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凤：明朝陆路丝绸之路管控模式的演变

相比于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学界对陆路丝绸之路的研究尚有深耕的空间, 目前相关成果多从政治、 军事等维度考察明朝经略西域的史实。明朝自立国之初, 就开始积极经略西域、经营陆路丝绸之路。尽管在成化至正德、嘉靖之际因土鲁番的崛起和哈密卫内部的分化而使明朝通过哈密卫管控西域的策略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明廷也试图 “ 闭关绝贡” 迫使土鲁番中止袭扰, 力图恢复西域秩序, 但难以奏效。“ 闭关绝贡” 虽在某一时段对正常的朝贡活动有一定的影响, 但难以真正切断明廷与西域的交往。从明前期的 “ 嘉峪关-哈密” 模式到中后期 “ 嘉峪关-土鲁番” 模式的转变, 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此进行专门研究, 有助于全面认识明代陆路丝绸之路各民族交往与交流的特点。

一、 明初西北局势与嘉峪关地位的凸显

明初用兵西北, 基本实现了对河西走廊的有效统治, 但明朝统治者认识到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彻底清除元朝的残余势力, 双方对峙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陈梧桐认为: “朱元璋毅然决定重新对北元实行 ‘固守疆国’ 之策, 暂时放弃主动出击, 取积极防御的做法。 随着对北元斗争策略的调整, 明朝可以集中更多的力量来经略西北地区, 朱元璋开始着手制定经略西北的策略方针。”胡小鹏认为河西走廊作为察合台汗国出伯家族的领地, 被该游牧军事集团长期控制, 使肃州以西 “在元代因成为诸王分地而出现蒙古化、部落化、游牧化的趋势, 所以明代的行政建置止于肃州, 在嘉峪关外设羁縻诸卫, 因俗而治, 即以归顺的故元蒙古诸王游牧部落为单位设立卫所, 进行管辖, 与元代情形一脉相承”。

万历《重修武安王庙记碑》称: “酒泉西, 古创嘉峪关, 乃华夷天限, 西面长城, 北门锁钥也。”嘉峪关作为肃州卫城的西大门, 自然是肃州卫城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是嘉峪关与同时期其他关隘的显著不同之处。《秦边纪略》记载肃州以西则为嘉峪关, “金墉玉门在是也。南有祁连, 较之甘州, 走集多险, 但守重冈硖, 则随山三百里, 虽高枕可也”。嘉峪关及肃州卫城之南有祁连山, “祁连之北, 且有观音山、红山、寒水石山、硫黄山, 重岗复岭,深河急水,故夷大举,必不能由此,不过小窃往来耳。 重冈硖在东南二百八十里, 凡夷往来南边必由此硖。肃之南边, 东自清水起, 西至嘉峪关止, 统二百七十里, 皆依山阻险, 故曰随山三百里也”。这一特殊的军事地理位置使嘉峪关和肃州卫城成为明朝经营西域的前哨。所以, 在理解明代嘉峪关的地位与作用时,不能将其视为一个孤立的关隘, 而应将其与肃州卫城作为一个整体来认知。

嘉峪关与阳关、玉门关一样, 都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门户, 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嘉峪关之所以取代阳关和玉门关而成为14世纪以后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隘, 是因为元代各族民众的大量迁入。朱元璋与朱棣通过多次征讨, 认识到短时期内不可能完全击败元朝的残余势力, 如果无视民众的负担而连年征战, 不仅难以控制游牧区域, 而且还会加速明朝的衰亡, 所以强化和完善农业区域的治理便成为明朝统治者一贯坚持的优先国策。李大龙认为, “明王朝的出现及其对农耕地区长达近3个世纪的统治,实现了对五代以后中原农耕地区不同族群的整合”, 而 “游牧族群一度还想夺回在族群互动中的主导权, 但强大的政治核心势力的缺失已经难以将游牧族群凝聚为一个整体。相反, 明王朝却实现了对农耕族群的 ‘一统’, 两大族群的互动呈现出 ‘一统’ 对 ‘分散’ 的格局, 农耕族群在其中似乎多了几分主动, 由此导致了两大族群的互动呈现出冲突频繁的状态”。当然, 在看到双方关系具有冲突一面的同时, 还必须正视双方相互依存的一面, 以及明朝维持大一统局面时须持有的包容性。只有在这一大背景下, 才能认清嘉峪关成为明朝极为重要关隘的多重因素。

