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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探讨了明初建文朝文臣陆颙两次出使朝鲜的历史细节与深远影响。陆颙的使行不仅是一次复杂的外交活动,更折射出元明之际中朝士人交往由“私谊”为主转向“公事远远大于私谊”的时代之变。在“靖难之役”的政治背景下,建文帝试图通过颁赐《大统历》、赴朝市马以及文臣唱和等手段拉拢朝鲜,最终却因朝鲜方面的两面策略与战局发展,未能达成联合抗燕的政治初衷。尽管陆颙因私德有失而遭弹劾去职,但他留存的《颐光集》与中朝唱和诗卷,为后世保留了被永乐朝大肆销毁的建文时期珍贵史料。这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建文朝政治与外交政策的认知,也为明初东亚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支撑。
作者介绍
余辉,历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
文章来源
《明清论丛》2024年第24辑,第111-121页。
摘要
明初中朝恢复出使关系是中朝关系史上的重要话题,也是后蒙古时代东亚各国交往形态形成的标志,影响了此后五百年中朝关系发展走向,及进而形成的独特朝贡使节外交。本文通过考述建文时期陆颙两次出使朝鲜,梳理其留存至今的唱和诗卷,来分析建文朝对朝鲜的政策,且试图拉长历史的焦距,以“公”与“私”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使节出使朝鲜。
关键词
陆颙;出使;朝鲜;建文朝
明初建文朝陆颙两次出使朝鲜:第一次是颁赐明朝《大统历》予朝鲜太宗;第二次则是前往朝鲜市马,充实南军军力。先后两次出使,令陆颙在建文朝获得了较高声望,但因其在朝鲜狎妓,遭到弹劾而去职。其后,他又凭此获得永乐帝的宠信,使得他可以继续保持与朝鲜君臣的友谊,也保留了中朝士人唱和诗卷,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献史料。陆颙生于元朝末年,他出使朝鲜与元朝士人游历朝鲜截然不同。如果我们将陆颙出使放置于从元代到明初的长时段来看,则会发现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流发生了显著变化,公事远远大于私谊,这是元明之际的一大变化,也是东亚士人交往史上一大转折。
一、 陆颙及其《颐光集》
陆颙,字伯瞻,明初扬州兴化人。洪武中,举明经,授德安府安陆县儒学训导。明太祖第十二子湘王朱柏雅重其人,召入府中,酬唱诗歌,为其取号“颐光”。并屡次推荐其入朝,后升刑部主事。建文朝,以其为礼部主事,两次奉使朝鲜。永乐初,参与重修《太祖实录》。永乐元年(1403),以誊写实录之功,升任礼部员外郎,后调任户部员外郎,卒于任上。有《颐光先生诗集》传世。永乐帝称其“诗、书、画”三绝。
颙父陆谦,由荐举任明朝湖广都司断事。陆颙之兄陆闿,字伯阳,号友菊,官楚王府伴读,善画山水、树石,撰有《陆伯阳诗集》《续古乐章》等。陆颙之子陆瑄,善山水、人物、花鸟、草虫、杂品,极其精妙,以贤良方正应辟举;陆琰,善唐马,苍茫败素,时人视为拱璧。陆瑄之子陆锡,善花鸟,有吕廷振之风,能诗,号东邨外史。陆颙后裔中著名者,有明代著名道士陆西星,是道教内丹派东派的创始人,儒道兼修,学养深厚,是明代学术水平较高的内丹家。陆震,字仲子,陆西星嫡亲裔孙,清代著名文学家,清代画家郑板桥之恩师。
陆颙之兄陆闿与杨士奇交谊颇厚,诗文唱和频繁。陆闿之子陆琇曾经拿着杨士奇与陆闿往复诗帖真迹,重新让杨士奇题跋。杨士奇非常动情地写道:“第念余初至武昌,与伯阳一见,相好如平生,或数日不见,辄奔走相觅,各出所为文章相磨切。常延余坐友兰轩,置酒沦茗,相谭论为乐,忘尔汝,有过失相规,无所顾避,盖相聚七年而别……余平生交友多矣,或亡没,或散处,独伯阳至今常往来于怀也。……其文章长于诗,古体宗魏、晋、宋,近体主盛唐,兼工书法,极力钟元常、王逸少父子。尝曰:‘去此,非第一义。’画山水木石,亦为当时所重,盖高尚绝俗之士也。世何可多得哉!”
