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家谱伪造考

家谱（谱牒）是中国传统社会记录宗族世系、维系血缘秩序的重要文献类型。自宋代欧阳修、苏洵创立谱例之后，修谱逐渐成为士大夫家族的制度性活动。至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宗族组织进一步发展，修谱活动更加普遍，“聚族而居，族必有谱”已成为各地大族的惯例。然而，与修谱之风盛行相伴而生的是家谱真实性问题日益凸显。在社会流动加剧的背景下，一些新兴富裕阶层通过伪造家谱攀附名门，形成所谓“赝谱”现象。

关于这一问题，明代笔记中有多处记载，其中尤以《戒庵老人漫笔》卷七“赝谱”条最为著名。该条记述苏州人袁铉以伪造家谱为业，为富商巨贾编造祖先世系，并伪造诰敕、碑铭等文书，使家谱看似真实。这一记载不仅揭示了晚明社会中家谱造假的具体方式，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文化现象。有明一代到底造出了多少假家谱，现已无法得知，但从当时人“圣贤之后，为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的批评来看，数量应相当可观。

本文以“赝谱”条为中心，结合《古今谭概》《日知录》《茶香室丛钞》等文献记载，并参考近现代学术研究，对明代家谱伪造现象的形成背景、运作方式及社会影响加以综合考察，以期深化对晚明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的理解。

《戒庵老人漫笔》为明人李诩所撰笔记，内容多记江南社会风俗与见闻。卷七“赝谱”条载：

苏州有袁铉者，寓居郡中，善为人作谱。研穷汉、唐、宋、元以来显者，为其所自出。凡富者家有一谱，其先莫不由侯王将相而来，历代封谥诰敕、名人序文具在。

初见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铉赝作者。吴中世家多不屑与之齿。

时富商巨贾暴起，多欲饰其门第，争延铉为之谱。铉辄搜求史传，采摘名氏，附会为其远祖，又造为诰敕、碑铭、序记之文，使若有据。

久而人稍觉其伪，吴中故家相与讼之于郡。郡守不能治其罪，竟逐铉出境。然富商巨贾犹好之，赝谱之风亦未能尽息。

这段记载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首先，苏州出现了以代修家谱为业的职业人物袁铉，他通过研究历代史书，从汉唐以来的名人中选择合适者，将其“附会”为客户祖先。其次，袁铉不仅编造世系，还配套伪造各类文书，包括皇帝诰敕、墓志碑铭、名人序记等，使家谱“若有一据”。再次，客户群体主要是“暴起”的富商巨贾，他们希望通过修谱构建显赫祖先以“饰其门第”。最后，这一行为引发了苏州世家的强烈不满，他们联合向官府控告，但结果仅是“逐出境外”，并未受到严厉惩处。

《汉语大词典》释“赝谱”为“假托的家谱”，并引李诩此条及“今人家买得赝谱，便诧曰‘我亦华胄也’，最是可笑”之语。可见至晚明时，赝谱买卖已非罕见，甚至成为时人皆知的社会现象。

《戒庵老人漫笔》的记载并非孤例。明清文献中关于伪造家谱的记述颇多，相互印证之下，可以窥见这一现象的普遍性。

（一）笔记小说中的相关记述

《古今谭概》载：“今世富室，多好修谱。其先世本无可纪者，则必远引名贤，以为鼻祖。”这说明许多富裕家庭在修谱时追溯古代名贤已成为普遍做法。

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亦指出：“近世谱牒，多失其真。富贵之家往往假托古人，以为其祖。”顾炎武的评论表明，到了明末清初，伪托祖先已经成为广泛存在的现象。

清代笔记《茶香室丛钞》中还记载：“江南有专以修谱为业者。”这说明修谱已发展为一种职业性行业，与《戒庵老人漫笔》中袁铉的情况相互印证。

（二）赝谱买卖的产业化趋势

据明末松江人李延昰《南吴旧话录》记载，当时苏州阊门内天库前甚至出现了“赝谱专卖店”。业主招募贫穷读书人按《百家姓》编制，“姓各一谱，谱各分支”，列为始祖的都是历代皇亲贵戚或达官显宦。购买者选定附认支派后，店员当场填入其祖、父辈姓名。这些家谱“贵显者则有画像，及名人题赞，无不毕具”，为使购买者能炫耀于人，店铺还故意“以旧绢为之，成粉墨剥落，或字画糊涂，示为古迹”，每部售价高达几十两银子。

这一记载揭示，至明末时，赝谱制作已从袁铉式的个体经营发展为分工明确的专业化产业，形成了从内容编撰到做旧仿古的完整链条。

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明代伪造家谱有一套相对固定的制作方式，体现出相当的技术含量。