明朝初年, “冯胜筑关于石关峡以南的嘉峪冈峦上, 是因为道路改移, 而将其关南移改置为嘉峪关”。在有关明代河西走廊的描述中, 人们常常把冯胜与“绝荒沙漠”的嘉峪关联系在一起。如《肃州新志》称: “明初宋国公冯胜略定河西, 截敦煌以西悉弃之, 以此关为限, 遂为西北极边。”《秦边纪略》称: “明洪武间, 冯胜取河西, 西抵瓜州, 而以嘉峪为限。”西域贡使进入嘉峪关后, 便受到甘肃镇官军的保护。

二、 作为嘉峪关“藩篱”的哈密卫

嘉峪关由肃州卫管辖, 属于“内卫”, 而明朝在嘉峪关外建立的羁縻卫, 则属于 “外卫”, 发挥着 “藩篱” 作用, 拱卫着甘肃镇, 是明朝管控丝绸之路的一种创新。可以说, 甘肃镇与关西诸卫共同构成明朝西北坚固的防线, 保障着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 成为明朝加强对西域管理的联络纽带。

明初, 以出伯家族、安定王家族为首的察合台后王仍是嘉峪关外重要的游牧军事集团,明朝以羁縻方式将元代河西的蒙古诸王集团转化为军政合一的哈密卫、安定卫、阿端卫、曲先卫、罕东卫、沙州卫、赤斤蒙古卫, 即 “关西七卫”。 “此七卫者, 或元裔, 或土酋, 皆授官赐印, 世袭职贡”, 明朝册封其上层为都指挥使、指挥使、指挥佥事、千户等, 官职世袭。其中, 在哈密卫设置忠顺王。七卫之中, 哈密卫居于最西端, 在嘉峪关以西的丝绸之路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担负着 “弥西戎东窥之心, 断北虏南通之臂”的特殊责任。哈密卫的设置, “改变了故元藩王的名号, 正式进入明朝版图……几同内地郡属”。明宣宗即位后, 称赞哈密卫首领 “恭修臣职”, 认为哈密卫在永乐时期 “能识达天命, 竭力效忠, 恪修职贡, 是以朝廷眷待, 弥久弥厚。朕今绍承先皇帝之志, 用广一视同仁之德, 特遣使赍诏往谕。凡尔哈密大小官员军民人等, 自诏书至日以前所犯罪无大小, 悉赦不问。尔等自今宜笃初心, 归诚朝廷, 安处本境, 打围飞放, 自在生理, 庶以永享太平之福”。

作为 “守把西陲后门” 的哈密卫, 代表朝廷管理西域, 负有传递西域信息、护送使臣等职能,在确保丝绸之路正常运行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宣德七年(1432), 明廷派遣中官李贵等人出使哈烈等地,要求哈密忠顺王卜答失里、忠义王脱欢帖木儿, 沙州、赤斤蒙古二卫都督困即来、都指挥察罕不花等 “以兵护送”。弘治年间大通事、锦衣卫带俸指挥佥事王英就此说道: “朝廷设哈密卫, 当诸夷通路, 每岁各处回回进贡者至此, 必令少憩以馆谷之, 或遇番寇劫掠, 则人马亦可以接护, 柔远之道, 可谓至矣。”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哈密诸卫周边形势复杂, 独自难以应对, 必须依靠甘肃镇, 特别是肃州卫的支持。宣德八年(1433), 当镇守肃州都督佥事王贵奏请亲自进京献马时, 宣宗予以拒绝, 认为 “朕命尔守边, 边事为重, 马岂所急? 肃州西北要冲, 况胡寇猛哥卜花等方钞掠哈密, 当夙夜严备。尔能尽心竭力保境安民, 即尔能恭臣职矣, 进马不足为恭, 其止勿来”。哈密卫与甘肃镇相互依托来保障西域朝贡贸易是明朝统治者根据西域情势所做出的制度创新。