现存杨士奇文集《东里集》《东里续集》中,保存有12篇赞美陆闿的诗文,谈及陆闿的书法以及诗歌的成就,亦推崇非常。陆瑄也谈及杨士奇与陆颙有唱和诗,可惜均已散佚了。但由此不难看出杨士奇对陆闿、陆颙昆仲的推崇,亦表明以陆氏兄弟为代表的陆氏家族在明初书法诗歌绘画领域的地位。陆颙的传记也记载其擅长书法、绘画,及在诗赋等方面的成就,可以说,陆氏家族在明初即以此为各方文士所推崇。其家族文风一直绵延到清代,代出文士,是明清扬州兴化县一大名门。
陆颙诗集《颐光集》,有《明史》记载二十卷本,焦竑《国史经籍志》及《千顷堂书目》、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也记为二十卷本,徐乾学《传是楼书目不分卷》则录有六卷本。可见陆颙著作《颐光集》有二十卷本与六卷本两个系统,二十卷本现不见存,现存的只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景泰元年(1450)刻本,洁白棉纸,大黑口本。卷首高毂前序、杨复(正统三年,1438)序,其后陆颙木刻线描像,并有高毂及魏秀麒撰像赞,卷末有白珂后序与陆瑄跋文。陆瑄跋文提及六卷本《颐光集》乃请高毂删定,观诸内容,都为诗集。此外还有补遗两卷,实为八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此本乃清末藏书家张钧衡的旧藏。
补遗两卷为陆颙出使朝鲜之诗卷:一为中国士人送其之诗卷,二为朝鲜士人送其返国之诗卷。此诗卷为陆家传世之宝,至清康熙朝,传至陆颙后裔陆震(郑板桥之启蒙师)。陆震殁后,诗卷遂逸失。多年后,陆元礼(陆震之后辈)复于外得此诗卷,庆幸之余,乃请其友郑板桥题跋。
山海关雄蓟北门,大明天子嫌侵吞。高句骊古东属国,陆公万里宣王言。彼之事我实帝天,我之字爱如弟昆。不用干戈用礼让,松花鸭绿波涛温。小队前驱骑后簇,中持使节风飘翻。关门小吏出罗拜,香猊彩障连花村。旌旃旗羽列山阜,入其国郭王来奔。公之丰裁动中国,况经异域光辉磨。夏琏商瑚周大贝,光价百倍皤玛璃。君臣赓歌劳形役,盈廷唱和如篪埙。不取珍奇取笔墨,外国愈益天朝尊。即今三百七十载,字迹端好诗完存。锦囊玉轴檀匣椟,世世继继贤儿孙。君家沧浪及方壶,神仙经济难具论。鹧坞春草劝宰相,虚静恬澹笺漆园。爝火文章欺灭没,此独岘峰撑乾坤。云间诸陆古所贵,精灵百代犹渊源。
公之裔孙元礼属题,后学郑燮拜手敬颂。乾隆二十七年岁在壬午后五月二十有八日。
《颐光集》收录很多赞美建文帝的诗。另,据《兴化府志》记载,此诗卷原有方孝孺题跋,然现存《颐光集》却未见。此诗卷最终失传,方孝孺题跋也就最终丢失了。可见即便到了景泰年间,方孝孺的文字依旧是不能被公开刊刻讨论。
白珂为陆颙做序,谈及陆颙为诗颇有古风,评价甚高。“彼世之为文与诗,好于奇者,语或滞于险涩;好于古者,言或出于怪癖。或隐晦其意自以为深,或突岘其体自以为高。不知简淡之味、和平之音、正直之旨、微婉之辞,乃诗家之格律、文章之正宗也,其视《颐光之集》为何如哉!”有学者认为白珂推崇陆颙温厚和平、简淡沉实之风格,并将其成因归于“本诸道德”,批评明中期以来诗人因追求奇、古、深、高,往往流于险涩、怪癖、隐晦之弊端,其理想风格是简淡和平、正直微婉,与明初台阁文人所推崇的理想风格相类。所以得到明初台阁文士的极大赞誉。高毂选编《颐光集》也说:“其子瑄衮集成编,得夫古选歌行律绝四百余首。”可以说陆颙的诗歌的确是门类齐全,包罗万象。
