失实。

当下高句丽研究仍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学者将高句丽置于边疆史、民族史范畴内进行研究，不仅准确把握高句丽历史定位，而且是对正史《高句丽传》中高句丽历史书写体系的回归。而朝鲜半岛学者则继续依据半岛史书记载，特别是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史书记载，在高丽、李朝士人观点的基础上进行探讨，坚持将其塑造为“高句丽之后”，显然不符合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

陈俊达，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边疆史。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统一战线理论实践研究专项课题“高句丽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的历史建构”(2025JDTZZD06)；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吉林历史文化研究专项重点项目“黄龙府旧城遗迹所见辽金遗存保护利用研究”(2025JLZ1)

[1]参见祝立业：《从碑志看高句丽人的始祖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5期；李大龙：《〈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杨军：《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

[2]在《三国志》之前，《史记》虽设有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边疆民族列传”，但将之与人物列传杂处，并将边疆民族活动与历史人物生平相结合，“以人系事，一如编年以时系事”(逯耀东：《〈匈奴列传〉的次第问题》，《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九州出版社2022年版，第225页)。至班固撰《汉书》，设有《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三个类传，始出现后世正史中“边疆民族列传”范式的雏形。

[3]《三国志》卷三○《魏书·东夷·高句丽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43-844页。

[4]需注意的是，范晔在“照录”《三国志·高句丽传》史料的过程中，将其个人对高句丽史的理解渗透进《后汉书·高句骊传》，造成一些错误。参见曹德全：《〈后汉书〉〈三国志〉中〈高句丽传〉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

[5]《三国志》卷三○《魏书·东夷·高句丽传》，第843页。

[6]《梁书》卷五四《诸夷·东夷·高句骊传》，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885页。

[7]《梁书·高句骊传》称：“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王以为神，乃听收养。”“王以为神”之“神”字，《后汉书·夫余传》同，而《论衡·吉验篇》《魏略》作“天子”。是故，《梁书·高句骊传》因袭《后汉书》的可能性最大。参见《梁书》卷五四《诸夷·东夷·高句骊传》，第885页；《后汉书》卷八五《夫余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10页；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二《吉验篇》，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8页；《三国志》卷三○《魏书·东夷·高句丽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第842页。

[8]《南史》卷七九《夷貊下·东夷·高句丽传》，中华书局2023年版，第2127页。

[9]《魏书》卷一○○《高句丽传》，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399、2397页。

[10]《宋书》卷九七《夷蛮·高句骊传》，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624页。

[11]《南齐书》卷五八《东南夷·高丽传》，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117页。

[12]《魏书》卷一○○《高句丽传》，第2399页。

[13] [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二○《高句丽婴阳王本纪》，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3页。

[14] [高丽]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三《古律诗·东明王篇(并序)》，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315页。

[15]关于《旧三国史》编纂时间，日本学者末松保和认为其编纂于高丽初年，最迟不晚于穆宗十二年(1009)；韩国学者李道学认为其于高丽睿宗十一年(1116)开始编纂。本文赞同李道学观点，认为《高丽史·洪灌传》《高丽史节要·睿宗二》所载“三韩以来事迹”即《旧三国史》。因负责人洪灌死于高丽仁宗四年(1126)的李资谦之乱，此时《旧三国史》尚未完成，后成为金富轼撰《三国史记》主要依据的史料之一。参见[韩]李道学：，陈辉主编：《第十五届中国韩国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历史卷》，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第621－623页。

[16]今本《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仍包含高句丽建国传说、琉璃明王断剑认亲、怪由斩扶余王和好童智破乐浪等传说故事。

[17]《冉牟墓志》具体撰写时间不详，根据志文使用好太王谥号“国罡上好太王”一语，可知《冉牟墓志》成文于好太王去世后。耿铁华认为，冉牟去世于长寿王初年，约在公元414年至450年间。参见耿铁华：《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2页。

[18]关于冉牟家族地位，武田幸男认为其在北夫余地区形成世袭统治，范恩实则提出冉牟家族似为高句丽派往北夫余地区，监视夫余国王并征收贡赋的监临官。参见范恩实：《冉牟墓志新探》，《东北史地》，2011年第2期。

[19]耿铁华：《高句丽冉牟墓研究》，杨春吉、耿铁华主编：《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257页。

[20]耿铁华：《集安高句丽碑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4页。关于《集安高句丽碑》，学界存在好太王为其先祖故国原王所立之碑、好太王为其父故国壤王所立之碑、长寿王为其父好太王所立之碑等多种观点。参见耿铁华：《集安高句丽碑研究》，第91－101页。

[21]耿铁华：《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附录二《中原高句丽碑考释》，第424页。

[22]耿铁华：《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第411页。

[23]耿铁华：《高句丽冉牟墓研究》，杨春吉、耿铁华主编：《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第249－252页。