“明初设立的关西诸卫, 除罕东卫及后来的罕东左卫外, 可分为两个系统: 其一是哈密、沙州、赤斤蒙古三卫, 隶肃州卫管辖, 其二为安定、阿端、曲先三卫, 隶西宁卫管辖。前三者记载较为明确, 为出伯后王的忠顺王系管辖; 后三者则由安定王集团统领。”商传认为: “朱棣通过送归脱脱, 设置王府官员等办法加强了对哈密的管控, 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宋晟等拥兵镇守, 以防其变。” 因此, 明臣有 “保哈密所以保甘肃也, 保甘肃所以保陕西也” 之说。而明廷设置关西诸卫, 旨在使其 “抚集所部军民, 各安本地生业”, 凡 “朝廷使臣及诸番进贡使臣来往经过, 尤须至诚礼待, 不可轻忽”。

为了确保 “嘉峪关-哈密” 模式的正常运行, 明廷特别重视诸卫的稳定与安全, 尽可能地采取一切措施维护西域安定局面, 自觉维护朝贡贸易秩序。明廷要求甘肃镇严格执行朝贡规定, 在贡使离开嘉峪关时不得将人口和违禁物品携带出境。如永乐七年 (1409) 要求甘肃守臣严格检查使臣出境所带之物, “若称朝廷赏赐, 亦必验实, 方许放出”。宣德九年(1434), 宣宗要求甘肃守臣检查返回的撒马尔罕等使臣, “不许挟带中国之人及买中国童幼出境”。英宗甫一即位, 要求甘肃守臣加强管控, 不让撒马尔罕使臣 “私挟我人口出境”。对于诸卫之间的矛盾, 明廷予以劝阻和调解。如宣德九年, 沙州卫掌卫事都督佥事困即来鉴于 “数为罕东卫鞑靼及西番侵侮, 虐取人畜, 阻隔道路, 不能安居”, 乞求在 “察罕旧城居住”, 宣宗不予支持, 认为 “尔归附已久, 朝廷待尔素厚, 处沙州三十余年, 户口滋息, 耕牧富饶, 皆朝廷力也。往年哈密尝奏尔部属侵掠其境, 今之外侮亦所自致, 自今但安分守法, 保境睦邻, 随寓可安, 何必察罕旧城哉”, 同时要求 “罕东鞑靼及西番果尝侵夺沙州人畜, 悉追还之”。正统四年 (1439), 哈密、赤斤蒙古、罕东诸卫侵夺沙州卫, 英宗责令其 “不许彼此恃强互相占扰, 自启衅端”。对于处于困境中的诸卫, 明廷予以及时地扶持。如宣德元年 (1426), 困即来 “以岁荒人困, 遣使贷谷种百石, 秋成还官”, 宣宗称“番人即吾人, 何贷为”,立即予以拨发。宣德十年 (1435), 沙州卫都督困即来“为哈密所侵, 率所部二百余帐来附边, 且陈其被侵饥窘之状”, 英宗命令甘肃守臣边臣 “量与米麦赈之”。正统七年 (1442), 英宗赞扬了沙州卫对朝廷的 “忠诚”, 准其修理苦峪旧城的请求。总体而言, 在 “哈密危机” 之前, 陆路丝绸之路大体上能够正常运行, 秩序良好, 正如哈密使臣所言: “近年边方法度严谨, 昼夜用心, 设法处治, 严加禁约, 贼盗少有, 地方安稳, 人民快乐。”

对于“嘉峪关-哈密”模式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学界予以肯定。王继光认为, “有明一代, 域内域外交通的繁荣活跃, 岂止南洋一路”, 在明初近百年间, 丝路古道 “仍不减汉唐气象”。刘迎胜强调, 明朝的对外交往, 分海路和陆路两种渠道, “明代与西域的陆路交通并未因郑和远航而萎缩。其实明初朝廷因与故元势力斗争的需要, 对西域邻国更为重视”。万明认为: “明初与郑和自海路七下西洋交相辉映的, 有傅安、陈诚等从陆路出使西域。当时的陆路交通, 也曾作为明统治者全面对外政策体现的一部分, 反映出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时期对外建立联系的雄心勃勃。海陆并举, 堪称历史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巅峰时期, 中外关系史上的盛世。”杨富学也认为明代 “丝路上的贸易往来比以前更加频繁”, 明代“西北地区的丝路贸易并不比海路逊色”, 明朝与西域 “诸藩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东西方交往频繁, 商业贸易隆盛”。