二、 陆颙在朝鲜的活动
建文三年(朝鲜太宗元年,1401)二月,建文帝派遣礼部主事陆颙、鸿胪寺行人林士英等赍捧诏书至朝鲜,其主要任务是向朝鲜颁布新历,正式承认朝鲜建国。这是朝鲜第一次接到明朝的《大统历》,其意义非同小可。
陆颙使节团过朝鲜义州,受到义州牧使权衷的欢迎。陆颙到达朝鲜王京(今首尔)后,朝鲜太宗李芳远率百官朝服郊迎。陆颙深情地对李芳远曰:“义州牧使待我甚厚。”李芳远表示:“比来小国不见使节久矣,今喜得复见尊使,固宜尽心。”其后李芳远与太上王李成桂先后在宫中、太平馆数次宴请明使,宾主尽欢。
陆颙此番第一次担任使节来到朝鲜,颁布建文帝的诏书,承认朝鲜国王更替,但这其中也隐含着显示建文帝之正统地位的意义。建文帝诏书曰:
自我太祖高皇帝抚临万邦,称臣奉贡,罔或怠肆。暨朕祗受遗诏,肇承丕緖,即遣使吊贺。时在谅阴,不遑省答。及兹除服,会北藩宗室不靖,军旅未息,怀绥之道,迨今缺然。惟尔权知国事李曔,能敦事大之礼,以朕生辰,复修贡篚,心用嘉之。今遣使赍赐建文三年《大统历》一卷、文绮纱罗四十匹,以答至意。尔尚顺奉天道,恪守藩仪,毋惑于邪,毋怵于伪,益坚忠顺,以永令名。俾后世谓仁贤之敎,久而有光,不亦休乎!故兹诏示,宜体眷怀。
从此诏书可见建文帝对于自身正统地位的强调,即自身法统来源自太祖高皇帝直接传授,而且朱棣身为外藩,作乱北方。建文帝此举用意十分明显,一方面是为取得朝鲜王朝的支持,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敲打朝鲜王朝,令其不要支持朱棣。朱棣对建文帝发动“靖难之役”,绵延数年,朝鲜方面一直作壁上观,但朝鲜靠近辽东,亦令建文帝非常忧虑,朝鲜对两方的态度倾向,都对战局有着重要影响。建文帝在诏书最后,一直强调朝鲜不要惑于邪、怵于伪,用“邪”与“伪”等词,一方面是对朱棣势力的蔑称,另一方面表明对平乱三年(朱棣方面称“靖难之役”)劳师无功的无奈,表明此时他已经深刻意识到朱棣势力已然做大,而朝鲜对建文帝的尊奉已经动摇,所以一再强调朝鲜要事大,恭顺朝廷。
李芳远对于建文帝颁赐《大统历》表现得非常热情,这是其篡权夺位后,王位合法性第一次得到明廷的承认。他马上拜祭天地,与佐命功臣,歃血盟誓。
上如马岩坛下,与佐命功臣歃血同盟,用祭服。其载书曰:“维建文三年岁次辛巳二月朔庚寅十二日辛丑,朝鲜国王李讳,谨率勋臣义安大君和、上党君李伫、完山君天祐、门下左政丞李居易、右政丞河仑、判三军府事李茂等,敢昭告于皇天上帝宗庙社稷山川百神之灵……不图又有狡猾怀奸构逆,谋我骨肉,称兵向阙,祸在呼吸之间,又缘亲勋奋忠効力,旋即讨平。上王乃虑国本未定,人心易摇,谓予不谷,为同母弟,且于开国定社之际,又有微效,命为储副,委以监抚之权,夙夜兢惕,尚惧不堪,遽承上王传付神器,辞不获命,乃即于位。载念不谷,得至今日,实惟亲勋忠义之臣,协力靖乱,翊戴佐命之力是赖。……”