（一）搜集历史人物

造谱者首先从正史中搜集历史人物，如《汉书》《旧唐书》《宋史》等，筛选其中具有声望的名臣或学者，作为客户祖先的来源。此即《戒庵老人漫笔》所言“研穷汉、唐、宋、元以来显者”。这些人物的时代分布、官阶品级、地域籍贯，都需要与客户的期望相匹配。

（二）编造世系链条

在选定祖先后，造谱者通过虚构若干代“失考世系”，将历史人物与客户家族连接起来。常见模式为：古代名臣→若干代失考→南宋或元代迁居某地→明代始祖→当代家族。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解释时间上的断裂，又能使家族历史显得悠久绵长。

当代于志嘉女史（于志嘉：《虚实参半的先祖历史——从资阳徐氏始迁祖手传看明代湖广地区的垛集军户》）对湖南资阳徐氏诸谱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兴公房与安公房对始祖徐名辅的记载截然不同：前者不承认徐名辅与明初名将徐达有任何关系，后者则称徐名辅为徐达胞侄。安公房的依据是所谓“汉郎草底”，一个生于康熙年间、漂泊无嗣的族人提供的“陋劣草谱”。兴公房批评道：“喜其载始祖所自出极其显宦，乃即据以为真”。这一案例生动说明，攀附名人为祖正是赝谱的核心动机。

（三）伪造配套文书

为了增加可信度，造谱者往往伪造各类文献材料，包括皇帝诰敕、墓志铭、祠堂记、名人序文等。《戒庵老人漫笔》明确指出袁铉“又造为诰敕、碑铭、序记之文，使若有据”。这种“文书配套”的做法使伪造家谱更具欺骗性。

从祝虻（祝虻：《现存明代家谱所辑文书论略——以徽州家谱为中心》）对明代徽州家谱所辑文书的统计来看，入谱文书种类繁多，包括敕命、诰书、金册、公据、牒、状、札等。赝谱制作正是模仿了真实家谱的文书体例，以假乱真。一些伪造的名人序文甚至被多家家谱同时采用，如朱熹的一篇谱序竟为周、黄、刘、戴、郑、洪、吴等姓家谱共用，仅姓氏一字之别，其余文字均雷同。

（四）刻印与做旧

完成编撰后，家谱以木刻版形式印刷。由于家谱通常只在宗族内部流通，外界难以核查，伪造的家谱也容易长期流传。明末赝谱专卖店更发展出做旧技术，“以旧绢为之，成粉墨剥落，或字画糊涂，示为古迹”，使新造赝谱呈现出年代久远的样貌。

明代赝谱现象的滋生蔓延，与当时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密切相关。

（一）商品经济发展与富商阶层崛起

晚明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江南地区商业繁荣，大量富商阶层迅速崛起。然而在传统社会中，社会地位不仅取决于财富，还取决于门第与文化资本。许多富商虽然经济实力雄厚，却缺乏士族背景，因此需要通过文化方式来提升社会地位。修谱正是这种文化策略之一。

陆容《菽园杂记》卷七记载了成化年间的一则故事，常州孔姓暴发户因“自憾其非贵种”，欲与孔子后裔孔士学“通谱”，遭拒后仍不死心，待孔士学去世，其后人“遂以家谱售之”，代价仅“一船米”。这个发生于商业初兴阶段的个案，已预示了日后以财富换取门第的趋势。至万历时，随着商人阶层实力大增，“用银子买一个祖宗”已成为可实现的愿望。

（二）宗族组织发展推动修谱需求

自宋代以来，宗族逐渐成为地方社会的重要组织形式，而家谱则是宗族认同的依据。许多家族通过修谱强化内部凝聚力，展示其历史与地位。在科举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拥有显赫祖先也成为士子参与地方事务的文化资本。新兴富裕家族若缺乏祖先记载，便容易产生伪造家谱的动机。

阿风教授（阿风：《从文书到族谱与方志——以明代休宁珰溪金氏为中心》）对明代休宁珰溪金氏的研究显示，地方志与族谱的编纂存在密切关联，“志不载，谱虽实，何以示信”的观念反映了当时对谱牒真实性的重视。但正是这种“示信”的压力，反而刺激了部分家族通过伪造来满足社会期待。

（三）造假风气的时代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赝谱泛滥与晚明整体性的造假风潮互为表里。嘉靖时叶权《贤博编》记载苏州市场上“货物奸伪”盛行，卖杨梅者“用大棕刷弹墨染紫黑色”以次充好，卖鸡者替老母鸡“持毛擂长尾，假敦鸡卖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亦载杭州“酒掺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贯水，织作刷油粉”等造假情况。书籍、纸笔等文化用品同样难逃伪劣之困。谢肇淛《五杂俎》批评万历时的印刷“丑恶极矣”，书坊主为“取其易成而速售”而故意用柔木雕板。赝谱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应运而生，成为文化造假的一个特殊门类。