三、 土鲁番的兴起与哈密卫遭受袭扰

土鲁番又称土尔番, 位于西域天山东部, “去哈密千余里, 嘉峪关二千六百里,是陆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汉代, 此地建有姑师国。在与匈奴展开多次争夺后, 汉朝通过西域都护府、戊己校尉加强了对此地的控制。前凉设置高昌郡, 唐设西昌州, 后改西州都督府, 唐末回鹘控制西州, 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 在归附蒙古后, 改为畏兀儿王国。元末, 土鲁番分为柳城、火州、土鲁番三部。明初, 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 土鲁番被东察合台汗国所控制。 

明初, 土鲁番 “势甚微弱”, 在明廷设立哈密卫的同时, 前往别失八里的明朝使臣经过时 “以采币赐之”, 其万户赛因帖木儿遣使 “贡玉璞”, 朱棣授前来朝贡的佛僧清来为 “灌顶慈慧圆智普通国师”, 法泉等七位徒弟被任命为土鲁番僧纲司官。从此, “其徒来者不绝,贡名马、海青及他物”, 明廷 “亦数遣官奖劳之”。在永乐之后, 土鲁番依旧向明廷朝贡,丝绸之路运行正常。 据《明史·土鲁番传》记载: “尹吉儿察德中国, 洪熙元年躬率部落来朝。宣德元年亦如之。天子待之甚厚, 还国病卒。三年, 其子满哥帖木儿来朝。已而都督锁恪弟猛哥帖木儿来朝, 命为指挥佥事。五年, 都指挥佥事也先帖木儿来朝。” 宣德五年(1430), 土鲁番城指挥佥事猛哥帖木儿等 38 人前来朝贡, 表示 “愿居京自效”, 宣宗在赏赐之余, 令 “有司给房屋、器皿等物如例”。 次年, 土鲁番城胡马儿舍等人前来归附, 也愿 “居京自效”, 宣宗亦如前例安置。在 “哈密危机” 爆发之前, 土鲁番自愿归附并被朝廷安置各地是一种常态现象。宪宗曾言, 土鲁番与哈密 “素为唇齿之邦, 世受朝廷爵赏,为中国藩屏”。故此, 武宗将土鲁番侵占哈密卫视为 “忘背国恩” 之举。

后来, 由于忠顺王的选立不顺和其内部的不断分化, 哈密卫难以完成朝廷交办的各项任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土鲁番此时在迅速崛起, 对“嘉峪关-哈密”模式造成了极大冲击, 严重影响着陆路丝绸之路的正常交往。成化九年(1473)土鲁番侵占哈密, 标志着 “哈密危机” 的正式爆发。作为洪武、永乐时期所确立的西北边疆治理模式, 后世君臣不能随意放弃, 他们坚持 “无赤斤、罕东, 是无哈密也, 无哈密, 甘肃受祸矣”的理念,打着遵守祖制的旗号来 “兴复哈密”, 在危机初期采取这一策略本无可厚非。但是, 面对土鲁番的持续袭扰, 明廷无法实现“兴复”哈密的目标。尽管明廷采取了劝谕、与诸卫联合出兵、闭关绝贡等方式迫使土鲁番停止对哈密卫的袭扰, 但都无济于事。