盟誓诏书中,李芳远强调自己“即于位”得到了明朝的肯定,并例举周代盟书、汉高盟誓故事,要求举行册封典礼,以稳固江山万年。明朝虽然公开表达对李芳远支持之意,但是李芳远也说自己王位是“不幸权奸贪宠挟幼,惎我兄弟”,自己掌权完全是“靖乱而来”,这一点对建文君臣极其讽刺,因为此时燕王朱棣正在中国北方打着“清君侧”与“靖难”的旗号,与南方建文朝廷进行殊死争斗,明朝册封的藩国却打着与明朝“反贼”一模一样的政治口号,进行政治活动,可想而知李芳远对建文朝的支持态度亦有限。
陆颙此行除了颁布诏书外,还在朝鲜宫廷与李芳远进行诗歌唱和。
二月辛丑日,陆颙进诗三篇:《怀德音》《谢花》《谢赠衣带》。癸卯,陆颙为李芳远绘制《江枫钓叟图》并题诗以赠。己未,陆颙等启程回国,李芳远率百官饯于迎宾馆。别筵上李芳远次陆颙《怀德音》原韵和诗二首,陆颙和诗相谢。②值得一提的是,陆颙在《怀德音》中称:“归奏龙颜应有喜,功勋定救史书传。”陆颙于诗中表达了希望李芳远出兵牵制朱棣的意思,李芳远没有在唱和诗句表示反对,但也没有明显应合。临别之时,陆颙对李芳远说:“至诚事大,吾将奏闻,必赐诰命矣。”
此次出使朝鲜,还有一个插曲,陆颙恋上朝鲜官妓委生,故归国之后,即极力谋求再次出使朝鲜。他向建文帝建议与朝鲜市马,充实官军军力,得到建文帝谕允。建文三年九月,建文帝派遣太仆寺少卿祝孟献、礼部主事陆颙再次出使朝鲜。但不久祝孟献即发现陆颙之私,威胁他要上报朝廷。官妓招待天朝使臣,是朝鲜官方的传统,其后端木智、周倬等使节也都接受了这一招待,并表达了赞美,只不过陆颙表现的比较强烈,且谋图带官妓回国。陆颙心中大惧,他告诉李芳远:“愿殿下奏帝,颙已死矣。”哀恳甚至,拜跪无算,不进酒食。十二月,祝孟献、陆颙完成市马任务,启程返回明朝,李芳远设宴款待。此时祝孟献弹劾陆颙与朝鲜官妓有私的奏章已经上达天听,建文帝震怒,于是遣兵部主事端木智提前代替陆颙,在辽东替换了陆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与陆颙同行的监生刘敬,见陆颙带回朝鲜官妓,遂仿而效之。对李芳远明确表示,希望把朝鲜官妓带回国,李芳远亦笑而从之。。
此次明臣出使朝鲜,虽小有波折,亦属宾主尽欢,但是其主要任务———市马却没有达成。我们再来看这次出使时,建文皇帝诏书曰:
……礼意恭顺,朕甚嘉焉。昔周盛时,内有管、蔡之乱,而越裳氏万里入贡,成王、周公喜之,其事着于传记,越裳氏之名,荣华至今。朕德不逮古,而朝鲜为国,视越裳为大,入贡之礼有加,今特遣太仆寺少卿祝孟献、礼部主事陆颙,赐王及父、兄、亲戚、陪臣文绮绢,各有数,以致嘉劳之怀,至可领也。夫守道者,福之所随,违道者,殃之所集,天之命也。朕奉天而行,乐与宇内,同臻于治,尚其勖之,以绥多福。
建文帝在诏书中,公开承认明朝的内战是“管、蔡之乱”,希冀朝鲜支持朝廷官军平叛,最后不忘谈及自己是正统奉天。这一点朝鲜方面看得非常明白,不以建文帝的言语为意,继续按兵不动,也没有大力支持建文帝市马。陆颙第二次出使朝鲜,本来要求一万匹马,但是李芳远表示仅可置办五千匹。归国后,经过辽东建文方面的明军检验,其中很多又不合格。几个月后,朱棣攻下南京,建文朝廷最终覆灭,这批马最终也未曾派上用场。