《戒庵老人漫笔》中“吴中世家多不屑与之齿……相与讼之于郡”的记载，深刻反映了晚明社会中士族与新兴富商之间的文化冲突。

（一）门第观念与社会流动的矛盾

传统士族以门第和科举为社会地位的基础，强调“诗书传家”的文化传承。而新兴富商则试图通过财富与文化消费进入士绅阶层。伪造家谱正是这种“文化竞争”的表现形式，用金钱购买祖先，以弥补现实中的门第缺憾。

然而，这种“文化资本”的获取方式遭到士族的强烈抵制。苏州世家联合控告袁铉，表面上是反对造假行为，深层则是维护士族对“文化正统”的垄断权。如果富商可以轻易买到一个显赫祖先，那么士族赖以安身立命的“累世簪缨”将失去其稀缺性。

（二）官府处置的象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官府最终仅将袁铉“逐出境外”，并未施以重罚。这一处理方式耐人寻味。一方面，袁铉的行为难以用传统法律条文加以界定，他既未谋反，也未盗窃抢劫，伪造家谱在当时并非明确罪名。另一方面，购买赝谱的富商巨贾“不便深究”，折射出官府对新兴经济力量的一定妥协。

这种曖昧态度恰恰说明，晚明社会正处于价值观念转型期，旧有的门第等级正在受到财富力量的冲击，而官方尚未形成有效的应对机制。

赝谱的广泛存在对家谱文献的史料价值构成了严重挑战，也催生了后世学者的辨伪意识。

（一）家谱史料的真伪问题

近代以来，随着家谱逐渐进入史学研究视野，其真实性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赵万里先生曾指出，“传世明本谱牒，大都是徽州一带大族居多”，但这些家谱中攀附名人的现象相当普遍。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批评家谱“往往攀援华胄，谬托名贤，其真实价值，减削大半”。

于志嘉基于三十年寻谱经验指出：“如何能从似假还真的族谱资料中分辨其伪，从而筛检出可供吾人利用之资料，是治史者共同面对的课题。”她通过对资阳徐氏诸谱的细致比对，揭示出不同支谱对同一祖先记载的歧异，为家谱辨伪提供了方法论示范。

（二）辨伪方法的发展

清代已有学者注意到家谱辨伪的技巧。清人宋永岳在《志异续编》中记载了一则利用避讳知识断案的案例：广东嘉应李姓家族因家谱记载不同而诉讼多年。宋永岳发现，记载“丘氏”的家谱写作“丘”，记载“邱氏”的家谱写作“邱”。他据此判断，雍正元年为避孔子讳才将“丘”改为“邱”，万历年间修谱不可能出现“邱”字，从而认定写作“邱”的家谱为后世伪造。这一案例说明，通过对文书制度、避讳规则的掌握，可以有效辨识家谱真伪。

当代学者则综合运用方志、文书、正史等多源史料进行比对。阿风教授强调，古文书是“事件发生同步的历史记录”，是辨伪的基础史料，但“文书中也存在虚构的内容，研究者要进行批判性分析与解读”。

（三）赝谱的“真”与“假”

值得注意的是，赝谱的“伪造”性质具有时间维度。当代学者陈大康在《明人的造假与买假》）指出：“自假家谱被奉迎回家起，其后又多次重修，在明末以降的时间段内，就其内容、价值与意义而言，实际上就是一本真家谱，但对于明代及明以前的内容，那就得谨慎从事。”换言之，一部明代伪造的家谱，经过数百年传承，已成为清代或民国宗族真实历史的载体，祖先虽是假的，但宗族组织、修谱活动、社会关系都是真实的。这正是家谱史料复杂性的体现。

综上所述，明代家谱伪造现象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晚明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以《戒庵老人漫笔》“赝谱”条为中心，可以看到江南地区出现了以袁铉为代表的职业造谱者，他们为富商阶层编造祖先世系，伪造各类文书，使家谱看似真实。至明末，赝谱制作已发展为专业化的产业，形成了从内容编撰到做旧仿古的完整链条。

赝谱现象的滋生，根植于晚明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流动加速。新兴富商阶层虽然积累了雄厚财富，却缺乏传统士族的门第背景，因此希望通过修谱构建显赫祖先以获取文化资本。传统士族对此强烈抵制，反映了门第观念与新兴力量之间的文化冲突。官府处置的曖昧态度，则暗示了转型期社会价值观念的松动。

赝谱的广泛存在，对家谱的史料价值构成了挑战，也催生了后世学者的辨伪意识。然而，“伪造”本身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那些攀附名人的家谱，记录了明清时期宗族建构祖先记忆的方式，折射出社会各阶层对门第、血统与文化认同的理解。对赝谱现象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家谱文化的发展，也有助于揭示传统社会中财富、文化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