哈密卫瓦解, 从表面上来看的确是土鲁番不断强大的结果, 但从根本上来看, 则是哈密卫自身的问题。通过弘治年间的军事行动可以看出, 一方面, 面对土鲁番的日渐强大, 明廷难以用军事手段来削弱其势力, 即使用武力将其势力赶出哈密, 土鲁番可以随时卷土重来;另一方面, 哈密城池已遭严重破坏, 哈密民众的生产生活难以正常进行, 而暂住在苦峪等地的哈密部众又不愿返回故土。土鲁番的屡次侵占和哈密部众的长久避难, 使哈密卫人心涣散、部众流离。可见, 土鲁番对哈密的长期袭扰, 已经引发了肃州卫至土鲁番广大区域内民族关系的重大变化, 哈密部众的东迁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弘治十年 (1497), 土鲁番阿黑麻面对明廷的巨大压力, “遂以陕巴、金印来归, 且遣使入贡, 并求安置两广使臣写亦满速儿等”, 孝宗准之。同时孝宗责令阿黑麻 “涤虑自新”, 并遣官护送陕巴与苦峪的哈密人一同回归故土。至此, 哈密得以暂时恢复, “番卫底定, 边关无警, 西域咸通”,出现了短暂的安宁。但是, 赶走阿黑麻易, 重建哈密卫难。加之阿黑麻言而无信, 其有生力量并未遭到摧毁, 随时可以侵占哈密。在这种情况下, 存留在哈密的民众不是想方设法重建家园, 而是千方百计地逃离故土。弘治十年三月, 阿黑麻又进攻哈密, 但未能得逞。这次骚扰引发了哈密在城民众的恐慌, 他们 “以地方伤残之余, 贫困难守, 尽自焚其土剌、房舍, 诣肃州求济”。甘肃守臣奏报后, 朝廷同意救济内迁哈密人众, 给其牛具、种子,安置在苦峪、沙州、瓜州等地从事耕牧, “以图兴复”。同时, 在外避难的哈密部族也不愿返回家乡。弘治十年九月, 礼部尚书徐琼对寄住在苦峪的哈密卫都督写亦虎仙、指挥可失帖木儿等人不思兴复又向朝廷无厌求取的行为提出了批评。鉴于哈剌灰 “以射猎为生, 各番颇惧,多不乐居哈密城”, 马文升便 “请许半留肃州, 往来自便”。

如何动员流散各地的哈密部众回归故土, 是重建哈密秩序的一大难题。在协同突袭之后, 朝廷的当务之急是构建有效的管理机构, 强化哈密卫自身的管理能力。在这一关键时刻, 是沿袭原有的做法来管理哈密卫, 还是创新模式来强化对哈密地区的管控, 是对孝宗君臣边疆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但令人遗憾的是, 他们未能乘机做出符合实际的变革,依旧在成化以来“兴复哈密”的老路上徘徊。在 “兴复哈密” 的实践中, 成化、弘治、正德及嘉靖初年君臣竭力遏制土鲁番, 但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面对 “哈密危机”, 明廷 “亦尝遣将征剿, 亦尝闭关绝贡, 然而一面请罪, 一面侵掠, 迄无宁时”。总体而言, 这一时期未能找到解决 “哈密危机” 的有效对策, 不仅 “兴复” 无望, 而且导致 “哈密危机” 日益严重。杨一清就此论道: “弘治以前, 止于骚扰哈密。正德年来, 哈密已为彼有, 沙州被其诱挟, 而川边、王子庄、赤斤、苦峪、柴城儿、扇马城、大草滩等处属番, 俱被残破。”嘉靖九年 (1530), 巡按御史胡明善认为: “土鲁番吞哈密六十余年矣, 先后经营诸臣, 持文墨者未效安辑之绩, 仗节钺者未伸挞伐之威, 是启戎心, 酿成边祸。” 这些评论是客观的。

明朝方面, 廷臣和甘肃镇地方官员对 “哈密危机” 的看法不一致, 有的主张示和, 有的主张示强。特别是由于大部分朝臣对土鲁番屡次侵占哈密卫的行径气愤难平, 使土鲁番无法获得朝廷的信任。加之迁往肃州周边生活的 “有住四十余年者, 有住十余年者”, “各有置买房屋, 不能割舍”, 皆不愿回归久已残破不堪的哈密故土, 如将其强行迁回哈密,势必引发更为严重的边疆危机。正德十二年 (1517), 兵部尚书王琼认为, 如果对土鲁番“兴师问罪, 大张杀伐, 又恐地方艰难, 钱粮缺乏, 激成他变”, 主张调查实情, “拿问明白”, 务使 “内安外攘”, “事体停当”。此时, 土鲁番满速儿也渴望得到朝廷的原谅, 表示自己 “每几遭差人去, 为和好, 要安宁, 不要作歹, 以后再不歹了”。但是, 在正德乱政之际, 朝廷对 “哈密危机” 无法作出符合实际的决策, 终武宗朝, “哈密危机” 愈演愈烈。