朱棣即位之初,派遣都察院佥都御使俞士吉出使朝鲜。俞士吉至朝鲜后,对朝鲜大臣权近言道:“昔陆颙辈奉使于兹,因诗酒荒乐,中国之士,闻者皆笑之。是以吾辈初欲誓不作诗。”除了陆颙、刘敬等索取妓女外,建文朝最后一次派遣出使的使节潘文奎(建文二年进士,浙江永嘉人)也在《朝鲜王朝实录》留下了“文奎温雅风流,清不近货,唯求诗卷。文奎爱妓淑椒,欲率行境内,至兴义遣还”。可见,陆颙等狎妓之名流遍朝野,但其诗名也受到了朝鲜朝野的公认,所以俞士吉才说并不作诗,实则觉得若无法超越陆颙,总有些惭愧。永乐初年,朝鲜大臣河仑、李詹、赵璞出使明朝,为李芳远呈进时为兵部主事陆颙所寄《夫子图》《三元延寿图》。陆颙两次出使朝鲜,与朝鲜王朝朝廷互动良好,遍交朝鲜君臣,这一点是明朝使臣中所不多见的。陆颙借助公家的使行往来,联络了私人感情,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人文交际,是公与私兼顾。虽然从陆颙两次出使的结果来分析,建文帝联合朝鲜、抗击朱棣的初衷算是破灭,但这一点是朝鲜基于自身实力与靖难之役发展态势决定的,不可责之于陆颙出使这一行为。
三、 从陆颙唱和诗卷看建文朝对朝政策
前文叙及陆颙擅长诗、书、画,永乐帝称其为“三绝”。他两次出使朝鲜,在诗卷制作上皆做了大量的准备,此诗卷在康熙年尚存原稿,刊印本则保留在八卷本《颐光集》中。值得一提的是,这份诗卷是明初中朝文臣唱和仅存的诗卷。特别是永乐朝大肆销毁建文朝史料,八卷本《颐光集》成为书写建文朝政治、外交、文化等的重要材料,使我们可以一窥建文朝对朝政策的细节。
酬唱诗卷制作,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康熙时期的朱彝尊认为元人最盛。朱彝尊特别举出几例:“予思古来友朋酬和之乐无如元人。安阳许氏则有《圭塘欸乃集》,昆山顾氏则有《玉山名胜雅集》二编,吴县徐氏则有《金兰集》,上虞魏氏则有《敦交集》,浦江郑氏则有《麟溪集》,流播至今。”朱彝尊认为元人对于制作刊刻诗卷有着独特的热爱,现代学者以这种为“酬赠总集”,而制作这种诗卷,首要就是要收集诗歌。明初建国,去元未远,风气仍然较为浓厚,特别是出使朝鲜这种难得的机遇,所以陆颙藉此机会,收集大量的唱和诗篇。陆颙第二次出使时,随员监生刘敬由于位阶较低,唱和较少,他就直接向朝鲜王朝议政府求取唱和诗卷。“(刘)敬求诗卷于议政府,政府以闻,艺文馆应奉司,令时散文臣,作诗四韵或长篇,成轴以赠。”建文朝最后一次出使朝鲜之使臣潘文奎,完成出使任务返明朝前,“清不近货,唯求诗卷”。连日本僧人梵龄上人奉室町幕府之名出使朝鲜,回国前也请朝鲜世宗李裪题跋所带诗卷,李裪请艺文提学尹淮塞撰写。可以说,当时出使朝鲜的东亚各国使节,稍备汉文学者,皆喜酬唱诗歌,以记人生高光时刻,而亦可于侧面敦睦邦交。我们从这些跨越国际的诗卷中,可以看出当时丰富的文化交流意涵。