[24]祝立业：《从碑志看高句丽人的始祖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5期。

[25] [高丽]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三《古律诗·东明王篇(并序)》，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册，第315－319页。

[26]杨军：《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页。

[27]甘怀真：《石刻与汉文行政：以好太王碑为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28]比如《魏书》卷一○○《百济传》记载，百济盖卤王余庆于延兴二年(472)向北魏上表称：“臣与高句丽源出夫余”(第2402页)。

[29]学人指出高句丽将其始祖传说介绍至中原政权，本身便含有希望中原政权承认其合法“继承”夫余全地的意图。参见祝立业：《简析高句丽始祖传说的建构与夫余衰亡之关系》，《东北史地》，2015年第5期。希望获得中原政权认可，本身便是高句丽“边疆民族政权”自我定位的体现。

[30]《北史》卷九四《高丽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15－3116页；《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高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0页。

[31] [朝鲜王朝]权近：《阳村集》卷一九《序类·三国史略序》，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7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197页。

[32] [朝鲜王朝]徐居正：《四佳集文集》卷四《三国史节要序》，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1册，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第242页。

[33] [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三七《杂志第六·地理》，第519页。

[34] [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四○《杂志第九·职官》，第597页。

[35] [高丽]金富轼：《进三国史记表》，[朝鲜王朝]徐居正：《东文选(第二)》卷四四《表笺》，朝鲜群书大系大正三年(1914)版，第419页。

[36]参见[日]田中俊明：《〈三国史记〉引用中国史书的再探讨》，姜维公、高福顺译著：《中朝关系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237页。

[37]比如《三国史记》载高句丽“色服”转述自《北史》《新唐书》，“职官”转述自《隋书》《新唐书》等。

[38]参见[朝]孙英钟著，刘宇摘译：《关于高句丽初期部分史实的年代问题》，《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7年第1期；李大龙：《〈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08页；杨军等：《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352－353页。

[39]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首次将“海东三国”塑造为一个“王朝史”概念。在此之前，“海东”只是一个区域概念，泛指今渤海以东的东北亚南部地区。《三国志》卷三○《魏书·高句丽传》称“公孙度之雄海东”(第845页)。至唐代，“海东”区域仅存高句丽、新罗、百济三个政权，故而唐人将三者并称为“海东三国”(《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百济传》，第5330页)。然“海东三国”仅指存在于“海东”区域内的三个政权，并无三者构成“海东”一体的内涵。

[40]杨军：《略论朝鲜古史谱系的演变》，《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41] [高丽]李承休：《帝王韵纪》卷下，朝鲜古典刊行会本1939年版，第3页a－b。

[42] [朝鲜王朝]俞汉隽：《自著》卷一《广韩赋》，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49册，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11页。

[43]权近称：“(金富轼)以一岁而分纪，以一事而再书。方言俚语，未能尽革；笔削凡例，未尽合宜；简秩繁多，辞语重复。观者病其记此遗彼而难于参究也。”徐居正亦言：“金富轼法陈寿《三国志》，撰《三国史》，患其文籍残缺，本末无稽，则采摭中国诸书，或补或证之，已非实录矣。至聘问、侵伐、灾异等事，以一事而叠书于彼此，颇伤重复。况取舍是非，笔削凡例，亦未尽合宜，识者病之。”参见[朝鲜王朝]权近：《阳村集》卷一九《序类·三国史略序》，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7册，第197页；[朝鲜王朝]徐居正：《四佳集文集》卷四《三国史节要序》，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11册，第242页。

[44] [朝鲜王朝]李种徽：《修山集》卷二《青丘古史叙》，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47册，景仁文化社2001年版，第317页。

[45] [朝鲜王朝]尹行恁：《硕斋稿》卷一一《东三考序》，民族文化推进会编：《韩国文集丛刊》第287册，民族文化推进会2002年版，第191页。

[46]例如一然在《三国遗事》中称高句丽朱蒙之父为“天帝子解慕漱”，又称朱蒙为“檀君之子”。为弥合二者矛盾，只能将错就错认为檀君即解慕漱。又引《坛君记》称“(檀)君与西河河伯之女要亲，有产子名曰夫娄”，解慕漱则与柳花生朱蒙，夫娄与朱蒙又成为“异母兄弟”。柳花后又通过接续婚成为夫娄之子金蛙的妻子，朱蒙又成为夫娄之子金蛙的继子。参见[高丽]一然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遗事·王历第一》，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高丽]一然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遗事》卷一《纪异第二·高句丽》，第37页。后世李氏朝鲜史家在一然的基础上讨论高句丽政权的海东“王朝史”属性，对高句丽史料的歪曲、强行嫁接行为彰明较著。

[47]《三国志》卷三○《魏书·东夷·高句丽传》，第843页。

[48]《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高丽传》，第5321页。

[49]《新唐书》卷二二○《东夷·高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88页。

[50]祝立业：《简析高句丽始祖传说的建构与夫余衰亡之关系》，《东北史地》，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