土鲁番的兴起势必导致哈密卫的瓦解, 由于明廷难以“兴复哈密”, 原有“嘉峪关-哈密”模式难以为继, 不得不用 “嘉峪关-土鲁番” 模式来代替。

四、 强化嘉峪关防御工事以构建新模式

从成化九年 (1473) “哈密危机” 爆发, 到嘉靖七年(1528)危机解除, 前后持续50多年。田澍将嘉靖初年 “哈密危机” 的解除视为 “嘉靖革新” 的主要内容之一, 认为正是因为 “大礼议” 所引发人事更迭, 将利用 “闭关绝贡” 而强硬对付土鲁番的杨廷和集团清除出嘉靖政坛, 才使解除 “哈密危机” 成为可能。而解除 “哈密危机” 的前提就是改变长期以来的 “兴复” 策略, 承认土鲁番的崛起和哈密卫瓦解, 其目的是保障西北边疆的稳定和恢复丝绸之路的畅通。这一观点对深刻理解明廷顺应时代变化而改变对陆路丝绸之路的管控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明人严从简认为在嘉靖初年的“抚处之后”, 土鲁番“听命通贡, 撒马尔罕各夷俱以时朝贡”。这一转变是明代重大的政策调整, 标志着陆路丝绸之路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此之后, 土鲁番与嘉峪关遥相呼应, 形成了 “嘉峪关-土鲁番” 的新模式, 保证了丝绸之路的正常运行。

鉴于西域部族中 “土鲁番尤为骄悍, 经制长策, 自古称难”,加之关西诸卫的衰落,嘉峪关的压力逐渐加大, 为此明廷日渐重视嘉峪关的防御工事的建设, 修城筑墙以完善城防体系便成为明朝的必然选择。冯胜选择嘉峪关作为 “河西第一关隘” 之后, “筑以土城, 周围二百二十丈, 高二丈余, 阔厚丈余。址倚冈坡, 不能凿池。东西两门各有月城”, 结束了此前 “有关无城” 的历史。直到弘治后期, 明朝才逐渐认识提高嘉峪关自身的防卫能力的重要性。《明史·兵志三》称弘治年间, “陕边惟甘肃稍安, 而哈密屡为土鲁番所扰, 乃敕修嘉峪关”。此令虽下, 但正式开工则到了武宗即位并改元之后。正德元年 (1506), 嘉峪关由肃州兵备副使李端澄负责修建, 于次年完工。据嘉峪关承信校尉王镇所刻《建修玄帝庙碣记》记载: “正德改元, 丙寅秋八月, 钦差肃州等处兵备副宪李公端澄, 遵成命起盖关东西二楼, 暨官厅、夷厂、仓库, 推委镇董工, 今年丁卯春二月落成。”这次修建在嘉峪关的建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 以嘉峪关为代表的甘肃长城的修筑也进入了高峰时期。嘉靖时期, 面对北部边防的新情势和出于稳定西域秩序的需要, 明朝不断派要员巡视河西走廊。嘉靖十八年 (1539),为了确保世宗南巡时的北部安全, 原阁臣翟銮起复后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巡边, “诸边文武将吏咸受节制。 且赍帑金五十万犒边军, 东西往返三万余里……在大同与总督毛伯温议筑五堡, 过甘肃与总督刘天和议拓嘉峪关”。翟銮在考察嘉峪关之后, 便上疏议道:“嘉峪关最临边境, 为河西第一隘, 而兵力寡弱, 墙濠淤损, 乞益兵五百防守, 并修浚其淤损者。仍于濠内添筑边墙一道, 每五里设墩台一座, 以为保障”。世宗允准后, 明朝拉开了嘉峪关大规模修筑边墙的序幕。修筑事宜由肃州兵备副使李涵负责。工程刚开始, 李涵被升为苑马寺卿, 为了确保修筑工程的顺利进行, 刘天和会同抚按官疏请留任, 于是改任为陕西参政,命其 “督工嘉峪关”。于是, 李涵与分守参将崔麟 “画地经营, 乃调凉州卫指挥蔡纪、山丹卫指挥纪纲、肃州卫指挥梅景, 三人分计工程, 各督乃事。平崖公时犒赏之, 三军踊跃而边墙遂成矣。南自讨来河, 北尽石关儿, 其延三十里”。为了确保工程质量, 嘉靖二十年(1541), 兵部尚书张瓒疏言: “甘肃海寇闻欲款塞, 瓦剌达虏亦求住牧近边, 当敕守臣即议制御长策, 其嘉峪关限隔华夷, 前行边使翟銮奏允修筑, 宜令专官督理, 务期坚固, 以图经久。”此议得到了世宗的允准。史家对翟銮和李涵修建嘉峪关之功给予极高的评价: “先有关城一区, 西楼高峙, 名虽曰关, 守备单弱。嘉靖十八年七月, 大学士翟銮行边时, 肃州兵备李涵暨诸行边执事, 驻节嘉峪, 阅视隘口, 请议筑修边城以备西边。翟公许可。越明年春暮, 遂议筑边, 南北与关相连。至今兔儿坝、黄草坝地方, 再无北虏至者。嘉靖十九年, 巡抚陈卿出巡, 亦至嘉峪, 奏设防守官一名, 添兵五百名。嘉靖二十二年, 套虏至关, 掘穴入境, 时指挥李玉把关, 全失备御, 若非长城之限, 肃州人畜无几矣。翟、李二公之功岂少哉。”