陆颙朝鲜唱和诗卷首篇即是苏州王汝玉的《送春官主事陆伯瞻使朝鲜国诗序》,他写道:“今朝廷重乎使,指欲往者,将命副所倚,而适其宜,宣德化,以广同仁之泽。顾惟伯瞻,咨讵过厚于彼哉,尚勉之归,为吾儒得人之贺云。”第二篇为苏州名士钱仲益之序文:“圣主御八极,海水无波,年谷丰硕,修职贡效臣节,接迹遣使……皇风将命,得宜善对。始知学问非无功。天朝擢士,选奇俊简注。久属皇心,隆敕令,再往给龙节。”王汝玉(?—1415),苏州人,原名遂,以字行。年少强闻博识,从学元末杨维桢。十七岁中举人。永乐年间,由应天府学训导擢翰林五经博士,后参与修撰《永乐大典》。钱仲益(1332—1412),名允升,字仲益,以字行,自号锦树山人,无锡人。元末中江浙行省乡试,为杭州录事。洪武末年,举明经,为无锡县训导。建文中,以荐入为太常博士,参修《太祖实录》。王汝玉为当时苏州青年才俊,钱仲益为姑苏老成耆旧,陆颙让二人写序文,颇有深意。盖二人都是当时苏州地区名重一时的才子,在建文时期名噪一时,一老一少,交相辉映。特别是钱仲益序文谈及学问之用,乃是感慨洪武时期不重士人的境遇,现在天子遣人出仕,首重学问,使他得到少许安慰,所以借此机会抒发自己的感慨。王汝玉也借此机会,抒发感叹,以“吾儒得人”勉励陆颙出使朝鲜。此外,还有临川周得举序,亦谈及皇帝兴王化,重儒臣出使,让海东朝鲜得以瞻仰上国风采。可见建文朝重文教之风。
池阳黄观的诗亦有代表性,他的诗作《送颐光使朝鲜》:“东服来王荷宠褒,遥宣圣泽属仪曹。九重锡予皇恩重,万里驰驱使节劳。人仰中天红日近,星环北极紫微高。来迎父老应相语,风不鸣条海不涛。”黄观诗中称陆颙将要宣扬王化于朝鲜,赞扬陆颙为皇帝(建文帝)近臣,得此殊荣。诗卷所收大部如此。但天台叶惠中诗中明言:“天子圣德宣融,昭临八表,如日之中,谁谓国远,靡有不烛,视彼要荒,无异甸服。管、蔡构难,东征三年,昔有越裳,今也,朝鲜也。”叶惠中认为此次出使非同小可,此时朱棣以“靖难”之名兴兵,明廷正忙于处理此非常棘手之事。三年无果,建文帝希望朝鲜如古越裳国一样勤王保驾,这就点出了陆颙两次出行的真实目的。上文所引述他写给朝鲜太宗李芳远的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这种心态深深影响了建文帝的对朝政策。
此外,陆颙还请明初宿耆高逊志等人题诗。我们通篇看给陆颙题诗之人,都为建文朝饱学之士,可见建文朝朝野诸人对此事的看重。
陆颙到朝鲜后,亦遍请金瞻、权近、金自粹、郑以吾、河仑、李对蕃、李舒、赵浚、李原、赵璞、李荟、闽谍、权遇、郑龟晋、李天骥、李升商、卞季良、李瞻、金时用、李来、金绻、成溥、尹珪、房士良、赵庸、郑泽、金尔音、李逊、金科、李檐等唱和。这些人都用热情洋溢的诗歌或序文,赞美明太祖朱元璋与今上建文皇帝,对陆颙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金宗直给李稷《亨斋诗集》写序谈及李稷能以诗笙镛一代:“尝再奉使于皇朝,抵燕、蓟,涉江、淮,与闻人陆颙、章谨辈唱和。其都邑河山之巨丽,礼乐文物之融侈,收拾涵蓄,以尽天下之大观,达者而工于诗,先生亦其人也。”徐居正则说:“中朝使臣前后来者,皆文章节义之士。自陆颙、端木孝思、祝孟献以下,皆可数。”建文朝多用文臣出使朝鲜,对促进当时中朝双边关系有着一定的积极效果。