在翟銮之后, 明廷不断强化嘉峪关的防御功能。嘉靖二十六年 (1547), 巡抚甘肃都御史杨博上疏: “嘉峪关外诸夷时时窃发, 而道里廖旷, 斥堠疏隔, 请增筑榆树泉诸处墩台,庶声势联络, 易为哨守。” 世宗对此议极为赞同, 要求 “处置得宜, 务臻实效。”杨博根据世宗的指示筹划嘉峪关等地的防御, 确保了关内的稳定。据《明史·杨博传》记载, 杨博巡抚甘肃, “大兴屯利, 请募民垦田, 永不征租。又以暇修筑肃州榆树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芦泉诸处墩台, 凿龙首诸渠。初, 罕东属番避土鲁番乱, 迁肃州境上, 时与居民戕杀。监生李时旸以为言, 事下守臣。博为筑金塔、白城七堡, 召其长, 令率属徙居之。诸番徙七百余帐, 州境为之肃清”。隆庆二年 (1568), 巡抚甘肃都御史石茂华疏言: “嘉峪关石关儿、野麻湾等处关门墙堑之属, 岁久就圮, 宜行修筑。”穆宗允准。隆庆五年 (1571), 巡抚陕西监察御史刘尧卿提议 “甘肃之河西五郡宜修筑城堡以备不虞”,穆宗亦予准行。万历三年 (1575), 巡抚甘肃右副都御史侯东来题请 “砖包肃州、凉州、镇番、庄浪、西宁五卫, 该银万七千九百余两, 乞敕该部给发”。神宗从之。万历十六年 (1588), 巡按陕西御史徐大化疏言: “甘、凉、庄、西四郡, 三里一墩, 五里一台, 颇称周密。惟肃州二十里而一墩焉, 应次第增筑以资瞭望。”神宗准行。

经过嘉靖以后不断的修筑, 嘉峪关的城防能力得以全面提升, 并与长城融为一体。“甘肃境内明长城主线起自嘉峪关关城以南讨赖河北岸, 经嘉峪关市, 进入酒泉市肃州区, 在肃州闇门墩处分为两条线路: 一条线向南行, 复向东行, 进入高台县, 在高台县红山嘴一带消失; 一条线向东北经金塔县进入高台县, 经高台县、临泽县、甘州区、山丹县、永昌县, 在永昌县明沙窝墩开始, 再次分为两条线路, 向西南和向东北分别进入民勤县。”