朝鲜君臣对双方诗歌酬唱有着准确的定位,就在陆颙出使12年后,李芳远对议政府左议政朴訔、右议政韩尚敬说:“建文唯事词章,陆颙等每称圣天子,卒至于败,独不鉴此乎?古人云:文武并用,长久之策。”可见他们并不是很认同建文朝这种以词章为代表的政治文化,但出于现实考虑,他们对于陆颙的诗篇也积极应和,以达到获得明朝册封的目的。李芳远篡权起家,从内心中并不认同建文帝这种文治政策,陆颙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了明朝与朝鲜唱和最多的大臣,虽然达到了宣扬建文帝文治教化的目的,但建文帝君臣欲联合朝鲜、对抗朱棣的愿望最终却未能实现。
四、陆颙使朝的意义及其影响
放在明朝政治语境下,陆颙出使朝鲜固然有其独特的意义,但如果我们从一个长时段来看,则有着更为深远的意涵。元朝时,中原士人往来高丽十分容易,高丽大臣崔瀣所著《拙稿白千》就记载江西人张国琛游历元朝全境及朝鲜的故事。“豫章张国琛以今年七月,至寓王京一览楼者数月。予征诸主人,国琛终日危坐,若无言者。有来问以事,则亦一一说之。其学本吾儒,兼通蒙古字语,旁出入术数中。自言尝为江西举子入其选,又为朝贵荐,祗敕钦宣者再,其游观几遍天下,由都南至庾岭,西至华峰,北至和林。其间风俗异同,皆采而有记。名山胜境,无不登览。自去年东游,历辽阳抵王京,兹又西返,其来也无求,其去也亦无所恋,卷舒自由,翔集有所。要之非池笼中可畜养者也。”张国琛以江西士人身份在元朝境内游历,甚至可以走辽阳陆路前往高丽,与高丽士人广为交游,这都是明朝士人所难以企及的。同样,高丽士人朴少阳来到大都,流落街头之际,被西夏后裔斡玉伦徒收为门徒,亦成为一时佳话。
明朝士人往来朝鲜,最大的机会便是作为使节出使朝鲜,故每一位出使大臣都非常珍惜这样难得的机会。朝鲜方面自然亦是如此,他们迫切希望得到明朝士人的肯定。洪武十八年(1385)周倬出使朝鲜,为大臣郑道传文集写序时谈及:“吾尚期宗之上朝天庭,观风云际会之盛,识江山海宇之广,接衣冠文物之威仪,见城郭兵甲之富庶,睹制礼作乐之大典,则宗之之襟度学问识趣。超越乎今之器局。上可以歌扬皇风圣泽于无穷,下可以训国之俊秀。致古论今,忠君事亲,以尽用夏变夷之化。”周倬希望郑道传能亲自来中原,见识中原文物典章,体会圣主气度,感受大明王朝的繁盛荣景。这些带着官方性质的交游,与元朝那种士人自然交往截然不同。萧启庆先生认为:元代中期以后,一个日益壮大的蒙古、色目士人群体业已出现,他们与汉族士人交往密切,形成一个多族士人圈,文化素养相同,各族士人乃能形成同乡、姻亲、师生、座主门生与同年及同僚等关系,而这些关系更进一步成为各族士人间密切交融的一个网络。这种景象在冷峻严酷的明朝初年委实是难以想象的,遑论中原士人隔山跨海前往朝鲜半岛,与当地士人交友,更难以有元代那般自由。但不同的是,元代时的中朝士人交往乃是私谊,明朝使臣出使与朝鲜君臣唱和,则公事重于私谊。
陆颙两次出使朝鲜,乃是建文帝开始调整洪武时期的对朝鲜政策,改派文臣出使,对朝鲜释放善意,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中朝两国关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在联朝制燕这一初衷上,却又事与愿违。究其原因,建文帝继位三年后才开始派遣陆颙以颁赐《大统历》为由出使朝鲜,欲联络朝鲜抵御朱棣军队,然此时明朝官军与朱棣军战事处于胶着状态,结果尚无法预判,加之此时朝鲜国内还存有很多反对势力,不可能也不会大力支持建文帝。因此,李芳远对建文帝采取了两面策略,一方面乐见建文帝对其进行册封,藉此提高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不惜成本精细安排,花大气力招待这些明使,令其流连于朝鲜官妓而忘返,但另一方面出于保国之道,亦示好于燕,拒绝了两方军事支援的要求。