嘉靖以降, 明廷持续对嘉峪关的营建和边墙的修筑, 标志着 “嘉峪关-土鲁番” 模式的日渐成熟。只要土鲁番吸取 “哈密危机” 中的教训, 听命于朝廷, 陆路丝绸之路就能在和平局面中保持畅通, 西域也因此得以稳定发展。而为了确保这一新模式的有效运行, 明廷也在不断吸取以往的教训, 不断增强嘉峪关自身的防御能力, 以便有效保护西域贡使的安全。从具体实践来看, 在 “嘉峪关-土鲁番” 模式中, 嘉峪关经受住了考验, 从嘉峪关进入的西域贡使得以顺利地来往于北京, 交往未曾中断。

结 语

有明一代, 西域格局处于不断演变之中。在 “哈密危机” 爆发之前, 明朝以 “嘉峪关-哈密” 模式管控西域, 陆路丝绸之路借此得以平稳运行。在土鲁番逐渐兴起之际, 该模式遭受冲击, 哈密卫日渐残破, 逐步失去了嘉峪关 “藩篱” 的作用, 迫使明廷作出决断,根据情势变化来构建新的西域秩序, 以恢复陆路丝绸之路和平交往的局面。从 “哈密危机”的演变趋势来看, 要完成这一转变并非易事。“哈密危机” 之所以延续50多年, 就在于西域格局的复杂性和明朝君臣认识上的巨大差异。总体而言, 只有采取务实的态度, “以镇静安辑为主”,以 “羁縻” “怀柔” 为术, 才能妥善处理各方利益, 确保古丝绸之路为 “入贡之路” 而非 “入寇之路”,有效化解危机, 在化解族群矛盾中维护西北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保障陆路丝绸之路的畅通。在改变应对策略之后, 面对牙兰的 “悔过输诚”, 明世宗没有将其诛杀, 而是安置在湖广, 不给土鲁番提供再次挑起事端的借口。与此同时, 土鲁番的头目也认识到维护 “地方安稳” 的重要性, “惧怕朝廷法度”, 亦有自责之意。在 “嘉峪关-土鲁番” 的模式中, 和平交往再次成为陆路丝绸之路上的主旋律。

明朝对河西走廊和西域的管控是成功的。因土鲁番袭扰, 哈密卫瓦解之后, 明廷针对新的西域局势, 承认日益崛起的土鲁番, 以确保朝贡道路的畅通。与汉、唐两朝相比, 明朝是与西域诸政治体保持交往最长的王朝。在有明一代, “中国与西域交通甚繁, 撒马儿罕 ‘比年, 或间一岁, 或三岁, 辄入贡。’ 沙哈鲁亦恪尽藩属之礼, 朝贡不绝”。在整个明代,“连接明朝内地与西域的丝绸之路, 是一条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国家利益与社会和个人利益叠加, 利益交换与文化交流齐头并进的多功能管道”。

不论是 “嘉峪关-哈密” 模式, 还是 “嘉峪关-土鲁番” 模式, 关键支点在于嘉峪关。在 “嘉峪关-哈密” 模式中, 哈密与嘉峪关共同辨验使臣, 确保朝贡的顺利进行; 而在“嘉峪关-土鲁番” 模式中, 验放使臣的事务全由嘉峪关承担, 其压力空前增大。嘉靖前期, 陕西三边总制唐龙称: “西域诸夷其名号不系我朝封爵, 先年入贡止据哈密忠顺王开奏某处某起人数。今忠顺王年久缺封, 哈密止照伴送之例, 遇夷使到日差人伴送, 虽哈密之人知亦未真……但彼处远方既无可稽, 供报词语又隔译审, 委难取实”。有明一代, 嘉峪关是明朝经营西域和维护陆路丝绸之路的门户, 也是明代陆路丝绸之路上的安全符号。嘉峪关既是一个有形的关隘, 又是一个无形的文化符号, 在确保西域贡使的安全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原文刊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3期，引用请参考源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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