李芳远本身汉文化修养尚可,他是高丽末期进士,对于诗歌酬唱非常在行。明成祖就曾说“朕闻尔王读书人也”。对于明朝使臣带着各种目的与朝鲜君臣的唱和,他一概热情回应,甚至还亲自与陆颙唱和,极尽地主之谊,这一行为也令陆颙等人十分感动。永乐时期,李芳远还派人转呈自己画作给朱棣,也可算当时东亚世界一段奇妙的情谊。
陆颙出使是带着建文帝任务的,他却都没有完成。我们可以根据前文分析,陆颙因为狎妓而被弹劾,中途在辽东即被撤换,他对建文朝肯定有所不满。而且陆闿、陆颙昆仲与杨士奇等永乐朝显宦交好,并且陆颙最终得到了永乐帝赏识,这也是他敢于在永乐朝继续与朝鲜保持联系的底气。永乐帝朱棣对陆颙甚为欣赏,称其为诗书画“三绝”,大力拔擢,甚至令其参与重修《太祖实录》,这都是建文遗臣所仅见的。
永乐时期,一反建文帝时期选拔使臣的标准,除了初期几次由文臣出使朝鲜外,其后大多派宦官出使,他们在朝鲜表现出贪墨与冷酷,使得朝鲜方面大为失望。直到正统十四年(1499),倪谦以文臣出使,令朝鲜君臣大为激赏。而《颐光集》早于正统年间即已编就,却迟至景泰元年(1450)方才刊刻,可见陆氏后裔也在等候朝廷的政治讯息。明廷其后也意识这个问题,成化帝专门下诏书,要求以后只选文臣出使:
朝鲜虽称外国,其人多读书知礼。苟使臣非人,必为所轻伏,乞追寝成命。于翰林院官,或六科给事中推选一员及行人司官一员,往使为便,会山东分巡辽海按察司佥事俞璟亦以为言,礼部以闻。上曰:“英所言良是,今后赍赏,遣内臣其册封等礼,仍选廷臣有学行者,充正副使,庶不失中国大体,而亦可服远人之心”。
其实成化帝君臣有所不知,早在建文时期(当时所谓“革除时期”),朝廷就已经大规模派遣如陆颙之类文臣出使,只是永乐朝一反建文朝政策,并大力改删建文朝史籍记述,致使明朝中期以前不尽知建文朝历史。
概而言之,建文朝陆颙两次出使朝鲜,为明初游历朝鲜时间最为长久的文臣。他交游广阔,唱和颇丰,特别是与朝鲜国王李芳远的私交甚好,尽管有些私德不修之事,但瑕不掩瑜,在推进明朝与朝鲜之邦交稳固方面,陆颙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保存于《颐光集》中的唱和诗篇,也为我们了解建文朝政治文化、对外政策提供了至为重要的史料,在中朝关系史研究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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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采集:邵淦
文字编辑:李佳璠
媒体编辑:李陈一佳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学忍堂史学
